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篇

挖掘教会历史,推动宣教工作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5.11.9.。文/吴迦勒。温州教会自1867年建立以来,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见证。这些见证,部分已付诸文字记录,但基本上为英文,很少是中文的。近年来,本地、海外的基督徒,自发、自费地做了大量工作,记录、整理温州教会历史。成果显著,亦激励了温州基督徒起来宣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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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患健忘症

王志希 本文原刊于《举目》58期        今年感恩节,机缘巧合, 阅读了出版不久的中译本《清教徒的脚踪》。该书收录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英国著名传道人钟马田(Martyn Lloyd-Jones)在“清教徒论坛”(研讨会)宣读的多篇论文。跟随着钟马田的笔端,我第一次走近(还不敢说“走进”)清教徒的生活。        钟马田常根据教会历史事件的年份,拟定其论文的主题。例如,1964年是怀特菲尔德诞辰250周年,钟马田即著文《约翰.加尔文和乔治.怀特菲尔 德》;1966年是公理会教堂在英国成立350周年,其文即为《亨利.雅各和第一个公理会教会》;1973年是哈里斯逝世200周年,其文即为《哈里斯与复兴》……        此种不断回顾教会历史上的伟人,及其思想、事蹟的模式,令人印象深刻。更发人深省的是,钟马田在1969年“清教徒论坛”提交的论文,题为《我们能从历史领受教训吗?》,用意不言而喻──我们必须不断回到清教徒的历史中,“领受教训”。        于是,我才猛然发现,感恩节不仅仅是感恩的好节期,我们更可以借此回想17世纪20年代,乘坐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的那批天路客给我们的信仰承传。 要追终慎远        在感恩节为自己的生命感恩,这一点或许不难,但追终慎远,却是人常忽略的。神学家John Stonestreet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基督徒好像患了健忘症。换言之,我们一点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接着,他以自己的经历,强调研读教会历史的重要性:        “在神学院……研读教会史是我生命成长最重要的时光。基督教家庭和学校造就了我,只是以前我并不了解教会史──但学习教会史摆正且深化了我的信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1章给我们上了堂历史课后,才在第12章告诉我们,要奔跑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的确,《希伯来书》第11章,相当于缩略版的“旧约时代属灵伟人列传”──不是发空论,而是以具体的历史为根基,教导我们“信心”。         需指出的是,在新约圣经中,不单《希伯来书》一卷书为我们回顾了旧约时代历史,如《使徒行传》亦然──“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参《徒》6:5)的司提 反,在公会上为自己申诉时,也为众人回顾了亚伯拉罕、约瑟、摩西等旧约人物的历史;保罗来到安提阿,也回顾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设士师、立君王的 历史,以“劝勉众人”(参《徒》13:15)。         据Mark Driscoll牧师在《论旧约》(On the Old Testament)中统计,新约圣经中明确引用旧约圣经约有300处,而暗示部分更多达4000处。因此,若不研读旧约,很难深入理解新约。而旧约中的 叙事部分,记载的就是犹太人的历史。因此,对于新约时代的初期信徒而言,“阅读、回想”旧约时代的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信仰意义。        对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而言,“阅读、回想”历史,亦发挥着引人注目的作用。例如,旧约圣经中,上帝及摩西都不断地提醒百姓,谨记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耶和华将 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例如,《出》29:46;《利》11:45;《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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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60年(一):神的带领在哪里?

