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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弟的反擊——向現代主義吹起革命的號角(董家驊)2017.04.17

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4.17

 

位於美國加州爾灣的新歌教會(Newsong Church),由美籍亞裔牧師所創立。近年突破美籍亞裔“同溫層”(編註:立場相近、背景相似等)的框框,向多元文化發展。

走進新歌教會燈光幽暗的主會堂,彷彿進入一個大型藝術創作室。講台下近千把各式的椅子,亂中有序地排放在光亮的水泥地板上。後方還有一些高腳桌和高腳椅,供會眾一邊享用咖啡,一邊聆聽台上講員的信息(平時則可以用來交誼)。

新歌教會的初期,吸引了很多第二代美籍亞裔,他們多是在美國的韓國教會和華人教會長大。他們在新歌教會找到了自己的聲音,不再背負移民教會的傳統和期待。他們自由地探索各種可能,學習在多元化的群體中跟隨耶穌。

新歌教會只是近10年來眾多新興亞裔教會的代表之一。愈來愈多的亞裔第二代信徒,在都會區植堂,努力建立跨越種族藩籬的多文化教會。就如同新歌教會的名字,年輕一代已不滿足於在新時代中唱“舊歌”,渴望唱出這時代的“新歌”。

 

被時代思潮牽著走了

 

北美華人教會老齡化,有人認為是因為教會跟不上流行,有人認為是文化差異,還有人認為是年輕一代被世俗社會擄掠走了。然而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華人教會是否不知不覺中,被時代思潮牽著走了?

在過去幾十年,北美華人教會無意識間擁抱了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和實用主義。許多教會關注個人生命的得救,卻忽略群體的重要;過分強調以理性來認識上帝,忽略了上帝不只給予人理性,還有感性及感官知覺;努力建構純正教義,但忘記我們敬拜的不是教義本身,而是教義所指向的三一上帝;力圖用有效的系統來大批培養會友、建立永續生存的教會架構,卻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神學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和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一針見血地指出,基督教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其實都接受了現代主義的假設,認為人可以脫離群體,在不接受規訓和未經歷聖靈轉化之前就能明白聖經,而無需成為群體的一員(註1)。

如同神學家英格(William Inge)所說的,與當下時代精神結婚的,在下一個時代注定成為鰥夫。當北美華人教會過度把自己的信仰與現代主義相結合時,後現代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自然感到壓抑和窒息,覺得在這樣的信仰群體中無所適從。

 

仍是和時代精神結婚?

 

有些人擔心,如果抗拒“現代主義”,豈不就是擁抱“後現代主義”?當今年輕人信仰失落,兇手之一不正是後現代思潮?難道我們要向後現代思潮投降?擁抱後現代精神,不也是和時代精神結婚,注定要在下一個時代成為鰥夫?

其實,當今的時代精神很難用“後現代”這個詞一筆帶過,原因之一是,學者至今對“後現代”的定義仍有分歧。有些學者認為,當下的文化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反抗,因此“後現代精神”其實是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和反省。另外一些學者認為,而今的主流文化是現代精神的延伸和激化,因此稱之為“晚現代”、“激化的現代性”或“液態的現代性”。

 

你可聽到人民在高歌?

 

在小說《悲慘世界》中,法國文豪雨果深刻地描述了法國在追求(廣義)現代化的過程中,底層人民所經歷的。小說改編成音樂劇電影後,一首“你可聽到人民在高歌?那是群情激憤、不願再為奴之人的歌聲……”打動了許多人的心。

啟蒙運動培養出眾多傳統,例如“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認為只有經得起科學方法檢驗的“事實”,才是真理。“價值”只是私人的偏見,是信念,因無法用科學方法證明或證偽。其實,這是“科學主義”的幽靈,在主導人們對真偽的判定。

神學家紐畢真(Leslie Newbigin)指出,現代人認為可以宣告“經過科學方法驗證的事實”,這麼做並非傲慢和霸道,而是高尚的;然而,卻不允許宣告“價值”和“信念”,認為這無法證明,因此不是普世真理,只能以“對我而言是真的”方式表達出來(註2)。“事實”就這樣被科學主義綁架了,進而擠壓了“價值”的空間。人們又把信仰劃入“價值”的範疇,然後將其從公共領域中徹底排擠出去。

這樣的二分法,還導致人把自己與價值、信念切割開來,每天在價值真空中,試圖重建自己。這種失根的焦慮,極大影響了人的生活,主導了人的工作和消費觀。

“事實”與“價值”二分法,也導致北美華人教會選擇退出公共領域。然而矛盾的是,教會同時又宣稱自己所傳講的是“普世真理”。這在年輕一代看來,是自相矛盾的。

 

私人領域普遍真理

 

北美華人教會避談公共事務,強調個人得救,無形中加深了“基督信仰是私人信念”的觀念。當基督信仰不再被視為普遍真理時,許多年輕人選擇離開基督信仰這個“私人領域”,投身世俗世界的“公共領域”,以期有一番作為,實現人生的價值 ,實現自我。

在泛靈恩教會的圈子中,近幾十年來,由於彼得・華格納(Peter Wagner)倡導的攻克“7座山”,許多基督徒投身藝術娛樂、商業、宗教、傳媒、教育、家庭和政治這7個領域。他們努力工作,力圖在這7個領域中取得主導權,影響和轉化世界。

我雖然不認同華格納那種“君士坦丁”式的思維,但他的倡導確實引起了許多年輕基督徒的共鳴,因年輕一代基督徒不願接受現代主義的劃分,不願把信仰侷限於私人領域。信仰若是真理,就必然是普遍真理,而非私人領域之事物。若基督信仰不是普遍真理,那就不是真正的真理,何不放下信仰,轉而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其他領域中,追求那普遍性的真理?

 

之外的第三條路

 

現代主義追求客觀性,而後現代則認為人不可能完全客觀中立,因而接受相對多元主義的真理觀。對此,哲學家波蘭尼(Michael Polanyi)頗為贊同。他認為,人不可能完全中立、客觀地使用理性。人思考時總有立足點,總是在某個“傳統”中使用理性。人總是先有“委身”,而後才有所“思考”,因此任何思考都不可能全然中立、不帶有任何“信念”。

那麼,人將永遠陷在傳統中無法超越?基督信仰為人指出一條有別於現代和後現代的認識真理的路徑:創造、啟示、群體。

基督教信仰的敘事指出,人是按著上帝的形象受造,因此有思考和探索真理的潛力,也有在上帝創造的基礎上持續創造的能力。現代主義高舉“科學方法”,認為唯有通過科學方法檢驗的事物才能稱為“事實”。然而科學方法本身也是建立在某些信念上,而基督信仰中的創造觀,為科學方法提供了正確的基礎。

基督信仰的敘事同時宣告上帝創造了世界,並把秩序放在世界中。科學方法假設了這世界背後是有秩序的。因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所以人能做出這樣的假設,人有可能認識上帝的創造秩序。

