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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藝術家信主後的張力

本文原刊于《舉目》60期 撒把鹽           筆者2005年信耶穌時,在我所在的那座省會城市,竟找不到一位信耶穌的藝術家同行﹗這令我沮喪不已,由此埋下一個盼望,希望能看見這座城市、這個國家、世界各國的藝術家越來越多信耶穌:生命重生,藝術也重生,一同走天路。 彼此陌生,互不理解           後來幾年,各地越來越多藝術家信主,以公開的信仰做展覽、演出和影視等。基督徒藝術家群體在文化藝術界的影響,越來越引人關注。        過去20年,中國城市教會的急速增長,伴隨著教會人員結構的轉型。其中,藝術家是以創作為事業的人群,包括從事寫作、繪畫、雕塑、音樂、舞蹈、表演、書法、 攝影以及影視等領域。他們擁有一定的審美素養,參與改變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審美趣味,是處於文化變革的前沿,帶動著思潮的變化,是新興文化的弄潮兒。           今日藝術界呈現出傳統與現代、保守與自由、地區與全球等多元思潮共存的景象,像一個碎片化的迷宮,讓人難以捉摸。然而國內公共教育、美育等領域,卻嚴重滯後,導致公眾對藝術的審美趣味,基本停留在100多年前的印象派時期。           教會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同樣身處這種局面:面對藝術家,不知所措﹗這使得藝術家歸主後,難以得到相應的牧養和支持。           教會和藝術家之間,彼此十分陌生,互不理解。藝術家不願委身教會,對傳統敬拜和講道沒有興趣,缺乏群體生活。教會也不知如何與藝術家建立關係,為其提供合適的支援系統。           甚至,有的教會還給主內藝術家的創作,扣上“屬靈的”黑帽子,輕易斥之為淫穢、造偶像或拜邪靈。更嚴重的,模仿耶穌潔淨聖殿,在畫廊等公共場所驅逐藝術家、毀壞藝術品等。許多藝術家因此拒絕進入教會,或者轉而離開教會。           誠然,教會與藝術家的關係涉及比較複雜的歷史原因、神學議題和牧會經驗,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步驟來討論。然筆者願就教會如何與藝術家建立關係,藝術家如何進入教會,粗淺分享自己的經驗與思考,以期拋磚引玉。 群體生活的挑戰          藝術家不願融入教會,首先是因其特有的獨立人格。藝術家長期在獨立空間創作,尤其是視覺藝術家,普遍缺乏協作經驗。他們在個人妝扮、看法、情感表達和生活方式上,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          藝術家天性敏感多疑,情緒化,固執。這些性格有助於創作,卻容易造成人際關係上的傷害。因此,他們慣於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除了密友,一般人很難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這使得藝術家難以融入較大範圍的群體生活──不只在教會,在其他社團也是如此。          主耶穌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太》16︰25)作為重生的人,藝術家需要放下自己,才能高舉耶穌。新生命也只有在主基督的肢體關係中,才能成長。藝術家需要在群體裡敬拜、聽道、行道,重新看待自己的獨特性,也看見上帝在萬民中的恩典。           我想,這對藝術家是大挑戰,因此特別需要從上帝而來的恩典,以及教會的鼓勵。比如,教會可以試著瞭解藝術家的創作,看他們的展覽、演出,與他們學習如何看藝術,為他們的創作、展演和生活代禱。教會有條件的,還可在教會圖書室增添藝術類書籍,開設相關講座或工作坊。           如果藝術家尚未預備好進入教會,也不必急於拉其入會,可先跟進關懷。最好是在他們熟悉的群體中,開展團契,通過看電影、看藝術作品等形式,分享、討論,並彼此鼓勵、彼此順服和彼此認罪。           藝術家的學習模式是體驗式、對話式的,晚自習般的查經,一般難見成效。因此,針對藝術家的門訓和屬靈引導,需要搭配不同的形式。 文化的包袱與抱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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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偶像‧星光‧達人秀——基督徒參加選秀節目,教會怎麼看?

