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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濃於水?——再談人類種族關係(潘柏滔)2017.07.06

潘柏滔

本文原刊于《舉目》官網2017.07.06

最近幾年,大批中東和北非移民遷徙到歐美。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於少數民族與非法移民的政策,也備受關注。各地的種族衝突,屢屢發生。而且因為基因驗證的技術普及,掀起了種族溯源的社會熱潮。

普通人都以為,人體特徵,如膚色和血緣,是分別人類種族的標準。聖經卻強調,世人都是同出一源:“祂從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脈)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徒》17:26)。DNA的研究,包括母系線粒體和父系Y染色體,也支持這個結論(註1)。

究竟近來人類種族的研究有何重要的突破?對人類種族的關係有何啟發?基督徒當怎樣看待這些研究結果?

DNA與同位素研究

著名的科學雜誌Science上,刊登了一篇《破壞來源的神話》(5/19/2017),稱:科學家採用革命性的新方法,分析古人骨骼和牙齒中的DNA及同位素,結果顯示,世界各國人民(包括日耳曼人、非利士人和喀什米爾人)具有多種血緣(註2)。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聲稱,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人阿米紐斯(Arminius),在西元9年打敗了羅馬軍隊,在德國開始了純種的日耳曼優秀血統。這是根據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的記載。然而實際上,根據可靠歷史資料,這非事實。例如,阿米紐斯根本不是“純種的日耳曼”血統,而是歐陸各種移民婚配的後裔。

以前考古學家,據發掘到的古代文物的分佈,推測人類祖宗的移徙歷史。然而,文物可以被偷竊或複製,不一定可靠。新發現的同位素,乃是地區性食品和水源獨有的特徵,所以古人和現代人的骨骼DNA、同位素比較,是追溯血緣的最佳準繩。

對51具7000至45,000年前的歐洲人和亞洲人的骨骼進行研究後,哈佛大學群體遺傳學家David Reich認為,現代歐洲人的祖宗,乃是從非洲經過中東,3次大批移民而來:第一次是在約19,000-14,000年前的狩獵採摘時代;第二次是約9000年前的農業時代;第三次是約7000年前的陶器時代(圖 1)。

圖 1

換言之,各地人民除了極少數的原住民以外,都不是“純種”的當地人,而是各個族類移民血緣混雜的後裔。

種族劃分有根據嗎?

種族仇恨和民族矛盾常引發恐怖襲擊,為普世關注。既然DNA證明,少有“純種人”,那麼現今種族的劃分,究竟有沒有醫學根據?

×無醫學上的根據

21世紀初,科學家基本完成了人類基因組圖譜。時人普遍認為:“人類基因組的發現,實際上將種族是生物特徵的看法摒棄。”(註3)譬如,人的皮膚色素和藥物代謝基因之間,沒有明確的聯繫。倫敦大學科學家採用先進的層次聚類分析法(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比較了這種基因的23個標記——代表了白人(挪威,阿什肯納齊猶太人,亞美尼亞人),黑人(班圖,埃塞俄比亞,非洲和加勒比),以及亞洲人(中國和新幾內亞)。結果發現了四大類的基因系統,這些系統卻與人類外表的特徵(比如膚色黑、白)無關(註4)。

群體遺傳研究者,根據“基因變異程度與族類歷史為正比”,推測非洲人為現代人的祖宗。非洲人的基因,如線粒體DNA的變異程度,是世上各民族之首(註5)。

×有醫學上的根據

不過,也有不少種族與生理有關的例子。最著名的是21世紀初,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認定,經過臨床實驗,針對非裔美國人的心臟病特效藥BiDil,配合其他藥物後,能顯著降低患有嚴重心臟病的非裔美國病人的死亡率(註6)。

囊性纖維化遺傳絕症(Cystic fibrosis),在美國人中也是按族裔分佈——歐裔美國人:1/3,200;非裔美國人:1/15,000;中南美西裔美國人:1/9,200;亞裔美國人:1/31,000(註7)。

據估測,1/3的東亞和美洲原住民後裔有酒精反應(alcohol flush reaction),原因是他們有乙醛脫氫酶(ALDH2)基因的異態缺陷,導致身體不能完全分解酒精(註8)。

新興的“個人化醫學”(personalized medicine),旨在開發針對個人基因構成的測試和治療方案,認為有意義的DNA變異可以跟蹤種族血緣(註9),譬如細胞色素p450基因CYP2D6,可以防止毒品可待因(codeine)轉化為嗎啡。因為有CYP2D基因使約7%的歐裔美國人不受可待因影響,而在亞裔美國人或非洲裔美國人中則只有1%至3%的基因頻率,或可解釋後者為何較多可待因的癮君子。(註10)

聖經的教訓為何?

