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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糾(賀宗寧)2017.04.28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04.28

 

公元418年4月30日,羅馬皇帝昂諾里烏(Honorius)下令,將伯拉糾一黨驅離羅馬城。因為他們教導人不需要恩典就可得救,因此對羅馬的治安造成威脅。

次日,公元418年5月1日,超過兩百位主教在北非迦太基召開大會。大會對伯拉糾主義作出一系列的決定。

伯拉糾(Pelagius)是英格蘭人,生於354年,卒於420或440年。他是一位嚴格的苦行修士,反對預定的觀念,強調人的自由意志與責任。公元380年,他搬到羅馬後,看到羅馬城道德敗壞。他認為社會道德敗壞的原因之一是,奧古斯丁的神學教導過於強調上帝的恩典,而完全忽略人的責任。他開始教導非常嚴格的道德標準,強調人的內在有自然的能力,因而可以靠自己得救。

奧古斯丁指控他,認為他的教導帶領人靠自己,而不需要上帝的恩典就可以行善。

反對伯拉糾的人相信他曾經說過,上帝頒給世人律法就是人唯一需要的恩典。世人並沒有因為亞當犯罪而受到損傷。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人完全有能力只要靠自己就可以完成律法的要求。伯拉糾否定奧古斯丁的原罪論。他不認為亞當的罪會傳給後裔。並且認為奧古斯丁的教導使世人對罪不需負責,因而阻礙了靈命增長。他用《申命記》24:16:“不可因子殺父,也不可因父殺子;凡被殺的,都為本身的罪”來支持這個論點。

他認為基督只是人的榜樣,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並沒有代贖性。下面的表格將奧古斯丁與伯拉糾的信念列出作為對比。

奧古斯丁 伯拉糾
原罪 亞當犯罪墮落後,人因原罪的緣故,無法選擇義(人不能不犯罪)。 人出生時没有道德與邪惡的分辨力。人没有原罪,亞當所犯的罪由他一人承擔。
自由意志 人有自由意志,可作多种选择。但由於原罪的緣故,人無法選擇義。 人自己可以决定行善或行惡。神若對人有道德責任的要求,那麼,人在道德上就會有能力承擔責任。
人的得救 人的意志唯有受神的带领才能朝義的方向行。

 

無法接受人需要神的恩典才能達到神對人的要求。律法與恩典都能帶人進入神的國。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人無法抗拒,神預定揀選的人一定會得救。 人因自己的自由可以决定是否信神。

 

在與伯拉糾爭辯中,奥古斯丁對自由意志做出更清晰的解釋:

 

  • 由於摩尼教認為“所有的事完全都是預定”的信念,奥古斯丁強調人類是有自由意志的。
  • 只有一位神,祂的良善是無限的。
  • 人類的自由意志是神所創造的。自由意志本身是好的,雖然有自由意志就意味人在做自己的决定時,可能會選擇邪惡。
  • 邪惡的起源是出於人類以及天使所做的錯誤决定。
  • 邪惡不是物質,而是一種决定、一個方向、一個對良善的否定。

此外,奧古斯丁按照人的四種狀況,來解釋罪對“自由意志的捆綁”:

奧古斯丁

墮落以前的人

Pre-Fall Man

墮落以後的人

Post-Fall Man

重生的人

Reborn Man

得榮耀的人

Glorified Man

有能力犯罪

able to sin

(posse peccare)

有能力犯罪

able to sin

(posse peccare)

有能力犯罪

able to sin

(posse peccare)

有能力不犯罪

able to not sin

(posse non peccare)

有能力不犯罪

able to not sin

(posse non peccare)

沒有能力不犯罪

unable to not sin

(non posse non peccare)

有能力不犯罪

able to not sin

(posse non peccare)

沒有能力犯罪

unable to sin

(non posse peccare)

公元410年,羅馬被哥德人攻破時,伯拉糾與他的跟從者逃到北非的迦太基。在那裡繼續他的教導。415年,他搬到耶路撒冷。

417年,教皇左思母斯(Zosimus)就任。次年,羅馬皇帝昂諾里烏在4月30日宣佈將伯拉糾黨的所有徒人驅逐出羅馬城。次日,北非200餘名主教在迦太基召開大會。主要討論當時在北非教會分裂出去的多納圖派的問題,以及伯拉糾的教義。

迦太基與意大利的相對地理位置

 

迦太基大會首先決定,他們相信亞當若沒有犯罪,他可以不死,一直活到永遠。其次,他們決議亞當的罪傳給所有人類,因此,嬰兒需要接受洗禮。大會還宣佈,我們需要基督的恩典才能過聖潔的生活。

關於伯拉糾的信念,迦太基大會達成八點共識。他們認定伯拉糾否定以下的正統信仰:

  1. 死亡不是人本來生命的自然結局,而是由於犯罪所導致的結果。嬰兒必須接受洗禮,從原罪中得到潔淨。
  2. 稱義的恩典赦免過去的罪,並幫助信徒免於在未來犯罪。
  3. 基督的恩典賜給信徒有能力與意志去遵行上帝的誡命。
  4. 若沒有上帝的恩典,人不可能有善行。
  5. 我們承認是罪人乃是因為確實如此,而不是出於謙卑。
  6. 聖徒為自己的罪祈求赦免。
  7. 聖徒承認自己是罪人,因為他們確實是罪人。
  8. 尚未接受洗禮的孩童,將被拒於天國及永生之外。

在非洲主教及羅馬皇帝昂諾里烏的壓力下,教皇左思母斯將伯拉糾驅逐出教。之後,伯拉糾被趕出耶路撒冷城。亞歷山大城的主教區利羅(Cyril)允許他到埃及居住。後來就不再有他的音訊。

公元431年以弗所公會正式宣佈伯拉糾的說法是異端。

雖然伯拉糾被判為異端,但是,伯拉糾主義以及半伯拉糾主義在後來的數個世紀裡仍然流行,尤其是在英格蘭及羅馬教廷。所謂半伯拉糾主義的重點是:

