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城市家庭教會

小組建造在中國城市教會成長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路易)2017.03.15

 

路易

本文原刊于《舉目》81期和官網2017.03.15

 

筆者在中國一線城市家庭教會事奉8年,逐漸認識到:教會復興與小組的建造,密不可分。

我帶領過一個小組,由四、五個家庭組成。記得在最艱難的時候,連續2個星期,都沒有人來參加小組聚會。最後我不得不去找教會牧師,要求把我們這個小組合併到其他小組裡面。

牧師鼓勵我堅持下去,給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議。感謝上帝的憐憫,讓我因此重新思考小組的功用和弟兄姊妹的需要,下定決心撇棄“屬血氣”的方法,轉而專注於上帝的話語、聖靈的帶領,鼓勵信徒彼此相愛和扶持。

當“聖經、聖靈、聖徒”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小組就又活潑、興旺起來了,如今已經分植成3個小組。

我所在的Y教會,作為中國一線城市的新興家庭教會,也因為重視小組的作用,穩定地增長,且經受得住外部環境的考驗。因此, “小組興,則教會旺;小組衰,則教會微”,我認為是一個經得起實踐檢驗的定律。

根據筆者個人經驗,城市教會的小組,主要有以下幾項功用:

 

一、小組是接納新人的苗圃區——聖靈帶領之下,聖徒新生命得到栽培

 

現代社會中,人與人的隔閡感非常強烈。當人步入陌生環境時,自我保護的直覺也非常敏銳。

新人(通常指福音朋友)第一次來到教會時,多為旁觀者,與人缺少溝通。再加上教會星期天的聚會,安排比較緊湊,會眾之間只能泛泛交談,不可能有長時間的深入溝通。

這就容易導致新人對教會產生距離感、陌生感,甚至拒絕再來教會參加主日。

一個人來到教會之後,如果要信主得救,必須有聖靈在他(她)的心裡動工。“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林前》12:3)但是魔鬼一直試圖攔阻聖靈的工作,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屬靈爭戰。

教會對新人的牧養責任,既要仰望聖靈的工作,也要盡到人的責任。例如借助小組,讓新人得到呵護、鼓勵和生命更新。這就如同把一棵細嫩的屬靈生命之苗,從舊的環境中移出來,再讓它在新的環境中存活下來,給其茁壯成長的機會。

小組聚會的人數,還可以成為教會聚會是否正常的“晴雨表”。

舉例來說,Y教會每個星期都對參加小組聚會的人數進行統計。如果發現小組人數多於主日聚會人數,就說明不斷有新人加入小組,小組的作用不斷得到鞏固。反之,如果小組人數明顯少於主日聚會人數,則需要關注。

如果小組沒有新人的加入,再加上原有信徒在信仰追求上的不冷不熱,教會的總人數很可能停止增長。

二、小組是細化真理的營養師——透過聖徒相交,使聖經真理得到進一步

 

對於主日信息,弟兄姊妹常常或聽不清,或帶有若干疑問。主日聚會結束之後,又不見得有時間或機會與講員溝通。

弟兄姐妹就會在小組活動的時候,把問題提出來。小組長或其他人如果能有所預備,並且對聖經的理解比較準確,可以根據自己的心得或領受,給予輔導和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小組成為了細化真理的營養師。

耶和華的言語純淨,如同銀子在泥爐中煉過七次(《詩》12:6)。教會的講道,也需要通過各個途徑,不斷加強和重複。Y教會特別注重弟兄姊妹對真理的咀嚼和消化。每週的小組查經內容,通常是2個星期之前主日講道的回顧與總結。

具體方式是:每次小組查經之前,發統一的“查經指引”。這份指引由教會中負責教導的同工整理。把講道歸納、整理之後,採取問答式,提出幾個關鍵性的問題,引導弟兄姊妹思考。再通過有問有答的互動,幫助大家消化、理解。

小組長手上的查經指引,每個問題都有參考答案,為的是幫助小組長帶領大家思考,鼓勵大家開放性地思考。

經過幾年的訓練,我們發現借助小組的分享,可以把主日講道的信息,成為更容易消化的靈糧。同時“查經指引”也減輕了小組長平時準備資料的負擔。問答式互動則引導弟兄姊妹主動思考、勤於發問,避免了宗教化、教條化的查經模式。

 

三、小組是培養恩賜的訓練場——聖徒領受聖靈恩賜之後,得到鍛煉和造就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4:11-12)

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上述這5種職事,在教會中是非常重要的。然而5種職事的培養和發掘,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小組查經的每個環節,都可以找到這5種職事服事的機會。如:介紹朋友或同事到小組參加聚會,需要有傳福音的恩賜;在小組中解釋聖經,需要教師的恩賜;在聚會中的安慰、醫治、預言性的服事,需要有先知性的恩賜;小組牧養中的輔導、跟進、關懷,需要牧師的恩賜;小組增長之後分植,新的小組需要有使徒性恩賜的人帶領。

上述崗位,不可能、也不應該由小組長一力承擔。應該由小組長根據弟兄姊妹的特長來分派、承擔,並且經常輪換,以便發掘每個人身上的恩賜。

筆者帶領的各個小組中,經過長期觀察、慢慢培養,基本上每個小組都能發現分別具備這5種恩賜的人。這些人成長後,多成為教會的中堅力量,在各個重要崗位上擔當職分。

需要提醒的是,個別同工在小組服事中,因為生命根基不牢固,出現“自己跌倒”或“絆倒別人”的情況。對此不必大驚小怪。因為小組本身就是一個操練恩賜的場所。對恩賜與生命之間缺少平衡的同工,小組長要有包容、忍耐之心,不必急於求成,因為聖徒的生命不是一朝一夕建造完成的。

俗語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小組長如果不能有意識地發掘弟兄姊妹的恩賜和特長,組員的恩賜就很有可能埋沒。因此,筆者對小組是否健康提出過一個衡量指標:

以6個月為單位,小組長是否做到了“3個一”?即,至少有一個福音朋友受洗,至少舉辦了一次有意義的小組活動,至少發現一位有屬靈恩賜的弟兄姊妹,並且鼓勵他們參與服事。

假如這個小組在過去6個月之內,沒有一個福音朋友受洗,說明小組比較封閉,沒有主動地傳福音、領人歸主;假如小組沒有組織過任何一次活動,說明小組氣氛太沉悶,缺少活潑的氛圍;假如小組沒有發現任何人身上的屬靈恩賜,則說明小組長這個“伯樂”不夠稱職,很可能埋沒了“千里馬”,需要及時反省。

四、小組是堅固信仰的橋頭堡——在屬靈爭戰中,聖徒生命得到保護和堅固

 

橋頭堡,就是進攻的據點。當福音進入未信之人當中,就如同屬靈的橋頭堡攻入黑暗勢力。這個據點必須加強、鞏固,才能成為有效的陣地。

那年筆者決志,當晚不但未經歷到基督徒常說的平安、喜樂,反倒質疑自己太快決定信耶穌,整個晚上都擔心自己會不會信錯了。

決志後,筆者又懶得去教會,只是上網查找各種資料,想藉此認識基督信仰,結果幾乎被網上各種異端邪說蒙蔽。直至4個月之後,在讀聖經的時候被上帝光照,徹底認罪悔改,才開始有了教會生活。

筆者的親身經歷足以證明:基督徒決志信主之後,需要教會及時的牧養和看護,以免因無知而陷入迷惑。

另外一個例子,Y教會幾乎每年舉辦聖誕晚會,以此作為傳福音的最佳良機。從現場決志人數來看,晚會非常成功,因為有許多靈魂得救了。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決志的人,有無加入到小組中去?有無小組的持續跟進?

