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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古道,勇于归正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6期         早期教会的基督徒,承袭旧约圣徒的信念:“圣约子民 团体”在日常生活每一方面,都要活在神面前过敬虔生活。他们不认为“圣约生活”只侷限于正式聚会与敬拜礼仪而已。对他们而言,“守主日敬拜主”是非常重要 的,会启动一星期的圣洁生活;“洗礼”和“主的晚餐”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也是神施恩给圣约子民的媒介;“教会纪律与劝诫”是圣约子民的生活操练与管 教,保护群羊过圣洁生活。 圣约子民团体        早期教会的信徒,清楚认识“教会”是蒙神恩 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团体;神在主基督里与选民所立的“恩典之约”,在新约时代的应验是从五旬节开始的;新约教会是在“主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圣灵 降临”之后起始的,是与旧约时代中的圣徒同为一体,同属“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旧约圣徒被称为“被成全的义人”,与新约子民同属天上锡安山的教 会(《来》12:22-24)。        所以,第一世纪的教会信徒,包括犹太人与外邦人,都认清自己与旧约圣徒血脉相连,同为恩典之约的圣约子 民。旧约圣徒守安息敬拜主,新约子民也在主日守安息敬拜主;旧约圣徒受割礼,新约子民受洗礼,洗礼等同于割礼(《西》2:11-12);旧约圣徒守“逾越 节的晚餐”,新约子民守“主的晚餐”,是同一意义(《林前》5:7)。新约的圣礼“洗礼”与“圣餐”,与旧约的圣礼一脉相传,是身为圣约团体的教会,所不 可或缺的。 主日敬拜         新约圣经记载:初代教会的崇拜聚会是在每周的第一日(《徒》 20:7; 《林前》16:2),记念欢庆主耶稣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从那一天起,教会都是在此日聚会敬拜。这一日被称为“主日”(《启》1:10),是整 个基督徒生活与教会敬拜事奉的中心。“主日”是欢喜快乐的敬拜之日。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基督徒,守主日与主餐,也谨守第七日安息日与旧约节期,表明他们没有背弃摩西律法。然而,当犹太教的会堂领袖驱逐逼迫他们,再加上主后70年的圣殿被毁之后,犹太基督徒也就不再守旧约的安息日与节期。“实 体”已经来到,这些可守可不守的“影儿”就渐渐消失了。在外邦各地所建立的教会,从一开始就只守主日,不守安息日。主后第二世纪的伊格那丢 (Ignatius),《巴拿巴书信》的作者,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的论述,都详细说明为何基督徒守主日,不守安息日。        无论是外邦或犹太地的基督教会,都很清楚:“主日”聚会敬拜,是主耶稣自己与使徒们的清楚教导;“主日”是特别作为敬拜,奉献,灵修默想的日子。虽然每一天 都是主的,主赐给我们的日子;正如每一餐晚餐都是主的,主赐给我们的晚餐(《罗》14:5-6)。但是“七日的第一日”特别被分别出来称为“主的日子 (the Lord’s Day)”,正如“主的晚餐(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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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的异象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5期            初代教会从复活的救主耶稣领受了“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使万民作主门徒(《太》28:19-20)。正如《使徒行传》所记,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传到罗马。教会历史也记述:使徒保罗后来以罗 马为基地,将福音传至帝国西部的拉丁语系地区,远至西班牙。