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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基督教的神蹟式進展(漁夫)2017.08.18

漁夫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專欄2017.08.18

 

數十位牧師與總理洪森一同正襟危坐在台上合影。這是柬埔寨總理史上第一次與基督徒會面。

去年夏天洪森與2,500名教會領袖見面,在柬埔寨歷史上是首見。柬埔寨是個佛教徒佔絕大多數的國家。十幾、二十年前,基督徒還被迫害,被強迫走入地下。

一個基督教超宗派的組織,柬埔寨福音團契的執行主任德布∙薩姆南(Tep Samnang)認為,這次的會見代表柬埔寨政府願意公開地接受基督教團體。”

這在東南亞各國中是少見的。很多其他的國家仍然會迫害基督徒。但柬埔寨的改變讓基督徒從國家領袖及鄰居之間,看到一線的盼望。

洪森在金邊迅速發展的市中心“鑽石島”科匹區(KohPich)與基督教的牧師們會面時說:“我向柬埔寨所有的宗教呼籲,不要去騷擾你們。”雖然在這次的會面中,基督徒並沒有被允許在會中禱告或發表感言,但是德布說:“至少,這次會見讓我看到了點燃光明的火種。”

在柬埔寨全國一千六百萬的人口中,基督徒只佔2.5%。在70年代的越戰過後,柬埔寨成為共產國家。但絕大多數的人民都是佛教徒,到處都是廟宇。每年有十幾個佛教的慶典,人們都聚集在佛教廟宇裡慶祝。不論是在共產政權或佛教的眼中,基督徒都是異類。

但這一代的基督徒領袖終於有接受培訓與傳福音的自由。在柬埔寨最大的宗派,宣道會估計從2010年起,基督徒的人數增長了50%,現在大約有30萬信徒。

柬埔寨福音團契發起了柬埔寨宣教2021的計劃,準備在每一個村莊都植堂。而在金邊最大的教會網絡“新生命教會團契”(New Life Fellowship of Churches), 預備在同一時期開始500間新的教會與細胞小組。截至目前為止已經在全國24個省份中的13省,開始了200間教會或細胞小組。

一位在新生命教會接受耶穌的英語教師,尼克∙范納(NeakPhanna)說:“現在是真正開放的時代,但我們不知道會開放多久。我們看到基督教在這個社會的影響。上帝就像我們在聖經所讀到的那樣,在這個國家做工。”

柬埔寨的人民80%居住在農村。因此,對絕大多數的地方而言,基督教最多不過是一個小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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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有25年歷史的教堂包括一個有29個孩童的孤兒院

但在另一方面,金邊每年有一個基督徒的聯合特會。高棉特有的敬拜音樂甚至可以把外面的大雨聲都淹沒。穿著牛仔褲的年青人高聲的唱“我舉起手來敬拜袮”。

新生命教會在1994年柬埔寨剛開始允許外國宣教士進入時,就在查理邁克爾的帶領下創立。現任的主任牧師約西∙麥考爾(Jesse McCaul)是查理的兒子。他們所辦的聯合特會在2016年吸引了4,500人參加,教會還出動了550 位學生義工來支援。

這次的特會在金邊的科匹區會議中心舉行,是柬埔寨最大的一次基督徒聚會。參加的教會領袖與青年人都迫切的為信佛教的家人與鄰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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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堂的特會

由於1970年代赤柬屠殺人民的結果,現在柬埔寨60%的人口都在30歲以下。據說在1979年底,柬埔寨只剩下200位基督徒。當時宣道會及世界宣明會的同工就轉移工作對象,到柬埔寨與泰國交界的邊界難民營。在難民營裡他們得到了許多的新信徒。今天在柬埔寨信耶穌比較久的基督徒都是從難民營裡開始信仰的。

孔約瑟(Joe Kong)在赤柬“解放”之前一個月,辭掉他當時在政府林務部門的工作,移民到美國奧立根州。在那裡,他成為宣道會的同工,幫助許多講高棉話的會眾。1990年代初期,柬埔寨開放讓宣教士進入。孔約瑟是最早回到柬埔寨的宣教士之一。

他現在帶領一個團隊,在金邊的大型佈道會後,他帶著團隊到各個村莊挨家挨戶的敲門。在3個星期內,就得到500位新的信徒。他現在是柬埔寨福音團契的董事主席。他說:“我願意將我的生命獻給上帝,因為祂將我從赤柬的屠殺場中救拔出來。祂用福音拯救了我的靈魂。”

