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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勿略壯志未酬,病逝中國門口(賀宗寧)2017.12.08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2.08

 

公元1552年(明世宗嘉靖26年)12月3日,耶穌會創始人之一沙勿略壯志未酬,病逝中國門口。

聖方濟各沙勿略

耶穌會標誌,IHS是希臘文ιησους(耶穌)拉丁文音譯“ihsous”的前三個字母,所以稱為“耶穌會”。

 

聖方濟各沙勿略(西班牙語:San Francisco Xavier,或Javier,1506年4月7日-1552年12月3日)是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他是耶穌會第一任會督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的同鄉,也是耶穌會起始的7位修士之一。他們在馬丁路德改教後17年,即1534年於巴黎的蒙馬特高地(Montmartre,就是聖心大教堂所在地)一同發神貧(poverty)及貞潔(chastity)的誓願,成立耶穌會。

後來沙勿略學習神學,於1537年祝聖為神父。1539年,他們7人正式成立會章,向教皇申請成立修會。1540年,教皇保祿三世批准耶穌會的成立,允許耶穌會直接向教皇負責。

羅耀拉時常以《馬太福音》16:26:“人若賺得了全世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來勉勵比他小15歲的沙勿略。沙勿略在1541年成為耶穌會最早將天主教信仰傳播到印度的葡屬殖民地,馬來半島的馬六甲,印尼的,婆羅洲以及日本的宣教士。

天主教會稱他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同時尊其為中國、日本,以及果阿澳門兩個教區主保(守護聖人)。1552年,沙勿略期望能進入中國宣教,但壯志未酬,在廣東台山外海的上川島等候接運的船時,罹病,12月3日病故於島上。

16世紀初葉的伊利安半島

納瓦拉王國的沙勿略皇家城堡

方濟各沙勿略於1506年4月7日,出生在西班牙北方的納瓦拉王國(Kingdom of Navarre)的沙勿略皇家城堡內。他的父親是王宮總管,得到博咯尼亞大學的法律博士後,成為納瓦拉國王約翰三世的機密顧問及財務大臣。母親出身貴族,是納瓦拉王國著名的神學家與哲學家阿茲匹區塔(Martín de Azpilcueta)的親戚。沙勿略出身權貴家庭,大學時,被送到巴黎就讀,因此結識了另外6位與他一同創立耶穌會的青年。

宣教事工

1540年,葡萄牙國王約翰特命駐教廷大使晉謁教皇,要求差派宣教士到他新近在印度得到的領地傳福音。約翰認為在印度的葡萄牙殖民,在基督教價值上有鬆化的現象。經數次請求後,終於得到首肯,去招募剛成立耶穌會的那幾位年青人。

羅耀拉接到消息後,馬上任命他們中間的博巴迪亞(Nicholas Bobadilla)及羅椎格斯(Simão Rodrigues)去印度宣教。但在啟程前夕,博巴迪亞突然得了重病。稍微猶豫後,羅耀拉要求沙勿略代打。在這種情形下,沙勿略開始了第一次耶穌會宣教行程。

3月15日,沙勿略在匆忙中離開羅馬。隨身只帶了一本祈禱書,一份信仰問答,還有一本書《效法聖徒生命的榜樣》(De Institutione bene vivendiper Exempla Sanctorum),是克羅西亞人本主義者馬陸理齊(Marko Marulić)所寫。在反改教的天主教非常受歡迎。據說這是沙勿略後來在宣教工場唯一讀的書。他在6月到達里斯本。4天後,國王與王后接見了他與羅椎格斯。

沙勿略一生都獻給亞洲的宣教事工。除了一開始的印度果阿一帶外,他的工場主要在4個地區:馬來半島的馬六甲,東印尼的摩鹿加群島,日本和中國。他在各地工場所得到的資訊讓他感覺需要到這些地區的中心去。

向中國傳福音的負擔從他在印度時開始,越來越明顯。而在日本,那裡的文化更吸引他。只是,當他感覺到這些地區的文化是相關時,他就認為不能分別到這些地方去傳福音,而應去中國。因中國是這些文化的起源與中心。

沙勿略宣教的旅程

印度

1541年4月7日,沙勿略在他35歲生日那天從葡萄牙里斯本出發。行前,教皇任命他為教廷駐東方特使(papal nuncio to the East)。

13個月之後,1542年5月6日,沙勿略抵達葡萄牙印度的中心地果阿。30年前,葡萄牙人在環繞世界的航程中,在印度果阿建立了殖民地。

按照約翰三世所交代的任務,沙勿略的責任是在這些葡萄牙移民中間,重建基督教的信仰。當時,在果阿城內有教堂,但一出城外就連傳道人都沒有。他決定先教導葡萄牙的移民。

在最初的5個月,他除了講道外,時常去看望病人。他也會到街上搖鈴,招呼兒童及僱傭來參加信理問答。他又成為聖保祿學院的院長。這是耶穌會在亞洲的第一個總部,目的是培訓平信徒成為神父。

不久沙勿略聽說在印度南端的科莫麟角(Cape Comorin)到錫蘭(現在的斯理蘭卡)旁邊的馬納爾島(Mannar),有一個區域稱為珍珠漁獵海岸(Pearl Fishery Coast)。在那裡有一個稱為帕拉瓦(Paravas)的族群。這個海岸地區盛產珍珠,因此帕拉瓦人多為漁民,並常產珍珠。

10年前,在1532年,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入侵印度,帕拉瓦人求助於葡萄牙。1535年,在葡萄牙將軍瓦茲(Pedro Vaz)的統領下,擊退了阿拉伯人。為了表示對葡萄牙人的感激,帕拉瓦人全體受洗加入天主教。

珍珠漁獵海岸

但帕拉瓦人之所以受洗,只是象徵性給葡萄牙人的謝禮,他們並沒有繼續追求基督教的信仰內涵。沙勿略在1542年10月,帶著幾位在果阿受過神學訓練的印度神父,到達珍珠漁獵海岸。他在那裡先學習帕拉瓦的語言。然後他將聖經教導那些已經受過洗的帕拉瓦人,同時也傳講福音給尚未受洗的。不過,他對婆羅門教高階層人的福音工作似乎沒有什麼成就。

他在南印度及錫蘭島一帶工作了3年。帶領了許多人信耶穌,(或真正認識他們已經“信”的耶穌)。他還沿著海岸建立了大約40間教堂。

在這段時間內,他也有機會去使徒多馬在麥拉坡爾的墳墓。麥拉坡爾現在屬於印度馬德拉斯邦,但當時這個地方是葡萄牙的屬地。

東南亞

1545年春天,沙勿略前往位於馬來半島當時屬於葡萄牙的馬六甲,直到1546年1月才離開,前往葡萄牙殖民地摩鹿加群島。他在那裡傳教約一年半的時間。1547復活節後,他又回到馬六甲,並於該年12月與日本人彌次郎見面。

彌次郎在1545年聽說了沙勿略的故事,這次特別從日本鹿兒島來馬六甲與沙勿略見面。在馬六甲,他詳盡的告訴沙勿略有關日本的文化習俗。彌次郎後來成為第一位日本基督徒,取了基督教的名字為保祿聖塔菲。

日本

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在日本朋友彌次郎的陪伴引介下,攜同兩位耶穌會士(島來斯神父、斐迪南修士)輾轉抵達彌次郎的家鄉,日本南部九州鹿兒島。成為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的天主教傳教士。到年底,鹿兒島已經有150人、附近地區有450人領洗入教。

沙勿略登陸日本後,發現日本的情況和印度大異其趣。日本人的生活習慣,思想文化比印度複雜多了。他意識到不能把在印度的傳教方法搬到日本,在這裡首先必須學習日本語言,認識日本文化,哲學思想,並採用日本人的風俗習慣,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才足以使一個人皈依基督。沙勿略從日本寫回歐洲的信立刻被公佈,吸引了無數人的興趣,也產生極大的共鳴。

儘管他得到地方“大名”(daimyo)的支持,打算到京都謁見天皇並取得日本全國傳教之權,但兩者均未成功。

沙勿略是第一位到日本的耶穌會宣教士。他帶了幾幅馬利亞及馬利亞與耶穌的畫像。他用這幾幅畫將基督教介紹給日本人。在日本,由於日本語言與他以前所接觸過的語言有非常大的差異,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學日本話。

