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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60年(三):教會哪去了?

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文革与教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開始發動。這是一場以割裂傳統、進入嶄新社會為目的的革命。整個中國大陸被染成了紅色。在中國人的傳統審美中,紅色是歡快、喜樂的顏色,但是,這個時期的紅色則是血色。紅旗是血染的,紅寶書是血染的,紅衛兵當然也是染了血的。         這一切,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下,視為理所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暴動,是鬥爭,是必須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會         在紅色的渲染下,中國人都興奮起來了。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充滿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們奮不顧身地要去打破和掃除一切在他們眼中的障礙。         教會顯然跟不上這種政治形勢的發展。         在政府的意識形態中,不但沒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認為宗教是不科學的、過時的,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包袱,必須拋棄。因此,讓宗教完全消失,這對於社會、國家、人民來說,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運動,就其原始動機而言,就是要讓基督教平穩地消失。有不少教會領袖在加入三自教會之初,以為可以在順服政府的前提下,繼續發展教會事業,後來終於發現,這不過是一廂情願。          對此,王明道說:“從三自會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國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麼? 可以,但是必須加入三自會。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無神那一邊去了。他們不會逼著你、叫你說無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見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監獄呆了20餘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從此,中國人就掉進了一個大漩渦,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很快地,紅衛兵運動成為潮流,沖刷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所有公開的三自教會及教堂,都首當其衝成了被攻擊對象。紅衛兵佔領教堂,批鬥神職人員,燒毀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於是,一個接一個,三自教會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         當然,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專門針對基督教的運動。紅衛兵要攻擊、摧毀一切“舊事物、舊傳統、舊習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陳舊的,必須掃除!         這豈是三自教會的領袖能夠阻擋的?!我們來讀一段曹聖潔牧師(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五屆會長)在2002年的回憶:         “我自1959年被借調到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為三自主席吳耀宗先生當秘書,1962年正式納入全國三自編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這段日子 裡,我親身體驗到像吳耀宗這樣的基督教人士切實愛國愛教的情懷。