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篇

中國移動互聯網大趨勢(禾永)2017.08.08

毫無疑問,現代各樣的科技和智慧(包括人工智慧)可以使這時代日益走向最壞、愚蠢和疑惑的時代;也可以讓這時代成為傳福音的最好時代,使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在家、在外和社群)、任何方式(在線和離線)傳揚恩惠和平的福音成為可能。 […]

教會歷史

五四運動(賀宗寧)2017.05.05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所在的北京,是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以及包括廣大公民、市民和工商人士等中基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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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聖傳與當代中國教會

呂居 本文原刊於《舉目》68期          聖傳(magisterium) ,肇端於教會歷史初期,宏大而悠久,至今不絕。          宗教改革以降,新教世界很少提及聖傳,此源於宗教改革時期對天主教的反感與批判——聖傳不幸地和天主教捆綁在一起了。這導致新教學者不太願意提及聖傳,新教信徒對聖傳比較陌生。           基於筆者對當代中國教會(尤其是家庭教會)的解讀,我認為,引入聖傳觀念,有助於福音派教會奠定大公信仰基礎,得以回溯、連通使徒和教父傳統,在正統信仰的基礎上,達成國度性的合一。並在承襲大公傳承的基礎上,為聖傳開拓新的疆域。 定義           聖傳,是一個宏大而複雜的觀念,是天主教行政和教導體系的核心概念,通常定義為:聖言啟示的解釋權,專屬教宗及相關的主教團體。在天主教傳統裡,聖傳包括神聖無誤 (Infallible Sacred) 和平常可能有誤(Fallible Ordinary)兩個部分。           宗教改革對於教會的最大影響,就是把教廷專屬的釋經權威,交還到平信徒手中。聖傳觀念隨之急劇變遷,一方面激發了新教平信徒的創造力,對於近現代西方文明功不可沒。另一方面也導致新教內部宗派林立、教義龐雜混亂。          聖傳作為教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權威源泉,略有差別於改教者提出的大旗“五大唯獨”(唯獨基督、唯獨聖經、唯獨信心、唯獨上帝的榮耀、唯獨恩典。參Michael Horton, “Reformation Essentials – Five Pillars of the Reformation,”Modern Reformation, March/April 1994。)“五大唯獨”在改教過程中,起了綱領性作用,模塑、定位了近現代福音派教會傳統,並在當代教會實踐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我們仍然可以追問一個問題:在聖經新約正典形成之前,教會已經經歷了三、四個世紀,那時的信徒服膺何種權威?到底是什麼樣的權威,判定哪個文本該列入正典,哪個文本不具有正典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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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選介

祝福世界,也被世界祝福 ──評介《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

本文原刊於《舉目》65期 世光                             David J. Bosch(編註:1929-1992。生於南非的宣教學家與神學家。生前強烈反對當時主流的種族隔離制度)的巨著《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白陳毓華翻譯,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1996),是基於兩千年的宣教歷史,來回應當代宣教危機和盼望的專著。         作者首先指出普世宣教是多類型的, “是百花齊放地彼此互補、相互強化,且互相挑戰……”(p.10)然後分三部分展開論述:         耶穌基督和使徒時代的宣教特色,之後近2千年的4個宣教範式,以及在20世紀50年代的第六個宣教特徵。         在論述中,作者始終以耶穌基督為模範,並結合了宣教偉人的經歷的世代處境、文化特徵,闡述各大時代的神學特色、教會特色、宣教特色。進而,從13個角度,闡述當代宣教發展的趨勢,全面、深刻,而熟慮。 一大特色        該書的一大特色,就是把基督宣教史,放在時代文化、民族文化和神學進展交錯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展開,直陳得失。         這特別體現在中間4個典範的論述中,突出了上帝在不同時代“道成肉身”的作為,基督徒作為罪人,在宣教上的有限性、暫時性和瑕疵,以及背後上帝的恩典和主權。         恰如作者所說:“基督教的信仰是歷史性的信仰。上帝是藉著人物和事件,而非抽象觀念,來與人溝通、向人顯現。換句話說,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信仰,是‘道成肉身式’的信仰,上帝的真實性進入人真實的事件中。”(p. 237)督教信仰始終是在堅實的基礎上,既有創造性,又具有本色性;能積極回應時代需要、回應文化,並引導時代,發揮影響力,拓展上帝的國度。        此架構有明顯的優點,也帶來些問題: 優點之一         […]