根據Y教會的統計資料,如果缺少了小組的跟進和牧養,流失率會高達50%。

換句話說,他們當時雖然決志,但是後來因各種原因,他們可能懷疑、拒絕甚至否定耶穌。除非他們能夠進入小組,並且有穩定的教會生活,否則極有可能變成掛名的基督徒,甚至倒退成為不信者。

因此,小組這個橋頭堡,在拯救靈魂、搶奪陣地、堅固陣地等方面,起到了先鋒性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

 

五、小組是牧養關懷的輔導站——在聖靈的安慰勸勉之下,聖徒同奔天路

 

“有事情,找牧師”,這句話聽起來正確,但卻反映了教會缺乏牧養體系。

“有事情,找牧師”的結果,常常是“有事情,怪牧師”,因為總存在各種因素,不能令當事人滿意。也導致牧師面臨很大的壓力。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發揮小組的功用。小組是教會這個大家庭裡面的小家,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教會的牧養功能。如果小組長能夠有目的、有意識地做好牧養的工作,小組會有家的溫暖。弟兄姊妹有事情的時候,會第一時間想到小組長或其他組員。

筆者在Y教會時,Y教會內部成立了3級牧養體系:牧師—區牧長—小組長。日常的輔導和關懷,由小組長承擔。教會把牧養費用直接下發到小組長手中。小組長會根據日常事情的需要,探訪有關組員。

當小組成員遇到較大事件時,小組長會及時通知區牧長,請區牧長出面探訪或輔導。

只有在重大事情上,小組長才會先諮詢區牧長,再邀請牧師出面輔導、探訪、安慰,比如夫妻鬧離婚、家庭遭遇重大意外等。

這種3級牧養體系,很好地化解了牧師過重的牧養負擔,也鞏固了基層的教會關係,使教會中多數家庭都能得到牧養和看顧。弟兄姊妹會更加委身教會,流失的情況不容易發生。

六、小組是教會增長的根據地——聖徒在教會群體生活的中心地帶

 

中國城市家庭教會,近年來有所復興。一方面是聖靈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得益於教會牧者在內部治理上,找到了適合的方法。

以Y教會為例,近幾年經歷了幾次大的波折,包括固定聚會場所被查封、被禁止聚會等等。然而教會人數不但未見減少,反而明顯增長。主要秘訣在於:有效地發揮了小組的特點——可進可退。

也就是說,當外部環境寬鬆時,小組可以抓住機會擴張、分植、壯大。

比如筆者帶領的小組,最初僅有 6 名組員,2年之後增長到20位組員。教會牧師及時提醒我們,要抓緊時間分植、培養新的小組長。之後不久,我們就分植成為3個小組……

而當教會受到外部打壓、無法正常聚會的時候,各個小組可以改為在小組成員家中過主日。雖然場地狹窄,也缺少大聚會的那種凝聚力和感染力,但是有家的感覺,可以更多地聚餐、更自由地交通。

可見,在現有環境下,當家庭教會不斷壯大、浮出水面之後,牧者一定要做好兩手準備:隨時準備分植倍增,也要隨時準備回到家裡聚會。

 

補充:負面作用

 

如果管理不善、用人不當,小組有時也會給教會帶來負面作用,包括:

  1. 1.如果忽略對聖經話語的追求和生命的建造,小組很容易淪為吃吃喝喝的小團體。
  2. 2.如果小組長的生命沒有被上帝破碎過,很容易產生極權主義、宗教化形式。
  3. 3.如果小組長長期不與區牧長、牧師溝通,小組很容易成為“地方山頭”,與教會脫離聯繫。

這些問題,都在Y教會中出現過,也都帶來了不小的影響。但最終牧者與同工倚靠上帝,藉助禱告、溝通、捨己,解決了問題,化解了矛盾。

小組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是如果因為害怕風險,就忽視甚至貶低小組的功用,教會無法健康成長。一些城市教會,長期以來沒有增長,甚至有衰弱的跡象,很大原因是忽視了小組的建造,錯失了小組發展的良機,造成教會的不冷不熱和原地踏步。

最後,筆者認為,如果中國城市教會能夠在小組建造中,著眼於聖經、聖靈、聖徒的平衡與結合,則可以培養出一批扎根真理、有聖靈恩賜、有聖徒生命力的基督徒。

正如《帖撒羅尼迦後書》2章13節所提到的:“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上帝;因為祂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當基督徒信主得救之後,首先應當在真道上扎根,隨之親歷聖靈的帶領,最終成為聖潔的門徒。教會的小組,正是以6大功用承載上述3個使命的最小卻最有效的單位。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城市家庭教會,現居美國。

Leave a Comment

Filed under 言與思

雙城記——城市家庭教會的新挑戰

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52期

雙城記       2010年,我兩次回國,行程中特別關注了A和B兩城的教會事工情況。觀察兩個城市的教會發展,可以發現城市家庭教會正在面對新處境、新問題、新挑戰,同時,也是新的機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會

        都市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變遷,是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都市化必然伴隨著人口的遷移。都市像一個磁石,將以往散佈在農村的人吸引過來,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裡面。

        據統計,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60%來自農村。在這方面,A城與北京或上海的情況類似。在大街上行走,僅僅依據衣著和口音,就不難看出,A城本地人已經不占多數了。而那些外來人口,並不是在A城“暫住”的過客,而是為A城社會文化做出貢獻的居民。

        筆者在A城,光顧過4種類型的餐館,分別是:所有食物價格都在5元人民幣以下的最廉價的麵食店,門面簡陋的低檔餐館,有一定裝修的中檔餐館,以及裝潢具有獨特文化風格的高檔餐館。這些餐館的經營者來自蘇北、安徽、東北、四川,就是沒有本地人。

         這種情況絕非局限於餐飲業。一位民工教會的傳道人,自豪地告訴筆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樓,沒有一棟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來人群已經在A城的建設裡面,發揮著如此大的作用,並構成A城文化的組成部分,難道他們還不是A城人嗎?

        “農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稱謂,明顯帶有貶義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為什麼要在“工”前面,加上“農民”兩字呢?對農民出身的強調,不正顯示了城市的優越感嗎?他們住在此城,並造就著本城的繁榮,為什麼還被冠上“農民”的頭銜呢?

幾種不同的類型

        在A城,筆者觀察了不同類型的家庭教會。A城並沒有悠久的教會歷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組成的教會並不多見。人員最多的是民工教會。

       A城的民工教會有兩種類型。一類以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大型團隊為背景,即與故鄉的大型團隊具有結構性的聯繫,人員多來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對完善,具有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固有風格。

       另一類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與故鄉的教會沒有實質的聯繫。此類教會的成員,常常比較多元,來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會傳統,結構較為鬆散,但在教會建制與神學理念方面,具有較大的可塑性。

        最後是白領教會。白領教會的主體是新A城人,間有本地人,主要是技術人員(包括技術工人)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商人。此類文化成分的人,比較容易被本地人認同, 也比較容易建立本城意識。白領教會的教導體制與治理結構都比較完備,明顯帶有“北京模式”的印記。另外,在校園裡面還有一些獨立的,或以福音機構為背景的 學生團契。

沒有真正的連接

       儘管A城的一些大教會之間,已經有了初步的接觸,但總體來說,A城的教會並沒有真正連接。主要的障礙,既有社會文化方面的,也有教會傳統方面的。例如在社會文化方面,雖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會卻仍稱為“溫州教會”、“安徽教會”、“河南教會”……

        最富有的當然是溫州教會。溫州教會與故鄉的教會有著嚴密的組織關係,結構完整,財政資源豐富,有定型的神學傳統與教導體系,具有強烈的組織擴張意識(但不一定是傳福音的意識),其成員多來自工商業背景。

        在溫州教會裡,有文化的優越感。無論有多少人在場,只要兩個溫州人遇見,他們只肯使用溫州話。這種執著是有象徵意義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話,俄國貴族非說法語不可,那是優越身份的顯示。這已經足以將溫州以外的人,阻擋在溫州教會以外了。

        在安徽教會與河南教會那裡,則是文化自卑感,好像自己低人一等,高攀不上本地人。
本地教會則自然有地利的驕傲。

        當教會領袖聚會的時候,筆者提到了社會文化對教會連結的阻礙,結果立即聽到本地教會的領袖談60年代“自然災害”時期,外地人湧入本地造成的傷害(衛生問題啊,偷竊啊,等等)。

        可是,筆者不禁要問:我們不都信主了嗎?兩下之間的牆不是被基督的十字架拆掉了嗎?為什麼同在A城的教會裡面,卻還住在各自的故城之中呢?在信主以前,我們不都是罪人嗎?誰又比誰更低呢?在信主以後,我們不都是上帝的兒女嗎?誰又比誰更高呢?

