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篇

“自我”與屬靈生命的成長──試析50後、60後大陸知識分子的自我形成及其行為表徵

施瑋 本文原刊於《舉目》47期         近年來,越來越多大陸背景的信徒成為海外華人教會的主要同工;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學人學者,也成為教會的傳道人。這些同工和傳道人大多是第一代信徒,且信主時間不太長就 蒙神呼召、裝備,並很快投入繁忙的事工。在服事的過程中,他們之間,或他們與其他文化背景的同工之間,常產生一些磨擦,從而對自身以及他人造成程度不同的 傷害,以及關係上的緊張。         作為這個人群中的一分子,我嘗試從自我形象這一角度,對我們這代人“自我”的形成、特徵、偏失,及其在心理、行為上的反映,進行簡略的分析與反省,幫助我們自己進行自我認識和自我心理輔導,也幫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工彼此理解,減少“誤讀”。         近年來,教會界對80後、90後的心理分析與關注較多,對50後、60後的分析與關注反而甚少。然而,恰好是這些50後、60後,人到中年,在目前的思想、 文化、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都占有了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對他們加以關注和研究,是我們在中國宣教事工中,必須儘早進行和必不可少的。         本文僅是初步地在幾個較普遍的共有特徵上進行分析,為進一步的研究,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認識自我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上帝是豐富的,是萬有之源,而被造的人和被造的萬有一樣,豐富多彩,是被看為好的。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人的價值在於其是在神完全的愛和美善中被造,是在於個體性的“生命”,而非僅僅是團體性的“人類”。         自我形象的低落與偏誤,不僅與個體成長中的家庭環境有關,也與社會環境有關。對於大陸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影響“自我”形成的因素中,我認為社會環境的變遷甚至大於現在普遍受重視的“原生家庭”。         對於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雖然我們在著書立說中大談人本主義,追求自由、捍衛人權,但實質上,我們的整個成長環境是“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 國家”這樣一個個性被壓抑、被否定的時代。並且,相對於上一代和下一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我貶抑,與革命理想中的自我犧牲,在我們這群人的心理上,形成 了尤為巨大的雙重否定。         人類文化遠離神本主義後,漸漸迷失於人本主義之中。但在中國文化中,“人本主義”的體現,不是個人意識的覺醒、張揚、獨尊,而是以“皇權”代替神權,以各種範疇的“集體利益”淹沒個體的人。         浸泡在這種文化中的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後,若不真正經歷自我的重新認識、接納、釋放、重建,會很容易簡單地以宗教的“集體”代替原有的“集體”,陷入律法主義,忽略個人與耶穌基督在生命上的聯結,而更多看重宗教這一“集體”的認同。         因為沒有經過自我重新認識過程中的釋放與醫治,或對此環節只是在理性認識上淺略地掠過,那麼,過去生命中的傷痛、自我形象的偏差,都會帶入今天的信仰生活和事工,並且難以自知,也容易讓別人誤讀。        “勝過自我”、“向己死”,這是基督徒生命、成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須長期經歷並學習的部分。但我們常常簡單地理解了“自我”與“己”,沒有分辨我們 個體生命中的神創造之美,與罪帶來的偏誤。所以,我們恨惡罪性,卻遷怒、厭棄“容器”──性格;羨慕美善生命,卻急於以壓抑、求同來裝飾外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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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難題與使命 ──大陸青年知識份子的現況

小約翰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9期 全面失守        識時務者為俊傑。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應該再摒棄對信仰和精神價值的關注。某些邪教的猖獗從反面告訴了我們這一點。現在中國的經濟和教育問題焦點,都有指向良知、人格和信仰的趨向。比如經濟學方面,何清漣提出,經濟學家要有良知;2001年經濟界評出的風雲人物是吳敬璉,就是因為對股市混亂狀況提出批評,持守了一個知識份子 的良知而當選;2001年高考作文題目是談誠信,2002年的作文題是談心靈的抉擇;丁學良、劉小楓等許多有識之士,提出中國道德資源虧空的大問題。         這一最深刻的轉變始于1989年,一次次對人的失望和對政治的失望,最終昭示了人性和理性的有限和不可靠。學習西方,從經濟器物到政治制度再到信仰理念,這 裡到了關鍵的第三個層面了,雖然第二個層面的問題也並沒有深入解決。許多人已經看到了所謂的“西方人的信仰”,看到中國並不能藉“特殊國情”,就把自己排 除在世界精神文明進程之外。而我們的民主化進程,最終將取決于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高調民主與低調民主、人性與人權等的辨識和民眾的法治(而非人治)或者 法治觀念的建立、發展,還有就是民間空間的拓展與自由土壤的孕育。所以,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辯論中,自由主義越來越深入人心。而自由主義的理論建構前提,是希伯來精神而非希臘精神。         可惜,在回應文化界的挑戰方面,中國基督教在整個二十世紀是全面失守,更不用提全線出擊了。二十年代的 “非基”運動,宗教成了反科學和愚昧落後的象徵,也成了許多人心目中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和統治階級麻痺人民群眾的鴉片。五十年代的“三自”運動,基 督教也幾乎全軍覆沒,沒有能力從神學上作出足夠清醒的回應,更沒有釐清宗教與政治的關係,以致于以後總是被政治的“全能主義”所控制和牽制。要麼妥協,要 麼決裂,到底位置怎麼處,至今還是難題。 兩件大事          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中國基督教的兩件大事:一是家庭教會崛起,一是知識份子對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越來越感興趣(也就是所謂的“文化基督徒”現象)。          家庭教會的崛起更多是在農村而不是城市,更多是文盲、婦女、老年人而不是有知識者、男人、青年。所以,家庭教會甚至三自教會,都有“四多”現象,也就是信徒 中文盲多、婦女多、老人多和農村人口多。而基督徒的文化素質,卻直接關係到信仰與迷信的辨識,教會使命的承擔和教會建制的進行等方面的問題。         在中國知識份子的信仰熱中,“文化基督徒”們承擔著了不起的作用。劉小楓先生的譯介工作功不可沒。信仰熱的背後,透露出知識份子心靈的饑渴和焦灼。更引人注 意的是,這是中國知識份子自發的精神追求。根據聖經,人對屬靈的事感興趣,是上帝的工作。“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 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 道神的事”(《林前》2:9-11)人在渴望“知道神的事”,是神自己的工作。可見,上帝正在中國動工。         我不知道為何上帝沒有一開始就揀 選中國人,像揀選猶太人一樣。但有一點我深信:幾千年了,中國應該轉身歸回上帝的懷抱。只有在共同的天父面前,我們才能如兄弟般相愛和平等,而目前正是接 受恩典和福音的機會。作家北村在小說《孫權的故事》中說過一句沈痛的話:“沒有上帝,活著是殘酷的。”我們已經殘酷得太久了。許多知識份子能看到這一點, 令人感慨萬千、唏噓不已。 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