大使命中心雙月刊(4/2005)稱中國人有強烈的家庭鄉土觀念,各地的海外華人都盡力保持華人傳統(註11)。信徒也忠於自己的本地教會,且顧念故土的福音工作。這樣的好處是,信徒在信仰、生活及世界觀方面立場堅定,不易動搖,亦為本會本族盡心竭力……

弱點是固步自封,缺乏普世異象,不積極於異族宣教,甚至可能鄙視其他民族,封閉、排他,不敢對外合作,妨礙宣道事工與大使命。

聖經預言,主再來時,“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啟》7:9)。基督使我們在祂裡面和睦,因為祂“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上帝和好了”(《弗》2:16)。信徒互為肢體(參《弗》4:16),不受性別、種族、國籍和文化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加》3:28)。

同質群體原則

屬靈的無形教會是普世性的,但是每個信徒都要屬於一個當地的教會。教會增長運動之父馬蓋文博士(Dr. Donald McGavran),提出了有助教會增長的“同質群體原則”(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 註12)。教會會友如有相同種族和文化背景,教會增長比較快。

第一次耶路撒冷全教會議會,確實承認了猶太人與外邦基督教徒之間的差異,並允許他們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實踐他們的信仰(參《徒》15)。

馬蓋文說,他不是容忍種族隔離主義,相反,他只是想說明:人和同類的人在一起時,會感到更舒適,似乎也對福音更開放。所以本地教會按照族裔文化背景來分別發展,乃是教會增長的一種策略,自有它存在的價值。

應持有何種態度?

前文提到,世上“純種人類血緣”似乎並不存在,但是基因變異也似乎與族裔血緣有關。筆者認為,對於人類種族的關係,有知之士和開明的信徒應有下面的態度:

  1. 一切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都高抬自己,而不是尋求上帝的榮耀;為自己服務,而不顧其他人的需要。這是人類起初悖逆上帝、以自己為中心犯罪的結果(參《創》3)。
  2. 主再來時,列囯都要將自己的榮耀、尊貴,歸給由上帝和基督掌權的新耶路撒冷(參《啟》21:24-26)。因此,我們無需努力證明自己的價值,而是要在基督裡,創造我們新的個人身份。
  3. 上帝囑咐我們作忠心的管家,治理萬物,包括照顧我們的身體(參《創》1:27、28;《太》25:21-23),所以我們應盡量發展和應用與基因族裔血緣有關的醫學研究。
  4. 對同文同種的關懷,是應有之義。保羅為他的骨肉之親的歸主,情願自己受咒詛(參《羅》9:3)。然而我們亦當知道,普世教會都是基督的身體,信徒之間都應彼此關心,教會之間亦應在可能範圍內彼此合作。這可借鑒成功的跨國企業,如麥當勞的全球本土化策略(註13),“立足本地,放眼世界”,努力榮耀基督,發展祂的國度。

1.http://www.nature.com/news/genetic-adam-and-eve-did-not-live-too-far-apart-in-time-1.13478

2.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6/6339/678/tab-e-letters

  1. Ricki Lewis, The Scientist 16[4]:16, Feb. 18, 2002

4.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13847/title/Race-and-the-Clinic–Good-Science-/

5.http://www.nature.com/news/2009/090430/full/news.2009.426.html

  1. Taylor, et.al. N Engl J Med. 2004 Nov 11;351(20):2035-7

7.http://emedicine.medscape.com/article/1001602-overview#a5

8.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59709/

9.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health-science/race-reemerges-in-debate-over-personalized-medicine/2011/07/18/gIQAzHqMmI_story.html?nav=emailpage&utm_term=.53ba98f72188

10.https://en.wikipedia.org/wiki/CYP2D6

11.http://www.gcciusa.org/Chinese/b5_publications/GCB/2005/Apr/05_Apr_index.htm

  1. McGavran, Donald A. Understanding Church Growth. Revised and Edited by C.W Peter Wagner, 3rd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ocalization

作者來自香港,生物學博士及神學碩士。在美國惠頓大學(Wheaton College)任教41年(1973 – 2014),現為該校生物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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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城查經班的初創期:1966-1970(陳德三/阮惠娟)201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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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三/阮惠娟

本文原刊舉目80官網2016.12.26

 

1. 遍地開花的年代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上帝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校園,興起了兩百多個華人查經班。而這段期間的後10年,遠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正進行著文化大革命(1966-1976)。水牛城(Buffalo)查經班就在文革的第一年(1966年冬或1967年春)誕生了。

在這段時期中,大學校園查經班的成立,幾乎都是從台灣和香港來的基督徒學生自動發起的。這些基督徒來自不同的宗派,所組成的查經班卻不屬於任何宗派,也不隸屬於任何教會或福音機構。他們竟能融合在一起研讀聖經,只談耶穌基督的福音和教導,不談宗派間的差異。

