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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如何應對教會中憂鬱症的現象

林國亮 本文原刊於《舉目》56期 前言        過去20多年,筆者在教 會、福音機構和神學院的實務工作中,相對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心理治療的資訊,和心理疾病有關的服事。鑒於與癌症和愛滋病同列為世紀3大疾病的憂鬱症(註 1),在華人教會間日益嚴重,筆者謹從一般教牧輔導原理和一個有婚姻與家庭輔導訓練的牧者的角度,先探討憂鬱症的客觀成因與治療,進而思考教會及其牧者對 憂鬱症會友的因應之道。 憂鬱症的現象        美國精神醫學界看憂鬱症包括下列的現象(註2):        1.對日常的事物提不起興趣和喜悅感;        2.情緒低落、沮喪、沒有盼望;        3.失眠或嗜睡;        4.精力消退,感覺疲累無力;        5.食慾不振或過量飲食而導致體重明顯減少或增加;        6.自覺無用、沒價值、愧對家人、有罪惡感;        7.注意力無法集中(如看報或看電視),難以下決定;        8.行動或說話速度比平時顯著遲緩,或煩躁不安、比平時更加活躍、好動;        9.反覆有死亡或自殺的意念。若在過去2星期內,當事人有一半以上的時間,至少有上述5項以上的症狀,且包括前兩項之一,即算是有重度的憂鬱症。         聖經裡面最明顯有憂鬱現象的大概就是以利亞了(《王上》18-19) ── 孤單、疲乏、絕望、恐懼、甚至尋死。其他諸如約伯(《伯》3:1)、約拿(《拿》4)、耶利米(《耶》20:14)、摩西(《民》11:15)、大衛 (《詩》22、42)等人也都有過生不如死的感受。我們或許沒有足夠的資料證明這些聖經人物得了憂鬱症,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都曾經相當憂鬱過。《詩篇》 88篇號稱為所有《詩篇》的哀歌中最灰暗的一首(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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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婚姻原是百年期 ──大陸婚姻關係的概況與展望

林國亮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8期 前言        中國是個異質性極高的社會,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動盪。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經濟特區與非經濟特區、1949年前後,以及改革開放前後的差距都很大。再加上政 治意識、教育、職業、家庭背景和個人特質等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使得任何論述中國婚姻狀況的文章,都難免有以偏概全、掛一漏萬的問題。         本文僅就過去十年來英美學術刊物上對中國婚姻狀況的論述,再加上筆者在海外多年來從事婚姻協談的經驗,提出一個簡要的綜合報告,供關懷國內婚姻狀況的弟兄姊妹參考。 時代背景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了建國後第一部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明確指出父母不得干涉兒女的婚姻自由,禁止指腹為婚、重婚、買婚、娶妾,廢除收取聘金、嫁妝的傳統,許可女人婚後不冠夫姓、保証女兒與兒子有同等的財產繼承權,並允許離婚等。        “大躍進”之後,一直到文革期間,人民公社與工作單位等取代了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許多夫妻為了工作或戶口等緣故,飽受兩地分居生活之苦。幼童則多由父母之一方、祖父母甚至工作單位來撫養,婚姻與親子關係變得脆弱。         改革開放以後,工作單位的功能日趨薄弱。1980年所修訂的婚姻法,主要以維護社會的安定與秩序為著眼點,家庭再度成為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同時為了遏止人口的過度膨脹,亦把1979年公告的一胎化政策正式列入婚姻法內。         2001年4月所通過的新《婚姻法》,再度肯定以婚姻為基礎的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人們的基本生活單位,並在總則中明白宣示“夫妻應當相互忠誠、相互扶助”。新 《婚姻法》引起的焦點話題,即包二奶(重婚、同居)、婚外性行為、離婚、家庭暴力與家庭財產分割等,反應出了當前社會生活中的一些新問題。 擇偶的條件         1949年以前,擇偶的過程多由父母決定,或由父母安排且經由當事人同意,只有少數是男女雙方自由戀愛而結合。1949年以後,官方鼓勵擇偶雙方自由交往,最後經由雙方單位的同意而結合,從而削弱了父母對子女擇偶的影響。         擇偶時,人們一般仍循“門當戶對”的原則,只是“門當戶對”的定義一直隨著時代、環境而改變了。土地改革、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等措施對農村婚姻策略大有影響。 1949年以後,每一個村民按之前三年的經濟狀況,分成九個不同的等級。從此,階級成份大大影響擇偶的對象。政治成份、與地方幹部的關係、能否到工廠工 作、親戚是否有權勢等,成了重要的參考條件。黨員的子女與黨員的子女通婚,貧農、下中農和中農的子女互相通婚,地主與富農的兒子則較不易在本地找到對象。         改革開放以後,農村的擇偶條件繼續受到政治與經濟因素的影響。婚禮的嫁妝、聘金和喜宴的要求大幅度提高。某些傳統陋習亦大有死灰復燃的趨勢。         就城市的情形而言,1987年和1991年分別在保定和成都兩大城市所從事的調查研究發現,一般擇偶時,也是注重外在的、有形的條件。只是在改革前,一般人 比較重視的是黨員身份、工作單位和家庭出身等,是否與自己相當。改革開放以後,人們則重視學歷、職業、經濟能力等是否與自己相當。 婚姻的品質         在中國傳統裡,家庭關係中的夫妻關係遠低于親子關係。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傳宗接代。1949年以後,藉著婚姻法的修改,允許夫妻因為感情破裂的理由而離 婚,進而提高了感情在婚姻當中的重要性。然而實質上,由于種種政治原因,1949年以後,一般夫妻關係雖然算是穩定,但品質並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