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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篇

双城记——城市家庭教会的新挑战

刘同苏 本文原刊于《举目》52期        2010年,我两次回国,行程中特别关注了A和B两城的教会事工情况。观察两个城市的教会发展,可以发现城市家庭教会正在面对新处境、新问题、新挑战,同时,也是新的机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会         都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变迁,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市化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迁移。都市像一个磁石,将以往散布在农村的人吸引过来,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里面。         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60%来自农村。在这方面,A城与北京或上海的情况类似。在大街上行走,仅仅依据衣着和口音,就不难看出,A城本地人已经不占多数了。而那些外来人口,并不是在A城“暂住”的过客,而是为A城社会文化做出贡献的居民。         笔者在A城,光顾过4种类型的餐馆,分别是:所有食物价格都在5元人民币以下的最廉价的面食店,门面简陋的低档餐馆,有一定装修的中档餐馆,以及装潢具有独特文化风格的高档餐馆。这些餐馆的经营者来自苏北、安徽、东北、四川,就是没有本地人。          这种情况绝非局限于餐饮业。一位民工教会的传道人,自豪地告诉笔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楼,没有一栋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来人群已经在A城的建设里面,发挥着如此大的作用,并构成A城文化的组成部分,难道他们还不是A城人吗?         “农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称谓,明显带有贬义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为什么要在“工”前面,加上“农民”两字呢?对农民出身的强调,不正显示了城市的优越感吗?他们住在此城,并造就著本城的繁荣,为什么还被冠上“农民”的头衔呢? 几种不同的类型         在A城,笔者观察了不同类型的家庭教会。A城并没有悠久的教会历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组成的教会并不多见。人员最多的是民工教会。        A城的民工教会有两种类型。一类以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大型团队为背景,即与故乡的大型团队具有结构性的联系,人员多来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对完善,具有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固有风格。        另一类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与故乡的教会没有实质的联系。此类教会的成员,常常比较多元,来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会传统,结构较为松散,但在教会建制与神学理念方面,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最后是白领教会。白领教会的主体是新A城人,间有本地人,主要是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商人。此类文化成分的人,比较容易被本地人认同, 也比较容易建立本城意识。白领教会的教导体制与治理结构都比较完备,明显带有“北京模式”的印记。另外,在校园里面还有一些独立的,或以福音机构为背景的 学生团契。 没有真正的连接        尽管A城的一些大教会之间,已经有了初步的接触,但总体来说,A城的教会并没有真正连接。主要的障碍,既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教会传统方面的。例如在社会文化方面,虽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会却仍称为“温州教会”、“安徽教会”、“河南教会”……         最富有的当然是温州教会。温州教会与故乡的教会有着严密的组织关系,结构完整,财政资源丰富,有定型的神学传统与教导体系,具有强烈的组织扩张意识(但不一定是传福音的意识),其成员多来自工商业背景。         在温州教会里,有文化的优越感。无论有多少人在场,只要两个温州人遇见,他们只肯使用温州话。这种执著是有象征意义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话,俄国贵族非说法语不可,那是优越身份的显示。这已经足以将温州以外的人,阻挡在温州教会以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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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作山上的城 ──对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一点思考(孙毅)

孙毅 本文原刊于《举目》45期            听一个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说,在上世纪80年代,她想去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了解情况,结果发现她得先找“介绍人”,不然根本进不去任何家庭教会。去参加聚会的那天,她下了公共汽车后,一个信徒带着她走了半个小时才进 到一个住宅楼中,在一个门窗紧闭的屋中参加了一个小群体的团契活动。敬拜结束后,她回到来的那个车站,发现不过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刘同苏牧师去年去北京大钟寺附近的华杰写字楼,参加守望教会的敬拜时,在城铁上遇到一个前来参加敬拜的年轻人,他的手里拿着从该教会网站上抄来的地址。刘牧师在文章中感叹,或许教会这样把自己公开出来,更接近圣经上所说的“山上的城”吧! 一、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几点特征 第一、进入更具公开空间的写字楼            对比上述这两个时期的不同情景,一方面说明,教会所处的整体外在环境,正在向开放、宽容这样的大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家庭教会自身在发生变化。 可以看到的表现就是,家庭教会的平均规模、聚会人数在增加,有更多的教会从住宅楼中出来,搬进了更具有社会共同空间性质的写字楼中——在这个意义上,确认 家庭教会的主要标志,已经不再是“以住家为聚会场所”,而是是否能持守家庭教会的传统及神学立场。            家庭教会在整体走向公开化,很多家庭教 会的大门,都不同程度地向社会开放。这表明,无论是教会的带领者,还是普通信徒,都渐渐战胜了过去半个世纪之政治压力在心中造成的恐惧,以及“地下”或者 “非法”的心理,开始以群体,而不是以以往的个体的方式,向社会表明自己信仰基督。            在山上的城中,聚集的是一个社群,当群体中的灯越来越亮的时候,这个山上的城,就是无法隐藏起来的城。 第二、 向堂会型教会的转型            达到一定规模、搬进写字楼的家庭教会,常常经历一种“转型”,即从过去的团契型教会,转为有一定建制的堂会型教会。 1. “联邦”式教会的瓶颈            所谓团契型教会,是指由多个小团契(或小教会),构成的“联邦” 或“邦联”式教会或教会系统。这些小团契(或小教会),人数不多,构成形式基本一样,无论从功能或是建制上,都还不足以承担一个完整教会当承担的多个方面 的责任,如福音与宣教、崇拜与圣礼、教导与神学教育、辅导与家庭关怀、社会服务及文化使命等,只能达到最基本的主日敬拜及小组查经。这样构成的“联邦”或 “邦联”式的教会,因为缺少整合的机制,同样无法发挥一个完整教会所当承担的功能与责任。            就以守望教会来说,2005年之前,这个教会基 本上是由12个团契构成的 “联邦”形式的教会。每个团契的事务由团契带领人决定,而涉及多个团契的共同事项,则由这些带领人组成的教会同工会来决定。主日敬拜在各团契进行,由团契 带领人邀请人参加,并受教会调度;各团契收取的奉献,交由教会统一使用;退修及神学培训,由教会统一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