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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君王詹姆斯一世逝世(賀宗寧)2017.03.24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03.24

 

西元1625年3月27日(明朝末期天啟5年,也就是大秦景教碑出土的那一年),促成《欽定本聖經》出版的英國君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Ⅰ)逝世,享年58歲。

詹姆斯是蘇格蘭女王瑪麗的兒子,英格蘭國王亨利七世的玄孫。這個雙重的關係在日後成為他繼任兩國國王的重要因素。

在他13個月時,他的母親瑪麗被迫退位,讓位給他,是為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他12歲之前,先後有四位攝政王。 他在1578年正式即位,但是一直到1583年17歲時,才完全掌管蘇格蘭政府。

1603年,英格蘭與愛爾蘭的女王伊麗莎白一世逝世,因沒有子嗣,詹姆斯是最親的王位繼承人,於是他即位為英格蘭與愛爾蘭的國王,是為詹姆斯一世。故此,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稱為大不列顛。

他做了三個國家的國王一共22年,在歷史上稱為雅各時代(Jacobean Era,註:詹姆斯是雅各的英譯名)他於1625年3月27日逝世,享年58歲。在他即位英格蘭國王後,選擇以倫敦為王宮所在,只有在1617年回到蘇格蘭一次。他自我決定的頭銜是“大不列顛與愛爾蘭國王”。

詹姆斯一世在政治上除了是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的君主外,並沒有太多的成就。但是,他在位期間,由於英國國教內的清教徒,反對教會裡繼續保留一些天主教的儀式,加上對聖經翻譯的爭論,最後促成了新的英文聖經版本的翻譯。

1603年,也就是詹姆斯即位英格蘭國王的第一年,清教徒的牧師要求英國國教廢除告解,堅振禮,婚禮戒指及“祭司”的名稱。據說當時有上千名的清教徒傳道人聯名上書,要求改革。此外,他們認為當時英國國教所使用的《大聖經》(the Great Bible)有些翻譯上的問題。詹姆斯決定召開會議討論這些問題。

在1603年,英文聖經有兩種主要的翻譯本:

《大聖經》是在1539年,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由當時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姆(Thomas Cranmer)出面,翻譯的英文聖經。是英國國教官方第一本的聖經,每個教堂都有一本,以鎖鏈繫於講台上。每個教堂僱用一個聖經讀者,因此,不識字的信徒也可以用英語聽到上帝的話語。這個聖經被稱為“大”主要是因為它非常厚重,據說有14英寸厚。

到了1550年代,瑞士日內瓦教會對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徒非常支持。當時,從英國有不少新教徒逃到日內瓦,接受加爾文與諾克斯(蘇格蘭教會後來的領袖)的保護。他們在日內瓦決定,即使在逃難中,也應該讓自己的家庭成員有聖經可讀。1560年,他們完成了整本聖經的翻譯。這是第一本使用機器印刷的方式,大量出版的英文聖經。

《日內瓦聖經》也是第一本劃分章節的聖經。這使得尋找經文段落大為方便。而且,每章聖經都有旁注及串珠(見下圖)。後來《日內瓦聖經》被稱為第一本研讀本聖經(Study Bible)。莎士比亞在他的劇本裡使用了數以百計的日內瓦聖經的經文。

1560年出版的日內瓦聖經

 

清教徒認為《日內瓦聖經》的翻譯,比較正確。後來他們在去北美洲所乘坐的“五月花號”船上,也有這本聖經。《天路歷程》的作者本仁約翰也使用這本聖經。

1604年1月,詹姆斯在漢普頓宮(Hampton Court Palace)召開會議討論清教徒的要求。這個會議處理了一些教會治理與開除教籍的問題。然後針對清教徒的問題進行討論。清教徒在會議中堅持信徒可以直接閱讀神的話語,不需要經過聖職人員,希望有一本平民大眾也能讀懂的譯本。詹姆斯對這次會議非常滿意,因為在沒有嚴重爭論的情形下,他順利地解決了許多清教徒的要求。

當時,《日內瓦聖經》的受歡迎度,明顯的挑戰放置於每個教堂講台上的《大聖經》。詹姆斯乃成立一個重新翻譯聖經的委員會。下令這將是唯一欽定可以在教堂裡宣讀的聖經。因此,這本聖經被稱為“欽定本”(Authorised Version)。