新约的教会是宣教的教会;虽然早期教会大遭逼迫,仍然靠主恩典将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全境。 教会在地理上的扩张            教会在叙利亚快速扩张,从安提阿开始,福音传遍小亚细亚与希腊半岛。然而,向东北方面的扩张,就必须面对帝国边境以外的地区,以及语言不同的困难。奥司瑞国 (Osrhoene kingdom)在两河流域,以幼发拉底河外的艾狄撒为首都,语言是叙利亚文。在主后第2世纪时,在艾狄撒已经有教会与基督徒团体存在,国王也悔改归主。            到第3世纪时(216年),艾狄撒归入罗马帝国版图;当时教会领袖宣称:艾狄撒教会的创始人是主耶稣的72门徒之一的阿达(Addai)。艾狄撒与安提阿的关系密切,这些两河流域的信徒,使用叙利亚文的福音书,也使用安提阿教会中流行的希腊文《四福音合参》。            关于福音是由使徒多马传入波斯与印度之说,可从第3世纪的伪经《多马行传》得到一些可能的资料证据。印度至今仍有多马派教会。至于所谓“多马与巴多罗买将福音传入中国”之假说,则没有历史证据。            在保罗当时已经有罗马教会,意大利半岛的宣道事工显然是以罗马为基地,传遍意大利。主后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摧毁了庞贝(Pompeii)。庞贝古城遗迹 中发现基督徒拼字图《我们的父》。此拼字图也在其他地区古蹟中被发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主后107年),英国的曼彻司特(175年),葡萄牙的科依伯瑞 (约在第1世纪)。至少,事实显示:意大利在主后250年时,已经约有100个教区了。 在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的进展            关于高卢(法国)与西班牙的宣教进展,比较缓慢。第2世纪时,在法国卢恩Rhone河谷已经有说希腊话的基督徒团体,在卢昂主教带领之下发展,与小亚细亚教 会密切联系。他们在177年遭到皇帝马可奥热流的严厉逼迫,后来又有诺斯底派异端入侵。卢昂主教爱任纽(Irenaeus)著书立说抵挡异端,他用当地方 言(也用希腊语)传讲圣道,福音广传深入当地文化。到了第4世纪,已经有许多主教教区的建立。            西班牙的宣教,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关 于西班牙的教会发展,主要是来自爱任纽与特土良(Tertullian)的书中记载。北非主教居普良(Cyprian)也在著作中,提到几个大城中教会的 发展。到第4世纪初期,西班牙的教会已经在各地大幅度建立,并且召开众教会的大型会议,处理管教纪律问题。大会领袖是胡西亚(Hosius of Cordova),是皇帝康士坦丁在尼西亚大会之前的教会顾问。           不列颠(今日的英格兰)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福音何时传入不得而知。特土良和俄利根(Origen)的著作,提到福音无远弗届,已经传到了不列颠岛的蛮族。大概要到第3世纪中期,教会才在当地有了稳固基础。主后 314年在高卢召开的阿尔利会议(Council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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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38:从“灵修”到“修道”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4期           基督教会中的禁欲灵修,是以“修道主义Monasticism”的型式出现。“修道”是指:为了专心灵修亲近神,禁欲抵挡世界的诱惑,而长期退隐,与世隔绝或脱离世俗活动。 埃及的安东尼           此运动的成形,最早是起源于东方教会。从主后第三世纪中期起,罗马帝国变本加厉地逼迫教会,因此一些信徒隐居旷野避难。到了第四世纪,政教结合使得教会有世 俗化的危险,更多信徒放下世俗财物,离群索居。埃及的安东尼是起始者。他生于251年,18岁时决志将财物分给穷人,潜心修道。几年之后,进入西部沙漠; 过著完全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活,约20年。           安东尼的独居榜样,激励了许多人跟随效法。这些修道的人,都是独自的修士 (anchorites),安东尼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其名言是:“离开修道处所的修士,正如鱼离了水一般”。