        如果本地人的教會與外地人的教會,都不能彼此連接的話,如果我們的生命,不能突破塵世的地域文化隔閡的話,誰又會相信天國的超越性呢?

        每一個來到A城的外地人,都是基督請來的客人,接待他,就是接待基督;每一個來到A城的慕道友,都是上帝託付給我們的福音對象,不向他們傳揚福音,我們就在上帝面前犯下了瀆職罪。

影響寓於回應中

        不過,好在已經有安徽的團隊,有意識、有計劃地向本地人傳福音。還有一家溫州教會,走出了原有的教會系統,開展不限於溫州人的福音事工。目前,該教會的成員的構成,是溫州人與本地人各占一半。這是以它地教會資源開闢本地事工的另一種方式。

        不僅是A城,在新的社會文化條件下,每一個城市的教會,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不能回應這一挑戰,教會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教會對世界的影響力就會減弱。但挑戰就是機遇,教會對新型都市文化的影響力,就寓於對挑戰的回應之中。

        在都市化浪潮的激蕩下,各種社會文化成分正在碰撞和融合,最終形成新型的都市文化。如果憑藉屬天的淵源,教會能夠先行將不同地緣文化背景的弟兄姐妹,融合為屬靈生命共同體,就可以為世界提供榜樣。

B城再遊:深化教會生命,實化教會結構

        B城的家庭教會在快速發展。不過,寬大並不等於深厚。外形的擴大,有時會掩蓋內裡的軟弱。儘管已經對全國的福音運動具有了主導的作用,B城的教會仍尚未越過初期的幼嫩,內在生命有許多極待加強的地方。

神學是“學問”、是至高的?

        神學培訓是B城家庭教會的優勢。滿城的大學、研究機構以及文化設施,使得B城教會具有文化上的先天之利。作為國際化的都市,在對外交流方面,B城又領了風氣之先,B城教會也由此得以先行接觸海外神學資源。

        另外,B城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為B城教會提供了宏大的神學視野。這些有利條件,造就了B城教會在中國教會中的神學領先地位。在家庭教會系統裡面,B城的神學教育體系最為完整,其神學概念也影響著全國福音運動的發展。

        然而,B城的神學,明顯有著單純追求學問的趨向。神學似乎是為神學而神學,是一種可以脫離教會生活、獨立發展的抽象學問,甚至是高於教會生活,並且可以硬性規定教會生活的至上原則。

        但是,神學就是關於神的學問嗎?如果是,這種研究抽象上帝的抽象學問,就與世界上的科學並無二致。神學的本質,應當是對基督的生命體驗。一切所謂的“學問”,不過是這種生命體驗的理論外衣。只有“學問”的神學,僅有“學”,卻沒有“神”,也就不是真正的神學。

        B城教會裡面,這種把神學作為學問追求的趨向,正在將神學的生命內容倒空,使之成為一個只具有形式意義的理論空殼。B城的神學院和教會,都在硬灌一些脫離實際教會生活、從外國照搬過來的神學規條,而且以這套規條去硬性規範教會生活。

        這種神學律法主義,不僅壓抑了B城以及全國的新生教會的勃勃生機,也引發了諸多論斷,造成教會內部和教會之間的紛爭。

       神學不是宰殺教會生活的尚方寶劍。要恭順的,不是教會生活,而是神學自身——因為教會生活不是神學的奴婢,反而,神學應當是服務教會生活的僕人。“道成了肉身”就是榜樣。耶穌是用自己的生活宣講神學,這就規定了神學與教會生活的基本關係。

        在耶穌那裡,道是以血肉生命的形式,直接出現在經驗之中的。一切的神學反思,都居於這個具象的經驗之後。今天,我們同樣需要先體驗基督的生命,然後,才可能對這一生命做神學的反思。

缺乏牧養、缺乏生命

       從外形看,B城教會的結構,普遍比較完整。組織結構上,憲章、全職牧師、同工會、團契、詩班、財務、後勤,等等,什麼都有了;活動方面,主日敬拜、禱告會、查經班、團契(或小組)、主日學,也都齊備。

       但是,形式上有了,不等於實際生命中就有了。架子搭起來了,內裡卻沒有生命血肉,那就是一具空架子。僅僅寫在紙上,就是憲章了嗎?按照程序推選出來的,就是 合格的同工嗎?沒有生命做基礎,書面的憲章,真的可以成為教會的生命結構?沒有實際生命的支撐,憑一個頭銜就能承擔教會的工作?

        沒有實際生命內容,教會的生活就成了走形式的流程。什麼都行過了,但都只具有表面的意義。

        不同於公司或機關,教會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公司或機關只涉及人的某種特定行為,故而可以使用技術程式加以管理。教會作為生命的共同體,卻需要全面的生命的連接。生命是整體性的,是不可解構的。僅僅使用技術程式,是無法連接生命的。僅僅使用理念教導,就只能教導出理念。

        B城教會所缺乏的,恰恰是地方教會的核心內容,那就是牧養。牧養就是在全面連接的環境裡,培育整體生命,以實現全面的生命連接。

        在聖徒的個人相交、團契生活、教會活動之中,教會的牧者、同工、會眾與慕道友,必須是全面的生命對生命的關係。如果擺上的只是一個技術職能,得到的一定也只能是一個技術性的回應。

        走走流程,主持一下禮儀,教教理性課程,只能造就出走過場的基督徒、禮儀基督徒、理性基督徒。只有將生命完全擺上,牧養才可能開始,才可能造就信徒有基督的生命。

        教會生命的力度,就表現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之中。無論一個教會的形體有多麼宏大與精美,只要其成員在每日的生活裡面無法活出基督的生命樣式,該教會就是軟弱的。

        教會對世界的影響力,也是透過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不管B城矗立著多少間教堂,如果基督徒的每日生活與世人完全一樣,教會依然無法改變世界。而造就基督徒生命的途徑就是牧養,這不僅是對B城教會的挑戰,也是對整個中國教會的挑戰。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原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1997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現在北加州牧會。

Leave a Comment

Filed under 神州透視, 透視篇

作山上的城 ──對城市家庭教會發展的一點思考

孫毅

本文原刊於《舉目》45期

xpic7830           聽一個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說,在上世紀80年代,她想去當地的一個家庭教會瞭解情況,結果發現她得先找“介紹人”,不然根本進不去任何家庭教會。去參加聚會的那天,她下了公共汽車後,一個信徒帶著她走了半個小時才進 到一個住宅樓中,在一個門窗緊閉的屋中參加了一個小群體的團契活動。敬拜結束後,她回到來的那個車站,發現不過用了五分鐘的時間。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劉同蘇牧師去年去北京大鐘寺附近的華傑寫字樓,參加守望教會的敬拜時,在城鐵上遇到一個前來參加敬拜的年輕人,他的手裡拿著從該教會網站上抄來的地址。劉牧師在文章中感歎,或許教會這樣把自己公開出來,更接近聖經上所說的“山上的城”吧!