而翻譯這本聖經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決當時兩種聖經譯本之間的差異。這個“欽定本”聖經經過7年的翻譯,於1611年完成。整本聖經的詞匯量只有8千個常用的英文單詞,十分容易理解,而且文筆流暢高雅,成為最受歡迎、流傳最久的英文聖經。後來這個譯本也稱為《詹姆斯王版本》(King James Version,簡寫為KJV),記念詹姆斯王的貢獻。一直到今日,仍是最多使用的英文聖經譯本之一。

欽定本聖經(1611年)

在第一版的《欽定本聖經》出版時,它的首頁顯示木刻的圖樣(見上圖)。這些圖樣提醒讀者,他們的王詹姆斯受上帝的祝福,成為英格蘭的屬靈領袖。另外還有一些聖經人物,包括摩西與亞倫站在柱石上,在四角有四福音的作者。12使徒的圖樣則在刻畫的上端。在正下方有個鵜鵠(看起來像隻鵝),代表救贖主耶穌。據說,鵜鵠會放自己的血來餵養小鳥。

“教會歷史這一週”已經制作成3-5分鐘的視頻(蘇文峰主講),在橄欖社區網 站(http://ocochome.info/)播出,《教會歷史這一周》的頁面短鏈接: http://wp.me/P5KG8P-7dW

或點擊后面網址觀看本期視頻: http://pan.baidu.com/s/1dFrE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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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神學家巴刻:從認識神到事奉神(陳培德)2017.03.01

 

陳培德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品書香專欄2017.03.01

 

上世紀50年代中葉,英國國教內部掀起了一場重大角力,主要是由原來掌權主張大公主義(Anglo-Catholics)的高階教會、主張出走獨立自主的自由教會,以及主張內部革新的福音信仰主義者,三方互動和較勁。巴刻(James Innell Packer)可算是後者陣營的重要勇將。

早在1958年,他還在布里斯托專門培訓傳道人的丁道爾學院(Tyndale Hall, Bristol)擔任教席時,便應《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邀約,為該刊撰寫有關英倫三島基要主義者近況的文章,引發起他寫作出版成書的興趣。

同年,他的處女作《基要主義與神的道》(‘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面世,引來各方觸目。

1961年,第二本著作《傳福音與神的主權》(Evangelism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面世,本書原是巴刻前一年在倫敦大學向學生講話的內容結集,使當時瀕臨解散的學生佈道隊得以重生,奠定了他成為公認的“改革福音信仰主義戰士”。

巴刻最膾炙人口的的經典作品是,1973年出版的《認識神》(Knowing God),原著創刊頭10年便售出超過50萬冊,20年超過百萬冊的驕人成績。

新近出版中譯本的《全民神學家巴刻:從認識神到事奉神》(To Know and Serve God: A Biography of James I. Packer),便是巴刻首本中文版傳記,由英國神學家麥葛褔(Alister McGrath)執筆,探勘這位當代福音派領航員巴刻高潮迭起的生命軌跡,為他委身於神學教育、教會牧養、關懷世界致意。原著初版於1977年,中譯本是根據1997年增訂版翻譯。

全書共分為11章,計:

第1章“學生時代,1926-1944”;

第2章“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1944-1948”;

第3章“倫敦:橡樹坡學院,1948-1949”;

第4章 “牛津:威克里夫學院,1949-1952”;

第5章“伯明罕:哈波恩聖約翰教會,1952-1954”;

第6章“布里斯托:丁道爾學院,1955-1961”;

第7章“牛津:雷蒂姆中心,1961-1970”;

第8章“布里斯托:丁道爾學院,1970-1972”;

第9章“布里斯托:三一學院,1972-1979”;

第10章“卑詩省溫哥華:維真學院,1979-1996”;

第11章“對於巴刻的評價”。

書末並有三篇附錄:《恩師的教誨》、《巴刻的講課紀錄》和《巴刻的著作書目選集》,厚共446頁。

巴刻是加爾文神學的現代典範人物,麥葛福稱他為“最後一位清教徒”。巴刻認為有3種人能從清教徒的智慧獲益:浮躁的經驗論者;墨守成規的知識份子;忿忿不平的偏差者。

清教徒則可提供對應的藥方:以上帝為中心的思想;強調知識也注重情感的信仰;以及基督徒生命深刻而實際的異象。

《全民神學家巴刻》不但是巴刻的生平傳記,更是呈現英國聖公會現代歷史及二戰後福音派的發展史。其中包括兩件敏感且饒有趣味的事件:打擊凱錫克大會(Keswick Convention)、與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決裂,勾勒出本書具票房的回憶錄亮點,也映照出巴刻個人的特質與思想路線。

要認識這位當代福音派思想全民神學家,超過60年的服事歷程,本書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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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昆西·亞當斯——當仁不讓的政治家