現在,柬埔寨本土的教會領袖可以接受正式的神學教育及其他的培訓,柬埔寨的教會已經轉型到由柬埔寨人自己帶領,而外來的宣教士只需要搭配支持。

現在已經45歲的柬埔寨福音團契執行主任德布說:“年輕的這一代的領袖,他們熱情又受過好的裝備。他們具有長期戰略性的眼光。年老的一代沒有這些機會。但是,他們還是可以貢獻他們的經驗。年輕的領袖們需要知道尊敬老一輩的教會領袖。而老一輩的長者也需要知道不要限制年輕人的發展。”

 

從領取福利到真信徒

早期,柬埔寨人通常都是經由宣教士的一些外展方式來接觸教會:兒童營,電腦課,或英語課。

新生命堂的植堂部主任洪蘇他(HengSotha)說:“一般人以為教堂是一個發展機構,因為他們是為了得到福利而來教會。但最近他們來教會是為了求神蹟。”

柬埔寨的教會充滿了靈命更改與其他很難令人置信的轉變:一位瞎眼的婦人在宣教士為她禱告後竟然恢復視力;一個建築工人在被毒蛇咬了之後居然沒有受到傷害;窮苦的修鞋匠現在在帶領英語學校。

但絕大多數的教會(尤其是鄉村的教會)所依靠的還是傳福音的工作。顯李普(Siem Reap)第一聖經長老會的師母田顯萊(Tieng Sienglai)講他們如何傳福音:“我們透過學生來與他們的父母交談。”他們的教會分佈在西北省的十個村莊,其中包括吳哥窟的所在地。

柬埔寨的國旗上有吳哥窟的圖樣,佛教是這個國家的國教,基督教是洋教。雖然很多人這麼看基督教,但是,教會的鄰居都不會拒絕教會所提供的醫療診所或兒童教育。柬埔寨農村的窮人一天只有幾塊錢過日子,他們經常沒有錢看醫生或交孩子的學費。這些窮人的孩子就會到教會來學習與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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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中部的巴雷水庫宣聖會(BarayNazarin Church)每天都有村裡的孩子來上課。孩子的母親們也到這個教會來。她們看孩子們學高棉文,在院子裡玩遊戲,甚至學跳柬埔寨的傳統舞蹈。孩子的母親們都是佛教徒,但是,她們顯然對孩子能有機會在教會上課感到高興。

2006年,巴雷教會的牧師辛朴龍(Sin Prom)因為收聽福音節目而接受耶穌為救主。幾個月後,他就邀請附近的鄰居到他家來。2013年,在世界宣明會的幫助下,他在家的前院蓋了一個木頭房子作為教會。當教會在社區能做這樣的事情,鄰居們對教會就會有正面的看法,而不再懼怕教會懼怕。

柬埔寨人信了耶穌就需要面對家庭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問題。由於柬埔寨的家庭傳統都是圍繞著廟宇及祭拜祖先的活動。許多快要接受耶穌的慕道友自然的會問他們是否還可以參與這些活動。如果牧師告訴他們以後不可以再參與這類的活動,這些慕道友很可能就不再來教會,更遑論成為基督徒。因此,牧師所能做的就是要求他們自己去讀聖經,看看上帝是如何說的。一位牧師說:“當初也沒有人告訴我不可以拜偶像。我們的目標是一步一步的建立關係。當一個信徒真的認識上帝了,他就會自己把偶像拉下來。”

基督教的全球性讓許多柬埔寨人視為是一種文化上的威脅。但也因此吸引許多人來到耶穌面前,因為他們知道耶穌是全球的救主。柬埔寨人發現基督教對“誰創造了世界?”及“誰創造了人”這類的問題有答案,而不像佛教那樣對生命的起始無法交代。

一位以前是學園傳道會同工,現在負責一所基督教孤兒院的信徒歐薩舫(OuSavorn)說:“我以前以為佛祖是柬埔寨的神,耶穌是美國人的神。但是,耶穌是全世界的神。祂死了,又復活了。佛祖死後復活了嗎?沒有。”