本文原刊于《举目》53期 谢文郁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虽然中国这片土地上仍有战火硝烟,但对于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来说,鹿死谁手已无悬念。         改朝换代已是定数,共产党成为执政者。对此,中国基督徒有人欢迎,有人悲观,有人疑虑。 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新的当政者?教会何去何从?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带领。那么,神的带领在哪里? 新政府的态度         这一年,中国大陆有基督徒约100余万(不包括300余万天主教徒)。其中,84万隶属于西方宣教士建立起来的教会,其余的则隶属于地方教会(包括聚会所、耶稣家庭等)。          对于新政府来说,如何处理这100余万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对当时的4亿多人口来说,这100余万是一个小小的数目。但是,从一开始,中国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称号,“和海外的西方列强有着不可分割的政治关系”。如何处理这100余万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对西方列强的战略关系。         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开始驱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大学、教会学校和医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公开宣称,“教会学校”这个名词已送进了历史博物馆。1952年之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看不见公开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还要切割中国基督徒和海外的联系。因为中国基督徒并没有整体性地对抗政府,他们不少人对新政府充满期望,并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所以新政府无意打击他们。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他们必须服从新政府的领导。         1950 年5月,总理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基督徒代表,明确指出,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他的原话是:“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 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著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因此,中国 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         而且,周恩来强调:“今天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自己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就是新政府对基督教的基本评价,也是政府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吴耀宗横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新政府直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这搅动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历史记忆,巨大的民族主义热情开始涌现。如何处理好100余万基督徒,使之与海外隔绝,并融入中国新社会,对于新政府来说,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中国基督徒如果不响应政府的宣传,公开反对美帝国主义,那就等于他们确实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但是,中 国基督徒真能够摆脱“洋教”的指责吗?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长久交往后,要他们完全放弃积淀的西方情结,是符合神的心意吗?        切割中国基督徒和西方列强的联系,在政府看来,主要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断绝经济上的来往,二是组织上的独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这个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教会的配合。于是,人们看到了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基督教“三自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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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笃16世的退位及教皇的历史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贺宗宁            教皇(教宗)本笃16世于2013年2月28日辞去教皇之职,正式退位。