沙勿略在日本的宣教工作可以說是相當成功。在他1551年離開日本時,在平戶,鹿兒島,豐後等地的天主教友約有一千。鹿兒島現今還樹立着沙勿略的紀念碑。

欲進中國

沙勿略在日本時發現,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很深,於是決心儘早訪問中國。但當時,外國傳教士要進入中國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1552年,他組織了一個赴中國的葡萄牙使團,想要參見明朝皇帝

但他發現當初教皇頒給他的教廷特使任命狀留在馬六甲。於是,他與特使團於5月底折返馬六甲,但整團被當時控制馬六甲海港的亞戴德(Alv.d,’Ataide)扣留。於是他決心獨自前往中國,1552年8月底,他以距離中國廣東海岸很近的上川島(屬於台山)作為基地,計劃偷渡入境。但答應幫助他們偷渡的中國商人反悔,遲遲不來。

在等待中的沙勿略感染瘧疾,1552年12月3日晨,病逝於島上,年僅46歲,終未達成進入中國的心願。

同年10月6日,利瑪竇生於意大利馬切拉塔(Macerata)。30年後,利瑪竇成功的將天主教傳入古老的中國。耶穌會於1853年在上海董家渡建造中國的第一座主教座堂時,就將其命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略堂

上海董家渡聖方濟各沙勿略天主堂

沙勿略死後67年,由教皇保祿五世在1619年10月25日封為福人,教皇貴格利15世在1622年3月12日,將其與羅耀拉同時封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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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東征發動(賀宗寧)2017.12.01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2.02

 

公元1095年(宋哲宗趙煦紹聖2年,遼道宗耶律洪基壽昌元年,大理國皇帝高升泰上治元年)1127日,教宗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1042-1099)發表最影響中古時期歐洲的演講,號召歐洲基督徒發動十字軍東征,收復在穆斯林控制中的聖地。他宣稱這是上帝的旨意Deus vult!)。

烏爾班二世在科勒蒙大教堂號召十字軍東征

 

從第6世紀開始,基督徒經常前往聖地朝聖,即使在穆斯林哈里發王國時期仍是如此。但當興起自中亞的塞爾柱突厥王國佔領耶路撒冷後,他們禁止基督徒進入耶路撒冷。

到了11世紀,突厥王國威脅說要進佔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時,拜占庭(東羅馬帝國)的皇帝亞勒克修一世,向羅馬的烏爾班教皇提出求援的要求。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求援,但這次對烏爾班二世來說,時機正好。因他正想要強化教皇的權威,藉此可以奪回聖地為名,將歐洲團結在教皇之下。

他在法國的科勒蒙召開公會,出席的有數百位聖品人員與貴族。在會中,烏爾班發表了一篇非常激動人心的講詞,號召歐洲人不分階級,放棄彼此之間的鬥爭,與所有的基督徒聯合,發動一場正義之戰,幫助在東方的弟兄們,奪回耶路撒冷。烏爾班貶低穆斯林,並誇大他們反基督教的行為。他更允諾為基督作戰而死的人,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不需要經過煉獄就可以直接進天堂。

 

十字軍出發

 

烏爾班的演說激動了許多聖品人員在全歐洲,鼓動各階層人民參與對抗穆斯林的聖戰。據說響應烏爾班向耶路撒冷進軍呼召的有6萬到10萬人,其中不全都是為了虔誠的原因。

有些貴族參戰是受到可以增加領地及財產的誘惑。這些貴族是後來在東征的路上及佔領耶路撒冷後,燒殺擄掠的主要因素。只要有反對的可能,他們就殺人並搶奪財物。

十字軍中又有許多佃農出身的烏合之眾,他們沒有受過訓練,缺乏軍事知識,最初碰到軍容整齊的穆斯林部隊時,被打的大敗。後來因為人數眾多,穆斯林在寡不敵眾的情形下不得不退守聖地。

 

兩軍交戰

 

烏爾班在1099年逝世。他死前兩個星期,十字軍攻佔了耶路撒冷。但以當時的傳信方式,這個“大好”的信息,他死前並不知道。這是後來近兩個世紀中七次的十字軍東征的第一次。到今天,“十字軍東征”在穆斯林的世界仍是個被痛恨的名詞。1881年,天主教宣佈烏爾班為聖徒。

 

穆斯林哈里發王國擴展圖

 

1135年地中海東岸地圖:法蘭克十字軍佔領的有紅十字標記☩耶路撒冷王國,特里波立郡,安提阿領地,埃德薩郡。棕色為亞美尼亞領地。紫色為拜占庭帝國的部份地區。淺綠為塞爾柱突厥,深綠為法提米哈里發王國。

 

現代歷史學者對十字軍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認為十字軍的行為與教皇所宣示的目標及道德要求有天壤之別,以致教皇因為十字軍的燒殺擄掠而將其中的成員開除教籍。十字軍的領袖也曾將佔領的土地歸為己有,沒有歸還給拜占庭。在第4次東征時,十字軍進入君士坦丁堡,在那裡燒殺的都是基督徒。

雖然十字軍當初的暴行造成了今日對穆斯林宣教的困難,也使得東西方教會分裂,但十字軍對西方文明有深遠的影響:

1.資本主義的萌芽。十字軍東征打開了東方貿易的大門,使歐洲的商業、銀行和貨幣經濟發生了革命,並促進了城市的發展,中產階級的興起。

2.促進了西方軍事學術和軍事技術的發展。如西方人開始學會製造燃燒劑、火藥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針;海軍也有新的發展,搖槳戰船開始為帆船所取代;輕騎兵的地位與作用得到重視等。也加強了西歐天主教與封建諸侯及軍事武力的連接。造成日後國家主義的興起。

3.阿拉伯數字、代數、航海羅盤火藥和棉紙,都是在十字軍東侵時期內傳到西歐的。

4.促進了文藝復興的出現。歐洲人入侵東方後,將仍在當地存在的古希臘文化的殘存,帶回歐洲,至終導致了文藝復興的出現;而戰爭中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虔誠信徒等等,也使中古時代的歐洲文化與文學得以興起。。

7次十字軍的大事記

次數 年代 聖地大事
1095-99 1100 法國人鮑德溫(Baldwin)自封為耶路撒冷王;

1104 穆斯林在哈蘭擊敗十字軍,阻止十字軍續往東進的攻勢;

1109 在圍城2000天後,攻進特利波立(Tripoli);

1110 攻破貝魯特;

1112 推羅成功阻擋十字軍的進攻【

1119 阿勒波城主易加之(Ilghazi)大敗十字軍於薩瑪達(Sarmada);

1124 十字軍攻克推羅,完成佔領海岸城市;

1128 回教徒臧宜(Zengi)成為阿勒波城主;

1135 臧宜攻大馬色,未成功;

1137 臧宜擒獲耶路撒冷王富爾克(Fulk),旋釋放之;

1140 耶路撒冷與大馬色聯軍戰臧宜。

1144-55 1144 臧宜取艾德撒,滅法蘭克東方四國之一;

1146 臧宜被刺,其子怒爾阿定繼位;

1147第二次十字軍試圖攻佔大馬色,未成功;

1154 怒爾阿定攻佔大馬色,統一伊斯蘭敘利亞;

1163-69 怒爾阿定攻埃及;

1171 怒爾阿定堂弟撒拉丁(Saladin)推翻法提米回教王,成為埃及統治者;

1174 怒爾阿定逝世,撒拉丁進駐大馬色;

1183 撒拉丁攻佔阿勒波,埃及、敘利亞統一。

1187-92 1187 撒拉丁打敗十字軍於加利利海邊之西亭,攻佔了耶路撒冷及十字軍所佔之大部分地區。十字軍至此僅餘推羅、特利波立及安提阿三城;

1190-92 在英國獅心王理查加入戰事之下,十字軍奪回數城,但未收復耶路撒冷,包括居比路及艾克城(Acre)。十字軍與拜佔庭關係惡化;

1193 薩拉丁在大馬色逝世,年55。數年內戰後,其帝國由其弟阿迪爾統一。

4&5 1195-1201 1204十字軍攻佔東正教的君斯坦丁堡,擄掠該城內的基督徒。
1212 兒童十字軍。
1218-21 十字軍攻埃及,佔領達米耶塔,但在開羅之前被阿迪爾之子,卡米爾蘇丹擊退。

 

臧宜

 

英國狮心王理查

 

蘇丹薩拉丁

 