一、城市家庭教會走向公開化的幾點特徵

第一、進入更具公開空間的寫字樓

           對比上述這兩個時期的不同情景,一方面說明,教會所處的整體外在環境,正在向開放、寬容這樣的大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的家庭教會自身在發生變化。 可以看到的表現就是,家庭教會的平均規模、聚會人數在增加,有更多的教會從住宅樓中出來,搬進了更具有社會共同空間性質的寫字樓中——在這個意義上,確認 家庭教會的主要標誌,已經不再是“以住家為聚會場所”,而是是否能持守家庭教會的傳統及神學立場。

           家庭教會在整體走向公開化,很多家庭教 會的大門,都不同程度地向社會開放。這表明,無論是教會的帶領者,還是普通信徒,都漸漸戰勝了過去半個世紀之政治壓力在心中造成的恐懼,以及“地下”或者 “非法”的心理,開始以群體,而不是以以往的個體的方式,向社會表明自己信仰基督。

           在山上的城中,聚集的是一個社群,當群體中的燈越來越亮的時候,這個山上的城,就是無法隱藏起來的城。

第二、 向堂會型教會的轉型

           達到一定規模、搬進寫字樓的家庭教會,常常經歷一種“轉型”,即從過去的團契型教會,轉為有一定建制的堂會型教會。

1. “聯邦”式教會的瓶頸

           所謂團契型教會,是指由多個小團契(或小教會),構成的“聯邦” 或“邦聯”式教會或教會系統。這些小團契(或小教會),人數不多,構成形式基本一樣,無論從功能或是建制上,都還不足以承擔一個完整教會當承擔的多個方面 的責任,如福音與宣教、崇拜與聖禮、教導與神學教育、輔導與家庭關懷、社會服務及文化使命等,只能達到最基本的主日敬拜及小組查經。這樣構成的“聯邦”或 “邦聯”式的教會,因為缺少整合的機制,同樣無法發揮一個完整教會所當承擔的功能與責任。

           就以守望教會來說,2005年之前,這個教會基 本上是由12個團契構成的 “聯邦”形式的教會。每個團契的事務由團契帶領人決定,而涉及多個團契的共同事項,則由這些帶領人組成的教會同工會來決定。主日敬拜在各團契進行,由團契 帶領人邀請人參加,並受教會調度;各團契收取的奉獻,交由教會統一使用;退修及神學培訓,由教會統一安排……

           這種模式,在守望教會發展的初期是很有效的。其優點是,任何團契的人數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可以按照教會的安排,自動分出新的團契,使團契始終保持著較小的規模(一般五六十人),成員間有較緊密的關係。

           同時,由於不斷需要任命新的、能夠獨當一面的團契帶領人,所以團契必須努力鍛煉、培養新的同工,教會因此不斷有新的同工起來。
但這種教會形式的發展,在達到12個團契的時候,遇到了瓶頸。

           這個發展瓶頸的最直接表現就是,所有同工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主日講道上。因為有12個團契,每個主日就需要安排12人次的講道。也就是說,在教會牧師及外請講員之外,每個同工每月還需講道2-4次。

           在團契的其他事務方面,除主日敬拜外,各個團契力所能及的,只有小組查經。因為靠各團契量力而行,所以效果參差不齊。至於成人及兒童主日學,基本上不成系統,更不用說神學教育、教會刊物,或者網站等事工了。

           由於各團契獨立聚會,教會牧師只能關注到同工層面,各團契內的事務全靠團契帶領人。然而團契帶領人除講道、關懷及處理緊急事務外,基本上沒有時間與精力投入到其他事工中……

2. 轉型,也走向公開和透明

          到了這樣的瓶頸,想要發展新的團契已經非常困難了。因此,守望及一些教會開始走向整合,向著堂會型的教會轉型。其實這並不是刻意要追求大教會的模式,而是在遇到困境後,尋求神的帶領,重新確定了教會的發展方向。

          這裡所謂堂會型教會,是指已經有一定的教會建制,能夠在多個方面,如上述福音與宣教、崇拜與聖禮、教導與神學教育、輔導與家庭關懷、社會服務及文化使命等多個方面承擔應有的責任、較為整全的教會。

           這裡所說的教會建制,並不單純地指教會的章程(把其他教會的章程抄過來,不等於就完成了教會的建制過程)。一般地說,有了教會建制是指教會已經有了明確成文的信約、章程、教會紀律,以及與之相應的牧養體制、治理體制、事工體制及宣教體制等。
          當然,僅僅有存於紙面的文字是不夠的,教會建制更深層的含義,是這些基要的觀念或精神,已經進入教會的運行中。無論是帶領者還是普通信徒層面,都因此形成了一種有意識的約束。

           就以守望教會為例,雖然守望教會在2003年,就擬定過教會的行政制度,但真正實施的教會章程,是2005年教會在轉型之初制定的。雖然這個章程體現的,仍是團契時期教會治理的基本精神,但還是在一定意義上塑造了教會的整體構架。

           到了2006年,守望教會已經合併為兩個堂,並在2007年,終於完成了全部的整合,成為一個完整的教會。這個整合的過程,既是向堂會型教會轉型的過程,也 是走向公開化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守望教會通過了教會信約,並自2008年開始執行修訂過的教會紀律。教會的基本信念、治理的理念,以及生活的基本準 則,都以文件形式公佈出來,讓教會的每個成員知道。這也是教會走向公開、透明的重要一步。

3. 相信這是神對教會的帶領

           這些探索轉型的新型城市教會,其帶領人大多非常明確地相信,這是神對他們教會的帶領。神帶領教會進行這種轉型,一方面推動了家庭教會進入社會的主流和公共領 域,起到“山上的城”這種榜樣作用——作為信仰群體,教會不只是在生活準則方面,同時也當在人際關係、社團治理、社會服務等方面,成為社會的楷模——信仰 意味著一種生活的方式,而山上的城更意味著,這不只是個人的生活方式,同時是群體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神帶領教會轉型,也是為了更好地牧養他的兒女。在這種類型的城市教會中,百分之七、八十的成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一代。他們渴望更多瞭解自己的信仰,渴望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教會的服事與治理。

           換言之,他們不滿足於只是參加主日敬拜,在講道中聽他人告訴他們怎麼做。他們希望對聖經有更深的瞭解;希望通過主日學,瞭解信仰的基本真理,及生活的基本準 則;他們想瞭解教會為什麼是這樣運作的;他們也希望,將自己在福音、音樂、文字等多方面的恩賜,在教會中發揮出來;在交友、結婚以及孩子教育方面,他們盼 望得到教會的指導……

           總之,他們希望,教會不只是主日來一下的地方,不是和日常生活完全分離的地方,而就是生活的社區,是讓所有信徒學習將信仰落實到生活中的地方。

第三、在改革宗或清教神學中,尋求神學思考的資源

          除了公開化、向堂會轉型,這種城市新型教會的第3個特點是:在改革宗神學或清教思想中,尋找神學思考和教會治理的資源。

           傳統家庭教會的神學體系,主要來自敬虔派。19世紀敬虔派的特點,是極其注重個人內在屬靈生命的成長。這種神學傳統在中國教會中產生的影響是:講道上,更注 重個人內在生命的見證,而不是解釋聖經經文;教會治理上,不太強調教會職分的分工與體制,更傾向於教會的無建制;在與社會的關係方面,側重於關心個人生命 的得救,不太關心教會對社會及文化的責任,等等。

           回到加爾文思想的改革宗神學傳統,則正好在上述方面形成補充,比如,改革宗的釋經方法,極其注重對經文的嚴格及正確的解釋;教會治理方面,強調教會的組織與建制;教會與社會的關係上,重視教會對社會及文化所承擔的責任等。

          單就教會建制這個方面來說,中國本土教會自出現以來(即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就一直存在這種反教會建制的傾向。這可能是來自當時本土教會所受到的西方敬虔派及靈恩派的影響,也夾雜著本土教會領袖想擺脫差會建制教會影響的因素,或許還有當時流行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

           早期中國教會本色化的基本思路是:本色化就等於與差會建制教會相區別,相區別就意味著超越宗派,超越宗派就意味著沒有建制。以這種思路得出結論,就是:中國本色的教會,就應該是沒有建制的教會。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無建制教會的神學理念,同樣來自於西方教會(比如說在敬虔派傳統中產生的弟兄會),是歐洲宗教大復興的結果,是當時一些教會對歷史上建制教會的一種反思、反彈。因此我們不能夠說,無建制教會是中國本土教會追求“回到使徒時期”的結果。

          早期中國教會中“回到使徒時期”的口號,其實是在為一種已經存在的教會觀念提供說明。中國本土的教會,就自身發展的歷史來看,從來沒有經歷過有建制的階段,所以談不上是“反思自身教會發展後,產生的本土化結果”。

          相反,在當前家庭教會的處境下,正如許多文章所言,中國家庭教會無疑面對著家長制,甚至專制主義的危險。在講求規則的社會文化下,無建制教會的觀念可能是一種調整。但對於不習慣規則、更習慣於專制的文化背景來說,有建制也許是更有益的。

二、城市家庭教會走向公開化的主要異象

           在上述語境之下,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神給這些教會的主要異象是什麼。換句話說,神託付給這一代教會的帶領者的主要責任或使命,是什麼?

