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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對中國教會的挑戰和機遇(書雅台主)2017.12.05

 

書雅台主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7.12.05

 

在上帝的護理之中,社會的每一次變革,都是福音興旺、教會復興的機會。

過去的30年,中國社會急劇變化,中國大陸的教會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們祈求上帝,在社會劇變中,中國教會能產生持久、深刻而廣泛的復興。

新媒體對中國社會轉變的影響巨大,也帶來了教會的重大變化。

對教會的挑戰

新媒體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的信息製作與傳播模式,將原有自上而下的傳播模式,改變為互動式。這對教會的牧養秩序與牧養模式,也產生了影響。

教會的邊界,在互聯時代變得模糊。教會中牧養與教導的權威,開始分化。許多牧師驚覺,自己教會的信徒,並不只在本教會接受牧養。信徒可能清早通過手機跟著一位網路名牧靈修,上班的路上聽喜歡的牧師講道,中午參加公司的團契查經,還接受某基督徒機構的婚姻輔導……信徒會在更廣的信息範圍內,尋求權威的支持。這種教導上的多樣性,可能挑戰教會內的權威,產生秩序上的衝突。教會牧者無法再專注於單個教會的牧養,不得不關注更大範圍的教會生態系統。

基督徒專業機構的興起,分解了教會牧養的職能。《21世紀的管理挑戰》(Managec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的作者彼得‧德魯克(或譯彼得‧杜拉克)認為,機構社會的興起,是現今社會的重要現象。各種基督徒的專業機構,增長迅速——有些機構,實際上是將原本屬於教會牧養功能中的某一個功能,專業化、模塊化了。這或可補足教會牧養的不足,不過也對教會的牧養權威與牧養秩序構成挑戰。網路也給教會帶來虛擬化危機。很多信徒對網路過度依賴。生活和交往的重心,從現實生活轉向虛擬空間。信徒因而無法有真正全方位的生命更新,信仰泡沫化、信仰生活膚淺化。

聖靈不是降臨在新媒體上,而是降臨在信耶穌基督的人身上。若信仰以虛擬化的方式,取代了現實生活中的團契與委身,那麼生命的榜樣、見證,將變得無力,肢體的關係會遭受嚴重破壞。

教會受到的另一個挑戰,是信徒的信仰知識碎片化與自我封閉。上帝的話語塑造基督徒的生命,這要求基督徒能系統、完整、深入地認識聖經真理。知識的碎片化趨勢,卻把基督徒的生命變得膚淺。

新媒體具有自主性與互聯性、開放性與封閉性。其資源是開放的,人閱讀時的自主性選擇,則導致了封閉性——比如基督徒會按照自己的偏好,強化自己的信仰與趣味的取向。因此,即使他在很多“圈子”裡,也無法有更廣闊的視野。他的選擇偏好,不但使得他“宅化”嚴重,而且使他變得更自我封閉和自我中心。

信徒的委身,也呈現重疊與交叉。信徒在各個組織之間,按照優先次序做選擇。多元化的團契與教會組織形態,會影響信徒對單個教會的信仰委身。在新媒體所塑造的多樣性組織環境中,信徒可能會同時委身於幾個教會組織和團契,因而降低了他對原教會的委身。

 

 

教會的應對與機遇

×從單個教會到教會生態系統的建造

教會生態系統,包括了各種類型的教會、神學院、機構、媒體,甚至是網路團契這樣的非正式組織。當新媒體帶來的變革模糊了組織的邊界時,教會需要從專注於單一教會,轉向建造整個教會的生態系統。

在新的教會生態系統中,專業機構將迅速發展。不過,神學家與牧者(神學院和教會),仍將扮演領導的角色——因為,他們傳講上帝的道,而上帝的道是這個生態系統的根基。

神學家與牧者為各個事工機構注入生命力,反過來,各個機構也需要有意識地與神學院及教會合作。衡量這個生態系統的重要指標,是有否出現越來越多的健康的教會。教會應當成為這個生態系統的中心,而各個機構當在這個系統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發揮自己的專長。

華人教會可以在全球性的教會生態系統中受益——各種形式的新媒體、新機構,會應運而生。線上神學教育、線上輔導、線上圖書館等等,將突破政策與國界的限制,幫助世界各地的華人基督徒機構互訪、交流等,也會更多。

×根植“活的傳統”,開創未來

教會群體之間的交往,會帶來各種傳統的對話與碰撞。

教會的生態系統,有助於不同階段和狀態的教會(僵硬、衰落的教會,新興、泡沫化的教會,活潑、健康的教會……)互補。曾經有生命力,而今卻僵死的教會,常因固守某種傳統的形式,而非傳統的本質。新興泡沫化的教會,則在面對變化的時候,不能分辨何為干擾性、短期性的變化因素,何為本質性的、顛覆性的。

真正能開創未來的,往往是那些根植於“活的傳統”的教會。活的傳統,就是福音的教義在教會群體中具體而真實的展現出來的、帶著地域與文化的印記、在歷史中延續下來的信仰習慣。

當代中國教會正面臨著傳統斷裂的危機。一方面因為城鄉轉型、時代變遷,信徒無法理解傳統家庭教會“窮、苦、死”的十字架傳統。另一方面,因為政治的限制,信徒對宗教改革以降的西方教會傳統,頗感陌生。

我相信,健康、有活力的教會生態系統,會為當代中國教會創造出機會,使信徒與上述兩個傳統有更好的聯結,在聖經神學、教義神學、歷史神學、實踐神學等之間,產生對話與融合。在不同區域的教會和機構中,創造交匯與合作。新媒體的變革,為不同的“傳統”帶來新的對話。我們若藉此回到活的傳統之中,我們就有可能在巨大的社會變革中,開創新的未來。

 

 

×從大眾傳播到分眾傳播

傳播模式帶來了秩序的改變。大眾傳播是工業化、現代化社會的典型傳播方式。這種模式很“經濟”:振臂一呼,應者雲集!葛培理式的佈道,即得益於這種大眾傳播。這種傳播模式是單向的,無法顧及受眾的個性化特徵,對傳播對象的認識,是模塊化的、抽象的。

新媒體的傳播方式,改變了這一切。

分眾傳播是網路中同時發生,無數個彼此交錯的、點對點的傳播模式。它具有極強的個性化的特徵。馬歇爾·馬克盧漢將新媒介視作人的功能的延伸,尤其是人的神經中樞的延伸(註1)。互聯網的發展,會更多改變信息的傳播與人的交往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教會永遠不會被虛擬化——新媒體帶來的網路化社會,使人之間的互動更為密切,更為及時。

可見,問題不在於網路,而在於當人用網絡做什麼,目的是什麼。網路可能給人帶來極強的自我封閉生活,也可以幫助信徒進行更深入、更完全、更豐富的交通。大眾傳播的效力,取決於誰掌握傳播的工具,而分眾傳播的效力,在於個人性的互動。

教會不能再沿用大眾傳播時代的模式,將名牧的講道大批量地複製到信徒面前,而是要裝備每一個信徒,成為上帝的道的“信息媒介”(註2)。教會的牧養與宣教的需求,會更加具體而細微地呈現,時時要求每一個信徒,問自己德魯克的經典問題:我為別人貢獻什麼?