後續事件

1248-50年,法國國王路易九世攻埃及失敗,被擄。

1258年,成吉思汗之孫蒙古可汗旭烈兀(Hulegu,蒙古在伊朗的統治者,曾創建伊兒汗國。旭烈兀長兄蒙哥汗派他到伊斯蘭地區擴大蒙古的勢力)攻佔巴格達。

1260年,蒙古軍在攻佔阿勒波與大馬色後,戰敗於巴勒斯坦。突厥人興起,建立王國。

1270年,路易九世陣亡於北非的突尼斯。

1289年馬母魯克蘇丹卡拉溫取特利波立。1291蘇丹卡利爾(Khalil, 卡拉温之子)攻佔艾克城,十字軍所佔之聖地城池,至此完全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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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道認罪悔改(賀宗寧)2017.11.24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1.24

 

公元1920年11月21日,時任教師的王永盛認罪悔改,改名王明道。

認罪悔改罪擔脫落

1920年,王明道(永盛)在河北省保定的西關長老會福音園的烈士田學校教書。11月21日晚間,王明道與新來的一位同事談話。上帝藉此談話開啟了王明道的心眼,使他看清真相,領他悔改歸主。

王明道回憶那夜時寫道:“他和我談到罪的問題,我心中十分惱怒。我想,像我這樣好的一個基督徒還有什麼罪。我承認年幼時犯過許多罪。但我這時已經成為一個極高尚優美的基督徒。我不需要人再同我談到罪的問題。

“那位同人(同事)看明白了我的意思,便同我談到種種隱藏的罪,也談到上帝眼中最可憎的一樣大罪,就是驕傲。他說:‘有些信徒很熱心,也很殷勤做工,但他們並不是要藉此榮耀上帝,乃是榮耀自己。’他這些話刺透了我的心,也正說中我的病源和病狀。”

聽了這位同事的話,王明道的心深受感動。當晚10時左右,王明道從同事的宿舍回到自己的宿舍,跪在床前,在上帝面前認罪痛悔自己一切的罪惡。起來后,他寫下當時的禱告,內容如下(摘自《五十年來》第3章“經過火水到豐富之地”):

“在天上的恩父,我實在是罪人。我雖然蒙了父的選召,得了父的厚恩,但是捫心一想以往的情況,差不多完全受罪惡的縛束,作魔鬼的奴僕。我的心不誠實,我的眼不清潔,我的身上染滿了污穢罪惡。我未曾愛父,我未曾愛人,我只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我身上背負著極重的罪擔,將要把我壓死,我仍自命為義人,我仍整天忙碌去追求滿足肉體的慾望,尋找世界上虛浮的幸福,和眾人的稱讚誇耀。

“這一切都是父所極其憎惡的,我竟一樣一樣的都作過。我現在軟弱沒有力量。我所仰望的,只有天父的援手。我現在誠實懇摯的將自己的心身完全奉獻在天父的面前,並將一切罪惡在父的面前吐露。先求父用我主基督耶穌的寶血洗淨我的一切罪孽,再求父賜下聖靈在我的心中,使我從今以后自絕於罪如同死去,將來的生活都靠聖靈活著。

“凡是父所喜悅的事,都當勉力遵行。一切父所憎惡的事,願完全棄掉。又求父幫助我戰勝魔鬼的權威,幫助我成聖潔,幫助我到完全的地步,幫助我愛父,幫助我愛人。使我有堅決的心志,使我有充足的能力。

“使我從今以后活著不再是自己活著,乃在父裡面活著。使我不為自己活,乃為父活著。更求父用父的聖靈提攜訓誨,凡父行在我身上的,我都願甘心領受。我願意從今以后,或生或死,全作屬於天父的人。惟求父的靈啟迪我,引導我,今日如此,永遠如此,這是我誠心所願意的。”

王明道於《神在我身上所作的事》一文中簡述上述經歷道:“在一日的夜間蒙了神的光照,發現了自己種種隱藏的罪。悲哀傷痛,為自己的罪懊悔求赦,並將自己重新奉獻。感謝神,祂是公義信實的。當我誠心哀痛認罪的時候,祂照祂的應許赦免了我(《約壹》1:9),承認離棄罪過的,得蒙憐恤。我的罪擔在那一夜從我的肩上脫落下來。這是1920年11月21日夜間的事。”

 

 

生平

王明道於1900年7月25日(光緒26年)生於北京,正值庚子年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年。其父名王子厚,為北京美以美會所開設的同仁醫院醫生,30歲時與李文義結婚。李文義年少時曾在倫敦會在北京所辦的教會學校讀書。婚後,二人共育有5個孩子,王明道排行最末。不幸的是,其他3個孩子都先後夭折,只有長女和王明道得以存活。

在王明道尚未出生前,義和團亂起,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四處追殺洋人,許多外國人和中國基督徒紛紛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內避難,王子厚攜著懷有身孕的妻子和長女也在其中。

由於義和團攻擊猛烈,使館區岌岌可危。膽小的王子厚唯恐落入義和團手中,竟撇下母女二人和尚未出生的孩子,在花園中自縊身亡。此后不久,李文義在東交民巷生了王明道,為他接生的外婆給他取了個乳名叫“鐵子”。不想,日後的王明道人如其名,一身錚錚鐵骨,威武不屈。

在動亂中的孤兒寡母欲謀生計實在不易,王明道童年時經常忍飢挨餓,故身體孱弱,經常生病。在其生長的大雜院裡,皆為社會下層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故其從小就體會到社會醜惡及人心之險惡,從而也造就出他嫉惡如仇的性格。

王明道自幼酷愛讀書,在母親的幫助下,入學前就已讀過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明賢集,還有聖經、天路歷程,以及正道啟蒙等基督教書籍。9歲時入倫敦會創辦的萃文小學讀書,母親為他取了個學名叫永盛,即永遠昌盛之意。

小永盛每天除學習四書五經、算數和國文等課程外,還經常參加學校中各種宗教活動,如聖經課、崇拜聚會和禱告會等。由於母親是倫敦會的教友,故亦經常帶他到教會中參加崇拜等其他教會活動。因此,王明道童年和少年時期,同時受到傳統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基督教信仰的影響。

雖然如此,年少的王明道和當時許多學生一樣,對宗教活動不大感興趣。在其自傳《五十年來》中,他說:“我一直到14歲的春季,從禮拜堂中不但甚麼也沒有得著,而且看聚會是一件最令人頭痛的事”。但他對生之追尋,對死之歸宿等問題卻自年少時就深為關切,而中國的傳統思想觀念不能給他一個滿意的答案。故他在思想上十分徬徨,生活上隨波逐流。

王明道少時受北京下流社會的生長環境影響,曾一度墮落。15歲立志當政治家,要做“中國的林肯”。19歲受英國約翰衛斯理事蹟的影響,抱著改革社會之心,立志要通過宗教復興實現社會改造。滿心抱負的他,拒絕了五四運動組織者的邀請,認為改革人心才是關鍵之所在。

1920年后,王明道認識到自己從前的一切作為都是在滿足肉體的慾望,是想為自己立名,他在日記中寫到:“此悟前者所立之志,成大業,為偉人,享大名者,皆為全盤錯誤”。此后,王明道開始真正明白了生命的道理。取“明道”意謂“明證真道”。在他一生的經歷中,足可見證他名符其實。他順服上帝的旨意,放棄從政的意念,竭力追求真理的上帝。

在1923-1925年,他與地方教會的倪柝聲、李淵如等有不少來往,對他是很大的鼓勵,但後來地方教會的發展與他的教會觀產生了差異,雙方保持比較疏遠的關係。他對宋尚節則一直非常敬重他的真誠與勇敢,因他自己也是這樣的人,所謂惺惺相惜。

1925年,王明道開辦家庭教會聚會和外出佈道。

1927年,他開始自費出版《靈食季刊》,他的文章在中國基督徒中有很大影響。

1927年起,他自資發行《靈食季刊》共28年,發表很多有影響力的文章。同年,他在杭州與劉景文姐妹結婚。

1933年2月19日,王明道借隆福寺社交堂開始設立聚會,4月23日遷至朝陽門附近的炒麵胡同。1935年定名基督徒会堂,到1937年8月1日,才正式在史家胡同42、43號建成的基督徒會堂聚會。

1937年8月1日基督徒會堂獻堂

 

1942年,佔領中國華北的日本軍部要求所有華北地區的教會加入由他們管轄的“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否則將被封閉。王明道創辦的北京“基督徒會堂”拒絕此要求。後來他與日方官員交涉,最終日方讓步。

1949年,北京的“基督徒會堂”聚會人數約為七、八百人,是當時具有規模的教會之一。

1955年,他因為反對官方的三自教會,被中國政府逮捕,以反革命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1980年被釋,但從未被平反。1991年在上海因病去世。