基督信仰的敘事亦顯示,人無法遺世獨立,而需要在關係中認識真理。每個人的認知,都是破碎和片面的,唯有在群體中才能更完整地認識真實。基督徒相信,上帝在歷史中透過祂的作為,向人啟示自己。上帝的百姓紀錄了上帝的作為,在群體中一代一代傳承下來。

這些紀錄,不是單一的、平面的,而是多元的、立體的。透過摩西五經,我們認識到上帝的聖潔和律法;透過歷史書,我們體會上帝的忍耐與寬容;透過先知書,我們看到上帝的悲傷與哀痛,也一瞥上帝最終更新萬物的計劃;透過福音書,我們看到這更新的實現;透過新約書信,我們學習在已然和未然中帶著盼望作主門徒。

基督信仰強調啟示。人類需要超越自身的視角,才能真正認識真理。人對真理的認識不是建立在某些不證自明的基礎上,而是上帝在特定的處境中,向人類自我啟示的。

教會不應死守傳統,因為傳統不等於真理。然而也不應拋棄傳統,因為傳統給予我們框架和語言來認識真理。教會不是要丟棄自己的傳統來創新,而是要重新認識自己的傳統,在其既有的傳統上向上帝敞開,在既有的基礎上被上帝更新。

教會其實不需在現代與後晚現代這兩條路中二選一,而是需要重新委身於教會傳統,在既有的基礎上心意更新而變化。基督信仰若是真理,就不是破碎的,而是整全的;不是封閉的,而是跨界的;不只是個人的,更是公共的。

北美華人教會如何在現今時代,唱著新歌,與舊歌應和?也許應該重新回到上帝的“創造、啟示和群體”,加入歷世歷代上帝百姓的大合唱中,在我們這一代見證上帝的慈愛、信實和能力。

 

註:

  1. 侯活士和韋利蒙,《異類僑居者》(香港:基道,2012),177-178。
  2. Leslie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9), 19.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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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不宣的秘密——北美華人教會華語學生事工的困境(董家驊)2017.02.20

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2.20

 

北美華人教會在20世紀後期快速地成長。許多人認為,這歸因於北美60、70年代的港台留學潮,加上80、90年代的港台移民潮。

現在進入21世紀已近20年,中國留學潮依然強勁。大批年輕的中國留學生赴美讀書。中國的新移民也不斷湧入,其中包含許多10幾、20歲的年輕人。

令人不解的是,雖然留學潮和移民潮強勁,北美華人教會的成長卻趨緩。近年,許多教會更進入另一種窘境:華語事工老化,同時又留不住第二代講英文的年輕人。

我們不禁要問:60、70年代的留學潮,加上80、90年代的移民潮,曾使北美華人教會在20世紀末快速成長。為何而今在中國移民潮和留學潮的雙重加持下,北美華人教會卻不斷老化?

 

到底交給誰呢?

 

現今大多數的北美華人教會,都是中小型教會,並非大型教會。會友的孩子,則多以英文為母語。教會往往要按照語言,至少分成兩堂聚會:華語崇拜和英語崇拜。在有限的資源下,教會發展年輕人事工時,往往需要做出抉擇:究竟要優先發展英文青年事工,還是華語學生事工?

正道神學院的林慈敏老師,用“中餐廳”的比喻,生動地形容了南加州北美華人教會的困境:華人到美國後,辛辛苦苦地開了一間中餐館,生意興隆一時。年老時,想把店交給自己的孩子。可惜在美國長大的孩子,卻不想接手,嫌店面破舊、經營理念過時、食物味道難聞。孩子想外出創業,或把老店打掉、重蓋,開間中西美食結合的餐館……

其實,店裡還有幾個來自中國的小伙子在幫忙。這些小伙子在店裡長大,學了老闆的手藝,也有更新老店的想法,希望在老店中增加新的元素。

那麼,年邁的老闆到底要把店面交給誰?是交給自己不想接手的孩子,讓孩子全面翻新店面,甚至拆掉重蓋?還是交給在店裡幫忙的小伙子,在既有的基礎上稍加創新,留存原本的中餐味?

 

難以啟齒的秘密

 

評估教會是否要投身華語學生事工時,教會常有兩個秘密考量——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卻難以啟齒——影響著最終的決定。

第一個是:“當然希望把產業交給親生的孩子!”

許多人還認為,這有神學根據呢!在《申命記》6章6-8節,上帝不是吩咐以色列人要好好牧養教導自己的兒女來認識和敬拜祂嗎?如果連自己的兒女都顧不好,哪還有餘力去顧別人?

在這樣的思維中,許多資源優先給了本教會第二代的英文事工。對年輕的新移民和留學生,教會則採取了“行有餘力再為之”的消極態度。

第二個則是:“從教會增長的角度,華語學生事工是個高風險、低回報的事工。”

投入華語學生事工,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資源,卻無法保證吸引學生來到教會。另一方面,學生流動性高,畢業後回國或搬到其他地區的比例極高。最後會定居本地,留在本地教會的學生,是少數中的少數。這實在是高風險、低回報。因此,雖然每年有幾十萬中國留學生來美國讀書,整體來說,北美華人教會卻沒有積極地向這個族群宣教。

這兩個秘密的背後,其實都是人性的自私、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模式。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承認和面對自己的自我中心,而不是繼續否認或忽視。然後,在上帝面前尋求祂的帶領。

 

真命題?假命題?

 

“北美華人教會必須在英文事工和華語學生事工中二選一”,我認為這是個假命題。真正的命題是:教會是否願意順從上帝的呼召和使命,改造自己的文化、態度和行為,忠心地參與上帝的宣教使命?

若教會不願改變自己的心態,仍力圖保有舊有的文化、習慣、舒適,那麼,不論怎麼選擇,都不過是自我中心。結果是,既不可能帶領第二代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美國出生的華裔)忠心跟隨耶穌,也無法有效地向新來的中國留學生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

北美華人教會不缺新的策略和方法,卻缺乏對“教會”這身份的深刻理解。教會的長執,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當成教會的老闆,考慮著如何延續和發展教會這個“組織”;牧者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看作是公司的經理,想著如何拿出“業績”;資深會友一不留神,就把教會當作自己的家族俱樂部,不再關注教會外需要福音的人,只在意自己的親朋好友是否留在這“俱樂部”中;普通會眾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當作戲院中的“觀眾”,只想被吸引、餵養和娛樂,對上帝的使命漠不關心。

 

移動中的百姓

 

教會,不是以自身生存為目標的組織,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不是以取暖為號召的家族俱樂部,也不是吸引人買票入內觀賞節目的戲院!教會是被上帝拯救的群體,被上帝賦予使命,面向世界,為著上帝和上帝所創造的世界而存在。