本文原刊于《舉目》60期 王星然 美國史上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           新一季的選秀節目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以下簡稱Idol)又開始了,今年的噱頭是天后Mariah Carrey加入了評委團。根據A.C. Neilson的收視調查,Idol是美國電視史上,唯一連續7年都是收視冠軍的節目,2002年,福斯電視台(Fox TV)向英國購買了流行偶像(Pop Idol)的版權,引入美國,把實境秀(reality show) 的概念融入歌唱競賽,在全球蔚為風潮,Idol可說是美國史上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之一。            還記得多年前的一天晚上,看完Idol,妻子和我 立馬拿起了各自的iPhone;我的另一隻手還趁著空檔使用重撥(redial)的功能打家裡的電話:我們透過線上投票,支持一個美國年輕歌手Kris Allen(註1)。因為電話投票的人太多,我們只好出動3台電話,搶攻只有兩小時的線上投票。Kris Allen是第8季美國偶像最後對決的二位選手之一,他的對手實力太強,是目前美國當紅的歌手Adam Lambert。            我和妻子都喜歡Kris,不只是因為他唱得好,我們更喜歡他的故事背景──Kris在教會主領年輕人的音樂敬拜,彈得一手好吉他和鋼琴。每次看到他,我們就想到自己教會裡的年輕人。他有著那種在教會長大的、鄰家男孩的氣質:純樸、清新、略帶羞澀,卻才氣縱橫。 一週前,節目裡還播出所屬教會牧師的訪問,以及會友的祝福。不難想像,這個教會不知動員多少人為他禱告和投票。那一場決賽投出的線上票,高達近1000萬,刷新當時所有美國選秀節目的投票記錄。Kris果然一舉拿下冠軍! 為主“發聲”還是貪愛世界?           這是我唯一參與過的選秀節目投票。當時我還來不及思考,這樣瘋有何意義?這是否符合我一貫的神學立場?我認識真的Kris,還是一個被媒體塑造、包裝過的Kris?我真的以為好萊塢有了他,世界將會更美好嗎?          這些好問題深入探討起來,都沒有簡單的答案。就好像在總統大選中,投票給信仰價值和我們相似的候選者,卻可能選出了令我們失望的人。          這幾年在美國教會中,出現了一股熱潮:把敬拜團裡培植多年的子弟兵,送進選秀節目,期待他們能前進好萊塢,為主“發聲”,Carrie Underwood(註2), Jordin Sparks, Chris Daughtry,Danny Gokey,Kris Allen……這些當今美國歌壇聲名大噪的藝人,全都經過Idol的洗禮,他們不是PK(牧師之子)、敬拜團主領,就是教會唱詩班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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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教會與消費主義文化

鄭天鳴 本文原刊於《舉目》57期         處在後現代的大環境中,消費主義逐漸從理念過渡到實踐,從歐美擴張到亞洲,從社會延伸到教會……對此,學者們從各個角度切入研究,而教會對此問題的探討卻仍在萌芽階段,許多問題有待釐清。         本文願就教會中消費主義的現象,及其可能產生的問題,提出一些建設,期有所裨益。 定義和特徵        學者對消費主義文化有多種定義,但總體上,就是以消費者的欲求為中心。比如,商家從發現到創造到滿足顧客,簡言之“顧客就是上帝”,“顧客永遠是對的”,就是遵從這一原則。         這種思維也影響到教會,以致不少教會為吸引人,不惜降低標準來滿足會眾的要求。結果把教會商業化了,教牧人員如推銷員般,把上帝的話當產品賣,且為求目地,使用各種手段。 中心的轉移        沉悶的恩具(means of grace,恩典的工具,編註),如聖道、聖禮、要理問答等,逐漸被新的節目,如敬拜讚美、戲劇、街舞、魔術等取代。教會增長理論和世俗心理學也應時而 生,並很快升級為決定性的指標,主導著神學教育和教會牧養的方向。聖經和教義,則列為邊緣的考量──若嚴謹的釋經和教義講道,與會眾的期望產生了抵觸,那 前者便應做出讓步,所謂“入鄉隨俗”。         許多教會在次要的活動上熱心,卻在基要信仰上敷衍草率。會眾在聽道時,不願多思考,只想知道怎麼 做,也沒有多少人理會信息的內容是否合乎道統。多半信徒更在意證道時間的長短,而不是證道的內容──過長的講道,是很惹人厭的。主日崇拜後的午餐,或比當 天的信息來得更可愛、 甜蜜。消費主義就這樣將上帝的話,貶低至從屬的地位。        事實證明,人為的方法並不能將信徒帶到上帝的面前,反而攔阻聖靈的工作。教會因此任由世界擺佈,開門揖賊,讓那與基督為敵的思想進來腐蝕信徒的靈性,使信徒抗拒上帝的話和聖靈的工作,拒絕基督在心中掌權。 無益的人本         伴隨消費主義而來的世俗主義、物質主義、相對主義、實用主義,都是對信徒、教會無益的人本思想。 