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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從內地到高山 ──戴紹曾牧師克紹箕裘

張陳一萍   本文原刊於《舉目》39期         身為戴德生的第四代,戴紹曾牧師(James Hudson Taylor Ⅲ, 1929.8.12-2009.3.20)的去世,留給後人無限的思念;而回顧他的一生,若以“克紹箕裘”四字形容,可謂再恰當不過。本文就戴牧師與三位 先祖之間的關係,探討其精神上的一脈相承與擴大。 一、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戴德生,1832年出生於英格蘭邦士立(Barnsley),1854年來華,1865年創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被當代宣教學泰斗溫特(Ralph D. Winter, 1925 -2009.5.20)(註1),稱為基督教宣教史上劃時代的第二人(註2),將克理威廉(William Carrey, 1761-1834)所開啟的基督教宣教“沿海時期”(Coastland Era)向前推進到“內地時期”(Inland Era)。         戴德生的內地宣教理念,來自德籍宣教士郭實獵(Karl Frede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的“褔漢會”──專門以訓練華人深入內地佈道為目標。戴德生於1849年得救、蒙召,自1850年起,全心準備來華;正值郭實獵訪歐期間(1849-1851),受他影響是很自然的。然而,直到郭實獵1851年8月在香港去世,戴德生不曾見過他、也不曾直接從他受教;甚至,當“褔漢 會”的中國傳道員欺騙事件傳到歐洲,許多人大失所望,戴德生仍意志堅定,不加論斷,只求自己能具備使徒的熱忱、不屈不撓的精神、與向什麼人作什麼人的心 志,好合乎神所用。可見,他雖稱郭實獵為“內地會之祖”,但真正引導他的是神自己,神才是他一生注目的焦點。 1. 不是中國,乃是基督──更高的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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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死在中國的心志

書正 本文原刊於《舉目》13期         在我信主、事奉乃至獻身的過程中,宣教士的傳記對我有很大的激勵。其中,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現改稱海外基督使團OMF International)宣教士,對主徹底委身的生命,最使我敬佩和羨慕。          歷史學者王治心,在他所寫的《中國基督教史綱》中,誇贊在眾多西方宣教士中,“最能吃苦犧牲的,莫如內地會中的西教士”。內地會能得到這個評語,和內地會甄選及訓練宣教士的方式,有極大的關係。          當年,要申請加入內地會作宣教士,必須清楚神的呼召,且“為救靈魂的緣故,願意過任何生活,及忍受任何環境,真實地渴慕救靈魂的人。”          1933年,亨利‧福斯特(Henry W. Frost),在內地會出版的刊物《中國百萬》(China’s Million)中,寫過一篇〈宣教士的呼召〉(A Missionary Call),提到甄選出的宣教士,必須有以下的表現:          1. 要有強健的体魄,能忍受外地的氣候及艱苦的環境。 2. 要有受教的心,有充足的記憶力,學習一種艱深的外國語文。 3. 要掌握神的話語,能清楚有力地向未信者及當地教會傳講福音。 4. 要操練屬靈生命,建立一個信心、禱告及與神同行的生命,並能與人愉快地相處。          由于內地會是一個信心差會,同工沒有固定薪資,也不容許宣教士自行募捐,宣教士必須單憑對神的仰望與信靠而生活(在許多宣教士的傳記中,都曾提及生活費匯款常因郵政或戰亂延誤,以致反而經歷神信實的供應)。因此,對神的信心和傳福音的熱誠,便成為申請者的必要條件。          對申請者的妻子亦有要求,必須夫婦同心,合成一對宣教士。內地會規定:“除非你的太太作一個真正的宣教士,而不光是一個太太、朋友,或料理家務的,否則,請 你不要加入。在結婚之前,她必須最少能讀一本中國白話的福音書……你的職務需要你常常離家,當你不在家的時候,她必須樂於和中國人相處。”          此外,內地會宣教士進入工場後,都必須接受嚴格的語言訓練,這傳統一直保留至今。筆者認識的多位內地會宣教士,觀其中文程度,不僅說話流利,其用詞遣句之美,常令不少中國人汗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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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蹟千里》譯後