在舊約《出埃及記》中,對於上帝的百姓,紅海不是旅程的盡頭,曠野不是最終的目的地。上帝的百姓在曠野中走向應許之地,在旅程中,不斷地被塑造,不住地仰望、信靠上帝。

在新約的福音書中,耶穌以簡單、明了的“來跟從我”,邀請門徒踏上旅程,把自己完全交託,朝永恆的國前進。

教會即是朝應許之地前進的上帝的子民,因此教會有兩個特性:

首先,教會是移動中的群體。這種移動不只是空間範疇,也包括群體內部文化的範疇——用保羅的話來說,就是需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12:2)。面對文化的改變,我們不能用“福音是千古不變的”一句話帶過,卻無視環境的轉變。

福音是千古不變的,卻是“道成肉身”地來到我們當中,在特定的文化和時空中向我們彰顯出來。教會應當對周圍的環境敏感,應當效法基督“道成肉身”,在變遷的文化中,以適當的切入點傳揚福音。

其次,教會是朝向應許之地前進的百姓——還未抵達終點,處在上帝的國已然臨到但還未全然臨到的張力中。教會必須在這張力中忠心持守,按照上帝的心意生活,而不是堅持自己的文化、熟悉的方式。

不論是香港文化、台灣文化、大陸文化、美國文化,都不等同於上帝國的文化。基督不但是“道成肉身”,進入文化中,同時也批判文化,指出文化的有限和破碎,把人指向上帝終末的國。

 

不可忘記身份

 

上帝並未呼召每個北美華人教會投身華語的學生事工,但上帝呼召了每個北美華人教會,在他們自己的處境中,參與上帝的宣教使命。每個教會都應誠實地反省:上帝對我們教會的託付是什麼?上帝此時呼召我們向哪些群體見證福音?我們如何忠心地參與在上帝的宣教使命中?

如果教會能從宣教的角度來看待幾十萬人的中國留學潮,那麼就無需在英文青年事工和華語學生事工中二選一。教會只要誠實地尋求:這是否就是上帝呼召我們進入的宣教禾場?

教會若忘記自己的身份,不再回應上帝的呼召,只為自身而存在時,教會就會失去存在的意義和活力。

福音不是為了自我滿足,福音是面向他者的好消息。若北美華人教會的第一代能忠心地委身上帝的使命,第二代就會效法,就會學習如何在自身獨特的處境中,用上帝給予的、有別與第一代的恩賜和背景,參與上帝的普世宣教使命。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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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人教會的文化與牧養

李仁潔

本文原刊於《舉目》48期

conglinzm_726b       神期待教會在世界上,成為明光照耀。但不可否認的,教會依然是由在社會上生活的一群人組成的。基督徒在完成神的呼召使命的過程中,也不斷受到周遭社會文化的影響。

       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因地域有各自的文化獨特性。這些獨特性,深刻地影響其信徒信仰塑造的過程,以及教會牧養的方式。瞭解這些環境的影響,以及社群文化的獨 特性,對於認識並有效牧養華人教會,是相當重要的。筆者有幸在台灣牧會近9年,其後又在美國事奉近9年,在此不揣淺陋,曝獻這些年(主要在北美華人教會) 的心得,與主內同道一同探討思考。

冰凍的文化

       剛剛從亞洲搬遷到北美的基督徒,常覺得 北美華人教會的敬拜方式,以及崇拜的詩歌,都比東南亞的教會要保守許多。其實這與移民的特性有關。當人遠離故土,搬遷到另一個社會生活時,他不再有機會經 歷母國的變遷,他對於整個故鄉社會文化的理解,會停頓在他離開的時候。這種現象,或許可以稱為,“文化的冰凍”。

       移民短暫回鄉探望親朋 時,當然會察覺到一些表層的社會改變(建築、街道),但是社會深層的文化價值、體系的改變,基本上他無法察覺到。例如現今中、港、台的社會文化,與20年 前早已不同。包括教會內敬拜的方式、吟唱的詩歌、對待傳道人的方式,甚至夫妻相處之道、子女教養的觀念等等,早已改變。但由於移民對文化理解的停頓,海外 華人教會在敬拜的儀式上,依然停留在二三十年前。

       另一個造成文化理解停頓的原因,與華人移民的特性有關。華人第一代移民比較自外於美國主流文化,美國社會文化的改變不太影響到華人移民。因此美國人教會的敬拜方式、吟唱詩歌的改變,也很少衝擊到華人教會的中文敬拜,通常只會影響到華人教會中第二代的英文崇拜。

       若是有人在中文堂倡議什麼改變、調整,第一代移民很自然的反應就是,請到英文堂去崇拜吧!所以第二代的年輕人,很難催促上一輩做出什麼改變。

      然而在中、港、台,因為年輕、年長者同語言、同文化體系,年輕一代必定會催促年長的接受改變。

社交的功能

        北美的華人教會在普世的華人教會中,是最富裕、教育水平最高的,但信仰的質量卻並非最好的。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提到:每一個由人所組成的群體(民族、組織、宗親、宗教團體等),都會透過定期的聚集,來加強成員對於群體的認同與歸屬感,同時也宣告,自己有別於其他人。

       基督徒在教會的崇拜或聚會,當然也具有這種社群的功能。在中、港、台,教會的崇拜、聚會,主要是加強信仰上的認同,以及群體的歸屬感。但美國的華人教會,教 會的社群功能就不是如此單純了,還兼具了華人文化的認同與歸屬感。這就可能產生一個陷阱:一個人自以為到教會是為了追求信仰,但實際上他可能夾雜了別的動 機,比如為了與其他中國人交往、說說中文、吃吃中國菜。

        初到教會,抱著這樣的目的,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是,信主多年之後,是不是還是如此呢?信仰真正的質量如何呢?為什麼有些在北美信主,甚至在教會熱心事奉過的基督徒,回到國內生活後,竟然再也不去教會呢?

        如何幫助華人基督徒,認明自己的信仰動機,栽培出穩固的根基,是北美教會極大的挑戰。
   
企業化管理

       北美的華人教會有兩種典型,一種是老移民建立的教會,另一類則是由校園查經班開始,逐漸形成的教會。東南亞華人教會中,年齡與教育程度分佈得比較平均,但北美這種由查經班形成的教會,會眾大多是到北美讀研究生,然後留下工作,所以具有高學歷、高收入的特點。

       這些信徒,在別人的眼中固然是天之驕子,但他們的工作、生活並不輕鬆。他們需要比本地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保住工作,或是得到升遷的機會。

       生活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美國企業文化的價值觀(利潤、業績掛帥,眼前成績優先),當然深深影響著他們。他們不可避免地,把這套衡量價值的觀念帶進教會,因 為他們在公司就是這樣被衡量的。他們的教會,受這樣的企業文化的影響,會更多計較聚會的人數、每年的增長率,以及短期可見的績效,並作出快速反應,就如股 票市場對於企業季報的反應。

