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沛渊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6期         早期教会的基督徒，承袭旧约圣徒的信念：“圣约子民 团体”在日常生活每一方面，都要活在神面前过敬虔生活。他们不认为“圣约生活”只侷限于正式聚会与敬拜礼仪而已。对他们而言，“守主日敬拜主”是非常重要 的，会启动一星期的圣洁生活；“洗礼”和“主的晚餐”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也是神施恩给圣约子民的媒介；“教会纪律与劝诫”是圣约子民的生活操练与管 教，保护群羊过圣洁生活。 圣约子民团体        早期教会的信徒，清楚认识“教会”是蒙神恩 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团体；神在主基督里与选民所立的“恩典之约”，在新约时代的应验是从五旬节开始的；新约教会是在“主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圣灵 降临”之后起始的，是与旧约时代中的圣徒同为一体，同属“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旧约圣徒被称为“被成全的义人”，与新约子民同属天上锡安山的教 会（《来》12：22-24）。        所以，第一世纪的教会信徒，包括犹太人与外邦人，都认清自己与旧约圣徒血脉相连，同为恩典之约的圣约子 民。旧约圣徒守安息敬拜主，新约子民也在主日守安息敬拜主；旧约圣徒受割礼，新约子民受洗礼，洗礼等同于割礼（《西》2：11-12）；旧约圣徒守“逾越 节的晚餐”，新约子民守“主的晚餐”，是同一意义（《林前》5：7）。新约的圣礼“洗礼”与“圣餐”，与旧约的圣礼一脉相传，是身为圣约团体的教会，所不 可或缺的。 主日敬拜         新约圣经记载：初代教会的崇拜聚会是在每周的第一日（《徒》 20：7； 《林前》16：2），记念欢庆主耶稣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从那一天起，教会都是在此日聚会敬拜。这一日被称为“主日”（《启》1：10），是整 个基督徒生活与教会敬拜事奉的中心。“主日”是欢喜快乐的敬拜之日。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基督徒，守主日与主餐，也谨守第七日安息日与旧约节期，表明他们没有背弃摩西律法。然而，当犹太教的会堂领袖驱逐逼迫他们，再加上主后70年的圣殿被毁之后，犹太基督徒也就不再守旧约的安息日与节期。“实 体”已经来到，这些可守可不守的“影儿”就渐渐消失了。在外邦各地所建立的教会，从一开始就只守主日，不守安息日。主后第二世纪的伊格那丢 （Ignatius），《巴拿巴书信》的作者，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的论述，都详细说明为何基督徒守主日，不守安息日。        无论是外邦或犹太地的基督教会，都很清楚：“主日”聚会敬拜，是主耶稣自己与使徒们的清楚教导；“主日”是特别作为敬拜，奉献，灵修默想的日子。虽然每一天 都是主的，主赐给我们的日子；正如每一餐晚餐都是主的，主赐给我们的晚餐（《罗》14：5-6）。但是“七日的第一日”特别被分别出来称为“主的日子 （the Lord’s Day）”，正如“主的晚餐（the […]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5期            初代教会从复活的救主耶稣领受了“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使万民作主门徒（《太》28：19-20）。正如《使徒行传》所记，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传到罗马。教会历史也记述：使徒保罗后来以罗 马为基地，将福音传至帝国西部的拉丁语系地区，远至西班牙。新约的教会是宣教的教会；虽然早期教会大遭逼迫，仍然靠主恩典将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全境。 