安东尼生平后期,也关注教会的光景,他强烈支 持《尼西亚信经》,赢得亚历山大主教亚他拿修的仰慕与友谊。安东尼过著俭朴且禁欲的生活,身体健康活到105岁。亚氏被皇帝放逐在罗马时,将自己的著作 《安东尼生平》以拉丁文出版,将修道主义介绍到西方教会。 团体修道            不久之后,修道主 义从“独自修道”发展成“团体修道”。埃及的帕科密尔(Pachomius)是群居修士(coenobites)的创始者。他与安东尼大约是同时期之人, 原是军人出身,退伍之后开始独自修道,后来召聚其他隐士同来,在尼罗河畔建立团体的修院。他定下严格的团规守则,成为后来各修道会法规之前身。他的姊妹跟 随他的榜样,建立了第一间修女院。            修道主义在埃及的旷野兴旺起来,在第四世纪传播至巴勒斯坦与赛浦路斯,而后到了叙利亚。叙利亚兴起“高 柱修士”(stylites)运动,修士住在高柱之上,在高处默想,并可向下面的群众讲道。其中以西面(Simeon,390-459)最出名,他不断加 高其柱子,直到72英尺。 巴西流             东方教会的修道运动,最重要的领袖是加帕多家的巴西 流(Basil of Cappadocia)。他是“加帕多家三杰”之首,对正统尼西亚信仰有显著的贡献。他仔细研究埃及的修道运动,将其改良应用在加帕多家的处境中。巴西流 鼓励修道团体在各地成立,严守团体生活的法规,追求有益身心的活动(祷告研经,农业园艺)。这与“高柱修道”显然不同。            巴西流与其友贵格 力(Gregory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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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37:从“主教”到“教皇”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3期           论到早期教会的信仰生活,在当时罗马帝国人民眼中,是非常高尚 的。凡是不抹黑诬陷基督徒的人们,都承认基督徒的言行举止令人钦佩。例如第2世纪出名的医学家加伦Galen说:虽然基督徒的信仰根据是寓言故事,但是他 们的言行,有时与哲学家一样真诚;他们不惧死亡,贞洁自守,崇尚道德,一点也不落在真正的哲学家之后。           教会是神子民的团体,是蒙召与世人 分别出来的圣约团体。有些外邦信徒在信主之前,是放荡度日的;但是悔改归正加入教会,都深信神在基督里已经洗净他们的罪。然而,如果在受洗之后,又再犯罪 跌倒了,特别是严重背道的罪,则应当如何处置呢?例如在大逼迫时否认信仰或向罗马神明烧香者,教会领袖应如何施行劝惩纪律呢?            认为应该严 格劝惩以洁净教会者,如诺瓦天派Novatians(德修Decius皇帝大逼迫之后),埃及米利都派Melitians,北非的多那派 Donatists(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大逼迫之后),都因为一般教会采取较轻的劝惩措施,或容让失节的主教继续任职,而离开大公教会另立门 户。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教会治理”的领袖职分与组织架构。 众长老治理教会           教会在 第一世纪是采取“众长老治会”。教会的领袖被称为“长老elders”。新约圣经说到教会中的治理者,有“长老”,“监督”,“牧师”等不同的名称,然而 这些名称都是指同一个职分“长老”。这些名称在圣经里交替使用,例如《徒》20:17、28;《彼前》5:1-4。           神的子民由“长老”来 治理,在旧约里就已经清楚记载。当神差遣摩西去解救以色列子民,脱离埃及的奴役时,神吩咐摩西“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出》3:16)。在摩西时代,“长老”是神子民的领袖与立约代表(《申》21:19;《出》 24:1;《民》11:16;《利》4:15)。在士师时代,王国时代,以及被掳时期,“长老”都是民中领袖(《士》8:14;《撒上》16:4;《王 下》19:2;《结》8:1,14:1,20:1-2;《拉》5:5、9,6:7-8、14)。两约之间犹太子民的历史,也清楚见证:会堂是由“长老”治 理的。            当主基督第一次来临时,福音书多次记载“长老”与“管会堂的”。虽然犹太人领袖在当时是如此腐败背道,但是他们仍然不敢废除圣经的 “长老治会”制度。