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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在那遙遠的地方

嚴行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58期        柬埔寨,離多倫多是那麼遙遠!把地球儀轉180度, 才會在與加拿大完全相反的地方,找到那塊補丁般的國土、古老的高棉民族所在地。今晚,若不是這2位去柬埔寨宣教的基督徒來分享他們的經歷,我想,我可能永 遠不會再去關注那樣一個偏僻、陌生,且在國際社會中長期默默無聞的國家吧?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因為那個長著娃娃臉的西哈努克國王流亡到中國,中國人對“柬埔寨”也算耳熟能詳。尤其是在全國一片藍色、軍綠色的時期,西哈努克王后美麗的妝容、曳地袒背的華貴禮服,讓我們瞠目,如見天仙。         文革後,柬埔寨淡出中國人的視線,漸漸退入遺忘的角落。         後來,斷斷續續風聞柬埔寨波爾布特紅色高棉的恐怖(殺人如麻),知道如同在中國一樣,苦難也浸透了那片土地。        時隔多年,在北美富裕、安定的環境中,在安大略湖畔美麗、靜謐的藍天白雲之下,我們誰還真的記得“世界上還有2/3的受苦人”?         然而,上帝沒有遺棄柬埔寨人。上帝記得他們。宣教士記得他們。我們認識的Hank、Ellen夫婦,即和許多同道者一起,萬里迢迢飛奔赴柬埔寨,為那裡的貧民治病、送上藥物,也帶去上帝的福音。 貧窮是如此觸目驚心        Hank每年都去柬埔寨,已經多年。Hank說,他第一次到那裡,就深深地被柬埔寨人的苦難震撼了。他最深的感覺就是,不想回來了。他渴望留在柬埔寨人之中,長期為他們服務。       來到柬埔寨,彷彿時光倒流,一下子退到農耕文明階段。貧窮是如此觸目驚心:沒有自來水,缺電(每天只有2小時供電),當地人只有破爛的草棚栖身,土路坑窪不平,小孩子極度營養不良,個頭比北美同齡孩子相差很多……        70 年代,波爾布特(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的紅色恐怖時期,約有200多萬柬埔寨人被屠殺,占700萬柬埔寨人口的1/3到1/4。另有100多萬人飢餓而 死。這個最貧窮的國家,擁有幾項世界之最:全世界埋藏地雷最多的國家;世界上被地雷炸死、炸殘人數最多的國家(至今尚有未挖出的地雷1,000多萬顆,平 均每人一顆)。識字率、嬰兒死亡率和平均壽命等,都排世界之末。 我一天只能吃一頓飯        Hank 所在地醫療隊,來到一個村莊小學,冒著難以承受的酷熱為當地人義診。有一位第一次參加這項工作的美國醫生,對當地孩子身體狀況之差,深感驚詫。他通過翻 譯,耐心地告訴孩子的母親:“只要每週讓孩子吃1個雞蛋,情況就會改善很多!”然而,美國醫生哪裡知道,孩子和他母親多年沒吃過雞蛋了!他們根本吃不起!        發藥的工作人員,對拿藥的小女孩慢慢解釋:“這藥,1天3次,你早飯後吃1粒;午飯後吃1粒;晚飯之後再吃1粒,記得啊!”女孩用乾瘦的小手捧著藥,說:“我一天只能吃一頓飯,不知道怎麼吃這藥……”        當地的孩子,幾歲就要幫著家裡幹活。10幾歲就到工廠打工,為每天掙2美元而辛苦勞動。很多人早早身體損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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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信仰

父母皆禍害?