世俗主義(Secularism)         世俗主義的人生觀,就是以“世界”和“現今”為中心。它誘使信徒把天上永恆的祝福,約化為“現今”和“在世”(here and now)的好處,使基督的主權與信徒的日常生活無關。 世俗主義拒絕永恆和天上的事。然而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卻有天上的呼召。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在恩典和真理中扎根深造,將信心建立在穩固的磐石上,而非沙土中。我們需要提醒: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上帝是輕慢不得的。 物質主義(Material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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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儒家復興和上帝榮耀

謝文鬱 本文原刊於《舉目》50期        編者註:根據中國國家博物館擴建工程整體設計,在館內西側南北庭院設立中華文化名人雕塑園。第一尊完成的青銅孔子像, 高九點五米、重量約十七噸,於2011年1月11日安放在國博北門外廣場,面對天安門,因此而引發熱烈的關注和討論。4月22日,國博表示,庭院建設已竣 工,按原設計方案,將孔子塑像移至國博西側北庭院內。        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儒家無形地規範著華人的語言、思想和行為。這種價值體系是否會造成基督教信仰的衝擊呢?華人基督徒要如何看待這方興未艾的“孔子熱”呢?          這些年來,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股強勁的力量,儒家思想重新成為顯學。最近吸引人關注的 “天安門國家博物館門前孔子像豎立事件” ,即是這種力量的表達。         其實,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 “基督教熱” 開始以後,儒家就一直在積蓄能量復興,待勢而發。進入本世紀之後,這股力量開始產生顯性影響力。而且這僅僅是一個開端而已,恐怕我們目前還無法估算其全部 能量。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我們的現實生活已經實實在在地感受到這股力量的壓力了。        因此,我這裡先考察一下這股力量的能量源頭和布佈局,然後再追蹤它的發展前景。 一直是主導         自西漢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以來,儒家就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的主導。兩千多年來的風風雨雨,給儒家注入了豐富的內容,使之成了中國歷代政治家治理社會的主要思想資源。         不過,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生存面臨西方列強的挑戰,一些思想家開始反省,進而否定儒家思想的生命力。這便是1919年以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衝擊了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人們希望從西方文化資源中,找到西方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子,並植入中國社會,激活中國。         這個想法,就其根基而言,其實滲透著“與時俱進”的儒家精神,但在語言表達上,儒家成了“痛打落水狗”的那條狗。於是,後來的幾十年中,雖然儒家思想仍然不 聲不響地規範我們的行為,但是,我們卻因各種原因,發展了西式話語體系(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和70年代的“批林 批孔運動”中,儒家的話語權更是完全被剝奪。         然而,西式話語體系一直沒有能力落實到人們的日常行為中。比如,我們可以觀察到,平等觀念未 能代替等級觀念,法律取消不了關係網,階級鬥爭還得將就人情,等等。但一方面,西式話語體系卻又強迫人改變說話方式,結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說一 套,做一套,乃至於欺上瞞下成為一時風氣。每一個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中國人,都能感受到這種對抗的張力。 復興的原因        1979年,在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80年代,出現了兩套西式話語體系(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激烈衝突,並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達到了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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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進入江湖的“海龜”——海歸群像(六)