 

 

×牧養與教導的多樣性

當信徒能輕易、即時地從網上得到大量名牧的講道錄音、錄影,以及製作精良的靈修讀物時,教會牧者的講道與牧養壓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事奉的本質,是對上帝呼召的忠心和信靠。無疑,上帝會使用每一個傳道人,透過他或青澀或成熟的講道,來彰顯福音的大能。因此,與其視新媒體的變革為壓力,不如當作機會。

媒體帶來了極為豐富的信息,而中國教會傳道人的裝備又普遍欠缺,在這種情況下,教會不能要求信徒只聽自己教會的講道,其他什麼都不聽、不看。教會要學習對信息進行甄別與管理,並且善用資源,建立起有針對性的、多層級的資源庫。牧者不必、也不可能成為全能的牧養者,而是要學習怎樣與專業機構、專家和媒體合作。

×突破政策與文化的限制

新媒體在突破傳統秩序與邊界方面,優勢明顯。聖經的手機App,在施行伊斯蘭教法的穆斯林國家,下載量逐年上升。中國教會亦可期待,新媒體在宣教、神學教育等方面,提供極為便利的工具,突破國家政策帶來的限制。新媒體還可以組織各種資源,有針對性地、靈活地服事特別的宣教對象。

結語

綜上所述,新媒體帶來的變革,絕不僅僅是媒體的變革,更是社會的變革,不僅挑戰社會的傳統秩序,也按照信息的新傳播模式,構建新的秩序。教會既是按照上帝的道來建造的,當社會不知道信息變革的洪流要將自己帶到哪裡時,我們卻知道唯有上帝的道安定在天,永遠長存。這是我們在新媒體帶來的變革中的真正的機會。

 

註:

  1. 馬歇爾‧麥克盧漢,《媒介即按摩》(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61-85頁。
  2. 邁克‧霍頓,《基督徒的信仰》(美國加州:美國麥種傳道會,2016)879-881頁。

 

作者來自北京,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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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中國人這麼愛她(小羊)2017.11.27

小羊

本文原刊於《舉目》19期和官網2017.11.27

 

編者按:紐西蘭籍的海外基督使團(OMF)宣教士蘇美恩(Anne Scott),已於2017年10月11日安息主懷。本刊特再發此文,記念她一生愛中國人的故事。

 

前言:當她在八十年代回到紐西蘭照顧年老的父母時,還由衷地感慨:“從此再也看不到可愛的中國人,吃不到可口的中國菜了。”

在臺灣的基督徒中,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蘇姐姐”(或“蘇大姐”)的。她,就是來自“白雲故鄉”紐西蘭的蘇美恩傳教士。她在臺灣傳福音,一住就是二十年,八十年代才回紐西蘭照顧年邁的父母。

初識蘇姐姐

我移民紐西蘭後,一次,為了訂閱下一年的《海外校園》,我寄了張支票到基督城的代理處。幾天後,有人打電話來,正好是媽媽接的,才知道我寄支票時,沒有加任何註明,所以代理處特地打長途電話來確認。

造成別人如此困擾,我心中十分歉疚。我問媽媽對方是什麼樣的人,媽媽回想了一下,說:“是個華人姐妹,大概是從馬來西亞來的移民吧。”

過了不久,為了索閱《海外校園》雜誌社的“學人培訓材料”,又要與這位基督城的姐妹打交道了。她告訴我,下個週末她會住在奧克蘭的友人家,可以當面把培訓材料給我。

偏巧她的友人,便是為我施洗的H牧師夫婦。於是那個週末的黃昏,我熟門熟路地走進H牧師家。看到和H夫婦一起用餐的,竟是一位頭髮銀白的西人姐妹。她告訴我,她的名字叫Anne Scott。從此,我便按西俗直呼她Anne,並不知道她就是受人愛戴的“蘇姐姐”。大概半年多後,我所在的教會舉辦退修會,請蘇姐姐做講員,那時,我才知道她還有個中文名字“蘇美恩”。

一位臺灣弟兄就告訴我,人們不分輩份,都叫她“蘇姐姐”。他爸爸叫Anne“蘇姐姐”,到了他這一輩,仍然管她叫“蘇姐姐”。甚至有人以為,身為紐西蘭代理人的蘇姐姐,是《海外校園》蘇文峰牧師的親姐姐。

一連幾天的退修會,Anne都用中文為我們講道,而且她一眼就認出了我。那時,我剛寫完碩士論文,準備回國。與我同桌就餐時,Anne問起我的論文,又問我有沒有去過基督城,我說沒有。沒想到,Anne向我發出了邀請:“你回國之前,如果時間允許,到基督城來玩,就住在我家,九月初我還不太忙。”

我當時有點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基督城是著名的“花園城市”,與但尼丁齊名。我當然想去看看。但是我在大一的課堂上,看過一部基督城光頭黨種族主義的紀錄片。雖然沒有攻擊華人的鏡頭,但作為新移民的我,卻對基督城產生了又畏懼又厭惡的心理。

當我聽到Anne的邀請,一時不知如何應對,先遲疑地找了個托詞:“讓我回去看看有沒有錢買機票,再寫email給您吧!”

Anne仿佛看見了我的心思,笑了笑,聊起了別的話題。

從奧克蘭去基督城的來回機票很便宜,實在不能成為藉口。從退修會回家後,這件事一直徘徊在我的心頭。在發給Anne的email裡,我附上論文中的一章,專門提到我的“基城情結”。不過像這樣又長又枯燥的學術論文,我想Anne多半沒時間細看。

 

 

終入基督城

飛機降落在基督城,老遠就能看見Anne等待的身影。“前兩天一直小雨不斷,我還在擔心你來時沒有好天氣。誰想今天的陽光這麼好!”Anne臉上的笑容,抵過任何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

Anne的家坐落在一條小河邊,一幢典型的紐西蘭式的白色小木屋。屋內的陳設樸素古雅。坐定喝茶,Anne說:“原來你不喜歡到基督城來,是有原因的。”

啊,Anne 一定看過我的論文了。我又尷尬,又感動,又有點委屈,不知道說什麼好(我至今想不明白,Anne為什麼會邀請我去基督城。那時我只是《海外校園》的一個普通讀者,退修會的一個普通聽眾,和Anne也只見過一面。除了聖靈的感動,我找不到任何的解釋。神的美意是要我在回國前,讓Anne除去我心中對這個國家的苦毒)。

夜色朦朧,我們坐在爐火邊,聽Anne講她的家人:“我的爸爸是個牧羊人,所以他特別能體會主耶穌用羊打的比喻。為什麼聖經不用貓、馬或別的動物來比喻人呢?因為羊的習性最像人。”

“首先,它很會迷路,走過很多遍的路都會走錯,一迷路就需要人把它找回。而且,羊很盲從。有時候一群羊走到山崖上,如果第一隻羊從山崖上跳下去,後面的羊都會糊裡糊塗地跟著跳下去。”

