Month: Dec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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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王上》8：56） 有一天，我们会明白：神每一个“不”，都是有理由的。所以知道怎样等候神乃是基督徒最高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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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9期 刘志远 维真大学的神学教授约翰‧史塔克豪斯（John Stackhouse Jr.），在他的近作Making the Best of It： Following Christ in the Real World里，引用了潘霍华的话：“对今日的我们而言，主耶稣到底是谁？” 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反省。潘霍华当时的教会，正面对黑暗──希特勒的掌权。对今日信徒面对的不同挑战，史塔克豪斯延续潘霍华的思路，接着问：“为主，我们今日当成为何样人？” 这是两个相连的问题：当我们真认识到主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去思考第二个问题。 所谓“后基督文化” 我们必须承认，很不幸的，今日的教会有很多人为的墙。这些墙拦阻了福音国度的建造，让教会失去时代的见证。上帝终极的旨意是必然成就的。当人亏负了上帝的使命时，损伤的只是人自己。 教会普遍存在着无形的墙，有意无意地隔断了上帝与人的关系，也成为社会敌视福音的原因之一，形成了所谓“后基督文化”。 什么是“后基督文化”？“后基督文化”意味着基督教对社会影响力式微。在一些圈子里面，基督教已经成为众人揶揄，甚至攻击的对象。北美很多主流教会的聚会人数不断下降，就是其现象之一。 当然，也有人指出，北美华人教会不断增长、欣欣向荣。这纵然是可喜的，但这增长毕竟掺杂着政治、经济、移民和留学潮等因素。我们不要因此忽略后基督文化潮流带来的警示，要提高警惕，汲取教训，不要步一些北美主流教会的后尘。 “墙”的负面效果 要打破这些墙，首先需要了解它们。笔者就自己的观察，举出其中几类，让读者有些概念。 第一类 第一类墙，就是教会、信徒与社会、文化脱节。杨凤岗曾如此描绘北美华人信徒： “中国基督徒中，总的说来开放主义者不多，基要主义者不少，而福音主义者仍基本停留在教会的围墙之内，没有发挥多少社会作用……他们不关心社会、不参与政治， 拯救灵魂和属灵生活是教会活动的全部。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福音主义者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自限于教会之内。”（编注：参杨凤岗，《现代 性、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重大挑战》） 信徒躲在教会围墙以内，享受团契生活。除了上班和日常家庭生活，不问世事。 教会也不与社会或社区有什么交流，独善其身。之所以如此，或是归咎于生活忙碌：非不想也，乃力不从心耳；或认为教会以外的东西都是属魔鬼的，必须步步提 防，拒绝、排斥，免受污染。就这样把无形的墙建立起来，以保持教会整体和信徒个人的纯洁。 这是圣俗分明，甚至割裂的世界观。教会的一些措 施、传统，就是要维持这个圣俗分野。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分界线是好的：教会和信徒的确需要对世界分别为圣，让人看到我们属上帝的生命，就归荣耀给上帝。不 过，如果信徒因此有意、无意地产生属灵骄傲，让人觉得是自认高人一等的圣人，就拦阻了福音的传播。这种分割，也会使信徒、教会越趋内向，传福音缺乏动力。 第二类 第二类是建立在教会、派系之间的墙。自从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宗派林立。这些宗派基本教义大致相同，差异多在次要的教义上，像灵恩的表现，洗礼的仪式，崇拜音 乐的风格，妇女在教会的领导地位等。其实这些问题，并非福音的核心。若能开广胸襟，彼此尊重，互相欣赏，这些差异不会构成问题，反而增加教会的多样性，反 映出上帝的多元创造力。 