  • 承認人有原罪
  • 承認神的恩典是人得救所需的條件
  • 一個人有能力接受或拒絕神的救恩

其實,天主教的信仰與半伯拉糾主義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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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話和合譯本》正式出版(賀宗寧)2017.04.21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04.21

 

公元1919年4月22日《官話和合譯本》正式出版。

官話和合本譯者與中文助手,從左至右:鮑康寧(Frederick W. Baller)、劉大成、富善(Chauncey Goodrich)、張洗心、狄考文(Calvin W. Mateer)、王元德、鹿依士(Spencer Lewis)、李春蕃

 

《聖經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簡稱和合本;今指國語和合本Kuoyü Union Version,舊稱官話和合本Mandarin Union Version),是今日華語基督新教教會最普遍使用的聖經譯本。問世100年來,一直是華人教會的權威譯本,是眾多信徒心愛的聖經。

 

此譯本的出版源自1890年在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會。會中各差會派代表成立了三個委員會,各自負責翻譯官話(白話文)、淺文理(淺文言)、深文理(文言文)譯本。

 

從19世紀初到19世紀80年代,在中國的外國差會出版了若干本漢語文理(文言文)聖經,在用詞和翻譯原則上都有差別。傳教士憂慮中國信徒面對諸多文理譯本無所適從,希望有一部聯合譯本。

 

之前外國宣教士曾經嘗試推出統一的中文文理譯本。1858年出版的《委辦譯本》是集眾人之力合作翻譯的成果。可惜由於當時各差會宣教士間,期望相左,意見分歧,以致文理《委辦譯本》統一中文譯本的目的,最終並未達成。

 

在官話和合本誕生之前,麥都思與施敦力曾於1857年將《委辦譯本》的新約改寫成南京官話出版;1872年,華北的英美宣教士包約翰、艾約瑟、施約瑟、白漢理、丁韙良翻譯了《北京官話新約全書》;1874年,施約瑟獨自一人依照《北京官話新約全書》體裁,譯完北京官話舊約;1878年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將《北京官話新約全書》與施約瑟的舊約譯本合印為《新舊約全書》。官話和合本在多處地方參考了《北京官話新舊約全書》。

 

1890年的傳教士大會,決定同時以深文理、淺文理、官話翻譯,以“聖經唯一,譯本則三”為目標。與會者一致肯定需要一本聯合的官話譯本。至於文理譯本方面,英國傳教士維護他們使用多年的《委辦譯本》,因其譯文優美,教會甚至曾將這譯本兩度進獻於清廷,可見其地位顯赫;他們堅持最多只需將這譯本略作修訂,便可用為聯合譯本。

 

美國傳教士不喜歡《委辦譯本》,因其多處地方不忠於原文,且參雜儒家概念,認為需用較淺易的文言重譯。結果大會決議同時翻譯兩種文言譯本,即深文理和淺文理,以化解兩派間的矛盾。

 

1904年,《淺文理和合譯本》(Easy Wenli Union Version)出版《新約》。1906年,《深文理和合譯本》(High Wenli Union Version)亦出版《新約》。1907年,傳教士大會計劃只譯一部文理譯本,於1919年出版《文理和合譯本》(Wenli Union Version)。1906年,官話的翻譯工作完成了《新約》;1919年,官話《舊約》的翻譯工作完成。在1919年正式出版時,官話聖經譯本名為《官話和合譯本》,從此就成了現今大多數華語教會採用的和合本聖經。

文理和合本(串珠)

文理和合本的主禱文

 

和合本分為“上帝”版和“神”版,區別在於上帝版的經文中出現“上帝”的地方,神版都用“神”前加空格代替。因為對於基督教的至高主宰,中文應該翻譯為“上帝”還是“神”,晚清的西方宣教士爭論了幾十年仍未解決,和合本便採用這種折衷方法。

 

現在稱為《和合本》的聖經,初稱《官話和合本》,用了清朝的慣用稱呼“官話”,至清末民國時期“官話”逐漸改稱“國語”,故此改名《國語和合本》。因著《國語和合本》大為流行,成為教會唯一在用的和合譯本,現今簡稱為《和合本》。

和合本聖經《馬太福音》第一章

 

《官話和合本》委員會的委員,包括美國長老會的狄考文(1836年-1908年)、美國公理會的富善(1836年-1925年)、中國內地會也是浸信會的鮑康寧(1852年-1922年)、英國倫敦會的文書田(1847年-1914年)、美國美以美會的鹿依士(1854年-1939年),以及其他在不同階段加入、後因不同原因退出的西方傳教士,前後有16位。

 

協助他們翻譯的中國基督徒有誠靜怡、劉大成、王治心、王元德(即王宣忱)、鄒立文、張洗心、李春蕃等人。在狄考文翻譯新約的過程中,他的繼配夫人狄文愛德曾協助他,為官話新約的翻譯製作了一份希希臘文-中文的索引。和合本的翻譯共遵循四項原則:

 

  • 譯文必須為全國通用語言,不可用地方土語。
  • 行文須簡單,在禮拜堂誦讀時,各階層人士都能明白。
  • 字句必須忠於原文,同時又不失中文的韻氣。
  • 暗喻應盡量直譯,而非意譯。

 

委員會在翻譯官話譯本時,官話之確切的書面形式和標點符號尚未成熟和定型,委員會需要商量採用一個共通形式。主席狄考文主張文體要貼近官話口語。他也設計了聖經中的標點,除傳統句讀的句點“。”和逗點“、”外,增加了圓點“.”,作用如同英文的分號和冒號。

 

1906年,新約譯完,1907年出版。之後開始翻譯舊約。狄考文在1908年逝世。富善成為新的主席,與其他委員一道,繼續翻譯舊約,於1917年將舊約譯完。在翻譯過程中,委員們意識到官話逐漸取代文言成為書面語,聖經官話譯本或會成為重要作品,因而在1918年3月,著手把新約全面修訂,使得譯文更具文學風格,並於該年年底修訂完畢。1919年4月22日出版《官話和合譯本》。1939年改名為《國語和合譯本》。

