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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從責任心到使命感

本文原刊於《舉目》53期 劉在勝 張秀榮       至2011年,我們在法國的學生事工──“向中國留學生傳福音,帶他們信主,並跟進,造就他們成為主的門徒”,已進入第12年。         藉著這個事工,神讓我們對祂的信心得以堅固,靈命得以成長;使我們事奉的心態從責任心,慢慢轉變成使命感。 當作一份工作         1999年,我們夫妻回應了神的呼召,參加了“學園傳道會”福音機構之後,我們清楚地知道,這是為神做工,是一份工作。既然是工作,就要敬業,有責任心。        在態度上,我們非常認真;在行動上,不敢有絲毫怠慢。比如:每週外出發單張,邀請新朋友參加週三、週五的團契活動;按“4個屬靈的原則”傳福音,用6個小冊 子及時跟進和造就;與學生一起學習聖經,一起學習禱告;按時寫代禱信,及時地向同工們匯報我們的事工情況,和需要代禱的事項……         一切都按我們接受的培訓、按部就班地去做。但不可否認的是,有時我們會把學生當成自己工作的對象,是在盡一份責任。對經常來團契來教會的學生,就會很熱情,很關心,對不經常來的學生就會相對地冷淡;團契興旺的時候,就特別開心,團契人少的時候,就心情沉重。         當有人決志信主或受洗的時候,我們會特別激動,一是為靈魂得救,二是為自己的工作成績而沾沾自喜。道理上知道是為神而作,但情緒還是會被影響,心裡還是很願意得到他人的讚賞。神讓我們清楚地看到,這是我們靈命不成熟的表現,我們必須改變。 真正有了使命感         隨著事工的發展,我們和學生們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他們親切地叫我們劉哥、劉嫂,把我們當作朋友或長輩。甚至願意與我們分享,一些不願意對父母講的事情,聽聽我們的意見。他們不僅聽我們怎麼說,更要知道我們會怎樣做。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造就人”(參《林前》8:1)。愛不是知識、道理,而是活出來的行動。我們必須以身作則。神一直不斷地提醒和告誡我們:“既 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參《弗》4:1)。我們決心用自己的言行,讓學生們明白神的真道,“用生命影響生命”。          正因為調強“要行出來”,團契出現了許多讓人感動的事情。去年夏天,團契的兩位姐妹,在巴黎的街頭,發現了一位從新疆來的維吾爾族留學生。他因護照等都丟失了, 法語講得又不夠好,流落在街頭。這兩位姐妹就把他帶到家中,讓他吃了一頓飽飯,然後幫他找到一個可以搭鋪睡覺的地方。         一直到他今年2月回國,這半年多的時間裡,團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憑著愛心,在經濟上、物質上給過他幫助。他和他的家人很受感動。他因經歷到神的大愛,而受洗歸主。 團契幾個已婚的小家庭,雖然自己的住房不大,但都願意開放家庭,提供給大家查經、分享、禱告。當你看到10幾、甚至20來人,擠在不足20平米的屋子裡聚會,你的感動會油然而生。 正確地待人、待己         隨著“海歸”的出現,我們也開始了“海歸事工”。每隔一段時間,我們都會回國探望海歸的兄弟姐妹。我們發現:他們回去之後,會遇到很多壓力,甚至會沮喪,這固然與環境的改變、生活的需要調整有關,但也與他們骨子裡的驕傲,有很大關係。         他們大都是獨生子女,也很優秀,是被父母、長輩寵慣的一代。信主之後,生命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有些人還成為團契、教會的骨幹,所以,他們得到的重視、鼓勵比較多,這無形也助長了他們的驕傲情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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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華人教會差傳事工:使徒的榜樣與模式

