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造就了信仰的需要，卻無力提供所需要的信仰。都市化的客觀環境，是信仰展開的場景，也是檢驗信仰力量的客觀尺度。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不僅得益於都市 化的客觀條件，更是由於繼承了傳統家庭教會的生命傳統。在一千多年西方宣教士與前輩聖徒之生命實踐的基礎上，傳統家庭教會在面對專制主義的全面逼迫時，和 由於鎖國政策而被迫分離於普世大公教會的隔絕狀態下，以基督的“十字架”與“道成肉身”的生命樣式，活出了既能與中國文化接軌而又不被該文化之罪性所俘獲 的生命傳統。正是由於繼承了這一生命傳統，城市家庭教會才召聚起一大批不但能夠生活在主流文化之中，而且可以超越文化罪性的人。
信仰的實在力量就是把握大眾。文化核心處的精神空白，造就了諸信仰的“逐鹿”，而百家爭鳴的關鍵不是理論的交鋒，而是實際的生命影響力。光憑言說是說不出一種文化來的，任何一種文化的成就都是大眾活出來的。信仰之所以可能塑造文化，就在於其對大眾生命的影響。
經由“十字架”與“道成肉身”的生命實踐，傳統家庭教會形成了敬虔主義與本土化的傳統。正是因為繼承了這個傳統，城市家庭教會才能在都市化的挑戰之下，把握主流人群（“進入文化”），並提升主流人群（“召出來”）。這憑藉的不是理念與技術的優勢，而是能夠改變大眾生命的內在功力。
形式雖然不是最終的決定要素，但發揮著重大的輔助作用。套一句老話，生命本質確定之後，形式就是決定因素。都市文化畢竟不同於鄉村文化，基督信仰需要以新的形式，在都市文化的處境裡面，表現出自我的生命力量。
中國的都市化得益於對國際社會的開放，而城市成了“先得月”的開放窗口。憑藉著城市先行開放的便利地位，城市家庭教會率先與普世的大公教會接軌，因而在教會 架構與神學思想方面，獲得了某種借鑑。城市家庭教會能夠較成功地回應都市化挑戰，其原因除了對傳統家庭教會傳統的繼承以外，也是由於從普世大公教會傳統中 汲取了力量。城市家庭教會可以說是中國家庭教會傳統與普世大公教會傳統的匯接點；藉由這個匯接點，中國家庭教會在外形上重新對接到（在生命本質上從未離開 過）普世大公教會的大家庭，並且由於這一融合而在都市化的社會文化背景中，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都市化的客觀環境，傳統家庭教會的生命準備，與普世大公教會的連接，構成了城市家庭教會崛起的原因。城市家庭教會就是，在都市化的社會文化挑戰之下，借鑑海外大公教會的生命形式，而於傳統家庭教會傳統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家庭教會內部的新生的次傳統。
二、進路之一──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的定位
儘管新型城市家庭教會在中國福音運動中居於主導地位，但是，其本身僅僅是中國福音化的進路之一。3股各具角色、彼此輔助的教會支流，匯聚成了此次中國福音運動的大潮。
第一、 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
新型城市家庭教會對中國福音運動的主導地位表現在：能夠回應社會文化挑戰的新型教會結構，促成中國教會教義系統形成的神學實踐，對教會發展的內外關鍵問題的處理。
就像都市化的次序是從大至小一樣，由新型城市家庭教會引發的福音熱潮，也是依次從文化中心城市、大中城市，到縣鎮、鄉村。
1. 文化中心城市
雖然現今中國有著多元化的地方文化，但北京和上海仍然居於影響全國文化的中心地位。把握了中國社會文化的中心地帶，就相當於把握了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的走向。福音運動便能高屋建瓴，從社會文化的制高點，向整個國家漫溢而下。