在上聖經學院之前,歐薩舫曾經當過少年兵及小沙彌。他說,這樣的背景讓他很容易明白一般柬埔寨人的思路。因此,他比較容易與他們分享福音,改變他們的觀念。

還有一位牧師,索格索蓬(SokSophon)他久經沙場,甚至曾經擔任過赤柬的指揮官。有次,他到訪一所難民營,有位傷兵給他一本聖經。最初,他有點不情願,但還是收下了。

索格索蓬牧師

然而,讀了聖經後,這位波爾布特政權的官員對其內容感到興趣,決定去參加教會的崇拜。現年63歲的索蓬說:“我記得我第一次是繞道走去教堂。我不想讓人知道。我感到去那兒有點羞愧。”

索蓬年輕時曾是佛教僧侶,他花了6周的時間相信上帝。

索蓬說:“那時我有個情婦,又不斷抽煙,還有酗酒問題。因此,我便問牧師,我該怎麽辦。他告訴我:‘繼續來教會吧,上帝將給你答案’。”

“我懇求上帝,感到需要淨化自己,並盡力做好事。所以,我戒了烟酒,並與情婦分手。”

目前,這位前指揮官與“基督徒與傳教士聯盟”在柬埔寨的辦公室成員一起工作。同時,他也是柬埔寨首都金邊一所教堂的牧師,他希望事奉此牧職至死。

薩舫與索蓬只是數以千計歸信基督的柬埔寨人中的兩個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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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空蕩的教堂因穆斯林新信徒得到重生(漁夫)2017.07.28

漁夫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專欄2017.07.28

在德國漢堡舉行的對伊朗與阿富汗穆斯林的佈道會

基督教在歐洲起死回生——最主要的原因是新信耶穌的穆斯林。

從敘利亞、伊拉克及阿富汗湧入歐洲的難民中,有大量的人信了基督。這批新的信徒給原來空蕩無人的基督教堂帶來一股生氣。這些穆斯林大量地進入基督教的各教派,不分新教或天主教。

歐洲許多國家近年來逐漸世俗化,以致基督教的會眾大批的離開了教會。但是,這兩年來,新近接受耶穌的穆斯林,卻帶給了一些原來在生存邊緣的教堂新的氣象。

西雅圖福勒神學院的教授柯明可(Matthew Kaemingk)告訴福克斯新聞:“最近數十年來,歐洲的教會一直在努力要將福音分享給世俗化的現代歐洲人。但他們發現,穆斯林新移民對基督教的信息更為開放,更願意接受。”

柯明可曾經針對荷蘭的穆斯林移民做過特別研究,他的研究寫在今年秋天要出版的“在一個恐懼的時代看基督徒的待客與穆斯林的移民”(Christian Hospitality and Muslim Immigration in an Age of Fear)。這本書中提到,世俗化的歐洲人很難會覺得需要醫治與救恩,而教會所提供的卻是這種深刻地需要救恩的信息。

柯明可說:“歐洲人富有,舒適,健康又有權勢。換言之,他們不覺得需要上帝。但是,穆斯林移民正好相反。他們非常注重靈性。因為不同的原因,他們現在選擇離開原來的信仰。”

根據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報導,有些穆斯林在歐洲定居後,或許以為作基督徒比較容易得到政治庇護。但許多其他的穆斯林,在原來的國家就有意接受基督教,只是在中東的許多國家,那是是法律嚴禁的事,甚至會讓全家成為攻擊的目標。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的一些聖戰組織,包括伊斯蘭國,會特別針對基督徒進行謀殺的行動。還有一些穆斯林是為了要能融合於新的國家而改信基督教。

柯明可說:“一個剛到歐洲的穆斯林會受到極大的社會壓力。他們經歷生活困難,被排擠,受歧視,還有語言與文化上的障礙,以及離鄉背井的一種深刻的孤單感。他們那種無家可歸的感受不只是地域的差異,更是深深感覺到屬靈的需要。那些真誠接待這些穆斯林的教會,現在開始看到出人意外的結果。”

德國在2016年接受了大約90萬的難民。根據公開的報導,其中大多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及阿富汗。在柏林與漢堡的教會,由於有太多的難民要求受洗,他們不得不用市裡的游泳池或者小湖來進行洗禮。