晨翼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所謂“江湖”,是指人生存的特定的文化氛圍和價值視野。因此,人都是生活在江湖中的。但從原來江湖遷移到另一片江湖的人,總會感受到一些不適、挑戰,乃至受傷。這些人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來適應、學習和成長。           這本來是常識。然而,不少基督徒事工人員,在確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基本信仰的同時,往往輕忽了所在地區的“江湖規矩”,因而造成錯誤和衝突。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海歸”基督徒,特別是“海歸”全職事奉人員,回到中國大陸後,因同文同種,而忽略了“江湖”的差異和張力,以及這些差異對生活和事奉的深遠影響。          我在中國大陸服事有九個年頭,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我願從個人經歷出發,對“海龜”回國事奉可能遇到的掙扎、挑戰和機遇,給出一點經驗和意見,以供參考。 經歷簡述           我於1987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1992年重生得救以後,很快就產生回國傳福音的感動。1995年秋季,我進入神學院學習。           1997年,由於我對事工領域缺乏具体、實際的目標,同時也考慮到家庭、孩子等因素,我從神學院輟學,進入一家公司,準備以此公司為平台,進入中國,帶職服事。          1999年,我以公司首席代表身分,舉家回國,到北京定居。隨後,得助於北美教會一些同工的熱心鼓勵和支持,我離開公司,進入全時間福音事工。2004年,我更正式放棄了獲得10餘年的美國“綠卡”。           我這些年來的服事經歷,主要包括:開創、帶領學生團契,並成長為學生比例很高的青年教會;推動、協調北方多個城市的學生事工及其領袖造就,並嘗試建立本土學 生事工機構;參與基督徒學者論壇的開創和推動;協助海外機構開創及推動北京及外省市青年教會領袖的培訓造就事工;推動和協調網絡神學教育事工;參與一家三 自教會青年聚會講台服事,並應邀在此間教會開創了一個“体制內”公開的大學生團契;在衝突與張力中與政府對話、溝通,等等。           總体感覺:能接觸的層面很廣,能參與的事工機會很多,果效也相當明顯。            但是,當服事向更遠、更深發展的同時,我也發現,自己的身分及定位、歸屬等等,還在“妾身未明”的模糊狀態中。而且,這種模糊狀態並不能藉著簡單的調整,就可以化解和澄明,而需要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視野裡審視自己。 文化身分           從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教會建制等等都更加昌明的北美社會進入中國,確實隨時都能在日常生活和事奉中,感受到兩個社會的對比和差別。而這恰是我回國前,思想意識準備最不足的一面。           我在北美生活12年,婚姻、家庭等都在北美建立,兩個孩子在北美出生、成長。並且,我在北美皈依了基督信仰,隨著而來的是價值觀和許多觀念的轉變,這些也都在北美。而我對中國教會的瞭解,卻只限於二手報導、見証故事和標籤性描述。           我回國時,未加思索就設定了“我是中國人,回到本土來,服事中國(家庭)教會”,並以此要求自己和家人。結果,家庭首先蒙受了很大壓力,甚至傷害。接著,我自己也陷入諸多迷茫。           應該說,我個人和家庭的“洋味”,在今天中國大陸的整体“崇洋”氛圍中,是一種資源,也給最初的事工帶來方便和機會。而跨文化的生活和事奉經驗,則提供了獨特的屬靈視野和思考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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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後現代社會與教牧關懷