           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是“建造中國的教會”。這既是教會進行轉型時所領受的神的帶領,也是中國教會在以後一段時期發展的主要方向。

          就中國教會200年的發展歷史(更正教),或者說,就中國本土教會的發展歷史來看,還沒有哪個時期,中國教會能夠像現在這樣自立地發展,不僅要獨立地履行教會在這個世界中所承擔的責任,還要作為這個社會中的主流教會,與其他社會層面進行互動。

          在1949年前,本土教會要學習的,是脫離差會建制教會的背景,從大公教會母體的懷抱中自立出來。這時的本土教會,就如一個牙牙學語、搖晃走路的幼童,自然無法在中國承擔起主流教會的責任。

          1950年代之後,中國教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不僅被分裂、被徹底地置於社會的邊緣,更在各種政治運動的高壓之下,被分散為小的群體,學習著如何在經歷苦難中煉淨自己的信仰,學習在一個無神論的政權之下獨立地生存。

           這兩個時期的功課,其實正是教會走向成熟、自立必須學習的功課。只有在通過了這兩個方面的考驗之後,教會才可能真正開始建造的過程。
          建造教會的異象,可以從3個方面來看,即:建制方面的建造,神學方面的建造,以及教會與社會關係方面的建造。

第一、建制方面的建造

           建制方面的建造,上面已經講了一些。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建制建造不只是搞出一份教會章程,更涉及教會的牧養及治理中,如何發揮團隊作用。其實建制的發展,就是團隊服事進一步明確化,自然涉及這個團隊的基本理念,以及相互配搭關係的約定。

           受中國文化而不是聖經真理的影響,某些教會處理團隊關係的方式,就是由親或友構成事工的團隊。結果是,依靠血緣關係帶來的信任,造成教會的家族化,這間教會就如同家族產業一樣;依靠密友構成的“黨朋”圈子,則造成教會的專制化。

          隨著中國家庭教會的迅速成長、人數的迅速增加,如何打破個人的、家族、黨朋式的、封閉化的教會模式,如何防止教會中的專制與腐敗,成了教會面臨的重要挑戰。許多案例證明,目前教會內部出現的問題,基本上是教會內的專制,或者同工間的分裂帶來的。這正是建制方面的問題。

          當然,教會建制可能引起爭論的是,如果把建造教會建制,簡化為把教會制度化,會不會帶來世俗化的危險?如果用世上的方式來管理屬靈的群體,是否會影響到聖靈 在這個群體中的自由運行?還有,如何保持家庭教會以往的優良傳統?如何保持肢體間的生命連接?這也是在建制的建造中,需要探索的。

第二、神學方面的建造

           教會的建造,從更大的歷史跨度來看,更在於神學的建造。前面已經提到,目前的一些城市教會,隨著會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信仰有更多的渴望,以及對自身生活實踐及社會問題更多的關注,也就對牧者的神學及教育水準,提出更高的要求。
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成長起來的教會帶領者,還可以靠自學及短期的神學學習,承擔起牧養教會的責任,那麼,對於這幾年成長起來的第二批帶領者而言,系統的神學教育則是不可或缺的了。

           不過目前,無論是大陸提供的神學教育,還是海外的神學教育,其神學的理念及體系,基本上是大陸之外的神學傳統,還需要在大陸本土的教會中實踐,才能成為神學建造的資源。

           就守望教會來說,教會遇到比較大的神學問題,基本上都與上面提到的建制問題有關。

           首先,在制訂教會的信約時,原本在教會中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的靈恩問題,立即成為討論的焦點。

          其次,在修訂教會紀律時,在哪些情況下,信徒可以離婚或再婚,也在同工中引起很長時間的爭論。其實這在神學上,涉及到對婚姻盟約性質的理解,以及包含在婚姻關係中的教會與社會的關係。

          在守望教會的教會章程的修訂中,因為涉及到治理理念,如職分的劃分及同工會的責任等,也爆發過激烈的神學爭論。

          面對這些爭論,守望教會一般的處理方式是,組成專門的神學研討小組,定期進行神學研討。在每次開研討會前,指定專人作發言準備,並把準備的參考資料及發言文稿,發給參加研討的所有人。教會同工會的任何成員,都可以參加這種神學研討。

          總之,就教會神學建造來說,涉及到兩個方面:首先是教會帶領同工自身的神學教育,其次是教會中的神學研討機制。沒有這兩個方面的建造,教會不僅會因為缺少神學思考,而面臨民間宗教化或者異端的危險,還可能會因為各人固持自己的神學觀念,無法溝通、對話,最終導致教會分裂。

第三、教會與社會關係方面的建造

          教會與社會關係有3個方面需要建造:一是教會與政府的關係,二是教會與相關服務人群或社團的關係,三是教會與社會文化方面的關係。本文因篇幅所限,只討論教會與政府的關係。

          當前在中國大陸,政教關係仍是關係到教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本土教會自出現以來,與政府間少有良好的互動。特別是1950年代以後,教會與政府從未有過合宜的、良性互動的階段:或是家庭教會受到打壓,或是“三自”教會過於依附或受政府的控制。

          其實,在現代社會的大環境下,教會與政府之間具有良好關係的基本原則,就是政教分離的原則。不過,要將理論上的原則落實到現實,營造出良好的政教關係,是需 要努力的。這雖然事關雙方,但教會在這種建造中,要承擔起主要的責任,因為唯有教會最清楚,何為聖經所確定的合宜關係。而建立合宜的政教關係,不僅對教會 自身在建制、神學方面的建造有利,同時也能夠幫助教會更好地承擔起對社會的責任。

          當然,這3個方面中的任何一個方面,都不是靠著人手或人 的力量能夠建造的,必須跟著基督的引導和腳蹤,才能完成祂對教會的託付。這種建造教會的異象,就如建造那山上的城,展現出的是群體的生活方式,是一座因著 基督在此為王,而可以照亮周圍地區、讓周圍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的城。

作者1960年代出生於古城西安,現在北京的一所大學任教,主要研究並教授基督教思想史。自2004年起任北京守望教會長老,主要負責文化方面的事工。

Leave a Comment

Filed under 事奉篇, 教會論壇

城市家庭教會崛起的緣由與意義

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45期

haianst_652b          在過往的10年裡面,中國福音運動中最為顯著的現象,是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本文欲藉助有限的篇幅,簡略評述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產生的歷史條件,其生命傳統的傳承,在整個中國福音運動中的定位,現行與未來的基本走向,及其處理關鍵問題上的使命(註)。

一、反向貧困與內在充實──崛起的緣由

           在上帝的計劃裡面,普遍啟示總是鋪墊著特殊啟示展開的場景。自1840年以來的整體文化轉型構成了中國福音運動興盛的客觀條件,同樣,都市化也構成了城市家 庭教會崛起的客觀條件。1990年以前,中國城市人口僅佔總人口的3%,而現今已經超過了35%。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至本世紀中葉,更會達到90%。農 村與城市不再是隔絕的兩個世界,城市文化主導著文化的所有領域,並且按照從大到小的傳播次序,由最為中心的超大型城市,發散遍及全國。

           就如上海流行的衣飾款式,像高坡上逐級而下的流水,經由中等城市、縣鎮,進入鄉野村落;而鄉談村語裡夾雜的時髦思想範式,向上溯源,也總能在北京的前衛思想流派裡面,發現其最終淵源。

          都市文化以無法抵擋的勢頭顛覆了中國傳統的農村文化。隨著都市化,出現了一種反向貧窮。以市場經濟為背景的都市化,帶來了急遽增長的物質財富。而迅速擴大的 外在有形資財,反倒顯露了內在精神資源的貧乏。自近代以來就無法應對西方文化衝擊的中國文化、精神世界,現今更到了一無所有的境地,當然無法駕馭幾乎瞬間 爆發起來的巨大財富。

           都市化造成的這種內外反差,促就了普遍的精神尋求。除了廣州的個例以外,“哪裡的都市文化繁榮,那裡的福音運動便興旺”,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規律。說到底,不是物質財富的發展奠定了福音傳播的基礎,而是有形發展所突顯出來的精神慘白,促成了對信仰的需要。