教会在地理上的扩张            教会在叙利亚快速扩张，从安提阿开始，福音传遍小亚细亚与希腊半岛。然而，向东北方面的扩张，就必须面对帝国边境以外的地区，以及语言不同的困难。奥司瑞国 （Osrhoene kingdom）在两河流域，以幼发拉底河外的艾狄撒为首都，语言是叙利亚文。在主后第2世纪时，在艾狄撒已经有教会与基督徒团体存在，国王也悔改归主。            到第3世纪时（216年），艾狄撒归入罗马帝国版图；当时教会领袖宣称：艾狄撒教会的创始人是主耶稣的72门徒之一的阿达（Addai）。艾狄撒与安提阿的关系密切，这些两河流域的信徒，使用叙利亚文的福音书，也使用安提阿教会中流行的希腊文《四福音合参》。            关于福音是由使徒多马传入波斯与印度之说，可从第3世纪的伪经《多马行传》得到一些可能的资料证据。印度至今仍有多马派教会。至于所谓“多马与巴多罗买将福音传入中国”之假说，则没有历史证据。            在保罗当时已经有罗马教会，意大利半岛的宣道事工显然是以罗马为基地，传遍意大利。主后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摧毁了庞贝（Pompeii）。庞贝古城遗迹 中发现基督徒拼字图《我们的父》。此拼字图也在其他地区古蹟中被发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主后107年），英国的曼彻司特（175年），葡萄牙的科依伯瑞 （约在第1世纪）。至少，事实显示：意大利在主后250年时，已经约有100个教区了。 在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的进展            关于高卢（法国）与西班牙的宣教进展，比较缓慢。第2世纪时，在法国卢恩Rhone河谷已经有说希腊话的基督徒团体，在卢昂主教带领之下发展，与小亚细亚教 会密切联系。他们在177年遭到皇帝马可奥热流的严厉逼迫，后来又有诺斯底派异端入侵。卢昂主教爱任纽（Irenaeus）著书立说抵挡异端，他用当地方 言（也用希腊语）传讲圣道，福音广传深入当地文化。到了第4世纪，已经有许多主教教区的建立。            西班牙的宣教，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关 于西班牙的教会发展，主要是来自爱任纽与特土良（Tertullian）的书中记载。北非主教居普良（Cyprian）也在著作中，提到几个大城中教会的 发展。到第4世纪初期，西班牙的教会已经在各地大幅度建立，并且召开众教会的大型会议，处理管教纪律问题。大会领袖是胡西亚（Hosius of Cordova），是皇帝康士坦丁在尼西亚大会之前的教会顾问。           不列颠（今日的英格兰）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福音何时传入不得而知。特土良和俄利根（Origen）的著作，提到福音无远弗届，已经传到了不列颠岛的蛮族。大概要到第3世纪中期，教会才在当地有了稳固基础。主后 314年在高卢召开的阿尔利会议（Council of […]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4期           基督教会中的禁欲灵修，是以“修道主义Monasticism”的型式出现。“修道”是指：为了专心灵修亲近神，禁欲抵挡世界的诱惑，而长期退隐，与世隔绝或脱离世俗活动。 埃及的安东尼           此运动的成形，最早是起源于东方教会。从主后第三世纪中期起，罗马帝国变本加厉地逼迫教会，因此一些信徒隐居旷野避难。到了第四世纪，政教结合使得教会有世 俗化的危险，更多信徒放下世俗财物，离群索居。埃及的安东尼是起始者。他生于251年，18岁时决志将财物分给穷人，潜心修道。几年之后，进入西部沙漠； 过著完全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约20年。           安东尼的独居榜样，激励了许多人跟随效法。这些修道的人，都是独自的修士 （anchorites），安东尼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其名言是：“离开修道处所的修士，正如鱼离了水一般”。