 

1983年,由三十多位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的華人聖經學者對《和合本》進行了修訂,使其更貼近現代文意並修正錯譯,耗時27年修訂而成,於2010年出版新舊約全書。該修訂版秉承“不為修訂而修訂”及“盡量少改”的原則,忠於原文,力求保持和合本的風格,盡量保留信徒熟知的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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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受洗成為基督徒(賀宗寧)2017.04.14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04.14

 

公元387417日,復活節前夕,奧古斯丁在米蘭,在安波羅修主持下受洗,成為基督徒。

 

奧古斯丁是天主教尊稱為“教會博士”之一的聖徒,他的信仰不但在天主教內受到尊崇,對更正教也有很大的影響。經由他與伯拉糾的辯論,奠定了基督教對罪與救恩的核心信念。

 

出生背景

 

奧古斯丁於公元354年生於北非。父親是羅馬的中級軍官,異教徒。母親莫妮卡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出生於羅馬上等公民的家族。因此,奧古斯丁從小在家裡很可能是講拉丁語的。

母親告訴他,基督教的上帝是至善的上帝。但因他對“邪惡”的起源無法了解,不肯相信母親的教導。11歲時,他被送到附近一個小鎮唸書,學習拉丁文學,因此學到一些異教的信仰。

他第一次認識到罪是在那時與幾個朋友去偷鄰舍果園的水果。他記得,他們去偷水果不是因為飢餓,而是因為故意要去做不被許可的事。因此他覺得自己的本性是有缺陷的,明知不該做的,卻非常喜歡做。後來,他得到一個結論,人的本性傾向於犯罪,需要上帝的恩典。

 

初識摩尼教

 

17歲時,他到迦太基去學習演辯學。在那裡,他接觸到摩尼教的二元論(正邪終極並存)。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創,唐朝傳入中國,稱為摩尼教,後來被漢化,改稱明教。他有9年的時間在摩尼教做“聽道者”(hearer,慕道友),但未正式入教。當時,他的生活糜爛,19歲時遇到一個女人,作為情婦,而且還生了一個兒子。

奧古斯丁的學業非常優秀,他對知識有天生的好奇與追求心。可是,他的希臘文卻始終沒有學好。在他的書裡提到他的第一位希臘文老師非常兇,常常打學生。由於他的叛逆性,就拒絕好好學習。等到長大成人,覺得需要希臘文時,已經太遲了。他雖然學了夠用的希臘文,但始終沒有完全掌握。

奧古斯丁畢業後回到唸小學的小鎮教了一年文法。第二年回到迦太基,在那裡教了9年演辯學。公元383年,他覺得迦太基的學生太過放蕩不羈,於是他搬到羅馬,開辦一間新的演辯學學校,因為他覺得羅馬的演辯學學生最聰明,最好學。當時羅馬有個習俗,學生在學期結束時才付學費給老師。好幾個學生上了一學期的課,到結束時卻不付學費。

這時,在羅馬摩尼教的領袖告訴他米蘭法庭需要一位演辯學的教授。奧古斯丁去申請,於384年底得到這位置,他乃搬到米蘭。以30歲的年紀,就得到了在拉丁世界一個最受人注意的學術位置。在當時,這位置很容易就可以帶來政治上的地位。

當奧古斯丁還在迦太基的時候,他有機會與摩尼教的主教法斯徒(Faustus)面談。法斯徒是摩尼教的神學家,但是,奧古斯丁與他談過之後,反而對摩尼教的信仰產生懷疑。

轉向新柏拉圖主義

 

到羅馬後,他不再對摩尼教有興趣,轉向新柏拉圖主義。新柏拉圖主義說:“邪惡雖然是真實的,但不是一件事物,而是因為遠離至善的那位所造成的”。這解決了他對邪惡起源的問題,於是,他成為新柏拉圖主義的信徒。

搬到米蘭後,當地的基督教主教安波羅修(Ambrose, 340-397)是位非常有名的演辯學者。他原為羅馬帝國的米蘭總督。373年,米蘭主教出缺,他去視察選舉主教的儀式,卻被信眾推舉為米蘭主教。

安波羅修那時還不是基督徒,於是在8天之內,由慕道友連續晉階成為主教。他開始專心學習基督教神學,成為西方教会支持《尼希亞信經》的神學家。同時,他也命令將教會的金銀器皿變賣,救贖被哥德人所擄去的會眾。安波羅修原是修辭演辯學出身,因此他的講台甚受歡迎。

奧古斯丁因仰慕安波羅修之名而到教堂,在《懺悔錄》中他寫到,去聽安波羅修講道後,“那位神的僕人接待我好像父親一樣。”不久,他們之間的關係突飛猛進,奧古斯丁又寫到:“我開始敬愛他。當然,一開始並沒有把他當真理的老師看待。只是認為他是位友善的人。”

 

不再掙扎,接受基督

 

奧古斯丁其實只想聽安波羅修這位最偉大的演辯學家“如何”講道。他原想學安博羅修的演說技巧,而不是想要聽他講道。很快他就發現安博羅修是位多麼出色的演說家。不知不覺,奧古斯丁發現自己成為一個基督教真理的追尋者。

奧古斯丁為信仰的問題不斷地挣扎。他想相信,但又不願太早放棄他的生活方式。後來,他看到著名的新柏拉圖主義經書的翻譯者維克多理母,竟然在人前公開信基督,又看到两位高官放棄事業去修行。他就更加挣扎。

有一天,他在花園裡看聖經,聽到外面有孩子的聲音說:“打開來看,打開來看”。他接下去看的經文是《羅馬書》13:13-14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争竞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他想到自己的生活與挣扎。突然間,他不再挣扎,接受了基督為救主。

 