这在西方国家引起不小的波澜,因为教皇是终生制(上一次教皇退位是在1415年,距今近600年,是天主教内部斗争的结果)。 在天主教里,教皇是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有权决定人灵魂的去处。天主教也称耶稣的门徒彼得为第一任教皇。其实,这两点都是有争议的。            天主教根据的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6章的记载。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权柄:原文是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6-19)            对这段圣经,天主教的理解是:            1. 耶稣说教会要建立在彼得这磐石上(“彼得”的意思是“石头”)。            2. 彼得有权力决定一个人是否能上天堂。            3. 教会历史上,彼得是第一任罗马主教,也就是第一任的教皇。            很不幸的,这3点解释都是有问题的。            1. “彼得”这个名字,确是“石头”的意思,但这是一个阳性的名词,而接下来耶稣说的“磐石”,是阴性的名词。所以,耶稣指的,应该不是彼得。            不少的解经家认为,耶稣所说的“磐石”,是指彼得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太》16:16)。教会是建立于“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真理上面。接受耶稣为基督,承认祂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为世人的罪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受死,这才是教会建立的磐石。           “基督”的意思,是“上帝所膏立的”,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在犹太人习俗中,凡是君王或祭司都需要经过“膏立”。            2. 耶稣虽然在《马太福音》19节说了“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好像是把人进天堂的权力交给了彼得(天主教甚至推演出,彼得的继承人──所有的教皇,都有这样的权力)。然而,就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他也对所有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明显的,这个权力是给了所有的门徒,也就是整个的教会。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教会若是能带领人相信那建立教会的磐石真理,那信了的人就可以进天堂。不然,人就不能进入天堂。           3、教会历史上,并没有证据表示彼得是第一任罗马主教。事实上,在第一世纪,教会根本没有“主教”职位。在新约书信中,凡是提到教会领袖,用的都是复数。也就是说,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没有教会是由一个“主教”来带领的,而是好几位领袖同工、一起带领。            看教会历史可知,彼得是在罗马尼禄皇帝时被处死的。即使彼得是基督教教会的领袖,他也只是领袖之一。而那时的罗马教会,也不在众教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事实上,在彼得被殉道之后的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攻破耶路撒冷、毁掉圣殿之前,耶路撒冷教会才是当时所有教会之首。那时,没有所谓“教皇”这个职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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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37:从“主教”到“教皇”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3期           论到早期教会的信仰生活,在当时罗马帝国人民眼中,是非常高尚 的。凡是不抹黑诬陷基督徒的人们,都承认基督徒的言行举止令人钦佩。例如第2世纪出名的医学家加伦Galen说:虽然基督徒的信仰根据是寓言故事,但是他 们的言行,有时与哲学家一样真诚;他们不惧死亡,贞洁自守,崇尚道德,一点也不落在真正的哲学家之后。           教会是神子民的团体,是蒙召与世人 分别出来的圣约团体。有些外邦信徒在信主之前,是放荡度日的;但是悔改归正加入教会,都深信神在基督里已经洗净他们的罪。然而,如果在受洗之后,又再犯罪 跌倒了,特别是严重背道的罪,则应当如何处置呢?例如在大逼迫时否认信仰或向罗马神明烧香者,教会领袖应如何施行劝惩纪律呢?            认为应该严 格劝惩以洁净教会者,如诺瓦天派Novatians(德修Decius皇帝大逼迫之后),埃及米利都派Melitians,北非的多那派 Donatists(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大逼迫之后),都因为一般教会采取较轻的劝惩措施,或容让失节的主教继续任职,而离开大公教会另立门 户。