          都市化造就了信仰的需要,卻無力提供所需要的信仰。都市化的客觀環境,是信仰展開的場景,也是檢驗信仰力量的客觀尺度。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不僅得益於都市 化的客觀條件,更是由於繼承了傳統家庭教會的生命傳統。在一千多年西方宣教士與前輩聖徒之生命實踐的基礎上,傳統家庭教會在面對專制主義的全面逼迫時,和 由於鎖國政策而被迫分離於普世大公教會的隔絕狀態下,以基督的“十字架”與“道成肉身”的生命樣式,活出了既能與中國文化接軌而又不被該文化之罪性所俘獲 的生命傳統。正是由於繼承了這一生命傳統,城市家庭教會才召聚起一大批不但能夠生活在主流文化之中,而且可以超越文化罪性的人。

 

           信仰的實在力量就是把握大眾。文化核心處的精神空白,造就了諸信仰的“逐鹿”,而百家爭鳴的關鍵不是理論的交鋒,而是實際的生命影響力。光憑言說是說不出一種文化來的,任何一種文化的成就都是大眾活出來的。信仰之所以可能塑造文化,就在於其對大眾生命的影響。

           經由“十字架”與“道成肉身”的生命實踐,傳統家庭教會形成了敬虔主義與本土化的傳統。正是因為繼承了這個傳統,城市家庭教會才能在都市化的挑戰之下,把握主流人群(“進入文化”),並提升主流人群(“召出來”)。這憑藉的不是理念與技術的優勢,而是能夠改變大眾生命的內在功力。

            形式雖然不是最終的決定要素,但發揮著重大的輔助作用。套一句老話,生命本質確定之後,形式就是決定因素。都市文化畢竟不同於鄉村文化,基督信仰需要以新的形式,在都市文化的處境裡面,表現出自我的生命力量。

           中國的都市化得益於對國際社會的開放,而城市成了“先得月”的開放窗口。憑藉著城市先行開放的便利地位,城市家庭教會率先與普世的大公教會接軌,因而在教會 架構與神學思想方面,獲得了某種借鑑。城市家庭教會能夠較成功地回應都市化挑戰,其原因除了對傳統家庭教會傳統的繼承以外,也是由於從普世大公教會傳統中 汲取了力量。城市家庭教會可以說是中國家庭教會傳統與普世大公教會傳統的匯接點;藉由這個匯接點,中國家庭教會在外形上重新對接到(在生命本質上從未離開 過)普世大公教會的大家庭,並且由於這一融合而在都市化的社會文化背景中,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都市化的客觀環境,傳統家庭教會的生命準備,與普世大公教會的連接,構成了城市家庭教會崛起的原因。城市家庭教會就是,在都市化的社會文化挑戰之下,借鑑海外大公教會的生命形式,而於傳統家庭教會傳統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家庭教會內部的新生的次傳統。

二、進路之一──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的定位

           儘管新型城市家庭教會在中國福音運動中居於主導地位,但是,其本身僅僅是中國福音化的進路之一。3股各具角色、彼此輔助的教會支流,匯聚成了此次中國福音運動的大潮。

第一、 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

           新型城市家庭教會對中國福音運動的主導地位表現在:能夠回應社會文化挑戰的新型教會結構,促成中國教會教義系統形成的神學實踐,對教會發展的內外關鍵問題的處理。

           就像都市化的次序是從大至小一樣,由新型城市家庭教會引發的福音熱潮,也是依次從文化中心城市、大中城市,到縣鎮、鄉村。

1. 文化中心城市
           雖然現今中國有著多元化的地方文化,但北京和上海仍然居於影響全國文化的中心地位。把握了中國社會文化的中心地帶,就相當於把握了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的走向。福音運動便能高屋建瓴,從社會文化的制高點,向整個國家漫溢而下。

          5 年以前,北京與溫州,是中國福音運動中並行的兩大中心。而今,北京已經取得了絕對的領先地位。在教會架構、教導牧養方式、教義確定,以及相關的神學思維、 對社會文化的參與、政教關係等等方面,北京家庭教會都為全國的教會提供了先行的模式與視角,並由此而主導著整個中國教會的基本走向。

           据筆者於2009年10月在溫州的觀察,至少有3種跡象,標誌著溫州教會已經失去了領先地位:
 
          (1) 新型堂會的出現:溫州教會的堂會制,已經經歷了3波發展:先是從“三自”教會出來的教牧,建立的獨立教會;然後是要求獨立登記的家庭教會,在傳統家庭教會 系統之外建立的堂會;以及,現在在傳統家庭教會系統內部出現的堂會制的教會。這些充滿活力,並象徵著整個教會未來走向的教會,採用的全是北京模式。
           (2) 社會性與文化性的新型事工:無論是刊物,是福音茶社,還是青少年輔導,溫州的先行事工,總是北京的樣式。

           (3) 年輕人的動向:年輕的弟兄姐妹和教牧同工,對傳統教會模式的不滿足,對新型教牧形式的渴慕,已經形成了無法忽略的浪潮,而年輕人正代表了教會的未來走向。

         對於這些適切於時代發展並代表教會未來的運動,溫州教會的傳統模式無法提供動力與引領,實際上現行體制還在力圖阻止新型教會樣式的到來。可以說,在過去 10年裡面,溫州家庭教會已經將全國福音運動的主導位置,移交給了北京家庭教會。這一福音運動中心的轉移,標誌著中國的福音運動從資金密集型與勞力密集型 的模式,轉向了智能密集型的模式。

         當年,河南和安徽為中心的第一波福音浪潮,以大型團隊和魅力型領袖為主導方式,形成了勞力密集型與家長制的引領模式。而以溫州為中心的第二波福音浪潮,用提供資金與骨幹的主導方式,建立了資金密集型與領袖主導型的引領模式。目前以北京為中心的第三波福音浪潮,則以先進的教會架構與神學思維的傳播為主導,奠定了智能密集型與全民參與式的引領模式。

          上海在過去3年裡面的變化,非常值得注意。 幾年以前,上海教會的主體,依然是以舊式市民文化為背景的傳統家庭教會。目前,在文化成分上,年輕專業人士的比例急遽增加;在教會架構方面,依附於大教堂 的團契形式(即主日去“三自”教會,平日在家裡聚會),逐漸式微。完全獨立的堂會,成為上海家庭教會的發展方向。

           上海的福音形勢,有些類 似6到7年前的北京。由此可以預計,在10年以內,上海家庭教會的影響,將具有全國意義。若兩大社會文化中心,成為兩大福音中心,對於福音在整個中國社會 文化中的傳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北京宏大的創造性思維,畢竟需要上海細密的實踐理性來相輔相成。

2. 處於發展前沿的中大城市

           在北京,教會雖然還在急速發展,但是初始的大爆炸期已經過去,教會初步成型,發展步伐漸趨沉穩。

           由於都市化的浪潮,從北京開始的新型福音浪潮,早已擴及省會與直轄市一級的大型城市。在沿海地區,甚至於中等城市裡面,都可以見到新型福音浪潮的衝擊力。

           作為文化樞紐的地區性中心城市(比如武漢,西安)中,福音運動的初始爆炸期已經開始。在其它大城市裡面,福音與文化的先行積累,也預示著初始爆炸期的臨近。

           中大城市的福音工作,應當成為目前全國教會發展的首要關注。原因有二:一是在奠基期(即初始爆炸期)的投入,具有最大的潛在效能(類似原始股的投資);二是,中大城市是福音-文化中心向全國傳播福音的最先管道。

           福音在中國的傳播已經成為一個整體的文化現象,而不是作為單個人或單個教會的獨立活動。福音的浪潮與都市化的文化拓展相伴隨;教會發展的高潮不可能越過都市 化的熱潮而單獨形成。中國教會若不需要上帝安排的客觀條件,而靠自己的主觀努力(即封閉的純教會活動)就可以創造持續的福音浪潮,那麼,此次福音運動在中 國的興旺就是中國教會的功德,而不是上帝的恩典。就目前形勢而言,文化的樞紐就是福音的樞紐,都市化的高潮在哪裡,福音浪潮就可能隨之而在那裡高漲。依筆 者的觀察,中大城市的福音浪潮,也具有後發者的優勢。中大城市的家庭教會並不機械地照搬北京模式,而是借鑑北京的先行實踐,從而,有效地發揮了北京模式的 優點,卻避免了北京教會走過的某些彎路。