若是从狭窄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把这类议题的重要性无限提升，扩大到几与核心教义同等，就会在信徒、教会、宗派之间树起高墙，轻则自以为义，彼此排斥，不能合作，重则互相挞伐，破坏教会合一，成为世人不信主的借口。 相信教会里的墙还有很多，但这里的简述，已经让我们看到“墙”的负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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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9期 庄祖鲲 多年前，我曾参加由柳溪教会（Willow Creek Church）主任牧师海波斯（Bill Hybels）主持的教牧研讨会。在开场白中，海波斯牧师问全场1,500位牧长同工们：“你们伺候的顾客是谁？”一个声音从角落传出来：“执事会﹗”立时全场哄然大笑。海波斯牧师在笑声止息之后说：“是的，因为执事们不但决定你的薪水，还决定你的去留。然而，这也正是你的教会不能增长的原因﹗如果牧师、 同工们只关心、服事已经来教会的信徒或执事，对教会之外徘徊的人不闻不问，请问：他们为何要踏入教会？” 这的确是当今海内外华人教会的共 通问题：牧者们常常为了维持教会的经常聚会，探访生病或无故“人间蒸发”的会友，而忙得焦头烂额；同工们也为了教会内部的各种活动而无暇他顾。也就是说， 我们似乎只关心教会围墙内的人，而不关心（或无力关心）围墙之外失丧的人。如此，教会岂不就变成“斗底下的光”、“盐罐里的盐”了？ 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走到“墙外”呢？如果贸然走出墙，我们是否会被遍地游行的魔鬼吞吃了？我们是否会浪费教会的人力物力，在一些徒劳无功的活动上？在关心 社会与关怀信徒之间，有没有冲突或资源分配的问题？要如何取得平衡？这一箩筐的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的问题，也都是需要慎思明辨的议题。 福音的处境化 宣教学上所谓的“福音处境化”，是指不仅福音要在文化上“本土化”，还包括福音要能回应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的情势。然而20世纪初，由于“基要派”与“社会福音派”的路线之争，中国的基要派教会退出了教育界及文化界。迄今，中国大陆教会仍普遍有此“避世”的心理。但现在是我们重新检讨这个策略的时候了。 因此，在现有的处境上，中国教会需要回应的，包括都市化造成的社会问题，及基督信仰如何促成中国道德重整、文化更新等大问题。在海外的华人教会， 也需要关注重大的社会议题，并与当地众教会联合行动。在这方面，一些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教会，已经有值得效法的见证。 如何以基督信仰来更新中国文化，一向是我个人较关注的议题之一。中国教会信徒大多数在农村，都市中教育水准越高的人，信主比例越低。因此，中国教会信徒人数 虽然大量增加，却未能在中国社会看见明显的影响。这与港台及北美的华人教会恰恰相反，在海外，一向是知识水准越高的人中，信主的比例也越多。 现在由于“海归”学人的大量增加，使国内知识分子中，基督徒的比例也显著地提高，但是这并不代表基督信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有等比例的增加。如果我们确信 福音能转化文化，中国教会就应该鼓励更多的基督徒，以文字出版和大众传媒，来传递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并以生活及职场的见证，来凸显我们与世俗迥别的人生观 与价值观。 透过这些途径，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社会，进而改善日趋堕落的社会道德，并重塑中国的社会文化。 适切的着力点 如果在观念上我们同意：教会应该回应并关心社会的需要。那么紧接的问题就是：何时、何处是教会应该介入的？要如何做？也就是说，我们要选择“切入点”，来推 动教会发挥盐与光的功能，改变社会。而这些切入点，也必须是教会能发挥力量的“着力点”，否则将吃力不讨好、事倍功半。 在这方面， 18、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的“循理会福音运动”，值得借镜。