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时期,神子民团体的治理架构是一致的。新约中的使徒们,选立教会中的长老们,乃是根据旧约与福音书的背景。使徒并未 创新更改从旧约已有的“长老治会”,乃是承继遵照圣经一贯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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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36:固守真道的奥秘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2期           罗马皇帝尤斯丁尼(Justinian)在553年在康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五次大公会议”,想要赢回“一性派(Monophysites)”(主张道成肉身的基督,只有一性)的民心。虽然尤斯丁尼胁迫罗马主教 认同此“第五次大公会议”的决议,但是却造成了西方教会内部的分裂。而东方教会内的“一性派”并不领情,反而继续走向不归路。 “一性派”在叙利亚与埃及等地的发展            康堡的大公会议之后,“一性派”认清皇帝不会放弃《迦克墩信经》。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的“一性派”领袖,早就拒绝接受迦克墩正统派人士,来施行圣礼。他们在安 提阿的塞弗如(Severus)领导之下,组织地下教会。叙利亚的修士雅各巴瑞底(Jacob Baradaeus),后来出任艾狄撒主教;他常秘密化装出行,在各地组织培训“一性派”教会,以叙利亚文为崇拜语言,在北叙利亚的修道院与村庄,组成 “雅各派(Jacobite)教会”,在自设的安提阿主教长带领之下发展,一直存留至今日。           在埃及的“一性派”势力庞大,根深蒂固,不断 抵挡来自康士坦丁堡皇帝的压力。虽然经过内部分裂,仍于575年发展成合一的“一性派”教会,自设亚历山大主教长,与大公教会的主教长分庭抗礼。此派教会 以本地方言“科普地话(Coptic)”聚会,被称为“科普地教派”。虽然埃及经历波斯与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科普地教派存留至今,占埃及人口的十分之 一。科普地教派也派遣宣教士进入埃塞俄比亚,将原有的大公教会改组,成为“一性派”教会。埃塞俄比亚“一性派”教会也存留至今,受亚历山大的科普地主教长的领 导。            亚美尼亚(Armenia,今日土耳其的西北方)在第四世纪初,由加帕多家来的宣教士贵钩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传入福音,全国归主。后来当“聂斯多留派之争”时,亚美尼亚教会接受康堡主教长的信函教导,采取屈利罗的立场;他们后来接受郑诺 (Zeno)皇帝的“联合条款”,误以为《迦克墩信经》是聂氏的立场而拒绝之。他们于595年在首都召开全国教会总会会议,宣布采取“一性派”立场。亚美 尼亚后来被回教徒攻占,人民大遭逼迫;此后,许多亚美尼亚人逃离家乡,散居各国。 罗马帝国的困境            皇帝尤斯丁尼于565年逝世之时,“一性派”已经与大公教会决裂。他的儿子尤斯丁二世(Justin II)即位后,发布“宽容谕令”,劝勉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停止争辩。在尤斯丁二世任内(565-578),罗马国势日衰,东境的波斯帝国日益强大,罗马军 队忙于抵御波斯的大军,使得他们无力防止北方蛮族入侵:伦巴人占据意大利半岛北部与中部,其他蛮族也常劫掠巴尔干半岛与希腊。等到西拉克力 (Heraclius)皇帝于610年即位时,罗马帝国已经摇摇欲坠。           主后611年,波斯大军入侵叙利亚,攻陷安提阿与大马色;618 年,他们攻下巴勒斯坦与埃及。“一性派”的广大民众,虽然并不欢迎入侵的波斯军队,但是他们并未给予皇帝军队支持,一同抵御外侮。斯拉夫蛮族也入侵至康士 坦丁堡外围,西哥特族已将罗马军队逐出西班牙。看来,罗马帝国大势已去。           西拉克力皇帝力图中兴,整军经武,重建军队;他领军与波斯大军争战,在622至628年间,打了三次胜仗,甚至进入波斯境内。他在630年迫使波斯与罗马签订和约,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重归罗马帝国版图。