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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間接溝通”——改瘠壤為沃土

山眼 本文原刊於《舉目》52期        自9年前信主以來,筆者就一直在北美某校園團契裡服事。學校裡,中國大陸來的學生越來越多。早些年,多是來讀研究所的,與訪問學者。隨著中國越來越富裕,更年輕的,讀大學本科的也來了。        這些人20出頭,朝氣蓬勃。他們和上一代有著明顯的差別:英語更好,更喜歡娛樂、時尚,以及高科技產品。他們的生活處處受網絡和高科技的影響,他們的交友範圍和方式也大大不同,對流行文化更為敏感。         為了向他們傳講福音,我們團契添加了很多戶外活動,業餘時間也盡力在生活上幫助他們,又建立一個小小的圖書館,介紹《海外校園》雜誌、《遊子吟》等好書給他們。         團契的親善和友愛,對年輕學生有吸引力。每逢郊外遠足或聖誕節、感恩節聚會,往往有很多人參加。不過,每週一次的查經班,來的人則明顯少了。         很多學生表示對基督信仰有好感。有些人決志,有些人受洗,甚至後來做了同工。但更多的人來了又走了,或是畢業回國,或是去了北美其他的地方。         從他們身上,我感受到人的心靈對基督信仰的需要。可惜他們自己並不明瞭。有些人在尋找,但不確定自己在找什麼。更多的人已經很適應無神的生活,就算聽到了福音,也依然覺得遙遠。         免費的飯菜和同胞的親情,已經不像早些年那樣能吸引學生了。如何能夠更好地接近他們?團契的同工一直在摸索。有人說關懷最重要,但是很難做到有針對性的、適度的關懷。而且,就算贏得了學生對同工的基本信任,不代表他們認同我們所傳的信仰。         那麼,有沒有一種方式,可以與這個時代的年輕人,甚至這個時代的中國人、這個時代之人,更好地溝通呢? 過時、守舊?         作者唐斯(Tim Downs)在《預約心靈沃土》(原書名:Finding Common Ground)(編註1)一書中說:一般美國民眾對福音派基督徒的印象是:        偽君子/不容忍/強逼人/操縱人/自以為無所不知/不食人間煙火/過時/政治保守派/社會保守派/缺乏幽默感。         這樣看起來,基督徒在許多人眼中,是過時、守舊的形象,基督教已經逐漸社會邊緣化。人們對於福音和基督徒所說的話,往往心存疑慮,甚至無暇理睬。        社會或者“世界”對基督徒的看法,可能出於偏見、罪和驕傲。基督徒的生活重心,也不在於贏得世界的歡心和讚美。可是,基督徒也當反省:我們的信仰,應是活潑、充滿愛,能夠填補每個人內心最深處的渴望和需要的。我們能否做得更好,活出基督真誠的生命,贏得更多人的心呢? 文化魔力         唐斯在這本書中,提到了文化的影響力。文化是非常廣泛的概念,上至社會風潮、哲學思潮,下至黎民百姓的飲食起居,都可納入廣義的文化範疇。每一個人都是文化 的人,每一個人的思維、價值觀、判斷力,都極大地受到文化的影響。所以,無論是要瞭解人,還是影響人,都有必要瞭解對方的文化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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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的承諾

蘇文峰 本文原刊於《舉目》57期      美國宣教學家溫特(Ralph Dana Winter,1924–2009),曾說明神國在地上,是由地方性堂會(Modality)和福音宣教機構(Sodality)彼此相輔相成,而持續進 展的。這兩種機制如同人體的左膀右臂,在宣教事工上共同完成開荒與建造的功效。        1992年開創的“海外校園”事工,面向中國學生學者,正是溫特教授所說的福音宣教機構。在過去20年中,我們不斷觀察時事,前瞻探索,努力將學人事工的成果與資源,提供給海內外中西教會,攜手共同拓展上帝的國度。 第一個時機:學人佈道(1992-1997)        90年代是海內外中國學人的“基督教熱”時期,當時海外中西教會最關切的,是如何向湧入教會的中國學人傳福音。《海外校園》雜誌在1992年創刊,在時機上正是上帝所預備的天時、地利、人和。這刊物集合了福音資源,激發教會對中國學人這一個新群體的負擔和認識。 第二個時機:培訓造就(1998-2003)        隨著信主人數劇增,海內外中國學人“佈道易、造就難”的問題浮現。1998年起,〔海外校園機構〕出版7個系列的《中國學人培訓材料》;合辦“中國學人培訓 營”;2001年出版針對參與事奉者的《舉目》雜誌;並在亞洲進行定時、定點、定人的校園同工培訓。我們也投入相當心力,個別牧養海內外文字工作者及年輕 傳道人。 