安东尼生平后期，也关注教会的光景，他强烈支 持《尼西亚信经》，赢得亚历山大主教亚他拿修的仰慕与友谊。安东尼过著俭朴且禁欲的生活，身体健康活到105岁。亚氏被皇帝放逐在罗马时，将自己的著作 《安东尼生平》以拉丁文出版，将修道主义介绍到西方教会。 团体修道            不久之后，修道主 义从“独自修道”发展成“团体修道”。埃及的帕科密尔（Pachomius）是群居修士（coenobites）的创始者。他与安东尼大约是同时期之人， 原是军人出身，退伍之后开始独自修道，后来召聚其他隐士同来，在尼罗河畔建立团体的修院。他定下严格的团规守则，成为后来各修道会法规之前身。他的姊妹跟 随他的榜样，建立了第一间修女院。            修道主义在埃及的旷野兴旺起来，在第四世纪传播至巴勒斯坦与赛浦路斯，而后到了叙利亚。叙利亚兴起“高 柱修士”（stylites）运动，修士住在高柱之上，在高处默想，并可向下面的群众讲道。其中以西面（Simeon，390-459）最出名，他不断加 高其柱子，直到72英尺。 巴西流             东方教会的修道运动，最重要的领袖是加帕多家的巴西 流（Basil of Cappadocia）。他是“加帕多家三杰”之首，对正统尼西亚信仰有显著的贡献。他仔细研究埃及的修道运动，将其改良应用在加帕多家的处境中。巴西流 鼓励修道团体在各地成立，严守团体生活的法规，追求有益身心的活动（祷告研经，农业园艺）。这与“高柱修道”显然不同。            巴西流与其友贵格 力（Gregory of […]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3期           论到早期教会的信仰生活，在当时罗马帝国人民眼中，是非常高尚 的。凡是不抹黑诬陷基督徒的人们，都承认基督徒的言行举止令人钦佩。例如第2世纪出名的医学家加伦Galen说：虽然基督徒的信仰根据是寓言故事，但是他 们的言行，有时与哲学家一样真诚；他们不惧死亡，贞洁自守，崇尚道德，一点也不落在真正的哲学家之后。           教会是神子民的团体，是蒙召与世人 分别出来的圣约团体。有些外邦信徒在信主之前，是放荡度日的；但是悔改归正加入教会，都深信神在基督里已经洗净他们的罪。然而，如果在受洗之后，又再犯罪 跌倒了，特别是严重背道的罪，则应当如何处置呢？例如在大逼迫时否认信仰或向罗马神明烧香者，教会领袖应如何施行劝惩纪律呢？            认为应该严 格劝惩以洁净教会者，如诺瓦天派Novatians（德修Decius皇帝大逼迫之后），埃及米利都派Melitians，北非的多那派 Donatists（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大逼迫之后），都因为一般教会采取较轻的劝惩措施，或容让失节的主教继续任职，而离开大公教会另立门 户。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教会治理”的领袖职分与组织架构。 众长老治理教会           教会在 第一世纪是采取“众长老治会”。教会的领袖被称为“长老elders”。新约圣经说到教会中的治理者，有“长老”，“监督”，“牧师”等不同的名称，然而 这些名称都是指同一个职分“长老”。这些名称在圣经里交替使用，例如《徒》20：17、28；《彼前》5：1-4。           神的子民由“长老”来 治理，在旧约里就已经清楚记载。当神差遣摩西去解救以色列子民，脱离埃及的奴役时，神吩咐摩西“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出》3：16）。在摩西时代，“长老”是神子民的领袖与立约代表（《申》21：19；《出》 24：1；《民》11：16；《利》4：15）。在士师时代，王国时代，以及被掳时期，“长老”都是民中领袖（《士》8：14；《撒上》16：4；《王 下》19：2；《结》8：1，14：1，20：1-2；《拉》5：5、9，6：7-8、14）。两约之间犹太子民的历史，也清楚见证：会堂是由“长老”治 理的。            当主基督第一次来临时，福音书多次记载“长老”与“管会堂的”。虽然犹太人领袖在当时是如此腐败背道，但是他们仍然不敢废除圣经的 “长老治会”制度。