“聖奧古斯丁的信主”(文藝復興早期的安哲立克畫)

 

經典著作《懺悔錄》與《上帝之城》

 

在《懺悔錄》中,奧古斯丁寫下了他那天悔改的過程。《懺悔錄》後來成為基督教神學的經典書籍。在這本書裡充滿了他對上帝的感恩以及對自己所行所為的懺悔。雖然書的內容主要是以自傳的方式寫出,但其中講述了時間、災難、自由意志等的本質,以及一些重要的哲學題材。

公元387年復活節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17日,安波羅修為奧古斯丁以及他的兒子阿德達圖施洗。

一年後,奧古斯丁寫完護教書《大公教會的神聖性》。那一年稍後,他決定要回北非。他母親莫妮卡在他準備上船時病逝。在回到北非不久,他的兒子阿德達圖也突然死亡。奧古斯丁在那時,變賣了家產,把得來的金錢全部分給了窮人。唯一留下來的是房子。他將之改建為修道院,作為他及幾位朋友修道之用。

公元391年,奧古斯丁被封為神父。很快的,他成為有名的講道人。(他有 350 多篇的講道一直流傳到今天)。他的講道在辯駁摩尼教方面特別有力。

公元395年,他去鄰近的希波(Hippo)看朋友。主日去聚會。但被主持聚會的主教看到。主教當場宣佈上帝差派祂的僕人來到希波。他就意外地成了希波的共同主教。不久,正式成為希波的主教。

他後來一直擔任希波的主教,直到430年過世。他在397-398年間寫了自傳《懺悔錄》。410年在哥德人攻毀羅馬時,為了安慰基督徒而寫了《上帝之城》。

 

《聖奧古斯丁言行錄》

 

他的朋友卡拉馬主教坡斯迪烏(Possidius, Bishop of Calama)在他的著作《聖奧古斯丁言行錄》(Sancti Augustini Vita)記載了奧古斯丁後半生的所言所行。

坡斯迪烏所寫的奧古斯丁,是一位充滿智慧又能激動人心的演說家。只要有機會他就會為基督教的信仰辯護。不但如此,坡斯迪烏還將奧古斯丁的個性特點做了詳盡地描述,說他吃得少,但是做事多,不喜歡謠言,迴避任何肉體試探,並且對他教區的財務謹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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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爾誕生(賀宗寧)2017.03.31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03.31

 

公元1596年3月31日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誕生。

笛卡爾是17世紀法國的一位奇才。他在數學、物理學上,都有相當的成就。在數學上,今天我們所稱為的卡氏坐標(Cartesian Coordinates)就是他的創建,“卡氏”就是笛卡爾的拉丁文姓氏。他將代數與幾何學連串,提出了“解析幾何”這門學科,為微積分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卡氏坐標的x與y軸

此外,他使用的許多字母符號,包括了已知數a, b, c以及未知數x, y, z等,直到今日仍在數學上被使用。

在物理學方面,根據他在光線折射的定律,發現不同角度的折射,造成不同顏色的呈現,因此增進了對彩虹的了解,也因此解釋了部分人視力失常的原因。後來他又通過元素微粒的旋轉速度,來分析各種顏色。他還提出太陽系運作的理論(但是由於伽利略在異端裁判所所受到的遭遇,他沒有公開講述這個理論)。他在力學方面提出慣性運動的直線性及動量守恆原理。

他在求學期間深受一位老師的影響,這位老師鼓勵他以數學與邏輯去思考自然世界的事物,包括存在以及知識的意義。這個以數學推理的求知態度,加上他對所有非絕對確知事物的存在,抱持深度的懷疑,使他成為理性哲學之父。

他認為需要對所有事物的存在,都存懷疑的態度,以此作為出發點。如果能找到一件絕對可信的事,那這件事所帶來的真理就絕對真實。

在他努力思考之下,他發現,即使他懷疑所有的事,他卻很確定自己在思考。“我思,故我(存)在”(cogito,ergo sum,法文: Je pense, donc je suis,英文: I think, therefore I am)。

他雖然確定了自己是個“思考的物”,但是並不能因此證明他身體的存在。但在這之前,他發現在他的思想中有一個“更為完美的存在者”的觀念。由於這個觀念超乎他思想的本身,所以一定是上帝將這個觀念放在他的思想之中。因此,上帝一定存在。由於上帝的存在,他後來才能證明世界的存在,以及他自己身体的存在。

笛卡爾是個虔诚的信徒,他希望哲學能對神學有帮助。但是在當時那個追求正統信仰的時代,很多學者都宣稱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必定會將教會帶進異端。當時的法國,天主教的勢力龐大,不能自由討論宗教問題,因此他在1628年移居荷蘭,在那裡住了20多年。

在此期間,笛卡爾致力哲學研究,發表多項重要的論文,包括《方法論》(Discours de la méthode),《形而上學的沉思》(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和《哲學原理》(les 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等,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

1649年,在瑞典女王的邀請下,他搬到瑞典去,一年後,1650年2月11日在斯德哥爾摩病逝,享年53歲。

瑞典是個新教的國家,笛卡爾是個天主教徒。他被葬於一個專門埋葬沒受洗的嬰兒的墳場。後來被遷葬到巴黎最老的教堂,聖日耳曼教堂( Saint-Germain-des-Prés)。

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和笛卡儿。

雖然笛卡爾證明了真實世界的的存在,但他認為宇宙中有兩個不同的實體,即思考(心靈)和外在世界(物質),兩者本體都來自於上帝,而上帝是獨立存在的。他認為,只有人才有靈魂,人是一種二元的存在物,既會思考,也佔空間。而動物只屬於物質世界。

他在思考存在的本性時,對於思想/靈魂與身體二元的交界感到興趣,但是他無法找到一個合理的方法來解釋這兩部分如何相關。

  • 當思想做了决定時,是如何傳達給身體的?
  • 當身體感受到外界的刺激時,如何傳達給靈魂?