穆斯林排隊接受洗禮

德國的教會正式發行了一本如何為新信徒施洗的手冊。這個手冊的引言提到:“在過去幾年中,政治庇護尋求者,不論是個人還是整個家庭,不斷地轉向基督的信仰。他們來教會問是否可以受洗。這不但對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是一個挑戰,對教會的牧者也同樣是個挑戰。牧者們需要花許多的時間來帶領引導這些申請受洗的人。”

在奧地利,天主教會在2016年的前三個月就收到了300份欲受成人洗禮的申請。其中3/4 是來自穆斯林的新信徒。一位伊朗人告訴《衛報》說,想要受洗成為基督徒,卻受到不斷地騷擾。

他說,一次在查經班結束後,有人來打他與查經班其他的朋友。由於改信基督是被排斥的事,所以,他只告訴了他的姐姐,他要成為基督徒的決心。他解釋自己為什麼要放棄伊斯蘭的信仰:“一個由暴力開始的宗教不可能帶領人得到自由與愛。但是,耶穌基督說:‘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參《太》26:52)這句話徹底地改變了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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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總統強制接收50餘基督教堂(漁夫)2017.07.14

渔夫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專欄2017.07.14

 

土耳其總統爾多甘的政府,最近變本加厲地對付境內的基督徒。土耳其宗教事務署強制接收了50餘敘利亞(亞述)籍的基督教教堂。在被沒收的教堂裡甚至包括一個位於土耳其東南,有1600年歷史的亞述正教的修聖加百列修道院(Mor Gabriel Monastery)。

其實,土耳其政府在2016年也接收了6座教堂,其中一座也是有悠久歷史的教堂。

迪亞巴克新教教會的牧師古文諾(Ahmet Guvener)說:“政府並非為了要保護這些教堂而接收他們。政府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佔有這些建築。”

土耳其政府長期以來對基督徒都持敵意態度,雖然基督教在土耳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使徒保羅的時代。

美國的布朗遜牧師(Rev. Andrew Brunson)去年夏天在土耳其沒有成功的政變後被捕。土耳其政府宣稱他幫助了政變的發動。但是,布朗遜說,他那時在土耳其只是從事宣教的事工。他從10月間被捕,現在仍然在監牢裡。最近,他寫信給美國總統川普,要求他介入,幫助布朗遜能得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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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基督徒的難題——基督徒是否應該維護異端的信仰自由?(俞安至)2017.07.07

 

俞安至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專欄2017.07.07

耶和華見證人聚會狀況

異端與極端的差別在哪裡?一般的說法是,異端所信的違反了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因此,不能再稱為弟兄。而極端則是犯了大的錯誤,但還是在能包容的範圍之內。

在俄羅斯,極端卻有了另外的一個定義。2017年3月中旬,俄羅斯的司法部提請最高法院,裁定耶和華見證人會的總部是極端組織。如果最高法院如此裁定,那麼,俄羅斯政府就可以全面禁止耶和華見證人會的活動,解散這個組織,並且拘捕參加他們聚會的信眾。

許多正統的基督教宗派,都認定耶和華見證人會是異端。教會歷史上的尼西亞公會,也認定亞流派(也就是耶和華見證人會的遠祖)是異端。但從來沒有人認為他們是“極端份子”,也沒有說過他們的組織是極端組織。

耶和華見證人會的積極傳“福音”是有名的。他們經常兩人一隊挨家挨戶地敲門,講解他們認為正確的解釋聖經的方法。他們也在街頭擺攤位,派發單張。筆者去年在日本東京的有樂町就碰到他們的攤位。下圖則是他們在倫敦的攤位。

在俄羅斯,自從蘇聯解體後,葉爾欽修建了超過一萬五千間東正教教堂。在一些宏偉的大教堂之外,還有許多的小教堂是供信徒禱告用。東正教在俄羅斯絕對是信仰主流。俄羅斯的東正教信徒也非常虔誠,常可以看到信徒在進出教堂時,深度的鞠躬。

專為禱告的小教堂

 

東正教雖然在外觀上佔有硬體的優勢,但筆者在2014年去俄羅斯的葉卡捷琳堡培訓時,卻發現耶和華見證人會非常積極地在各處傳“福音”。在葉城,有兩萬多名中國(大多來自東北)的商人。他們集中在幾個批發商場中,專門賣貨給俄羅斯的零售商人。

但有俄羅斯人的耶和華見證人會,以賣安利的產品為藉口,積極地進出這些中國人的商店。他們除了賣一些日用必須品給中國商人,更藉機推銷他們的信仰。中國人要面子,談交情,買了他們的用品,就不得不聽他們講信仰。