卫斯理一方面在他牧养的基层信徒中，借着“主日学运动”推动信徒识字与读经，又 以小组聚会督促信徒在生活上结出悔改的果子。另一方面，他自己以写书、投稿的方式，唤醒社会里中上阶层基督徒沉睡的良心，造成舆论；又鼓励基督徒官员、国 会议员推动立法，使得社会改革能因着制度化而落实。我们应该鉴古知今，效法先贤。 不过，当教会想“进入社会”时，要避免“多角化”这似是 而非的“迷思”（Myths）。也就是说，在教会准备参与社会关怀时，要注意“单纯”（Simplicity）的原则，即“专注本业”。许多企业因盲目的 多角化策略，导致力量分散而一败涂地。因此，教会领袖必须自问：什么是教会的“核心本业”？什么是教会的“优势”？ 当今有些教会做的一些 所谓“社区服务事工”，是有待商榷的。例如，台湾教会普遍存在的“插花班”、“安亲班”、“健身操班”等，虽是琳瑯满目，却与光盐的见证无关。海外华人教 会则常设有“中文学校”，但是往往造成尾大不掉、喧宾夺主的现象。其实这些事工对传福音、作见证、改正社会风气等都毫无助益，却徒然耗费教会宝贵的资源。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做一些力不能及，或与教会形象无关无益的“事工”。 值得教会投入的，是那些需要委身并有长期果效的事工，包括：孤儿 院、贫民义诊、识字班、民工子弟学校、环保资源回收……教会或基督徒们若能长期在某些领域专注地投入，不仅能取得社会的肯定，也将取得发言权并发挥影响 力。香港的突破青少年事工，台湾的伊甸残障事工，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榜样。 适当的文化接口 当教会想“走出墙外”的时候，如何选择适当的“接口”（Interface），使教会能与整个社会“接轨”，是成败的关键。今天的华人教会，自牧师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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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9期 施玮 如果你去问牧师：教会有墙吗？牧师也许会告诉你：没有﹗因为教会是一群呼召出来的人，不是建筑物，当然没有墙！ 如果你去问神学老师：教会有墙吗？神学老师也许会告诉你：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的命令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太》28：19） “万民”当然住在全地，不会住在“墙”里。 不过，经文接下来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这不禁使人问：对“洗”完了的人，我们在哪教训他们呢？ 事实不容回避：教会有“墙”﹗而且我们心中不敢没墙，因为不知道：墙没了，谁会消亡？ “去”变成了“走出去” 旧约中寓指教会的主要有：以色列、帐幕、祭司、圣殿；新约中有相类似的名称：祭司、神的家、神的国，还有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新妇、圣城、金灯台。 “以色列”让我们想到拣选、族系。于是，我们这些信心族系的人，就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旷野去。然而，我们将离开本地变成了离开 现实社会和生活；将离开本族变成了离开文化与传统；将离开父家变成了离开人群；往“旷野”里去，成了退出社会，甘当不影响社会的边缘人、象牙塔里的修士。 教会的墙，就这么在无形中竖了起来，竖在信徒与人群之间，竖在信仰与文化之间。 离开世上的家，进入教会上帝的家，原本是永恒生命归属的问题。但事实上，为了灵性和身体的舒适与安全，我们更容易习惯“宅”在教会的四墙里，而不是在生命中、在心灵的深处行“割礼”。 我们当基督徒越久，就越缺乏非信徒朋友，身边没有了“邻居”，甚至“没有”了亲朋好友。于是教会的宣教事工只能是“走出去”，发单张、短宣、长宣。大使命中的“去”变成了“走出去”，一个“出”字显出“墙”来。 为顺服上帝的旨意，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耶稣离开天庭，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虽然亚伯拉罕的信和耶稣基督的神性，都超越了文化和时代，但他们仍活在人群中，活在与自己不同的人群中；他们都行走在地上，行走在“异乡”；并且，他们活在文化和时代中。 