5 年以前，北京與溫州，是中國福音運動中並行的兩大中心。而今，北京已經取得了絕對的領先地位。在教會架構、教導牧養方式、教義確定，以及相關的神學思維、 對社會文化的參與、政教關係等等方面，北京家庭教會都為全國的教會提供了先行的模式與視角，並由此而主導著整個中國教會的基本走向。
据筆者於2009年10月在溫州的觀察，至少有3種跡象，標誌著溫州教會已經失去了領先地位：
(1) 新型堂會的出現：溫州教會的堂會制，已經經歷了3波發展：先是從“三自”教會出來的教牧，建立的獨立教會；然後是要求獨立登記的家庭教會，在傳統家庭教會 系統之外建立的堂會；以及，現在在傳統家庭教會系統內部出現的堂會制的教會。這些充滿活力，並象徵著整個教會未來走向的教會，採用的全是北京模式。
(2) 社會性與文化性的新型事工：無論是刊物，是福音茶社，還是青少年輔導，溫州的先行事工，總是北京的樣式。
(3) 年輕人的動向：年輕的弟兄姐妹和教牧同工，對傳統教會模式的不滿足，對新型教牧形式的渴慕，已經形成了無法忽略的浪潮，而年輕人正代表了教會的未來走向。
對於這些適切於時代發展並代表教會未來的運動，溫州教會的傳統模式無法提供動力與引領，實際上現行體制還在力圖阻止新型教會樣式的到來。可以說，在過去 10年裡面，溫州家庭教會已經將全國福音運動的主導位置，移交給了北京家庭教會。這一福音運動中心的轉移，標誌著中國的福音運動從資金密集型與勞力密集型 的模式，轉向了智能密集型的模式。
當年，河南和安徽為中心的第一波福音浪潮，以大型團隊和魅力型領袖為主導方式，形成了勞力密集型與家長制的引領模式。而以溫州為中心的第二波福音浪潮，用提供資金與骨幹的主導方式，建立了資金密集型與領袖主導型的引領模式。目前以北京為中心的第三波福音浪潮，則以先進的教會架構與神學思維的傳播為主導，奠定了智能密集型與全民參與式的引領模式。
上海在過去3年裡面的變化，非常值得注意。 幾年以前，上海教會的主體，依然是以舊式市民文化為背景的傳統家庭教會。目前，在文化成分上，年輕專業人士的比例急遽增加；在教會架構方面，依附於大教堂 的團契形式（即主日去“三自”教會，平日在家裡聚會），逐漸式微。完全獨立的堂會，成為上海家庭教會的發展方向。
上海的福音形勢，有些類 似6到7年前的北京。由此可以預計，在10年以內，上海家庭教會的影響，將具有全國意義。若兩大社會文化中心，成為兩大福音中心，對於福音在整個中國社會 文化中的傳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北京宏大的創造性思維，畢竟需要上海細密的實踐理性來相輔相成。
2. 處於發展前沿的中大城市
在北京，教會雖然還在急速發展，但是初始的大爆炸期已經過去，教會初步成型，發展步伐漸趨沉穩。
由於都市化的浪潮，從北京開始的新型福音浪潮，早已擴及省會與直轄市一級的大型城市。在沿海地區，甚至於中等城市裡面，都可以見到新型福音浪潮的衝擊力。
作為文化樞紐的地區性中心城市（比如武漢，西安）中，福音運動的初始爆炸期已經開始。在其它大城市裡面，福音與文化的先行積累，也預示著初始爆炸期的臨近。
中大城市的福音工作，應當成為目前全國教會發展的首要關注。原因有二：一是在奠基期（即初始爆炸期）的投入，具有最大的潛在效能（類似原始股的投資）；二是，中大城市是福音-文化中心向全國傳播福音的最先管道。
福音在中國的傳播已經成為一個整體的文化現象，而不是作為單個人或單個教會的獨立活動。福音的浪潮與都市化的文化拓展相伴隨；教會發展的高潮不可能越過都市 化的熱潮而單獨形成。中國教會若不需要上帝安排的客觀條件，而靠自己的主觀努力（即封閉的純教會活動）就可以創造持續的福音浪潮，那麼，此次福音運動在中 國的興旺就是中國教會的功德，而不是上帝的恩典。就目前形勢而言，文化的樞紐就是福音的樞紐，都市化的高潮在哪裡，福音浪潮就可能隨之而在那裡高漲。依筆 者的觀察，中大城市的福音浪潮，也具有後發者的優勢。中大城市的家庭教會並不機械地照搬北京模式，而是借鑑北京的先行實踐，從而，有效地發揮了北京模式的 優點，卻避免了北京教會走過的某些彎路。