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时期，神子民团体的治理架构是一致的。新约中的使徒们，选立教会中的长老们，乃是根据旧约与福音书的背景。使徒并未 创新更改从旧约已有的“长老治会”，乃是承继遵照圣经一贯的启示。            […]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2期           罗马皇帝尤斯丁尼（Justinian）在553年在康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五次大公会议”，想要赢回“一性派（Monophysites）”（主张道成肉身的基督，只有一性）的民心。虽然尤斯丁尼胁迫罗马主教 认同此“第五次大公会议”的决议，但是却造成了西方教会内部的分裂。而东方教会内的“一性派”并不领情，反而继续走向不归路。 “一性派”在叙利亚与埃及等地的发展            康堡的大公会议之后，“一性派”认清皇帝不会放弃《迦克墩信经》。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的“一性派”领袖，早就拒绝接受迦克墩正统派人士，来施行圣礼。他们在安 提阿的塞弗如（Severus）领导之下，组织地下教会。叙利亚的修士雅各巴瑞底（Jacob Baradaeus），后来出任艾狄撒主教；他常秘密化装出行，在各地组织培训“一性派”教会，以叙利亚文为崇拜语言，在北叙利亚的修道院与村庄，组成 “雅各派（Jacobite）教会”，在自设的安提阿主教长带领之下发展，一直存留至今日。           在埃及的“一性派”势力庞大，根深蒂固，不断 抵挡来自康士坦丁堡皇帝的压力。虽然经过内部分裂，仍于575年发展成合一的“一性派”教会，自设亚历山大主教长，与大公教会的主教长分庭抗礼。此派教会 以本地方言“科普地话（Coptic）”聚会，被称为“科普地教派”。虽然埃及经历波斯与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科普地教派存留至今，占埃及人口的十分之 一。科普地教派也派遣宣教士进入埃塞俄比亚，将原有的大公教会改组，成为“一性派”教会。埃塞俄比亚“一性派”教会也存留至今，受亚历山大的科普地主教长的领 导。            亚美尼亚（Armenia，今日土耳其的西北方）在第四世纪初，由加帕多家来的宣教士贵钩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传入福音，全国归主。后来当“聂斯多留派之争”时，亚美尼亚教会接受康堡主教长的信函教导，采取屈利罗的立场；他们后来接受郑诺 （Zeno）皇帝的“联合条款”，误以为《迦克墩信经》是聂氏的立场而拒绝之。他们于595年在首都召开全国教会总会会议，宣布采取“一性派”立场。亚美 尼亚后来被回教徒攻占，人民大遭逼迫；此后，许多亚美尼亚人逃离家乡，散居各国。 罗马帝国的困境            皇帝尤斯丁尼于565年逝世之时，“一性派”已经与大公教会决裂。他的儿子尤斯丁二世（Justin II）即位后，发布“宽容谕令”，劝勉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停止争辩。在尤斯丁二世任内（565-578），罗马国势日衰，东境的波斯帝国日益强大，罗马军 队忙于抵御波斯的大军，使得他们无力防止北方蛮族入侵：伦巴人占据意大利半岛北部与中部，其他蛮族也常劫掠巴尔干半岛与希腊。等到西拉克力 （Heraclius）皇帝于610年即位时，罗马帝国已经摇摇欲坠。           主后611年，波斯大军入侵叙利亚，攻陷安提阿与大马色；618 年，他们攻下巴勒斯坦与埃及。“一性派”的广大民众，虽然并不欢迎入侵的波斯军队，但是他们并未给予皇帝军队支持，一同抵御外侮。斯拉夫蛮族也入侵至康士 坦丁堡外围，西哥特族已将罗马军队逐出西班牙。看来，罗马帝国大势已去。           西拉克力皇帝力图中兴，整军经武，重建军队；他领军与波斯大军争战，在622至628年间，打了三次胜仗，甚至进入波斯境内。他在630年迫使波斯与罗马签订和约，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重归罗马帝国版图。西拉克力深知必须借此契机，赢回“一性派”的民心。 […]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迦克墩大公会议（451年）之后，《迦克墩信经》成为罗马 帝国内教会的信仰准则。对于西部教会来说，以罗马主教利欧的《大卷》为依据的信经，当然是无可置疑的正统教义。然而在帝国东部的教会，仍处于纷争的状态。 聂斯多留派的信徒，向东迁移至边境的艾狄撒与波斯帝国；屈利罗派中的守旧分子，对于《迦克墩信经》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利欧的基督论，不过是比聂斯多留派稍 好一点。这些人士被称为“一性派”（Monophysites）。 “一性派”的抗争        这些人认为《迦克墩信经》说主基督具有神人二性的区分，等于是主张基督具有两个实体，不啻是否认了在基督里“圣道”与“人性”的合一。虽然他们不全然赞同犹提克的“一位一性论”（被“迦克墩大会”定罪，但是仍坚持“主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后，只有一性”）。         东方的“一性派”运动，不仅得到一些主教们的支持，更获得埃及与叙利亚北部修道团体的热烈拥护；也因此得到当地一般信徒的全力支持。所以，康士坦丁堡皇帝所面对的，不仅是教会的纷争，也是埃及与叙利亚人民的政治分派。        举例来说，当亚历山大主教长狄奥司科（“一性派”的主将）被定罪放逐后，继任的普若提瑞（Proterius）遭到暴民抵制，必须由皇帝派兵护送上任。耶路 撒冷主教长因为签署《迦克墩信经》，而被教区民众驱逐，避难于康堡。当皇帝麦吉安于457年逝世时，亚历山大的暴民竟将主教普氏处死；“一性派”领袖们拥 立提摩太为主教。新任皇帝利奥（Leo）在东部各省召开主教会议，确定主教们都支持《迦克墩信经》与制裁提摩太之后，他才能于459年下令放逐提摩太。        在叙利亚的安提阿， “一性派”领袖在469年趁著主教长出外不在时，另立彼得为主教长。他将“一性派”的教义放入崇拜仪式中，直到471年被除位放逐。皇帝利奥于474年离 世之后，继任皇帝郑诺（Zeno）在位不久，因宫廷政变由巴西里克（Basiliscus）篡位。他倒向“一性派”以获得民众支持，并立刻召回提摩太与彼 得，出任亚历山大与安提阿的主教长；后来且发表谕令，定罪利欧的《大卷》与“迦克墩大会”的决议。此谕令获得东部大多数主教的支持，以及民众的广大欢迎。 联合条款        然而，康堡主教长雅凯修（Acacius）并未臣服于巴西里克的要求，他获得罗马主教以及康堡修士的支持。两年之后，巴西里克失势退位，郑诺恢复皇位。巴西 里克所施行的政策，显示出“一性派”在民间的势力浩大。郑诺复位之后，了解民情，经由雅凯修的辅佐设计，决定采取妥协和好路线。        他在 482年发表出名的谕令“联合条款”（henoticon），其中声明“康士坦丁堡大会”与“以弗所大会”所持守的《尼西亚信经》，足以界定正统信仰；定 罪聂斯多留与犹提克；认同屈利罗的“十二定罪条款”；对于利欧的《大卷》与《迦克墩信经》的“两属性”教义避而不谈。换言之，郑诺表明容许各方对《迦克墩 信经》有不同的解释，盼望借此妥协方法达至和平共存。        郑诺的“联合条款”获得亚历山大与安提阿主教长的签署同意，在东方教会带来暂时的和平。郑诺的继任著亚拿他司（Anastasius，491-518在位），也是萧规曹随，所以“联合条款”从482年起施行在东方，带来36年的暂时安宁。 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联合条款”并未让“一性派”完全满意，因为其中并未定罪《迦克墩信经》中的一些字句。另一方面，在罗马主教眼中，“联合条款”并未持守《迦克墩信经》为必须 […]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0期        从“以弗所会议”（431年）与“迦克墩会议”（451 年）之后，《迦克墩信经》成为主基督教会的正统信仰告白。在罗马与西方教会，利欧主教的《大卷》是盖棺论定的正统信仰；但是东方教会仍然处于暗潮汹涌的光 景。罗马皇帝规定：帝国全境的各教会都必须遵守《迦克墩信经》。所以，被“大公教会”定为异端的“聂斯多留派”在罗马帝国无法生存，于是领袖带领信徒东 迁，在两河流域的艾狄撒（Edessa）与“波斯帝国”，凝聚势力形成中心。 