張玫珊 本文原刊於《進深特刊》第8期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老大的中國正痛苦地要擺脫沉重的歷史包袱,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竟發生了令舉世震驚的庚子年“義和團”事件。根據教會和西方差會的歷史記錄,於動亂中約有四萬九千名中國基督徒、一百八十一名西方宣教士及其子女殉道。在各駐華差會中,以“中國內地會”的損失為最大──犧牲了五十八位宣教士及二十一名孩童。          創立於1865年的“中國內地會”,是英國宣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以自己當時僅有的十英鎊為第一筆奉獻基金而開始的。他在乘船前往中國的途中,曾慨然道:“我若有一千英鎊,我願意為中國完全獻給神;我若有一千條生命,我也願意為了中國完全獻給神。”由於痛感遠在中國內地省份的數萬萬百姓沒有機會聽到福音,他為“中國內地會”的第一個禱告,就是求神預備“二十四位幹練、願意奉獻的同工”,以便兩人一組,分別去到當時中國內地每一個尚未有宣教士的省份及蒙古,開始拓荒的工作。           時至1900年,“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已從當初的戴德生一人,發展為六百多人(另有六百多名中國本地同工),分佈於中國十五個省份,仍堅持其創立的宗旨,派遣宣教士深入到內陸、交通不便的邊遠地區,穿中國衣服、學說中文,長住當地,特別要將基督的福音帶給那些原本不容易接觸到福音的民眾。          《神蹟千里》(One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的作者Archibald E. Glover先生(註一),就是這批前仆後繼的福音使者之一。他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曾在本國任牧職九年,於1896年離開英國到中國,加入“中國內地會”,被派駐當時的山西省潞安府,協助“劍橋七傑”(註二)之一的司米德(Stanley Smith)於當地宣教站的工作。其妻則於一年後,帶著年幼的兒子和襁褓中的女兒,到中國與丈夫團聚。            不料才三年,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運動在華北地區迅速蔓延,嚴重威脅到各地宣教站和西方宣教士的人身安全。Glover先生不得不冒著各種危險,在1900年那格外炎熱的夏季,帶著重孕在身的妻子舉家逃難。           最初的計劃是北上到天津沿海地區;然而,歷經難以言傳的艱辛跋涉,沿途不斷遭到群情沸騰之暴民的圍堵威脅,好不容易來到直隸省順德府(今河北省邢台),才知道那一帶暴亂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本寸步難行,只得再次冒險,經過許多磨難,折回山西潞安。           可是回潞安後不久,愈演愈烈的形勢,迫使Glover一家人再次走上逃亡之路。在逃離當時由毓賢(後有“山西屠夫”之稱)所管制的山西,經河南、往湖北去的途中,除了擔驚受怕、忍饑捱渴、與乞丐為伍,並多次被搜身、奪去一切所有,隨時準備受死;甚至有兩度遭到暴民私刑,被剝去衣衫,赤身露体,當眾受辱……           當Glover先生帶著奄奄一息的妻小終於到達了漢口,簡直不敢相信他們怎麼可能活著走過來:“不可能的事難道竟成了事實?神真已將我們從死亡的閘門中救拔出來,將我們的千里險情化作祂的千里奇蹟?”         《神蹟千里》這段逃難敘事,原由倖存的當事人寫於二十世紀初,講的是當時剛發生於中國的真實情況、真人真事。而今,一個世紀之後,為了要把這本英文記錄“還原”到中國當年的處境中,我就想先在心中為這本書搭起一個歷史舞台,以入情入境,才好具体拿捏。          翻看有關的歷史圖文資料時,真像在看舊報紙,深感那個年代實在距我們不遠。閱讀當初流傳下來的各種個人日誌信柬雜抄,還有後世學者們《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之類的書,於我彷彿是一小趟“尋根”之旅,從地理形勢、到民生經濟,從歷史傳統、到人文風貌……探訪了一百多年前的華北,甚至到了魯西南──我父親回憶中的故鄉。其間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那片古老、貧瘠土地上經常鬧饑荒的農民百姓。          Glover先生不辭萬里來到中國,為了要將那超越苦難的“福音”傳給當時看不見任何盼望的中國百姓,卻被捲入一場不由分說的暴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