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篇

當代福音教會的“輕信主義”(呂居)2017.09.14

無論是葛培理所謂的“輕信主義”,還是凱瑟所指出的教會被“垃圾文化”催肥的現象,都點出西方福音教會所面臨的可持續性危機(crisis of sustainability)。現今西方的福音派教會,明顯後繼乏力,在福音拓展方面乏善可陳,在世俗文化面前節節敗退,很難承載基督信仰的持續復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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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聖傳與當代中國教會

呂居 本文原刊於《舉目》68期          聖傳(magisterium) ,肇端於教會歷史初期,宏大而悠久,至今不絕。          宗教改革以降,新教世界很少提及聖傳,此源於宗教改革時期對天主教的反感與批判——聖傳不幸地和天主教捆綁在一起了。這導致新教學者不太願意提及聖傳,新教信徒對聖傳比較陌生。           基於筆者對當代中國教會(尤其是家庭教會)的解讀,我認為,引入聖傳觀念,有助於福音派教會奠定大公信仰基礎,得以回溯、連通使徒和教父傳統,在正統信仰的基礎上,達成國度性的合一。並在承襲大公傳承的基礎上,為聖傳開拓新的疆域。 定義           聖傳,是一個宏大而複雜的觀念,是天主教行政和教導體系的核心概念,通常定義為:聖言啟示的解釋權,專屬教宗及相關的主教團體。在天主教傳統裡,聖傳包括神聖無誤 (Infallible Sacred) 和平常可能有誤(Fallible Ordinary)兩個部分。           宗教改革對於教會的最大影響,就是把教廷專屬的釋經權威,交還到平信徒手中。聖傳觀念隨之急劇變遷,一方面激發了新教平信徒的創造力,對於近現代西方文明功不可沒。另一方面也導致新教內部宗派林立、教義龐雜混亂。          聖傳作為教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權威源泉,略有差別於改教者提出的大旗“五大唯獨”(唯獨基督、唯獨聖經、唯獨信心、唯獨上帝的榮耀、唯獨恩典。參Michael Horton, “Reformation Essentials – Five Pillars of the Reformation,”Modern Reformation, March/April 1994。)“五大唯獨”在改教過程中,起了綱領性作用,模塑、定位了近現代福音派教會傳統,並在當代教會實踐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我們仍然可以追問一個問題:在聖經新約正典形成之前,教會已經經歷了三、四個世紀,那時的信徒服膺何種權威?到底是什麼樣的權威,判定哪個文本該列入正典,哪個文本不具有正典資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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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衛斯理的神學取向 ——衛斯理對當代中國教會的啟迪(一)