然而，我们却惧怕或不屑于活在与自己不同的人群（非信徒、异教徒）中。我们把教会大门内和外的世界隔开，将“属灵”表现为更多地待在四墙之内。我们将社会、 文化视为沉船，闭眼不看，塞耳不听，无动于衷地躲在救恩的方舟里。我们认为自己既然是“分别为圣”，是归于上帝的祭司，当然应该待在“有墙”的帐幕、圣殿 中﹗ 但我们忘了，旧约中的祭司，在民众中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帐幕、圣殿里。祭司进入帐幕、圣殿，是为自己和民众的罪悔改求赦，是为了领受上帝的教训、警示、指令。所以祭司不是活在墙里的人，而是为了墙外的人与事，进入帐幕与圣殿，且是上帝的话语、权柄临到众民的媒介。 更何况，新约恩典时代，上帝的殿就建在信徒的心里，我们凭心灵和诚实敬拜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基督，并且一切出于祂，也归于祂。上帝的国权，又岂会仅限于教会的四墙之中？ “囚室”的“透气口” 当今的时代是E世代，当今的社会是媒体社会，当今的文化是多元却混乱的文化。所以，我们的选择，不是要不要跨出教会的墙，而是要不要活在这个时代，要不要向这个社会传讲上帝的话，要不要去“网”那些游荡在文化中的灵魂？ E世代的特征，不是电子技术，而是人的生存模式。E世代表面上四通八达没有墙，但每个人都“宅”在自己安全的墙里。 活在E世代的我们，必须首先正视自己的围墙。我们一厢情愿地相信，在教会里大家是一体的。事实却常常是，肢体们成了一个拼板模型，而非血肉相连的基督的身 体。哪个小碎块动一下，例如，脚向外迈一步，不仅不会带动全身冲锋，反而会离开整体。若动作大点，还会整体散架。因此个体和整体都不敢动，当然也就不能跨 出教会的墙，更不敢真的让教会没了墙。 活在E世代的基督徒，首先要打碎自己的墙，才能真正成为生命体，而非模型。然后，教会才能不需要围墙的保护，而像风，像水、像空气一样充满这地，去打破E世代人的“宅”墙，让救恩的光照亮坐在黑暗地里的人。 E世代的人难以走出自己的墙，但电脑萤幕、手机萤幕等就是一个个小小的透气口。我们无法等他们走出自己的墙、再走进教会的墙来，而要让光充满这世代，借着一个个小小的萤幕“刺”入囚室。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媒体社会，微博与手机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媒体人。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同时也是媒体的受众。要向这个社会传讲上帝的话，这“传讲”就必然要使用当代的媒体。正如上面所说，E世代的人大多囚在自我里，被动或主动地“宅”在自己里面。 过去的布道会、个人协谈，其实都是等人走入教会，面对面地谈。现在却需要我们借助“媒体”，如水和空气般，渗透进每个囚室，来进行心对心、灵对灵的谈道。 这就要求我们更主动地了解不肯、不敢开放自己的现代“囚徒”，也要求我们更透明、更真实地敞开自己。因为，当人走入教会时，是他选择先敞开，并愿意从信仰话 题谈起。但如果是我们要走入他的心房，我们必须选择先敞开，从他关心的话题谈起，而他可以轻易地选择谈不谈、谈多少、谈多久。于是，我们更需要祷告，更无 法靠自己，更要依靠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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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9期 林秋如 回首来时路 张采蓉，这个开朗、平易近人的师母，像往常一样，开心地张罗著星期天满档的聚会，殷勤招呼著教会里的会友。 一群群光鲜亮丽的会友，享受了主日的属灵盛宴，神采奕奕地互相道别。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井然有序地离开教会，也离开中国城，回到散布洛杉矶的住处。 采蓉把车开出停车场，准备上高速公路回家。然而，一股莫名的情绪，让她把车开往相反方向，刚才的信息一直盘旋在脑中，怎么样也甩不掉：“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林前》9：16） 像一根点燃的蜡烛 绕着中国城这几条街转了好几圈，开得越慢、看得越仔细，心中就越澎湃，甚至让她招架不住。