        在企業文化的影響之下,教會最高的權力組織是信徒大會(股東大會),而長執會(董事會)的責任,是維護信徒 (股東)的權利。聘來的傳道人(CEO)的責任,就是設法讓教會(公司)的人數(業績)增長。如果在一段時間內,沒有看到教會有明顯的增長,就相當於“公 司的業績不佳”,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換一個CEO(傳道人)了……

        這套教會觀,其實完全違背了聖經的教導。教會的“屬靈權柄”,也根本談不上了。

教會“守護神”

        在台灣或是香港,一般來說,除非教會發生分裂,否則大都是由宗派或母會植堂,建立教會。因此是先有傳道人,再帶領信徒參與。但是北美的華人教會,由宗派或母會植堂的較少,大多是先有一群基督徒聚集、查經,然後逐漸成長成為獨立的教會,最後再聘請全職傳道人。

        因此,迥異於台灣或香港的教會,許多北美華人教會的創辦人都是平信徒(他們往往是教會中最早的一批信徒)。這些平信徒的信仰狀況,決定了此後教會事工的模式與傳統。

       這些人因每日的工作,浸泡在美國的企業文化裡面。所以這一類的教會,深受到企業文化影響,信徒普遍存著企業文化的教會觀。

      這些人往往以教會的守護神自居。出於人自我中心的本性,當一個人有付出時,他很自然地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與尊重。這在社會上是如此,在教會中也一樣。這些創 辦人多年在教會忠心事奉、擺上,假若不特別儆醒,將榮耀歸與神,就很容易在心中存有期待,希望後生晚輩對自己特別尊重、肯定。並且,他們還會要求後人遵從 自己定下的規矩。

        到這樣的教會牧養事奉,傳道人可算是“從門縫擠進來的”,是隨時可能被更換的CEO。若是傳道人與這些創辦人產生矛盾、衝突,後果可想而知。

        當然,不同教會的景況不一樣,也不能一概而論。例如加州的華人教會,因為新移民較多,所以在敬拜儀式上面,顯然比較開放,樂意接受新的方式。而東岸的教會受企業文化的影響,通常比在中西部的教會更加明顯。

        這些獨特的文化現象,對擔負牧養職分的傳道人而言,有好幾個層面的意義。首先,傳道人若是能夠看清北美華人教會這些獨特的文化現象,在計畫、推動教會事工或 是遭遇挑戰時,就較能明白問題的根源,調整事工的策略。例如北美華人教會兼有信仰與社交功能的文化特色,因此在牧養上不應只尋求傳福音、領人歸主而已,更 應進一步栽培信徒,使他們信仰有根基,屬靈生命有長進。

       另外,既然這些現象是因為環境,所形成的獨特“文化”,也就意味著是很不容易改變的。傳道人恐怕只能先適應,然後再進一步去尋求改變。例如認識到文化的冰凍現象時,傳道人就不必急於改變敬拜的方式或詩歌,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衝突,而要從其他事工開始著手。

        當然,傳道人自己也當留意,勿被上述的文化所影響。而且神的呼召是,不單傳道人自己不應受到影響,更要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和世俗文化妥協。願我們的教會,依靠那真正的“神”,少些“教會的守護神”!

作者來自台灣,現任匹茲堡華人教會中文堂牧師。

圖片來源:http://sc.chinaz.com/tu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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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教會的困境與出路

羅天虹

本文原刊於《舉目》15期

u=961650231,3224432448&fm=24&gp=0       日前再讀蘇文峰牧師公元二千年所寫〈當務之急--評估海外中國學人教會〉(註1),心中思潮起伏,願以個人自六十年代起參與美國華人教會事奉的一些体驗,也試論當前美國華人教會的困境與出路,以供各牧長同道參考。(註2)

        北美近數十年的福音工作,在大幅度來說,是承接五、六十年代港、台的學生復興運動。在此廿年間,大批港、台青年歸主,其中不少留學美加,開創了蓬勃的北美大學查經班運動。隨著信主的人數增加,學生畢業後又進入專業,新類型的美國華人教會乃應運而生。

        自1978年中國開放以來,大陸留美學人不斷增加,經歷1989到1993年的“基督教熱時期”(註3),不少留學生更毅然皈主。因此,自九十年代起,我們常見中國學人教會相繼成立,成為美國華人教會的新景象。

美國華人教會類型

        從七十年代起,見諸美國的華人教會可分下列各類型:

A型--傳統的華僑教會
         此類教會為數不多,大都設立在較大的華埠。特色是歷史悠久,宗派背景及社區味道濃厚。成員為早一代華人移民,加上土生代及少數海外留學生及專業份子。不少A 型教會,隨著港、台、中留學生逐漸增加,也于七十年代後逐漸溶入學生與專業人士,給教會注入不少生機。A型教會,若不隨時移勢易而轉型為B或D型教會(見 下),勢必逐漸衰微。

B型--七十至八十年代興起的華人教會
         此類教會初期成員均是港台留學生,有些是從查經班發展而成的自立教會;也有的是依附現有的中、西教會或經植堂而成。成員有:
       a.留學生及專業人士;
       b.早年移民(尤其位處華埠的教會);
       c.a和b的移民父母或子女;
       d.a和b的土生子女(ABC,American-born Chinese)(註4)。

C型--中國學人教會(註5)
         此類教會多數是在九十年代早葉成立。據蘇文峰牧師(註6)指出,有四種“出生模式”:由中、西教會增設普通話堂而成;由中、西教會植拓或認領分堂而成;也有自華人教會轉型為學人教會,或直接從中國學人查經班成立的獨立教會。中國學人教會成員有:
       a.大陸學人學者;
       b.由學生身份轉為永久居留或美籍華人人士;
       c.近期大陸移民(各類簽證持有者,其中不少是勞工,甚至是非法移民);
       d.a、b和c的移民父母;
       e.a、b和c的土生子女。

D型--ABC自立或獨立教會
         此類教會來自華人教會植堂產生,也有因ABC與OBC(海外華人)不和,教會分裂或由ABC牧師自行植堂而成。ABC教會成員幾乎是清一色的土生代,間或有 其他族類人士參加。ABC教會也有轉而為亞裔教會者。D型教會所用語言純為英語,基本上是以美國文化為主,因此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B、C型華人教會的特色與困境

         以數量計,現時的美國華人教會當以B型與C型為最多。

         B型教會--六十至七十年代興起的華人教會,具有下面的特色:
        1.不論出生成因是什麼,此類教會的權力與領導往往是在專業人士身上;
        2.具多種語言文化,然以港、台文化為主導;
        3.土生代成為次文化;
        4.以單語(粵或國語)開始轉為雙語(加英語),不少後來更轉為三語(粵、國、英語);
        5.不同程度地建立ABC事工;其中亦有發展成亞裔事工者。