莊祖鯤 本文原刊於《舉目》14期        在深受現代科技與理性思想影響下的社會,不約而同的人們都強調工作效率與績效,因此 “節目”(Program)是最關心的焦點。在這種環境下的教會,很自然地,也講究效率與組織化。教會每一年都要訂出增長的“量化指標”,牧師也成為教會 的“執行總裁”(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教會各部門的活動琳瑯滿目,把教會的行事曆填得滿滿的。主日崇拜的聚會,更是排得十分緊湊,而牧師最容易被信徒和同工指責的“罪過”,就是講道 超過時間。          也有的教會,極為看重教義的“純正”。美國許多這種類型的福音派教會,講台多採取“解經講道”的方式。另外,現代化的教會強調分工,因此教會的教牧同工有時變成只是“同事”關係,而非“弟兄姊妹”。這種人際關係的疏離感,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特徵,也是現代化教會常有的現象。 後現代特色的教會          但是後現代的社會注重感性多過于理性,人們珍惜個人主觀的經驗,也樂于分享這些經驗。因此,許多超自然的、神秘的經驗,不再成為禁忌,反而是人們津津樂道的 話題。由于現代社會造成人際關係的支離破碎,後現代社會的人更重視“關係”的建立,強調“過程”(Process)而不僅是“結果”(Result)。           因此,當代許多比較偏向靈恩的教會,都是具有這種“後現代”色彩的教會。他們的聚會喜歡採用熱情洋溢的“敬拜讚美”型態,唱詩時間很長,有時比講道時間還長。崇拜方式比較不拘形式,可以臨時加入見證或禱告。有的教會甚至在牧師講道完之後,立刻請會眾當場回應。          一般而言,這種的教會講道時間較短,信息內容也非常強調“切身感受”(Felt Needs)及如何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Relevance)。同時,這種教會的信徒比較重視“現世”(Here and Now)的需要,而非“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他們對教會的委身程度很低,甚至有“反組織化”(Anti-Institution)的心結,所以常常遊走于眾教會之間,成為“遊牧民 族”。           美國以調查基督徒社會現象聞名的George Barna,在2001年底曾列舉出一些當代美國教會的狀況(註),其中有許多與後現代思潮是有關係的:           * 35歲以下的年輕人中,很少人採取聖經的觀點看事情。 * 聖經的教導與價值觀,對人們道德的選擇影響很小。人們關心的是如何避免麻煩及減少衝突。 * 美國人當中相信有絕對真理的人數,已經由2000年一月的38%,急速掉到2001年十一月的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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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後現代思潮衝擊下的基督教釋經學

莊祖鯤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2期 引 言        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從某個角度來說, 是對自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壟斷世界主流思想的“現代主義”或“理性主義”的一種反彈。現代主義是以“理性”掛帥的,強調真理的絕對性,而且認為只有透過客觀的、理性的探討,才能確認何為真理。然而後現代主義者卻對這些基本觀念提出質疑,甚至全盤否定。後現代的思想家認為,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對 的,即便是科學,也無法排除科學研究者主觀好惡的影響。因此他們否定真理的絕對性,強調多元主義,肯定以主觀的、感性的途徑探索真理的必要性。           所以,後現代思想幾乎完全顛覆了許多兩百年來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難怪許多人都覺得“亂了套了”。但是從正面的意義來看,後現代思想將人類由“泛科學主 義”的窠臼中解脫出來,使人類在真理的探索方面,不再自我設限于所謂的“純理性探討”。因此,對後現代的人來說,科學與信仰並不是對立的。而想要以科學去 否定(或證明)信仰,乃是荒謬的舉動。           然而同時,後現代思想對教會及信徒也的確產生了很大的衝擊。我將在舉目雜誌中,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以一系列的文章,來探討後現代思想對信徒與教會所產生的影響,及我們應當如何去面對這些挑戰。 基督教釋經學的演變          “釋經學”(Hermeneutics)一詞最早出現于古希臘文獻中,它的字根是希耳米(Hermes),他是希臘神話中專門向人傳遞神諭的神袛。他不但宣告 神諭,而且還負責解說。