“我爸爸說,沒有比親眼看到自己的羊,一頭一頭地跳崖自殺,更令一個牧羊人心碎了,也沒有比牧羊人更恰當的比喻來形容主耶穌了,因為世人都是走在滅亡之路上的迷途羔羊。”

我在城市裡長大,對聖經中牧羊、播種等比喻很有隔膜。而生活在羊比人多的紐西蘭的Anne一家,才對羊的本性有如此深刻的體會。後來,我在上海的一個小組裡,分享這個從Anne那裡聽來的故事,對那些弟兄姐妹幫助也很大。

第二天,我們約在坎特伯雷大學碰頭,也就是Anne當年就讀的大學。Anne特地帶我去看一間光線昏暗的小屋。作為古舊校舍的一部分,小屋正在修繕。“有一位科學家,曾借用這間屋子做實驗,後來他發現了一種化學元素,得了諾貝爾獎。他出名後,很多人都來參觀這間小屋,所以大學管理層決定,把這間屋子重新裝修後再對外開放。”

其實大家都忘了,那個科學家在這裡只做了幾個月的實驗,而這間屋子一直是用來做禱告室的。來聚會禱告的,是這個大學校園團契下的海外宣教小組,每一個組員都預備到海外宣教。我也是這個小組的組員,我在這裡學會了禱告,也學會了很多別的功課。我常在想,究竟是那位科學家的發現對世界的影響大,還是這個宣教小組,給世界帶來的影響更大。”

Anne的話嘎然而止,而這番話在我心中的餘音,卻一直回響到今天。幾年後,我在小組聚會中和大家分享這個小屋的故事,加上了我自己的感觸:“這個科學家得到的不過是人的記念,而像蘇姐姐那樣的傳教士得到的卻是神的記念,那才是永遠的記念。”

我不知道為什麼Anne會對中國人特別有負擔,我只知道Anne在臺灣一住就是二十年。當她在八十年代回到紐西蘭照顧年老的父母時,還由衷地感慨:“從此再也看不到可愛的中國人,吃不到可口的中國菜了。”

誰知,沒過幾年,紐西蘭改變移民政策,世界各地的華人湧入了她所居住的基督城,包括傳教士以前無法接觸到的中國人。Anne又服事起她所深愛的華人了。怪不得中國人這麼愛她,因為她先愛了中國人。

那時,我想,為中國人獻上一生的Anne,一定很想到中國看看。

 

 

上海蘇州行

我們別後半年,機會來了。Anne所在的教會委派Anne為代表,探訪老撾的宣教士,Anne順道安排了幾天到中國的行程。而我正好也在上海,終於有幸在家鄉接待Anne。

回想起來,上海之與Anne,正如基督城之與我。基督城固有光頭黨式的種族激進分子,中國也有義和團式的狹隘民族主義。今天,上海還沒有向傳教士開放,基督城也還存在著光頭黨,作為英裔基督城人的Anne,完全有理由像右翼分子那樣,把紐西蘭近年的社會問題,都歸罪到像我這樣的華人移民身上;而作為條約港口(Treaty Port)城市之人的我,也完全有理由像左翼分子那樣,把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記憶,都歸罪到像Anne這樣的傳教士身上。但在主耶穌基督的愛裡,我們卻能在這兩個城市裡彼此接待,深信一切都是神“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我真佩服Anne,居然在紐西蘭的一本旅遊指南上,找到一家上海火車站附近的旅館,雖無星級卻可接待外賓,節省了很多旅費。

除了上海的外灘和博物館,我又請蘇州的大舅作導遊,帶Anne遊覽了幾家園林。一路上,大舅對Anne的中文能力和領悟力印象很深,他忍不住悄悄對我說:“看樣子,你這位外國朋友對中國文化滿內行的。”

從戲劇博物館出來,發現後廳裡正在表演評彈。我們駐足聽了一會兒。Anne雖然聽不懂吳語,卻從觀眾的反應上感受到了表演的氣氛。“能把觀眾逗樂了,那位演員一定很會講故事。耶穌也很會講故事(Jesus is also a good storyteller)。祂通過講故事來說明屬天的道理。從九歲到九十九歲,從猶太人到中國人,沒有人不愛聽故事的。講故事是個很好的傳福音的方法。”

這些話對我的啟發很大,因為我正在醞釀一篇以傳教士為主角的歷史小說,卻又擔心“小說家言”高攀不上“文字事奉”。Anne的話,無意中堅定了我的想法,寫小說不就是講故事嗎?此行之後,我終於下決心,筆耕起我的“故事”。

遊覽了一天,坐在擁擠的蘇州火車站裡候車,我和Anne都很疲倦了。我抬頭看到“外賓候車室”的牌子,便建議Anne到那裡候車,不僅環境較好,還可以優先上車。

Anne 卻婉言拒絕了。從戴德生起,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的前身)的傳教士就相約放棄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權。在Anne的身上仍能看到這一美德。相反,倒有不少像我這樣的外籍華人,斤斤計較自己回到祖國後的種種利益,抱怨國人的素質落後,挖苦公眾設施的陳舊,頻頻亮出自己外國人的身分。在這以後,每當因國籍問題,在國內碰到不合理待遇,我便想起Anne在蘇州候車室裡的忍讓。

 

 

美麗墊腳石

紐西蘭很小,經常能在教會的活動中看到Anne。Anne是一位睿智可親的長者,和她相對,如沐春風。

每次和Anne見面,在一起的時間不長,但可回味的卻很多,學到的功課也不少。Anne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與人溝通的能力,不論是老是幼,華人還是西人,主內的主外的,也不論話題是古是今,她都能找到溝通的切入口,並在不知不覺中把話題引申到聖經上。有時候,一句話,一個比喻,充滿智慧和愛心,常讓人有“暖語濃如酒”的感動。

這使我聯想到,我們的主在世上傳道的時候,也不曾用高言大智來炫耀祂的智慧。祂同漁夫講“得人如得魚”,同牧童講“好牧人為羊捨命”,同農夫講“流淚撒種,歡呼收割”,同園丁講“葡萄樹和枝子”,同主婦講“菜裡的鹽和麵裡的酵”,同稅吏講“積財寶在天上”,同商人講“重價買寶珠”,同奴僕講“才幹如銀子”……

新約裡的巴拿巴善於安慰人,被稱作“安慰之子”,我在Anne身上也看到了什麼叫做愛人,什麼叫做關心人,什麼叫做鼓勵人。她用自己的言行傳達了這樣一個資訊:“我們的主已在十字架上泯滅了冤仇,讓我們在祂裡面彌合族群間的不睦吧。”

雖然Anne現在已正式退休,也不再擔任《海外校園》的代理,但她對中國人的愛,卻從未退休過,對中國人的服事,也未曾間斷。比如去年初,我們教會又把Anne請來做退修會的講員。

最後一堂講道前,Anne問我,stepping stone如何譯成中文,我想了想,說,“墊腳石”。原來她在那天的資訊中,勸勉大家“要做彼此的墊腳石,不要做絆腳石”。坐在會眾中的我,不由地 想:“Anne就是這樣一塊安慰人、造就人的墊腳石。”Anne在講道中還說到,她認識的一位牧師,一周內參加了好幾個葬禮,其中一個還是夭折的嬰兒。她問牧師:“你如何安慰這家人?”牧師說:“我說不出任何安慰的話,我只有和他們一起哭。”

“與喜樂的人同喜樂,與哀哭的人同哀哭,怪不得他們這麼愛他。”Anne接著說。坐在會眾中的我心裡也說:“向中國人做中國人,怪不得中國人這麼愛你。”

 

作者上海人,旅居紐西蘭,現為OMF宣教士。文中所提到的要筆耕的“故事”,為歷史小說《無名的麥種》,已由臺灣校園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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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種子的重生——紀念宣教士沈至中老師(心有靈曦)2017.10.12

 

心有靈曦

本文原刊于《舉目》官網2017.10.12

 

聖誕鐘聲又要響起了。在紀念耶穌基督兩千多年前道成肉身降世為人時,也讓我想起了很多宣教士,他們曾經將一生獻給基督,並且一生跟隨他、效法他。沈至中(Homer Shen)老師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在中國雲南大理宣教11年。

 

 

一時熱度,亦或一個呼召?

