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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中国教会60年(二):走入死荫幽谷

本文原刊于《举目》54期 谢文郁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兴奋,令人目眩。中国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样的口号深入人心。从此,中国这块土地上,弥漫着“人定胜天”的精神和勇气。         在理论上,这股精神和勇气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立足点。在实践上,“大跃进运动”(1958-60年)把这股精神和勇气传染给每一位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文主义氛围中﹗!         对于当时的中国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信心挑战。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也受了影响了,或离开了教会,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传教士们的忧心成了现实。早在20年代中期,随着非基运动的广泛展开,传教士愈来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情结,感受到这一情结对基督福音的严重阻拦,他们犹如面对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墙,而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呼吁跨宗派的联合祷告,求神亲自拆毁这堵墙。         然而,历史发展似乎和所期望的发展背道而驰 。他们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西化运动,是高举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西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历史舞台的前台,并在新中国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上帝在听我们的祷告吗?还是说,我们的祷告出了问题?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化。按照中国的法律,“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会”无法公开聚会,其活动能力和范围 都大大收缩。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向中国人展现神的荣耀。然而,他们秘密聚会,认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小群”,心甘情愿为神受苦。         “三自教会”则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开活动。虽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三自教会仍然在社会的视野中。三自教会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还在为神做见证,他们参与三自运动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对于新政府来说,基督教教会并不是一股强大力量。在通过三自运动解决了基督教问题之后,他们几乎不把基督教当回事。此刻还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经济和 军事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尽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极端的人文主义情结中,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化 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成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动力。受政府宣传的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基督徒属于落后、跟不上形势之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必将被历史抛弃。        在这种形势下,在公开场合宣传基督教,等于把自己公开当作笑柄。迫于政治压力,不但年轻人,即使那些属灵前辈,也无法在公开场合宣告福音。王国显弟兄在回忆 录《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一书中提到, 1957年他从牢里释放出来,回到广州大马站福音会堂(1950,林献羔创立):“那时教会传出的讯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带领神的儿女继续要活在神的脸 光中。我们更孤单了,但是却激励了许多在各地的神的儿女。他们知道我们仍旧孤军作战,他们写信来与我们表同情,我们也因此得安慰。”(页150)不久,王 国显就向政府申请出国。        那时中国的基督徒(不管是属于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为神做见证了。能为基督的名呐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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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中国教会60年(五):杂草丛生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谢文郁 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于中国教会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春天,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波及全国、全世界,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挑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在中国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社会意识,驱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愿望的驱动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国政治。他们希望在学生运动中实现这一理想。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残酷的中国政治面前,如卵击石,头破血流﹗              这场政治动乱最终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那些积极参与运动的自由主义旗手,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外逃,最后只能在西方国家的庇护下,在海外搞所谓的“民运”。留在国内的代言人也无处发声,只能闭关自守。            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对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毁灭性的。自始至终,在如何结束这场动乱的问题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对立。当这场运动被政府强行用暴力压制时,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导的信念从此失去号召力。           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信仰空白时期﹗ 宗教热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怀抱中得到满足,后是在社会关系中得以满足,最终则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满足。中国人原本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满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现在,这个理想破灭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状态是令人绝望的。当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从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传已经失效,自由主义理念已经七零八落。还有什么可以满足人的终极信任情感呢?            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宗教场所,包括官方认可的公开宗教场所,如三自教会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种各样的佛庙、道观,回人的清真寺,乡村的祖宗庙等等,都呈现出复兴的景象,人气越来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数增长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庙,香火熏天。与此同时,基督教家庭教会也呈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虽然具体人数难以估计,但是,只要进入河南、安徽一带,无人不惊诧家庭教会信徒人数的增长速度。            宗教成为了热门话题。 文化基督徒现象            在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鸦片一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是罪恶的象征。它让人联想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对民众而言,说宗教是鸦片,等于说宗教就是罪恶。            然而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社会仪态万种、和谐富足,令人羡慕、向往。而且,这个美好的社会,竟然保持着基督教。对于理想破灭、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似乎意味着什么,似乎指向某种奥秘。夹带着好奇和冒险心态,一些中国人开始去了解、重视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读毕,大家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基督教还有这么丰富的思想资源﹗             接着,刘小枫博士加盟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            在这两股风潮之下,中国思想界一场影响深远的基督教热,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股基督教热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所谓“文化基督徒”。             这批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没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绝望的﹗他们在阅读基督教文献的译作时,找到了某种共鸣──耶稣的死是为了世人的罪﹗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用刘小枫的话来说: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因信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爱而发生了改变”(《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第28页)。信仰是有力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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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正确认识和处理家庭教会问题