西拉克力深知必须借此契机,赢回“一性派”的民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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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35):前车之鉴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迦克墩大公会议(451年)之后,《迦克墩信经》成为罗马 帝国内教会的信仰准则。对于西部教会来说,以罗马主教利欧的《大卷》为依据的信经,当然是无可置疑的正统教义。然而在帝国东部的教会,仍处于纷争的状态。 聂斯多留派的信徒,向东迁移至边境的艾狄撒与波斯帝国;屈利罗派中的守旧分子,对于《迦克墩信经》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利欧的基督论,不过是比聂斯多留派稍 好一点。这些人士被称为“一性派”(Monophysites)。 “一性派”的抗争        这些人认为《迦克墩信经》说主基督具有神人二性的区分,等于是主张基督具有两个实体,不啻是否认了在基督里“圣道”与“人性”的合一。虽然他们不全然赞同犹提克的“一位一性论”(被“迦克墩大会”定罪,但是仍坚持“主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后,只有一性”)。         东方的“一性派”运动,不仅得到一些主教们的支持,更获得埃及与叙利亚北部修道团体的热烈拥护;也因此得到当地一般信徒的全力支持。所以,康士坦丁堡皇帝所面对的,不仅是教会的纷争,也是埃及与叙利亚人民的政治分派。        举例来说,当亚历山大主教长狄奥司科(“一性派”的主将)被定罪放逐后,继任的普若提瑞(Proterius)遭到暴民抵制,必须由皇帝派兵护送上任。耶路 撒冷主教长因为签署《迦克墩信经》,而被教区民众驱逐,避难于康堡。当皇帝麦吉安于457年逝世时,亚历山大的暴民竟将主教普氏处死;“一性派”领袖们拥 立提摩太为主教。新任皇帝利奥(Leo)在东部各省召开主教会议,确定主教们都支持《迦克墩信经》与制裁提摩太之后,他才能于459年下令放逐提摩太。        在叙利亚的安提阿, “一性派”领袖在469年趁著主教长出外不在时,另立彼得为主教长。他将“一性派”的教义放入崇拜仪式中,直到471年被除位放逐。皇帝利奥于474年离 世之后,继任皇帝郑诺(Zeno)在位不久,因宫廷政变由巴西里克(Basiliscus)篡位。他倒向“一性派”以获得民众支持,并立刻召回提摩太与彼 得,出任亚历山大与安提阿的主教长;后来且发表谕令,定罪利欧的《大卷》与“迦克墩大会”的决议。此谕令获得东部大多数主教的支持,以及民众的广大欢迎。 联合条款        然而,康堡主教长雅凯修(Acacius)并未臣服于巴西里克的要求,他获得罗马主教以及康堡修士的支持。两年之后,巴西里克失势退位,郑诺恢复皇位。巴西 里克所施行的政策,显示出“一性派”在民间的势力浩大。郑诺复位之后,了解民情,经由雅凯修的辅佐设计,决定采取妥协和好路线。        他在 482年发表出名的谕令“联合条款”(henoticon),其中声明“康士坦丁堡大会”与“以弗所大会”所持守的《尼西亚信经》,足以界定正统信仰;定 罪聂斯多留与犹提克;认同屈利罗的“十二定罪条款”;对于利欧的《大卷》与《迦克墩信经》的“两属性”教义避而不谈。换言之,郑诺表明容许各方对《迦克墩 信经》有不同的解释,盼望借此妥协方法达至和平共存。        郑诺的“联合条款”获得亚历山大与安提阿主教长的签署同意,在东方教会带来暂时的和平。郑诺的继任著亚拿他司(Anastasius,491-518在位),也是萧规曹随,所以“联合条款”从482年起施行在东方,带来36年的暂时安宁。 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联合条款”并未让“一性派”完全满意,因为其中并未定罪《迦克墩信经》中的一些字句。另一方面,在罗马主教眼中,“联合条款”并未持守《迦克墩信经》为必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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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34): 景教来华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0期        从“以弗所会议”(431年)与“迦克墩会议”(451 年)之后,《迦克墩信经》成为主基督教会的正统信仰告白。在罗马与西方教会,利欧主教的《大卷》是盖棺论定的正统信仰;但是东方教会仍然处于暗潮汹涌的光 景。