讀林安國牧師〈華人教會宣教現況與突破〉有感 劉傑垣 本文原刊於《舉目》28期       讀了《舉目》第25期(2007年5月號)林安國牧師的大作,〈華人教會宣教現況與突破〉,我深有共鳴,尤其在“大使命的思維與領袖”,以及“職業問題與民族中心”這兩個問題上。就此僅以我個人所知、所經歷,與同道們商討、共勉。 一、主的大使命的思維與領袖問題         細讀主的大使命(《太》28:18-20)後(以英譯本為據),宣教領袖們各有不同的詮釋。         有人認為這是一重使命(one-fold task),那就是使萬人作門徒。浸禮(baptizing)與教導(teaching)這兩字,在英文中是動名詞,按英語文法,是用以說明造就門徒的。 但亦有人認為是兩重使命(two-fold task):傳福音(preaching)與教導門徒(teaching)。         這兩種觀點,各有其依據和理由。若將大使命與《使徒行傳》(早期教會史)綜合來讀,且考慮使徒保羅立下的榜樣與模式,我個人認為是三重使命,那就是:1) 傳福音;2) 植堂;3) 差傳。 三重使命(three-fold task) 1. 傳福音事工(Gospel-preaching)        (1) 福音預期事工(pre-evangelism)        (2) 福音傳揚(evangelism)        (3) 福音後期事工(post-evangelism)         這三重的工作,缺一不可。設若失之於福音預期事工,教會內傳福音時,效果必大為遜色;若無福音後期事工,則無跟進與造就門徒。 2. 植堂事工(Chu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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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第一次回國做義工 ──兒童福利院之行

滕勝毅 本文原刊於《舉目》28期 如果說在海外生活的這十幾年,最大收穫是認識了耶穌基督,那麼對這個真理的認識,有沒有落實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呢?在一個“人的價值在於是否有用”的社會中,我們這些知道十字架價值的人,能具体做一點點什麼,好去影響他人,改變社會,哪怕只是一點點呢? 激勵和支持 2006年4月初,接到國內學友的電話,說母校在5月底要舉行30週年的院慶活動,邀請我參加。這是我畢業後第一次參加此類活動,能見到21年沒碰面的同班同學,心裡難免有些激動和盼望。 與此同時,也不知為什麼,心裡另一種更激動的盼望在慢慢地形成,而且越來越強烈。 那就是,利用這次回國的機會,去兒童福利院做一次義工。 不過我有幾個顧慮:現在國內有這個需要嗎?能否找到一家福利院,願意接受回國探親的基督徒去做義工?能找到國內同行一起去嗎?當地人會如何反應? 經過幾天思索,我決定給在國內的一位同行打電話。他兩年前因公來北美,認識了耶穌。在電話中我簡單談了我的想法,他不僅主動提出與我同去,免費提供器材,還要帶兩個助手。他的果斷和熱情鼓勵了我。 通過他的聯繫,當地民政官員口頭同意,我以“海外基督徒學人”的“個人身分”去做義工,並給我們介紹了一家兒童福利院。經聯繫,兒童福利院的院長十分樂意,並詢問我們能做些什麼。 整個計劃有了眉目之後,我只有三個星期來籌集必需的用品。當我把計劃與自己牙醫診所的經理,以及其他工作人員分享之後,得到大家很大的支持和鼓勵。診所經理即刻就捐獻了一百多支兒童牙刷。幾家廠商收到求助信後,也紛紛捐助了其它所需的物品──齲齒預防材料、局部注射麻藥、牙齒保健指導模型等。他們的慷慨和熱情地支持,既令我感動,又令我慚愧,因為我要做的是那麼地微不足道。 