保羅在路司得宣教時,就因他所行的神蹟,及他講道的口才,而被當地人誤認為是希耳米下凡,以致于引發了一場騷動(《徒》 14:11-12)。所以釋經學最初的意思就是“解釋”。           在歐洲,為了詮釋、考證古代文獻,就發展出這種“詮釋學”(又稱“釋義學”), 相當于中國的“訓詁學”。但是用在研究聖經時,通常我們稱之為“釋經學”。在西方中古世紀,“釋經學”是詮釋學的主流。直到近代,詮釋學才開始應用在文學 及哲學上,並且因為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推波助瀾,使得詮釋學成為當今最熱門的“顯學”之一。          基督教的釋經學,特別是在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強調對原文聖經的研究及解釋。而當時“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的口號,更表明聖經是基督徒信仰及神學唯一的基礎與準繩。因此,聖經的“文本”(text),成為釋經學的核心關注所在。所以傳統上,釋經學是解釋聖經經文的工具,提供尋求及確定經文意義的方法。同時,傳統的釋經學強調,應該以各種途徑,去尋求明白“作者原意”(author’s intention)。因此著重文字、語法、字源、語文及相關歷史的研究。           但是十九世紀之後,被稱為“近代詮釋學之父”及“自由神學之 父”的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將詮釋學帶入一個新的領域。他不僅從文本去尋求理解,更嘗試去重建作者的“創造”過程。因此他用了不少心理學的分析,來 探索作者的寫作心理。對他而言,釋經學不僅是研究“文本”,而是研究文本與讀者間的互動關係;其關注的不僅是解釋的方法,更是解釋的本質。換句話說,他使 詮釋學具有“認識論”(Epistemology)的意義了。之後的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維根斯坦(Ludw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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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難題與使命 ──大陸青年知識份子的現況

小約翰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9期 全面失守        識時務者為俊傑。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應該再摒棄對信仰和精神價值的關注。某些邪教的猖獗從反面告訴了我們這一點。現在中國的經濟和教育問題焦點,都有指向良知、人格和信仰的趨向。比如經濟學方面,何清漣提出,經濟學家要有良知;2001年經濟界評出的風雲人物是吳敬璉,就是因為對股市混亂狀況提出批評,持守了一個知識份子 的良知而當選;2001年高考作文題目是談誠信,2002年的作文題是談心靈的抉擇;丁學良、劉小楓等許多有識之士,提出中國道德資源虧空的大問題。         這一最深刻的轉變始于1989年,一次次對人的失望和對政治的失望,最終昭示了人性和理性的有限和不可靠。學習西方,從經濟器物到政治制度再到信仰理念,這 裡到了關鍵的第三個層面了,雖然第二個層面的問題也並沒有深入解決。許多人已經看到了所謂的“西方人的信仰”,看到中國並不能藉“特殊國情”,就把自己排 除在世界精神文明進程之外。而我們的民主化進程,最終將取決于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高調民主與低調民主、人性與人權等的辨識和民眾的法治(而非人治)或者 法治觀念的建立、發展,還有就是民間空間的拓展與自由土壤的孕育。所以,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辯論中,自由主義越來越深入人心。而自由主義的理論建構前提,是希伯來精神而非希臘精神。         可惜,在回應文化界的挑戰方面,中國基督教在整個二十世紀是全面失守,更不用提全線出擊了。二十年代的 “非基”運動,宗教成了反科學和愚昧落後的象徵,也成了許多人心目中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和統治階級麻痺人民群眾的鴉片。五十年代的“三自”運動,基 督教也幾乎全軍覆沒,沒有能力從神學上作出足夠清醒的回應,更沒有釐清宗教與政治的關係,以致于以後總是被政治的“全能主義”所控制和牽制。要麼妥協,要 麼決裂,到底位置怎麼處,至今還是難題。 兩件大事          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中國基督教的兩件大事:一是家庭教會崛起,一是知識份子對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越來越感興趣(也就是所謂的“文化基督徒”現象)。          