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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雙城記——城市家庭教會的新挑戰

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52期        2010年,我兩次回國,行程中特別關注了A和B兩城的教會事工情況。觀察兩個城市的教會發展,可以發現城市家庭教會正在面對新處境、新問題、新挑戰,同時,也是新的機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會         都市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變遷,是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都市化必然伴隨著人口的遷移。都市像一個磁石,將以往散佈在農村的人吸引過來,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裡面。         據統計,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60%來自農村。在這方面,A城與北京或上海的情況類似。在大街上行走,僅僅依據衣著和口音,就不難看出,A城本地人已經不占多數了。而那些外來人口,並不是在A城“暫住”的過客,而是為A城社會文化做出貢獻的居民。         筆者在A城,光顧過4種類型的餐館,分別是:所有食物價格都在5元人民幣以下的最廉價的麵食店,門面簡陋的低檔餐館,有一定裝修的中檔餐館,以及裝潢具有獨特文化風格的高檔餐館。這些餐館的經營者來自蘇北、安徽、東北、四川,就是沒有本地人。          這種情況絕非局限於餐飲業。一位民工教會的傳道人,自豪地告訴筆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樓,沒有一棟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來人群已經在A城的建設裡面,發揮著如此大的作用,並構成A城文化的組成部分,難道他們還不是A城人嗎?         “農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稱謂,明顯帶有貶義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為什麼要在“工”前面,加上“農民”兩字呢?對農民出身的強調,不正顯示了城市的優越感嗎?他們住在此城,並造就著本城的繁榮,為什麼還被冠上“農民”的頭銜呢? 幾種不同的類型         在A城,筆者觀察了不同類型的家庭教會。A城並沒有悠久的教會歷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組成的教會並不多見。人員最多的是民工教會。        A城的民工教會有兩種類型。一類以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大型團隊為背景,即與故鄉的大型團隊具有結構性的聯繫,人員多來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對完善,具有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固有風格。        另一類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與故鄉的教會沒有實質的聯繫。此類教會的成員,常常比較多元,來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會傳統,結構較為鬆散,但在教會建制與神學理念方面,具有較大的可塑性。         最後是白領教會。白領教會的主體是新A城人,間有本地人,主要是技術人員(包括技術工人)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商人。此類文化成分的人,比較容易被本地人認同, 也比較容易建立本城意識。白領教會的教導體制與治理結構都比較完備,明顯帶有“北京模式”的印記。另外,在校園裡面還有一些獨立的,或以福音機構為背景的 學生團契。 沒有真正的連接        儘管A城的一些大教會之間,已經有了初步的接觸,但總體來說,A城的教會並沒有真正連接。主要的障礙,既有社會文化方面的,也有教會傳統方面的。例如在社會文化方面,雖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會卻仍稱為“溫州教會”、“安徽教會”、“河南教會”……         最富有的當然是溫州教會。溫州教會與故鄉的教會有著嚴密的組織關係,結構完整,財政資源豐富,有定型的神學傳統與教導體系,具有強烈的組織擴張意識(但不一定是傳福音的意識),其成員多來自工商業背景。         在溫州教會裡,有文化的優越感。無論有多少人在場,只要兩個溫州人遇見,他們只肯使用溫州話。這種執著是有象徵意義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話,俄國貴族非說法語不可,那是優越身份的顯示。這已經足以將溫州以外的人,阻擋在溫州教會以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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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作山上的城 ──對城市家庭教會發展的一點思考

孫毅 本文原刊於《舉目》45期            聽一個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說,在上世紀80年代,她想去當地的一個家庭教會瞭解情況,結果發現她得先找“介紹人”,不然根本進不去任何家庭教會。去參加聚會的那天,她下了公共汽車後,一個信徒帶著她走了半個小時才進 到一個住宅樓中,在一個門窗緊閉的屋中參加了一個小群體的團契活動。敬拜結束後,她回到來的那個車站,發現不過用了五分鐘的時間。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劉同蘇牧師去年去北京大鐘寺附近的華傑寫字樓,參加守望教會的敬拜時,在城鐵上遇到一個前來參加敬拜的年輕人,他的手裡拿著從該教會網站上抄來的地址。劉牧師在文章中感歎,或許教會這樣把自己公開出來,更接近聖經上所說的“山上的城”吧! 一、城市家庭教會走向公開化的幾點特徵 第一、進入更具公開空間的寫字樓            對比上述這兩個時期的不同情景,一方面說明,教會所處的整體外在環境,正在向開放、寬容這樣的大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的家庭教會自身在發生變化。 可以看到的表現就是,家庭教會的平均規模、聚會人數在增加,有更多的教會從住宅樓中出來,搬進了更具有社會共同空間性質的寫字樓中——在這個意義上,確認 家庭教會的主要標誌,已經不再是“以住家為聚會場所”,而是是否能持守家庭教會的傳統及神學立場。            家庭教會在整體走向公開化,很多家庭教 會的大門,都不同程度地向社會開放。這表明,無論是教會的帶領者,還是普通信徒,都漸漸戰勝了過去半個世紀之政治壓力在心中造成的恐懼,以及“地下”或者 “非法”的心理,開始以群體,而不是以以往的個體的方式,向社會表明自己信仰基督。            在山上的城中,聚集的是一個社群,當群體中的燈越來越亮的時候,這個山上的城,就是無法隱藏起來的城。 第二、 向堂會型教會的轉型            達到一定規模、搬進寫字樓的家庭教會,常常經歷一種“轉型”,即從過去的團契型教會,轉為有一定建制的堂會型教會。 1. “聯邦”式教會的瓶頸            所謂團契型教會,是指由多個小團契(或小教會),構成的“聯邦” 或“邦聯”式教會或教會系統。這些小團契(或小教會),人數不多,構成形式基本一樣,無論從功能或是建制上,都還不足以承擔一個完整教會當承擔的多個方面 的責任,如福音與宣教、崇拜與聖禮、教導與神學教育、輔導與家庭關懷、社會服務及文化使命等,只能達到最基本的主日敬拜及小組查經。這樣構成的“聯邦”或 “邦聯”式的教會,因為缺少整合的機制,同樣無法發揮一個完整教會所當承擔的功能與責任。            就以守望教會來說,2005年之前,這個教會基 本上是由12個團契構成的 “聯邦”形式的教會。每個團契的事務由團契帶領人決定,而涉及多個團契的共同事項,則由這些帶領人組成的教會同工會來決定。主日敬拜在各團契進行,由團契 帶領人邀請人參加,並受教會調度;各團契收取的奉獻,交由教會統一使用;退修及神學培訓,由教會統一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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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城市家庭教會崛起的緣由與意義