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教会治理”的领袖职分与组织架构。 众长老治理教会           教会在 第一世纪是采取“众长老治会”。教会的领袖被称为“长老elders”。新约圣经说到教会中的治理者,有“长老”,“监督”,“牧师”等不同的名称,然而 这些名称都是指同一个职分“长老”。这些名称在圣经里交替使用,例如《徒》20:17、28;《彼前》5:1-4。           神的子民由“长老”来 治理,在旧约里就已经清楚记载。当神差遣摩西去解救以色列子民,脱离埃及的奴役时,神吩咐摩西“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出》3:16)。在摩西时代,“长老”是神子民的领袖与立约代表(《申》21:19;《出》 24:1;《民》11:16;《利》4:15)。在士师时代,王国时代,以及被掳时期,“长老”都是民中领袖(《士》8:14;《撒上》16:4;《王 下》19:2;《结》8:1,14:1,20:1-2;《拉》5:5、9,6:7-8、14)。两约之间犹太子民的历史,也清楚见证:会堂是由“长老”治 理的。            当主基督第一次来临时,福音书多次记载“长老”与“管会堂的”。虽然犹太人领袖在当时是如此腐败背道,但是他们仍然不敢废除圣经的 “长老治会”制度。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时期,神子民团体的治理架构是一致的。新约中的使徒们,选立教会中的长老们,乃是根据旧约与福音书的背景。使徒并未 创新更改从旧约已有的“长老治会”,乃是承继遵照圣经一贯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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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16:至死忠心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22期         在主后第二世纪初期,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境内如雨后春笋般增长扩张。皇帝特拉建 (Trajan)任内(主后98-117年),虽然帝国继续逼迫基督徒,但是基督徒的数目有增无减。地方官员处理审讯控告基督徒的案件,日益增多,达到非 常棘手的地步。这从庇推尼省的状况,可以得知。 庇推尼省 庇推尼省位于小亚细亚(今日的土耳其)的西北部,南边是亚西亚省,东边是本都与加拉太省,北临黑海。教会历史中著名的大公会议地点,如尼西亚与迦克敦,都在庇推尼省。         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曾想从弗吕家与加拉太一带,沿西北方进入庇推尼省传福音,但是圣灵引导他们直接向西进到欧洲,至马其顿(《徒》 16:6-10)。福音如何传入庇推尼省,虽然细节不详,但是到了六○年代左右,当地的基督教会已经成长茁壮,面临逼迫。因此使徒彼得写《彼得前书》时, 特别提到在庇推尼的基督徒(《彼前》1:1)。         普立尼(Pliny the Younger)于主后112年出任庇推尼省的总督。他也是出名的作家,留下《普立尼书信集》传世。他曾多次上书皇帝特拉建请益,请其裁决难处理之政务。 普立尼发现基督徒在庇推尼省的人数愈来愈多。身为总督,主宰其境内居民的生杀大权,只有罗马公民才有上诉皇帝的权利。 普立尼书信         普立尼在其任内初期,处死了数位基督徒,因他们拒绝离弃基督信仰。后来他发现庇推尼省有为数众多的基督徒,处死他们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决定上书皇帝,请特拉建裁决如何处理。在《普立尼书信集》第十卷中,收集了普立尼与特拉建的书信往返,其中有些片段摘录如下。 *普立尼上书特拉建: “有人被控告为基督徒,解到我这里时,以下是目前我的作法。我问被告,叫他们自己回答说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们说“是”,我就再问他们第二次,第三次,警告他们刑罚为何;如果他们仍执迷不悟,我就下令将他们交付行刑处死……         后来,有匿名信呈到我眼前,这黑名单上有许多人名。其中有些人否认他们是或曾经是基督徒;我就吩咐他们照我所指示的,呼求神明,向您的像烧香献酒(我将您的像与其他神明偶像并列,我刻意下令将神像摆设在此);他们也咒诅基督;并且我得知真基督徒是不可能作出这些事的。        另一些人……说他们曾是基督徒,但是已经放弃了信仰……他们说:当我公布禁止私人集会(根据您的指示)之后,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这必须更进一步严加 审讯事情真相,就吩咐严刑逼供两位女仆,她们被称为“执事”;然而,我所找到的,不过是全然失控的扭曲迷信,仅此而已。         为要向您报告请示裁决,因此,我就延缓更进一步的调查。据我看来,此案件应该咨商,特别因为被告的人数。因为每一年龄、每一阶层,不分男女,都有许多人被控告,人数继续在增加中。此具传染性的迷信,不只是在城市蔓延,乡下农村也是如此……” *特拉建回复普立尼: “…… 关于那些被控告为基督徒,在你面前受审的人,你所依循的程序是正确的。的确,无法定下判案的总原则,无从立定一套固定条例来审理他们。不可搜猎他们;如果 他们被控告与定罪,一定要处罚,但是任何人若否认他是基督徒,又借着呼求我们的神明提供实际证据,则不论过去有任何值得怀疑的根据,借此否认就可赢得赦 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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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14:方兴未艾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20期            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在罗马将军提多围攻之下终于失陷。