本文原刊于《举目》62期 嚴行          編者按:“父母皆禍害”,是豆瓣網上,於2008年一月成立的一個討論小組,名稱出自英國作家尼克•霍恩比的小說《自殺俱樂部》。目前成員超過6萬,也含少數80後、90後的父母。 聽上去這簡直駭人聽聞──父母皆禍害!         此語一出,直接撞擊中國的老話“沒有不是的父母”,讓幾千年“百善孝為先”的古訓開始顫動。孩子們,難道要反了不成?         不過,我非常理解孩子們發出的憤懣之聲。         因為我承認此語背後的事實:父母對孩子的傷害,比外人更甚。 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         中國的親子關係,與歐美最大的不同,在於文化觀念。以基督教文化為主導的西方,視子女為上帝賜給的產業,父母是“委託監護人”,必須妥善照看上帝託付的產業。子女是屬上帝的,父母對子女負有養育、監護的責任,是對上帝負責。         中國文化則視子女為私有財產,將孩子視為“我的”後代。因此,父母對孩子擁有“所有權”。父母對孩子的愛,一種具有“私有”性質的感情。        傳統的中國社會,承認父母對子女有處置權,因此有“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的說法。“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兒奉母”(埋掉兒子,節省糧食供養母親),甚至還成為美談,代代傳誦。         不同的文化觀念,必然帶來不同的教養方式。若孩子是上帝託付的產業,那麼,教養孩子就是對上帝負責。父母必須盡心盡力、盡忠職守,教養方法也須遵照上帝的旨意。         更重要的一點是:孩子既是上帝所賜,孩子的才華、秉賦、性格……也都源於上帝。孩子若日後一鳴驚人,功績也不全歸於父母。父母不必自鳴得意,而是應當感謝上帝。孩子若是平平凡凡,父母也不必自嘆自怨。         然而,中國文化將孩子視為私產,孩子的成敗就意味著父母的成敗。孩子若出人頭地,父母沾沾自喜;孩子平庸無才,父母怨天尤人。現在更兼遍地獨生子女,父母的面子、家族的榮光……都凝聚在這一個孩子身上,由他一肩擔起。他只能好,不能差;只許成功,不能失敗…… 我這是對她好!我犧牲多大啊!         出於這種私意,中國父母對孩子的愛,看上去遠大於西方父母。獨生子女嬌縱過度,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父母對此要麼毫無意識,要麼申斥、打罵孩子,全不檢討自己的問題。         很多人在孩子一兩歲的時候,待孩子如玩具,如寵物。要什麼給什麼,千依百順,逗得自己開心。到了孩子的學齡期,卻以督戰隊的方式,逼孩子在學習上衝鋒陷陣,讓孩子拼搶前三名。課餘再學琴、學畫,不停加碼,令孩子幾無自由活動空間。         我在國內時,遇過這樣一位父親。他文革過來,沒讀什麼書,立志讓女兒彌補他的遺憾。然而,他的女兒資質平平,成績不好,老師的評價很低。他一怒而起,家裡戒掉電視,把女兒的課本拿來,每天逼著她背下所有的語文與數學。背不出來,就竹板伺候!每天如此!等開始學英語的時候,他更命令女兒將所有的單詞、課文甚至音標背下來!         果然有效,孩子的成績上升了。於是,這位父親興奮得到處講述他“成功”的教育經驗。我只見過這女孩一次,眼神怯怯的,見父親如鼠見貓。父親指著卷子問了一句:“這道題怎麼錯了?”女孩就開始篩糠……         父親呵呵笑著對別人說:“我這是對她好!……我犧牲多大啊!好幾年都沒在家看過電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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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只要功夫深?──打造合“誰”心意的兒女

本文原刊于《舉目》60期 嚴行          “望子成龍”的文化,讓中國父母成為世界上最奮力栽培孩子的家長。而“教子有方”、“孟母三遷”等,又讓中國人相信,孩子是可以用人工的方法塑造,打造成自己希望的樣式,以滿足自己的心願。兒女能不能“成龍”,關鍵在於父母怎麼“修理”他們。只要功夫深,兒女定成才﹗          “早期教育”紅遍大江南北,狼爸虎媽“研製”出一批又一批成功的產品:“五道杠”、鋼琴10級、繪畫大獎、奧數天才、錄取哈佛……當然,還有更多的孩子,尚在苦苦奮鬥中:補習班、少年體校、雜技奇功……總之,“努力要趁早”﹗           滿中國還能找得出“無憂無慮的童年”嗎?          一 個從上海來加拿大研修的朋友,與我們一起到安大略湖畔遊玩。