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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舉目》72期——編者的話

本文原刊於《舉目》72期。 文/談妮 如果,我們不能頌讚 “上帝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就很難在“上帝的意念不同於我們的意念,上帝的道路不同於我們的道路”(參《賽》55:8-9)時,做到順服。 對上帝尚且如此,對人就更難了。怎麼辦呢? 周學信提醒我們,聖經裡的順服明顯不只一種,而且也異於我們來自文化,或本能地解讀;邱清萍則指出,對上帝的愛決定我們是否順服人,這是順服的藝術;周傳初認為,個人與教會的成熟,第一要效法主耶穌的順服;陳正華見證,她如何實踐“順服丈夫”;張在孜從文化出發,談我們如何順服上帝,“離開父母”,並孝敬父母。 順服上帝,也體現在我們如何區分同性戀行為與同性戀者(鐘德民);在貧困中仍不忘作跨文化宣教(郭開智);以上帝國度的眼光來服事(高山);從政,卻不結黨營私(莊祖鯤);以憐憫的心,承擔被騙的風險(薛主流)。 順服上帝,是因為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並盼望祂榮耀的再臨(小志),也是因為審判與悔改,不論是現在或未來,各人都免不了要直接面對上帝(劉同蘇)。 《舉目》72期目錄:http://behold.oc.org/?page_id=26335 下載:舉目 第72期 2015.03 繁體版 PDF檔 在線閱讀:舉目 第72期 2015.03 繁體版 在線翻頁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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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石頭的落處——《約翰福音》8:1-11

本文原刊於《舉目》72期。 劉同蘇 在石頭紛飛的日子裡來到主前。 (一)達到文士與法利賽人的義了嗎? 與往常一樣,文士與法利賽人在律法上總是義的!在程序法上,他們以“當場抓獲”,滿足了對證據真實性的要求;在實體法上,他們的直指,全然吻合律法(參《申》22:24)。 有人以他們未起訴通姦男子為由,指責他們未滿足社會公義的要求,但那要求已經超出了律法的範圍,更不在經文所描述的場景之內(誰知道他們沒有在另一場合,起訴那位通姦男子呢?)。總之,在律法的直接意義上,文士與法利賽人,滿足了“義”的要求。 今天,在教會裡,未經程序的指控和沒有證據的謠言滿天飛,我們連文士與法利賽人的義,都沒有達到,更不用說勝過了;而世界的法律要求:在經過正當法律程序證明其有罪之前,一個犯罪嫌疑人應當被視為無罪。 我們的定罪,符合這個程序要求嗎? (二)超越律法的最後審判 文士與法利賽人,滿足了律法所要求的義。所以,他們的挑戰,似乎將耶穌逼到了死角——義,就要判處通姦女人死刑;赦免該女人,就要違背律法的義。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有權)先拿石頭打(死)她。”(《約》8:7b) 律法是義的,但是,律法之義並不具有終極效力。 律法是針對外在行為的,從而,只具有外在的普遍效力。外在的行為及其規則都是有限的,由此,總有人可能避免某種外在行為的錯誤,且在該行為方面,以義人的身份審判他人。 不過,最後審判卻是針對內在生命的,即最後審判總是指向自我的:只要是指向自我,則罪人之自我所覆蓋的全體外在生活,必有罪行顯露;就算罪行沒有顯露,罪心也無處藏匿。 換句話說,只要是指向自我,誰不是罪人呢?只要自己也是罪人,那石頭是不是應先落到自己的頭上呢? 最後審判的效力,總是向內的——那落在心上的石頭,總是拋向自己的。由於自己先行挑選了“乾地”,外在的客觀的審判,永遠是朝向他人的。當我們義憤填膺地審判他人的時候,恰恰將自己劃在最後審判的效力之外。 這裡,耶穌將律法的審判轉換為最後的審判。於是,真正的審判,不再僅僅及於外在行為,更觸到了內在生命;不再只是一時的糾正,而是永恆的翻轉。 什麼時候審判是針對自我的,什麼時候審判才可能具有終極性! (三)對指控者的憐憫 耶穌無言地蹲在地上劃字。這個舉動被人解釋為迴避兩難困境的策略。但是,既然是迴避發言,那麼,為什麼在發言之後,又蹲回去無言地劃字呢? 其實,耶穌不僅對罪人(行淫婦人)憐憫,對自以為義、指控她的人(文士與法利賽人)也憐憫。耶穌來,就是拯救罪人的——那自以為義地指控罪人的,不也是罪人嗎?不也在需要拯救之列嗎? 耶穌的無言,不正是對自我悔改的等待嗎?其發聲後的無言,恰恰揭示了其發聲前無言的性質。既然最後審判是針對自我的,只有自我的醒悟,才是最後審判的效力。外在的指責,無法觸及內在的生命;正是通過自我的審判,上帝的審判,才觸及了罪人的內在生命。 無言,是上帝的憐憫;無言,是上帝留給罪人從裡面悔改的機會;無言,是上帝的等待……祂在等待! (四)自我直面上帝的可能 群起而攻之的人們,卻一個一個地走了。 當“群”的外在轉向了“個”的內在,生命便被觸及了。除非作為“個”,自我從而生命,是無法真正來到上帝面前的。只要躲在“群”裡面,誰都不用以自我來擔當。 自我,必須由自己扛著;由“群”扛著的,都不是自我。一個無“群”遮擋而直面上帝的自我,怎麼可能不見自己虧缺上帝榮耀的黑暗呢? 場景裡,只剩下了行淫婦人與耶穌。這就是自我面對上帝的場景。旁人的幫助與批評,至多是輔助,最終能夠將生命帶到主前的,只能是自己。 上帝啊,就是你和我。只有在這裡,你觸摸了我生命的終極之地! (五)赦罪的效力 “不定罪了”不是說“把罪作為非罪了”。 公義的上帝,怎麼可能將罪作為無罪呢?若準確翻譯的話,該經文的意思是:免去該罪的後果,取消對該罪的刑罰。 犯罪不用承擔後果?那,趕緊再去找一個情夫吧? 今天教會裡面,不是充斥著這種“犯罪也不是罪了”和“犯罪也無需承擔後果”的赦罪觀嗎? 一切世間法律的公義,都是向後看的:對罪的刑罰正與以前犯的罪相等。但上帝的法律卻是向前看的:一個悔改的生活,正反向地與一個犯罪的生活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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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雙城記——城市家庭教會的新挑戰

