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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中国教会60年(二):走入死荫幽谷

本文原刊于《举目》54期 谢文郁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兴奋,令人目眩。中国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样的口号深入人心。从此,中国这块土地上,弥漫着“人定胜天”的精神和勇气。         在理论上,这股精神和勇气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立足点。在实践上,“大跃进运动”(1958-60年)把这股精神和勇气传染给每一位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文主义氛围中﹗!         对于当时的中国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信心挑战。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也受了影响了,或离开了教会,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传教士们的忧心成了现实。早在20年代中期,随着非基运动的广泛展开,传教士愈来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情结,感受到这一情结对基督福音的严重阻拦,他们犹如面对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墙,而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呼吁跨宗派的联合祷告,求神亲自拆毁这堵墙。         然而,历史发展似乎和所期望的发展背道而驰 。他们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西化运动,是高举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西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历史舞台的前台,并在新中国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上帝在听我们的祷告吗?还是说,我们的祷告出了问题?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化。按照中国的法律,“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会”无法公开聚会,其活动能力和范围 都大大收缩。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向中国人展现神的荣耀。然而,他们秘密聚会,认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小群”,心甘情愿为神受苦。         “三自教会”则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开活动。虽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三自教会仍然在社会的视野中。三自教会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还在为神做见证,他们参与三自运动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对于新政府来说,基督教教会并不是一股强大力量。在通过三自运动解决了基督教问题之后,他们几乎不把基督教当回事。此刻还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经济和 军事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尽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极端的人文主义情结中,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化 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成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动力。受政府宣传的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基督徒属于落后、跟不上形势之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必将被历史抛弃。        在这种形势下,在公开场合宣传基督教,等于把自己公开当作笑柄。迫于政治压力,不但年轻人,即使那些属灵前辈,也无法在公开场合宣告福音。王国显弟兄在回忆 录《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一书中提到, 1957年他从牢里释放出来,回到广州大马站福音会堂(1950,林献羔创立):“那时教会传出的讯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带领神的儿女继续要活在神的脸 光中。我们更孤单了,但是却激励了许多在各地的神的儿女。他们知道我们仍旧孤军作战,他们写信来与我们表同情,我们也因此得安慰。”(页150)不久,王 国显就向政府申请出国。        那时中国的基督徒(不管是属于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为神做见证了。能为基督的名呐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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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中国教会60年(五):杂草丛生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谢文郁 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于中国教会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春天,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波及全国、全世界,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挑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在中国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社会意识,驱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愿望的驱动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国政治。他们希望在学生运动中实现这一理想。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残酷的中国政治面前,如卵击石,头破血流﹗              这场政治动乱最终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那些积极参与运动的自由主义旗手,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外逃,最后只能在西方国家的庇护下,在海外搞所谓的“民运”。留在国内的代言人也无处发声,只能闭关自守。            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对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毁灭性的。自始至终,在如何结束这场动乱的问题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对立。当这场运动被政府强行用暴力压制时,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导的信念从此失去号召力。           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信仰空白时期﹗ 宗教热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怀抱中得到满足,后是在社会关系中得以满足,最终则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满足。中国人原本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满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现在,这个理想破灭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状态是令人绝望的。当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从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传已经失效,自由主义理念已经七零八落。还有什么可以满足人的终极信任情感呢?            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宗教场所,包括官方认可的公开宗教场所,如三自教会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种各样的佛庙、道观,回人的清真寺,乡村的祖宗庙等等,都呈现出复兴的景象,人气越来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数增长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庙,香火熏天。与此同时,基督教家庭教会也呈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虽然具体人数难以估计,但是,只要进入河南、安徽一带,无人不惊诧家庭教会信徒人数的增长速度。            宗教成为了热门话题。 文化基督徒现象            在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鸦片一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是罪恶的象征。它让人联想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对民众而言,说宗教是鸦片,等于说宗教就是罪恶。            然而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社会仪态万种、和谐富足,令人羡慕、向往。而且,这个美好的社会,竟然保持着基督教。对于理想破灭、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似乎意味着什么,似乎指向某种奥秘。夹带着好奇和冒险心态,一些中国人开始去了解、重视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读毕,大家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基督教还有这么丰富的思想资源﹗             接着,刘小枫博士加盟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            在这两股风潮之下,中国思想界一场影响深远的基督教热,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股基督教热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所谓“文化基督徒”。             这批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没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绝望的﹗他们在阅读基督教文献的译作时,找到了某种共鸣──耶稣的死是为了世人的罪﹗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用刘小枫的话来说: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因信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爱而发生了改变”(《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第28页)。信仰是有力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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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篇

北指的风向标 ──记中国官方首次家庭教会问题专题研讨会(刘同苏)

家庭教会通过长期十字架上的坚守,最终在主流社会里面,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如果将家庭教会排除在外,那么对现今中国社会的任何描述,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合法秩序,如果排除了家庭教会,这种秩序就不够合法;任何政治权力,如果不能管辖主流社会中如此重要的部分,就不具有全民性。因此,政府需 要开始认真面对家庭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