根據《莫斯科時報》的報導,過去10年中,政府對耶和華見證人會的掌控正逐漸地緊縮。在地方上,有數十件指控他們為極端主義的案例,並且將他們的雜誌《燈塔》(the Watchtower)以及約80本他們的書籍或單張,列為禁書。

在3月14日司法部提出控訴之前的一年,俄羅斯政府進入耶和華見證人會在聖彼得堡市的總會,進行調查。在過去一年內,公安單位平均每個月會突擊搜索3間耶和華見證人的聚會中心。在一些已經禁止見證人會的地區,公安以他們對傳統基督教信仰的批評與攻擊,以及他們鼓勵信徒不服兵役為理由,指控他們是極端的組織。

見證人會在俄羅斯拒絕參加其他少數信仰的跨宗派聯合會。他們的神學理論又是絕大多數福音派所不能接納的。歐亞差傳會(Mission Eurasia)在烏克蘭的總幹事車任可夫(Michael Cherenkov)說:“新教徒認為耶和華見證人會的傳福音方式,具有過度的騷擾性與侵略性。” 這是相當普遍的看法。

耶和華見證人會強調他們對神,對耶穌,及末世教導的特殊點。福音派的信息則將福音與俄羅斯對基督教歷史及東正教文化的相同處傳講出來。車任可夫說:“由於見證人會的神學與傳教方法與傳統不同,在俄羅斯,耶和華見證人會的外來性就特別令人感到刺目。”

在俄羅斯政府對外來的影響非常敏感的狀況下,這兩點就成了致命的問題。

2016年7月,俄國總統普金簽署了被稱為“反宣教士法”的“亞羅瓦瓦法”(Yarovaya law)。這條法律要求所有的宣教士必須有准證,不允許家庭教會的存在,而且規定所有的宗教行為必須在註冊的教堂進行。違法者,個人可罰款相等於美金780元。團體組織可罰至美金$15,000。而在這個法律之前,俄羅斯議會已經先通過一個“外國代理人”的法律,加強對國際組織,非政府機構(NGO)及外國宣教士的管控。

宣教士必須有書面證明,自己是政府註冊的宗教組織的代表。這個法律不只適用於耶和華見證人會,也適用於所有差派宣教士的正統教會。這條法律明顯地限制了信仰自由的界限,引起了俄羅斯境內及歐洲的新教團體的抗議。

俄羅斯早在2004年就以1997年的宗教法,下令耶和華見證人會不得在莫斯科傳教。沿街敲門的耶和華見證人會在最近的百餘年來,一直是政府容忍少數信仰團體的試金石。在俄羅斯,所謂的少數包括新教的福音派。

而福音派在最近的事件中明顯的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認為為耶和華見證人會辯護,似乎違反正統信仰;另方面,若不為他們辯護,在一個強人領導的國家,怎麼能保證下一步不會針對新教的信仰呢?但是,一般俄羅斯的新教徒不認為自己像見證人會那麼極端(或那麼惹人嫌)。因此,大多數的基督徒都覺得沒有必要去為見證人會說話。

俄羅斯福音聯盟的發言人威廉尤德(William Yoder)說:“從俄羅斯正教以及司法單位來看,浸信會與路德會都是傳統的基督教信仰。因此,新教徒如果覺得自己是在正確的一方時,就很容易被俄羅斯文化二分法的試探勝過,那就是‘傳統’與‘非傳統’之間的區分。”因此,他們更不會去為此事抗議。

傳統的俄羅斯正教,因為具有俄羅斯的愛國主義情操,而混餚了整個問題。他們認為政府只會去壓制少數信仰的自由。

整個事件讓正統的基督徒面臨兩難之間。我們要為維護信仰自由而去替耶和華見證人會說話嗎?還是我們與異端不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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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的侄女在中國歌舞劇中飾演猶太難民(漁夫)2017.06.30

漁夫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專欄2017.06.30

思凡∙基辛格(Sivan Kissinger)在歌舞劇《微光》中的演唱

中國一個歌舞劇團最近新創了一個新的歌舞劇,劇情是根據真實的故事改編,描寫一家猶太難民如何從納粹德國逃到上海的故事。主角是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侄女,思凡∙基辛格。