3. 作為最終落腳點的縣鎮
縣鎮是中國都市化的落腳點，也是此次福音遍傳中國的落腳點。都市化之後，全國人口的90%會居住在都市，而其中的絕大多數必定要居住在城鎮，而不是大型城市。
目前縣鎮的教會，依然被傳統農村家庭教會所主導。單單依據傳統農村教會的模式，顯然不足以應對正在來到的都市化挑戰。雖然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的模式，或遲或早 會影響縣鎮一級的家庭教會，不過，目前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對縣鎮家庭教會仍然具有極大的意義。可以預計，當新型城市家庭教會模式擴至縣鎮的時候，縣鎮將成為 新型城市家庭教會與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最終融會地。
第二、傳統農村家庭教會
如果新型城市家庭教會是隨著都市化、由上向下的進路，那麼，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就是被都市化衝擊、由下向上的進路。
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式微，也是近10年來中國福音運動中的一大現象。其原因有主、客觀兩方面：
在客觀方面，農村在都市化的衝擊下式微，農村教會也必然會受到影響。以往憑藉城鄉隔絕，依靠人數佔優勢的農村文化，現已處於弱勢與依附的地位。
都市開放，農村的青年人不可避免地湧向都市。若是中國從農民人口佔95%以上，轉變成為85%的人口居住在城鎮，這種結構性的變化，不可能不影響農村教會的生存樣式。
在主觀方面，首先，在都市化的文化衝擊下，傳統農村家庭教會顯露出在生命建造方面的不足。其教導與牧養的方式，無法回應都市化的挑戰。由此，傳統農村家庭教會不僅失去了以往對城市教會的影響力，連自身的生存都出現了危機。
另外，由於對突來的文化衝擊準備不足，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基本上是以傳統模式去防守，而沒有抓住上帝賜予的機會，進行自我更新。如果傳統農村家庭教會把握此次機會，主動加入到都市化帶來的全國福音熱潮之中，此次的進城潮就不會是流失，而變成差遣：
一方面，藉助進城人口，主動差遣人員進入，建立民工教會，並且通過這一管道，進入城市教會的全面建造；另一方面，更為積極地參與縣鎮教會的建立，在即將臨到的縣鎮福音化中，成為一股主導力量。
若以差遣的方式主動參與，傳統農村家庭教會便會在城鄉的交流裡面，成為被祝福者，也為自我生存提供了活力。而被差遣的人員，也不再是教會中流失的負數，而是與原教會緊密聯結，並不斷帶回城市教會先進經驗的橋樑。
都市化的挑戰，不該造成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沒落，反而應當成為契機。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如果能做出正確的回應，就會提升自己生命，更能為此次福音熱潮提供活力。
第三、民工教會
民工教會是一種新興的教會。進城的農民基督徒弟兄姐妹，從故土中連根拔起，卻沒有扎入城市教會的新土，於是，那些被上帝呼召的人，便自發地開始建立民工自己 的教會。所以，儘管民工教會基本成員來自農村，地點坐落在城市之中，民工教會的興起，與傳統農村家庭教會或新型城市家庭教會，都沒有什麼關聯。
筆者覺得，在上帝的計劃中，民工教會是一支福音特遣隊。透過民工教會，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可以將自己的生命觸角伸進城市，民工教會就是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先遣建立的城內灘頭陣地。