2015年10月21日23:45分,罹患肝癌的沈老師於美國鳳凰城被主接回天家,結束了他在這個世界上的客旅生活,享年80歲。

13年前,也就是2004年8月24日,沈老師以69歲高齡從美國不遠萬裡裏,到中國宣教。來中國之前,當他把要去中國宣教這個想法告訴子女們時,他們都驚訝地瞪大了眼睛——在鳳凰城的華人基督教會,他們的父親只做過像些接待的服事,甚至從來都沒講過道。他們都認為父親可能只是一時熱度,在中國呆個一年半載,等熱情消減就會回來了。

可誰知道,上帝會怎樣使用一個人呢?又有誰能想到,沈老師會帶著如此的榮耀被主接回天家呢?是的,十幾年,日子並不短,但對沈老師而言,卻是“十幾年如幾日”。

 

 

建立活石教會

2004年8月,沈老師來到大理,起初,他在某扶貧機構做義工。2005年初,他接手了大理學院外教Lawrence夫婦(他們來自英國)所帶領的大學生團契。學生們都稱呼他為沈老師或沈爺爺。此後幾年,沈老師帶領這個大學生團契,輾轉換過多個地方。直到2008年10月,他們搬至大理南門新村,後將團契命名為活石教會,直到如今。

 

 

任何一件事,要堅持十多年,定有不易。十幾年間,沈老師遇到不少試煉,其中包括大大小小的困難、傷害、打擊甚至逼迫——在這些試煉面前,沈老師也有過沮喪甚至想放棄,但最終卻因著主的保守,也因著沈老師一顆愛主的心,走了過來。

沈老師在生命最後的十餘年光陰裡,建造、培養了一個個愛主的人,他把愛的種子撒在了這片土地上,也把自己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這片土地。

 

 

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前》4:10

 

 

 

生命影響生命

2015年9月20日,這一天,對活石教會來說,是個特別的日子。因為這一天是教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和轉折點——活石教會正式傳道職責被移交。美國鳳凰城華人基督教會的牧師特地趕來,將活石教會傳道職責正式移交給兩位年輕人Kevin和Allen,這是沈老師最後的夙願。

這一天,也是沈老師最後一次在活石教會講道,最後一次與惦念他的人們在大理見面。這一天,教會匯聚了來自中外的會眾。當以往健壯,如今卻被病痛折磨得瘦弱不堪的老人出現在眾人眼前時,很多人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他們忍不住落淚。而這個年邁孱弱的老人卻不住地安慰眾人:“這是喜樂的眼淚,請不要太悲傷。”

 

 

如今,活石教會由Kevin和Allen帶領。這兩個年輕人,他們從求學時,就跟隨沈老師。從毛頭少年到為人夫父,他們的生命發生了巨大的翻轉和蛻變,這一切都是因著沈老師,也因著耶穌基督。

出於愛的企圖

2005年初秋,Kevin第一次見到沈老師。當時即將畢業步入社會的他,對未來感到很迷茫。沈老師邀請他參加聚會,並為他和其他學生舉辦了一場聖誕晚會,派送聖誕禮物。Kevin覺得,沈老師對他們這麽好,是不是有什麽“企圖”?隨著越來越深入的接觸和瞭解,他才明白,沈老師做這一切,都是出自基督的愛。

回憶起曾經和沈老師一起度過的時光,Kevin說,沈老師一直在付出,那時會有個別人把沈老師當作“大善人”,向他尋求各種幫助,甚至有時其中會有欺騙,但沈老師也還是以上帝的愛去勸勉求助者,引導他們歸向上帝;沈老師付出很多,上帝也從未使他缺少供應。

從沈老師身上,Kevin學習到,當我們以一顆願意的心為上帝付出時,上帝不會使我們缺乏。因著上帝的愛,他也願意如此行。

如今,Kevin已是2個孩子的父親,他和他的妻子都在教會全職服事。

一個鮮活的典範

 Allen大學畢業後,便一直留在教會。教會對他而言像是溫暖的家。在教會服事的日子,他的生命有了很多的成長和改變。談起對沈老師的感覺,Allen用了“父親”這個詞,在他看來,沈老師就像父親一樣無私,待人親切,充滿恩典、愛與慷慨,從求學起,他就得到來自沈老師各方面的幫助。

Allen 說:“最初我以為,成熟的基督徒,就是看起來柔和謙卑的人。後來才明白,最重要的不是表面,而是人的內心。真正的屬靈,不是表面上的與人為善,而是在遇到問題時,是否裡面有上帝的性情。

“跟隨沈老師的這些年,我觸動較深的是他的真實,沈老師會在人前承認自己的難過、憤怒、委屈、受傷、迷茫、無助等種種感受,他敢於承認自己的軟弱,內心的掙扎,也敢於在人前認罪,他不隱藏,不虛假,不畏懼。我曾目睹他被一些不公義的事所傷害,我知道他內心很痛苦,然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饒恕。”

最讓Allen感動的是,正是在試煉中,沈老師活出了基督的樣式,結出了許多聖靈的果子。從他身上,人們能夠認識一個基督徒真實的生命狀態。沈老師是一個鮮活的典範,在他的影響下,Allen的很多觀念都被改變了。他認為,沈老師是自己信仰的啟蒙老師,是他生命的激勵。

Allen說:“我要做的,是效法沈老師,願意被上帝使用,全心全人只為基督而活。”

 “沒有保留,沒有退讓,沒有遺憾”的生命

與沈老師同來中國宣教的Mark老師,引用了佈道家威廉·波頓的一句話,用以描述沈老師:“沒有保留,沒有退讓,沒有遺憾(No Reserve ,No Retreat,No Regret)。”

Mark 說:“沈老師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仁慈、謙卑且充滿活力。來到中國後,他帶我去看了他認識的每個宣教士,他到過的每個曾宣教之地,他心裡裝的是天國的事,並不止於活石。他抓住每個機會,向身邊的人傳福音。就像保羅說的,他‘不以傳福音為恥’,他以一種還債的心在傳福音。”

沈老師曾說過一句話:“我已經沒有更多的東西,可以給我的弟兄姐妹,給我的教會了。”這句話,給Mark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確,他所有的知識、才能、精力、金錢都用盡了,全都給了教會。