第三個時機:海歸時代(2004-2009)       進入21世紀後,大國崛起,海 歸時代來臨。2004年起,〔海外校園機構〕開始在歐洲定點作校園培訓。計有四對特約同工輪替到柏林、慕尼黑、蘇格蘭、劍橋等城市,配搭當地華人教會的留 學生培訓及牧養,每人每年2至3次,每次2至3個月,每個城市2至3年。歐洲事工的目標是培育絕大多數將會回國的準海歸,使他們成為可以親近上帝、事奉上 帝的小組長。        在亞洲,隨著大城市中自發性的海歸小組和團契興起,〔海外校園機構〕的特約同工也應邀扶助其成長。2008年起合辦海歸事工研討會,2009年正式出版《海歸手冊》和VCD《踏上回國之路》,都提供了海歸事工所需的研發和材料。 現今的時機:“80、90後”及網路宣教/培訓        在海歸事工興起的同時,另一個新的群體已在海外留學生和國內城市中日漸突顯,就是中國大陸在1980至1989年間出生的、高達2億的“80後”。今天“90後”也已進入國內及海外的大學。如何面向這一個新的群體,已成為海內外眾教會和〔海外校園機構〕共同關心的新課題。        “80後”及“90後”常流連的互聯網,也是急待耕耘的宣教園地。《海外校園》雜誌面對日益年輕的新讀者,從文字刊物進展為網上佈道媒體,進而與網上聖經、神學課程、教會領袖材料與培訓事工相輔相成。這是燃眉之急的挑戰,我們已從2010年起投入大量資源,全力以赴。 期許與承諾        “心懷神國,舉目遠眺,洞察時機,開拓分享”是〔海外校園機構〕的自我期許,也是我們對中西教會今昔不變的承諾。 註:本文刊於2009年11月海外校園通訊。2012年6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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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查經小組

本文原刊於《舉目》54期 龔慕良        從無到有,建立一個新的查經班,是不容易的。負責建立查經班的人,通常會先找一位強而有力、能言善道的領袖做指導,然後招兵買馬,每週親自帶領查經。一方面傳福音,一方面訓練同工,再加上關懷,及尋找、培育接棒人…… 一個查經班,從建立、成長到成熟,往往會把這個負責人纏得數年不得抽身。而且畢竟不是每一個教會或是團契,都找得到一個有空閒,又可以完全投入的領袖。更何況許多偏遠地區,根本連教會或是團契都沒有。        新約裡記載,保羅除了在安提阿培訓(參《徒》11:25-26),在雅典人中開荒(參《徒》17:16-33),在哥林多建立教會(參《徒》 18:1-11)外,他也回到他傳過福音的地方,短暫地培訓過數次(參《徒》15:36;16:1)。甚至,連他沒去過的歌羅西城,他也扮演監督的角色, 以書信勸勉。         為了傳福音,到沒有信徒的地方建立查經班,就像上述保羅開荒的工作,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我們要討論的是,當一個地方,有兩、三個信徒,因聖靈感動,想組織查經聚會、在神的話語上扎根的情況。        這種情況下,這些信徒的確需要一位有經驗的人來指導。從保羅宣教之旅的模式來看,有經驗的指導者,可以有其他的事奉在身、不在當地久居。        當有需要時,能不能找到這樣的指導者,來指導新的查經小組? 筆者認為,是可以的。僅以過去7年《海外校園》歐洲培訓的團隊為例,為大家提供參考。       《海外校園》歐洲培訓的團隊,學習保羅的榜樣,扮演指導的角色,藉著網絡,著重分工與預查,得以在各地設立查經班。概言之:輪流事奉,協同治理,一次預查,同步查經。       今天的人,比保羅時代方便多了。有汽車、飛機、聲視媒體與網絡,取代徒步跋涉、傳遞手稿。所以,要成立規模比教會小的查經班,應該不是難事。 指導者的責任         建立查經班,必須要有指導者(Counselor)。         查經班的創立,應該由當地人尋找地點、聚會禱告、和眾信徒分享異象開始。指導者,顧名思義,就是指點、建議者,而非決策者,也非執行者,更不是講道者。         認清指導者的身分之後,我們就知道,在成立之初,指導者親往當地是不可少的。但是開創工作完成後,指導者不必常駐該地。因此,想建立查經班的人,若是在本地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可向外地教會尋求協助和支援。       《海外校園》歐洲培訓團隊的老師們,所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他們短期居留各地,建立查經班之後離開。不過,藉著網絡,他們依舊是查經班的指導。加上不定期的回去探訪,始終和各地的查經班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最終,他們培訓的人能獨當一面,老師們就可抽身而退了。 指導者的任務        指導者的主要工作,是預查、支援與參加聚會。 預查         預查,可以當面,亦可使用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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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責任心到使命感