當時查經班的主要同工,大部分是北美各地名校的博士生,擁有助教獎學金,因此沒有經濟壓力。這些現象在其他國家留學生中,絕無僅有。

當時在北美的留學生除了華人外,尚有不少日本人,韓國人和印度人,人數不比華人少,卻沒聽聞過有日人、韓人,或印度人的查經班。即便偶有,那也是在某個短暫期間的特例而已。不像華人查經班能長期而普遍地在北美各重點大學蓬勃興起。

這種奇特的現象絕非偶然,而是上帝在主導著。

我們夫婦於60年代中期從台灣來美留學。1966-70年間,在水牛城(Buffalo)讀博。本文記載我倆在水牛城查經班初創期(1967-1970)的經歷。為強調所說故事的真實性,文中所提的人名盡量用真實全名,對於一些不確定的記憶曾盡量找其他當事人核對,力求用真實的故事述說上帝的奇妙和恩典。

 

2. 從塔城到水牛城

1966年暑期,我倆同時自阿拉巴馬州塔城(Tuscaloosa)的阿拉巴馬大學(簡稱UA)完成碩士學位。上帝奇妙地在水牛城也為我倆預備了讀博的助教全額獎學金,於是我們就在8月結婚後的第二天,開著一輛破車奔向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SUNY-Buffalo,簡稱UB),就成為我們第三次同班同學的地方。

水牛城是紐約州僅次於紐約市的第二大城,位於紐約州西北部,離加拿大邊境和尼加拉瀑布,僅十餘哩。

60年代初期,紐約州州政府計劃把水牛城建設成為紐約州立大學(SUNY)的最大研究院校區。於是收編擴充水牛城大學(University of  Buffalo, 簡稱UB), 改名 SUNY–Buffalo,並興建大型新校區,招攬大量國內外博士生。我們就是在這大環境下的受益人。

開學後不久,發現UB竟然有一百多位讀理工科的華人研究生,其中有許多是成大和台大的畢業生。當時經常有從台灣、香港、菲律賓等地來的傳道人,到紐約州佈道。而水牛城負責接待講員的工作起先是由段仁德教授夫婦,後來由我倆擔負。

段教授是水牛城的州立學院教物理的資深教授。該學院的學生主要是本科生,幾乎無華人留學生。每逢有外來講員,段教授就和師母開放住家,預備豐盛的中式晚餐,力邀當地專業的華人和UB的學生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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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家庭聚會到學生查經班

1966 年秋冬(或1967年春),有一晚我倆去參加在段教授家的家庭聚會, 遇到從香港來讀教育學博士的陳若敏彭孝廉弟兄。

陳弟兄專攻大學教育。而彭弟兄帶著清楚的異象,專攻中學教育,並打算畢業後回香港創辦一所真正能傳福音的“生命中學”。

當時他每逢週末,就到附近的美國教會去分享他的理念並爭取教會的財力支持。1967年,彭弟兄與美裔姐妹鄧明珠(Marjorie Duncan)結婚。明珠在與美國教會的聯繫上成為他的得力賢助。後來上帝果然使用他在香港的教育界,為上帝作了許多大事。

彭弟兄比我倆早兩年到UB。在那次段教授家聚會時,他(或他和陳若敏)就建議我們一起到UB校園附近,開始以學生為主體的華人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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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學生來參加,他(們)建議先唱唱詩歌。不但要唱聖詩,也要唱當時年青人所熟悉的中國民謠。於是我就編了一本有十幾首詩歌的歌本,其中包括當代青年學生所熟悉的民謠如《康定情歌》,及從《青年聖歌綜合本(一)》影印的聖詩。

該聖歌本是我當年在成大團契當司琴備胎時所使用的。沒想到在水牛城就用上了,並在幾週內就吸引了不少同學來唱歌。再過幾週,我們就不再需要唱民謠了,只唱聖詩。接著,查考聖經就變成了我們聚會的主要內容。

查經班很受祝福,因我們很快就找到在大學校園附近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c.(ISI)作為查經和禱告的聚會場所(見圖一)。

自從搬到ISI 聚會後,查經班有些重要的變化:

(1)學生的成員相對增加,非學生的成員相對減少,較常參加的非學生成員有段教授夫婦和繆啟醫生夫婦;(2)查經班的運作,變成為由學生主導,段教授輔導;(3)講員的接待工作由年過60的段教授夫婦,交付給年齡不到30的我們;(4)從不定期的家庭聚會轉型到每週五的定期查經聚會;(5)增加每週禱告會和關懷探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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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 每一位弟兄姐妹來到水牛城都不是偶然,都是因著上帝要在水牛城興起祂自己的教會——孝廉和若敏是上帝清楚的呼召,我和惠娟是神蹟;雖然孝廉為了回港興學的異象,常常在美國教會間奔波,但我們全家卻能全力投入。查經班逐漸成型和穩定。