本文原刊於《舉目》72期。

文/莊祖鯤

政治世家的才子

在美國歷任總統中,如果你要找一位最聰明、最有才華、外交資歷最廣的人,那麼美國第6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 1767-1848)一定是首選。他父親是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父子倆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對父子檔總統(第二對是布什父子)。

下面是他的履歷:BH72-41-7103-三十岁的约翰亚当斯 宽380

11-15歲隨任大使的父親赴法國、荷蘭;14-17歲就赴俄國聖彼得堡擔任美國特使的秘書。

18歲在荷蘭萊頓(Leiden)大學讀書;21歲(1788)畢業於哈佛大學。精通法語、荷蘭語、德語,及其它數種歐洲語文。

26歲擔任駐荷蘭大使;28歲擔任駐葡萄牙大使;30歲擔任駐普魯士(德國)大使;42歲擔任駐俄國大使;47歲擔任駐英國大使。

50歲擔任美國國務卿8年(1817-25);58歲擔任美國第6任總統(1825-29)。

36歲擔任美國麻州聯邦參議員(1803-08);總統卸任後,自64歲任美國麻州眾議員達17年之久(1831-48)。

歷史學家公認,他可能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傑出的外交家。著名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就是在他應門羅總統之邀,出任國務卿的時候形成的外交策略。

所謂的“門羅主義”,就是主張歐洲列強不應該在南北美洲、繼續擴張殖民地,也反對歐洲國家派兵到美洲、打壓鬧獨立的南美各國。同時,美國也避免參與不必要的國際戰爭,持明哲保身的立場。這成為美國後來200年外交政策的主軸。

但是,約翰·昆西·亞當斯在1825年選上總統,是有點出乎意外的。因為他特立獨行的風格,支持他的人,基本上只有美國東北的幾州而已。

險勝總統與窩裡反

原本,民眾對三位候選人的投票, 以民主黨的傑克森(Andrew Jackson)得票最高。卻因未過半數,所以依照當時美國的選舉法規,由眾議院來投票決定。投票前,因為一件醜聞的爭議,票數列第三的自由黨(Whig)的克萊(Henry Clay),決定退出選舉,並要支持者轉向亞當斯。於是亞當斯險勝。這卻引起傑克森的怨恨,成為亞當斯的終身政敵。

BH72-41-7103-圖1-800px-John_Quincy_Adams_-_copy_of_1843_Philip_Haas_Daguerreotype 宽370約翰·昆西·亞當斯擔任總統後,拒絕將支持傑克森的內閣閣員,更換成他自己的班底,因此後來許多閣員成為窩裡反的源頭。

在他第一次對國會的國情咨文中,他洋洋灑灑地列出許多方案。例如,資助國立大學;贊助科學研究;建立標準度量衡制度、天文台;設立內政部;改革專利法規;大規模的運河及公路開發計劃等等。但是這些偉大的計劃,都在不同範圍內得罪了許多利益團體,加上傑克森與民主黨議員的杯葛,亞當斯擔任總統時的所有議案,幾乎都無法通過。

傑克森後來索性辭去參議員的職務,專心積極準備下一次大選。4年之後,傑克森以壓倒性的優勢選上總統;亞當斯黯然回到波士頓的故鄉。因此,亞當斯父子也是美國開國頭50年中,僅有的兩位因競選失敗而沒有連任的總統。

2年後,在本鄉父老的邀約和推舉之下,亞當斯出任眾議員。他答應的唯一條件,就是讓他能不依據黨派利益,只秉持良心投票。結果他一連做了17年,直到逝世。

1848年,德克薩斯州美墨之戰後,併入美國版圖。國會議員都同表贊成,討論如何獎勵這些作戰英雄。一向反對與墨西哥宣戰的亞當斯,卻獨排眾議,站起來說:“不!”當他正想開口繼續說話時,卻頹然倒地;第二天就過世了。他的最後遺言是:“我在世的時候結束了,但是我已經知足了!”