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宗教陷於困難境地時,他仍堅持愛國,並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終會被人 認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在嘉定外崗勞動……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極度困惑,看不到教會的前途,更無法理解基督教中的愛國力量為什麼也要被打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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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18:火窯獅穴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24期         教會在第二世紀後半期,遭到羅馬皇帝馬可‧奧熱流(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任)的血腥逼迫。其中最著名的是於177年在高盧的逼迫。所幸的是,奧熱流之子柯木都 (Commodus,180-192年)繼位後,逼迫減少。他對宗教事務較無興趣。他的妻子瑪奇雅(Marcia)對基督教具有好感(據說她是基督徒,與 羅馬教會領袖有來往),因而影響他採取比較寬容的立場。總之,他上任後釋放了一些基督徒出獄。 瑟維如的逼迫        柯木都是庸君,於193年被暗殺身亡。此後開始了“軍人皇帝”時期,政局不穩,在半個世紀之內更換了八位皇帝。第一位是賽普提‧瑟維如(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他在202年下令,禁止人民改信猶太教或基督教。關於禁止改信猶太教,這並非初次。但是,根據史家所知,這是第一位 羅馬皇帝正式頒佈諭令,禁止人民歸信主基督。        此禁令頒佈時,正值帝國境內某些地區爆發逼迫。在埃及的逼迫極為嚴重,使得許多人認為這是敵 基督來到的徵兆。著名的教父俄利根(Origen)的父親利歐耐德(Leonidus),就是此時在亞歷山大為主殉道。俄利根在當時是青少年,決心上街與 父親一同殉道,但是其母將他的衣服藏起來,使他無法出門殉道。        在北非的迦太基,逼迫也非常嚴重。《帕琵佳與菲麗琪殉道記》 (Martyrdom of Perpetua and Felicitas)書中記載:兩位基督徒女士在迦太基殉道。帕氏是主母,是自由人,而菲氏是奴隸。她們不僅寧死不屈,為主作忠心見證;更是彼此相愛,手 牽手站在競技場中。她們見證主的愛打破了階級制度,萬世流芳。        當地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on)在數年之前,已經寫成其名著《護 教書》(Apologeticus),極力抗議羅馬政府逼迫基督徒的作法。他說:“‘陰謀’此詞不應加在我們身上,反而應加在那些圖謀醞釀仇恨在良民身上 的人,那些流無辜人的血,用愚昧藉口來仇恨基督徒的人。他們將所有天災人禍都歸咎到基督徒身上。如果台伯河水位漲升氾濫成災,如果尼羅河水位過低無法澆灌 田地,如果天空無雨久旱,如果地震或飢荒或瘟疫來臨,立刻就有人揚聲呼叫:‘將基督徒餵獅子!’” 暫時的平靜         賽普提瑟維如之後,逼迫風潮漸退,直到皇帝德修(Decius,249-251)之時。此間約有四五十年,教會在羅馬帝國全境所受的逼迫較少。有些皇帝對基督教會採取比較寬容的政策,可能是因為他們從帝國東部崛起,所以比較願意善待從東部興起的宗教。         皇帝亞歷山大‧瑟維如(Alexander Severus,222-235)的母親曾受過俄利根的教誨,所以他也對基督教頗具好感。他將基督的像列在其供奉的萬神廟堂中,也承認基督徒團体為社團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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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15:世界不配有的人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21期        在主後70年攻陷耶路撒冷的提多(Titus)將軍,于79年繼承父親維斯帕先(Vespasian)之王位,成為羅馬皇帝。兩年之後駕崩,因無子繼承,由其弟竇米田(Domitian)出任羅馬皇帝。竇米田執掌此至高無上的皇 權,共15年之久。維斯帕先的功業彪柄,被尊封為“世界的重建者”,因他結束了尼祿死後內戰群雄割據的亂況。提多的才情出眾,廣得其臣民的敬愛,也被尊為 “人類的至愛”。他們兩位都是死後被其臣民尊封為神,如同凱撒、亞古士督、革老丟在死後也獲此殊榮。         然而,竇米田並未等到死後,才加入封 神榜,他認為自己在生前就應被封為神。他給自己加上的封號是“我們的主與神”。當然,這是他等不及死後,事實上他也等不到。因為在他死後,他的臣民拒絕讓 他加入封神榜。竇米田不像其父與兄廣得人緣,他的悶悶不樂個性,與提多的和藹親切,形成尖銳對比。他在任期後半段,猜忌之心越來越重;他知道在羅馬元老院 中有其敵人,就先下手除滅一些元老院中的反對黨。 竇米田的逼迫 在竇米田疑心之下誅滅的眾人中,有幾位值得特別注意。其中最傑出的,是他的堂兄弟克理門(Flavius Clemens),主後95年擔任羅馬執政官。克理門的妻子竇米提拉(Domitilla),是竇米田的外甥女。