他惦念的,一直是教會的事。四五月份時,沈老師深受病痛的折磨。有一天早上,Mark帶他去吃他喜歡的早餐,他吃得很高興,可是也很累。他一邊吃,一邊講教會的事——在他最累的時候,他想的還是教會。

在美國做放射治療的前一天,沈老師打電話給Mark,講的還是教會的事。即使身體很艱難,他仍然沒有退讓。

十多年前,沈老師回應了上帝的呼召,隻身來到大理。也許,他最初的信心,就像一顆芥菜籽那麽小。十多年後,我們卻看到這顆芥菜籽,已經長成一棵樹,扎根在大理,而且飛鳥已經來這裡居住。

沈老師就像是一粒麥子,被種在這片土地上。我們現今做的,只是繼續完成沈老師的願望,完成上帝要在大理這塊土地上要做的工作,願一切的榮耀都歸於我主耶穌基督。

沈老師在他的餘生,做了這個世界上最有價值的事。如今,他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我們都相信,這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新的開始。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必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提後》4:7

 

作者簡介:全職媽媽,育有一個女兒,一家人居于大理。女兒名字靈曦,喻義上帝屬天的光芒會更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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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基督教的神蹟式進展(漁夫)2017.08.18

漁夫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專欄2017.08.18

 

數十位牧師與總理洪森一同正襟危坐在台上合影。這是柬埔寨總理史上第一次與基督徒會面。

去年夏天洪森與2,500名教會領袖見面,在柬埔寨歷史上是首見。柬埔寨是個佛教徒佔絕大多數的國家。十幾、二十年前,基督徒還被迫害,被強迫走入地下。

一個基督教超宗派的組織,柬埔寨福音團契的執行主任德布∙薩姆南(Tep Samnang)認為,這次的會見代表柬埔寨政府願意公開地接受基督教團體。”

這在東南亞各國中是少見的。很多其他的國家仍然會迫害基督徒。但柬埔寨的改變讓基督徒從國家領袖及鄰居之間,看到一線的盼望。

洪森在金邊迅速發展的市中心“鑽石島”科匹區(KohPich)與基督教的牧師們會面時說:“我向柬埔寨所有的宗教呼籲,不要去騷擾你們。”雖然在這次的會面中,基督徒並沒有被允許在會中禱告或發表感言,但是德布說:“至少,這次會見讓我看到了點燃光明的火種。”

在柬埔寨全國一千六百萬的人口中,基督徒只佔2.5%。在70年代的越戰過後,柬埔寨成為共產國家。但絕大多數的人民都是佛教徒,到處都是廟宇。每年有十幾個佛教的慶典,人們都聚集在佛教廟宇裡慶祝。不論是在共產政權或佛教的眼中,基督徒都是異類。

但這一代的基督徒領袖終於有接受培訓與傳福音的自由。在柬埔寨最大的宗派,宣道會估計從2010年起,基督徒的人數增長了50%,現在大約有30萬信徒。

柬埔寨福音團契發起了柬埔寨宣教2021的計劃,準備在每一個村莊都植堂。而在金邊最大的教會網絡“新生命教會團契”(New Life Fellowship of Churches), 預備在同一時期開始500間新的教會與細胞小組。截至目前為止已經在全國24個省份中的13省,開始了200間教會或細胞小組。

一位在新生命教會接受耶穌的英語教師,尼克∙范納(NeakPhanna)說:“現在是真正開放的時代,但我們不知道會開放多久。我們看到基督教在這個社會的影響。上帝就像我們在聖經所讀到的那樣,在這個國家做工。”

柬埔寨的人民80%居住在農村。因此,對絕大多數的地方而言,基督教最多不過是一個小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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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有25年歷史的教堂包括一個有29個孩童的孤兒院

但在另一方面,金邊每年有一個基督徒的聯合特會。高棉特有的敬拜音樂甚至可以把外面的大雨聲都淹沒。穿著牛仔褲的年青人高聲的唱“我舉起手來敬拜袮”。

新生命教會在1994年柬埔寨剛開始允許外國宣教士進入時,就在查理邁克爾的帶領下創立。現任的主任牧師約西∙麥考爾(Jesse McCaul)是查理的兒子。他們所辦的聯合特會在2016年吸引了4,500人參加,教會還出動了550 位學生義工來支援。

這次的特會在金邊的科匹區會議中心舉行,是柬埔寨最大的一次基督徒聚會。參加的教會領袖與青年人都迫切的為信佛教的家人與鄰居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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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堂的特會

由於1970年代赤柬屠殺人民的結果,現在柬埔寨60%的人口都在30歲以下。據說在1979年底,柬埔寨只剩下200位基督徒。當時宣道會及世界宣明會的同工就轉移工作對象,到柬埔寨與泰國交界的邊界難民營。在難民營裡他們得到了許多的新信徒。今天在柬埔寨信耶穌比較久的基督徒都是從難民營裡開始信仰的。

孔約瑟(Joe Kong)在赤柬“解放”之前一個月,辭掉他當時在政府林務部門的工作,移民到美國奧立根州。在那裡,他成為宣道會的同工,幫助許多講高棉話的會眾。1990年代初期,柬埔寨開放讓宣教士進入。孔約瑟是最早回到柬埔寨的宣教士之一。

他現在帶領一個團隊,在金邊的大型佈道會後,他帶著團隊到各個村莊挨家挨戶的敲門。在3個星期內,就得到500位新的信徒。他現在是柬埔寨福音團契的董事主席。他說:“我願意將我的生命獻給上帝,因為祂將我從赤柬的屠殺場中救拔出來。祂用福音拯救了我的靈魂。”

現在,柬埔寨本土的教會領袖可以接受正式的神學教育及其他的培訓,柬埔寨的教會已經轉型到由柬埔寨人自己帶領,而外來的宣教士只需要搭配支持。

現在已經45歲的柬埔寨福音團契執行主任德布說:“年輕的這一代的領袖,他們熱情又受過好的裝備。他們具有長期戰略性的眼光。年老的一代沒有這些機會。但是,他們還是可以貢獻他們的經驗。年輕的領袖們需要知道尊敬老一輩的教會領袖。而老一輩的長者也需要知道不要限制年輕人的發展。”

 

從領取福利到真信徒

早期,柬埔寨人通常都是經由宣教士的一些外展方式來接觸教會:兒童營,電腦課,或英語課。

新生命堂的植堂部主任洪蘇他(HengSotha)說:“一般人以為教堂是一個發展機構,因為他們是為了得到福利而來教會。但最近他們來教會是為了求神蹟。”

柬埔寨的教會充滿了靈命更改與其他很難令人置信的轉變:一位瞎眼的婦人在宣教士為她禱告後竟然恢復視力;一個建築工人在被毒蛇咬了之後居然沒有受到傷害;窮苦的修鞋匠現在在帶領英語學校。

但絕大多數的教會(尤其是鄉村的教會)所依靠的還是傳福音的工作。顯李普(Siem Reap)第一聖經長老會的師母田顯萊(Tieng Sienglai)講他們如何傳福音:“我們透過學生來與他們的父母交談。”他們的教會分佈在西北省的十個村莊,其中包括吳哥窟的所在地。