春天滿目新綠的草坡上,活潑的兒童躺在地上,像圓木一樣從高處往下滾去,笑聲傳到很遠。她忽然 感嘆:“多歡樂的孩子啊﹗……可惜中國看不到。中國的公園裡,只有退休後晨練的中老年人,沒有孩子……孩子都在書桌前,夜以繼日地讀書、寫作業呢……”           我無語。           社會的壓力,殘忍地直接壓在幼小一代的肩上。他們在畸形的環境中成長,前景會怎麼樣呢?          我尤其關心的是:這樣的經歷,會給孩子的心理造成怎樣的改變,進而對未來社會有怎樣深遠的影響?童年的印跡,常常是不可磨滅的,能貫穿人的一生…… 只求聰明,不求智慧         多年來,我一直參與多倫多心理健康機構的活動,見過太多極端聰明、卻最終被毀掉的孩子──全國數理競賽冠軍、重點學校天才班裡的佼佼者、哈佛的博士、把美國法律倒背如流的才子、國際象棋高手……他們都有令人瞠目的天資、他人無可企及的才氣﹗         這些孩子被毀掉,我認為,問題出在中國的文化上。中國文化一向教人追求過人的聰明、機智靈活、高人一招。然而,真正的智慧,我們從來不認識﹗          4歲的孔融、6歲的曹沖、7步成詩的曹植、空城計的孔明……這都是華人津津樂道的。然而,有誰往深裡想過,他們的結局是什麼?孔融被殺、曹沖早夭,曹植呢,按今天的醫學來說,一定是死於憂鬱症了。          孔明是中國人心目中“智慧”的代名詞,然而他一生的功業,除了早期預見三分天下,後輔佐劉備在夾縫中求生存外,無甚可觀政績。而且他一死,蜀國即亡,只落得後人憑吊時“長使英雄淚滿襟”。          只求聰明,不求智慧,這是中國文化在教育上的弊病所在。推究原因在於:人的短視。 “空城計”算是久唱不衰的名劇了,戲劇效果奇好。獨自搖著羽毛扇的孔明,竟抵擋住司馬懿的10萬大軍,華人無不嚮往、贊嘆:神機妙算啊﹗然而,在西方戰略戰術 研究中,這是絕對不可使用的小概率行為﹗這種成功率極低的危險做法,是做重大決策時絕對不予考慮的。簡單得很,只要司馬懿派小股部隊試探一下,孔明就完 了,蜀國就完了。            “空城計”本是羅貫中的虛構,歷史上並無此事。但以我們的文化心理,寧可信其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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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此路不通 ──評電影《拆彈部隊》

嚴行 本文原刊於《舉目》47期       《拆彈部隊》(The Hurt Locker)一片是2010年奧斯卡獎的贏家,一舉囊括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6個獎項。這部由凱瑟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所執導的影片,與她的前夫詹姆斯‧卡梅隆所導演的《阿凡達》,在頒獎式上對決,被人戲稱為“前妻戰前夫”。結果是,凱瑟琳勝了,成為了奧 斯卡有史以來第一位獲“最佳導演獎”的女導演。 真的無動於衷?         為凱瑟琳贏得巨大榮譽的《拆彈部隊》,講述的是一個令人迷茫的故事。         這部紀實風格的影片,向人們鋪敘了美軍的一支拆彈部隊,於2004年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浴血經歷。主人公詹姆斯是一位出色的拆彈專家,導演為他安排了一個 意味深長的出場──詹姆斯放出煙霧干擾戰友的掩護,他脫掉防護服,扔掉特製帽盔,甚至向焦灼關切他的掩護員放肆而懶散地伸出中指。當他最終老練地拆除炸彈 後,如同收工後的工人一樣,往車上一躺,鬆弛下來,燃起一支香煙。         詹姆斯與美國電影一向推崇的個人英雄主義形象有很大不同。導演刻意表現 的並非一個大無畏的排彈尖兵,也不是一個危難關頭挺身而出、頂天立地、視死如歸的好漢。導演要告訴觀眾的是,戰爭中那種極端性的殘酷經歷,必將深刻影響人 的身心。她要挖掘的恰恰是一個普通人在戰爭中的存在,以及他的內心世界是如何因為戰爭而改變,從而永遠不可能回到從前。         顯然,詹姆斯是一個久經沙場的老兵。一次成功拆彈後,上校抑制不住讚許之情,問他拆過多少炸彈。詹姆斯開始不想回答,在上校不懈的追問下,他淡然報出了令人為之動容的數目:873。        這個細節顯然告訴人:一方面,詹姆斯曾經800多次冒著死亡的危險拆彈;另一方面,詹姆斯並非像表面上表現的那麼滿不在乎,他牢牢記數著每一次歷險。與任何神經正常的人一樣,他對生死不可能全然無動於衷。 你是好樣的        在一片焦土的伊拉克,戰爭似乎就是一切。鏡頭掠過之處,無非是瓦礫和垃圾成堆的市區、破爛不堪的建築物、廢棄的廠房、污水橫流的街道、寸草不生的荒漠,以及炸殘了一隻腳的小貓。