先行進入大城市的民工，絕大多數不會永久性地留居城市。筆者在北京經過口頭統計發現，90%的民工，計劃最終要返回家鄉。
然而按照農村社會的變遷趨勢來看，民工越來越不可能重歸農村。一是由於土地的喪失和農業機械的廣泛使用，農村不再需要密集式人力耕作。二是生活、文化方面，難以重新適應——民工在城市所受的技能訓練都是非農業的，城市生活所造就的都市文化習性也具有難以逆轉的性質。
根據這些原因，返鄉農民最終歸回的，很可能是接近自己村子的縣鎮， 而他們從大都市獲得的福音與文化的優勢，會使他們成為縣鎮福音化運動中的空降兵。只要比照“海歸”基督徒在城市家庭教會中的作用，就不難類推出“城歸”基督徒在故鄉福音運動中的角色。
如何成為民工教會的差遣基地與長久支持者，是傳統農村家庭教會融入城市福音浪潮，並促使自身更新換代的一個關鍵。中華福音團契與穎上團隊，已經有計劃地在城 市民工中和城鄉結合部（城市與鄉村地區的過渡地帶）建立教會。這就是為什麼在大型傳統農村家庭教會普遍衰退之際，這兩個團隊還能夠保持活力，並在全國福音 運動中具有影響力的主因之一。
與此同時，新型城市家庭教會也面臨著重大挑戰。目前城市人口中，第一代農村進城人口已經佔60%。如果城市 家庭教會拒絕連結民工教會，那就是把城市人口的60%都排除在福音“版圖”之外，那麼，城市家庭教會就不再是涵蓋整個城市福音運動的城市家庭教會，而是只 照顧自己階層的“有產階級（工商經營者）教會”或者“知識分子（白領）教會”。
基督是為所有罪人捨身的。只為一部分人而死的“基督”，就不是基督。只有向所有罪人傳揚福音的教會，才活出了基督的生命。否則，教會就會淪為自我服務的文化圈子。如果忽略或隔絕於民工教會，城市家庭教會在外延上，就應當去掉“城市”兩字；在內涵中，就辱沒了“教會”兩字。
三、白色殉道與公民社會雛形──面對的關鍵問題
一個教會的主導作用，主要不是人數或技術，而是對教會生活之關鍵問題的處理。新型城市家庭教會對目前中國福音運動的主導，也不是由於她從海外的教會那裡借鑑 了教會模式或神學理念。一切形式上的借鑑僅僅具有輔助性質，真正的關鍵是所借鑑的教會模式與神學觀念能夠活生生地融合於家庭教會的傳統，並由此而解決中國 福音運動面對的關鍵問題，最終使得中國的家庭教會在保持自我靈命傳統的前提下，能夠回應社會文化變遷所帶來的新時代挑戰。目前新型城市家庭教會主導處理的 關鍵問題，既有涉及內部關係的，也有涉及外部關係的。
第一、 內部生命問題
1. 生命內容──從紅色殉道到白色殉道
“紅 色”就是“流血”，“紅色殉道”以形象化的象徵表述了一種特定形式的十字架生命。紅色殉道就是：在教會與世界的直接外在衝突中，以基督的十字架為動力淵 源，基督徒為了信仰緣故而自願地承受來自世界之慘烈迫害的生命樣式。 “白色”代表 “聖潔”。“白色殉道”也是一種特定形式的十字架生命。白色殉道就是：在教會與世界共處於同樣外在社會環境的條件下，以基督的十字架為動力淵源，基督徒為 了持守聖經生活方式，而拒絕世界價值觀與感官誘惑的生命樣式。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教會經歷了極為險惡的外在社會環境。那時代的關鍵問 題，就是教會如何在外在形體已被剷除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堅守住獨立的信仰。傳統家庭教會以紅色殉道的生命樣式，保住了教會的生命傳承，並且奠定了今天教會 復興的基礎。今天，外在的逼迫減弱了，教會與世界衝突的主要形式，不再是殉道、監禁、流放、批鬥、喪失工作、離散家庭，等等外在迫害，而是金錢、名聲、權 力、感官享受等等引誘。如何在日常生活裡面抵制世界價值觀的誘惑，堅持基督的生命樣式，已經成為中國教會生存與發展的首要問題。
2. 生命形式──從放養（點片制）到牧養（堂會制）