特立獨行的政治家

亞當斯的特立獨行,是他一向把國家利益看得比黨派立場更重要。

舉例來說。1803年,他由聯邦黨(Federalist)提名參議員,但是他卻多次支持對手共和黨的提案,包括聯邦黨極力反對的購買路易斯安那州案,以及傑佛遜總統提議的對英法禁運法案。其中禁運法案,使美國對外輸出減少了80%,直接打擊了亞當斯的家鄉——波士頓的經濟利益。許多造船廠和航運公司倒閉,家鄉父老也怒氣填胸。因此,不到4年任期結束,聯邦黨就罷免了他,他也提前辭去參議員的職務。

後來,他與聯邦黨越行越遠,但是民主黨與共和黨也對他很有戒心;

他那種不結黨營私的作風,使他成為政壇上的獨行俠。這固然成為他總統連任失敗的主因,但也是他後來受人景仰的理由。他這種堅持正直誠信的原則,拒絕權謀取巧,卻頗有中國儒家“君子行不由徑”的作風。

約翰·昆西·亞當斯是美國有史以來,唯一在卸任後,還降格擔任眾議員的總統。但是成為眾議員的這些年,卻是他一生中聲譽最高的時候;雖然他未必最稱心如意。

在17年的眾議員任期間,亞當斯是反奴隸制度的急先鋒,與英國的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參孫亞雷,《震動山河的政治家--記威伯福斯,及其克拉朋聯盟,與廢奴運動》,《舉目》4期,http://behold.oc.org/?p=7299。編註),相互輝映。他幾乎每一年都會提出有關廢奴的法案,但是都被居多數、自己蓄奴的議員否決了,因為這會影響到他們的經濟利益。

後來為了阻止他的提案,國會甚至通過了一個違反憲法之“言論自由”的“禁言法”(Gag Rule),就是不准在國會中,討論或提議任何有關奴隸的法案。但是這難不倒熟悉議會規則的亞當斯,他總是有辦法繞個彎,然後舌戰群雄。

雖然在他有生之年,奴隸制度無法廢除。但是他已經預測,為了奴隸制度的爭議,美國恐怕難逃內戰。他甚至主張,為了廢除奴隸制度,可以解散聯邦;一旦內戰爆發,美國總統應該以他的職權,宣佈解放黑奴。後來林肯總統果然就是這麼做的。

1847年,亞當斯擔任眾議員的最後一年,亞伯拉罕.林肯也初次當選眾議員。兩個人雖然不見得有深交,但是亞當斯卻成為美國歷史上,唯一見過美國所有的開國元勛,以及一直到林肯為止的歷任總統之名人。5ce851214e044220acfaa&690

事實上,林肯總統直接或間接地深受亞當斯的影響。例如在內戰期間,林肯那永垂不朽的《蓋茲堡演講》中的名言:“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國家”,就是取自約翰·昆西·亞當斯的話。

約翰·昆西·亞當斯一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跡,乃是1841年,一艘西班牙奴隸船阿米斯達號(Amistad),在由非洲航向古巴的過程中,因為西班牙籍船長及官員虐待奴隸,引發暴動。

在一位非洲王子的領導下,他們劫持了這條船,後來漂流到美國紐約長島。依據國際航海法,應該將“兇手們”引渡至西班牙屬地古巴,然後將他們處死。高齡74歲的亞當斯擔任這些非洲奴隸的義務辯護律師。在最高法院一場義正辭嚴、動人心弦,長達4小時的結辯後,全船的奴隸獲得無罪釋放,最後全船航回西非。

這個事件在1997年拍成電影《阿米斯達號》。

上帝的僕人─美國最後一位清教徒政治家

1956年,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 1917-1963。美國第35任總統)在當選參議員後,寫了《當仁不讓》 (Profiles in Courage。獲普利茲傳記文學獎。1960年代台灣的中譯本,已絕版)。書中列舉了8位有道德勇氣的美國參議員,作為政治家的典範。其中約翰.昆西.亞當斯列為第一位,並且被稱為“美國最後一位清教徒政治家”。

他的名言之一,也是被肯尼迪總統在《當仁不讓》中所引用的,就是:

“民選的官員是僕人,但他不是人民的僕人,也不是私慾的僕人,而是上帝的僕人。”

亞當斯是自律極嚴的人。從11歲開始,他就每天寫日記,很少間斷,長達70多年。這成為研究他的生平,最好的第一手材料。日記上他自稱,一生之中,總是每天固定讀3、4章聖經,加上一些古典名著(包括他最喜愛的羅馬時代西塞羅的演講學),然後才開始每天忙碌的工作。BH72-41-7103-圖2-1280px-Old_House,_Quincy,_Massachusetts 宽690

年輕時,雖然他父母加入了波士頓傾向自由派的“一體神論”(Unitarian)教會,他自己卻還是在持守正統三一神論之加爾文派教會聚會。晚年,他固然也加入了一體神論教會,但是他還是不同意他們許多非正統的教義。但同時,他對加爾文神學的預定論等觀點,也有點保留。

在1818-1848年間,他一直擔任美國聖經公會的副主席。他鼓勵人多讀聖經,自己也身體力行。他認為讀聖經可以讓人成為好公民,並宣稱:

“美國革命的最高榮耀,就是將自治政府的原則,以及基督教的原則,兩者緊密地、無法分割地聯繫在一起。”

從他的一生看來,約翰.昆西.亞當斯的確是一位與眾不同的政治家。

相關參考資料:

  1. Paul C. Nagel, John Quincy Adams: A Public Life, a Private Lif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書中很多材料取自亞當斯的日記。
  2. Jack Shepherd, The Adams Chronicles: Four Generations of Greatness(Boston: Little Brown & Co , 1976).。這是亞當斯家族四代的編年史,包括他的父親約翰.亞當斯總統。
  3. Joseph Wheelan, Mr. Adams's Last Crusade: John Quincy Adams's Extraordinary Post-Presidential Life in Congress (Public Affair, Reprint edition, February 23, 2009)。此書偏重他最後17年在眾議院的奮鬥。

作者為三一神學院宣教博士,現在波士頓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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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官方”和“家庭”教會

李東光

本文原刊於《舉目》69期

BH69-43-7464-圖1-蔡豐智攝- DSC08398(1)r“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1:9)。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常與今天有驚人的相似。重溫歷史會給後來者啟迪、借鑒和激勵,誠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舊唐書》之魏徵傳)。

英國宗教改革過程中產生的以王室貴族為主、換湯不換藥的“英國國教”(為了便於比較,姑且戲稱之為“官方”教會),和以清教徒為主、要求徹底改革、政教分離的“分離主義派”(姑且牽強地叫作“家庭”教會),之間的矛盾衝突,引發了筆者的思考。我個人覺得,其中的恩怨情仇,與現在中國的“官方”和“家庭”教會的糾葛,有某種類似。

英國宗教改革的特點

*開始即為政治怪胎

在15-16世紀年間,宗教改革之風吹遍歐洲。路德、慈運理、加爾文,都是宗教改革的風雲人物,領導德國、法國、瑞士等脫離了羅馬教會的統治,形成自成體系的新教教會。

然而,出現過宗教改革思想先驅威克里夫的英國,卻以一種近乎荒誕的方式,進入了改革的浪潮。

改革的導火索,是英國王室的一樁婚事。英王亨利,由於王后凱薩琳沒有生育兒子,而萌生再娶新歡的念頭。1527年,他請求羅馬教廷支持他廢除與凱薩琳的婚約。然而羅馬教宗克萊門特,懾於凱薩琳的哥哥,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的權勢,拒絕了亨利的要求。

惱羞成怒的亨利乾脆自己解決問題,脅迫英國教會及劍橋大學教授支持他的做法。教廷因此威脅要給他“絕罰”(註1)。亨利一不做二不休,正好迎合國內教會改革的呼聲,先下手為強,主動與羅馬教廷決裂。1534年,英國教會脫離羅馬體系,成為以皇帝為權威的英國國教。

英國的宗教改革,從一開始就是政治怪胎,帶有先天的弊病。其改革不是因為反對教廷的腐敗,而完全是因個人恩怨。因此,英國國教(聖公會)體制仍然有濃重的羅馬天主教痕跡。

許多信徒看到這場無效改革的弊端,主張清洗聖公會內部的天主教的殘餘影響,這些人因此被冠以“清教徒”之名。清教徒接受加爾文教義,要求廢除主教制和偶像崇拜,提倡勤儉,反對奢華。這些主張與以貴族為主的國教派有尖銳衝突,引來許多政治迫害。

政治的陰影,始終籠罩著16-17世紀的英國教會。

 

*長期迫害,抽瘋式動盪

由於宗教改革被王室綁架,其後教會的發展,即在王位爭奪、王權更替中艱難地進行。亨利從骨子裡喜歡羅馬教會的傳統,因此在位時只是掛起改革的羊頭,賣的仍然是羅馬教會的狗肉。

他死後,兒子愛德華即位(1547)。愛德華建立了寬鬆的政治環境,新教得以發展,英國教會走上新教路線。然而 6年後愛德華過世,皇帝換成他的姐姐瑪莉。瑪莉又走回頭路,規定教會沿用天主教路線,並大肆迫害新教徒,殺死包括克蘭麥在內的3百多名新教領袖,為自己掙得“血腥瑪莉”的惡名。

直到亨利的另一個女兒伊莉莎白登基(1558),這種兩極搖擺的抽瘋式的動盪才見平息。伊莉莎白採用的是折衷的平衡策略。但是,國教和清教徒之間的矛盾已經公開化。擁護皇帝權威的官方教會(史稱保皇黨或長老派),和贊成政教分離的“家庭”教會(議會黨或獨立派),已形同水火。