柬埔寨的國旗上有吳哥窟的圖樣,佛教是這個國家的國教,基督教是洋教。雖然很多人這麼看基督教,但是,教會的鄰居都不會拒絕教會所提供的醫療診所或兒童教育。柬埔寨農村的窮人一天只有幾塊錢過日子,他們經常沒有錢看醫生或交孩子的學費。這些窮人的孩子就會到教會來學習與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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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中部的巴雷水庫宣聖會(BarayNazarin Church)每天都有村裡的孩子來上課。孩子的母親們也到這個教會來。她們看孩子們學高棉文,在院子裡玩遊戲,甚至學跳柬埔寨的傳統舞蹈。孩子的母親們都是佛教徒,但是,她們顯然對孩子能有機會在教會上課感到高興。

2006年,巴雷教會的牧師辛朴龍(Sin Prom)因為收聽福音節目而接受耶穌為救主。幾個月後,他就邀請附近的鄰居到他家來。2013年,在世界宣明會的幫助下,他在家的前院蓋了一個木頭房子作為教會。當教會在社區能做這樣的事情,鄰居們對教會就會有正面的看法,而不再懼怕教會懼怕。

柬埔寨人信了耶穌就需要面對家庭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問題。由於柬埔寨的家庭傳統都是圍繞著廟宇及祭拜祖先的活動。許多快要接受耶穌的慕道友自然的會問他們是否還可以參與這些活動。如果牧師告訴他們以後不可以再參與這類的活動,這些慕道友很可能就不再來教會,更遑論成為基督徒。因此,牧師所能做的就是要求他們自己去讀聖經,看看上帝是如何說的。一位牧師說:“當初也沒有人告訴我不可以拜偶像。我們的目標是一步一步的建立關係。當一個信徒真的認識上帝了,他就會自己把偶像拉下來。”

基督教的全球性讓許多柬埔寨人視為是一種文化上的威脅。但也因此吸引許多人來到耶穌面前,因為他們知道耶穌是全球的救主。柬埔寨人發現基督教對“誰創造了世界?”及“誰創造了人”這類的問題有答案,而不像佛教那樣對生命的起始無法交代。

一位以前是學園傳道會同工,現在負責一所基督教孤兒院的信徒歐薩舫(OuSavorn)說:“我以前以為佛祖是柬埔寨的神,耶穌是美國人的神。但是,耶穌是全世界的神。祂死了,又復活了。佛祖死後復活了嗎?沒有。”

在上聖經學院之前,歐薩舫曾經當過少年兵及小沙彌。他說,這樣的背景讓他很容易明白一般柬埔寨人的思路。因此,他比較容易與他們分享福音,改變他們的觀念。

還有一位牧師,索格索蓬(SokSophon)他久經沙場,甚至曾經擔任過赤柬的指揮官。有次,他到訪一所難民營,有位傷兵給他一本聖經。最初,他有點不情願,但還是收下了。

索格索蓬牧師

然而,讀了聖經後,這位波爾布特政權的官員對其內容感到興趣,決定去參加教會的崇拜。現年63歲的索蓬說:“我記得我第一次是繞道走去教堂。我不想讓人知道。我感到去那兒有點羞愧。”

索蓬年輕時曾是佛教僧侶,他花了6周的時間相信上帝。

索蓬說:“那時我有個情婦,又不斷抽煙,還有酗酒問題。因此,我便問牧師,我該怎麽辦。他告訴我:‘繼續來教會吧,上帝將給你答案’。”

“我懇求上帝,感到需要淨化自己,並盡力做好事。所以,我戒了烟酒,並與情婦分手。”

目前,這位前指揮官與“基督徒與傳教士聯盟”在柬埔寨的辦公室成員一起工作。同時,他也是柬埔寨首都金邊一所教堂的牧師,他希望事奉此牧職至死。

薩舫與索蓬只是數以千計歸信基督的柬埔寨人中的兩個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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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飛屍”——文化智商與福音使命(鍾興政)201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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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興政

本文原刊於《舉目》79期和官網2016.11.16

 

【編按】本文整合自下列文章:

1. 文化智商與基督特質 

2. 從印度裔執行長反思文化智商

3. 呼喚高文化智商 

4. 華人教會的文化智商 

 

近年除了IQ、EQ之外,文化智商(Culture Intelligence,簡稱CQ)被視為全球化時代的必備能力。文化智商強調對於不同文化的“理解力”與“適應力”。

文化智商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基督徒需要瞭解文化智商嗎?基督徒領袖可以從文化智商來思考,如何調整傳福音的策略嗎?本文希望就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討。

維基百科對文化智商有以下的介紹:

“文化智商(簡稱CQ)被用於商業、教育、政府和學術研究。文化智商可以被定義為一種對跨文化的理解和有效的工作能力。”(註1)

 

跨文化與美國大學

“跨文化”是文化智商中很重要的觀念。“跨文化”也是現在很流行的詞。

舉例來說,現今美國大學教育很強調“跨文化”的元素。我家有3個孩子,在2010年到2015年之間申請大學。這段期間,許多大學寄來精美簡介,幾乎每所大學都強調其學生具種族多元性、國際學生的比例適中,以及課程設計裡有國際交換學習等。

另一方面,申請大學的學生,包括我家的孩子,也得“跟上潮流”。申請履歷和論文中,總要強調自己擁有國際視野和寬廣的世界觀,最好再附上出國當過志工的經歷。

 

跨文化與職場工作

“跨文化”的觀念,不只影響美國的大學教育,也影響了職場。

“跨文化”能力,近年成了美國公司中,員工是否可以升任主管的重要條件,特別是擁有國際市場的公司。

公司考慮是否要升任某人成為主管時,很自然會考慮他(她)能不能和公司中不同國籍、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客戶、同事相處,能否精確理解他人所要表達的,並能適切地回應,做出正確的決策。

 

印度裔出任世界級的執行長

2014年2月,微軟的執行長一職,由印度裔的納德拉(Satya Nadella, 1967-)擔任,引起科技業注目。許多華人納悶,為什麼美國公司裡印度人主管的比例,要高過我們華人許多(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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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在跨國公司,印度裔擔任高階主管的比例相當高(註3)。對此,2014年2月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有專題討論,題目是《為何中國無法對外輸出世界級的執行長?》(Why China Doesn’t Export World-Class CEOs?) (註4)。

文中指出,不僅是微軟(Microsoft)的執行長,而且百事可樂(PepsiCo Inc.)總裁、萬事達信用卡(MasterCard Inc.)總裁,和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總裁,都是印度裔出任。

為了研究這個問題,我做了一個簡單的問卷調查。我找了一些美國朋友,他們是從事科技、醫生和牧師等行業的。

我有些訝異:他們不約而同地說出和《華爾街日報》相同的結論,即:印度裔在英文和熟悉西方主流文化這兩方面,遠勝過華裔的菁英。換句話說,印度裔菁英的文化智商,較我們華裔的文化智商要高出許多。

良好的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很重要,但擁有良好的英文能力不代表擁有“跨文化”的能力。進一步,“跨文化”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單單有“跨文化”的能力,並不代表文化智商高。有趣的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文化智商高的人,通常擁有較高的“跨文化”能力,同時也具有良好的英文能力。

 

什麼是高文化智商?