困境:
        1.溝通及運作高度困難,程度與能用語言之多寡成正比;
        2.早期移民,因文化程度與語言隔闔,常被忽視;
        3.ABC往往被視為二對公民;大多數教會因適應能力不足,或培植不週,仍不能興起其土生代;
        4.主任牧師角色艱巨,甚難勝任(註7);
        5.土生牧者更是鳳毛麟角;流失率高,也難立足華人教會(註8);
        6.教會複雜度太高,常因處理不當人事問題而筋疲力盡,失卻重心,以致忽略當務之急:傳福音與造就信徒!
        7.各語言事工,常因調適不當,或忌妒結黨而誤會百出,引至分裂頻頻。(註9)

C型中國學人教會特色:
        1.因出生年日尚短,多數學人教會仍以單語(普通話)為主;
        2.ABC事工或未開始或在舉步維艱階段;
        3.權力與領導多在學人身上,但因近年大陸勞工人士大量湧入,C型教會亦漸多元化;
        4.若是獨立教會,則溝通較為簡易,運作亦較為順利;
        5.若是依附多語華人教會,則較少有自主權;必須依賴母堂。

困境:
        中國學人教會,尤其那些近年才開始的單語教會,運作肯定較為簡潔。然而其他成立已久,又若已有了自己的土生代事工,或是依附多語華人教會者,其困境可能與大多數的B型教會相同。C型教會卻具有下列的特殊困難:

        1.學人流動性大,長線領導常感不足,也有青黃不接狀況;
        2.大陸學人因與海外社會隔離多年,適應能力不及港台華人,因此易生爭執;
        3.視野也較狹窄。對教會傳統及民主体會不足,以至對一些基本觀念(如教會觀,差傳,屬靈領導,順從,金錢奉獻等)常有不健康的看法;
        4.近年大陸勞工湧入,沖淡了原來以學人學者為主的教會,徒增溝通及牧養的難度;
        5.因起步遲或語言能力不足,大多數學人教會還未認真地面對土生代的需求;或覺大為頭痛,不知如何開始!
        6.缺乏成熟同工,尤其是具大陸背景的牧者。

何處是出路?

         綜觀B、C型華人教會的特色與困境,可見兩者共同面對下列三個主要的困難:
        1.文化、語言、組織過于複雜,以致溝通和管理困難重重,增長緩慢。
        2.ABC事工常被忽略,或仍未開始,以致自斷ABC靈命培育及孕生的機會。
        3.傳道人的來源短缺,尤以土生代為甚,大陸背景傳道人次之。

        如要有效地對應上列困難,美國華人教會或應向下列方向努力:

        1. 勇于尋找、嘗試簇新的或另類的行政組織架構。

        美國的多語多文化華人教會,在複雜程度上是所有美國異族教會之冠(註10)。假若教會身處華埠(加上華埠特有的文化),複雜度簡直令人咋舌,乃傳統的單語單 文化教會行政架構(如港台教會)所不能應付。若一味堅持以港台方式去處理美國華人教會問題,後果必然是一塌糊塗!(註11)聖經開始教會組識的教導只屬原 則性,不必堅持什麼“山上的樣式”(註12)。因此,為求出路,除了加強合一,同心事奉等等的觀念教導與培養高度溝通及運作透明度外,還應大膽地嘗試另類 運作模式。近年某些華人教會已開始推行“平衡事工”精神,甚至“學院模式”。所謂“平衡事工”是強調各語言事工(國、粵、英語)的自主性。教會在同一異象 及認同基本方向下,給予不同語言事工大幅度的運作自由,好處是:

        a.減低溝通的難度及精力的消耗;
        b.提高各語言事工的向心力,運作效率及二自(自体,自治)力;
        c.以致它們能同時高速成長!

        教會的合一不再是靠組織及架構來維持,而是以共同的使命與異象來持續。

        除了“平衡事工”外,有些教會更上一層樓,走所謂“學院模式”(Academic Model)。這些教會不設“主任牧師”。各語言事工由自己的同工會負責,並以該語言事工的一至多位牧師為領導。

         傳統的“主任牧師”一職改由“牧師團主席”擔任(類似大學的Academic Dean,乃從教授團中輪流選任)。此模式的好處是在各語言事工間保持高度平等平衡,使之互相等重。權力不在主任牧師一人身上,而是以團隊運作,群体決策 為主。教會的最高屬靈領導落在由牧師、長老及執事組成之“董事會”身上。權力得以平分,決策經領導們設定,必能獲得大多數信徒的支持。再者,為著使教會的 運作更為健康,組織不宜太過繁複。B、C型教會,假若仍停在雙語階段,應該慎重考慮是否要轉型為三語教會(加增粵語或普通語聚會)。(註13)

         2.刻意並長線建立土生代事工
         ABC 事工乃關係華人教會的生死存亡,實不容忽視及耽延。華人教會必須及早從兒童主日學及青少年團契入手,差派教會中英語最靈光,及對土生代最有負擔的人負責。 盡早設立土生代崇拜並聘任英文牧者,讓他們自由地統籌事工,並給予充份的擁有權(ownership)。在處理及建立ABC事工上,當以尊重、信任、及早 交捧為準則。教會若在“平衡事工”的精神下運作,加上父母輩的細心愛謢及培養,土生代當可自然生長及茁莊。

         3.積極培養及助長未來牧者及領袖的產生
         華人教會必須積極支持神學院事工,長線關懷未來傳道人的成長。以金錢支持神學院及學生,也應關心神學課程的實用性。在個別教會中,亦應鼓勵有志青年奉獻,設 立“奉獻團契”,積極栽培及支持之,與此同時,教會更應考慮設立長老,印証弟兄姊妹中的屬靈領袖,培養之成為忠心有見識的僕人,與牧長們共同擔負教會屬靈 的餵養。健康的長老制可以幫助教會的成長及延續性(continuity),不致于因主任牧師離去而完全崩潰!此外近年不少愛主的平信徒先後提早退休,此 亦是一批十分可造之材,教會為何不好好地去起用他們呢?(註14)

總結

         無論是教會的組織体制,培養土生代或建立未來傳道人與屬靈領袖,都有賴華人教會的牧者長執們群策群力,同心合作。美國華人教會若要真有出路,還待領袖層關心見誠,多方資詢,共同面對及分享經驗。本文作 者的個人洞見只希望能引發各人的一些回應。願恩主祝福美國的華人教會,阿們。