 

 

教會觀

王明道不在意建立大教會,只在意建立他認為合神心意的教會。他對接納信徒受洗非常謹慎,必須確知是悔改信主、重生得救、生命改變的人,才可以行浸禮。他堅持敬虔的信徒才能參加詩班,沒有敬虔又擅長唱歌的信徒,他寧可不要詩班。

他的教會不慶祝聖誕節,因為他認為沒有足夠的聖經根據。他極力避免金錢對教會可能造成的侵蝕,因此不傳奉獻袋,也絕不在意信徒的錢財地位。他非常願意去各處教會傳道,不受宗派觀念的局限,但他的教會在組織上不與別的教會聯合,以免造成壓力影響到傳講的真理,他也不隨便請外人來講道,一定要清楚這人的信仰和生命才行。

他不認為通過社會活動來改良社會是教會的職能,所以他的教會不參加社會活動,不搞募捐。他的教會裡不用“牧師”的稱呼,因為他認為聖經裡沒有這種稱呼。他在北京史家胡同的基督徒會堂到1949年底有七八百人聚會。他反對“華北中華基督教團”和三自運動也是與他的教會觀一脈相承,並非出於政治的原因。

王明道反對以智力和勞力作為階級差異的根據,他提出“種種美德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神造我們,增加我們這種種美德,所用的方法有兩個:一個是使我們經過種種苦難和試煉,另一個是使我們作種種勞苦艱辛的事工。”

在49年以前,社會各方面政治立場紛亂複雜的環境下,批評王明道“信仰自私和個人化”的社會福音者,在逐漸被各自的政治立場所困固時,王明道卻保持了他的超然立場,以致他沒有被任何現實力量所左右。他所提出的信仰觀點將傳統保守信仰內容賦予了現代含義,像16世紀宗教改革者及以後清教徒的福音信仰一樣,在社會生活上具有十分強烈的進取性和批判性。

王明道對現實社會所持的負面態度,和否定人可以成功建設社會的悲觀態度,帶來了許多人的誤解,然而歷史前進的車轍卻告知我們,福音所具有的社會時效性,一定要建立在保持福音信仰的超社會性基礎上才能達成,所以真正的福音信仰絕不能以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去改造,否則福音的內容就被偷換成為一種由社會決定的政治綱領。對王明道來說,這種“福音”既不能使人重生進天國,也將吞噬作為副產品而存在的社會果效。

 

 

《五十年來》與《又四十年》

王明道的一生分別寫在兩本書裡面。第一本是《五十年來》。這本書是1950年王明道50歲時所寫的回憶錄。記載了他從出生、信主,以及後來在北平基督徒會堂的事奉。

第二本書《又四十年》則是由他口述,加上一些目擊者提供的資訊,由他的門生王長新在1990年以3星期的時間訪問王明道錄下20餘卷錄音帶的記錄。其中包括他在監獄裡23年的一些事件。

從《又四十年》中的記述,王明道的后半生約可分為3個時期:

1.從50歲到55歲被捕入獄前,這5年是他得勝的時期。他堅持不加入三自會,並經常撰文駁斥他們為“不信派”,並用聖經真理來宣講福音和建立教會﹔在在展現他是一位真理的勇士,威武不屈。

2.從被捕到判處無期徒刑,共有8年,是他自認為失敗的時期。他因害怕而陷入說謊的罪惡中,連自己都無法想像。但他在如此困境中依然呼求上帝的幫助,至終上帝為他開路,給他領受上帝話語的應許。

3.從上帝的話語臨到他一直至安息主懷,共28年,是他復興的時期。過往他曾得罪了上帝,但因他願意誠心悔改,向上帝認罪,因而靈命得以大大的復興。

王明道先生一生忠心於主的真理,在動蕩的中國作時代的先知,傳講福音真理、堅守教會立場、正確解明神的道,實在是中國基督徒的榜樣。他的軟弱與剛強、受苦與復興,充分見証上帝的大能作為。

 

 

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在上海安息主懷。1992年4月18日王師母劉景文姐妹安息主懷。1994年,他們的兒子王天鐸將他們合葬於蘇州市西南的東山太湖湖濱。

內地會宣教士賴恩融(Leslie T. Lyall)將王明道先生稱為“中國教會三巨人”之一,王明道在中國基督教教會歷史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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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妮克羅斯比確知自己重生得救(賀宗寧)20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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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1.17

 

公元1850年(清道光30年,咸豐元年)11月20日 ,芬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感受到聖靈充滿,確知自己重生得救。

1850年某一天,芬妮克羅斯比做了一個夢。夢中一個將要死的朋友要她應允以後會在天堂相會。她醒來後,決定去參加一連串的興奮大會。在一次大會中,她走到台前,心裡湧現大大的喜樂,她跳了起來,高呼“哈利路亞”。那天是11月20日。

後來,芬妮克羅斯比成為歷史上寫了許多聖詩的作者之一。她所寫的聖詩,如《有福的確據》,到今天還非常受歡迎。

芬妮克羅斯比出生於1820年,出生沒有多久就因病而瞎眼。但她的一生寫了超過8000首詩歌與福音短歌。她的詩歌印成超過一億份。她除了寫詩歌以外,還成立了慈善救濟機構。到了19世紀末,她已經成了一位家喻戶曉的人。

幾乎所有的詩歌本都收集有芬妮克羅斯比所寫的詩歌。她與查理衛斯理大概是最多作品的兩位詩歌作者。與穆迪搭配舉辦福音大會的艾拉桑基(Ira Sankey),認為他們佈道會之所以成功,有大半的原因都是因為克羅斯比的詩歌。

克羅斯比的著名詩歌包括:《求主垂憐》《有福的確據》《耶穌恩召》《讚美、讚美》《趕快去傳福音》及《榮耀歸於天父》等等。有些詩歌出版社不希望在一個詩本裡有太多同一作者的詩歌。這使得克羅斯比不得不用了超過200個筆名。

 

童年

法蘭西斯珍妮克羅斯比在1820年3月24日,出生於紐約北郊的布魯斯特村。

克羅斯比家族在1635年就隨著清教徒來到波士頓,是哈佛大學創始人之一。她自己是愛國組織“美國革命之女”的會員,所以,她在成為基督徒之前,寫過一些愛國歌曲。

法蘭西斯珍妮的暱稱是芬妮。她在六個星期大的時候得了一場感冒,因此病菌感染了她的眼睛。當時,醫生用芥末泥來治療她的眼疾,在她的回憶錄裡,她認為這種藥傷到了她的視神經,使她從此眼瞎。

但按照現代醫學的解釋,她眼睛的問題可能是遺傳造成。她6個月時,父親約翰過世。所以,她是母親與外婆養大的。她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因此,芬妮從小就背誦聖經經文。

 

芬妮克羅斯比出生地

 

她5歲時,接受當時紐約的名外科醫生瓦倫太莫特(Valentine Mott)的檢查。莫特的結論是她的眼睛沒有辦法動手術,因此,她將終身無法看見。

芬妮8歲時,她的媽媽帶著她搬到康奈迪克州的李基菲爾德市。在那裡,她們參加了當地一間長老教會。在這持守信仰的環境裡,芬妮從10歲起,每個星期要背5章聖經經文,到了15歲時,她已經背了四福音書,摩西五經,《箴言》及《雅歌》。她也背了不少篇的《詩篇》。

1832年,一位音樂老師每週兩次來教她以及其他幾個孩子唱歌。也是在那時,芬妮第一次去參加一個衛理公會的聚會,她非常喜歡那裡的詩歌。

她在15歲時進入紐約啟明學校(New York Institution for the Blind) 。她在這個學校當了8年的學生,然後又做了兩年的助教。她在那段時間裡學會了鋼琴,風琴,豎琴及吉他。而且還成為一位很不錯的女高音。

畢業後她繼續留校任教,同時,她也積極地參與社會公益,尤其在鼓吹建立盲人教育方面。她是第一位到美國國會見證的盲人。她也因此結識後來的美國總統克里夫蘭,兩人成為好友。

信仰歷程

芬妮克羅斯比雖然從小在教會的環境中長大,甚至會背的聖經經文比一般信徒多。但她一直記得外婆臨終的場景。外婆告訴她“重生”的經歷,但她一直沒有感受到這樣的經歷。她甚至懷疑自己是否真的相信。

1849年5月到11月間,紐約霍亂流行,當時很多人都離開紐約以免被感染。但她堅持留在紐約啟明學校照顧病患。疫情好轉後,看到她的人說,她顯得精疲力盡,疲憊不堪,甚至精神沮喪。學校再開學時,她不得不減少授課時數。