倫敦非營利機構Common Purpose的創辦人,也是《文化智商》一書的作者之一米德爾頓(Julia Middleton),說:

“文化智商是指跨越界線,並且在不同文化中茁壯發展的能力。這是從我爸爸的經驗中獲得的想法。

“他因工作常常飛國外,他發現飛機上載滿領導人,其中大多數人,因為到過許多地方,就自認很有國際觀。我爸爸把他們叫做‘飛屍’(flying dead),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瞭解自己所到的地方,只會用飛行里程數,來量化文化智商。”

那麼誰擁有較高的文化智商呢?一項有趣的發現是:學歷高、經歷好、教會服事多,並不表示人的文化智商一定高。

立維摩(David Livermore)是文化智商專家,曾任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他提出從以下4個層面來提升文化智商:文化智商驅使力(CQ Drive)、文化智商知識(CQ Knowledge)、文化智商策略(CQ Strategy)和文化智商行動(CQ Action)。

他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基督徒增加傳福音的能力。

‧文化智商驅使力,是適應跨文化的濃厚興趣和動力。

‧文化智商知識,是對文化相似性與差異性的知識和理解能力。

‧文化智商策略,是在瞭解文化的基礎上,有意識的規劃能力。

‧文化智商行動,是在面對不同文化時,何時採納或不採納該文化的行動能力。

 

更多放棄原有的文化?

較高的文化智商,是否表示要更多放棄自己原有的文化?

很多人注意到,印度裔並非完全西化、不保留印度文化。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宗教、語言、衣著、飲食和家庭生活等等,清楚看見印度裔保留了許多自己的文化。

可見,較高的文化智商,並不意味要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相反的,保留自己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對非核心部分保持彈性,乃是較高的文化智商的特點。

 

核心與非核心的文化部分

米德爾頓給出了“核心文化部分”(Core)和“非核心文化部分”(Flex)的定義。核心文化部分,是指不能改變,或是不易改變的文化特質(見圖)。這可能是人衣食住行的生活中,根深蒂固的部分。

至於非核心文化部分,則是可以改變,或是人願意選擇去改變的。

 

值得信任與深具彈性

米德爾頓提出兩種極端不同文化智商的人格特質(見圖)。bh79-19-8306-%e5%9c%963-%e6%a0%b8%e5%bf%83%e6%96%87%e5%8c%96core%e8%88%87%e9%9d%9e%e6%a0%b8%e5%bf%83%e6%96%87%e5%8c%96flex

一端是核心文化部分非常大,非核心文化部分極少,甚而幾乎沒有的人。

米德爾頓舉例她的祖父母親,就屬於這類型。他們住在英國鄉村,習慣於自己的生活模式。飲食、起居和思想都是固定的型態,鮮少能接受新的文化事物。

相對的,另一端,是核心文化部分非常小、非核心文化部分非常大的人。他們可以任意接受,或隨時加入外來的文化。

米德爾頓說,許多推銷人員就是這樣的人。充滿了彈性,幾乎沒有底線地接受新的事物。因為他們太有彈性,以至於無法令人信任;他們今天接受的事情,到了明天就可能改變。不能算是高文化智商。

身為華人基督徒,如果要向其他族裔、文化宣教,需要有高文化智商,即同時兼顧“值得信任”(Trustworthy))和“深具彈性”(Flexibility)這兩種特質。

我們要學習如何增加我們的非核心文化部分,設法接納宣教對象的核心文化部分。如此,我們和對方深入探討福音本質時,不會因為無法互相信任,而產生太大的障礙。

 

從瞭解自己特質開始

如果問華人教會普遍的文化智商如何?一般的觀察,華人教會的值得信任程度較高,但是彈性特質較低;核心文化部分很高,非核心文化部分較低。

舉例來說,華人教會以華語為主要語言,不習慣使用其他語言;習慣吃中國食物,對其他食物接受度較低;華人信徒歡迎其他種族文化的人加入華人教會,但自己搬到新的環境時,仍不習慣參加其他文化的教會。

 

首先注重傳福音給華人

這樣的特質,有什麼優、缺點?華人教會應該怎麼發揮特質中的優點?

華人教會的值得信任程度較高,即是會用心保守核心文化,核心價值觀不會隨意改變。換句話說,華人不容易信耶穌,但是信主之後,比較能持守信仰。

華人基督徒不太主動接觸其他種族文化的未信主之人,但是很樂意去接觸未信主的華人。這是一個有趣的特點,卻也符合傳福音要傳遍地極的大使命。因為華人佔世界人口的1/4,說華語族群是世界最大的種族文化群體。

傳福音給華人深具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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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智商驅使力幫我們跨出第一步

如何才能向“非華人”傳福音呢?我們不習慣,也不知道怎麼開始。大部分的華人基督徒都不會說:“我們不想傳福音給其他種族文化的人。”然而要跨出第一步,似乎太困難。

這表示,我們華人向其他種族文化的人傳福音的文化智商驅動力較低。文化智商驅使力就是適應跨文化的興趣和動力。換句話說,我們華人對跨文化沒有很高的興趣和原發性的動力。

這是一種天生比較被動的特質。不過,有這樣的特質,我們也不必太悲觀。從正面的角度想,這表示我們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特別是在非核心文化部分,我們華人教會可以進行一些嘗試。

怎麼做呢?我們可以這麼調整福音策略:

1. 增進容易提高的文化智商知識(CQ Knowledge)。

2. 給予自己小小的文化智商驅使力(CQ Drive)。

3. 擬出簡易的文化智商策略(CQ Strategy)。

4. 執行可行的、具體的文化智商行動(CQ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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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跨出一小步開始舉例來說,若是海外的華人教會想跟柬埔寨人傳福音,可以這樣開始:

去柬埔寨餐館吃飯;到柬埔寨人開的理髮店剪髮;去柬埔寨超市買東西;上網看與柬埔寨相關的影片、學3-5句柬埔寨問候語,和10個柬埔寨單字發音等。

在文化智商驅使力和文化智商知識方面做出努力之後,我們可以繼而有文化智商策略和文化智商行動。例如:

‧和柬埔寨的高中生、大學生接觸,建立關係,然後向他們及其家人傳福音(策略);邀請柬埔寨的高中生和大學生,參加我們孩子主辦的派對(行動)。

‧在派對中,告訴前來的柬埔寨的學生,我們對柬埔寨的文化有興趣,並講述我們去餐廳、理髮店和超市的經歷(行動)。

‧邀請他們到教會,參加我們的新朋友聚會。在聚會的房間,佈置柬埔寨的國旗、柬埔寨的地圖海報,和柬埔寨語的“歡迎你”大字報(策略+行動)。

‧學習柬埔寨語的“你好嗎?”,真心問候他們(行動)。

‧去柬埔寨的超市買柬埔寨的點心,或請會做柬埔寨點心的弟兄姊妹幫忙做(行動)。

邀請他們下一次再來參加團契活動(策略+行動)。

 

