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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我要的英雄人生

權陳 本文原刊於《舉目》29期           我出生於重慶市。我的養父是個老共產黨員,在和日本人作戰時受過傷。養母是貧苦人出身,很小就成了童養媳。50年代初,他們進了掃盲班,學了點文化。          養父、養母對我的希望很簡單,就是早日入黨,不要做違法亂紀的事。          然而,我從小就有極強的叛逆性格,覺得養父母人老實、不得志,是“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我長大一定要出人頭地,既做英雄,又有權力 得意做了商人           1979年上大學那年,我16歲。在此之前,我的思想基本上是受共產主義理論和無神論教育的影響。可是,我還是能感覺到:雖然人人都講唯物主義,但人們還是會疑神疑鬼、怕死、怕報應。          上大學後,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思想和文化,檢討文化大革命的根源。           我從小就喜歡文學和歷史,雖然在大學的專業是金融,但我卻偏愛讀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大學二年級,我讀了法國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這本書對我的人生觀有 相當大的衝擊。書中主角冉阿讓離開監獄後,偷了好心接待他的主教的銀器,但當警察抓住他時,主教竟稱是他自願把銀器送給冉阿讓,結果冉氏得以逃脫。           後來冉阿讓隱藏了自己的逃犯身分,最終成為了市長,幫助貧弱市民。但多年後,為了救一個被誤認為是他的人免於入獄,他放棄了他的市長位置,承認自己是逃犯。           這兩件事,這本書,使我徹底摒棄了階級鬥爭和激進集体主義,走向人道主義的世界觀。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安徽省銀行工作。雖然我少不更事,屢碰釘子,但我仍然像那個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對真善美有真誠的追求,對“再過二十年,我們再相會,我們的祖國該有多麼美”有美好的憧憬,對個人的前途也有信心。總之,理想主義色彩很重。          1988年我隻身闖蕩深圳,在一家商業銀行總行工作。不久我結了婚,有了兒子。           我在事業上的發展也頗為順利,不到27歲,我就被任命為總行計劃部經理。我相當驕傲,常有“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感覺,而且常常向周圍人宣傳我的人生觀:不能做偉人就做名人,不能做名人就做商人。           我的行為也漸漸放縱,而且難以自控。記得有一次出去應酬,喝酒到爛醉。同事開車送我回家,我不但吐了人家一身,還打罵人家(平時對這位同事有不滿),洋相百出,且傷人甚深。           這種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的思想,還影響到我和家人的關係。有一次,幾家同事一起到公園遊玩,兒子在玩耍時,不慎腳踏到一個淺水池裡。我認為兒子丟了我的面子,當眾打他的耳光,給他心靈帶來很不好的影響。           雖然我的事業越來越發展,物質條件優越,我卻對一些社會現象感到失望。深圳有很多從農村來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他們的社會地位非常低,完全是三等公民。週末他們聚到門票便宜的公園或海灘上,連路人都瞧不起他們,遑論得到愛和關懷。            而且,我從小就欣賞梁山伯、祝英台堅貞不移的美麗愛情,但在現實中,“堅貞”卻像海市蜃樓一樣,可望不可及。人們的道德越來越敗壞(我也如此),愛情也越來越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