在死亡陰霾籠罩之下,芬妮越來越為自己靈魂的去處擔心。她覺得自己的靈命似乎缺少什麼。尤其是在她積極參與社會公益與政治活動後,更覺得自己沒有完全做到將全心獻給上帝。

她有一位好朋友,叫做提爾多坎普(Theodore Camp)。坎普建議她一起去參加百老匯會幕堂的培靈大會。她對這個邀請考慮再三,無法作決定。但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個夢。這個夢讓她感到非常的不安。

“在夢裡,連續幾天都是陰天。最後,有一個人來告訴我說,坎普先生希望馬上能見到我。等我進入他的房間時,發現他病的非常厲害,快要死了。那時,坎普問我以後我們會不會在天國再相會。芬妮回答說:‘會的。如果上帝允許’。這個答案也是當初她在外婆臨終時,告訴外婆的答案。在這個夢裡,在坎普‘臨終’前,他再次提醒她:‘記得,你答應了一個臨終的人以後再相會’。”

芬妮從夢中驚醒過來。腦中不停的縈繞著坎普的話:“以後我們會不會在天國再相會?”雖然坎普實際上並沒有在病中,但芬妮卻一直在思考,如果她死後是否能在那美好的地方再見到他,或任何其他她認識的人。

她在自我反省後,更覺得她不會再見到他們。她的靈命裡缺乏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到了1850年秋天,她開始去參加培靈會。在會中,講道充滿熱情煽動的言辭,不時夾著會眾“阿們”與“哈利路亞”的呼聲。還有哭泣、嗚咽和狂喜。參加的人也有不少會從座位上跳出去,在會場四處奔跑,或是摔倒在地上。

在講員結束之前,總會強調地獄之火,警告不信福音的人會受到懲罰,最後呼召人到講台前面來。這些走到前面的人要跪在冰冷的地上長達兩小時,長老或執事按手在這些人的額頭,為他們禱告,求赦免。

在這個秋天,芬妮克羅斯比有兩次走到台前。她跪在地上,長老大力按著她頭的手幾乎要掐破她的頭。但他們大聲的禱告並沒有讓她感到“快樂”起來。

最後,在11月20日那晚,芬妮已經被沮喪和焦慮搞得心神憔悴。她第三次被帶到台前。那晚,沒有其他的人走到台前。長老與執事合力為她禱告了好幾個小時,但沒有發生任何的事。

會眾開始唱“痛哉!主血傾流(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這首詩歌。到了最後一節,第5節“我惟向主奉獻身心,稍報深恩為快”。突然,芬妮感受到非常特別的感覺,她後來記下:“我的靈魂充滿了宇宙的光亮。”她跳了起來,高聲的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在極興奮的狀況下,她第一次發現,原來她一直想要一手抓住世界,一手抓住上帝。

克羅斯比從1867年起就是紐約布魯克林第六大道聖經浸信會的會員。她擔任過執事,也是教會正式差派的宣教士。她與牧師勞瑞(Robert Lowry)合寫了不少的詩歌包括:《救世主凡事引導我》(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等等。

她雖然沒有正式加入19世紀下半的聖潔運動,但與其中的成員有密切的來往。逐漸的從她的詩歌中可以看出她偏向衛理公會/聖潔運動信念的傾向。在1875年所作的《我乃屬耶穌》就顯出她追求成聖的心志。

今歸主為聖,專歸主所用,望日蒙新賜天恩,

信望愛日增,口不住稱頌,恆近主潔淨心身。

1877年, 克羅斯比遇見聖潔運動中最著名的詩歌作曲家威廉柯派崔克(William J. Kirkpatrick), 後來與他合作寫出許多的詩歌。同一年,她加入康奈爾衛理聖公會為會員。

 

康奈爾衛理聖公會

 

早期寫作生涯(1841–1865)

克羅斯比最早的詩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形下在《自由導報》出版。後來一位蘇格蘭的詩人稱她為“天生的女詩人”。1841年,美國哈里遜總統逝世克羅斯比寫了一首追悼的詩,被《紐約先驅報》印出,使她所寫的詩廣為人知。後來,《星期六郵報》《克林頓信報》《消防員期刊》等等刊物,都將她所寫的詩刊登出來。

起初,她覺得這些詩都還是未完成的作品,不值得刊登。後來,她發現這些詩居然可以為啟明學校打知名度,還可以為學校籌款,就同意將所寫的詩刊登出來。1844年,在啟明學校的鼓勵下,她出版了第一本的詩集:《一個盲目的女孩》(A Blind Girl and Other Poems)其中包括根據《詩篇》4:8改寫的《夜晚的詩歌》。她認為這首詩歌是她第一首的聖詩。

 

她後來在1853年及1858年又各出了一本詩集。

除了詩集以外,她還為當時的流行歌曲寫出不少的歌詞。那時,她一首歌詞可以賣出一到二美元。她所寫的流行歌曲前後一共印了超過10萬份樂譜。

婚姻與家庭

1843年夏天,克羅斯比認識了小亞歷山大范奧斯汀(Alexander van Alstyne, Jr.)。他的朋友稱呼他“小范”(”Van” )。他是紐約啟明學校的學生。有時去上克羅斯比的課。1855年,他也成為學校的老師。他們在這段時期訂婚。然後在1858年3月5日結婚。結婚前3天,她辭去了啟明學校的教職。

婚後,他們搬到當時只有200人口的馬斯佩斯(現在在紐約皇后區)。

1859年,他們生了一個女兒,取名法蘭西斯。但這女兒在出生不久後在睡夢中過世。克羅斯比寫出一首詩歌《安穩在耶穌手中》記念她早逝的女兒。

女兒過世後,小范變得孤獨不願與外界接觸。克羅斯比也從來不在公開場合提到她的女兒。她晚年時,在一次訪談中,她提到這件事:“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件只有我最親密的朋友才知道的事。我曾經有個女兒,所以,我懂得做母親的愛。上帝賜給我們一個小女兒,但是,天使下來把她帶到上帝寶座那裡去了。”從1859年起,他們夫婦經常搬家,但是從來沒有擁有自己的房子,都只是租貸別人的房屋。

除了克羅斯比寫詩以及為聖詩作詞的收入以外,范奧斯汀在紐約兩間教會擔任司琴,有時也教琴。他們的收入其實可以過相當不錯的生活。但克羅斯比有一個原則:“除了生活必須的開支以外,將所有其他的金錢都捐出去。”他們夫婦有時辦音樂會,會中,克羅斯比會朗誦她的詩,也會獻唱。小范則彈奏各種樂器。他們把音樂會收入的一半捐給窮人。

他們夫婦後來多年過著一種特殊的婚姻生活,只偶然會住在一起,經常分居兩地。1880年,兩人正式分居。

雖然分居了,但克羅斯比堅持他們之間還是維持很友善的關係,經常彼此聯絡,甚至還有一同事奉的時候。

1903年,她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他們的關係:“他有他的缺點,我有我的缺點。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彼此相愛直到他過世。”

 

1906年的芬妮克羅斯比

 

寫作聖詩(1864–1915)

克羅斯比是19世紀最多產的聖詩作者。她一生所寫的詩歌超過8000首,其中有不少是用筆名所寫。據估計包含她所寫的詩歌的詩本至少賣了一億本。

她自己設了一個目標,希望她的詩歌能帶領一百萬人信耶穌。所以,她在寫詩歌的時候都會禱告,求這首詩能帶領人信基督。

美國的名作家安妮道格拉斯(Ann Douglas)說,克羅斯比是一位在19世紀解放美國宗教的女作者。她用詩歌將美國教會從嚴謹的加爾文主義帶進反智的群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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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號抵達北美(賀宗寧)2017.11.10

賀宗寧

本文原刊登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1.10

 

公元1620年(明光宗泰昌元年)11月9日,五月花號抵達北美

1620年,英國國教裡的“分離份子”(Separatists)在倫敦成立組織,準備離開英國,橫渡大西洋到新近發現不久的北美。他們找到了一位富有的商人預付船費。理論上擁有北美土地權的維吉尼亞公司,也允許他們在北美東岸北緯38度到41度之間可以建立一個殖民地(或農場)。英國國王特許他們脫離英國國教唯一的條件是,他們彼此之間必須“和平”相處。