本文原刊於《舉目》53期 劉在勝 張秀榮       至2011年,我們在法國的學生事工──“向中國留學生傳福音,帶他們信主,並跟進,造就他們成為主的門徒”,已進入第12年。         藉著這個事工,神讓我們對祂的信心得以堅固,靈命得以成長;使我們事奉的心態從責任心,慢慢轉變成使命感。 當作一份工作         1999年,我們夫妻回應了神的呼召,參加了“學園傳道會”福音機構之後,我們清楚地知道,這是為神做工,是一份工作。既然是工作,就要敬業,有責任心。        在態度上,我們非常認真;在行動上,不敢有絲毫怠慢。比如:每週外出發單張,邀請新朋友參加週三、週五的團契活動;按“4個屬靈的原則”傳福音,用6個小冊 子及時跟進和造就;與學生一起學習聖經,一起學習禱告;按時寫代禱信,及時地向同工們匯報我們的事工情況,和需要代禱的事項……         一切都按我們接受的培訓、按部就班地去做。但不可否認的是,有時我們會把學生當成自己工作的對象,是在盡一份責任。對經常來團契來教會的學生,就會很熱情,很關心,對不經常來的學生就會相對地冷淡;團契興旺的時候,就特別開心,團契人少的時候,就心情沉重。         當有人決志信主或受洗的時候,我們會特別激動,一是為靈魂得救,二是為自己的工作成績而沾沾自喜。道理上知道是為神而作,但情緒還是會被影響,心裡還是很願意得到他人的讚賞。神讓我們清楚地看到,這是我們靈命不成熟的表現,我們必須改變。 真正有了使命感         隨著事工的發展,我們和學生們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他們親切地叫我們劉哥、劉嫂,把我們當作朋友或長輩。甚至願意與我們分享,一些不願意對父母講的事情,聽聽我們的意見。他們不僅聽我們怎麼說,更要知道我們會怎樣做。        “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造就人”(參《林前》8:1)。愛不是知識、道理,而是活出來的行動。我們必須以身作則。神一直不斷地提醒和告誡我們:“既 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參《弗》4:1)。我們決心用自己的言行,讓學生們明白神的真道,“用生命影響生命”。          正因為調強“要行出來”,團契出現了許多讓人感動的事情。去年夏天,團契的兩位姐妹,在巴黎的街頭,發現了一位從新疆來的維吾爾族留學生。他因護照等都丟失了, 法語講得又不夠好,流落在街頭。這兩位姐妹就把他帶到家中,讓他吃了一頓飽飯,然後幫他找到一個可以搭鋪睡覺的地方。         一直到他今年2月回國,這半年多的時間裡,團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憑著愛心,在經濟上、物質上給過他幫助。他和他的家人很受感動。他因經歷到神的大愛,而受洗歸主。         團契幾個已婚的小家庭,雖然自己的住房不大,但都願意開放家庭,提供給大家查經、分享、禱告。當你看到10幾、甚至20來人,擠在不足20平米的屋子裡聚會,你的感動會油然而生。 正確地待人、待己         隨著“海歸”的出現,我們也開始了“海歸事工”。每隔一段時間,我們都會回國探望海歸的兄弟姐妹。我們發現:他們回去之後,會遇到很多壓力,甚至會沮喪,這固然與環境的改變、生活的需要調整有關,但也與他們骨子裡的驕傲,有很大關係。         他們大都是獨生子女,也很優秀,是被父母、長輩寵慣的一代。信主之後,生命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有些人還成為團契、教會的骨幹,所以,他們得到的重視、鼓勵比較多,這無形也助長了他們的驕傲情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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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基督 ──記第一屆全歐青年領袖營