反清教徒的主教團,對上同情清教徒的議會,總體上,掌握專政機器的一方有更大的權力。所以,清教徒遭受了長期的迫害,東躲西藏,包括逃往國外,或採取與世隔絕的修道方式生存。

BH69-43-7464-圖2- St John the Baptist's Anglican Church [1], Ashfield, New South Wales.r

*鎮壓無效,和平共處

無論如何,英王朝做了一件好事:允許人翻譯和閱讀聖經。雖然體制外的聖經翻譯和傳播仍為違禁之舉,但威克里夫(1328-1384)的努力和丁道爾的犧牲(生於1484–96之間,1536年死於火刑),沒有白費,聖經在英格蘭普及了。

上帝的話語,大大堅定了清教徒追求信仰的的信心。清教徒雖然在迫害嚴酷時,會逃往蘇格蘭或荷蘭避難,但政治局勢一有轉機,他們就重歸故國,只為重塑英格蘭的基督信仰。

潮漲潮落,河東河西,清教徒的非官方教會生命力極其頑強。雖然官方國教教會與王室政權合力打擊、迫害清教徒,但是越嚴厲逼迫,清教徒的人數和同情者越多。

1607 年,一批清教徒遠涉重洋,乘“五月花號”帆船抵達美洲大陸。隨後在17世紀,越來越多的清教徒移民這片新大陸,開始了自由追求信仰的生活。

在英國國內,直到伊莉莎白、詹姆士這些暴君都離世之後,支持清教徒的國會在克倫威爾(1599-1658)的領導下一度得勢,並贏得內戰勝利,判了皇帝查理一世的死刑。但後來失勢,清教徒再受逼迫。

儘管政治風雲不斷變化,清教徒及其代表的真正宗教改革派,力量已經壯大,再也不能用鎮壓來解決問題。英國政府不得不下令解除對清教徒的迫害,允許清教徒的長老教會、循道教會等,和國教和平共處。

 

*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但清教徒來到美洲,很多聖公會信徒也移民美洲。在新大陸,雖然清教徒的教會遠遠多於聖公會,但是反向的迫害從未發生。在移民們最早居住的“新英格蘭”(位於美國大陸東北角,編註),各宗派的信徒和平共處。聖公會雖然還是沿用天主教花裡胡哨的儀式,但其核心的信仰觀念,與清教徒各宗派並無本質不同。聖公會還有了個新的名字“安立甘”(Anglican)。原來勢不兩立的窩裡反弟兄,在新的土地上相逢一笑泯恩仇。

如今在英國國內,再也沒有官方國教和地下教會的壁壘。雖然聖公會仍佔多數,但也完全新教化了。多年來,聖公會和衛理會一直保持對話,並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協定。雖然分歧仍然存在,但多是職稱、儀式等方面的問題(如衛理會不採納主教制等)。教會普世合一仍未達成,然而劍拔弩張的氣氛不再(註2)。

筆者所敬慕的斯托得牧師,是當代公認的基督教福音派領袖,正是聖公會的牧師。他在著作中,即頻繁地引用聖公會主教的觀點。盼望英國教會的這段歷史,可以作為今後中國教會的參考和借鑒。

 

註:

1.絕罰,是當時羅馬教廷對違犯教規人員的最嚴厲的處罰。意思是逐出教門,斷絕關係,從而剝奪從救主領受的恩典。被罰者不能參加聖禮,不能領受聖餐。受罰者也不能再做法官、陪審員、證人和律師等具有公信力的職務,甚至連簽訂條約的權利也沒有。死後沒有教會的葬禮,靈魂也不能去天堂。

2.孫豔燕《宗教多元在英國——不和諧的和平共存》,2012年4月10日 中國宗教學術網, http://iwr.cass.cn/zjyzz/201204/t20120410_10332.htm

 

作者來自遼寧,瑞士蘇黎士大學流行病學博士。中年蒙召讀神學院畢業後,現在加拿大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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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移居美國的新教徒與清教徒

Samuel T. Logan. Jr.著/一僕編譯
本文原刊於《舉目》18期
u=2225599805,3723757033&fm=24&gp=0

 

 

 

 

 

 

      早期移居美國的“新教徒(Pilgrims)”(以下簡稱“早期新教徒”)和“清教徒(Puritans)”有何不同?他們是同一批人嗎?這兩個群体是什麼時候成形的?為什麼後來會演變成獨特的宗教團体呢?