圣殿被毁之后,虽然 大势已去,奋锐党人却继续零星抵抗。奋锐党人最后集结在死海西岸的玛撒大堡,宁死不屈。直到73年4月15日,他们960人集体自杀,才正式结束“犹太人 叛变”之战。根据犹太史家约瑟夫的记载,整个战争(66-73年)犹太人被杀超过百万人,被俘虏者约十万人。 犹太教的重整            圣殿被毁之后,整个以圣殿为中心的献祭制度,也随之瓦解。撒督该人的祭司家族烟消云散;犹太人最高权力所在的公会,也中辍停摆。犹太教重整重建的重任,就落 在民间的法利赛人身上。他们集结在犹太山地西部的城镇詹尼亚(Jamnia),以此为总部,重组新的公会,作为日后发展的领导中心。当然此公会不再有大祭 司与祭司长,乃是由拉比们组成。当时的主要领袖是撒卡的儿子约哈难(Yohanan the son of Zakkai)。              约哈难是法 利赛人希列学派的拉比,希列学派(与沙麦学派对立)的特征是自由宽松解释律法。根据犹太拉比传统,约哈难是耶路撒冷遭围攻时,藏在棺材中逃出圣城,被领到 罗马将军维斯帕先(Vespasian)面前。他与犹太史家约瑟夫一样,认为维氏将是天下之主,预言维氏会成为罗马皇帝,也预言耶路撒冷被毁。在爱国的犹 太人眼中,约瑟夫是叛徒(因投靠罗马敌营),而约哈难仍是受人尊敬的拉比。            约哈难在浩劫结束之后,得到提多将军的默许,在詹尼亚重整旗 鼓,重组“公会”。犹太地已变成罗马行省,犹太人公会也不再享有先前自治的权利。既然圣殿与献祭制度已不复存在,犹太教信仰生活重心,已经转移至各地的 “会堂”。新的“公会”延续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仍是犹太人的最高权力中心。各地的“会堂”顺服“公会”的领导,以维系犹太教的大一统。 犹太教驱逐基督徒            犹太教在各地愈来愈感受到基督教会所带来的威胁,特别是不满犹太人基督徒出入会堂,要与之划清界限。约主后90年时,“公会”已经有效的将基督徒逐出会堂。 当时“公会”的议员小撒母耳(Samuel the Less)改编“会堂每日颂赞祷文”,内容加入对这些人的咒诅。在埃及开罗所发现的“会堂祈祷书”(约主后90年代),其中如此说:“对于叛教者,让他们 没有任何盼望;求主在我们的日子拔除骄傲的国度;让拿撒勒派与异端,瞬间湮灭;让他们从生命册上除名,不在义人的会中。使骄傲者降卑的主阿,你是应当称颂 的。”文中的“拿撒勒派”是指基督徒,“异端”是指其他不为“公会”认可的教派。            此修订的祷文是由“公会”所授权,要各地的“会堂”采用 的。当会堂每次聚会时,都要诵读此祷文;而犹太人基督徒参与诵读祷文,至此必是静默不言,就被认出是基督徒而被逐出会堂。“犹太教正统”的发展,是在主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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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13:圣地浩劫

吕沛渊       主的兄弟雅各于主后62年殉道之后,巴勒斯坦的局势愈来愈动荡不安,直到66年犹太人叛变,引发圣地浩劫。根据优西比乌的《教会历史》记载,在62至66年间,耶路撒冷教会得到启示,知道浩劫将至,就带领信徒离开将亡的圣城,逃难至约但河东的帕拉(Pella)。 离开耶路撒冷         帕拉是约但河外低加波利(十邑)的城市之一。到了第二世纪时,此地有位出名的护教士Ariston of Pella。优西比乌很可能是根据他的著作获得史料。犹太史家约瑟夫的记载:在帕拉与当地其他外邦城市,都发生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冲突。可见,当时基督徒避 难至约但河外人口较少地区,这是事实。圣地遭浩劫,教会逃难到山区旷野,也正是圣经早就预言的(《太》24:15-16;《可》13:14;《启》 12:14)。         当然,也有许多基督徒离开耶路撒冷,留在犹太地。另有些犹太信徒避难至埃及。埃及与约但河外后来成为“以便尼派 (Ebionite)”的两大中心。以便尼派是一犹太人信徒团体,以犹太主义(爱色尼派等)混合基督教信仰,否认基督的永恒神性,是异端信仰。他们延续至 第七世纪回教兴起时,就消失无踪了。 迁徙至亚西亚省          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也有些移民至小亚细亚的亚西亚省,其中不乏 当时的知名之士。后来,亚西亚的基督徒,引以为荣的指出这些圣徒的坟墓所在。优西比乌记载:使徒约翰的坟墓被指出是在以弗所。明显的,这些迁徙至外邦城市 的犹太基督徒,看到当地信徒生活的松散放荡,必定加以规劝指正。约翰写作《启示录》给亚西亚的七教会,指出尼哥拉一党与其他人的恶行,正是对教会及时的谆 谆告诫。         另外,“传福音的腓利”及其女儿(《徒》21:8-9)的坟墓,是在弗吕家的希拉波立。腓利原来住在该撒利亚,显然该撒利亚的信徒团体与腓利一同迁徙至亚西亚省。因为该撒利亚的动乱,使得基督徒无法安居。 该撒利亚的变局         使徒保罗在该撒利亚坐监两年(主后58-60)时,对于当时该城中犹太人与外邦人所起的冲突,必定知晓。该撒利亚是外邦人的城市,但是因为希律王是创立此城 的人,所以给予犹太人特别的权利。因着这些特权之争带来暴乱,当时巡抚腓力斯必须带兵介入平乱,结果不利犹太人。情事继续恶化,腓力斯只有将双方代表送至 罗马,请尼禄皇帝裁决。尼禄的裁决,偏向外邦人,不给予犹太人再有特权的机会。此后,外邦人有恃无恐,寻找各样机会对付犹太人。         尼禄的裁决,显示罗马帝国先前对犹太人的宽待政策,已经转变。主后65年弗勒瑞(Gessius Florus)继任罗马巡抚,驻节该撒利亚。此人贪得无厌,收贿行事众所周知。