聂斯多留派的发展           主后433年“亚历山大派”与“安提阿派”签署“复和条款”，以结束东方教会在“以弗所会议”之后的分裂状态。当时不少敍利亚的主教，不愿定罪聂氏，就越过 罗马帝国边界，来到波斯。波斯当地已经有许多基督徒社区。聂氏教派的思想训练基地，是邻近帝国边界的艾狄撒。著名的“艾狄撒神学院”，依照提阿多 （Theodore of Mopsuestia）（聂氏的老师）的神学路线办学，颇具影响力。艾狄撒的主教衣巴斯（Ibas），全力支持此学院。           当457年衣巴斯过世之后，继任的主教是严守《迦克墩信经》者。艾狄撒神学院，失去了靠山，就迁至波斯的尼西比司（Nisibis）。后来，此神学院成为聂 斯多留派的大本营，训练门生在“波斯帝国”大展宏图。波斯诸王因政治目的（对抗康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支持聂派，波斯成为聂派的地盘。他们于498年召开 会议，正式切断与大公教会的关系。虽然对方称他们为“聂派”，他们称自己为“在东方的教会”（Church in the East）或“亚述（迦勒底）教会”（Assyrian [or Chaldean] Church），因为崇拜语言使用亚述文。           聂氏教派积极训练差派宣教士向各地传教。其宣教范围广泛，教区林立，涵盖中亚全境（即中国所称为“西域”之地）。其宣教士远赴阿拉伯，印度，鞑靼，中国等地传 教。根据传说，鞑靼族的克烈部在11世纪时，有一位王归信聂派，也承担长老圣职，被称为“约翰长老王”，引起西方教会的关注。印度的多马派教会，据说是使 徒多马进入印度宣教建立的教会，显然他们后来依附了聂派，因为他们的传统敬奉提阿多与聂氏，并且采用亚述教会崇拜方式。          好景不长，后来回 教兴起，651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聂派在回教政府统治之下受到宽容，因为教主莫汗默德曾经受到聂派教士的帮助。聂派借着纳重税而获许存在，受逼迫时期较 少，仍然持续兴旺。聂派领袖，后来在回教政府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聂派学者将希腊科学哲学文献，传递至阿拉伯世界，促成伊斯兰文化在中世纪的发展。           后来“蒙古帝国”兴起扩张，聂氏教派又被蒙古人统治，先是受到礼遇，不少蒙古人归信；后来，蒙古统管波斯的西域宗王，在1295年归信回教，除灭其他宗教， 聂氏教派一蹶不振，在14世纪末期几乎被扫除净尽。残余会众逃难至库德族山区与亚美尼亚，持续到现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土耳其阿拉伯人驱离家 […]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39期       罗马皇帝提尔多修二世，于主后431年的五旬节，在以 弗所召开《第三次大公会议》，目的是要解决“聂斯多留派之争”。由于康士坦丁堡主教聂氏对于主基督神人二性的看法，几乎到了“神人两位格”的地步，招致亚 历山大主教屈利罗的严厉反对。屈氏获得罗马主教克力斯丁的支持，然而聂氏有安提阿主教约翰的撑腰。皇帝看到东方教会陷于分裂之际，盼望借着“以弗所会议” 能平息争端。 以弗所会议         在会议召开之前，聂氏在康堡与小亚细亚已经失去民心，以弗所 当地的主教麦美农（Memnon）支持屈利罗，反对聂斯多留。聂氏由皇帝派兵护送赴会；然而，安提阿主教约翰与叙利亚主教们，因路途遥远，未能如期赶到。 屈氏不愿等候他们，也不顾皇帝代表的抗议，于6月22日召开会议，共有160位主教出席。聂氏经三次传唤，仍然拒绝开会，理由是要等到全部与会主教到齐。         屈氏由麦氏协助，在聂氏缺席情况下，定罪开除聂氏。聂氏于次日得知结果，不服判决，上书皇帝。四天之后，约翰与叙利亚主教们（共42位）来到会场，在皇帝代 表与卫队保护下，立刻召集对抗的会议，开革屈氏与麦氏，定罪同意屈氏立场之人。接下来，两边人士互相定罪咒诅，使得“以弗所会议”成为混乱失控的局面。        最后，罗马主教的代表团于7月10日抵达，他们视自己为裁判，不参与辩论。屈氏再度召开会议，正式定罪聂斯多留派与伯拉纠派为异端。由于两批主教对立，双方 都上书皇帝陈情。