        這些問題,都問得很好!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不得不提1517,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年了。

        1517年10月,馬丁‧路德在德國威登堡大教堂門上,張貼了他的九十五條神學論題(也稱宣言)。同一年,在英國波士頓市,即現址為瑪莎葡萄園(Martha's Vineyard)英式酒吧的地方,約翰‧福克斯(John Foxe)誕生了。福克斯後來對清教運動(Puritanism)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

        時至1526年,在劍橋的白馬客棧(White Horse Inn),就不時有(頗具顛覆性的)神學討論。參與者包括後來的清教徒領袖人物,如:托馬斯‧比爾耐(Thomas Bilney),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尼古拉斯‧雷德萊(Nicholas Ridley),以及托馬斯‧克來默(Thomas Cranmer)。這四位後來都一一殉道了。

        同一時期,英王亨利八世正在著手處理他婚姻和政治上的難題。到了1533年,他堅持要坎特伯 雷(Canterbury)的聖公會宣布他與亞拉岡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婚姻無效。次年,他又迫使國會封他為英國國家教會(編者按:即聖公會 “Angelicans”)的最高元首,因而使英國全面切斷了與羅馬教廷的關係。

        亨利八世雖然無誠意“改革”(reform)教會的神學,但那些常常在白馬客棧聚集的教徒,以及許多支持他們的人和其他同道中人,卻把英王的這一舉動視為出于上帝的安排。他們認為,唯獨尊奉聖經為教會與國家之根基的時代已經到來。

        但是,他們的這個盼望,在亨利八世在位期間,並不怎麼受到皇室的支持。一直等到1547年,亨利八世駕崩了,繼承王位的是他九歲大的王子愛德華。愛德華登基 後,受到兩位攝政輔政,先是索美塞得公爵(Duke of Somerset),後是諾森伯蘭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這兩位都比較支持和認同白馬客棧神學討論會的異象和參與者的洞見。從1547年愛德華登基到1553年他駕崩的期間,英 國的清教運動在教會裡和政治上,都獲得了長足的進展。

        不幸,繼承愛德華王位的是瑪麗女王(Queen Mary),即為後世所熟悉的“血腥瑪麗”(Bloody Mary)。瑪麗一心要使她的國家重新回到羅馬教廷的懷抱,甚至不惜任何代價。

        于是,從1553年到1558年間,更正教教徒(Protestants)為逃避瑪麗女王的迫害,就紛紛逃往歐洲大陸,待在其他更正教教徒的據點,如日內瓦 和法蘭克福。當時,年約三十八歲的約翰‧福克斯也逃到了法蘭克福。然而,福克斯對英國仍然抱著十分遠大的異象,他堅信只要英國上下全然信靠上帝的話語,英 國就必然會得到大復興。

        1558年,瑪麗女王駕崩,繼位的是她同父異母的王妹,信奉更正教的伊莉沙白。伊莉沙白女王的繼位,大大扭轉了先前的局勢,流亡異鄉的更正教徒成群結隊地返回家園。這些人後來就成為了清教徒運動的種子,他們都是從福克斯的神學著作中得著餵養的。

        在瑪麗女王的血腥統治下,數以千計的人為信仰殉道。現在上帝既然讓伊莉沙白女王來取代瑪麗女王,那麼英國人民能不能抓住這上帝所賜的絕佳機會,告慰那些已逝 的亡靈呢?從此之後,英國人民,能不能堅持在自己的國家和教會中,清除所有不合乎聖經的成分,從而使得教會與國家這兩個機構(和在其中的領袖)都能夠過一 種榮耀上帝的生活呢?

         這些問題,乃是福克斯在他那本不朽之作《殉道者之書》(The Book of Martyrs)中所提出來的。這本書于1563年初版,他除了對在瑪麗女王統治下受迫害的痛苦有很深刻的描寫之外,也是一隻嘹亮的號角,呼喚英國的國家 與教會,全然以上帝的道作為立國、立教的根基。

        許多曾經認同白馬客棧之異象的人,現在就響應了福克斯所提出的,上帝對其子民的期待,以一股與日俱增的熱情,堅持要求皇室人員和教會領袖,本著獨尊聖經的原則(Sola Scriptura),也就是唯獨以聖經為一切事物的標準,來治理英國。