看見每個腳步留下痕跡

瞭解我們華人教會的文化智商,對於華人教會傳福音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定期的身體檢查,之於人的身體健康:

當身體健康檢查報告出來時,醫生可以對病人做出最好,也最貼切的建議——不論是食物的攝取、營養的補充,或是運動量。

同樣的,有了對華人教會的文化智商的基本瞭解,我們可以擬出最好的文化智商策略,然後調整我們的行為,把資源和時間,運用到最好、最需要,也最貼切的福音行動上。

換句話說,瞭解我們華人教會的文化智商,可以近一步幫助我們華人教會三方面的工作:瞭解自己傳福音的特質,發揮自己傳福音的優點,尋求傳福音的進步空間。

擬定傳福音策略和行動之前,需要先調整我們的文化智商驅使力和文化智商知識。改變文化智商的原則,是小而美。

文化智商的進步不可能一步登天。文化的養成需經年累月,同樣的,文化智商的進步也要慢慢進行。我們只要跨出改變文化智商的一小步,在傳福音的事工上,就可以有很大的突破。一次一小步,即可以看見每一個腳步所留下的痕跡。

 

註: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ltural_intelligence 2015/6/17.

2.《印度人已統治矽谷:三分之一公司由印度裔領導》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012664-1.shtml

3. “Why Microsoft and Everyone Else Loves Indians CEOs”,

https://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4-02-05/why-microsoft-and-everyone-else-loves-indian-ceos.

4. “Why China Doesn’t Export World-Class CEOs?”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532704579478541556310068

 

 

作者現任麻州羅威爾華人聖經教會華語堂牧師。

回應:與同工一起選擇福音群體,商量如何有效提高文化智商驅使力和文化智商知識,再具體計劃一個短期的文化智商策略和文化智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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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戀城市的歡愉(趙晨星)20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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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晨星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10.28

 

(一)

總有一絲絲期待,希望旅行到一個別具一格的城市或鄉鎮。然而無論是在江南,或是往西域去,到處都像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我陷入苦惱——我若尋找繁華、便捷,大可去一線城市旅行,何苦來深山老林尋找?

我不太習慣沒有商廈、不乾淨便捷的生活。結果是,我渴望深山的美景被商業化,又厭惡商業化。我貪戀著城市的種種歡愉,又渴慕著人跡罕至的風景……

矛盾下,衍生出一種自我懷疑——我是否太過嬌慣?是否嫌貧愛富?……在種種自我控告下,我雖然明知因信稱義,可就是無法原諒自己的老我和悖逆。我陷入痛苦之中。

一週前阿信老師寄來了他的大作《用生命愛中國——柏格理傳》。卷首寫著:主愛同在,同做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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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此書,內心震蕩:

一是感動。當我讀到,柏格理被彝族土目毒打,幾乎要死時,我滿眼是淚。讀到頁末,柏格理因照顧傷寒病人而不幸染病將要離世時,我亦久久停留在此頁,不願翻下去。

二是驚恐。為何不受激勵,反倒驚恐呢?因為我在掙扎、在思考。

聖經裡有一個經典的故事。有一個人跑來,跪在耶穌面前,問祂:“良善的夫子,我當做什麼事才能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夫人;當孝敬父母。”

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耶穌周圍一看,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地難哪!”(參《可》10:17-23)

我沒財寶,但我貪戀著城市,貪戀著愜意的日子,貪戀著侃侃而談的快感。我喜歡呆在大城市裡,因為交通便捷,凌晨都有夜班車;因為乾淨的、規劃整齊的街道;因為更為開放的教育和文化交流……

我幾乎斷不掉這份貪戀,所以驚恐。我根本做不到像柏格理這樣,全然地犧牲,將自己奉獻出去。

因為驚恐,所以憤怒,我問上帝為什麼要讓我面對這樣的抉擇?為什麼我不能做個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只要聚會、十一奉獻就好了呢?

我知因信稱義,也知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但行為要達到怎樣的標準,才叫信心是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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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讀《柏格理傳》時,正值我將去雲南短宣。(編註)

我一直在想一個無聊的問題:這趟短宣去雲南深山裡,如果那裡的廁所只是一個坑,我該怎麼辦?我幾乎無法想像那樣的場景!我又問自己:這趟短宣,我是在體驗生活嗎?那我體驗生活要到幾時呢?

一週後,我外出旅行散心。

在桃花潭鎮上找廁所,街道上十里惡臭,濃濃的尿騷味飄來,就順著這惡臭找到了廁所。進去後,發黃的瓷磚牆壁,四處糞便,蛆蟲們又白又大,在地上蠕動著。吸進一口氣,好像糞便塞滿了胸腔和肺……幾乎是場噩夢。

就在這樣的狀況下,我想,如果宣教的日子要這樣過,那我還有勇氣繼續前進嗎?談奉獻,談犧牲,談神學,談永生之道,談得倒是頭頭是道,最後卻止於廁所門口嗎?

這麼一想,我反倒靜下心上完廁所。一旦選擇面對,反而沒有那麼難了。

請允許我繼續講完年輕財主的故事,因為我也深知犧牲是何等的艱難:

門徒對祂(耶穌)的話感到驚訝。耶穌又對他們說:“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門徒就分外驚訝,對祂說:“這樣誰能得救呢?”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卻不然,因為上帝凡事都能。”(參《可》10: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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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段時間,流行山下英子的《斷捨離》。書中所講捨棄、離開的,是生活的種種瑣碎。

而我們心中,總有一些東西是捨不掉的——即使我意識到這一點,我也只會說“這是我的軟弱”,卻仍不捨棄。所以,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並不普通,必須每天都帶著為主殉道、犧牲的決心。

 

編註:參作者另一篇文章:《往哪兒走?(趙晨星)

 

作者研究基督教與西方文學,寫有趣的嚴肅文學、實驗小說、神本主義詩歌。立志用文字服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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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談趣(志航)2016.09.14

文/志航

本文原刊於《舉目》79期與《舉目》官網2016.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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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與一對在德國宣教的夫婦說:“我知道為什麼你們選擇在德國傳福音。原來這是等候主耶穌再來的最好的地方。”  
“何以見得?”
“聖經不是早就記載,與主耶穌同釘十字架,最後願意悔改的強盜說:‘ 耶穌阿,你得(降臨的時候,求你紀念我!’(《路》 23:42 ) ?”

2.
最近一對夫婦準備到遠方短宣,寫了一封誠懇的信,寄給當地要招待他們的牧師,也把副本給我看。這英文信中有一兩句提及3餐,請牧師在食物的事上儘量簡單從事。
他們信上說:“您桌上放什麼食物,我們就吃什麼。”
我告訴這對夫婦我記得一首古老聖詩,可謂異曲同工。
英文是: Where he leads me I will follow; what he feeds me I will swallow. (當然原文並非如此) 也許中文可如此翻譯: 任領何處總必跟隨; 所賜食物盡入我嘴。  

作者主修天然產物化學,獲新澤西州州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博士學位。著有《科學對基督教的挑戰》(台北:雅歌,二版,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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