莉娜∙沙龍(Rina Sharon)與她的全家是在納粹掌權後,最後逃離德國的幾家人之一。當時,世界各國都拒絕發簽證給德國的猶太人。但是,當時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卻給了數千名猶太人簽證。當沙龍一家到達上海時,他們發現在上海有將近兩萬個猶太人,自動的形成了一個猶太人的社區。沙龍一家人在中國住了10年,一直到1949年才移民回到以色列。

莉娜∙沙龍回憶說:“中國人對我們非常好。在那裡我們完全沒有感受到歧視。”

1939年猶太難民到達上海碼頭

思凡∙基辛格在《微光》的劇中扮演莉娜∙沙龍。她說:“排演《微光》這個歌舞劇,最早是我的叔叔在無意之中給了導演這個想法。”

“幾年前,導演看到一個訪問亨利∙基辛格的節目。在訪問中,他提到如果有一天有人能將中國人如何救出這麼多猶太人的故事搬上舞台,這個劇本將比當年的兩顆原子彈還要更有威力。”

這個歌舞劇有40名中國演員,他們現在在以色列演出,希望在那裡能找到更多對這個故事有興趣的觀眾。

沙龍說,她希望這個歌舞劇能讓猶太人對中國人,在二次大戰時幫助猶太人的故事,能有更多的了解與感恩。

編註:在上海虹口區,有一猶太難民紀念館,保留了許多珍貴的史料,幫助人們了解二戰期間逃亡至上海的歐洲猶太難民的生活起居及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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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學社正式啟動建造第三聖殿的計劃(俞安至)2017.06.23

俞安至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專欄2017.06.23

聖殿學社(Temple Institute是以色列一個專注於興建第三聖殿的組織。它的長期目標是要在聖殿山上建立第三聖殿,並恢復舊約裡的獻祭儀式。聖殿山上現在是伊斯蘭教的金頂清真寺的所在。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曾經有過兩個聖殿,第一個是大約公元前一千年由所羅門王所建造的。這個聖殿後來被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王毀滅。第二個聖殿是建於公元前400多年,猶太人被擄歸回後。這個聖殿後來被大希律王修建擴大。福音書裡記載耶穌基督去的聖殿就是這個聖殿。後來在公元70年被羅馬將軍提多所毀。猶太人從此沒有聖殿,但渴望能在彌賽亞來的時候重建第三聖殿。

聖殿學社期望能藉著學習聖殿的建造及祭拜程序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因此發展聖殿祭拜所需的物品,祭司袍及聖殿建築圖等等,期望在政治情況允許重建聖殿時能夠即刻使用。截至目前為止,他們已經完成了超過90件所需的祭祀用品。他們在耶路撒冷舊城的猶太區有個聖殿博物館。紐約富豪亨利斯維卡(Henry Swieca)提供大量資金,以色列政府也撥款支助。現任的館長是史瓦茲(DovidShvartz)。

從2008年6月起,聖殿學社的一個重要計劃就是要重新製作大祭司的聖衣,以及其他祭司的衣袍。在多年的研究後,已經開始製作的計劃。大祭司鑲著代表以色列12個支派的12顆寶石的胸牌以及以弗得已經完成。大祭司要戴的金冠也在2007年完成。他們為其他祭司的外袍也在設計當中。另外還完成了半噸重的金燈台以及利未人詩班所需要使用的樂器。

對支持這個計劃的猶太人來說,最大的問題在於位於耶路撒冷舊城的聖殿山,不只是一個猶太人視為神聖的地方,它也是穆斯林與基督徒都看為神聖的地方。聖殿山上現在就有伊斯蘭最重要的阿爾阿克薩金頂清真寺。

第三聖殿與阿爾阿克薩清真寺並存的構想圖

現在主流猶太人也越來越多的支持猶太人能夠使用聖殿山。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以色列人當中有相當成分的人(雖然還是少數)認為1967年6日戰爭後與巴勒斯坦人所達成的“協議”應該修改,允許猶太人在聖殿山禱告。
在網路時代,聖殿學社雖然要重建一個古老的建築,卻很會利用網路來宣傳他們的計劃。他們在以色列紀念聖殿被毀的Tisha B’Av 禁食日之前就在YouTube 推出一個視頻“是建造的日子了” (It’s Time To Build),將他們的信息傳遞給以色列的人民。

