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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信仰

誰來分享我的喜悅?

琬秋 本文原刊於《舉目》69期 六月的悶熱,讓本已浮躁的人,更是難挨。 我的心情陰晴不定。所有的偽裝,不過是掩飾心裡的憂傷:哭啼時沒有人安慰,歡笑時沒有人分享。 不知道有多久,習慣了孤獨;不知道有多久,習慣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來去的人群,猜測著別人的世界。錯過了清風,錯過了細雨,還會繼續錯過什麼?也許,生命就是這樣? 如此的孤獨 今年的6月,假期出遊、學位考試通過、文章發表等,都讓我興奮、歡呼。然而,我卻找不到人分享。所以,憂傷,遮蓋了所有的喜悅;惆悵,取代了快樂。 分享是人的天性。人願意與自己親愛的人分享快樂,在分享中得到滿足。但孤獨的我,向誰分享心情?有誰能明白我的喜悅?有誰能夠與我一起笑、一起哭?沒有,一個都沒有! 很多人將悲傷埋藏,而我卻埋葬快樂,以淡淡的憂傷陪葬。有時想,如果生活平淡無奇,那麼我是不是就沒有快樂,也就沒有了憂傷? 除了上帝,沒有任何人知道,我並不是那樣快樂地生活。選擇校園安靜的一角,獨自漫步,內心中不住地祈禱:主啊,我帶著我的憂傷、我的眼淚、我的孤獨、我的無奈,在你的面前! 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無人分享的喜悅,讓我更感到自己的孤獨。主啊,為什麼我不能夠有一個可以依靠的肩膀?為什麼我不能享受愛情的甜?主啊,為什麼?為什麼你給了我那麼多,卻沒有給我一個能夠安慰我的人? 我都看見了 突然,耳邊迴響起上帝對以色列人說的,你們“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出》3:7)。是啊,以馬內利,上帝與人同在,是上帝對祂子民的應許。上帝一直都在,一直都看顧祂的百姓。 當約書亞奉命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的時候,上帝要約書亞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驚慌,因為上帝必不撇下他,也不丟棄他。 在大衛躲避押沙龍的時候,上帝與他同在,使大衛寫出了讓後人倍受安慰的《詩篇》23篇。到了新約,上帝藉著祂的獨生愛子,拯救了我們,“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53:5)……我們還有什麼好埋怨的呢? 我們生活中的喜悅,難道不是上帝的恩典嗎?我們得到恩典的時候,想起上帝了嗎?我們都討厭忘恩負義的人,此時的自己,難道不是那讓人討厭的樣子嗎?我難道不是耶穌醫好的痳瘋病人中,沒有回來將榮耀歸給祂的嗎? 我真的好慚愧!上帝一直都看顧我,我卻忘記了祂。我不僅沒有感謝上帝給予的恩典,反而一直抱怨! 你一直都在 我突然領悟到,上帝藉著這些事情,讓我明白: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我尚且不能專心仰望上帝,不能以上帝為中心。如若身邊再多一個人,也許,身邊的那個人就會成為我的“上帝”了。“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詩》16:4) 是啊,上帝,你藉著這樣的事情,讓我明白你的愛。你一直都在,只是我忘記了!我忘記了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我憂傷時,你是我的安慰;我困苦疲乏時,你是我的力量! 上帝啊,你是這樣的奇妙!你沒有責備,卻以你的愛,讓我明白了你的意念真的高過我的意念,讓我懂得了,不是你沒有為我預備,只是我的生命,還不足以承受,那樣美好的關係。 上帝,你是窯匠,願你來陶造我,使我成為你喜悅的樣式,配得你所賜的美好關係。願你賜我清潔、守候的心,使我能夠專心仰望你,等候你的時間,並且能夠凡事都說:上帝,願你的旨意成就!   作者現居南京。

事奉篇

“自我”與屬靈生命的成長──試析50後、60後大陸知識分子的自我形成及其行為表徵

施瑋 本文原刊於《舉目》47期         近年來,越來越多大陸背景的信徒成為海外華人教會的主要同工;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學人學者,也成為教會的傳道人。這些同工和傳道人大多是第一代信徒,且信主時間不太長就 蒙神呼召、裝備,並很快投入繁忙的事工。在服事的過程中,他們之間,或他們與其他文化背景的同工之間,常產生一些磨擦,從而對自身以及他人造成程度不同的 傷害,以及關係上的緊張。         作為這個人群中的一分子,我嘗試從自我形象這一角度,對我們這代人“自我”的形成、特徵、偏失,及其在心理、行為上的反映,進行簡略的分析與反省,幫助我們自己進行自我認識和自我心理輔導,也幫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工彼此理解,減少“誤讀”。         近年來,教會界對80後、90後的心理分析與關注較多,對50後、60後的分析與關注反而甚少。然而,恰好是這些50後、60後,人到中年,在目前的思想、 文化、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都占有了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對他們加以關注和研究,是我們在中國宣教事工中,必須儘早進行和必不可少的。         本文僅是初步地在幾個較普遍的共有特徵上進行分析,為進一步的研究,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認識自我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上帝是豐富的,是萬有之源,而被造的人和被造的萬有一樣,豐富多彩,是被看為好的。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人的價值在於其是在神完全的愛和美善中被造,是在於個體性的“生命”,而非僅僅是團體性的“人類”。         自我形象的低落與偏誤,不僅與個體成長中的家庭環境有關,也與社會環境有關。對於大陸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影響“自我”形成的因素中,我認為社會環境的變遷甚至大於現在普遍受重視的“原生家庭”。         對於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雖然我們在著書立說中大談人本主義,追求自由、捍衛人權,但實質上,我們的整個成長環境是“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 國家”這樣一個個性被壓抑、被否定的時代。並且,相對於上一代和下一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我貶抑,與革命理想中的自我犧牲,在我們這群人的心理上,形成 了尤為巨大的雙重否定。         人類文化遠離神本主義後,漸漸迷失於人本主義之中。但在中國文化中,“人本主義”的體現,不是個人意識的覺醒、張揚、獨尊,而是以“皇權”代替神權,以各種範疇的“集體利益”淹沒個體的人。         浸泡在這種文化中的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後,若不真正經歷自我的重新認識、接納、釋放、重建,會很容易簡單地以宗教的“集體”代替原有的“集體”,陷入律法主義,忽略個人與耶穌基督在生命上的聯結,而更多看重宗教這一“集體”的認同。         因為沒有經過自我重新認識過程中的釋放與醫治,或對此環節只是在理性認識上淺略地掠過,那麼,過去生命中的傷痛、自我形象的偏差,都會帶入今天的信仰生活和事工,並且難以自知,也容易讓別人誤讀。        “勝過自我”、“向己死”,這是基督徒生命、成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須長期經歷並學習的部分。但我們常常簡單地理解了“自我”與“己”,沒有分辨我們 個體生命中的神創造之美,與罪帶來的偏誤。所以,我們恨惡罪性,卻遷怒、厭棄“容器”──性格;羨慕美善生命,卻急於以壓抑、求同來裝飾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