看着满街林立的广东餐厅、越南小吃、中药店、成衣零售商、墨西哥洗衣店、杂货店等，她像走进半个世纪前的亚洲、墨西哥…… 这不是她熟悉的干净、优雅、时髦、耀眼的美国，更甭提舒适、豪华的南加州了﹗可是，中国城不就在加州洛杉矶市中心的北边吗？可这城里城外的差异简直是天壤之别！那差异，是华人移民努力了半辈子想要甩开的。他们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远走海外，就是要摆脱贫穷、落后。 白领阶级的华人移民按时造访中国城，只是为了回味家乡美食。饱餐一顿之后，他们又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回到美国中上层社会，继续编织、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采蓉发现，自己对中国城一点儿感觉都没有，简直到麻木不仁的地步。她和丈夫黄守谦牧师，到罗省第一华人浸信会牧会已5年了。教会坐落在中国城知名的海鲜酒楼对面，90%的会友都是不住在中国城的白领。这些白领阶级和中国城的蓝领阶级，根本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她和大家一样，一直对教会周围的社区很冷漠。聚会一结束，就各奔东西，回到自己舒适的生活圈里。而今天的经文和信息，却像当头棒喝，让她开始对这种冷漠深感不安。 这股不安的思绪，领她进入深层的反省与悔改，不仅带来她个人灵性的复兴，更掀起了往后15年，罗省第一华人浸信会的更新转化。 她开始问：“主啊﹗我能做什么？” 在一次晚崇拜里，她和会众分享心得，然后问：“我们能做什么？” 像一根点燃的蜡烛，她心中的热情逐渐传递给其他2千人。2千多蜡烛汇聚在一块儿，成了熊熊烈火，在洛杉矶中国城燃烧开来。 走入社区，拥抱邻舍 奇妙的事像滚雪球一样，一波接一波发生。 “跨出教会的墙，走入社区”的提议，竟然没遇到反对的声音！当采蓉勇敢地分享自己认罪、悔改的心路历程，大胆传讲圣灵催逼的信息，她发现许多弟兄姐妹也感 同身受，承认自己多年来的冷漠与亏欠。可见，上帝已预备这个教会走向新的里程碑。 教会走入社区的第一步，是在社区小学办中秋晚会，之后转 型为“家庭同乐日”。每年6月初，以庆祝母亲节和父亲节为由，邀请中国城的华人家庭同乐。教会动员各年龄层的小组，摆出游戏摊位、小吃摊位、手工劳作摊 位、舞台表演、音乐演唱，和最具特色的祝福小站──这是邀请来宾领受上天的祝福，以一对一的谈话，让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诉说心中的忧虑、愁苦。基督徒藉 此分享福音，并为他们祝福祷告。 15年下来，每两年办一次，最近几次，都有2千多人参加，参加者费用全免。如此庞大的同乐会，需要花费美金5千元左右。除了教会出资租帐篷、舞台、游乐设施以外，弟兄姐妹都乐意为各自负责的食物或游戏摊位奉献。 洛杉矶中国城最早的移民是香港人，大多说台山话。70年代以后，大量越南华侨迁入。20多年前，是大量来自广州的移民。 最近几年，中国城的墨西哥人口也渐渐增加。教会于是开始邀请墨西哥人来参加家庭同乐日。教会请墨西哥教会配搭，负责家庭同乐日的西班牙语游戏摊位和祝福小站。通常有50到100位墨西哥居民出席。家庭同乐日也改名为社区同乐日。 社区行走祷告 采蓉生长于台湾，17岁移民加拿大。读完大学后，与夫婿黄守谦同往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读神学，随后到加拿大牧会，进而受林道亮牧师邀请到美国洛杉矶的罗省第一华人浸信会牧会。 上帝赋予她和黄牧师语言的恩赐，可以用华语、英语、广东话讲道。这个教会向来侧重圣经的教导，但圣灵催逼她在教会传递向社区传福音的紧迫性。整个教会被上帝唤醒，张开双臂拥抱社区。 各年龄层的团契，都积极投入社区同乐日的筹备。在同乐日之前两个月，他们用星期天主日学的半小时，举办社区行走祷告，从老到少，绕着中国城走一圈，为整个社区祷告。连可爱的幼儿班小朋友，也绕着教会走一圈，为整个社区祷告。 多年下来，“社区祷告行”已成为教会每月第二个主日固定的“行走祷告会”，时时提醒著基督徒，宣教要从邻舍开始﹗ 社区服务活动 数十年来，教会举办儿童假期圣经学校，参加者都是信徒家的小朋友。在采蓉师母的大力鼓励之下，小朋友必须邀请新朋友来参加，否则不能报名。教会也邀请社区里的孩子，使假期圣经学校成为另一个传福音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