晴米 本文原刊於《舉目》51期        2010年3月30日至4月1日,來自歐洲西班牙、義大利、法、德、匈牙利、荷蘭、挪威、瑞典、希臘、英國、葡萄牙等11個國家、共134個教會與團契的青年,參加了全歐青年領袖營(簡稱青領營)。 青領營的源起與異象         這個青領營的源起,是因為看見歐洲華僑的第二代年輕人以及中國留歐學生的需要,由歐華神學院(簡稱歐華)主辦,藉著德國的教牧同工與紐倫堡教會弟兄姊妹的支持,預備了紐倫堡青年旅館作為營地,還有來自澳洲的天匙敬拜團主領敬拜。         領袖營不是標榜領袖的優越性,而是期盼與會的青年都能成為教會的事奉人才,並且“為首的,要作眾人的僕人”,更謙卑地學作僕人。因此大會主題為“奔向基督,為主發光”。 願每個牧者都有充足的裝備         歐華神學院的異象,始於幾個同工參與西班牙、義大利與北歐的短宣,漸漸看到歐洲新移民與留學生的需要──歐洲華人教會如同30年前的美國華人教會,外來傳道 人多數無法適應,必須培養當地的傳道人。因此,歐華的感動是:求主讓歐洲每一個華人教會都擁有自己的牧者,每一個牧者都有充足的裝備。         據估計,至2020年,全歐會有600個華人教會,2030年後可能將近有1,000個……         面對這麼大的福音前景,需要大家一起為歐洲的培訓事工禱告,歐華也盼望可以與其他福音機構合作,如基督教華僑佈道會、海外校園、號角與普世豐盛神學院等,同心合意來培育工人。 各地牧者缺乏的現況         來自匈牙利的一位弟兄說,他當學生時,曾經與幾個室友,以139歐元共度4個月。但主一直保守看顧在難以置信的困乏中,經歷主恩。        蒙闕與王品,是來自瑞典烏普薩拉城(Uppsala)的學生。烏普薩拉城的團契有30人左右,以學生為主,沒有牧長。只有來自斯德哥爾摩的牧者,每月一次前來為他們證道與培訓。        北歐、東歐、西歐,還是南歐(如希臘的帖撒羅尼迦教會),也面臨著同樣的困難,教會與團契中常沒有牧者、在教導上缺乏裝備。 繼續陶造,繼續煉淨         在閉會禮拜上,劉利宇博士總結了整個營會的信息,與弟兄姊妹一起思想:如何以奴僕的心志、成熟的靈命,同心合意事奉主。         營會之後,大家回到各自的國家,相信那一顆顆奉獻給神的心、一個個回應呼召的生命,將在全能主的恩手之中,繼續陶造、煉淨,為主發光! 作者來自台灣,現住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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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CBC vs 90後——北美的90後到底在想什麼?

本文原刊於《舉目》51期 高智浩、高至靈        以宣教的觀點來看,越是硬土,越有人辛苦耕耘:在食人族的長矛下,在荒漠的伊斯蘭世界中,在箝制思想的第三世界裡,有多少宣教勇士前仆後繼!然而有一個宣教工場,卻很容易被人遺忘,那就是次文化宣教工場。        今日的“90後”,就是一個有待開發的次文化宣教工場。        我們先來看看兩個關鍵詞的定義:         次文化: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子文化,即,從主流文化中衍生出來的新興文化,或小眾文化。非主流文化:與主流文化已經脫節或正在脫節的次文化體系。         現今的“90後”,正處於次文化與非主流文化的接壤處,他們使用火星文、活在魔獸世界(“火星文”意指地球人看不懂的文字,包括了各種符號、同音字、音近字;“魔獸世界”是年輕人喜愛的網路游戲。編註)。而海外華人中,更產生了不同的90後部落。 1.5代的90後移民:White Wash         定義:         隨父母移民或居住西方已經一段時間,適應而且融入了西方社會與文化,有白人思維模式,稱White Wash,簡稱WW。         現象:         活潑,有信心,語言與文字表達佳,適應能力強、適應程度好,已經具備融入西方社會的條件。         具體表現:         以西方的思維模式為主要思維模式,以西方食物為主要飲食,語言溝通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         同儕團體:         以同樣1.5代移民為主。西人朋友亦為其之主要交往對象。         困擾:         夾在中國傳統觀念與現存環境之中,心態產生不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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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吃晚餐?