教會架構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性問題，堂會制也並不是一種從海外引進的純粹先進技術。換言之，它不是一種為制度的制度，而是為生命的制度。堂會制之所以能夠 在現今的中國教會發揮形式上的優勢，僅僅因為該教會架構能較為有效地服務於白色殉道的生命內容。“點片制”的“點”就是聚會點，“片”就是將點連接在一起 的網絡。“聚會點”的稱呼已經表明，“點”的基本功能是分別為聖的聚會；而“片”的設立，就是支持“點”的聚會。
在教會與世界截然對立的 時期，教會與世界是完全分離的。一個人只要守住分別為聖的聚會，就守住了基督徒生命（因為已經自動被世界劃為另類）。由此，守住分別為聖的聚會，是教會生 活的首要事務。而片的建立，即是為了支持點。以片為單位的“派單制”巡迴講道，就滿足了主日聚會的基本需要。
堂會制則是一種生命全面連接 的靈命生活形態。堂會裡面的多層次與全方位的設置，只是為了能將聖徒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彼此連接在一起，並且通過這種全方位的彼此連接而實體性地與基督連接 在一起。與堂會制相關的牧師住堂制，明顯地是為了在整體生命的連接中，實施全面生命的教導。就以牧者的功能為例，以往傳統家庭教會的傳道人，可以帶領 6-7個聚會點，而這對於一個真正從事牧養的牧師而言，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牧養就是全面生命的同行。一個牧者能夠陪伴多少“羊”的全面生命呢？只要看一看 一位父親能夠撫養多少孩子，就不難做出類推。
能夠同時帶領諸多聚會點，是因為與“羊”的連接只限於聚會，只限於口號式的情緒激勵。一個傳道人，在主日按照派單，於十幾個教會間轉來轉去，能夠和幾隻“羊”建立全面的生命關係呢？
在與世界截然對立的大迫害時期，即使沒有全面的生命連接，也沒有太大問題，因為分別為聖了，逼迫教會的世界自動將我們劃到了聖的一邊。可是，在要求白色殉道 的時代，沒有了這樣的強制劃分。如何讓“羊”活出與世人不同的基督生命（即不犯罪），就需要牧者陪伴“羊”，經歷生命的每一步。
在全面生命連接裡面，與被牧養者共同經歷基督，這就是牧養的本質。耶穌這位最大的牧人，並沒有在6-7個聚會點轉悠，就專注在12個使徒身上，就是為了向我們顯明牧養的本質。
僅僅在主日與“羊”打照面的傳道人，就只能帶出主日的基督徒。每日與“羊”同行的牧師，才可能造就整全生命的基督徒。堂會制的本質不是制度，而是制度輔助的 牧養。堂會制這種日常的、全面的生命牧養，才是在今日主流社會中繼續保守基督生命樣式（即白色殉道）所必需的教會形式。
3. 生命理念──以教義為中心的神學實踐
神學也不是為思辨的思辨。如果不是為了在中國的文化境遇裡面，確立保守教會生命的教義，目前的神學培訓熱潮就毫無價值。
在大迫害時期，神學的需要，相對地降低了。與世界的截然對立，使神學對信仰的說明顯得多餘（不是真的多餘）——我的殉道就是我信仰的告白，我在被逼迫時仍然活在基督裡面，這就是我信仰的最高“神學”詮釋。
前都市化的自然經濟形態，也加強了信仰的經驗分量。小型的、封閉的、單一的、少變的、緊密的自然經濟環境，則加重了經驗對信仰的宣示力量。持續不變、近距離地與同樣文化背景的人相處，也無需神學解釋，就可以實在地顯示自己的信仰生命。
在信仰與世界混雜的外部條件下，在都市文化那種多元易變的開放性環境裡面，儘管經驗性的見證依然是信仰生命傳遞的基礎，但是，要想教導信徒，在相同的外在環 境中，活出與世人不同的基督生命，並且傳遞完備的聖經真理，神學就是必需的。當然，這裡說的不是純學術的神學，而是建立教義，並由此規範信仰生命的神學。 教義就是在活的生命境遇中，按照聖經原理，統一教會生活的規範。
第二、外部關係問題
1. 社會參與
廣義地講，“社會參與”是指，教會參與分別為聖的教會領域之外的社會活動。目前一般特指教會在慈善、環保等等方面的社會服務。
在大迫害時期，教會基本沒有社會參與問題。那時的教會完全被驅逐和隔絕於社會之外，就算教會打算參與社會，也不被允許。直到近年，社會參與才會成為教會實際面對的問題。
