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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一次重要的遊行

本文原刊于《举目》63期       編按:2013年6月26日,美最高法院判決《婚姻保護法》中,闡釋婚姻為“一男一女結合”的定義違憲。2013年6月28日,加州第九巡迴上訴法院,駁回支持8號提案(婚姻關係僅限定於異性之間)的上訴,恢復同性戀婚姻登記。        《舉目》特刊此文,希望有助讀者對“跨出教會的牆,參與社會、影響世界”的省思。 喬一        來美國十幾年,在首都華盛頓見過很多次抗議遊行,卻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也會手舉標語牌,加入這樣的行列。而這次遊行原因──捍衛一男一女的婚姻,更是讓人啼笑皆非!:天經地義的事,居然要去吶喊了。        2013年3月26日,美國最高法院開始口頭辯論加州第8法案,和《保衛婚姻法令》(DOMA Section 3)第三款是否符合憲法。這兩項法案中,都將婚姻定義為一男一女,從法律上禁止同性婚姻及相關福利。前者是2008年加利福尼亞州公民投票通過的州立法案,後者是1996年克林頓政府時,參、眾兩院通過的聯邦法案。由國家婚姻組織(NOM)主辦,親家庭組織和多家教會聯合協辦,發起遊行,定於3月26日,從國家大道麥迪遜和傑弗遜大街交彙處出發,徒步行至國會山後面、最高法院門前。 從全美各地趕來         當天早晨,當我與友人琨夫婦,結伴開車到華盛頓時,已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史密森(Smithsonian)城堡門前的草坪上。草坪上臨時搭起了主席臺,主席臺上方掛起一幅橫幅,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寫著,“每一個孩子都配得媽媽和爸爸”(Every Child Deserves a Mom and Dad,編註)。兩側條幅上書:“為保衛婚姻而遊行”。        主席臺右側,豎起了一個大螢幕。主席臺對面幾米開外,也搭起一個高空工作臺,攝像、錄影、音響已經準備就緒,四、五名工作人員正忙碌著調試。大螢幕上,活動主辦方NOM總裁布萊恩‧布朗,正說著婚姻、家庭的重要性,並歡迎大家參加今天的遊行……        昨天夜裡剛下過雨,草坪上顯得有些泥濘。天空晴朗,雲淡風輕。正對主席臺的不遠處,華盛頓紀念碑如劍出鞘,衝天而立。        我和友人到服務台領了兩張標語牌。紅色的一張上,印著一對夫婦手牽兒女的4口之家的剪影,還有醒目的大字:“每一個孩子都配得爸爸、媽媽”。藍色的一張上,印著“有爸爸、媽媽,孩子做得最好”。朋友說,口號太軟,應該更強勢一些。        還沒到時間,人群不斷地朝這裡聚集。男女中什麼年齡段的都有,什麼種族的都有……        我身旁站著一對年輕白人夫婦,帶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年輕的媽媽告訴我,他們一家3口,從佛羅里達州,乘坐2天汽車,昨天夜裡才到。遊行結束當晚,他們就要趕回去。        我這才發現,有相當一部分遊行者,是從全美各地趕來的:紐約州、伊利諾州、佛羅里達州、北卡羅萊納州、南卡羅萊納州、新澤西州、德拉瓦州、馬里蘭州等等。活動主辦方在許多線路提供免費長途汽車服務。        忽然,我聽到久違的母語──身後來了一群華人,身穿統一紅色T恤,手舉用漢字書寫的大紅標語牌:“婚姻:一男一女”。更直接、更一針見血!原來,他們是芝加哥華人基督教協會的基督徒,55名人乘車14小時,專程趕來參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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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第一次回國做義工 ──兒童福利院之行

滕勝毅 本文原刊於《舉目》28期 如果說在海外生活的這十幾年,最大收穫是認識了耶穌基督,那麼對這個真理的認識,有沒有落實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呢?在一個“人的價值在於是否有用”的社會中,我們這些知道十字架價值的人,能具体做一點點什麼,好去影響他人,改變社會,哪怕只是一點點呢? 激勵和支持 2006年4月初,接到國內學友的電話,說母校在5月底要舉行30週年的院慶活動,邀請我參加。這是我畢業後第一次參加此類活動,能見到21年沒碰面的同班同學,心裡難免有些激動和盼望。 與此同時,也不知為什麼,心裡另一種更激動的盼望在慢慢地形成,而且越來越強烈。 那就是,利用這次回國的機會,去兒童福利院做一次義工。 不過我有幾個顧慮:現在國內有這個需要嗎?