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52期        2010年,我兩次回國,行程中特別關注了A和B兩城的教會事工情況。觀察兩個城市的教會發展,可以發現城市家庭教會正在面對新處境、新問題、新挑戰,同時,也是新的機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會         都市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變遷,是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都市化必然伴隨著人口的遷移。都市像一個磁石,將以往散佈在農村的人吸引過來,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裡面。         據統計,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60%來自農村。在這方面,A城與北京或上海的情況類似。在大街上行走,僅僅依據衣著和口音,就不難看出,A城本地人已經不占多數了。而那些外來人口,並不是在A城“暫住”的過客,而是為A城社會文化做出貢獻的居民。         筆者在A城,光顧過4種類型的餐館,分別是:所有食物價格都在5元人民幣以下的最廉價的麵食店,門面簡陋的低檔餐館,有一定裝修的中檔餐館,以及裝潢具有獨特文化風格的高檔餐館。這些餐館的經營者來自蘇北、安徽、東北、四川,就是沒有本地人。          這種情況絕非局限於餐飲業。一位民工教會的傳道人,自豪地告訴筆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樓,沒有一棟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來人群已經在A城的建設裡面,發揮著如此大的作用,並構成A城文化的組成部分,難道他們還不是A城人嗎?         “農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稱謂,明顯帶有貶義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為什麼要在“工”前面,加上“農民”兩字呢?對農民出身的強調,不正顯示了城市的優越感嗎?他們住在此城,並造就著本城的繁榮,為什麼還被冠上“農民”的頭銜呢? 幾種不同的類型         在A城,筆者觀察了不同類型的家庭教會。A城並沒有悠久的教會歷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組成的教會並不多見。人員最多的是民工教會。        A城的民工教會有兩種類型。一類以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大型團隊為背景,即與故鄉的大型團隊具有結構性的聯繫,人員多來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對完善,具有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固有風格。        另一類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與故鄉的教會沒有實質的聯繫。此類教會的成員,常常比較多元,來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會傳統,結構較為鬆散,但在教會建制與神學理念方面,具有較大的可塑性。         最後是白領教會。白領教會的主體是新A城人,間有本地人,主要是技術人員(包括技術工人)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商人。此類文化成分的人,比較容易被本地人認同, 也比較容易建立本城意識。白領教會的教導體制與治理結構都比較完備,明顯帶有“北京模式”的印記。另外,在校園裡面還有一些獨立的,或以福音機構為背景的 學生團契。 沒有真正的連接        儘管A城的一些大教會之間,已經有了初步的接觸,但總體來說,A城的教會並沒有真正連接。主要的障礙,既有社會文化方面的,也有教會傳統方面的。例如在社會文化方面,雖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會卻仍稱為“溫州教會”、“安徽教會”、“河南教會”……         最富有的當然是溫州教會。溫州教會與故鄉的教會有著嚴密的組織關係,結構完整,財政資源豐富,有定型的神學傳統與教導體系,具有強烈的組織擴張意識(但不一定是傳福音的意識),其成員多來自工商業背景。         在溫州教會裡,有文化的優越感。無論有多少人在場,只要兩個溫州人遇見,他們只肯使用溫州話。這種執著是有象徵意義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話,俄國貴族非說法語不可,那是優越身份的顯示。這已經足以將溫州以外的人,阻擋在溫州教會以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