到底，社會參與問題的本質就是：基督徒是不是還要作為地上的人活著？若作為地上的人活著，基督徒就不可避免地要參與社會生活。而“基督徒個人可以有社會參 與，教會不可以有社會參與”的說法，顯示了教會觀的偏差。按照這種教會觀，基督徒的教會生活，與社會生活是完全分裂的。教會僅僅涵蓋基督徒的業餘生活，或 僅僅是基督徒某個方面的生命集合，而不是全部生命的集合。
“社會生活已經被罪統治”，不能成為逃離社會生活的理由。正因為罪污染了社會，才需要教會將上帝創造人類社會的本來樣式，帶還給社會。若不活在社會生活裡面，又怎麼可能向社會彰顯其失落的本質呢？社會參與的實質，就是在與世人相同的社會生活裡面，展示信仰生命的特殊。
2. 政教關係
在大迫害時期，家庭教會與政府處於彼此隔絕的狀態，除了衝突，雙方並沒有其它的關係。因此多年來，家庭教會不得不以地下狀態，逃避與政府的接觸。現今，家庭教會開始採取公開與主動的態度了——採取地下狀態，怎麼能向主流人群傳揚福音呢？
在主流社會公開自我，就意味著教會要直接面對政府。遺憾的是，在政教關係上，中國教會裡面流行著嚴重扭曲的觀念。“處理政教關係”，被曲解為“搞政治”，而“政治”等於權力鬥爭。
實際上，政治就是公共事務，涉及的是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公共政策與共同規則，和整個社會的公共生活。
在公共權力完全控制了整個社會的公共生活的時代，家庭教會按照聖經，堅持了信仰、思想、言論等自由，堅持了非官方意識形態的聖經價值觀，成為在專制之下，唯一維繫個人基本權利的公共生活團體，成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先驅和雛形。
作為公民社會的唯一實際範例，家庭教會正實際主導著中國公民社會的建立。在政教關係問題上，傳統家庭教會的基本態度，是堅持信仰而不訴諸權利；新型城市家庭 教會則採取“信仰與權利”雙堅持的態度，力圖將已經存在的這種公共生活形式，引入主流社會的常規秩序之中，成為整個社會的祝福。
“登記”問題是堅持信仰權利的關鍵問題，也恰恰成為了公民社會建立的要害問題。“獨立登記”意味著，真正的民間團體在中國出現。在教會一面，通過獨立登記，教會獲得了影響主流社會所必需的合法形式；在社會一方，民間團體的出現標誌著公民社會的建立。
在非政府與非盈利組織裡面，家庭教會的團體個數與成員最多，財政資源最為雄厚，組織結構最為嚴密，與國際接軌最好，人員的委身程度最高，從而，成為最終實現社團獨立登記的主導力量。
3. “三自”問題
“三自”表面上是一個實體，實質上卻是兩個概念；一是以政治權力控制教會的官方機構，即三自會；二是被三自會控制的教會。
從長遠看，家庭教會與三自會的關係，沒有什麼發展的前景。首先，作為政府部門中最保守的一個機構，三自會根本沒有實質性的自主權。家庭教會與三自會的關係，不過是家庭教會與政府關係中的一個部分（三自會十分有限的作用，基本上還是負面的）。
其次，當公民社會正在來臨的前景下，所有打著民間團體旗號的官方機構，或遲或早會喪失生存地位。三自會作為其中一員，也不可能避免。
所以家庭教會要做的，是現在就開始發展與三自會下屬教會的關係，以期那些被擄教會歸回的時候，能夠自然地與家庭教會相融合。
筆者認為，新興城市家庭教會正是通過對上述關鍵問題的處理，主導了目前中國福音運動的發展。
註：如願進一步瞭解相關的問題，可以閱讀筆者所著：《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定義》，《聖局中的棋子》、《天命與世道──新時期家庭教會與政府的基本關係》等文章（編按：可在網上搜尋找到），以及《上帝與凱撒的疆界》一書。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先後在康州及紐約牧會。現在北加州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