家庭教會的崛起更多是在農村而不是城市,更多是文盲、婦女、老年人而不是有知識者、男人、青年。所以,家庭教會甚至三自教會,都有“四多”現象,也就是信徒 中文盲多、婦女多、老人多和農村人口多。而基督徒的文化素質,卻直接關係到信仰與迷信的辨識,教會使命的承擔和教會建制的進行等方面的問題。         在中國知識份子的信仰熱中,“文化基督徒”們承擔著了不起的作用。劉小楓先生的譯介工作功不可沒。信仰熱的背後,透露出知識份子心靈的饑渴和焦灼。更引人注 意的是,這是中國知識份子自發的精神追求。根據聖經,人對屬靈的事感興趣,是上帝的工作。“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 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 道神的事”(《林前》2:9-11)人在渴望“知道神的事”,是神自己的工作。可見,上帝正在中國動工。         我不知道為何上帝沒有一開始就揀 選中國人,像揀選猶太人一樣。但有一點我深信:幾千年了,中國應該轉身歸回上帝的懷抱。只有在共同的天父面前,我們才能如兄弟般相愛和平等,而目前正是接 受恩典和福音的機會。作家北村在小說《孫權的故事》中說過一句沈痛的話:“沒有上帝,活著是殘酷的。”我們已經殘酷得太久了。許多知識份子能看到這一點, 令人感慨萬千、唏噓不已。 新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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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不要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

謝選駿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期         七集電視系列片《神州》面市後,筆者願借《海外校園》一角,從史學和文字學角度,談談有關問題。 還原“皇天上帝”與“帝”之真相         電視片《神州》的醒目標誌是北京天壇,核心思想則是中國聖王的“昊天”、“上帝”,即聖經所啟示的上帝(《解說詞第八頁》),而《老子》所說的“聖人”,亦是對耶穌基督的預表(見電視片中援引《〈老子〉vs.〈聖經〉》一書)……         不錯,北京的天壇裏,現在還有“皇天上帝”的牌位,然而,這乃是明清皇帝登基祭天的道具,與地壇、日壇、月壇、太廟、社稷壇、先農壇等道具類同(故帝制一 廢,這些壇也荒蕪了),並非信心之父在耶和華帶領下建立起來的;它所供奉的皇天上帝,相當於耶和華所說的“就是亞伯拉罕和拿鶴的父親他拉,住在大河那邊事 奉”之“別神”,只是它不住在巴比倫河邊,而住在黃河之濱。而且,“亞伯拉罕事件”,在中國古代確確實實沒有發生過,當然不可硬說發生過。         那麼,先秦乃至甲骨文的“帝”以至“上帝”,又是怎麼回事?         根据現有資料,殷人及其周圍諸國的宗教信仰,由原始自然崇拜發展而來,這可從製作於殷代後期的甲骨卜辭看出。“日月”、“星辰”、“河流”、“土地”等原始 自然力觀念,仍是殷人的崇拜對象。他們向神靈祈禱問卜,奉獻大量犧牲作祭,求雨、祈求好收成並防止自然災害。這些神靈,掌管自然,還把握人間的吉凶禍福。         他們的崇拜對象,決不限於一個“帝”﹔卜辭中的“帝”,與殷族的祖神“高祖夔”、“高祖俊”同一,也與《山海經》中生日生月的“帝俊”同一,是殷人的始祖 神,兼有宇宙至上神身分。“帝”對諸神有支配力,如對風神可以“帝史(使)鳳(風)”、“帝其令鳳”,也可“帝不令風”。對於雷神,可以“帝其令雷”,還 可具体指示“帝其於之一月令雷”。對於雨神,可以“帝其令雨”。(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頁)         顯然,這種宗教不僅是祖先崇拜的,還包含萬物有靈論遺風。這位“帝”後來演化為“上帝”、“昊天”、“皇天上帝”,但還是與聖經所啟示的永生的上主具有完全不同的位格。 “聖人”來源於怪力亂神        帝王即神,是古代神權政治的殘留意識,其在世界古代各國和近代落後民族的精神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如:古代埃及的法老,死後可成為神;日本天皇,活著的時 候就是“神”(“現人神”?);而在中國先秦神話中,則得到最為鮮明徹底的表現--因為中國最古的帝王,本來就不是“人”,而是一群神怪: 1. 帝俊、帝嚳、帝舜、太昊、顓頊、帝堯、黃帝等,本為部落宗教之“上帝”,後演變為道統傳說裡的“眾帝”人物。 2. 禹、句龍、契、少昊、後羿等,本為社神,後演化為各部落的神話祖先。 3. 后稷本為稼神,既是農神又是周族始祖。 4. 炎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驩兜、閼伯等身分複雜的角色,本為日神火神,演變為道統傳說的帝王或官吏。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