陶其敏 本文原刊於《舉目》51期        北美凡是有大學的地方,一定有中國人。在這個風景旖旎的大學城裡,杜倩是知名人物。她是副教授,已經進入了安居樂業的穩定生活。杜倩漂亮苗條,40出頭了,還總被人當成學生。她最突出的特點,是性格開朗,待人熱情,所以家中經常高朋滿座。         秋天時候,杜倩聽說老同學林哲要來這裡工作,心裡十分高興。通了電話之後,杜倩更高興了,因為林哲也是基督徒。老同學加上主內弟兄姊妹的關係,多麼難得啊!         在林哲搬遷過程中,杜倩鞍前馬後,極力幫助,找房子、帶他們一家熟悉環境、請他們吃飯。談及信仰,林哲10多年前剛來美國讀書時,就信主了。而杜倩是在兩年前,被朋友帶去參加佈道會,會上的講員十分有激情和感召力,杜倩受了感動,就在呼召時舉起了手。         誰知會後馬上有人找她談話,立即安排受洗。在群情激昂的氛圍下,杜倩稀裡糊塗地受了洗,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被信主了”。        受洗後,她雖然有時星期天也去教會聽聽講道,但大多數時間,都有忙不完的事。實驗室的壓力很大,她是老闆,10幾號人要靠她吃飯,要不斷出成果、發文章、申 請經費。她白天忙得團團轉不說,每週兩個晚上,還教鋼琴課掙點外快。兩個女兒分別在上小學、初中,週末還要去中文學校、游泳課、跳舞課,平時更要督促孩子 學鋼琴……         這樣一週下來,杜倩精疲力盡,哪裡還有精神去教會參加崇拜?不過,因為女兒十分願意去,她就捨命陪淑女,到了教會,坐在後排昏昏欲睡,是名副其實的“覺友”。 第一次聚餐         杜倩好宴客。林哲家剛搬來的那個春節,杜倩把大學城裡小有地位的華人都請了來。開飯前,面對眾多不信主的朋友,杜倩對林哲說,自己悄悄謝飯就行了。但向來隨 和的林哲,卻堅持公開禱告,並在禱告中,把那一夥子人一網收了進去:“主啊,在座的朋友無論怎樣成功,也都是罪人!求神打開他們的眼睛,使他們能認識真 神,得到天上最好的福分!”        這一下,弄得在場的不少人不高興。杜倩也覺得老林有點太過分了。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不快的事:林哲以前是很能喝酒的,可現在卻說戒酒了,連杜倩先生敬酒都堅持不喝,場面不免有些尷尬和掃興。         吃過晚餐,麻將桌剛剛擺出來,林哲卻開始“發神經”——傳福音,把茶餘飯後的輕鬆閒聊,變為凝重、深沉的佈道會。哪知在座多有飽學之士、“不凡”之徒,一位江教授即出言不遜,對基督教信仰大肆攻擊。林哲雖然還面帶微笑,但也據理力爭,場面一時頗為火爆。        其他人,有說風涼話的,有打圓場的。這個說:“以後不談政治、宗教好不好?光談吃喝玩樂、投資旅遊、子女教育,那多‘政治正確’啊!”那個說:“我腦子被洗多次,如今什麼也信不進去了。”        這次聚餐的結果就是,後來杜倩每次請客,都有客人先問:那位林傳道來不來?若來,人家就退避三舍。杜倩覺得為難了,她一方面不願失去體面、熱鬧的朋友圈子, 另一方面也不願開罪林哲,畢竟是老同學加弟兄姊妹嘛。於是每次請林哲參加會餐,都請求他盡可能迴避敏感話題。林哲雖有些收斂,但還是不斷地“犯規”。 批評與爭執         更讓杜倩不快的是,林哲竟然仗著是老同學,當面批評她。有一次聚會後,他叫住杜倩,指出她目前的生命狀況,是如《馬太福音》所說的“被荊棘纏住”了。他說:“杜倩,你把發表文章看得太重了!整天實驗、文章、經費!沒有讀經、禱告,哪有靈命的增長?” […]

透視篇

我們未來的挑戰

雅各伊霖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福音在中國的傳播,可謂命運多舛。從大唐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溫教的曇花一現, 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初有成效,爾後卻又因“禮儀之爭”而難產;再逢馬禮遜以執著敲開了“磐石”的大門,孰料又逢近代的殖民入侵戰爭,而使基督教來華蒙上 不白之冤;太平天國對基督教思想的錯誤移植,義和團運動的戕害,加之啟蒙以降國人對西方的誤讀,“非基運動”的衝擊,乃至建國後的“三自”改造,“文革” 的大清除,等等,基督教都被貼上了負面的標簽,遭致批鬥——“侵華工具”、“精神鴉片”、“意識滲透”等等。           斗轉星移,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國人再一次“睜眼看世界”,加之國家政策的調整,學人的努力,大量信徒的自省和自發回歸,以及海外資源以不同方式的湧入,福音似乎在華大有“顯學”之勢。           