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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信仰

13亿幸存者∶因祂活著

王书亚 本文原刊於《舉目》32期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雅歌》8∶6         5月23日,大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绵阳文物局。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主要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 国版图内。在上帝的容许中,汶川地震指涉了几个异教文化的因素,5月12日是佛教最主要的节期“佛诞节”, 地震中无数寺庙被损毁。而青城山和川北一带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源头,青城山的风景区和道观群,也几乎尽数倾覆。受灾最重的羌族地区,更是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源头之一。          羌族的意义绝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唯一的氏族名称,是中华族群和古蜀文明的先祖。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後,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大地震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故乡。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则说禹为西羌,“生於茂州汶川”。          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中,就已彻底消失。         90年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令人惊讶地,他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以色列人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犹太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如旧约所记,用未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为祭。羌人的献祭也明显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据陶兰斯的记载,他们称天为“灵父”,祭司杀羊之後,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著我们的罪”。羌族的口传历史说,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个儿子。1925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利未记》第16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陶兰斯大胆断言,古羌族是消失的以色列10个支派之一。不过此说缺乏依据,在学术上有极大的争议。 彩虹之约          无论羌族的血脉如何,中国人终究是彩虹之约後,布满全地的挪亚後裔之一,和地上的万族一样,承受了一个稳定的宇宙。不但生命气息来自创造的父,一切动作存留,也指望那一位救赎的主。专家说,汶川地震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能量的一次陆上地震。在空前的灾难面前,中国社会中每一种世界观,每一种文化的回应,甚至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著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这不但是一次人心的松土,也是一次文化的松土。中国人不但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是幸存者,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制度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活在其中的我们,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位格相交的产物。所以灾难永远是拆毁与建造的契机。超过一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日常的价值观和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开始被怀疑。从这些志愿者身上,不仅能看到对灾民的同情,对救援的道德热情;更能看到一种寻求世界观更新的理想主义,和对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          但另一方面,道德决策带来的只是一种自我称义的膨胀。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麽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者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马元江後,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世人所谓的英雄,就是他某个时刻的抉择,藐视和否定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这一场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更加指向神在中国、在四川的教会;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与归正,甚至包括政体与文化的变迁。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後综合症。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更新这个国家的责任。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是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後一次重生归正的机会。512之前,中国人是怎麽活的,社会是怎麽鼓吹的,国家是怎麽治理的;512之後,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价值的排序也将被拆毁重建。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民间力量和行政区域,都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於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及参与未来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秋千般摇晃的高楼上走下来,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父啊,这一次,你在四川、在成都的儿女们,我们要如何交账?基督徒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其他人群一道,参与对一场灾难的记录、述说、救援、关怀和反思。我们该如何做,又怎麽做。          地震後,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突然涌现出两个铺天盖地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一是“祈福”。和总理温家宝题写的“多难兴邦”一样,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基督徒的身影开始构成灾後画卷的一部分。在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人们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