犹太史家约瑟夫记载:有一次外邦人公然挑衅侮辱犹太会堂,犹太人上诉弗氏, 献金八个他连得银子,请弗氏伸张正义。弗氏收了献金,但是对犹太人的诉求,置之不理。总之,该撒利亚的连串事件,乃是犹太人后来叛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犹太人叛变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罗马的统治愈来愈感到不满,憎恨之心与日俱增。巡抚弗勒瑞实在是罪魁祸首。他不顾怨声载道的犹太民情,竟然强行掠劫圣殿府库,收刮十 七他连得银子,美其名为帝国所用。于是犹太人起而抵抗,暴动示威。弗氏采高压手段对付,不分青红皂白逮捕民众领袖,处以十字架极刑。百姓热血沸腾,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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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广场

清教徒运动及其影响

严行 本文原刊于《举目》18期         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中,清教徒运动是一笔重要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与继承。清 教徒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但这一运动所形成的文化精神,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影响至深,并使我们今天仍然受益。现在,当人类已经被时代趋势推向后现代 阶段,社会的形态、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的时候,追溯清教徒当年的清正与热忱,也许恰是我们今天诸多问题的一副解毒剂。 清教徒运动始末         正如错综复杂的历史,起初似乎杂乱无章,而过后回溯却发现,一切迹象都朝着历史的走向发展一样,清教徒运动,也是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酝酿与形成的一股时代潮流。         如果说印刷术的通行,英语圣经的出版,为清教徒运动提供了客观条件,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为清教徒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亨利八世因私人离婚要求被拒而与罗马教廷决裂、开启了英国宗教改革,则为清教徒运动揭开序幕。         在十六世纪出现宗教改革以前,罗马天主教会严格控制着对圣经的诠释权。古老的拉丁文是教堂做礼拜与诵读圣经的唯一语言,民众只能仰仗主教和教士的鼻息过宗教 生活。1524年,丁道尔把新约圣经翻译成英文,打破了天主教会对圣经的垄断。丁道尔被认为是英国的第一位清教徒(Puritan)。         当普通人可以阅读新约圣经之后,人们对照圣经的话语,发现了教宗和主教的布道,同耶稣基督原来的圣训大不相同,且教宗的权威与宗教仪式的繁复,没有圣经根 据。于是,一批教徒起来倡导教会改革,要求净化(Purify)教会。他们对教会抱有一种清肃之志愿,故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         英王亨利八世之后,玛丽女王当权。她极力推动英国回归天主教,并大肆杀戮宗教改革者,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玛丽”之名。大批宗教改革领袖逃亡至欧洲大陆,因而有机会与加尔文及其他欧洲之宗教改革领袖接触。         伊莉莎白女王登基后,这些具有加尔文思想的流亡者重返英国,开始了清教徒的运动。他们主张合乎圣经的敬拜,力求教会的纯洁,重视敬虔生活,反对没有圣经依据的宗教仪式。         在教会的机构组成上,他们持加尔文的观点,“教会乃由一切上帝所拣选的人所组成”。所有属灵的职份都是平等的。         伊莉莎白女王提出了教会统一条例,即英国只能有一个教会——圣公会,清教徒亦只能在此教会内活动。这招致抱有宗教改革愿望的清教徒不满。而伊莉莎白所规定的 圣礼仪式及教士袍服等事项,也引起了清教徒的激烈反对。1563年,清教徒力图藉英国教会的立法机关,来通过改革计划。但在二百多人投票决定中,清教徒以 一票之差失败了。         这期间,清教徒之中也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主张留在圣公会内,以渐进的方式推行改革;另一部分则持激进态度,要求立即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这些人被称为分离派。其后由此产生了新教的一些宗派,如浸信会、长老会、公理会等。          伊莉莎白以高压手段,禁止脱离圣公会的清教徒进行活动。1593年,国会通过法令,信徒不得私自聚集,一经查出,立即驱除出境。大批清教徒再度流亡欧洲大陆。他们在宗教环境较为宽松的荷兰立足,并且发展迅速。         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清教徒向他呈上诉求,希望改革教会。但翌年召开的圣公会与清教徒会议,除了准许新译圣经外,其它改革条款全部拒绝。清教徒的政治生涯不断受挫,任何抗议都被否决,被英国历任的君王迫害约一个世纪之久。         清教徒在长期的压制下,看到改革无望,另谋出路。1620年,一批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船驶向美洲,前往新大陆寻找宗教生活的自由。十七世纪后,英国的清教徒运动渐趋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