        但是伊莉沙白女王的看法有別,她只著眼于政治上的穩定和秩序,無意走“極端”路線,特別是宗教性的極端路線。她認為參與白馬客棧神學討論會的那些人和他們追 隨者所走的神學路線,乃是過于極端。她認為英國(也包括英國的教會)應當更寬宏、更包容,在遵守聖經教導之餘,也要保留傳統和運用人的理性。所以,到了 1570年,英國就發展出了兩大派別,一派偏重從理性主義的角度治理國家和教會,另一派則繼續堅持只按照聖經的教導,徹底清理淨化國家與教會。就是在這兩 派人士爭執辯論時,“清教徒”(Puritan)一詞開始被第一派的人,用來辱罵、諷刺第二派的人。

        1570年代的人所目睹到的是衝突的 深化,事態卻毫無進展,至少清教徒這一方是這麼看的。當時,有托馬斯‧卡特賴特(Thomas Cartwright)在散布長老會主義(Presbyterianism)(編者按,長老會主張廢除主教制度,教會應由信徒自己選出牧師和長老來治 理)。卡特賴特因此被定為異端,且被劍橋大學免去教職。如此一來,在某些更正教教徒看來,謀求和解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了。他們的這一認識,就導致了清教徒內 部第一次的主要分裂。

        清教徒的興起,主要與福克斯的《殉道者之書》有關,(也許更早一些吧!),而“早期新教徒”(Pilgrims)的 思潮,則可追溯到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e)所寫的《致安妮:教改刻不容緩》(Reformation Without Tarrying for Anie),這本書于1580年初版。

        布朗可謂是一個理想幻滅的清教徒。他起初也致力于福克斯之著作所展現的那幅異象,但在從事了十多年英國國家教會的復興事工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此路不通。

        于是,布朗就毅然從英國國家教會中“分離”出去了,並且于1581年和與他情投意合的羅伯特‧哈理森(Robert Harrison),在挪利市(Norwich)創立了自己的教會,就此開始了“分離主義者”(Separatist)的運動。

        這個運動後來造就了一批領袖人物,如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後來有人視史密斯為英國浸信會之父),約翰‧魯濱遜(John Robinson),威廉‧布魯斯特(William Brewster),和威廉‧布萊福特(William Bradford)。後三者直接加入分離主義者的群体,並在1608年離開英國,前往荷蘭。再後來,他們決定移居美洲新大陸,並于1620年登陸美國麻省 的普利茅斯(Plymouth)。他們就是所謂的“早期新教徒”(Pilgrims)了。

        然而,大多數清教徒仍然選擇留在英國國家教會裡致力教會內部的改革。到了1620年代晚期,漸漸有些人選擇了離開英國,前往美國的新英格蘭(New England)並且在麻省海灣(Massachusetts Bay,即波士頓地區)建立起殖民地。

        波士頓和普利茅斯的殖民地,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政經實体(至少,在1680年代末英政府尚未將兩區合併前,是這樣的)。他們之間關係大体友好,但兩者的成員卻有很大的區別。

       清教徒意欲留在英國國家教會中,從教會內部進行遵行聖經的改革,即使在他們移居到新英格蘭後,他們還是保持著舊日英倫的風格。並且,他們建立新殖民地的主要 目的,是要為英國和全世界樹立一個典範──建立一座“山上之城”(City on a Hill),一個能夠使聖經中的公義觀在教會和政府中都得到彰顯的地方。他們都是堅信聖約神學的神學家(covenant theologians),他們特別強調在上帝面前社區群体性的義行(corporate righteousness)。

       而“早期新教 徒”想要達到的,則是“刻不容緩的改教”。為達到目的,他們甚至不惜從教會和國家中分離出來。他們一面繼續看自己是英國人,另一面卻又要強調要有新的政治 標誌和精神標誌。因他們熱衷于即時的、毫無妥協的改革,因此所強調的乃是個人性的義行(individual righteousness)。

        促使麻省海灣和普利茅斯,即“清教徒”與“早期新教徒”合一的因素,遠比使他們分離的因素更強。所有經歷了宗教改革的人,都知道救恩乃是唯獨靠恩典、唯有憑 信心、唯在基督裡的(Salvation by grace alone through faith alone in Christ alone)。他們都是把聖經當作唯一權威(Scripture alone)的,都是唯獨歸榮耀于上帝的,並且,他們以各樣不同的方式,務求每一個意念、每一個行動──無論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或社會性的,都要尊基督的主權為大。

        讓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在一切事情上讓基督彰顯主權。今天美國的基督徒,還有比這更重要的目標嗎?

資料來源:Tabletalk雜志,第20卷11期,1996年11月。 http://www.apuritansmind.com/PuritanA … anPilgrimsAndPuritans.htm
作者是賓州費城西敏寺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長兼教會歷史系教授。譯者來自中國,從事機械工程設計,現居紐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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