罗马皇帝规定:帝国全境的各教会都必须遵守《迦克墩信经》。所以,被“大公教会”定为异端的“聂斯多留派”在罗马帝国无法生存,于是领袖带领信徒东 迁,在两河流域的艾狄撒(Edessa)与“波斯帝国”,凝聚势力形成中心。 聂斯多留派的发展           主后433年“亚历山大派”与“安提阿派”签署“复和条款”,以结束东方教会在“以弗所会议”之后的分裂状态。当时不少敍利亚的主教,不愿定罪聂氏,就越过 罗马帝国边界,来到波斯。波斯当地已经有许多基督徒社区。聂氏教派的思想训练基地,是邻近帝国边界的艾狄撒。著名的“艾狄撒神学院”,依照提阿多 (Theodore of Mopsuestia)(聂氏的老师)的神学路线办学,颇具影响力。艾狄撒的主教衣巴斯(Ibas),全力支持此学院。           当457年衣巴斯过世之后,继任的主教是严守《迦克墩信经》者。艾狄撒神学院,失去了靠山,就迁至波斯的尼西比司(Nisibis)。后来,此神学院成为聂 斯多留派的大本营,训练门生在“波斯帝国”大展宏图。波斯诸王因政治目的(对抗康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支持聂派,波斯成为聂派的地盘。他们于498年召开 会议,正式切断与大公教会的关系。虽然对方称他们为“聂派”,他们称自己为“在东方的教会”(Church in the East)或“亚述(迦勒底)教会”(Assyrian [or Chaldean] Church),因为崇拜语言使用亚述文。           聂氏教派积极训练差派宣教士向各地传教。其宣教范围广泛,教区林立,涵盖中亚全境(即中国所称为“西域”之地)。其宣教士远赴阿拉伯,印度,鞑靼,中国等地传 教。根据传说,鞑靼族的克烈部在11世纪时,有一位王归信聂派,也承担长老圣职,被称为“约翰长老王”,引起西方教会的关注。印度的多马派教会,据说是使 徒多马进入印度宣教建立的教会,显然他们后来依附了聂派,因为他们的传统敬奉提阿多与聂氏,并且采用亚述教会崇拜方式。          好景不长,后来回 教兴起,651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聂派在回教政府统治之下受到宽容,因为教主莫汗默德曾经受到聂派教士的帮助。聂派借着纳重税而获许存在,受逼迫时期较 少,仍然持续兴旺。聂派领袖,后来在回教政府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聂派学者将希腊科学哲学文献,传递至阿拉伯世界,促成伊斯兰文化在中世纪的发展。           后来“蒙古帝国”兴起扩张,聂氏教派又被蒙古人统治,先是受到礼遇,不少蒙古人归信;后来,蒙古统管波斯的西域宗王,在1295年归信回教,除灭其他宗教, 聂氏教派一蹶不振,在14世纪末期几乎被扫除净尽。残余会众逃难至库德族山区与亚美尼亚,持续到现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土耳其阿拉伯人驱离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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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33: 从《以弗所》到《迦克墩》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39期       罗马皇帝提尔多修二世,于主后431年的五旬节,在以 弗所召开《第三次大公会议》,目的是要解决“聂斯多留派之争”。由于康士坦丁堡主教聂氏对于主基督神人二性的看法,几乎到了“神人两位格”的地步,招致亚 历山大主教屈利罗的严厉反对。屈氏获得罗马主教克力斯丁的支持,然而聂氏有安提阿主教约翰的撑腰。皇帝看到东方教会陷于分裂之际,盼望借着“以弗所会议” 能平息争端。 以弗所会议         在会议召开之前,聂氏在康堡与小亚细亚已经失去民心,以弗所 当地的主教麦美农(Memnon)支持屈利罗,反对聂斯多留。聂氏由皇帝派兵护送赴会;然而,安提阿主教约翰与叙利亚主教们,因路途遥远,未能如期赶到。 屈氏不愿等候他们,也不顾皇帝代表的抗议,于6月22日召开会议,共有160位主教出席。聂氏经三次传唤,仍然拒绝开会,理由是要等到全部与会主教到齐。         屈氏由麦氏协助,在聂氏缺席情况下,定罪开除聂氏。聂氏于次日得知结果,不服判决,上书皇帝。四天之后,约翰与叙利亚主教们(共42位)来到会场,在皇帝代 表与卫队保护下,立刻召集对抗的会议,开革屈氏与麦氏,定罪同意屈氏立场之人。接下来,两边人士互相定罪咒诅,使得“以弗所会议”成为混乱失控的局面。        