最後,他指認人的身體與靈魂是在大腦下端的松果腺(pineal gland)相交。他的這個論點造成了一些的爭論。

笛卡爾認為人的身體與靈魂交界的是松果腺(Pineal Gland)

笛卡爾可以說是17與18世紀理性主義的始祖。理性主義將“知識”的獲得從一向教會所宣稱的“啟示”,轉到科學。基督教的信仰也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由理性主義及後來的經驗主義共同推動整個社會進入現代主義。

  • 現代主義之前的認識論:認識論主要是基於權威的來源所啟示的知識。相信可以認識終極真理,而得到知識的方式是直接的“啟示”。所謂的直接啟示通常都認為是來自於神(或某個神)。而教會作為啟示知識的掌管與解釋者,在現代主義之前,被視為是權威的來源。
  • 現代主義的認識論:理性邏輯與經驗主義成為兩項主流。理性主義(rationalism) 認為理性是人類知識來源的基礎。經驗主義(empiricism) 則認為經由感官而得認知事物,兩者後來逐漸發展成為現代科學的治學方法。理性邏輯也是現代與科學相輔相成的做法。理性主義興起之後,國王,政府,及高等學府(學者、教授)等世俗機構,逐漸取代教會成為權威的來源。宗教信仰雖然還有影響,但是教會已不再擁有原先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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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君王詹姆斯一世逝世(賀宗寧)2017.03.24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03.24

 

西元1625年3月27日(明朝末期天啟5年,也就是大秦景教碑出土的那一年),促成《欽定本聖經》出版的英國君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Ⅰ)逝世,享年58歲。

詹姆斯是蘇格蘭女王瑪麗的兒子,英格蘭國王亨利七世的玄孫。這個雙重的關係在日後成為他繼任兩國國王的重要因素。

在他13個月時,他的母親瑪麗被迫退位,讓位給他,是為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他12歲之前,先後有四位攝政王。 他在1578年正式即位,但是一直到1583年17歲時,才完全掌管蘇格蘭政府。

1603年,英格蘭與愛爾蘭的女王伊麗莎白一世逝世,因沒有子嗣,詹姆斯是最親的王位繼承人,於是他即位為英格蘭與愛爾蘭的國王,是為詹姆斯一世。故此,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稱為大不列顛。

他做了三個國家的國王一共22年,在歷史上稱為雅各時代(Jacobean Era,註:詹姆斯是雅各的英譯名)他於1625年3月27日逝世,享年58歲。在他即位英格蘭國王後,選擇以倫敦為王宮所在,只有在1617年回到蘇格蘭一次。他自我決定的頭銜是“大不列顛與愛爾蘭國王”。

詹姆斯一世在政治上除了是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的君主外,並沒有太多的成就。但是,他在位期間,由於英國國教內的清教徒,反對教會裡繼續保留一些天主教的儀式,加上對聖經翻譯的爭論,最後促成了新的英文聖經版本的翻譯。

1603年,也就是詹姆斯即位英格蘭國王的第一年,清教徒的牧師要求英國國教廢除告解,堅振禮,婚禮戒指及“祭司”的名稱。據說當時有上千名的清教徒傳道人聯名上書,要求改革。此外,他們認為當時英國國教所使用的《大聖經》(the Great Bible)有些翻譯上的問題。詹姆斯決定召開會議討論這些問題。

在1603年,英文聖經有兩種主要的翻譯本:

《大聖經》是在1539年,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由當時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姆(Thomas Cranmer)出面,翻譯的英文聖經。是英國國教官方第一本的聖經,每個教堂都有一本,以鎖鏈繫於講台上。每個教堂僱用一個聖經讀者,因此,不識字的信徒也可以用英語聽到上帝的話語。這個聖經被稱為“大”主要是因為它非常厚重,據說有14英寸厚。

到了1550年代,瑞士日內瓦教會對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徒非常支持。當時,從英國有不少新教徒逃到日內瓦,接受加爾文與諾克斯(蘇格蘭教會後來的領袖)的保護。他們在日內瓦決定,即使在逃難中,也應該讓自己的家庭成員有聖經可讀。1560年,他們完成了整本聖經的翻譯。這是第一本使用機器印刷的方式,大量出版的英文聖經。

《日內瓦聖經》也是第一本劃分章節的聖經。這使得尋找經文段落大為方便。而且,每章聖經都有旁注及串珠(見下圖)。後來《日內瓦聖經》被稱為第一本研讀本聖經(Study Bible)。莎士比亞在他的劇本裡使用了數以百計的日內瓦聖經的經文。

1560年出版的日內瓦聖經

 

清教徒認為《日內瓦聖經》的翻譯,比較正確。後來他們在去北美洲所乘坐的“五月花號”船上,也有這本聖經。《天路歷程》的作者本仁約翰也使用這本聖經。

1604年1月,詹姆斯在漢普頓宮(Hampton Court Palace)召開會議討論清教徒的要求。這個會議處理了一些教會治理與開除教籍的問題。然後針對清教徒的問題進行討論。清教徒在會議中堅持信徒可以直接閱讀神的話語,不需要經過聖職人員,希望有一本平民大眾也能讀懂的譯本。詹姆斯對這次會議非常滿意,因為在沒有嚴重爭論的情形下,他順利地解決了許多清教徒的要求。

當時,《日內瓦聖經》的受歡迎度,明顯的挑戰放置於每個教堂講台上的《大聖經》。詹姆斯乃成立一個重新翻譯聖經的委員會。下令這將是唯一欽定可以在教堂裡宣讀的聖經。因此,這本聖經被稱為“欽定本”(Authorised Version)。

而翻譯這本聖經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決當時兩種聖經譯本之間的差異。這個“欽定本”聖經經過7年的翻譯,於1611年完成。整本聖經的詞匯量只有8千個常用的英文單詞,十分容易理解,而且文筆流暢高雅,成為最受歡迎、流傳最久的英文聖經。後來這個譯本也稱為《詹姆斯王版本》(King James Version,簡寫為KJV),記念詹姆斯王的貢獻。一直到今日,仍是最多使用的英文聖經譯本之一。