1620年8月5日,40位“聖徒”(他們自稱)與另外62位“陌生人”(非基督徒的殖民探險者)搭乘兩艘商船(五月花號與順風號)從英國南方的普利茅斯港出發。但才一出港口,順風號就漏水,兩艘船不得不折返到達特茅斯港。順風號在修理後,他們再次於8月21日出發,但航行了300英里,順風號又再次漏水。他們只好再次折回。這次,他們決定放棄順風號。

這102位船客只好擠到一艘船上。9月,五月花號第三度啟程。但由於前兩次的拖累,再出發時,已經是大西洋的風暴季節。因此,這兩個月的旅程非常辛苦。在狂風大浪裡,許多人都嘔吐暈船。甚至有一個“陌生人”被海浪捲進海洋中淹死。

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Compact

經過兩個月的風浪之後,11月9日,他們終於到達北美。但登陸後,他們除了找到一個印第安人廢棄的村落外,幾乎沒有任何人物的踪影。他們又發現,他們著陸的地點是北緯42度,比原先維吉尼亞公司允許他們可用的地方要更北。

其實,從英國的法律來看,他們無權擁有這塊土地。他們將這塊地命名為普利茅斯殖民地,以記念他們出發的港口。在這種言不正名不符的情況下,41 位“聖徒”與“陌生人”聯合起來,起草了一份“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Compact)。這份公約允諾建立一個“民間的政治體系”(Civil Body Politick),由選舉出來的官員管理他們並允諾施行“公正平等的法律”,而且效忠英國國王。

 

簽訂“五月花公約”

 

這些“聖徒”,後來被稱為“朝聖者”(Pilgrims),是後來接續到北美的“清教徒”(Puritans)的一支。其實,在北美並沒有什麼“聖”可以朝見。英文的“朝聖者”真正的意義是“為宗教的理由走往遠方的人”。這些“五月花號”的乘客是“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到北美的人”。

1608年,在諾庭漢郡一個叫做思科盧比(Scrooby)小村子的整個教會,因為不願意繼續向英國國教效忠,他們舉村離開英國搬到荷蘭的雷敦。這些“分離份子”認為英國國教幾乎與天主教一樣的腐化與敬拜偶像,必須要取而代之。這些“分離份子”希望能在荷蘭找到自由的敬拜方式。這些人與清教徒並不相同。清教徒同樣反對英國國教的一些措施,但他們希望留在英國國教,從內部進行改革。

這些“分離份子”在荷蘭確實找到了信仰自由,他們自稱為“聖徒”。但他們在荷蘭發現一些現實生活的問題。首先,他們發現在荷蘭,所有的技術工作都是有組織的,他們這些外來者沒有資格參與,因此,只能從事一些低階的勞力工作。

但更糟糕的是荷蘭鬆散的生活形態。這種生活對一些聖徒的孩子有無比的吸引力。他們的領袖布萊德福認為這些孩子被帶壞,嚮往奢華,走上危險的道路。為了這個原因,虔誠的聖徒們決定必須再次搬遷,到一個沒有政府干預及屬世紛擾的地方。這就是他們後來在1620年,漂洋度海遠走“新世界”的原因。

清教徒的起源與歷史

“清教徒”是16到17世紀的英國改革宗基督徒。他們希望能“洗清”英國國教,因為他們認為英國國教並沒有完全擺脫天主教的做法與信念,只能說是半吊子的新教。

從這個角度來看,清教徒運動是發自英國國教的內部。那些發起者是在信奉天主教的瑪麗一世(史稱“血腥瑪麗”)時代被放逐到荷蘭的一些牧者,直到1558年伊麗莎白一世即位後他們才回到英國。

清教徒最早時對英國國教信仰改革的範圍不滿,尤其是對在一些敬拜上保留天主教的儀式覺得需要改進。他們認為在敬拜與教義上,需要更為“純潔與敬虔”。由於接受改革宗的神學,他們應該是加爾文主義的信徒。

至於在教會體制方面,有些清教徒認為應該完全擺脫宗派,自行結合成立獨立的教會。1640年代,當長老會制度的支持者,無法成功的在西敏大會上組成一個新的英國國教後,這些要求與英國國教分裂另成立獨立教會的信眾,在清教徒當中明顯的成為主力。

由於當時英國有關宗教方面的法律限制,清教徒想要從英國國教內部改革的企圖,受到了阻止。但他們的信念卻在被放逐到荷蘭時,以及後來移民北美時得到實現。而在英國國內,劍橋大學的一些學院也引進了清教徒的教育系統,影響到平信徒。

逐漸的,清教徒與不斷增長的商業世界,英國國會裡反對皇室特權在野勢力,以及蘇格蘭長老會結成一種沒有正式形式的聯盟。他們在政治上積極參與,在1642年到1644年,克倫威爾的國會派與查理一世的保皇派之間的英國內戰中,站在國會派的一邊。

後來,在英國1660年代的恢復期(Restoration of 1660),幾乎所有的清教徒牧師都正式的脫離英國國教,其有一部份成為所謂的非傳統派的獨立牧師(nonconformist ministers)。

清教徒從來沒有正式成為一個宗派。且在18世紀後,就沒有人再使用這個名詞。有些清教徒的信念,像正式否定羅馬天主教,後來被英國國教接受。但有些信念,像相信邪靈或污鬼附身,後來被主要的宗派否定。另外許多的信念都融入了17世紀末葉到18世紀初葉興起的宗派裡。

普利茅斯殖民地及第一次的感恩節

在到達北美後,這些新的殖民經過了一個嚴寒的冬天。他們中間將近一半的人因為沒有足夠的食物而未熬過這個冬天。原來“五月花”的乘客中只有53名存活,而船員裡也只有一半平安度過這個冬季。五月花號在第二年4月啟程返回英國。

還好,他們遇到一位印第安人,他的名字是撒莫瑟(Samoset)。他原住在緬因地區,因為有些英國的漁民到那一帶捕魚,他跟這些漁民學了些英語。1621年3月16日,撒莫瑟走進普利茅斯殖民者的營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居然開口用英語與他們交談。

 

印第安人結識在普利茅斯的新移民

 

這位好心的印第安人撒莫瑟幫助他們與當地的萬潘諾亞族(Wampanoags)結識。這些印第安人教導他們如何獵取當地的野生動物(包括火雞),如何到海邊挖掘蚌殼及釣取其他的海鮮,如何種植玉米,豆類及瓜類的食物。他們終於靠此得以生存。

第二年秋收之後,這些普利茅斯的新殖民以3天的時間慶祝感恩。這個感恩節直至今天還是美國重要的節慶。

 

普利茅斯的“朝聖者”慶祝第一個感恩節

 

這些普利茅斯的新殖民是最早融入後來到達北美麻塞諸塞灣的清教徒群體。但五月花號聖徒以及他們的後代,至終相信他們是上帝特別揀選的人,為了要成為全世界基督徒的光。他們的領袖布萊德雷寫道:“我們雖然只是一支小蠟燭,但可以照亮上千的人們。甚至在某種程度來看,我們照亮了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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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張貼95條論述(賀宗寧)2017.11.03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1.03

 

公元1517年(明武宗正德12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大門張貼95條論述。

2017年是馬丁路德改教500週年紀念。1517年10月31日,他在威登堡教堂門口張貼的95條論述,其實是向教皇李奧十世申述當時教會所犯的錯誤,希望教皇能糾正這些錯誤。他沒有體認出這些錯誤源頭,其實就是教皇李奧十世本人。

1517年,教皇李奧十世為興建聖伯鐸大教堂(基督教翻譯為聖彼得大教堂)籌款,授權德國布蘭登堡的總主教艾伯特,銷售贖罪卷,得款一半交給教皇建堂,一半留給艾伯特使用。當時,道明會修士帖次勒(Johan Tetzel)在威登堡附近大力推銷贖罪券,引起人本主義者及德國國家主義人士的反感,認為這是在剝削平民。

教皇李奧十世

 

艾伯特總主教

道明會修士帖次勒

 

馬丁路德在那時是威登堡大學的神學教授,也是威登堡教會的神父。他在兩年前已經從《羅馬書》1:17節得到因信稱義的信念。現在面對販賣贖罪卷的事,認定這是以功德而不是憑信心來得到救恩。

威登堡教堂

威登堡教堂正門

 

經多方思考後,他於10月31日在威登堡教堂門上張貼《九十五條》的論述,攻擊推銷贖罪卷以及其背後的神學觀點。其中51及82條特別引起一般民眾的反響。

51.窮人花盡所有錢財買贖罪卷,教皇應當變賣教堂來幫這些窮人;