皇帝原先支持聂氏，后来发现大多数主教与民心反对聂氏，面临两难。最后，皇帝下诏，依照两边会议的表决，将聂氏、屈氏、麦氏三人监禁。         皇帝派遣其行政官，赴以弗所宣判其谕令，并调停两边促成和好。他召唤双方各派代表八人，到皇帝行宫迦克墩面谈。屈氏与麦氏继续被扣留在以弗所狱中，而聂氏自 愿退隐，归回安提阿的修道院中。皇帝同意聂氏退隐，康堡主教空缺，由双方都能接受的麦克西免（Maximian）继任。皇帝看到经过多次努力，双方仍然无 法和好，就于10月宣布“以弗所会议”结束，屈氏与麦氏得到释放，主教们各自打道回府。 复和协议        “以弗所会议”之后，东方教会继续处于分裂状态，直到433年双方签署《复和协议》（Formula of Reunion）。安提阿主教约翰，提出双方皆可以接受的《信仰告白》，作为恢复交通的根据。此信仰告白是安提阿派的提尔多瑞（Theodoret of Cyrrhus，赛若斯的主教）所起草的，他熟悉双方的争执要点。信仰告白的纲要，主要是持守：主基督的神人两性的区分（针对屈氏），与马利亚可被尊称为 theotokos生上帝者（针对聂氏）。此双方各让一步的协议，已经报备皇帝。        屈氏认为此协议并未妥协真理，可以接受，但是聂氏必须被 定罪与革职。安提阿派的主教们，认为只要屈氏承认主基督的神人二性的区分，就可以复和；至于聂氏的言词是有偏激之处，成为教会合一的难处，就同意定罪革除 聂氏。于是在433年双方正式复和，签署《复和协议》，带来暂时与表面的合一。        […]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38期       奥古斯丁于主后430年离世，所留下的著作存留至今，其数量之多，无任何古代作家可与之相比。他对当代以及后代的西方世界，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他在书信中，曾说自己是“边学边写，边写边学”的人。他敬虔地研究圣经，针对当时教会的需要，著书立说，实为一代忠仆。 学贯古今的思想家         奥古斯丁对后世的影响，至少有四大方面：         （1）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神学与哲学探讨，以及所有大学的课程设计，都是植根于奥古斯丁对“信仰与理性之关系”的观念；伦巴彼得（Peter Lombard）所著的《神学语录》，是中世纪神学主要教科书，他采用极多奥氏的著作；格瑞钦（Gratian）所写的《教会法规手册》也多次引用他的作 品。         （2）西方奥秘派人士，都深受奥氏影响，他特别强调以“爱上帝”为中心；他指出：“真爱”不单是追求己心的喜乐，也包括舍己与经历被改变的痛苦。         （3）改教家们都受奥氏“唯独恩典”的影响，归回圣经的救恩真理，扬弃中世纪教皇派的“神人合作”的功德观。例如：路德原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加尔文的钜著《基督教要义》引用最多的神学作者，就是奥氏。         （4）自从18世纪以来的思想界，“启蒙运动”乐观派（人是自己的主宰）憎恨奥氏的“原罪”教义（人性彻底败坏），但是与乐观派对立的“实际派”认同奥氏的论 点。哲学家康德，虽然高举“人自主独立思考”，却断然同意“人性已经普遍被邪恶彻底扭曲变坏”。维根斯坦喜欢阅读奥氏著作，奥氏早就看清“语言与实体的关 系”；尼采痛恨奥氏的见解，因为奥氏戳破其“超人思想”的迷思。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不如奥氏一针见血；其实，奥氏是第一位提出“潜意识”存在者。          综合上述，奥古斯丁对于现代科学哲学，皆留下深远影响。归根究柢，奥古斯丁精研圣经，从圣经的“创造，堕落，救赎”教义，评析世俗人本的科学哲学，以及历史文化，其论述是提纲挈领，又博大精深。 基要信仰的阐扬者          从教会历史来看，奥古斯丁是北非希坡的主教，是牧者又是神学家。他对当时与后世教会的贡献，不仅在“教会论”方面（驳斥“多纳派”），与“人论”和“救恩论”上（驳斥“伯拉纠派”和“半伯拉纠派”），也驳斥在“三一神论”方面的异端。           奥古斯丁出任希坡主教之初，就想研究写作“三一神论”的教义，但是“多纳派之争”占据了他主要时间。