欽定本聖經(1611年)

在第一版的《欽定本聖經》出版時,它的首頁顯示木刻的圖樣(見上圖)。這些圖樣提醒讀者,他們的王詹姆斯受上帝的祝福,成為英格蘭的屬靈領袖。另外還有一些聖經人物,包括摩西與亞倫站在柱石上,在四角有四福音的作者。12使徒的圖樣則在刻畫的上端。在正下方有個鵜鵠(看起來像隻鵝),代表救贖主耶穌。據說,鵜鵠會放自己的血來餵養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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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麥加蒙召回到天家(賀宗寧)2017.03.10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03.10

 

公元2007年3月7日,主僕趙麥加蒙召回到天家。

趙麥加是“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的宣教先驅,是第一位遠赴新疆南疆向穆斯林宣教的漢人宣教士,他在南疆建立了第一所教會。

“傳回耶路撒冷運動”的異象是於1920時代的後期開始的,當時山東“耶穌家庭”之成員,相信上帝要他們一步步地回到耶路撒冷,並要宣揚福音到沿途每一個城市和民族。可惜,他們當時未能完成這個異象。

直到1940年代,張谷泉弟兄成立了“西北靈工團”和馬可牧師組織了“遍傳福音團”,這異象才開始有眉目。

 

“遍傳福音團”的成立和異象

“遍傳福音團”的工作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他們將福音傳遍中國境內的7個省份,包括新疆、內蒙古、西藏、西康(四川)、青海、甘肅、寧夏,繼而延伸至7個亞洲國家: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及巴勒斯坦。第二階段,他們效法聖經的記載,在宣講福音的地方建立新的教會,同時牧養、復興及服事當地原有的教會。

根據保羅∙海特威 (Paul Hattaway)的《中國基督徒殉道者》(Chinese Christian Martyrs)書中所說,當中國傳道人的隊伍等待進入新疆的大門時,共產主義的力量正席捲全中國,因此一些信徒包括馬可 (Mark Ma)、趙麥加 (Mecca Chao) 和何恩證 (Ho En Cheng), 轉為暗地裡繼續傳道的工作。而傳回耶路撒冷的異象亦於1940年代後期至1950年代的初期,暫停下來。

馬可(Mark Ma),原名馬培萱,河南省杞縣人。青年時期考入省立師範學院,師從中國著名教育家和哲學家梁漱溟先生。畢業後曾在山東省教育廳任職,督辦教育工作。1937年信主,馬可決定將自己奉獻給上帝,遂於次年辭去了收入豐厚並受人尊敬的工作,進入戴永冕(戴德生的孫子)在開封的聖經學校學習神學課程,同時教授文學和歷史。馬可之名即在此時為戴永冕所起。1941年陝西西安附近鳳翔縣,成立了“西北聖經學院”,目的是向回教地區宣教。馬可成為西北聖經學院副院長。

新疆回民的聚會

1943年5月,該校師生成立了“遍傳福音團”,宗旨是從西北7省開始,走向西北7國,沿絲路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這是中國基督徒有計劃、有組織的向西北回教國家宣教的先鋒。馬可牧師蒙召到新疆傳福音,並決心要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趙麥加於1944年遇上馬可,後即動身到中國偏遠的西部。

 

趙麥加生平得救與蒙召

趙麥加原名趙崇義,1919年生於河南省林縣。因為饑荒,幼年時隨父母逃難到山西長治地區屯留縣市澤莊。那里的居民多來自林縣,當基督福音傳到市澤莊後,人們紛紛信主,因此這個村莊就被叫作福音莊,解放後更名為市澤莊。

趙崇義有兩兄兩姊,剛到山西時,因為沒有房子住,他們只能住在窯洞里。父親當挑夫,母親幫人納鞋底,他10歲時,父母相繼過世。所幸他二哥找到一份好工作,有能力供他讀書直到中學,使他成為村中最有文化的青年。

趙崇義從小跟家人一起到教會聚會,長大後卻不信上帝。初中畢業後,他到山西省城太原讀高中。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不久二哥因病去世,趙崇義遂失去經濟支持而輟學。無奈之下,他投筆從戎,入伍當兵。經歷過生死危難之後,因病回長治鄉下休養。

正當此時,張蒙恩牧師到長治地區佈道,趙崇義跟隨大哥趙思義前往聽道。經過三個星期之久的內心掙扎後,有一天他讀到聖經中《詩篇》第32篇第8節:“我要教導你,指示你當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這段話深深地打動了他,其後他繼續懇切尋求上帝的引領。

一天深夜,他獨自在教堂裡跪在地上禱告,把自己的一切心事向上帝傾吐,懇求上帝指示他當走到路。默想中,他清楚看見一張白紙,上書“麥加”二字。當時雖然他不解其意,但堅信這是上帝給他的名字,而且上帝對其一生的計劃也都包含其中。

於是,他給自己改名叫麥加,並鄭重寫在聖經上面。第二天,他分享自己的奇妙經歷:“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籽粒來”,他將“麥加”二字理解為:像麥子那樣,為主犧牲捨己,而後就會有許多籽粒結出來,加給教會。他願意一生過捨己的生活,走十字架的道路。

此後,趙麥加心裡火熱,到附近的礦場傳福音,為人禱告,領人信主。不久,日本人佔領了他的家鄉,在一位同學的介紹下,他參加了共產黨八路軍。因為他有文化,旋被送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完成學業後,因腿瘡復發,只好入院接受治療。不久,日軍入太行山掃蕩,在撤離時,趙麥加因傷與部隊失去聯繫。

情急之下,自己孤身下山。那時,國共合作破裂,因他身穿八路軍服裝,落入國民黨軍隊手中,先後被關押在洛陽和西安等地。但在此情況下,他的基督教信仰反而得以恢復,每天除了努力工作外,其餘時間都用來讀經、禱告。