飽受戰爭折磨的伊拉克人,或是淡漠、無奈,或是激憤、衝突,顯示著戰爭環境中的人生百態。        那麼,在戰爭中,人的心又如何?是否也像眼前的環境一樣變得日益荒涼?         鏡頭始終追蹤著詹姆斯,讓人近距離地瞭解他的工作、生活和內心。拆彈之餘,他在宿舍打電子遊戲;他與戰友搏鬥,發泄情緒,釋放壓力;他把玩拆彈之後留作紀念的引信等小零件,視如珍品。         戰友從他那堆亂糟糟的零件中,扯出被一根鐵絲套著的婚戒。詹姆斯接過來, 以黑色幽默的口吻調侃道:“It wi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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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不同的歷史 ──讀《撒母耳記》反思中國史傳文化

嚴行 本文原刊於《舉目》31期          如果熟悉中國史書,那麼,讀舊約《撒母耳記》,一定會由衷驚歎:它與中國的史書,寫法非常相似。例如敘述大衛從淫亂犯罪到受到“四倍報”的過程,結構、敘事方式甚至語言風格,都與中國的史書《左傳》中,《秦晉崤之戰》一篇,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深入比較之後會發現,這相似,不過是“形似”,僅是表現手法的類同。它們內涵的巨大差異,分明顯出兩者之間的“神異”。掩卷回想,二者的“相似”雖讓人驚歎,而二者的“不似”,卻更令人深思。 差異何分明          《左傳》具有中國史書的一貫精神:注重於歷史事件的精確紀錄。所以,時間、地點、人物,這些歷史事件的要素,都非常清楚,成為可以查考的歷史實據。因而《左傳》的史料價值很高。例如:秦晉兩國崤山大戰的前因後果,事發過程和事後餘波種種,都記敘得清晰明瞭。           同是歷史書,《撒母耳記》似乎並不看重這些對歷史而言至關重要的內容。在《撒母耳記》中,押沙龍在哪一年殺害暗嫩,又在哪一年謀反,不詳。瑪哈念的地點是個謎。總之留有許多疑點。           為什麼會有這樣分明的差異?           根本原因在於:《左傳》是屬世的,描述的是人的歷史;《撒母耳記》是屬靈的,記載的是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所以,《撒母耳記》並不把記敘的著眼點放在《左傳》特別精心記錄的方面。時間,地點,這些從人類歷史角度看特別重要的資料,並不是《撒母耳記》關注的內容。          《左傳》表現了人類在時間(歷史)與空間(社會)中的活動,是一個由時空二維所組成的平面結構。《撒母耳記》比《左傳》多出了一維:上帝的維度。這是一條超越於人類時空的神聖維度。由於這一維度的存在,《撒母耳記》形成了三維立体結構。           在這一結構中,最重要的不是人間的二維,而是上帝的這一維度。因為這一維度,決定著人類歷史的二維空間。上帝是歷史的主宰,歷史是上帝啟示自身的場所。 屬世與屬靈,二維與三維,構成了兩種全然不同的歷史書。            當揭開兩種歷史書相似背後的不似之後,也使人分明看到了中國史籍及文化的嚴重缺陷——《撒母耳記》中,人的歷史,是神的救贖史,捨此,人類的歷史過程本身沒有意義。這一核心內容,在中國歷史書及文化中,恰恰是空白。           在《撒母耳記》中,我們看到了,撒母耳從出生到死去,掃羅從被揀選到滅亡,大衛從一個英俊少年,最後到了“蓋被不覺暖”的垂垂老人……芸芸眾生在歷史這個大舞台上,出場,退場,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而在這種人世無常的變化中,上帝是不變的、永恆的。上帝不變的公義,給人以善惡是非的標準;上帝嚴明的律令,給人以規範;上帝恆久的愛,也給人以盼望與信心。如果沒有上帝的這一維度,則人類的歷史,只能是無意義、無目的的活動,只能是空洞、混亂、盲目的鬧劇。           在中國的歷史中,我們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情況。沒有上帝之光照耀的中國史籍,呈現的就是“明晃晃幾頁史書,亂紛紛萬馬逐鹿”。結果呢?“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騙無涯過客        中國是史傳文學最發達的國家,這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獨有的特色。但這些史書,由於沒有上帝的維度,所記敘的那一卷卷時間、地點、人物都非常詳盡準確的歷史,不過是一冊冊蒼黃反復的糊塗賬,就像《紅樓夢》中說的那樣,“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歷史是我們文化中最豐厚的寶藏,中國人至今仍以我們擁有漫漫三千年文明史而自豪。光是官方認可的正史,就有24史之多,至於野史、雜說、演義,就更是數不勝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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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清教徒運動及其影響