公元70年聖殿被毀的畫像

這個視頻的標題,凸顯了猶太人兩千年來日夜夢縈的對聖殿被毀的哀痛,以及渴望能再重建猶太人信仰核心的聖殿。

在美國麻薩諸塞州出生的拉比海姆里奇曼(Rabbi Chaim Richman)是聖殿學社的共同發起人之一。他說:“我們的目標是提醒所有的猶太人,甚至所有的人類有關人類生活上聖殿所佔有的重要地位。我們集中力量在所有的社交網站,以及其他現代人所使用的媒體,去傳遞這個信息。”

里奇曼每週在電視與收音機上都有節目。在他們的YouTube管道上有914個視頻節目,17,000個訂戶,點擊次數有 460萬次。他們的臉書有 186,000名關注者。他們的email周刊讀者有 24,000人。

為了達到最佳效果,這些宣傳品大多使用英文。許多的福音派基督徒也都支持這個組織。對福音派的基督徒來說,第三聖殿的建造正是基督再來預言的應驗。

在這一切物件上的準備之外,聖殿學社還開始了一間專門訓練祭司的學校。這間學校叫做“內則哈克德許祭司學院”(NezerHaKodesh Institute for KohanicStudies)。訓練的課程包括聖殿服事的理論與實習,以及現代科技在第三聖殿的角色與應用。

對基督徒來說,雖然對有關重建聖殿的時間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督徒熱切期盼基督的再來是一致的。聖殿學社所做的這些事,多少也反映出一些末世可能出現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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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權法庭將聽審德國強制將家庭自學的孩子送往公立學校案(俞安至)2017.06.09

 

俞安至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專欄2017.06.09

 

文德理一家合照

法國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France)歐洲人權法庭,近期將開庭聽審有關一個德國家庭的案子。這個家庭原本在家裡以自學的方式教導他們的孩子。但是2013年,他們的孩子被德國政府強制帶走送到公立學校上學。

這個家庭的父親德克文德理(Dirk Wunderlich)說:“我衷心的希望歐洲人權法庭能確認,政府沒有權力因為家庭自學就可以強制將孩子帶走。我們最小的女兒4歲時,在沒有警告的情形下,被當局強制進入我們的家押解出去。她後來連續哭了11天。她姐姐從那次事件後就再沒有笑過。我們選擇要在家裡教導孩子,因為我們相信家庭是學習與成長的最佳環境。”

2013年,大約有20個社工、警察及特種人員衝進他們的家,強制押走了他們的孩子。一個家庭法院的法官簽署了強制執行令,授權有關單位立即拘捕文德理的孩子們,因為他們的父母拒絕與有關單位合作,不肯送他們孩子去公立學校入學。

文德理回憶說:“那天,我從窗子看出去,看到許多人,還有警察及特種人員。他們全副武裝。他們告訴我要進來跟我說話。我試圖問他們問題。但是,在幾秒鐘之內,警察就帶著裝備打算破門而入。我只好開門。”

一個月後,在法官聽證時,文德理父母同意送孩子去公立學校。孩子們因此獲准回家,但是,理論上,他們仍然是歸政府管轄,因為,法官馬爾科姆(Mark Malkmus)認為家庭自學是加在孩子身上的“緊身夾克”。

馬爾科姆指出:“這樣的孩子在長大的過程中與不同思想的孩子沒有交流,這會使他們不知道如何容忍他人。自學的父母因此危害孩子的未來福祉。”

後來,上訴法庭推翻這個判決,指出法官不應該從父母的手中奪取孩子的管轄權。

由於德國政府繼續認定家庭自學是刑事案件,而文德理一家對他們的法律狀況感到不安,所以,他們將整個案子提交到歐洲人權法庭。國際護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International, ADF)代表文德理一家,已經將訴訟狀呈交法庭。

ADF在維也納辦公室的克拉克表示:“文德理夫婦僅僅是按照自己的思想與宗教信仰來行使他們作為父母的權利。他們認為在家裡教導孩子是最佳的方式。父母選擇教導孩子的方式應該是最基本的人權。也是國際條約所保護的人權。德國政府在這些條約都簽了字,卻有意的忽略這些條約的要求。”

文德理夫婦曾經考慮要搬到允許家庭自學的法國,但是,後來決定要留在德國繼續爭取自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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