註:
1.見《進深特刊》第八期,p.20(2000年9月)。
2.作者自六十年初因學業與工作關係,曾走遍六州(CA, OR, IL, TX, IN, PA)在超過七間不同的華人教會事奉,並積極有份于建立其中三間教會的土生事工。本文是作者多年的体驗與思考的表述。
3.見蘇文峰,〈海外中國學人事工鳥瞰(二)〉,《舉目》第二期,p.32(2001年5月)
4.為方便表達,作者在此選用ABC一詞,代表美、加、歐、澳、紐、日等土生代,並無對土生代不敬之意,還望察諒。
5.有趣的是,六十至七十年代自港台留美學生甚少以學者學人自稱;所成立的查經班或教會亦未有自寓為學人XX,但自八十年代大陸學生留美潮起後,卻忽然冒起了學者學人之稱,未知何故?
6.見蘇著〈當務之急〉于《進深特刊》第八期,p.20(2000年9月)
7.要勝任美國多語多文化華人教會的主任牧師,傳道人要通曉三種以上語言及四至五種文化;能言善道,精力過人。除起碼的神學訓練外,還要長袖善舞,長于管理,講台供應充沛,並要有高深的學問,才能駕馭會中的眾多碩,博士們。
8.土生牧師流失率高已經不是新聞,有教會花上五、六年仍未能找到合適的ABC牧師。此乃當今華人教會最大挑戰之一。
9.據說南加州的二百多華人教會中就有過半數是因分裂而成。這是作者今年三月在羅省親耳所聽。
10.比起美國的韓裔或日裔教會,華人教會實在非常複雜,這當然是與中國兩岸,中,台,港,加上澳,星的“分裂局面”有關。
11.因此,美國華人教會是不宜從香港或台灣徵聘牧師傳道。傳道人若對美國文化沒有深厚認識,加上語言不通,又怎能有效的與ABC溝通及牧養美國多語、多文化的華人教會呢?
12.某中國自立非宗派教會于數十年前便曾高舉所謂教會的“山上樣式”,以為所有忠于聖經的教會必須沿用唯一的形式去治理。
13.現時的雙語教會(粵,英語或國,英語)沒有必要加添第二語言聚會,徒然倍增教會的溝通及管理難度。某東岸教會在1989民運期間,有感神的帶領而開始大陸學人事工,如今已發展成近二百人聚會。然而教會本身的複雜程度卻有增而無減,運作十分困難。
14.單就作者個人所認所知,就有超過廿五位五十餘歲的愛主兄弟姊妹滿心熱誠地提早退休,為的是要“把最好的時光獻與愛他們的主”。請問教會將會如何栽培及起用他們?

羅天虹博士乃一提早退休的專業人士,曾在大學教生物,退休前專職藥物資訊管理及分析。羅弟兄曾任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之美國副拓展主任”,有多年學生工作及教會行政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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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土移栽 ——北美大陸同胞中植堂模式初探

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14期

         自從1995年重生以來,筆者的教會生活和牧養工作,基本圍繞著一件事情——在北美大陸同胞中植堂。這篇文章,是幾年來筆者在北美大陸基督徒中間植堂的生命總結。

教會--靈命生長的環境

         植堂就是從無到有建立教會。生命生長要有環境。基督的身体(教會)就是基督生命的載体和(正面的)環境。離開了基督的身体,沒有一個人,可以僅憑自己而領受基督的生命。

         生命怎麼能活在身体以外呢?不經過基督的身体,誰能接觸到基督的生命呢?如果沒有教會的傳承(縱向)和連接(橫向),一個有限的人就無法領受神的無限生命;如果沒有教會(有組織、有實体的靈命整体)的保護,個人也無法抵禦世界(有組織有實体的罪性整体)的侵襲。

         植堂就是建立靈命生長的環境。因為:一方面,個人是受環境影響的。1.單純的個人,不可能戰勝環境的整体力量。越是不成熟者,其生命對環境的依賴程度就越高。

         2.無論是理性,還是靈性,在化作感性的實体力量之前,對于生命來說,都是空的。

         對個人而言,實際感性作用的綜合就是環境。由此,植堂的目的,不是建立一個一個的個人,而是建立一批人,這批人構成了靈命生長的環境。

         植堂的方式,主要不是說理或空的禱告,而是生命的整体交流。“道成肉身”,表明耶穌基督並不是僅憑空空說教(道),或藏在天上禱告,就把福音帶到世上。感性的實体生活,是“道”和“靈”可以作用于生命的關鍵。

         另一方面,環境不是由個人組成的。存在于環境中的個人,就是環境的一部分。造就個人,就是建立環境(教會)。這裡所說的“造就個人”,並不是一個一個單獨地 造就個人,然後,被造就的諸個人就自然地組成教會(環境)。而是“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書》4:12),建立靈命得以生長的環 境。

         “造就個人”,不是造就獨立的個人,而是造就能夠履行該環境所要求之職能的聖徒。甚至在靈命環境尚未完全建成以前,造就個人就必須以要建立的環境為藍圖。

         由此可見,植堂就是建立靈命環境和造就個人靈命的總和。被環境決定的個人又決定環境,而被個人決定的環境又決定個人。如何把握兩者互動作用的分寸,是植堂工作的關鍵之一。

         例如,根據現有個人的靈命狀況,安排教會可行的結構和事工。或者按照教會整体水平,對個人提出適宜的要求。不要建立某項事工,實際上卻沒有個人成熟到可以承擔;也不要對個人提出一項要求,而教會的整体環境卻不能給予支持。

結構和核心--環境的要素
          結構服從該生命体生存的目的,並由此而決定該生命体存在與發展的趨勢。教會內在結構,當然是為了促進生命的成長。不過,教會裡面並不是只有純粹的基督生命,進入教會的都是罪人,即便是蒙恩的罪人。組成教會的人,既有恩典的基督生命,又有殘留的罪性遺跡。

         從而,教會內部已經包含對立。在生長的意義上,存有自我發展的抑制因素。教會作為環境,也具有了正面和負面的雙重影響。

         教會的結構(無論具体形式如何),在本質上,都是一個單向的閥門:這個閥門永遠保持和加速基督生命的流通,卻阻止和減少罪性的交流。教會正是通過自身這一結構的不斷加強,消減內部的抑制因素。什麼時候這一結構在教會的實際生活中建立起來,什麼時候教會就算立起來了。

         教會的結構,保證靈命高處向靈命低處澆灌。而教會結構的實現,取決于教會裡具有靈命高處。如果教會完全是一片靈命窪地,那麼,無論有什麼結構,都不會有生命的澆灌。換句話說,有結構,也是空的。

          這個靈命高地,我們通常稱之為“核心群”(core group)。一個教會是否立得住,就看核心群是否大到可以推動整個教會。

          植堂就像在傾斜的雪地上滾雪球。不管有多大的外力推動,若非有雪核,就不可能滾出雪球。如果雪核過小,當外力推動停止後,也會因阻力而停滯。只有當雪核大到一定程度時,在外力推動停止後,它還會憑自身的重量保持前進的速度,在滾動中不斷變大,並加快滾動的速度。

          教會也是一樣。在核心群達到一定的份量邊際以前,外力如果停止支持,教會會死亡。而當核心群超過了這個份量,教會就會以良性循環的方式自我增長。

          在北美的境遇中,核心群的數量邊際,通常是十個家庭,或者二十五個正式的會員。當然,這個數量必須是有質量的數量。這裡說的“質量”,是指靈命的成熟程度。 無論是“十個家庭”,還是“二十五個會員”,都必須是基本合格的基督徒。當這個核心群建立起來,教會作為靈命的環境就基本形成。
u=1173100382,4037806704&fm=24&gp=0帶土移栽——核心的移植