最后,罗马主教的代表团于7月10日抵达,他们视自己为裁判,不参与辩论。屈氏再度召开会议,正式定罪聂斯多留派与伯拉纠派为异端。由于两批主教对立,双方 都上书皇帝陈情。皇帝原先支持聂氏,后来发现大多数主教与民心反对聂氏,面临两难。最后,皇帝下诏,依照两边会议的表决,将聂氏、屈氏、麦氏三人监禁。         皇帝派遣其行政官,赴以弗所宣判其谕令,并调停两边促成和好。他召唤双方各派代表八人,到皇帝行宫迦克墩面谈。屈氏与麦氏继续被扣留在以弗所狱中,而聂氏自 愿退隐,归回安提阿的修道院中。皇帝同意聂氏退隐,康堡主教空缺,由双方都能接受的麦克西免(Maximian)继任。皇帝看到经过多次努力,双方仍然无 法和好,就于10月宣布“以弗所会议”结束,屈氏与麦氏得到释放,主教们各自打道回府。 复和协议        “以弗所会议”之后,东方教会继续处于分裂状态,直到433年双方签署《复和协议》(Formula of Reunion)。安提阿主教约翰,提出双方皆可以接受的《信仰告白》,作为恢复交通的根据。此信仰告白是安提阿派的提尔多瑞(Theodoret of Cyrrhus,赛若斯的主教)所起草的,他熟悉双方的争执要点。信仰告白的纲要,主要是持守:主基督的神人两性的区分(针对屈氏),与马利亚可被尊称为 theotokos生上帝者(针对聂氏)。此双方各让一步的协议,已经报备皇帝。        屈氏认为此协议并未妥协真理,可以接受,但是聂氏必须被 定罪与革职。安提阿派的主教们,认为只要屈氏承认主基督的神人二性的区分,就可以复和;至于聂氏的言词是有偏激之处,成为教会合一的难处,就同意定罪革除 聂氏。于是在433年双方正式复和,签署《复和协议》,带来暂时与表面的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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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32:义人的根基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38期       奥古斯丁于主后430年离世,所留下的著作存留至今,其数量之多,无任何古代作家可与之相比。他对当代以及后代的西方世界,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他在书信中,曾说自己是“边学边写,边写边学”的人。他敬虔地研究圣经,针对当时教会的需要,著书立说,实为一代忠仆。 学贯古今的思想家         奥古斯丁对后世的影响,至少有四大方面:         (1)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神学与哲学探讨,以及所有大学的课程设计,都是植根于奥古斯丁对“信仰与理性之关系”的观念;伦巴彼得(Peter Lombard)所著的《神学语录》,是中世纪神学主要教科书,他采用极多奥氏的著作;格瑞钦(Gratian)所写的《教会法规手册》也多次引用他的作 品。         (2)西方奥秘派人士,都深受奥氏影响,他特别强调以“爱上帝”为中心;他指出:“真爱”不单是追求己心的喜乐,也包括舍己与经历被改变的痛苦。         (3)改教家们都受奥氏“唯独恩典”的影响,归回圣经的救恩真理,扬弃中世纪教皇派的“神人合作”的功德观。例如:路德原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加尔文的钜著《基督教要义》引用最多的神学作者,就是奥氏。         (4)自从18世纪以来的思想界,“启蒙运动”乐观派(人是自己的主宰)憎恨奥氏的“原罪”教义(人性彻底败坏),但是与乐观派对立的“实际派”认同奥氏的论 点。哲学家康德,虽然高举“人自主独立思考”,却断然同意“人性已经普遍被邪恶彻底扭曲变坏”。维根斯坦喜欢阅读奥氏著作,奥氏早就看清“语言与实体的关 系”;尼采痛恨奥氏的见解,因为奥氏戳破其“超人思想”的迷思。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不如奥氏一针见血;其实,奥氏是第一位提出“潜意识”存在者。          综合上述,奥古斯丁对于现代科学哲学,皆留下深远影响。归根究柢,奥古斯丁精研圣经,从圣经的“创造,堕落,救赎”教义,评析世俗人本的科学哲学,以及历史文化,其论述是提纲挈领,又博大精深。 基要信仰的阐扬者          从教会历史来看,奥古斯丁是北非希坡的主教,是牧者又是神学家。他对当时与后世教会的贡献,不仅在“教会论”方面(驳斥“多纳派”),与“人论”和“救恩论”上(驳斥“伯拉纠派”和“半伯拉纠派”),也驳斥在“三一神论”方面的异端。           