事奉篇

超越改革宗

本文刊於《舉目》64期 ——對《唯獨改革宗──一封困擾的讀者來信》和4位牧者文章的回應 恩霖        改革宗神學和改革宗教會進入中國教會之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爭議和困擾。《唯獨改革宗——一封困擾的讀者來信》(《舉目》59期)就真實反映了此現象。筆者對此有以下的補充: 一、中國教會需要改革宗神學        改革宗神學源於加爾文神學。加爾文神學是對16世紀宗教改革神學思想的系統總結。對後世的神學、教會和社會,有深遠、積極的影響。        加爾文神學的一些觀念,例如上帝的主權和掌管、唯獨恩典、上帝的揀選、榮耀上帝等等,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基督徒對上帝的認識和生活實踐。可以說,今天所有的基督徒,無論是否認同改革宗神學,是否屬於改革宗教會,都從加爾文神學獲益。        基督徒結合自己的教會傳統和生活實踐,系統整理自己對上帝和聖經真理的認識,即會形成自己的一套神學觀念。神學會影響生命和生活——無論當事人是否意識到這一點。        健全的神學是敬虔生命與生活的必要條件,也幫助人遠離異端。過去,中國傳統教會輕視神學的教導和訓練,導致在真理教導和生活應用上出現偏差和混亂,也容易被極端思潮衝擊,被異端派別擄去。現在開始重視神學,是對過去偏差的糾正。        在眾多的正統神學中,為什麼只有改革宗神學在中國教會流行呢?筆者認為原因有以下幾個:        第一,改革宗神學有顯著的特色和優點。特別是作為其基礎的加爾文神學,高舉聖經真理,精神敬虔、莊嚴,內容全面、平衡,體系宏大、嚴整,思維深刻、縝密,論述簡練、清晰。        第二,在中國教會缺乏系統的神學教導、也缺乏與其他正統神學對比、選擇的情況下,海外改革宗牧者率先培訓、推廣改革宗神學,改革宗因而具有“先入為主”的優勢。不過,隨著時間推移,中國教會會更多瞭解普世教會其他偉大的傳統,如路德神學、衛斯理神學、各類靈修神學等,形成各種神學互相交流、互相比較、互相補充、取長補短的局面,目前改革宗神學一枝獨秀的狀況會逐步改變。   二、學習加爾文神學的包容和寬廣        加爾文敏銳地體察到宗教改革的時代需要,完成了《基督教要義》等著作,形成加爾文神學,以糾正天主教錯誤教義,歸回早期教會的純正信仰。        儘管加爾文神學是歷史的產物,但歷經400多年,一直保持強大的生命力,主要在於它不僅堅守聖經真理,而且內容非常包容和寬廣。加爾文神學不是憑空獨創出來的神學體系,而是繼承教會傳統,綜合並發展了前人和同時代的神學思想,在方法上吸收了人類文化的優秀成果而產生的。        加爾文不但有堅定的信仰立場,堅守聖經權威,認真研讀聖經,而且是一位神學思想的集大成者——         加爾文繼承了源遠流長的神學傳統,包括早期教父,特別是奧古斯丁的思想。例如被誤認為是加爾文神學主要特徵的預定論,即來自奧古斯丁。他還繼承了中世紀天主教神學家阿奎那,和奧古斯丁修會的思想方法,以及法國的早期宗教改革思想。         加爾文也吸收同時代其他宗派的神學思想,例如路德的思想。另一位路德宗神學家墨蘭頓,對他的影響更大。墨蘭頓的著作《教義要點》的神學結構和方法論,深刻影響了《基督教要義》的寫作。        加爾文更從其他的改教家處受益,包括慈運理、布塞爾、法雷爾,及布靈格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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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中國教會60年(一):神的帶領在哪裡?