嚴行 本文原刊於《舉目》18期         在基督教的發展史中,清教徒運動是一筆重要的歷史遺產,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總結與繼承。清 教徒運動雖然已經過去三百多年了,但這一運動所形成的文化精神,對後來的歷史發展影響至深,並使我們今天仍然受益。現在,當人類已經被時代趨勢推向後現代 階段,社會的形態、思想、文化都發生了巨大變革的時候,追溯清教徒當年的清正與熱忱,也許恰是我們今天諸多問題的一副解毒劑。 清教徒運動始末         正如錯綜複雜的歷史,起初似乎雜亂無章,而過後回溯卻發現,一切跡象都朝著歷史的走向發展一樣,清教徒運動,也是在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醞釀與形成的一股時代潮流。         如果說印刷術的通行,英語聖經的出版,為清教徒運動提供了客觀條件,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的宗教改革思想,為清教徒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那麼,亨利八世因私人離婚要求被拒而與羅馬教廷決裂、開啟了英國宗教改革,則為清教徒運動揭開序幕。         在十六世紀出現宗教改革以前,羅馬天主教會嚴格控制著對聖經的詮釋權。古老的拉丁文是教堂做禮拜與誦讀聖經的唯一語言,民眾只能仰仗主教和教士的鼻息過宗教 生活。1524年,丁道爾把新約聖經翻譯成英文,打破了天主教會對聖經的壟斷。丁道爾被認為是英國的第一位清教徒(Puritan)。         當普通人可以閱讀新約聖經之後,人們對照聖經的話語,發現了教宗和主教的佈道,同耶穌基督原來的聖訓大不相同,且教宗的權威與宗教儀式的繁複,沒有聖經根 據。于是,一批教徒起來倡導教會改革,要求淨化(Purify)教會。他們對教會抱有一種清肅之志願,故被稱為“清教徒”(Puritans)。         英王亨利八世之後,瑪麗女王當權。她極力推動英國回歸天主教,並大肆殺戮宗教改革者,在歷史上留下了“血腥瑪麗”之名。大批宗教改革領袖逃亡至歐洲大陸,因而有機會與加爾文及其他歐洲之宗教改革領袖接觸。         伊莉莎白女王登基後,這些具有加爾文思想的流亡者重返英國,開始了清教徒的運動。他們主張合乎聖經的敬拜,力求教會的純潔,重視敬虔生活,反對沒有聖經依據的宗教儀式。         在教會的機構組成上,他們持加爾文的觀點,“教會乃由一切上帝所揀選的人所組成”。所有屬靈的職份都是平等的。         伊莉莎白女王提出了教會統一條例,即英國只能有一個教會——聖公會,清教徒亦只能在此教會內活動。這招致抱有宗教改革願望的清教徒不滿。而伊莉莎白所規定的 聖禮儀式及教士袍服等事項,也引起了清教徒的激烈反對。1563年,清教徒力圖藉英國教會的立法機關,來通過改革計劃。但在二百多人投票決定中,清教徒以 一票之差失敗了。         這期間,清教徒之中也產生了分裂,一部分主張留在聖公會內,以漸進的方式推行改革;另一部分則持激進態度,要求立即建立一個合乎聖經真理的教會,這些人被稱為分離派。其後由此產生了新教的一些宗派,如浸信會、長老會、公理會等。          伊莉莎白以高壓手段,禁止脫離聖公會的清教徒進行活動。1593年,國會通過法令,信徒不得私自聚集,一經查出,立即驅除出境。大批清教徒再度流亡歐洲大陸。他們在宗教環境較為寬鬆的荷蘭立足,並且發展迅速。         1603年詹姆斯一世繼位,清教徒向他呈上訴求,希望改革教會。但翌年召開的聖公會與清教徒會議,除了准許新譯聖經外,其它改革條款全部拒絕。清教徒的政治生涯不斷受挫,任何抗議都被否決,被英國歷任的君王迫害約一個世紀之久。         清教徒在長期的壓制下,看到改革無望,另謀出路。1620年,一批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船駛向美洲,前往新大陸尋找宗教生活的自由。十七世紀後,英國的清教徒運動漸趨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