1943年5月,趙麥加獲釋,流落西安街頭。卻遇昔日帶領他信主的張蒙恩牧師。在張牧師的幫助下,1944年6月,他進入陜西鳳翔的西北聖經學院讀神學。入學時,他正式改用“麥加”這個名字,並經院長馬可牧師指點,始知麥加是伊斯蘭教的聖地。由此更堅定了上帝引導他向西、向穆斯林傳福音的信念。

 

加入遍傳福音團

馬可牧師早在1942年11月發起成立了“中國基督徒遍傳福音團”,口號是“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他們立志要把福音向西傳,經由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出去,一直傳向伊斯蘭教國家,直到耶路撒冷。“遍傳福音團”的宗旨和目的,與趙麥加的心志完全吻合,於是他正式加入了“遍傳福音團”。

1946年夏,趙麥加被差往青海工作。他西行到了都蘭。一個陌生的環境,所接觸到的人是回族人、蒙古人、藏人和哈薩克人等,在食物、語言和生活條件等方面都有許多的困難。但他認為經過這些熬煉,才能落實蒙召的心志,才真正有可能將福音傳向西北,傳回耶路撒冷。

1947年3月,陜西鳳翔聖經學院的女教師何恩證帶領5位西北聖經學院的學生,前往西寧和趙麥加會合。後來一行11人,勇敢地踏上征途。在旅途中他們經歷了許多危險。他們靠著禱告,得以安然度過。但當他們穿越柴達木盆地後,卻遭到信奉伊斯蘭教的馬步芳軍隊的阻攔。除趙麥加獲准留下來處理駱駝與什物外,其餘人都被用軍車強行送回西寧。何恩證一直到1948年9月才抵達烏魯木齊。

 

入南疆向穆斯林傳福音

1948年春,趙麥加獨自一人轉向甘肅,再沿著天山北麓西行。沿途他以刻制印章賺錢支持自己,幾個月後終於到達疏勒,此後他再也沒有回過內地。趙麥加在疏勒租了一個房子開始聚會,成為第一個到南疆傳福音的漢人宣教士。次年就已有二、三十人之眾,教會正式宣告成立。

1949年,“西北靈工團”也來到疏勒開展宣教工作,趙麥加就把疏勒教會轉給了西北靈工團,自己則轉往莎車、和闐等地傳福音,建立教會。

1949年後,公安部門來人調查趙麥加,發現他是八路軍出身,畢業於抗日軍政大學,還參加過抗日敢死隊。按趙麥加這樣的背景,完全可以去當官受祿,但他卻甘願放棄一切,留在新疆宣教。

從1951年開始,新疆“西北靈工團”的多位同工,如張谷泉、趙西門、劉德明、石新民和文沐靈等人,相繼被捕。1952年,在疏勒和莎車的基督教會也先後被關閉,但信徒們仍堅持聚會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

1953年,在張蒙恩牧師的介紹下,何恩證同意嫁給遠在新疆疏勒的趙麥加。她搭乘貨車離開烏魯木齊,經過七天的顛簸,最終抵達疏勒。婚後,趙麥加攜何恩證一起回到莎車服事教會。當地的穆斯林曾威脅要殺他們;政府也視他們為反革命或特務,一再要他們坦白、交代問題。

當教會被關閉後,何恩證先後到成衣廠和幼兒園工作。無論在哪裡,趙麥加夫婦都以服事上帝的心態來服事人,把工作做得盡善盡美,在群眾中口碑甚好。

 

被捕受迫害至終安息主懷

1966年,何恩證帶著兩個孩子到趙麥加的故鄉山西,和自己的老家北京住了兩年,躲過了文革時期在喀什地區的大逼迫。而留在莎車的趙麥加卻被扣上間諜、特務、反革命分子、逃兵等罪名,受到殘酷的批鬥與迫害。風暴過後,趙麥加仍回莎車做會計工作,直到1987年退休到喀什居住。何恩證也再次回到南疆。

1989年,趙麥加不幸中風,此後便不大會講話了。但每當他聽到“遍傳福音團”的異象或有關詩歌時,總會激動得流淚。2007年3月7日,這位在新疆事奉了近60年之久的宣教先驅,“回歸耶路撒冷運動”的代表人物,終於歇了他的工,安息在主的懷抱裡。

趙麥加確實像一粒麥子,埋在了中國的遠疆喀什。但他的異象非但沒有泯滅,卻成為中國教會寶貴的屬靈遺產,鼓舞著千千萬萬的基督徒繼續為之奮鬥不息。誠如趙麥加所說:“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銅門深鎖。然而我們辦不到的,總希望新的一代可以繼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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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蘇薩街大復興(賀宗寧)2017.03.03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周專欄2017.03.03

 

公元1906年3月4日,一位黑人牧師威廉∙西摩爾(William Seymour),應邀到洛杉磯一間教會講道。

威廉西摩爾牧師

他在信息中講到:方言是聖經對聖靈洗禮的印證,立即被請出這間教會。他不得不到私人家裡去聚會。後來,他在洛杉磯黑人區的阿蘇薩街一間破舊的兩層舊教堂,租了一部份的房間,開始他自己的教會。

阿蘇薩教會原址建築

阿蘇薩教會復興

1906年2月22日,聖潔派教會的朱莉雅∙何琴思(Julia Hutchins)邀請西摩爾去帶領他們的主日崇拜。短短的兩星期後,何琴思親自將他趕出這間教會,甚至親手將教會的大門上鎖。

西摩爾住進一位名叫愛德華李的信徒家裡。不久,開始在他家帶領一個禱告會。這個禱告會快速地增長。4月9日,西摩爾按手在李的頭上,李開始說方言。西摩爾本人則在3天後也開始說方言。