3. 作為最終落腳點的縣鎮

           縣鎮是中國都市化的落腳點,也是此次福音遍傳中國的落腳點。都市化之後,全國人口的90%會居住在都市,而其中的絕大多數必定要居住在城鎮,而不是大型城市。

          目前縣鎮的教會,依然被傳統農村家庭教會所主導。單單依據傳統農村教會的模式,顯然不足以應對正在來到的都市化挑戰。雖然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的模式,或遲或早 會影響縣鎮一級的家庭教會,不過,目前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對縣鎮家庭教會仍然具有極大的意義。可以預計,當新型城市家庭教會模式擴至縣鎮的時候,縣鎮將成為 新型城市家庭教會與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最終融會地。

第二、傳統農村家庭教會

           如果新型城市家庭教會是隨著都市化、由上向下的進路,那麼,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就是被都市化衝擊、由下向上的進路。
           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式微,也是近10年來中國福音運動中的一大現象。其原因有主、客觀兩方面:

            在客觀方面,農村在都市化的衝擊下式微,農村教會也必然會受到影響。以往憑藉城鄉隔絕,依靠人數佔優勢的農村文化,現已處於弱勢與依附的地位。

           都市開放,農村的青年人不可避免地湧向都市。若是中國從農民人口佔95%以上,轉變成為85%的人口居住在城鎮,這種結構性的變化,不可能不影響農村教會的生存樣式。

           在主觀方面,首先,在都市化的文化衝擊下,傳統農村家庭教會顯露出在生命建造方面的不足。其教導與牧養的方式,無法回應都市化的挑戰。由此,傳統農村家庭教會不僅失去了以往對城市教會的影響力,連自身的生存都出現了危機。

           另外,由於對突來的文化衝擊準備不足,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基本上是以傳統模式去防守,而沒有抓住上帝賜予的機會,進行自我更新。如果傳統農村家庭教會把握此次機會,主動加入到都市化帶來的全國福音熱潮之中,此次的進城潮就不會是流失,而變成差遣:
          一方面,藉助進城人口,主動差遣人員進入,建立民工教會,並且通過這一管道,進入城市教會的全面建造;另一方面,更為積極地參與縣鎮教會的建立,在即將臨到的縣鎮福音化中,成為一股主導力量。

          若以差遣的方式主動參與,傳統農村家庭教會便會在城鄉的交流裡面,成為被祝福者,也為自我生存提供了活力。而被差遣的人員,也不再是教會中流失的負數,而是與原教會緊密聯結,並不斷帶回城市教會先進經驗的橋樑。

           都市化的挑戰,不該造成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沒落,反而應當成為契機。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如果能做出正確的回應,就會提升自己生命,更能為此次福音熱潮提供活力。

第三、民工教會

           民工教會是一種新興的教會。進城的農民基督徒弟兄姐妹,從故土中連根拔起,卻沒有扎入城市教會的新土,於是,那些被上帝呼召的人,便自發地開始建立民工自己 的教會。所以,儘管民工教會基本成員來自農村,地點坐落在城市之中,民工教會的興起,與傳統農村家庭教會或新型城市家庭教會,都沒有什麼關聯。

           筆者覺得,在上帝的計劃中,民工教會是一支福音特遣隊。透過民工教會,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可以將自己的生命觸角伸進城市,民工教會就是傳統農村家庭教會先遣建立的城內灘頭陣地。

           先行進入大城市的民工,絕大多數不會永久性地留居城市。筆者在北京經過口頭統計發現,90%的民工,計劃最終要返回家鄉。

           然而按照農村社會的變遷趨勢來看,民工越來越不可能重歸農村。一是由於土地的喪失和農業機械的廣泛使用,農村不再需要密集式人力耕作。二是生活、文化方面,難以重新適應——民工在城市所受的技能訓練都是非農業的,城市生活所造就的都市文化習性也具有難以逆轉的性質。

            根據這些原因,返鄉農民最終歸回的,很可能是接近自己村子的縣鎮, 而他們從大都市獲得的福音與文化的優勢,會使他們成為縣鎮福音化運動中的空降兵。只要比照“海歸”基督徒在城市家庭教會中的作用,就不難類推出“城歸”基督徒在故鄉福音運動中的角色。

           如何成為民工教會的差遣基地與長久支持者,是傳統農村家庭教會融入城市福音浪潮,並促使自身更新換代的一個關鍵。中華福音團契與穎上團隊,已經有計劃地在城 市民工中和城鄉結合部(城市與鄉村地區的過渡地帶)建立教會。這就是為什麼在大型傳統農村家庭教會普遍衰退之際,這兩個團隊還能夠保持活力,並在全國福音 運動中具有影響力的主因之一。

           與此同時,新型城市家庭教會也面臨著重大挑戰。目前城市人口中,第一代農村進城人口已經佔60%。如果城市 家庭教會拒絕連結民工教會,那就是把城市人口的60%都排除在福音“版圖”之外,那麼,城市家庭教會就不再是涵蓋整個城市福音運動的城市家庭教會,而是只 照顧自己階層的“有產階級(工商經營者)教會”或者“知識分子(白領)教會”。

           基督是為所有罪人捨身的。只為一部分人而死的“基督”,就不是基督。只有向所有罪人傳揚福音的教會,才活出了基督的生命。否則,教會就會淪為自我服務的文化圈子。如果忽略或隔絕於民工教會,城市家庭教會在外延上,就應當去掉“城市”兩字;在內涵中,就辱沒了“教會”兩字。

三、白色殉道與公民社會雛形──面對的關鍵問題

           一個教會的主導作用,主要不是人數或技術,而是對教會生活之關鍵問題的處理。新型城市家庭教會對目前中國福音運動的主導,也不是由於她從海外的教會那裡借鑑 了教會模式或神學理念。一切形式上的借鑑僅僅具有輔助性質,真正的關鍵是所借鑑的教會模式與神學觀念能夠活生生地融合於家庭教會的傳統,並由此而解決中國 福音運動面對的關鍵問題,最終使得中國的家庭教會在保持自我靈命傳統的前提下,能夠回應社會文化變遷所帶來的新時代挑戰。目前新型城市家庭教會主導處理的 關鍵問題,既有涉及內部關係的,也有涉及外部關係的。

第一、 內部生命問題

1. 生命內容──從紅色殉道到白色殉道

           “紅 色”就是“流血”,“紅色殉道”以形象化的象徵表述了一種特定形式的十字架生命。紅色殉道就是:在教會與世界的直接外在衝突中,以基督的十字架為動力淵 源,基督徒為了信仰緣故而自願地承受來自世界之慘烈迫害的生命樣式。 “白色”代表 “聖潔”。“白色殉道”也是一種特定形式的十字架生命。白色殉道就是:在教會與世界共處於同樣外在社會環境的條件下,以基督的十字架為動力淵源,基督徒為 了持守聖經生活方式,而拒絕世界價值觀與感官誘惑的生命樣式。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教會經歷了極為險惡的外在社會環境。那時代的關鍵問 題,就是教會如何在外在形體已被剷除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堅守住獨立的信仰。傳統家庭教會以紅色殉道的生命樣式,保住了教會的生命傳承,並且奠定了今天教會 復興的基礎。今天,外在的逼迫減弱了,教會與世界衝突的主要形式,不再是殉道、監禁、流放、批鬥、喪失工作、離散家庭,等等外在迫害,而是金錢、名聲、權 力、感官享受等等引誘。如何在日常生活裡面抵制世界價值觀的誘惑,堅持基督的生命樣式,已經成為中國教會生存與發展的首要問題。

2. 生命形式──從放養(點片制)到牧養(堂會制)
           教會架構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性問題,堂會制也並不是一種從海外引進的純粹先進技術。換言之,它不是一種為制度的制度,而是為生命的制度。堂會制之所以能夠 在現今的中國教會發揮形式上的優勢,僅僅因為該教會架構能較為有效地服務於白色殉道的生命內容。“點片制”的“點”就是聚會點,“片”就是將點連接在一起 的網絡。“聚會點”的稱呼已經表明,“點”的基本功能是分別為聖的聚會;而“片”的設立,就是支持“點”的聚會。