刘澎 本文原刊于《举目》45期           编者按: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近年来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委 托,对中国政教关系与家庭教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于2008年11月,组织了国内首次学者与家庭教会的公开对话。本文作者刘澎,为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 所所长,即以此文讨论政府应当如何更好地对待家庭教会,以及中国宗教政策的未来走向等问题。           本刊特转载此文,供主内研究、参考、借鉴。感谢作者特别为本刊浓缩此文!            中国家庭教会问题由来已久,迄今尚未得到妥善处理。如何看待家庭教会的产生?如何看待家庭教会的性质?如何处理家庭教会问题?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中无法回避、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 如何看待家庭教会的产生            关于家庭教会的成因,长期以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八股说法,认为其因有三:第一,西方渗透说;第二,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落后说;第三,基层管理薄弱说。            这种说法被官方广泛使用,被各种机构和学者广泛采用,变成写报告的程式,即使略有变化,也至多是在此基础上,加点时代变迁、人口因素、各个地方的差异等等。           按照这种八股说法写文章,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谈及家庭教会,问题尚未调查,结论早已确定。所以过去几十年来,关于家庭教会的各种分析报告,五花八门、不可胜数,但谈及产生的原因,却千篇一律,不外乎是“八股加减汤”。            至于症结究竟何在,为何数十年来,不管采用何种手段,家庭教会非但人数不减,反而越来越多?涉及此问题的文章多以八股应答,表面有条有理,实际空洞无物。久而久之,家庭教会成因问题,已成思维定势;八股之风盛行,但对于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却毫无意义。           笔者认为,中国家庭教会是多种因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作用,并综合反映在个体与群体上的结果。论及产生的原因,首先当推国家行为。在此一因素中,又有几个具体方面: (一) 政治原因           1949年后,中国基督教的首要问题是反帝、爱国。中国基督教会甚至将自己命名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意味着从建国起,中国基督教就走上了一条宗教政治化的道路。即宗教不仅是宗教,同时还要成为反帝爱国的工具,成为贯彻党和政府政治路线的工具。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教会内部搞了一系列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基督教里面很多老牧师、神学家,如倪柝声、王明道等中国教会内有影响的人物,都遭到了整肃。一 些来自基督教外围组织青年会的人,则成了基督教领导。大批基督教人士中,坚持信仰为重的人沉下去了,热衷搞政治的人升上来了。以宗教为目标的人,则在基督 教内被边缘化,被排斥在各级教会权力之外。           被边缘化、被排挤的这些人,因此而产生了离心力量,逐渐从基督教会的主流中游离出来。受他们影响的人,自发形成了松散的群体,这就是家庭教会最早的群众基础。           在基督教内进行的各项整肃与政治运动,初衷是想让基督教跟党走,但其结果却是制造了离心力量,产生了极大的反作用力。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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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海归基督徒”与今日中国家庭教会

张路加 本文原刊于《举目》41期 一、变化中的中国            自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思想、人文甚至政治等各方面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四方面:            1. 经济环境的转型──自实行经济上的对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国民生产总值(GDP)在不到30年中,增长了25倍以上,总体的经济规模已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仅在美、日之后)。但同时,贫富两级分化现象严重。            2. 教育环境的转型──今日的中国,虽然大学教育更加普及,每年录取和毕业的大学生都大幅增加,但实际上,教育却面临着空前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危机。           3. 价值观念的转型──人一切生活的中心,都开始围绕着金钱和物质转。传统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已不再被人看重,甚至受到嘲笑和唾弃。由此带来了社会治安和家庭婚姻等方面的巨大问题和危机。           4. 人口分布的转型──今日中国正经历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有所谓的“三大漂”现象,即:一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北京、天津等地移动,二是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移动,三是向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移动。 二、变化中的中国家庭教会           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对中国教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当中国社会向“都市化”突飞猛进时,中国教会也揭开了“城市宣教”的篇章。          今日中国的家庭教会,正发生著以下七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1. 从农村到城市──这是最显著的、令人眼目一新的变化。许多城市家庭教会正以年轻化、高学历,以及充满活力的聚会方式,呈现出勃勃生机,并快速发展。这种情形,甚至在官方控制不太严密的三自教会中,也开始出现。            2. 从沿海到内陆──传统上,沿海的家庭教会较发达,这和早期西方宣教士的活动区域有关。而今在中国许多内陆地区,甚至少数民族当中,福音的传播以及教会的建立,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3. 从基层到多层──如今福音不再是文化程度不高、身处社会基层的平民的信仰,而成为了许多大学系统研究的课题,也是大学生、教授、白领阶层等热衷了解的信 仰。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城市教会,纷纷在各城市建立,并且增长迅速。而许多“海归”基督徒的融入,也对城市家庭教会的转型和发展,产生了不小的作用。           4. 从单一到多元──过去中国教会在宗派方面,基本上是单一的(无宗派);在神学思想方面,基本上是保守的(以基要派为主导)。这样的情形,正在发生变化。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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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指的风向标 ──记中国官方首次家庭教会问题专题研讨会