      “帶土移栽”,是筆者于2000年在加拿大巡迴佈道時,觀察加拿大粵語教會培植國語堂的經驗,並回顧自己植堂的体會提出的。意為把一塊改良到相當程度,並且有 機連接在一起的熟土(即成熟基督徒),連同生命的苗(即基督生命),一齊移栽到青石板(即待植之地)上。當時,筆者正在紐約“青石板上種莊稼”(即試圖憑 空造就出一批同工)。但是,幾年的實踐證明,這條路行不通。

         如前所述,在教會裡有兩種循環。一種是正效應的循環,這就是基督生命的交流;另一種是負效應的循環,就是罪的彼此影響。

         在一個健康的教會中,正效應的循環絕對壓倒負效應的循環。如果負效應的循環嚴重干擾正效應的循環,教會就出現問題。若是負效應的循環抵消甚或超過正效應的循環,教會就出現生存危機。

         在北美大陸同胞中,植堂的困難,在于正效應循環的資源不足。植堂是向無(靈命)處收取,即在罪人中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不具有一般教會的優勢,即已確立的靈命環境對罪人的影響力,對植堂而言,是仍需建立的。

          好在被植之堂,並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它開放性地與基督的整個身体相連。其他教會常供應植堂所需的合格基督徒。或是本地的基督徒自發地開始植堂的程序,他們的生命肯定先已在一個已確立的靈命環境裡栽培過。因此,被植之堂不是自我發展的產物,而是恩典的結果。“

         “帶土移栽”中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是什麼樣的臨界點,才使植堂取得最大的邊際效率?換言之,有多少合格的基督徒,才能構成一個靈命環境,使教會確立和發展?


         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植堂,都是“青石板上種莊稼”。然而,“青石板上種莊稼”,也有不同的方法。九十年代,大多數美國華人教會在大陸同胞中植堂的方法, 是向青石板(罪人)上撒幾粒種子(一或兩位牧者或同工),和一些浮土(尚不成熟的大陸基督徒)。這種植堂方式雖具有微小的土壤改良作用(生命改變力量), 但不足以創造出生命得以生長的穩定環境。主要的原因是,具有基督生命的人,數量達不到形成良性環境的臨界點,從而,罪的負效應成為環境中的主導力量。

         具体地說,就是:1.在此類植堂過程中,一或兩位成熟基督徒的榜樣和事奉,在教會內部得不到支持和反饋,其工作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罪的負效應吞沒,不能在教會內部形成生命的良性循環。

         同時,他們本身由于長期過量付出卻得不到補足,或遲或早會因過分透支而被拖垮。絕大多數以此方式在大陸同胞中開創教會的牧者(無論來自大陸,或臺灣),都已經或正在準備離開該教會,這已經是一個事實。

         2. 有些基督徒參加此類植堂,是因文化背景,而不是靈命程度。由于其靈命的不成熟,不知不覺中,在教會中罪性的輸出多于生命的輸出,造成的負效應大于正效應。 如此他們形成了假象的核心群,即在表面上構成了教會的核心,但在實質上,根本不足以支撐整個靈命環境。當核心群只是一個生命假象時,教會就不可能不出現危機。

         此類基督徒出現嚴重問題,並引起教會的生存危機,已經成為此種植堂方式下的必然現象。這不能簡單歸因于他們的罪性,而應當看到此類植堂方式,把他們放在了一個罪性更容易發展和爆發的位置。

         3. 在此類教會中,核心群既低于合格基督徒的水平,而新受洗的基督徒又以之為標竿,從而,其生命的成長,已經先天地被局限在合格基督徒之下。

         作為蒙恩的罪人,基督徒生命在低水平上交流,並不意味著其罪性也會在低水平上交流。而是恰恰相反,沒有基督生命的制轄,罪性反而會更大地發作。

          在此境遇中,數量的增加,只會加大教會增長的負效應。此類植堂的結果,往往與植堂的目的大相徑庭。植堂本來是要造就基督生命的群体,使進入該群体的罪人改 變。而此類植堂的結果,卻是使罪性在教會裡結成了群体,形成了環境,從而,不僅阻斷了新進入者生命的發展,而且也耗乾了少數靈命成熟者的力量。

          如果耗散的力量大于土壤改良的力量,浮土會流失,種子也會枯萎,而青石板還是青石板--甚至情況可能更壞,經過一次靈命的免疫,青石板上結成了偽知識的保護層,真正的生命便更難在他們中間扎根。

        “帶土移栽”是把一塊改良到相當程度,並且有機連接在一起的熟土,連同生命的苗,一齊移栽到青石板上。這塊熟土要大到具有一定的自我支持和自我循環的能力,從 而,具有抗耗散的自我凝聚力(使好土不流失),和自我發展(變石板為好土)的內在驅動力。要注意的是,這塊熟土不應大到無需外展就可以形成自足的環境,它 只是一個需要向外擴展,才能最後完成自身的核心。

          在質量上,必須是熟土,即合格的基督徒。有些教會把有問題的人推出去植堂,或任有熱情卻 尚不成熟的人出去闖蕩,這顯然不是明智的策略。在已確立的環境裡還不能正常成長或尚需時間成長的人,到沒有環境的地方去建立環境,這不但不會有收穫,而且 幾乎可以肯定,會將本也賠進去。送人出去植堂,不是把富餘的或不要的給別人,而是要我們把生命中好的拿出來。

         在數量上,“十個家庭”或 “二十五個會員”,可以說是最佳效率的邊際。少于這個數量,效率就以次遞減,直至遞減到臨界點以下,生命的推動力不再能克服罪的阻力;大于這個數量,效率 也依次遞減。若已大于某個臨界點,教會就會因完全自足,而失去了植堂所需的向外張力。所以,“帶土移栽”,指的是如何通過移植有質量、有數量的核心群,而 保證植堂所需的、持續的推動力。

他山之石——必要的借重

          在北美大陸同胞中植堂,是在一個亞文化族群裡,建立第一代基督徒的堂會,從而,是跨文化的宣教。這意味著,必須有其他亞文化族群的成熟基督徒,為之付出代價。第一代基督徒不能自己造就自己,需要有人作輔助他們生命成長的環境,至少是作建立這種環境的核心。

          北美大陸基督徒作為一個群体,至少還需要十至二十年,才能成熟到帶領別人的程度。生命成長是需要花費時間的,而且,作為第一代基督徒,北美大陸基督徒的生命 成長速度,會比該地區其它亞文化族群的基督徒要慢(筆者認為,九十年代關于大陸基督徒迅速成長的神話,並不符合教會的實際狀況)。原因有三:

1.先天不足
          筆者回顧自己所牧養的成長較快的來自臺灣的基督徒,發現在他們受洗之前,神已經在他們身上做了很長時間的預工。有些人儘管只受洗兩三年,但生長自虔敬的基督徒家庭,一兩歲就參加教會的兒童主日學,從而,受洗時已經實際進入教會生活二十餘年了。