不久,我又得知,該兒童福利院有近300位孩子。這個數目大大地超過我的預計。雖然我們沒法給每個孩子看牙齒,但是希望至少能給每個孩子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 在發出代禱信後,有兩對夫婦,包括一對80多歲的老弟兄和老姊妹,願意在資金上支持。還有一位弟兄,專門送來十瓶小孩口嚼鈣片和多種維生素,他在瓶子上貼上“親愛兒童福利院小朋友們,慈愛的天父願你們健康成長”。 斯蒂是我一位病人的媽媽,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我去中國的前兩週,她正好來了診所。我無意中與她說起要去中國的計劃。當聽到一個孤兒院就有近三百名孩子時,她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詢問她能幫些什麼。臨走時,她還告訴我,她和丈夫,以及兩個孩子,要天天為我禱告,為孤兒院的孩子們禱告。 這些把信仰的愛落實在生活中的信徒,讓人看到了耶穌的愛,以及基督信仰的實實在在。 文化的挑戰 穿過上海浦東機場,跨上去杭州的快客巴士,中國的現代文明也就撲面而來了。 豪華寬大的國際機場,川流來往不息的人,網絡狀的高速公路,霓紅燈下的高大廣告牌……這些在十多年前不可想像的美夢,現今在中國沿海都已成了現實,展現出一個物質豐實的中國。 西方各種理念,也進一步滲入中國人生活的各個層次。“性”文化變得公開和自然,看看各大賓館洗手間檯上的展示就可見一斑了。掙錢多就是成功,也成了普遍的人生理念。 另一方面,在報端和人們日常談話中,“社區”、“社保”、“醫保”等新用語,也常常浮出。“獻愛心”和“做義工”,同樣成為很多人的口頭禪。顯然,一個物質豐富的新中國,在與西方世界的交流中,正在面臨著社會理念的選擇。 我想瞭解,人們在這樣的豐富物質生活中,對基督信仰有什麼理解和看法。 從家鄉回省城的車上,我旁邊正好坐了一位打扮入時的年輕女孩,大約十八、九歲。她來自省城郊縣,高中只讀了一年就綴學。為了掙更多的錢,就隨男朋友一起來到海邊的城市打工,兩人住在一起。父母都在老家,有一妹妹還在讀高中,家裡生活得還可以。 聊著聊著,我就問她:“你覺得當今人們最需要的是什麼?” “當然是愛了。”她毫不猶豫地說。 “是什麼樣的愛呢?” 對我的問題,她覺得很奇怪,愣了一下,然後回答說:“那當然是愛家人和朋友了。”接著又補充了一句,“但在這個社會上,更多的是冷漠。” 一個打扮入時、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有愛她的父母,有一個可靠的男朋友,經濟收入也還可以,卻對社會作出這樣的評判,確實令人吃驚。 她已與男友同居一段時間了,卻沒有結婚的打算,因為,“我很害怕,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她也沒有與當地人交朋友,原因是,“那些有錢的人太勢利了,瞧不起人。” 她認為經濟的發展,應該能改善人之間的關係,但她又被“有錢人”那種傲慢的態度所困擾。我也就不客氣地問她:“人有錢了,是不是就更有愛心呢?”“那倒不是。”她確實是很清楚地体會到了這一點。 她說她聽說過十字架的事,“好像是什麼人死了,那些信耶穌的人知道的。”巧得很,高速公路旁一座教堂上大大的十字架,正好從車窗前一揚而過。我也就不失時機地給她講起十字架耶穌的故事,上帝對人的無條件的愛,和呼喚人認罪悔改。 對故事她倒是聽得很認真,但對十字架上無條件的愛有很大的質疑:“這不可能吧,至少在這裡是不可能的。不過,在你們美國那邊我卻不知道,或許可能吧。” 到了省城之後,見到了很多昔日的大學同學和校友,敘舊之餘難免對人生有些感歎。牢騷之後,總是能找到一個替罪羊──都是体制不好! “那麼体制是誰制定的呢?”我見縫插針地提出我的質疑。 “當然是那些有權的人。”回答也是毫不猶豫的。 “難道他們不是像你我一樣的人?”回答是短暫的沉默。“而且,体制下那些沒有權力的普通人,也是常常鄙視他人,不把人當人看。”我不客氣地舉了幾個實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