           在教會與世界截然對立的 時期,教會與世界是完全分離的。一個人只要守住分別為聖的聚會,就守住了基督徒生命(因為已經自動被世界劃為另類)。由此,守住分別為聖的聚會,是教會生 活的首要事務。而片的建立,即是為了支持點。以片為單位的“派單制”巡迴講道,就滿足了主日聚會的基本需要。

           堂會制則是一種生命全面連接 的靈命生活形態。堂會裡面的多層次與全方位的設置,只是為了能將聖徒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彼此連接在一起,並且通過這種全方位的彼此連接而實體性地與基督連接 在一起。與堂會制相關的牧師住堂制,明顯地是為了在整體生命的連接中,實施全面生命的教導。就以牧者的功能為例,以往傳統家庭教會的傳道人,可以帶領 6-7個聚會點,而這對於一個真正從事牧養的牧師而言,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牧養就是全面生命的同行。一個牧者能夠陪伴多少“羊”的全面生命呢?只要看一看 一位父親能夠撫養多少孩子,就不難做出類推。

           能夠同時帶領諸多聚會點,是因為與“羊”的連接只限於聚會,只限於口號式的情緒激勵。一個傳道人,在主日按照派單,於十幾個教會間轉來轉去,能夠和幾隻“羊”建立全面的生命關係呢?

            在與世界截然對立的大迫害時期,即使沒有全面的生命連接,也沒有太大問題,因為分別為聖了,逼迫教會的世界自動將我們劃到了聖的一邊。可是,在要求白色殉道 的時代,沒有了這樣的強制劃分。如何讓“羊”活出與世人不同的基督生命(即不犯罪),就需要牧者陪伴“羊”,經歷生命的每一步。

           在全面生命連接裡面,與被牧養者共同經歷基督,這就是牧養的本質。耶穌這位最大的牧人,並沒有在6-7個聚會點轉悠,就專注在12個使徒身上,就是為了向我們顯明牧養的本質。

            僅僅在主日與“羊”打照面的傳道人,就只能帶出主日的基督徒。每日與“羊”同行的牧師,才可能造就整全生命的基督徒。堂會制的本質不是制度,而是制度輔助的 牧養。堂會制這種日常的、全面的生命牧養,才是在今日主流社會中繼續保守基督生命樣式(即白色殉道)所必需的教會形式。

3. 生命理念──以教義為中心的神學實踐

           神學也不是為思辨的思辨。如果不是為了在中國的文化境遇裡面,確立保守教會生命的教義,目前的神學培訓熱潮就毫無價值。
在大迫害時期,神學的需要,相對地降低了。與世界的截然對立,使神學對信仰的說明顯得多餘(不是真的多餘)——我的殉道就是我信仰的告白,我在被逼迫時仍然活在基督裡面,這就是我信仰的最高“神學”詮釋。

            前都市化的自然經濟形態,也加強了信仰的經驗分量。小型的、封閉的、單一的、少變的、緊密的自然經濟環境,則加重了經驗對信仰的宣示力量。持續不變、近距離地與同樣文化背景的人相處,也無需神學解釋,就可以實在地顯示自己的信仰生命。

          在信仰與世界混雜的外部條件下,在都市文化那種多元易變的開放性環境裡面,儘管經驗性的見證依然是信仰生命傳遞的基礎,但是,要想教導信徒,在相同的外在環 境中,活出與世人不同的基督生命,並且傳遞完備的聖經真理,神學就是必需的。當然,這裡說的不是純學術的神學,而是建立教義,並由此規範信仰生命的神學。 教義就是在活的生命境遇中,按照聖經原理,統一教會生活的規範。

第二、外部關係問題

1. 社會參與

           廣義地講,“社會參與”是指,教會參與分別為聖的教會領域之外的社會活動。目前一般特指教會在慈善、環保等等方面的社會服務。
在大迫害時期,教會基本沒有社會參與問題。那時的教會完全被驅逐和隔絕於社會之外,就算教會打算參與社會,也不被允許。直到近年,社會參與才會成為教會實際面對的問題。

            到底,社會參與問題的本質就是:基督徒是不是還要作為地上的人活著?若作為地上的人活著,基督徒就不可避免地要參與社會生活。而“基督徒個人可以有社會參 與,教會不可以有社會參與”的說法,顯示了教會觀的偏差。按照這種教會觀,基督徒的教會生活,與社會生活是完全分裂的。教會僅僅涵蓋基督徒的業餘生活,或 僅僅是基督徒某個方面的生命集合,而不是全部生命的集合。

          “社會生活已經被罪統治”,不能成為逃離社會生活的理由。正因為罪污染了社會,才需要教會將上帝創造人類社會的本來樣式,帶還給社會。若不活在社會生活裡面,又怎麼可能向社會彰顯其失落的本質呢?社會參與的實質,就是在與世人相同的社會生活裡面,展示信仰生命的特殊。

2. 政教關係

           在大迫害時期,家庭教會與政府處於彼此隔絕的狀態,除了衝突,雙方並沒有其它的關係。因此多年來,家庭教會不得不以地下狀態,逃避與政府的接觸。現今,家庭教會開始採取公開與主動的態度了——採取地下狀態,怎麼能向主流人群傳揚福音呢?

           在主流社會公開自我,就意味著教會要直接面對政府。遺憾的是,在政教關係上,中國教會裡面流行著嚴重扭曲的觀念。“處理政教關係”,被曲解為“搞政治”,而“政治”等於權力鬥爭。

            實際上,政治就是公共事務,涉及的是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公共政策與共同規則,和整個社會的公共生活。

            在公共權力完全控制了整個社會的公共生活的時代,家庭教會按照聖經,堅持了信仰、思想、言論等自由,堅持了非官方意識形態的聖經價值觀,成為在專制之下,唯一維繫個人基本權利的公共生活團體,成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先驅和雛形。

           作為公民社會的唯一實際範例,家庭教會正實際主導著中國公民社會的建立。在政教關係問題上,傳統家庭教會的基本態度,是堅持信仰而不訴諸權利;新型城市家庭 教會則採取“信仰與權利”雙堅持的態度,力圖將已經存在的這種公共生活形式,引入主流社會的常規秩序之中,成為整個社會的祝福。

            “登記”問題是堅持信仰權利的關鍵問題,也恰恰成為了公民社會建立的要害問題。“獨立登記”意味著,真正的民間團體在中國出現。在教會一面,通過獨立登記,教會獲得了影響主流社會所必需的合法形式;在社會一方,民間團體的出現標誌著公民社會的建立。
           在非政府與非盈利組織裡面,家庭教會的團體個數與成員最多,財政資源最為雄厚,組織結構最為嚴密,與國際接軌最好,人員的委身程度最高,從而,成為最終實現社團獨立登記的主導力量。

3. “三自”問題

          “三自”表面上是一個實體,實質上卻是兩個概念;一是以政治權力控制教會的官方機構,即三自會;二是被三自會控制的教會。
           從長遠看,家庭教會與三自會的關係,沒有什麼發展的前景。首先,作為政府部門中最保守的一個機構,三自會根本沒有實質性的自主權。家庭教會與三自會的關係,不過是家庭教會與政府關係中的一個部分(三自會十分有限的作用,基本上還是負面的)。

           其次,當公民社會正在來臨的前景下,所有打著民間團體旗號的官方機構,或遲或早會喪失生存地位。三自會作為其中一員,也不可能避免。
          所以家庭教會要做的,是現在就開始發展與三自會下屬教會的關係,以期那些被擄教會歸回的時候,能夠自然地與家庭教會相融合。
筆者認為,新興城市家庭教會正是通過對上述關鍵問題的處理,主導了目前中國福音運動的發展。

註:如願進一步瞭解相關的問題,可以閱讀筆者所著:《中國城市家庭教會的定義》,《聖局中的棋子》、《天命與世道──新時期家庭教會與政府的基本關係》等文章(編按:可在網上搜尋找到),以及《上帝與凱撒的疆界》一書。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先後在康州及紐約牧會。現在北加州牧會。

 

Leave a Comment

Filed under 事奉篇, 教會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