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

大秦景教碑建立(賀宗寧)2017.02.03

20世紀初,一丹麥人出三千金買下此碑,準備運往倫敦。學部尚書榮協揆獲知此事,命陝西巡撫制止此事。最後該丹麥人同意廢除購買合同,但獲准複製一個大小相同的碑模帶回倫敦。1907年陝西巡撫將碑入藏西安碑林寺(現碑林博物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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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60年(三):教會哪去了?

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文革与教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開始發動。這是一場以割裂傳統、進入嶄新社會為目的的革命。整個中國大陸被染成了紅色。在中國人的傳統審美中,紅色是歡快、喜樂的顏色,但是,這個時期的紅色則是血色。紅旗是血染的,紅寶書是血染的,紅衛兵當然也是染了血的。         這一切,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下,視為理所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暴動,是鬥爭,是必須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會         在紅色的渲染下,中國人都興奮起來了。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充滿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們奮不顧身地要去打破和掃除一切在他們眼中的障礙。         教會顯然跟不上這種政治形勢的發展。         在政府的意識形態中,不但沒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認為宗教是不科學的、過時的,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包袱,必須拋棄。因此,讓宗教完全消失,這對於社會、國家、人民來說,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運動,就其原始動機而言,就是要讓基督教平穩地消失。有不少教會領袖在加入三自教會之初,以為可以在順服政府的前提下,繼續發展教會事業,後來終於發現,這不過是一廂情願。          對此,王明道說:“從三自會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國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麼? 可以,但是必須加入三自會。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無神那一邊去了。他們不會逼著你、叫你說無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見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監獄呆了20餘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從此,中國人就掉進了一個大漩渦,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很快地,紅衛兵運動成為潮流,沖刷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所有公開的三自教會及教堂,都首當其衝成了被攻擊對象。紅衛兵佔領教堂,批鬥神職人員,燒毀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於是,一個接一個,三自教會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         當然,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專門針對基督教的運動。紅衛兵要攻擊、摧毀一切“舊事物、舊傳統、舊習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陳舊的,必須掃除!         這豈是三自教會的領袖能夠阻擋的?!我們來讀一段曹聖潔牧師(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五屆會長)在2002年的回憶:         “我自1959年被借調到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為三自主席吳耀宗先生當秘書,1962年正式納入全國三自編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這段日子 裡,我親身體驗到像吳耀宗這樣的基督教人士切實愛國愛教的情懷。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宗教陷於困難境地時,他仍堅持愛國,並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終會被人 認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在嘉定外崗勞動……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極度困惑,看不到教會的前途,更無法理解基督教中的愛國力量為什麼也要被打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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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60年(四):春風吹又生