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45期           在過往的10年裡面,中國福音運動中最為顯著的現象,是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本文欲藉助有限的篇幅,簡略評述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產生的歷史條件,其生命傳統的傳承,在整個中國福音運動中的定位,現行與未來的基本走向,及其處理關鍵問題上的使命(註)。 一、反向貧困與內在充實──崛起的緣由            在上帝的計劃裡面,普遍啟示總是鋪墊著特殊啟示展開的場景。自1840年以來的整體文化轉型構成了中國福音運動興盛的客觀條件,同樣,都市化也構成了城市家 庭教會崛起的客觀條件。1990年以前,中國城市人口僅佔總人口的3%,而現今已經超過了35%。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至本世紀中葉,更會達到90%。農 村與城市不再是隔絕的兩個世界,城市文化主導著文化的所有領域,並且按照從大到小的傳播次序,由最為中心的超大型城市,發散遍及全國。            就如上海流行的衣飾款式,像高坡上逐級而下的流水,經由中等城市、縣鎮,進入鄉野村落;而鄉談村語裡夾雜的時髦思想範式,向上溯源,也總能在北京的前衛思想流派裡面,發現其最終淵源。           都市文化以無法抵擋的勢頭顛覆了中國傳統的農村文化。隨著都市化,出現了一種反向貧窮。以市場經濟為背景的都市化,帶來了急遽增長的物質財富。而迅速擴大的 外在有形資財,反倒顯露了內在精神資源的貧乏。自近代以來就無法應對西方文化衝擊的中國文化、精神世界,現今更到了一無所有的境地,當然無法駕馭幾乎瞬間 爆發起來的巨大財富。            都市化造成的這種內外反差,促就了普遍的精神尋求。除了廣州的個例以外,“哪裡的都市文化繁榮,那裡的福音運動便興旺”,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規律。說到底,不是物質財富的發展奠定了福音傳播的基礎,而是有形發展所突顯出來的精神慘白,促成了對信仰的需要。           都市化造就了信仰的需要,卻無力提供所需要的信仰。都市化的客觀環境,是信仰展開的場景,也是檢驗信仰力量的客觀尺度。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不僅得益於都市 化的客觀條件,更是由於繼承了傳統家庭教會的生命傳統。在一千多年西方宣教士與前輩聖徒之生命實踐的基礎上,傳統家庭教會在面對專制主義的全面逼迫時,和 由於鎖國政策而被迫分離於普世大公教會的隔絕狀態下,以基督的“十字架”與“道成肉身”的生命樣式,活出了既能與中國文化接軌而又不被該文化之罪性所俘獲 的生命傳統。正是由於繼承了這一生命傳統,城市家庭教會才召聚起一大批不但能夠生活在主流文化之中,而且可以超越文化罪性的人。              信仰的實在力量就是把握大眾。文化核心處的精神空白,造就了諸信仰的“逐鹿”,而百家爭鳴的關鍵不是理論的交鋒,而是實際的生命影響力。光憑言說是說不出一種文化來的,任何一種文化的成就都是大眾活出來的。信仰之所以可能塑造文化,就在於其對大眾生命的影響。            經由“十字架”與“道成肉身”的生命實踐,傳統家庭教會形成了敬虔主義與本土化的傳統。正是因為繼承了這個傳統,城市家庭教會才能在都市化的挑戰之下,把握主流人群(“進入文化”),並提升主流人群(“召出來”)。這憑藉的不是理念與技術的優勢,而是能夠改變大眾生命的內在功力。             形式雖然不是最終的決定要素,但發揮著重大的輔助作用。套一句老話,生命本質確定之後,形式就是決定因素。都市文化畢竟不同於鄉村文化,基督信仰需要以新的形式,在都市文化的處境裡面,表現出自我的生命力量。            中國的都市化得益於對國際社會的開放,而城市成了“先得月”的開放窗口。憑藉著城市先行開放的便利地位,城市家庭教會率先與普世的大公教會接軌,因而在教會 架構與神學思想方面,獲得了某種借鑑。城市家庭教會能夠較成功地回應都市化挑戰,其原因除了對傳統家庭教會傳統的繼承以外,也是由於從普世大公教會傳統中 汲取了力量。城市家庭教會可以說是中國家庭教會傳統與普世大公教會傳統的匯接點;藉由這個匯接點,中國家庭教會在外形上重新對接到(在生命本質上從未離開 過)普世大公教會的大家庭,並且由於這一融合而在都市化的社會文化背景中,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