本文原刊於《舉目》53期 謝文郁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雖然中國這片土地上仍有戰火硝煙,但對於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來說,鹿死誰手已無懸念。         改朝換代已是定數,共產黨成為執政者。對此,中國基督徒有人歡迎,有人悲觀,有人疑慮。 基督徒應該如何面對新的當政者?教會何去何從?神是掌管歷史的主,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帶領。那麼,神的帶領在哪裡? 新政府的態度         這一年,中國大陸有基督徒約100餘萬(不包括300餘萬天主教徒)。其中,84萬隸屬於西方宣教士建立起來的教會,其餘的則隸屬於地方教會(包括聚會所、耶穌家庭等)。          對於新政府來說,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對當時的4億多人口來說,這100餘萬是一個小小的數目。但是,從一開始,中國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稱號,“和海外的西方列強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關係”。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對西方列強的戰略關係。         新政府成立後不久,開始驅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國津貼的大學、教會學校和醫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公開宣稱,“教會學校”這個名詞已送進了歷史博物館。1952年之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看不見公開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還要切割中國基督徒和海外的聯繫。因為中國基督徒並沒有整體性地對抗政府,他們不少人對新政府充滿期望,並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中,所以新政府無意打擊他們。但是,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他們必須服從新政府的領導。         1950 年5月,總理周恩來先後3次接見基督徒代表,明確指出,基督教的最大問題,是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他的原話是:“近百年來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它對中國文化 的影響,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聯繫著的。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槍炮的威力,強迫中國清朝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獲得傳教和其他特權的。因此,中國 人民對基督教曾產生一個很壞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認為基督教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分不開的,因而也就反對基督教。”         而且,周恩來強調:“今天美帝國主義仍企圖利用中國自己的宗教團體來進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周恩來的這種說法,就是新政府對基督教的基本評價,也是政府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基本原則。 吳耀宗橫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新政府直接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這攪動了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歷史記憶,巨大的民族主義熱情開始湧現。如何處理好100餘萬基督徒,使之與海外隔絕,並融入中國新社會,對於新政府來說,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中國基督徒如果不響應政府的宣傳,公開反對美帝國主義,那就等於他們確實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但是,中 國基督徒真能夠擺脫“洋教”的指責嗎?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長久交往後,要他們完全放棄積澱的西方情結,是符合神的心意嗎?        切割中國基督徒和西方列強的聯繫,在政府看來,主要在這幾個方面:一是斷絕經濟上的來往,二是組織上的獨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這個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教會的配合。於是,人們看到了一場由政府主導的基督教“三自運動”。 […]

時代廣場

刺穿基督的心——當我們不關心政治時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范學德         一           一談到政治,有的基督徒就說:信仰與政治不能混為一談!基督徒不要談政治!在他們心目中,政治是政治家和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的事。基督徒不但不可關心,反而應該離的遠遠,最好是嘴上不談,心裡不想,這樣,才屬靈。           但人是什麼呢?除了有靈性,貴為“萬物之靈”之外,是不是還有別的特性?比如,社會性,理性,等等。雖然關於人的界定千奇百怪,但總有一些定義為大家所熟悉、接受。比如,人是社會的動物。           亞里士多德寫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政治學》,提出一個非常著名的定義:“人類自然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人,不可能離開社會(政治)而存在、生活。            魯迅挖苦過那些“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魯迅《論“第三種人”》)。生活在政治性的社會中,卻不關心政治,和魯迅這番話也沒多大區別。            基督徒必須有勇氣去面對真實的社會生活。不關心政治,這恰恰也是一種政治,且是專制者最歡迎的一種政治,即犬儒主義的政治。            其實,只要不自欺欺人,誰都會明白,古今中外的專制政體中,宗教,或者說信仰,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你沒有選擇相信統治者的信仰,你就是在挑戰統治者“領導一切”的能力,而這是不允許被挑戰的。            因此,在這樣的國家中,基督徒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種反現行政治的政治行為,本質上是要被消滅的。            1968年前後,張春橋宣稱:“我們在一夜之間,消滅了上海地區所有的宗教,徹底摧毀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反動文化堡壘。”過了不久,江青在大會上明確地宣佈:“在中國,宗教已進入了歷史博物館。”            寫到這裡,笑了,江青挺可愛的,對吧?要是在平時,她的丈夫及同志,絕不會這麼坦率。他們會一本正經地說:我們這裡有信仰自由。你看,都寫到憲法裡了。其實,他們在骨子裡,和江青的想法一模一樣——徹底消滅所有的宗教,把它們都送進歷史博物館中,然後,再把博物館炸掉。            這恐怕不能歸結為他們個人的愛好、興趣或者偏執,而是制度使然。在他們追求的、由馬克思和列寧確定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宗教是要消亡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把這種制度及其理念,更激進地表現出來而已——用暴力促進其消亡。            50年代初期,王明道發出了“我們是為了信仰”的呼聲。政府的應對措施是:批判、逮捕並監禁。其實,他們大可旗幟鮮明地回敬王一句:“我們是為了領導一切!”          要害,就在這裡。在這裡,政治決定一切,政治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政治。           70年代末期,已經改革開放了。我上大學,學哲學。那時候,戴個墨鏡(俗稱“蛤蟆鏡”),穿的褲子褲腿長點、寬點(俗稱“喇叭褲”),都是政治問題,是受了西方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 二            說了半天,到底什麼是政治?天哪,又得弄定義了。而一說到定義,尤其是政治這大字眼,肯定是眾說紛紜。有人整理過“文化”的定義,著名的有四、五十個,不著名的還不算。由此可以想像,政治的定義也一定“堆積如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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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中國教會中的一些問題