但果真如此嗎?           在新世紀為我們洞開之際,基督信仰該如何在中華大地上,開拓和發展一條自己的道路呢?是像已被人批評的那樣,只知沿襲歷史,步西方後塵,邯鄲學步,拾人餘 唾?還是在意識形態的壓力下,噤若寒蟬,做“該撒”的“傳聲筒”,卻得意洋洋地為自己辯護“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還是在曠野中衝出一條 道路,雖然前途漫漫,卻堅信有沙漠中開江河的奇蹟發生?           依我個人看來,中國人未來的20-30年所面臨的神學挑戰是艱巨的。那將是莊稼收割的時節,重任可想而知。作為中國的年輕一代學人,如果看不到這樣的異象,不為未來做好預備,則一切都將成為紙上空談。有以下諸方面,值得我們深思: 一、屬天的與屬世的價值觀的較量           當下意識形態的鬆動,國際輿論的監督和呼籲,為基督教神學的展開,創造了一個相對寬舒的外部環境。但如何既消除當局“臥榻之側”的誤識,又表達基督教從上而來的啟示、以及由此而開展的倫理訴求,是基督教神學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屬天的與屬世的價值觀的較量,是一個普世性的問題,處理不好,也許就會“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而前功盡棄。 二、民族文化與基督價值觀的衝突           民族文化與基督價值觀的衝突,也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放眼大陸學界與民間,品三國,說紅樓,論老莊,議孔孟,倡漢唐,無不轟轟烈烈。           民族文化自有其深厚的價值,值得肯定。但民粹主義的復甦和意氣用事,卻不可提倡。那種道德上的自義和批判上的頤指氣使,恐怕也是基督學人必須正視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從上個世紀20年代的“非基”運動中,找到可借鑒的東西。 三、神學處境化           神學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尤其值得我們重視。如何把民族的、地域的“殼”,來承載基督教神學的“核”?是提倡“本土化”、“中華 神學”(梁燕城博士語)、“漢語神學”(何光滬、劉小楓為代表),還是借鑒近鄰韓國、印度和東南亞鄰邦的“民眾神學”、“賤民神學”和“草根神學”?這不 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社會學上的問題,更需要有一批身体力行者去實踐。 四、學人的批評和擔當            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定位何在?是依附民族共同体這張“皮”,成為其上的“毛”,並恪守古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為自己辯護呢?還是成為暗夜中精神家園的守護人?是為了職稱、工資、房子而打拼,還是去負那沉重的“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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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海歸基督徒歷史簡介

Stacy Beiler/王敏俐摘錄、翻譯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一、19世紀            1854年,容閎成為第一個自美國學成歸國的留學生。他在留學期間,成為了基督徒。           自耶魯大學畢業、回國之後,容閎便積極鼓勵中國學子去美國留學。他倡導了晚清幼童留美計劃(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簡稱CEM)。按照這個計劃,在1872年到1881年間,中國政府派出了100位小留學生到美國就學。           其中有多位學童,後來成為了基督徒,願意在完成學業後,回祖國傳揚福音。遺憾的是,晚清政府為了避免西化的留學生形成政治改革新勢力,最終斷然取消幼童留美計劃。於是許多小留學生尚未畢業,就被迫回國。            儘管如此,20年後,這些海歸在許多領域中,都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諸如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廷駐美大使梁誠,以及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等等。 