奥古斯丁出任希坡主教之初,就想研究写作“三一神论”的教义,但是“多纳派之争”占据了他主要时间。至411年结束之际,他又必须写作《上帝之城》,并面对 “伯拉纠之争”。然而奥氏靠主恩典,最后终于完成其钜著《三位一体论》(共15卷)于414年出版。奥氏承继东方教会领袖亚他那修与加帕多家三杰,在西方 以此拉丁文著作,根据圣经阐扬“三一神论”的真理。           奥古斯丁的贡献在于:以拉丁文严谨精确的用词,论述《尼西亚信经》表彰的圣经教义,彻 底根除任何“亚流派”与“隶属论”的残留思想。《尼西亚信经》说到:圣子在永恒中为圣父所“生”;圣灵在永远中为圣父所“出”。然而,这并没说明圣子与圣 灵的关系。奥氏认为必须强调“圣灵是由圣父与圣子所出”,才能将三位格之间彼此关系,整全的表达出来。          此外,奥氏根据“人是按照神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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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31:唯独恩典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奥古斯丁自413年至427年,奋力写作《上帝之城》。同时期,他也面对当时 教会中的 “伯拉纠派之争”(Pelagian Controversy)。北非主教们在412年的“迦太基会议”,已经定罪伯拉纠(Pelagius)门生柯里提(Celestius)的教训。在巴勒 斯坦的耶柔米,也极力抵挡伯拉纠的教训。罗马主教英诺森一世(Innocent I)也裁定:伯拉纠派若不认错悔改,则被开除教籍。奥古斯丁以为“伯拉纠派之争”终告结束。然而,伯拉纠派死灰复燃,又以新的形式出现。 伯拉纠派的反击         当罗马主教英诺森于417年逝世之后,左西穆(Zosimus)继任。柯里提认为机会来了,就从以弗所赴罗马,亲自面求左西穆平反。伯拉纠身在耶路撒冷,也 差人送其新出的著作,为自己的论点辩护。伯拉纠派原先主张:人犯罪堕落之后,没有罪性;悔改是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人有能力行良善,恩典不是绝对必须的。如 今,伯拉纠派愿意承认:恩典是必须的,但是人自己的意志是独立自主的,不被罪捆绑,所以自己要负起责任来悔改行善。伯拉纠派现今否认他们的教导:说人不需 要神的恩典,自己有能力避免犯罪。         奥古斯丁仔细研究伯拉纠派的辩解,发现伯拉纠派并非说话不清楚,以致遭误会定罪;他们乃是不诚实提出狡 辩。奥古斯丁指出:伯拉纠没有表明真相,他所认为的“人需要恩典”,此“恩典”是指外在的教导或榜样鼓励,作为协助提拔;并非指“神主权的爱”借着圣灵注 入我们心中,改造我们,除去我们的悖逆,正如圣经所清楚教导的。 伯拉纠派的失势          左西穆未能明察秋毫,草率结论,告知北非的主教们说:他们听信偏见,误解了伯拉纠派;伯拉纠派的基本信仰没有问题。北非主教们大吃一惊,激烈反应,以致左西穆 安抚他们说:目前他尚未做出最后裁定。后来,当罗马皇帝在418年4月颁布谕令,将“伯拉纠派人士”从罗马城驱逐出境。左西穆虽然不满北非主教们的抗议, 但是一看情势不妙,罗马教会中反对伯拉纠派的势力也不可忽视,只有正式定罪伯拉纠与柯里提。         柯里提及其友伴,失去罗马主教的支持之后,就赴埃及的亚历山大,后来又转到康士坦丁堡寻求庇护与平反。虽然428年“伯拉纠派”在康堡,得到聂斯多留(Nestorius)主教长的收留,然而,当431年“以弗所大公会议”时,聂氏自身难保,“伯拉纠派”被正式定为异端。         伯拉纠派此后直到今日,在正统信仰的教会中无法立足,但是其神学思想却阴魂不散,不断地困扰教会。奥古斯丁在413年时,仍对伯拉纠疑中留情,但是在414 年开始明白其论说的危险,他自415年起已经洞察伯拉纠派的真相,就开始一连串的信件著作,来评析其错谬危害,并回复伯拉纠派人士的辩论。其目的在于:积 极正面阐述圣经的“恩典”教义。甚至到了427年出版《论恩典与自由意志》时,仍在驳斥伯拉纠派的异端思想。 卡西安的“半伯拉纠主义”         伯拉纠派的思想,强调人要自己努力追求圣洁,所以吸引了一些修道士的跟随。其中最出名的是卡西安(Cassian),他原在巴勒斯坦与埃及修道,属俄利根 派,参与“高大弟兄会”(Tall Brothers)。当400年时“高大弟兄会”被亚历山大主教从埃及驱逐出境后,卡西安与弟兄们到了康堡。当康堡主教屈梭多模被放逐后,卡西安转赴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