本文原刊於《舉目》雜誌67期 呂居       在今日再思衛斯理兄弟(約翰‧衛斯理,1703-1791;查理‧衛斯理, 1707-1788)及其神學,是恰當而必要的,因其對當代中國教會有多重的鑒戒與啟迪。       衛斯理兄弟生活在18世紀的英國。當時的英國,與今天的中國類似,都是社會飛速變革的時代。工業化和城鎮化,一方面產生了擁有大量財富的新興資本家族群,另一方面,也把大量礦工與農民,拋在貧困線上掙扎。社會兩極分化,道德破產,酗酒、賭博泛濫,棄嬰隨處可見。底層民眾感到絕望無助,怨戾之氣濃鬱,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然而,英國最終避免了法國大革命暴力、流血的大破壞模式,和平實現了制度變革,平順進入現代化。這種良性的制度變更,衛斯理兄弟功不可沒。       法國歷史哲學家埃利‧阿萊維(Elie Halevy, 1870-1937。編註),比較英、法兩國從專制過渡到民主的過程,他評論道:“如果我們相信經濟狀況決定人類的歷史命運,那麼幾乎可以肯定,19世紀的英國,比起所有其他國家,更應該爆發政治和宗教革命。”(註1)       當時,無論是英國憲法,還是作為國教的聖公會,都已無力挽回英國社會的暴力趨向。然而,當時一種“不從國教”的信仰力量(Religious Nonconformity),挽救了英國,沒有像法國一樣,產生類似雅各賓主義的極端暴力專政。阿萊維所謂的非國教信仰力量,就是衛斯理兄弟領導的19世紀英國大復興!       按照聖經“從果子辨認樹之本質”的實效認識論,循道會領導的英國大復興,既已產生如此宏大而正面的社會效果,必定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並借鑒。本文嘗試先探討衛斯理神學對當代中國教會的意義。   衛斯理與預定論      毋庸置疑,衛斯理遵循的是阿米念神學(Arminianism)。阿米念主義在神學系統的完整性方面,顯然比不上加爾文主義(Calvinism)。衛斯理也從不認為自己以系統神學見長。他側重的是信仰的實踐與經驗。且在牧會、佈道、宣教等事工中,對加爾文主義的邏輯體系提出了質疑。(參:方鎮明,《在夾縫中,追求合一》,《舉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編註)       綜觀神學歷史,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他力救贖理論。大公信仰大都側重上帝在救贖過程中的全能與主動。人是處於墮落與被動境地的救贖對象。奧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爾文等神學家們的觀點,莫不如是。       只是,加爾文的預定論,把救恩論中的神性因素絕對化。作為被救贖的人,在救恩實施過程中,沒有任何自由與貢獻,沒有任何能動性與創造力。人,在加爾文神學中,被物化為完全被動的救恩受體。衛斯理認為,這顯然與人作為意識主體的存在特點,並不相符。       衛斯理試圖修正加爾文主義的極端色彩,還原聖經闡明的、人作為救恩受體的責任與使命。他在 《白白的救恩》的講章中指出,預定論是危險的教義,損害了基督信仰的完整性(integrity)和可信度(credibility),從根本上否認了救贖、宣道、聖潔、行為、德行、安慰、盼望等諸多信仰要義。他認為:       “(加爾文的雙重預定論)所表達的,無非是這樣一個信息:基於永恆、不變、不可抗拒的神聖旨意,特定的一部分人類總會得救,而特定的另一部分人類總會沉淪。前一部分人類不可能失落救恩,後一部分人類不可能得到救贖。”       “……對於那些預定得救的人,無論是否有人對他們講道,他們總會得救的……對於那些預定被棄的靈魂,也同樣是毫無意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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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耶穌真的復活了嗎?

本文原刊於《舉目》66期 呂居          我們處於科學主義盛行的時代。向這時代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傳福音,必須對聖經裡的神蹟有所交代。抽去了這些神蹟,基督信仰就蛻化為道德說教,耶穌基督也淪為聖人賢哲。耶穌基督的一些神蹟(比如死裡復活),屬於信仰的核心教義。如果在這些問題上不能認信,那麼很難成為真正的基督徒。        然而,做到這一點很難。近代自由派神學在信仰及實踐方面的軟弱,可以追溯到其在神蹟問題上的含混、妥協——甚至放棄原則立場,處於被動挨批、被文化精英嘲弄和蔑視的尷尬境地。   對理性時代懷疑主義的簡要梳理   ×施氏:讓渡於理性           近代自由派神學之父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 – 1834),在18世紀末期寫《論宗教》的副標題是 “對蔑視宗教的有教養者的講話”(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就是回應人文理性主義者的圍攻、嘲諷。康德之後(1724-1804),理性主義霸權擴張,上帝逐漸被逼退到虛無縹緲的形而上領域,施萊爾馬赫想借助“感覺”(Feeling),獨闢蹊徑,把上帝重新引回人文經驗領域。        這一神學轉向,幾乎影響所有的自由派神學都遵循這一思路。施氏借助“感覺”這一範疇,避開與甚囂塵上的“理性”直接爭鋒,在理性霸權的時代,為神學贏得一席之地。        然而,施氏理論的缺點也在於此。他把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悉數讓渡於理性,使得信仰和神學始終處於邊緣地界。毫不誇張地說,整個自由派神學一直沒有擺脫“被有教養者蔑視”的處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新教長期缺失系統的自然神學理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自由派神學無法對神蹟作出理性可以接受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