禱告會的人數增加到無法在私人家裡舉行。他們不得已找到阿蘇薩街一間非裔衛理聖公會的舊教堂。教會歷史上的阿蘇薩街奮興,就以此為名,這是20世紀靈恩運動的開始。

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運動就包容了黑人與白人。這點與當時大多數教會種族分離的情形,是背道而馳。到了1906年9月,他們印發了《使徒信心》(Apostolic Faith)。在這份報紙上,他們提出聖靈帶領社會各個階層來參加這個復興運動。西摩爾高舉“在基督裡合一”的旗幟,不但拆掉種族的隔閡,他更提出讓婦女成為教會領袖。拉丁裔很快地也參加了這個運動。

西摩爾以阿蘇薩街為根據地,傳講他所信仰的教義。這個運動從1906年一直延續到1909,後來被稱為“阿蘇薩街復興”。

阿蘇薩街復興在美國許多主流報紙都成為頭條,但也成為主流教派重點調查的對象。其中有些人認為西摩爾是異端,但也有人接受他的教導,甚至回到自己的宗派去為之解釋。

這個運動最後被廣泛地稱為“五旬節派”。這是將之與教會開始時,聖靈在五旬節降臨相比。

《洛杉磯時報》1906年4月18日的頭版標題:“怪異的巴別塔方言”。

威廉西摩爾的背景

 

西摩爾生於1870年5月2日,卒於1922年9月28日。他是20世紀教會裡最有影響的牧師之一。他在阿蘇薩街所帶領的復興運動,成為後來五旬節派與靈恩派的運動。西摩爾重視種族平等,因此使得許多因歷史因素對教會失望的信徒,參加他的運動。

西摩爾出生於路易斯安那州,他的父母親都是被解放的黑奴。他從小在羅馬天主教受洗,但是後來與家人一起參加浸信會的教會。當時美國南方常有將黑人私刑吊死的事件發生。這對他後來強調種族平等有相當的影響。

1890年代,西摩爾離開了美國南方,到過孟菲斯,聖路易及印第安納波利斯。由於離開了南方,讓他逃過了當時在美國南方對非裔的殘暴行為。

美國其他的地方雖然也有歧視,但是,不像南方那樣的暴力。1895年,他參加印第安納波利斯的辛普遜衛理聖公會。在這間教會,他真正重生得救。

西摩爾離開南方後,他參加了一間強調種族平等聖潔派的聚會。這個聚會影響了他一生的神學立場。1901年,西摩爾搬到辛辛那提,進入聖經學校,這個學校也對他在聖潔與種族平等方面有深遠的影響。在這段時間裡,他得了麻疹,造成左眼失明。在他痊癒後,他被聖潔派按立為牧師。

1906年,西摩爾在休斯頓的聖經學校聽到聖靈洗禮的教導。他由此發展出方言的信念,認為這是聖靈洗禮的印證。他相信這是一個人重生的證據,因此可以進入天堂。西摩爾在這個聖經學校只上了6個星期的課,就接到邀請去洛杉磯牧會。他認為這是上帝的呼召,就搬到洛杉磯。在那裡,阿蘇薩街的復興就成了20世紀教會歷史的大事。

 

後續發展

當復興運動發展不久,就產生了影響西摩爾領導地位的問題。每當西摩爾離開洛杉磯時,他常將代理的職責交給白人牧師,因此造成黑人會眾的恐懼感。他們怕教會被白人接收。

有些人開始散佈謠言,說教會的公款被吞吃。這個謠言對西摩爾造成非常大的困擾。在阿蘇薩街以外開始了新的聚會點,將會眾帶走。整個運動被種族分離所干擾。這個問題如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1908年5月13日,西摩爾與珍妮摩爾埃文斯結婚,教會裡有些人大吃一驚。他們認為這違反了成聖的要求,並且與教會末世的教導不合。

婚禮後,西摩爾《使徒信心》的共同編輯克拉拉林(Clara Lum)突然脫離阿蘇薩街教會。她帶走了這份刊物的郵寄名單,並且搬到波特蘭市。她拒絕將刊物的控制權交回給西摩爾。西摩爾因此無法廣泛地傳遞信息。失去文字刊物的事,成了阿蘇薩街復興的致命一擊。

最後造成西摩爾在整個運動中失去領導地位的是,他與威廉∙杜蘭(William Durham)間的衝突。

1911年,西摩爾外出巡迴主領聚會,他邀請杜蘭在阿蘇薩街擔任客座講員。杜蘭在講台上傳講極端的成聖。這造成了五旬節派的分裂。西摩爾不得不立刻回到阿蘇薩街。

在他還沒有回到之前,他的妻子珍妮將大門上鎖,阻止杜蘭進入教會。杜蘭開始公開攻擊西摩爾,宣稱西摩爾不再跟從上帝的旨意,不再合適擔任領袖。杜蘭於1912年突然過世。但是,洛杉磯五旬節派的分裂,已到了無法復合的地步。

10年後,1922年9月28日,西摩爾兩次心臟病發,死在妻子的懷中。

 

結論

許多福音派的華人信徒會問:威廉西摩爾不是神學院科班訓練出來的傳道人,為什麼他能夠影響全球的靈恩運動?我們如何持平地看待靈恩派教會?

綜合多位福音派學者和牧長的見解,可以說:靈恩運動幫助了許多信徒重視渴慕聖靈;許多信徒生命被更新,身心靈得醫治;許多人在其中信主,包括不少社會邊緣人士;活潑熱烈的敬拜讚美氛圍,幫助了信徒與上帝在感情上交流。

但是, 若有人高舉聖靈恩賜 ,高過其他全面的真理;用所謂的“權能”代替聖經絕對的權威;或只帶領人追求方言、醫治、趕鬼、預言等奇異的經歷,極可能造成嚴重的偏差;若說“方言是得救的條件”,那就成為異端了。主耶穌在《約翰福音》14-16章介紹聖靈的基要工作是:啟示明白真理(根基)、使人認罪成聖(生活)、賜人事奉能力(恩賜);這三項的先後次序,不可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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