二、20世紀初           令人深感意外的是,這些留學生回國後,非但不受重用,反而在政治上背著鼓動革命的嫌疑,在文化上被視為異化的中國人。           20世紀初,海歸學子遭受了保守勢力的極大打壓,如經歷民國初年諸多政變的顧維鈞,以及在抗戰與國共內戰期間,被暗殺的楊傑以及聞一多。           在諸多的困難中,海歸學子如何施展抱負、為國家做出貢獻(例如在重重阻攔中興辦了大學)?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兩點: 1. 成立後援團隊           1907年,在美國的中國基督徒學生,建立了地下秘密組織“大衛與約拿單”。1918年,與兄弟會(CROSS and SWORD)合併,建立“成志會”(取意“眾志成城”),致力於中國的重建。            至1936年,該組織在中國已有五個分會(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廣州),為海歸學人提供了很多交流互動的機會,協助海歸學人建立就業網絡,以及實行社會改革。在北京的海歸學人,更與基督教青年會(YMCA)合作,致力於發展中國的平民教育與公共衛生教育。 2. 合作與座談會           藉由與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合作,海歸學人啟動了一波中國現代化的浪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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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說“洋評書”——海歸群像(五)

谷靈 本文原刊於《舉目》39期       抗戰年間,新加坡神學院的郭院長,在香港召集主內作家開會,推動聖經本土化。一個甲子後,我在溫哥華見到了九十多歲的吳恩溥牧師,他贈送了我一本《天國春秋》,希望我為聖經在中國民間的普及繼續努力。我答應他,我會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歸國         2005年秋,我離開生活了15春秋的北美,回到中國定居。         回國之初,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就連怎麼回來的,都不是很清楚。後來經人介紹,我認識了一所國際學校的校長,德國人茂爾先生。茂爾先生耐心聽我介紹自己,聽著聽著,他眼睛一亮:“你會用說書的方式,講聖經故事?”        “是啊!”於是我就把自己從1991年開始在紐約說書,後來又如何發展的過程說了一遍。        “好啊!那就請你在我們的員工聖誕晚會上說段書吧。”        聖誕節晚會上,我為學校的外籍教職員工,說講了《聖嬰降世》。會後,校長宣佈,邀請我來教課,教該校老師如何說書。        不久,茂爾先生又把我介紹到他們總部的教師培訓中心去講課。就這樣,我在本土開始了說書和教學生涯。 拜師        重新撿起了說書,使我想起了評書大師劉老。當年我在北美說書的時候,學的就是她的評書。我還給她寫過信,她收到後給我打了一次電話,並給我寄了書籍。可惜我和她一直緣慳一面。        2006年在北京的時候,我從網絡上找到了線索,同劉老的丈夫王老師取得了聯繫。我終於同劉老見了面。劉老親自為我做了示範表演,還聽了我的《牧童出戰》。        我說希望拜她為師,提高自己的說書技藝。她說:行!往常我要考察三年,但你我已經交往十多年了,我答應你!不過,還有其他幾個人也要拜我為師,那就等時機成熟,我一併收徒。         劉老給了我一盤光碟,是她的說書精選,讓我好好聽。她的光碟,使我在語言意識上又提高了一大塊。 出版         經主內弟兄介紹,我認識了晨光圖書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崔約瑟,並簽約出版評書《大衛王》。        評書《大衛王》,取材自《撒母耳記》上、下兩卷書,是我在語言上和說講上的本土化創作。在說書藝術方面,我其實尚未成熟,但神還是讓這本書出版了。我心裡是沒有底的,但相信定有神的美意。        果然,神的帶領,在後來逐漸明確。 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