Gian-hung Li 本文原刊於《舉目》29期         Mature faith should not be built upon the basis of miracles, but upon attention to God’s word. No matter what problems arise, there is then an authoritative answer.          The rap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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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宣教札記之十五:鷹架與腳手架

末雁 本文原刊於《舉目》25期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傳》3:3b)。          小時候經過建築工地,看見用毛竹搭起的一層層架子,工人跨在架子上,從腰間掛著的一把篾絲中抽出幾根當作繩子,把毛竹架子固定住,然後在每一層架子上鋪上竹籬笆, 人就站在上面砌牆。父親告訴我這個叫“腳手架”,等腳手架拆除了,就表示房子蓋好了。以後每次看見建築工地的腳手架總是很期待,想看看新房子會是啥模樣?          有一回與台灣的朋友聊起蓋房子,他們聽不懂什麼是腳手架,於是我如此這般描述一番,他們恍然大悟,告訴我這種架子在台灣叫“鷹架”。同一樣東西,卻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名稱,這引起我的一些聯想。           宣教前輩戴德生說過:“所有的外籍宣教士,有如搭建房屋時圍繞在房屋四周的架子,房子越早完工,架子就越早拆除,這對於福音尚未傳遍的宣教工場愈好。或是把 它搬移至別處,以便能在別處發揮同樣的作用。”(註1)外來宣教士就像房子外面的架子,裡面的新房子就像中國的本土教會。          為幫助建立中國教會,外來宣教士們付出了極大的心力,有的甚至付上生命的代價。他們傳福音,牧養信徒,培訓同工,扶持中國教會領袖。可是也有一些外來宣教士作了“腳手 架”:綁手綁腳的架子,指手畫腳的架子。這些無形的“腳手架”遮住了裡面本土教會新生命的風采,而使同工們落入縮手縮腳的境況。        “腳手架”型宣教士的產生,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能忍受拆除的痛苦。從拓荒到建堂成立教會,一個宣教士要經歷多少的艱難險阻,多長的艱苦歲月。教會中每一 個弟兄姊妹的故事都在他/她的心上;教堂的每一塊磚,每一片瓦都有他/她的血汗。離開這一切,實在割捨不下!於是終生看守城池,不離不棄。         第二個原因是不能放心放手,唯恐新的同工經不起風雨,擔不起重任,所以時時指指點點,處處捂著蓋著,以免辛苦打下的江山毀於一旦。         與傳統“腳手架宣教士”相反的,是現代類型的“蜻蜓宣教士”,五湖四海到處遊行。有人描述他們是“講一篇道,送兩本書,吃三餐飯,拍四張照片,給五十元錢,提六十條意見,七大神學思想,八大信仰教條,久久不能明白,十足莫名其妙。”         外來的宣教士應該是做“鷹架”。它是中國本土教會騰飛的平台,同時它又能飛往新的工場,建造神的新家。雖然人不會記得圍在房子四周的架子,但神卻看重宣教士神聖的犧牲精神,中國教會更會不忘記宣教士們的血和汗。神的新家是啥模樣?這是每一個外來宣教士要思考的問題。 註: 1. 史蒂亞著,《戴德生屬靈操練》,證主出版社,1998,108-9頁。 作者原住上海,後移居美國。曾在大陸邊遠地區參加扶貧工作,現在神學院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