狄奧卡西(Dio Cassius)的《史記》書中記載:克理門與其妻,因“無神論”(指不信羅馬神明)的罪名被交付審判,也有許多人淪入猶太教而被以此罪名定罪。克理門與 一些人被處死;另有些人家產充公;竇米提拉被放逐海島。克理門與竇米提拉的案件,最惹人注目,因為他們與皇帝竇米田的關係,是如此親近;事實上,竇米田早 已指定他們的兩個兒子為王位繼承人。這兩個孩子的後來遭遇不詳,從歷史中消失了。         克理門與這些人被定罪的罪名,實在是耐人尋味:“猶太教與無神論”。竇米田鎮壓猶太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他抽猶太人重稅,對改信猶太教者課以重罰,防範猶太人可能的叛亂。但是,若說竇米田是以其對付猶太人的 政策,來對待他的親戚與其他貴族人士,則不太可能。其實,根據竇米田的“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曹操心態,很可能是擔心他們在政壇得勢,造成 威脅。竇米田深知要剷除這些有潛力的對手,必須找出罪名,以獲得元老院審理定罪。什麼罪名根據呢?是不是因為他們是“基督徒”呢? 克理門夫婦是基督徒 這是傳統的看法,可信度頗高。羅馬史家蘇東尼(Suetonius)在其《竇米田生平》書中,說到“克理門因其不積極參與政壇生活,而遭眾人的輕視”。克理 門的“不積極參與”,可能是指他迴避“執政官”公職有關的一些場合,那些應酬與其基督徒信仰不合。更強的證據是考古學的發現:在羅馬“亞得提納大道 (Via Adreatina)”上的“竇米提拉墳場(Cemetery of Domitilla)”,這是所找到最古的基督徒墓穴之一。墓穴內的刻文指明這是“竇米提拉及其家族”的墳場,在第二世紀起始就已經使用,而且持續擴大延伸,直到第四世紀,裡面有殉道者的墓地供人瞻仰。假如竇米拉提不是基督徒,就無法解釋。         在羅馬另有一很古老的基督徒墳場,名為“百居拉墳 場(Cemetery of Priscilla)”,座落在“撒拉瑞亞大道(Via Salaria)”,裡面有一羅馬貴族“格拉伯瑞(Acilius Glabrio)”家族的墓穴。格拉伯瑞在主後91年為羅馬執政官,也是在95年被竇米田處死,罪名也是“猶太教與無神論”。狄奧卡西記載說:格拉伯瑞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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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12:火煉真金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18期        關于耶路撒冷教會,在主後49-50年“耶路撒冷會議”(記載于《使徒 行傳》15章)之後的發展情形,聖經並無詳細記錄。主的兄弟雅各是主要的使徒,繼續領導當地的教會。雖然他在“耶路撒冷會議”最後發言定案,“外邦人得救 不需遵行舊約律法條例”,然而他身為猶太人,繼續遵行律法,過禁慾的生活,得眾民的喜愛與尊敬,被人尊稱為“義者雅各”。特別在信主的猶太人中,對律法熱 心的有成千上萬,雅各是他們的當然領袖。主的兄弟雅各        雅各的事奉對象與事工處境,可從其著作即新約《雅各書》中,看出 特色。《雅各書》是承接舊約先知書的信息,類同“登山寶訓”的筆調,指明神子民的生活見證。書中斥責聽道不行道、以貌待人、有信心無行為、倚靠自己誇口的 人,更是警誡壓榨貧窮人的富人。《雅各書》充滿了實際生活的教訓,教導讀者如何面對試煉、得勝試探;講明真實的“義”,控制舌頭,真實的智慧。書中提到這些信奉“榮耀的主耶穌基督”的讀者,是參加“會堂”的聚會,有其猶太背景(《雅》2:1-2)。         雅各特別堅持“真實的信心必定結出行為的 果子”,他引用了“亞伯拉罕獻以撒”與“喇合接待探子”為例,說明真信心必定是藉行為顯明出來。奇妙的是,《希伯來書》11:17,31也引用這兩個例 子,說他們是“因著信”而如此行。保羅在《加拉太書》5:6說,“唯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可見,雅各與保羅所教導的是一致的,因為他們都是 被聖靈感動,寫出神的話。 保羅與雅各        保羅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是“單單因信基督稱義,不靠行為”。此消息傳到耶路撒 冷,遭到“律法主義者”的誣陷,說“不靠行為得救,不就是作惡以成善嗎?”。所以,保羅在《羅馬書》中回答說:“這是毀謗我們的人現在說的,並且也有人現 在認為我們有這話”(《羅》3:8,原文直譯)。保羅寫此書時,是主後57年左右,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將近尾聲,要回耶路撒冷之前。可見當時在巴勒斯坦的 “割禮派”猶太信徒,仍在謠傳詆毀保羅所傳的福音。         所以,不久之後,保羅帶捐款奉獻抵達耶路撒冷,面見雅各與眾長老述說宣教見證後,他們 對保羅說:“兄台,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並且都為律法熱心。他們聽見人說你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摩西,對他們說,不要給孩子行割禮,也不要 遵行規條。