82.若是教皇有權將靈魂由煉獄中釋放,他就應當憑著愛心白白的將這恩典給信徒,而不是用此來興建教堂。

路德張貼95條論述

 

那時古滕堡印刷機剛發明不久,路德充分利用其功能,將《九十五條》的拉丁文及德文版迅速的印刷分發到德國各處,獲得人本主義者及德國國家主義人士普遍的支持。因天主教當時只使用大多數德國人看不懂的拉丁文,路德的德文版造成了軒然大波,因為民眾看得懂,就阻擋了教皇與權貴的財路。最後,在一連串的事件發展後,終於促成了宗教改革。

古滕堡印刷機

馬丁路德的背景

馬丁路德在1483年出生於德國小鎮艾斯勒本(Eisleben)。自幼父母管教甚嚴,後唸書時,老師亦常因其不明白課文而鞭打之。這個從小所受的嚴格管教,讓他一生都有非常敏銳的感受。

1505年是馬丁路德一生最大的轉折點。有天他在荒野碰上了一場大暴風雨,他以為會喪命在這次風暴中。在暴風雨中,他跪下向德國的“保護聖徒”聖安妮(馬利亞的母親)祈求,若得保佑平安度過這場風暴,他願意獻身成為修士。

兩週後,他按照允諾,放棄父親要他從事的法律生涯,加入奧古斯丁修會。在進入修會的初期,他深深感受到在上帝裡有平安喜樂。

修道院長察覺他的恩賜,按立他為神父。而他在首次主領聖餐時,深感恐懼,覺得自己罪惡深重,不配將耶穌的聖體分派給會眾。

因為他對罪的敏感,經常去告解,他怕自己有罪沒有得到赦免,不能得救。

他對神的公義感到十分懼怕,因為神公義的表現就是要懲罰罪。修道院長為了幫助他,要他用愛神的態度去追尋神秘主義,但他卻發現自己對公義的神只有恨,沒有愛。

院長又要他去學習及教導,希望能藉學習改變他對罪的懼怕。他去進修神學,於1512年獲得神學博士學位。1513年在威登堡大學教授《詩篇》,1515年,講授《羅馬書》。

當他讀到《羅馬書》1:17:“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他發現倆因信稱義的真理。原來神的義,不是懲罰人的義,而是,信實守約的義。因為神的信實守約人才能得到福音。路德後來寫道:“我好像重生一樣,天堂的門為我打開,整本聖經帶來了新的意義。“神的義不再帶給我仇恨,而成為一種說不出來的甜蜜。”

他逐漸說服威登堡大學的同事們。後來,他貼出97條神學的論點,希望在學術界引起討論,但沒有受到學術界重視。

兩年後,1517年,他貼出《95條論述》時,應該沒有想到竟有絕然不同的反應。

95條論述》的後續發展

1518年,教皇將路德交給奧古斯丁修會懲處。但該會在海德堡開會後,拒絕處罰他。

在教皇指示下,皇帝麥西米蘭一世召路德到奧古斯堡,在帝國會議前為自己辯護。皇派樞機主教卡耶坦(Cardinal Thomas Cajetan)至奧古斯堡與路德辯論3天,沒有結果。卡耶坦為贖罪卷辯護,路德拒絕改變反對的立場。路德在薩克森邦親王“智者”弗來德列克的保護下得以脫身,回到威登堡。

11月9日,教皇下旨,譴責路德的寫作,認定他的論述與教會的教導相衝突。

 

“智者”弗萊德列克

 

1519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麥西米蘭一世故世,另選西班牙的查理五世為皇帝。

7月,天主教神學家厄克邀請路德到萊比錫進行辯論。他們辯論的範圍包括煉獄,贖罪卷,告解,以及教皇的權力。路德在辯論中指出,唯獨聖經是基督徒信仰的根據,聖經中沒有提及教皇,因此教皇沒有任何權力,他並譴責以贖罪卷來減少信徒在煉獄時間的說法,聖經中更是從未提及煉獄的觀念。這些論述,被認定與異端約翰胡司是同一見解。

這次的辯論導致教皇李奧十世在1520年6月發佈諭旨,嚴禁傳講或散發路德的著作。

最後,在7月,教皇再次發佈諭旨,宣稱“一野豬闖進了神的葡萄園”。路德的教導是異端。他給路德120天到羅馬,收回他的言論。

12月10日,路德在收到教皇諭旨60天後,邀請威登堡大學同事聚集,當場燒燬教皇諭旨,正式與教皇決裂。

1521年1月3日,教皇李奧正式將馬丁路德開除出天主教會。

 

路德將教皇諭旨丟入火中焚燒

 

教皇在開除路德後,要求查理五世處置路德,但查理希望利用路德,減低教皇對法王法蘭西斯一世的偏袒,所以一直拖延。最後在1521年春天在沃木斯召開帝國會議。教皇李奧在開會前逝世。

4月17日,路德奉召到達帝國會議。他以德語發言,再度拒絕收回他的言論。最後,他說出:“這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求神幫助我,阿們。”然後轉身離去。等查理五世聽完翻譯,轉神過來時,路德已經離開會場。

 

路德在沃木斯帝國會議發言

 

路德在離開會場後,突然被一群“綁匪”劫持失踪。查理五世遍尋均無法找到他的踪跡。

5月25日,查理五世簽署一份聖旨,命令全國將路德的寫作焚毀。其實,路德在“智者”弗萊德列克的指示下,被帶到瓦特堡修道院。他在那裡留鬍鬚,改名換姓,自稱名叫“喬治爵士”(Junker  Jörg,英文:Knight George)。

 

路德藏身之處–瓦特堡修道院

 

路德在瓦特堡開始了一個新的計劃:將新約聖經由希臘文翻譯為德文。他花了11個星期完成這個計劃。後來在1522年出版,立時在北德新教地區受到歡迎。後來他又翻譯了舊約聖經。1534年,德文的新舊約聖經正式發行。

1522年,有靈恩派的三位“先知”由慈威考(Zwickau)到威登堡,宣稱由於聖靈直接向他們說話,因此,他們的教導比聖經的教導更有權威。路德得知此事,認為事態嚴重,於是離開瓦特堡回到威登堡。

1524-25年,德國佃農起義。帶領者包括慈威考的靈恩派先知孟則爾。他們宣稱要成立神權政府,將帶來神的國度。路德勸說農民用溫和手腕,但未成功。最後,他呼籲德國貴族鎮壓農民。當貴族得勝時,他要求用慈悲對待農民,也未成功。最後農民被殺逾十萬人。

天主教指責路德鼓動農民,農民卻覺得路德背叛了他們,許多人回到天主教,或加入了重洗派。

1526年,查理與教皇及法國開戰,帝國會議在斯皮爾召開,查理為求得全德國的支持,正式取消沃木斯的決定,准許德國各邦可以選擇宗教派別.

1529年,第二次斯皮爾帝國會議,重新肯定沃木斯的決議。會中,德國已選擇路德宗信仰的諸候,集體“抗議”皇帝打壓宗教改革,從此,凡主張“宗教改革”者就被稱為“抗議宗”(Protestants)。

1530年,查理五世與教皇及法王達成和平協議,回到德國,召開奧古斯堡帝國會議,他要路得宗詳細地將所有論點列出。路德的門徒梅蘭克頓起草,是為奧古斯堡信仰宣言(Augsburg Confession)。查理拒絕奧古斯堡宣言的說明,要他們在次年4月前收回,否則後果自負。

路德在戰爭的威脅下,決定拿起武器,準備抵抗皇帝。但回教軍及法軍又對查理備戰,查理在面對強敵之下,需要有個統一的德國,於是與路德宗談判。

1532年,雙方簽訂紐倫堡和平協定(Nuremberg Peace Accord)。德國各邦可自行決定信仰歸屬,但新教各邦不得擴張至天主教邦內。

1546年,路德逝世。

改教的核心信念

改教運動的三個基本觀念

因信稱義

信徒皆祭司

惟獨聖經

 

三個唯獨

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

唯獨恩典(Sola Gratia)

唯獨信心(Sola Fide)

有人另外加上

唯獨基督 (Solus Christus),

唯獨神的榮耀 (Soli Deo Gloria)

而稱為五個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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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戰爭結束(賀宗寧)2017.10.27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0.27

 

公元1648年(清順治5年)10月24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reaty of Westphalia)結束了歐洲30年戰爭。

 

聖塔克魯茲侯爵1625年解救熱內亞 (巴洛克時期西班牙畫家antonio-de-pereda繪)

 