刘同苏 本文原刊于《举目》36期      南来的风总是携著暖意与滋润,那是解冻和返青的先兆。 一、会议实记     2008年11月21至22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主办单位),与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协办单位),于北京联合举办家庭教会研讨会,主题为“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中国家庭教会问题专题讨论”。笔者作为特邀人士,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的主办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机构,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实情调查和可行性研究,目的在于辅助政府决策。该中心下属的民族发展研究所,原名为民族与宗教发展研究所,主要研究少数民族与宗教问题。        协办单位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研究宗教政策问题的民间机构,主要关注宗教管理领域,诸如宗教立法以及宗教政策的制定。因此,该所与官方的研究机构和家庭教会,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此次会议的与会者,来自四个方面:         (1) 官方研究机构的官员:包括民族发展研究所的所长赵曙青,和副所长胡建清。         (2) 官方研究和教育机构的研究人员:包括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刘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高师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向平(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学者范亚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 授),张守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大学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研究生。         (3) 民间研究机构的学者:诸如李凡(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曹志(普世社会科学网主编)。         (4) 六位特邀的家庭教会成员:游冠辉、江登兴、刘同苏(北京),张义南(河南),郑乐国、颜新恩(温州)。         研讨会的第一场,题为“家庭教会专题报告”,由两位非基督教学者发言、报告。 第二场则是“回应与评议”,发言者为三位基督教学者。 接下来的各场,采取发言与问答的形式,其主题依次为“农村家庭教会”、“城市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与政府”、“家庭教会与社会”、“家庭教会与法治”。 最后一场,由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发表综述。 开幕式与闭幕式,都由民族发展研究所的所长致词。 笔者应邀参加了第二场的评议,并在“家庭教会与政府”一场,作了报告。 在会议之前,在京的与会基督教学者聚会、协商,且为会议祷告;在会议期间,亦每天早晨一同灵修,并为该天的会议祷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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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的公共性与中国政教关系

江登兴 本文原刊于《举目》36期         寻求公共政策与基督教信仰本质之间的和谐点,过去是,现在是,在可见的将来仍然是家庭教会政教关系问题的最大挑战。──题记         本文作者从一个家庭教会研究者的角度,试图阐述家庭教会政教关系的相关问题。由于家庭教会的复杂性,文中对家庭教会特点的归纳只是一种尝试。文中一些观点,不能代表家庭教会整体或者某个教会的观点,而只是研究者个人的一种建设性的论述。 一、引言:信仰的超越性及神圣性         要探讨基督教家庭教会的问题,就需要先对基督教信仰下一个基本的定义。基督徒相信,人的生命是在恩惠中被至高者赋予和救赎的。他与这至高的创造主的关系的总和被称为信仰。         这种信仰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对于信仰对象本身,以及人如何与信仰对象建立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最根本的部分,成为根基性的教义,它们是基督徒信仰中的基石。         第二个层面,是一个基督教信仰者,需要在个人生活和群体生活中来维系和实践自己与信仰对象及其他信仰者的关系,这是信仰的实践层面,或者说宗教生活的层面。        信仰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整个心灵也为了这个信仰而燃烧。一方面,信仰使他作一个好公民,付出爱,宽恕仇敌,忍受患难和困苦。然 而,如果一种宗教制度损害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和信仰的实践,那他出于信仰的神圣性和良心自由的缘故,将难以服从这样的宗教制度,甚至甘心付出任何代价 去追求一个纯洁的信仰。这是清教徒远航新大陆的原因,也是无数中国基督徒走进家庭教会的原因。 二、家庭教会问题的根源:宗教政策与信仰本质的冲突 1. 家庭教会的本质特征之一:纯洁的教义          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家庭教会在中国遍地开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无数的人冒着巨大的风险,成为家庭教会的成员。对于家庭教会的产生,现有的论点多强调外因,包括西方“渗透”、农村经济文化的落后等,却忽略了家庭教会问题产生的最深刻信仰内因。          从内因来看,我个人审慎认为,中国家庭教会问题的产生,源于1950年代的宗教政策与基督教信仰本质的冲突。195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宗教政策,试图改造基 督教教义的核心。当时在得到政治有力支持的“三自运动”中,占领导地位的是基督教“新派”领袖,“新派”的信仰否定像原罪、基督代赎的死、复活、因信称义 这些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此后,基督教的这些基本教义在“三自教会”中被人为淡化和篡改。          由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把信仰的纯洁视为宝贵,甚至超过自己的身家性命。为此,许多基督徒不顾安危,在政治化的“三自”体制之外,寻求和实践纯洁的基督教信仰。由此产生了50余年来中国家庭教会的许多苦难故事。         然而,这些大地上沉默的群体,他们反对的仅仅是政治化的宗教体制,却不是反对政府本身。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却为了信仰承受着苦难,又默 默地奉献和祝福。他们被视为具有高度政治危险性的群体,却在自己的讲台上一再宣讲:“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13:1)          他们现在的信念一如50年前的信念:仅仅是为了信仰!          这是家庭教会的第一个本质特征:纯洁的教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