眾人聽見你來了,這可怎麼辦呢?”(《徒》21:20-22)。為了讓眾人知道這些謠言是無中生有,他們就規勸保羅赴聖殿行潔淨禮。保羅懷著 “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林前》9:20)的心,就照辦了。         不料,保羅的聖殿之行,因人造謠他帶外邦人進殿,引起了全城暴亂。後來,羅馬駐軍千夫長逮捕保羅,將他解送至該撒利亞,交給羅馬巡撫腓力斯。腓力斯雖知保羅無罪,為要討好猶太人,就將他拘留在監。兩年後腓力斯 下任,由非斯都接任。由于保羅上訴羅馬皇帝,就被解送羅馬,約于主後60年抵達。保羅在該撒利亞作監兩年期間,耶路撒冷教會相安無事。一般民眾稱教會為 “拿撒勒教派”,視之為可和平共存的猶太人團体。 雅各殉道         但是好景不常,當主後62年巡撫非斯都死于任內,阿比那斯 (Albinus)被任命為猶太巡撫。在他赴巴勒斯坦到任之前,有三個月空檔。大祭司亞拿二世(Ann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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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11 殉道凱歌

呂沛淵 本文原刊於《舉目》17期        使徒保羅因上訴羅馬皇帝該撒,約于主後60-61年間抵達羅馬。根據路加的 記載,他在羅馬待了足足兩年,他在自己所租的房子,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傳揚主耶穌基督的福音。他先邀請猶太人首領來,然後接待外邦人,向他們傳福音 (《徒》28:17-30)。這正是保羅自“第一次宣教旅程”以來,在神的帶領之下,所發展出來的宣教策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 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羅》1:16;《徒》13:46-52)。         路加並未記載兩年之後發生的事情。根據史家優西比烏 Eusebius所著的《教會歷史》,保羅在兩年之後獲釋(約主後62-63年間),後來他在羅馬于尼祿(Nero)皇帝的手下殉道(尼祿死于主後68 年)。保羅在主後62至68年間,繼續從事宣教與堅固教會的聖工,被稱為他的“第四次宣教旅程”。關于保羅在此時期的事奉,我們無法確知其行蹤細節。但 是,根據現有的資料,可描繪出大体的輪廓。 遠赴西班牙         保羅在羅馬獲釋之後,先赴西班牙宣教,這是他長久以來的心願(《羅》15:24,28)。根據保羅的“監獄書信”所說,他深信自己會獲得釋放(《腓》1:25;《門》22)。所以他獲釋之後,以羅馬教會為基地,遠赴“大海的那一邊”宣教,是最合理的推論。         早期教會留下的文獻,也支持此論點。保羅離世約三十年之後,在羅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所寫的《致哥林多人前書》(約主後95年)中,說:保羅“在東方與西方傳福音,贏得尊貴人士的歸信,教導全世界學義,到達西方最遠的邊界(或他 在西方的目標)”(5:6f)。雖然革利免沒有直接提到“西班牙”,但是他是在羅馬寫此書信,“西方最遠的邊界”或“保羅在西方的目標”當然是指比羅馬更 西邊的西班牙。第二世紀末在羅馬編纂的《穆拉多立正典》書目(第34至35行)也說到保羅從羅馬赴西班牙。 後期的事奉          保羅很可能是在主後62至64年間完成西班牙宣教的壯舉。根據保羅在“第四次宣教旅程”所寫的《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提多書》(此三卷合稱“教 牧書信”,教導提摩太與提多如何牧養教會),我們可以肯定他再次回到地中海東區,在愛琴海兩岸從事宣教與堅固教會的聖工。保羅的足跡至少到了下列地點:革 哩底島(《多》1:5);亞西亞省的米利都(《提後》4:20)、歌羅西(《門》22)、以弗所(《提前》1:3)、特羅亞(《提後》4:13);馬其頓 省的腓立比(《腓》2:23-24;《提前》1:3);依庇魯省(希臘西部)的尼哥波立(《多》3:12)。 教會在羅馬           保羅約在主後66-67年間再次來到羅馬(《提後》1:17)。教會此時的處境,已經與前大不相同。大概在保羅于62年離開羅馬之後不久,使徒彼得來到羅 馬。彼得約在63年間,于羅馬寫信給小亞細亞的眾教會,即《彼得前書》。此書信結尾提到當時他與馬可都在“巴比倫”(《彼前》5:13)。從(《西》 4:10)與(《門》24),說到馬可當時(61-63年間)與保羅同在羅馬;並且當時基督徒稱羅馬帝國首都為“巴比倫”,(《啟》17:5)即是明證。          《彼得前書》警告基督徒說:“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不要以為奇怪(《彼前》4:12);教會將大遭逼迫,信徒會因承認自己是“基督徒”而受苦。情況越來越惡化,連具公民身份的基督徒,也無法獲得羅馬法律的保障。 羅馬政府與基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