         有些人則有親戚,朋友,同學,同事是基督徒,由此,在受洗前,已經長年受到基督徒生命榜樣的影響;有些人因校園裡有公開合法的團契,所以,以作好孩子的心 態,參加過團契生活數年;有些人已經常年閱讀基督教作家(如李家同,杏林子,張曉風等)的作品,因這些作品已是文化的一部分。

         而大陸第一代基督徒,就少有此類經歷。他們是在真正的空白之地,開始自己的靈命歷程。

2.後天的實際生命資源缺乏
          這裡說的生命資源,不是指外在的東西,而是說真正的生命接觸。首先,一個初受洗的人因文化的親和力,會較多地接觸出自同一文化的基督徒(當其靈命成熟以後,情況會改變)。

         在基督信仰傳入歷史較久的文化中,必因積累而出現較多成熟的基督徒。這就給初信者提供了較好的生命交流環境,同時,也提供了較高的生命的標竿。人往往習慣與來自同一文化的人相比較。例如,來自香港和臺灣的基督徒,因群体中有較多生命成熟者,生命較淺者就有了較高的榜樣。

         而第一代大陸基督徒,作內部生命比較時,就常只能以彼此較淺的生命作標竿。當要求大陸基督徒生命成長時,常常聽到他們說:“我們和香港、臺灣來的人不同。” 這正證明了大陸基督徒作為群体的靈命標竿,較其它亞文化族群低,而原因正在于,沒有足夠數量的成熟生命,將標竿提起來。

3.初期事工的幼稚
         在一種文化中建立第一代基督徒,事工在初起時總要有一個摸索的階段,總不免有失誤和不足。北美大陸人事工中,理性主義為主導的最初十年,以及其後以後現代主義為背景的靈恩現象,都顯示出該事工的不成熟。而一個不成熟的事工,斷難栽培出成批的成熟基督徒。

          在康州新港植堂期間,筆者由于幼稚和驕傲,忽略了神給的一個重大恩典,就是筆者教會中,一直保持著百分之十五左右來自臺灣的基督徒。當時,這批基督徒為教會提供了主要同工和核心群的導向力量。

         因為這一忽略,筆者在紐約植堂時,又有意識地嘗試了一個“純形態”的大陸人教會(即牧者、同工、基督徒、慕道友,完全來自中國)。幾年的實踐證明,該方式是一條死路。其關鍵問題在于不僅沒有核心群,而是難以建立核心群。

         所以,雖然筆者試圖在三批大陸基督徒中建立核心群--這些基督徒中不乏受洗年頭長久者(每批裡面都有受洗十年以上的人)--但由于上述原因,他們的實際靈命與受洗的年頭相差甚多。而且,每一批人都有其典型問題:

         第一批人有明顯的(行為上的)罪的問題,諸如金錢(在教會裡面做生意,為賺錢而耽誤教會的聚會和事奉),色情(涉足色情場所,在教會裡講淫言穢語),賭博等。
         第二批人,涉及非行為的罪,即不肯做一個基督徒起碼應當做的事情,如讀經,禱告,奉獻等。
         第三批人只要管好自己,絕不肯實在地為教會和別人付出。

         不管這三批人各自有什麼問題,他們都具有兩個特點:
        (1)他們都有興趣,甚至極為積極地,從事表面的事工,比如,上臺領會領詩,擔任有頭銜的職務。
        (2)同時卻不尊重和順服屬靈權柄。

         很多大陸基督徒參加甚至發起植堂,是因為誤以為,建立教會就是做那些表面的事情。他們的生命成熟程度和教會生活的深入程度,都未足以使他們真正了解教會是什 麼,從而知道建立教會需要付出什麼。他們以表面的事工,造成了假象的核心群,而又依賴這個假象,而拒絕真正的生命付出和改變。“教會不是靠我們撐起來了 麼?還要我們付出什麼?”、“我們的生命都好到了可以作同工了,還需要什麼改變啊?”

          殊不知教會是生命的共同体,教會是要真正和實在的基督生命來支撐的。當年筆者曾將母會的會員標準,在所植的教會裡向成批成批要求作同工的大陸基督徒出示,發現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人達到標準。然而,他們卻仍然堅持要做同工。

          當一群生命不成熟的人湊成一個教會的時候,就不得不使用原本不應事奉的人做工。但是,一旦他們習慣了只在表面上事奉,並以此而僅僅領受了事奉的表面價值後,再讓他們做相應的內在生命轉變就難了。

          如果不是母會的有意安排(這種安排應包含著神的呼召和教會的篩選和陪訓),主動去參加植堂的大陸基督徒,多有不能、不願意在現有的教會裡聚會的人。若是倚靠這些在現存教會有問題,甚至是從現存教會中分裂出來的人植堂,從根上就埋下了不服屬靈權柄的種子。

          但這還不是問題的真正所在。當會眾完全由靈命程度普遍低的人組成,便會形成一種局面:幾乎牧者或同工的每次教導,都會引起普遍的抵觸。靈命的教導要求罪人生命的破碎,每一個人對此都會感到不舒服。

         在一個健康的靈命環境中,被破碎的個人在周圍多數人的榜樣作用下,會意識到真理的教導和自我的破碎是正確的,從而,願意服從神的真理而破碎自己。而在上述那 種靈命普遍低下的境遇裡,多數人不舒服,會彼此加強,最後形成群体效應,使每一個人都認為真理的教導是錯的,而堅持罪性是正確的(“你看,除了那一兩個人 以外,大家都這樣認為嘛”)。

         在此境遇下,教會作為環境的整体效應完全被誤用。而這種誤用不是偶然,是此類植堂方式的必然結果。

一些具体的建議

         以上例子表明了目前在北美大陸同胞中植堂,需要借重其它亞文化族群之基督徒的必要性。以下則是一些具体的建議:

        1.若由一個總會(宣道會、浸信會等)植堂,移植的核心群(至少其主体)應當來自同一母會,以保證異象的同一。

        2.儘管移植的核心群,以來自其它亞文化族群的成熟基督徒為主導,仍然應當摻有一定數量的生命比較成熟的大陸基督徒。如此,一方面為這部分大陸基督徒提供了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也使他們成為核心群自我複製的中介。

        3.作為跨文化的宣教士,移植的核心群應當對大陸同胞的文化和心理有相當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有願意放棄自己的文化習慣而服事大陸同胞的心志(向大陸人,就作大陸人,為要得大陸人)。植堂的母會也應為之提供必要的培訓。

        4.每一個參加植堂的弟兄姐妹,都應當為之長期禱告,因為建立第一代基督徒的教會,要比普通的植堂付出更大的代價。沒有神的保守,沒有人可能堅持到底。

本文是作者最近提交宣道會美國華人教會聯合會的報告。

作者來自中國,現為紐約新生命華人宣道會牧師及NYACK神學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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