至411年结束之际，他又必须写作《上帝之城》，并面对 “伯拉纠之争”。然而奥氏靠主恩典，最后终于完成其钜著《三位一体论》（共15卷）于414年出版。奥氏承继东方教会领袖亚他那修与加帕多家三杰，在西方 以此拉丁文著作，根据圣经阐扬“三一神论”的真理。           奥古斯丁的贡献在于：以拉丁文严谨精确的用词，论述《尼西亚信经》表彰的圣经教义，彻 底根除任何“亚流派”与“隶属论”的残留思想。《尼西亚信经》说到：圣子在永恒中为圣父所“生”；圣灵在永远中为圣父所“出”。然而，这并没说明圣子与圣 灵的关系。奥氏认为必须强调“圣灵是由圣父与圣子所出”，才能将三位格之间彼此关系，整全的表达出来。          此外，奥氏根据“人是按照神的形象 […]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奥古斯丁自413年至427年，奋力写作《上帝之城》。同时期，他也面对当时 教会中的 “伯拉纠派之争”（Pelagian Controversy）。北非主教们在412年的“迦太基会议”，已经定罪伯拉纠（Pelagius）门生柯里提（Celestius）的教训。在巴勒 斯坦的耶柔米，也极力抵挡伯拉纠的教训。罗马主教英诺森一世（Innocent I）也裁定：伯拉纠派若不认错悔改，则被开除教籍。奥古斯丁以为“伯拉纠派之争”终告结束。然而，伯拉纠派死灰复燃，又以新的形式出现。 伯拉纠派的反击         当罗马主教英诺森于417年逝世之后，左西穆（Zosimus）继任。柯里提认为机会来了，就从以弗所赴罗马，亲自面求左西穆平反。伯拉纠身在耶路撒冷，也 差人送其新出的著作，为自己的论点辩护。伯拉纠派原先主张：人犯罪堕落之后，没有罪性；悔改是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人有能力行良善，恩典不是绝对必须的。如 今，伯拉纠派愿意承认：恩典是必须的，但是人自己的意志是独立自主的，不被罪捆绑，所以自己要负起责任来悔改行善。伯拉纠派现今否认他们的教导：说人不需 要神的恩典，自己有能力避免犯罪。         奥古斯丁仔细研究伯拉纠派的辩解，发现伯拉纠派并非说话不清楚，以致遭误会定罪；他们乃是不诚实提出狡 辩。奥古斯丁指出：伯拉纠没有表明真相，他所认为的“人需要恩典”，此“恩典”是指外在的教导或榜样鼓励，作为协助提拔；并非指“神主权的爱”借着圣灵注 入我们心中，改造我们，除去我们的悖逆，正如圣经所清楚教导的。 伯拉纠派的失势          左西穆未能明察秋毫，草率结论，告知北非的主教们说：他们听信偏见，误解了伯拉纠派；伯拉纠派的基本信仰没有问题。北非主教们大吃一惊，激烈反应，以致左西穆 安抚他们说：目前他尚未做出最后裁定。后来，当罗马皇帝在418年4月颁布谕令，将“伯拉纠派人士”从罗马城驱逐出境。左西穆虽然不满北非主教们的抗议， 但是一看情势不妙，罗马教会中反对伯拉纠派的势力也不可忽视，只有正式定罪伯拉纠与柯里提。         柯里提及其友伴，失去罗马主教的支持之后，就赴埃及的亚历山大，后来又转到康士坦丁堡寻求庇护与平反。虽然428年“伯拉纠派”在康堡，得到聂斯多留（Nestorius）主教长的收留，然而，当43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时，聂氏自身难保，“伯拉纠派”被正式定为异端。         伯拉纠派此后直到今日，在正统信仰的教会中无法立足，但是其神学思想却阴魂不散，不断地困扰教会。奥古斯丁在413年时，仍对伯拉纠疑中留情，但是在414 年开始明白其论说的危险，他自415年起已经洞察伯拉纠派的真相，就开始一连串的信件著作，来评析其错谬危害，并回复伯拉纠派人士的辩论。其目的在于：积 极正面阐述圣经的“恩典”教义。甚至到了427年出版《论恩典与自由意志》时，仍在驳斥伯拉纠派的异端思想。 卡西安的“半伯拉纠主义”         伯拉纠派的思想，强调人要自己努力追求圣洁，所以吸引了一些修道士的跟随。其中最出名的是卡西安（Cassian），他原在巴勒斯坦与埃及修道，属俄利根 派，参与“高大弟兄会”（Tall Brothers）。当400年时“高大弟兄会”被亚历山大主教从埃及驱逐出境后，卡西安与弟兄们到了康堡。当康堡主教屈梭多模被放逐后，卡西安转赴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