能否找到一家福利院,願意接受回國探親的基督徒去做義工?能找到國內同行一起去嗎?當地人會如何反應? 經過幾天思索,我決定給在國內的一位同行打電話。他兩年前因公來北美,認識了耶穌。在電話中我簡單談了我的想法,他不僅主動提出與我同去,免費提供器材,還要帶兩個助手。他的果斷和熱情鼓勵了我。 通過他的聯繫,當地民政官員口頭同意,我以“海外基督徒學人”的“個人身分”去做義工,並給我們介紹了一家兒童福利院。經聯繫,兒童福利院的院長十分樂意,並詢問我們能做些什麼。 整個計劃有了眉目之後,我只有三個星期來籌集必需的用品。當我把計劃與自己牙醫診所的經理,以及其他工作人員分享之後,得到大家很大的支持和鼓勵。診所經理即刻就捐獻了一百多支兒童牙刷。幾家廠商收到求助信後,也紛紛捐助了其它所需的物品──齲齒預防材料、局部注射麻藥、牙齒保健指導模型等。他們的慷慨和熱情地支持,既令我感動,又令我慚愧,因為我要做的是那麼地微不足道。 不久,我又得知,該兒童福利院有近300位孩子。這個數目大大地超過我的預計。雖然我們沒法給每個孩子看牙齒,但是希望至少能給每個孩子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 在發出代禱信後,有兩對夫婦,包括一對80多歲的老弟兄和老姊妹,願意在資金上支持。還有一位弟兄,專門送來十瓶小孩口嚼鈣片和多種維生素,他在瓶子上貼上“親愛兒童福利院小朋友們,慈愛的天父願你們健康成長”。 斯蒂是我一位病人的媽媽,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我去中國的前兩週,她正好來了診所。我無意中與她說起要去中國的計劃。當聽到一個孤兒院就有近三百名孩子時,她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詢問她能幫些什麼。臨走時,她還告訴我,她和丈夫,以及兩個孩子,要天天為我禱告,為孤兒院的孩子們禱告。 這些把信仰的愛落實在生活中的信徒,讓人看到了耶穌的愛,以及基督信仰的實實在在。 文化的挑戰 穿過上海浦東機場,跨上去杭州的快客巴士,中國的現代文明也就撲面而來了。 豪華寬大的國際機場,川流來往不息的人,網絡狀的高速公路,霓紅燈下的高大廣告牌……這些在十多年前不可想像的美夢,現今在中國沿海都已成了現實,展現出一個物質豐實的中國。 西方各種理念,也進一步滲入中國人生活的各個層次。“性”文化變得公開和自然,看看各大賓館洗手間檯上的展示就可見一斑了。掙錢多就是成功,也成了普遍的人生理念。 另一方面,在報端和人們日常談話中,“社區”、“社保”、“醫保”等新用語,也常常浮出。“獻愛心”和“做義工”,同樣成為很多人的口頭禪。顯然,一個物質豐富的新中國,在與西方世界的交流中,正在面臨著社會理念的選擇。 我想瞭解,人們在這樣的豐富物質生活中,對基督信仰有什麼理解和看法。 從家鄉回省城的車上,我旁邊正好坐了一位打扮入時的年輕女孩,大約十八、九歲。她來自省城郊縣,高中只讀了一年就綴學。為了掙更多的錢,就隨男朋友一起來到海邊的城市打工,兩人住在一起。父母都在老家,有一妹妹還在讀高中,家裡生活得還可以。 聊著聊著,我就問她:“你覺得當今人們最需要的是什麼?” “當然是愛了。”她毫不猶豫地說。 “是什麼樣的愛呢?” 對我的問題,她覺得很奇怪,愣了一下,然後回答說:“那當然是愛家人和朋友了。”接著又補充了一句,“但在這個社會上,更多的是冷漠。” 一個打扮入時、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有愛她的父母,有一個可靠的男朋友,經濟收入也還可以,卻對社會作出這樣的評判,確實令人吃驚。 她已與男友同居一段時間了,卻沒有結婚的打算,因為,“我很害怕,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她也沒有與當地人交朋友,原因是,“那些有錢的人太勢利了,瞧不起人。” 她認為經濟的發展,應該能改善人之間的關係,但她又被“有錢人”那種傲慢的態度所困擾。我也就不客氣地問她:“人有錢了,是不是就更有愛心呢?”“那倒不是。”她確實是很清楚地体會到了這一點。 她說她聽說過十字架的事,“好像是什麼人死了,那些信耶穌的人知道的。”巧得很,高速公路旁一座教堂上大大的十字架,正好從車窗前一揚而過。我也就不失時機地給她講起十字架耶穌的故事,上帝對人的無條件的愛,和呼喚人認罪悔改。 對故事她倒是聽得很認真,但對十字架上無條件的愛有很大的質疑:“這不可能吧,至少在這裡是不可能的。不過,在你們美國那邊我卻不知道,或許可能吧。” 到了省城之後,見到了很多昔日的大學同學和校友,敘舊之餘難免對人生有些感歎。牢騷之後,總是能找到一個替罪羊──都是体制不好! “那麼体制是誰制定的呢?”我見縫插針地提出我的質疑。 “當然是那些有權的人。”回答也是毫不猶豫的。 “難道他們不是像你我一樣的人?”回答是短暫的沉默。“而且,体制下那些沒有權力的普通人,也是常常鄙視他人,不把人當人看。”我不客氣地舉了幾個實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