17世紀初的歐洲各國,矛盾重重,勾心鬥角。丹麥、法國、瑞典、荷蘭支持日耳曼新教聯盟,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羅馬教廷和西班牙則支持天主教聯盟。戰爭一爆發,各國乘機捲入,謀取利益,甚至演變成為全歐洲的國際戰爭。

戰爭的主戰場是在日耳曼領土上,另外還有一些次要的戰區,這場戰事前後持續了30年之久。長期的戰爭使參戰國家財政困難,兵力疲憊。

1643年7月,交戰各方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奧斯布魯克地和閔斯特兩個城市開始談判議和,1648年10月24日簽訂和約,史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歐洲的30年戰爭 (1618-48) 起始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以波希米亞國王的身份要在波希米亞境內,實施絕對的羅馬天主教信念。這引起了波希米亞與奧地利信奉新教的貴族群起反抗。

經過5年的戰爭,斐迪南得到了勝利。但在1625年,丹麥國王克里斯田四世看到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被波希米亞戰事牽制,認為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去奪取部份日耳曼的土地,來補償他稍早丟失給瑞典的波羅的海區域的土地。於是出兵攻占神聖羅馬帝國北方的地區。

而在同一時期,瑞典與波蘭也在交戰。1629年,丹麥戰敗,簽訂呂貝克和平條款(Peace of Lübeck),自此,丹麥一蹶不振,不再為軍事強國。

瑞典打贏了與波蘭的戰爭,乘勝追擊,入侵日耳曼地區,並且獲得新教的諸侯支持。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反對羅馬天主教,也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在瑞典軍隊進入日耳曼地區之前,屬於新教陣容的軍隊節節敗退,但1630年,瑞典國王阿道爾夫(Gustavus Adolphus)御駕親征。在與日耳曼新教諸侯的聯盟下,於1631年在布萊登菲爾德(Breitenfeld) 大敗帝國軍隊,並將他們逐出大部份的日耳曼地區。

新教聯軍的優勢一直持續到1634年。那時,西班牙軍隊介入,在諾德林根(Nordlingen)打敗瑞典的主力部隊,將新教勢力趕出巴伐利亞(德國南方)。但是這次哈斯伯格皇家的勝利又引起法國被包圍的恐懼。於是,法國向西班牙(1635)及神聖羅馬帝國(1636)宣戰。

最後,在1643年,法國在河克華(Rocroi)打敗西班牙軍隊,1645年,瑞典在嚴考(Jankao)擊退帝國軍隊。這兩場戰事迫使神聖羅馬帝國的哈斯伯格皇家退讓,於1648年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重新劃定國界,解決大部份的爭端。歐洲,從此由獨立主權的國家取代了以前中央集權的羅馬天主教帝國。

 

三十年戰爭情景之一

 

作為主戰場的日耳曼區域在這30年戰爭中損失慘重。交戰的各方使用僱傭兵,而且經常不給糧餉。這使得這些僱傭兵在農村四處流竄,像“野狼”般到處打家劫舍。

這場戰爭對日耳曼民族來說,代價無比沉重。大約有20%的平民死於這個戰爭,而在主戰場的波羅的海到黑森林的走廊地帶,死亡人數更高達50%。農村的傷亡超過城市。而城市裡的人口,製造業及貿易也都大為消減。這樣的損失對德國來講,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都沒有這麼嚴重過。

三十年戰爭處死對手的方式之一

 

但在另一方面,這次的戰爭結束了數百年來歐洲常有的宗教戰爭。1648年以後,宗教問題不再會造成國際上的戰爭。宗教不再是影響國際政局的重要因素。如果說三十年戰爭對歐洲有什麼正面的影響,或許宗教重要性的消失是讓歐洲政局比較穩定的一種貢獻。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約情景

 

和約主要内容

  • 重申1555年的奧古斯堡和平協議,和1635年的布拉格和約繼續有效。哈斯伯格皇室承認新教在神聖羅馬帝國内的合法地位,同時新教諸侯和天主教諸侯在帝國内地位平等。
  • 神聖羅馬帝國内各諸侯邦國可自行訂定官方宗教,除路德宗以外,改革宗(加爾文派)也獲得帝國承認為合法宗教。
  • 神聖羅馬帝國内各諸侯邦國有外交自主權,唯不得對皇帝及皇室宣戰。

此外,另行劃定歐洲各國的國界:

  • 正式承認聯省共和國(荷蘭)和瑞士為獨立國家。
  • 瑞典,法國,普魯士,巴伐利亞,薩克森都擴大了版圖。
  • 哈斯伯格皇室失去大量領地,也削弱了皇朝對神聖羅馬帝國内各邦國的控制,使皇朝陷入中衰。

 

1648年歐洲地圖

 

對當時及後來國際關係的影響

這個和約削弱了哈斯伯格王朝的統治,使日耳曼民族的地區完全成了地理概念。意大利各邦也仍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法國得到通向德意志的戰略通道,實力大增,為後來稱霸歐洲打下基礎。瑞典獲得波羅的海和北海沿岸重要港口,成為北歐強國。和約在歐洲大陸建立了一個相對均勢狀態的格局。

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形成的均勢格局並非穩定局面。事實上,各國的興衰更替一直進行著。

雖然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的均勢並不鞏固,但和約確定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准則。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裡,外交和談的方式依然是解決各國間矛盾、衝突的基本方法。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歐洲戰亂頻仍。但如和約所簽訂的那樣,這些戰爭都是在民族國家之間為了各自國家的利益而戰,不再有中世紀般為了某一所謂神聖原則而戰。

而且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直至20世紀的大多數戰爭中,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定的國際關係原則,對戰爭的進程及結果均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為了解決各國間的矛盾和爭端,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國際秩序,在這個和約的基礎上,人們又簽訂了許多和約、條約,建立了各種體系和國際組織,包括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體系等,並建立了聯合國。

但是這些體系和國際組織的基本原則,都沒有超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規定的國家主權和平等的範圍。

國際法規則對國際關係的深遠影響

第一、和約確立了國家主權至上的國際基本原則。

教皇使節這次來到威斯特伐利亞僅僅是聽取會議,而此前教皇至少在名義上擁有教會管轄權、絕對領土權、國際執法權和無限戰爭權。而在這次會上,和約的第63條明確承認瑞士為主權獨立國家。和約的第64、65條規定疆域擴大了的帝國選侯、邦君和各邦則享有一定的主權。這些條款事實上是對主權國家的存在及國家享有主權的確認。

第二、和約建立了以國際會議方式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模式。

和約的簽訂開創了以國際會議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先例。和約涉及領土劃分及賠款、宗教等複雜問題。通過召開國際會議有效地處理了這些問題。這為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範例。自威斯特伐利亞以來,和平商議、協調解決已經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主要模式。

第三 和約對戰俘、人類信仰等人權問題的關注,體現了人類的文明進步。

和約第110條提到了現代意義的戰俘問題,並提出了解決的建議。這也為後世戰爭樹立了規範作用,1785年,普魯士和美國簽訂了世界上第一個内容涉及保護戰俘的雙邊條約,規定應給予戰俘正當待遇,禁止將戰俘囚禁在罪犯的監獄里並禁止使用鐐銬,戰俘必須監禁在合乎衛生的場所,可以像軍隊一樣地生活、飲食和進行體育運動。

19世紀,戰俘的待遇應和本國軍隊的待遇相類似的原則,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保護戰俘的國際公約。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中,戰爭法規則中的人道主義法逐漸成型。

在現代國際法中,“日内瓦條約體系”專門規定了給予戰爭受難者(包括武裝部隊的傷、病員、戰俘和平民等)人道主義待遇和保護的原則。目前,已有近190個國家參加了這一公約。

和約第49條明確承認宗教信仰自由原則,新教教徒因此具有與天主教教徒相同的權利。宗教平等原則成為和約國際保證的一部分。對人權的關注這一原則,也成為近代早期國際關係中一個重要組織部分,為宗教平等原則建立了法律上的保證。

和約對國際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例如和約第123條中規定:“參加協議的所有各方,應有義務保衛和保護本和約的每一項條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第124條“同本協議有關的每一方都必須站在受害者的一方,向他提供意見和武力,協助他還擊侵害者”。這規定了條約必須遵守,並且對違反者要施以集體處罰,這一點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使這些規則真正以“法”的形式出現,並以此影響、規範着國際社會。

總之,和約作為歐洲中世紀與近代史時期之交的第一個多邊條約,是“國際法發展過程中的一塊重要里程碑”,它既是近代國際法的實際源頭,又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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