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繼上期)         1978年,在鄧小平的組織和推動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是中國政府施政的轉捩點,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轉捩點。從此,中國社會的發展,開始展現新的一頁!中國教會也開始為上帝做新的見證! 擋住福音的大牆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中國人在救亡心態中尋找強國之路。五四運動的旗手們,認為在“民主”和“科學”中找到了這一道路。他們大力鼓吹理性主義,反對宗教,認為宗教如同迷信,違反理性、違反科學。        很顯然,這是一種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中,這是內在動力;在1949年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運動期間,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喚起的熱情,以及中國思想界開始興起的理性主義,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臨一堵又高又厚又結實的牆,擋住了福音的傳播。為此,他們發動了長時間的跨宗派聯合禱告,求上帝拆毀這堵牆。        然而,上帝似乎沒有理會他們的禱告。很快地,中國進入了動盪不安:8年抗戰,加上3年內戰。接著,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執政。一個政治運動接一個政治運動,和傳統決裂,要建立一個崇尚理性的理想社會。         在馬克思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中,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獲得了終極性的表達。這堵理性主義大牆,是越築越厚、越高、越結實了。        我們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動下,中國人愈發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勝天”,堅決拒絕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後,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已經沒有公開的教會活動,甚至連“基督教這個名詞都不容易聽到。        五四運動的精神,似乎已經主宰了中國人的思維;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國呢?所有關心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這極端中窒息        當中國人以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時,上帝和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放手讓我們的理性往極端方向發揮!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動)都控制在秩序裡。在7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聽從上級的安排,思想必須和中 央保持一致,講話只能重複上級規定好的語言,工作也是組織上安排的。糧食要糧票,食油要油票,買肉要肉票,燒煤要煤票,等等。        這樣的社會,當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說話保持一致,行動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兩、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農業欠收,就連這些供應也無法保證。中 國社會在控制秩序中停滯不前,中國經濟在理性計劃中走向崩毀!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追求,在這裡已經實現了。中國社會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極端,並在這 極端中窒息。        這便是人在理性上,對中國社會進行控制的典型寫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論中進行的,推論是從前提出發的。也就是說,理性 需要推論前提作為出發點。毛澤東在世時,這個推論前提自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說法。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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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60年(五):雜草叢生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謝文郁 1989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對於中國教會來說,也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春天,在北京發生了一場政治“動亂”,波及全國、全世界,觸動了中國社會的每一角落,挑動了每一個人的神經,在中國人心中注入了一種社會意識,驅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        這場運動的實質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中的年輕知識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願望的驅動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國政治。他們希望在學生運動中實現這一理想。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在殘酷的中國政治面前,如卵擊石,頭破血流﹗              這場政治動亂最終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那些積極參與運動的自由主義旗手,在嚴峻的政治壓力下被迫外逃,最後只能在西方國家的庇護下,在海外搞所謂的“民運”。留在國內的代言人也無處發聲,只能閉關自守。            另一方面,這場運動對政府的意識形態也是毀滅性的。自始至終,在如何結束這場動亂的問題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對立。當這場運動被政府強行用暴力壓制時,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導的信念從此失去號召力。           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所謂的信仰空白時期﹗ 宗教熱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懷抱中得到滿足,後是在社會關係中得以滿足,最終則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滿足。中國人原本在共產主義理想中,滿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現在,這個理想破滅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狀態是令人絕望的。當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從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時,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傳已經失效,自由主義理念已經七零八落。還有什麼可以滿足人的終極信任情感呢?            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宗教場所,包括官方認可的公開宗教場所,如三自教會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種各樣的佛廟、道觀,回人的清真寺,鄉村的祖宗廟等等,都呈現出復興的景象,人氣越來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數增長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廟,香火熏天。與此同時,基督教家庭教會也呈現了快速發展的勢頭。雖然具體人數難以估計,但是,只要進入河南、安徽一帶,無人不驚詫家庭教會信徒人數的增長速度。            宗教成為了熱門話題。 文化基督徒現象            在長期的無神論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鴉片一詞,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就是罪惡的象徵。它讓人聯想起1840年的鴉片戰爭。因此,對民眾而言,說宗教是鴉片,等於說宗教就是罪惡。            然而國門打開之後,中國人看到的是,西方社會儀態萬種、和諧富足,令人羡慕、嚮往。而且,這個美好的社會,竟然保持著基督教。對於理想破滅、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似乎意味著什麼,似乎指向某種奧秘。夾帶著好奇和冒險心態,一些中國人開始去瞭解、重視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學150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讀畢,大家好像發現了新大陸:原來基督教還有這麼豐富的思想資源﹗             接著,劉小楓博士加盟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並以此為基地,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學著作。            在這兩股風潮之下,中國思想界一場影響深遠的基督教熱,如火如荼地展開。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這股基督教熱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所謂“文化基督徒”。             這批人,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共產主義理想在他們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沒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絕望的﹗他們在閱讀基督教文獻的譯作時,找到了某種共鳴──耶穌的死是為了世人的罪﹗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格﹗用劉小楓的話來說: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生命“因信了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的愛而發生了改變”(《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第28頁)。信仰是有力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