68年范大勝信主,錢致渝搬來照顧母病,到69年7月潘柏滔趙任君來到以後,禱告會更加火熱,為遠方近處失落靈魂的負擔,激動我們迫切呼求上帝。

在這段期間,孝廉的基督徒妹妹孝義和弟弟孝慈分別於67年和68年來。德三的基督徒母親和妹妹幸齡,也於68年來照顧我們剛出生的女兒,繆醫生夫婦的基督徒兒子繆家昆(在UB讀書),也來加入服事查經班的行列。如此,查經班就有好幾家基督徒學生。

 

4. 難忘的一群

為了寫這篇文章,德三花了幾週的時間和失聯半世紀的戰友取得聯繫(若敏除外)。如今這些戰友分散到亞、澳、歐、美四洲:孝廉在香港,熙年在台灣,若敏據說在澳洲,大勝和致渝在德國,其他的人則分散到美國東西南北,繼續服事主。

上帝把我們分散出去,讓我們在多處服事查經班或教會或開始新查經班。一些查經班後來轉型成教會,水牛城查經班到1978年也成立了教會。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上帝的測度高過我們的測度。

我們這群人主要來自台灣,少數來自香港。在60年代,台灣與大陸是敵對的,香港人則怕大陸。不但大陸對外封閉,而且全世界的資訊也極不發達。

剛開始,我們不知道大陸發生文革,也不知道什麼是文革,只風聞小紅衛兵在鬧事。但奇妙的是,當時查經班的禱告會經常為開放大陸福音的門禱告,期望福音能帶給大陸同胞,甚至經常有多人為此流淚禱告,是上帝把愛中國靈魂的心放在我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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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學生中,最難忘的人當數段仁德教授。他不但為查經班的始創定下基礎,也為教會的轉型立下長期的貢獻。他愛主愛人,當時以60幾歲的高齡與我們20幾歲的年青人在一起打拼,他是我們學生同工的輔導和楷模。

學生是流動性的,每位服事查經班的期間頂多只有3-5 年,然後再由其他學生來接棒。段教授扮演了輔導的角色也維持了長期的穩定。20多年來,段教授盡忠職守,使查經班不至因青黃不接而造成中斷。

其次最難忘的是錢致渝的母親。她因患癌症被致渝的姐姐、姐夫接來水牛城治療。為了照顧母親,致渝的父親、哥哥嫂嫂和她,都搬到水牛城來。

當時錢伯母因化療,身心靈受煎熬。然而當我們去探訪她時,總是看到她堅定的信仰,持守的盼望,和慈母般的愛心。基督徒所珍貴的信望愛,在錢伯母身上散發出來。

每次我們去探望她,她都會問起查經班的聚會情形,並且鼓勵我們。每次問她要我們為她唱哪首詩時,她總是選《這世界非我家》或《神的路》。癌症晚期時她臉孔發腫,她盼望上帝讓她在最後離世時臉能不腫,給大家一個美好的印象。果然她如願了。

另外令我們非常感激而懷念的是,當時ISI的同工Paul & Virginia Champ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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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樓下是客廳,Paul的辦公室和廚房,樓上是他們與4個7歲到十幾歲小孩們的臥房。我們的聚會雖然應該只是使用樓下的客廳,但人多時就會延伸到整個一層樓,聚完會有時還打乒乓,週三晚上禱告會熱火朝天,大家大聲唱詩高聲禱告,甚至有時還練詩到11點。

Paul從來不打擾我們的聚會,只是偶爾在我們聚會前,微笑著,彎著他六尺多的身軀,邀請我們去參加美國弟兄姐妹服事的郊遊等活動。回想起來,那些年我們一定嚴重影響了他們全家的生活作息,他們卻一直以愛心、寬容和喜樂,看著我們愛主、成長。

後來他們轉到密西根州的安娜堡繼續服事那裡的中國學生,50年如一日開著車帶中國學生買菜辦事,教他們聖經,領他們歸主,一直到Paul經歷兩度癌症,在2014年去世為止。

他們的兒子Larry和媳婦效法父母,也是ISI的傳道人,與父母同工多年,連Larry的兩位女兒都在帶領外國學生的查經班。

還有一家人是也我們極其親愛的。Donald Webster是我們主日聚會教會的長老,也是州立學院的數學系教授。他和妻子Louise有兩個兒子,

1969年,Douglas 17歲,Jonathan只有14歲。年青的Jonathan對中國人情有獨鍾,一句中文都不懂,卻每週固定來,笑眯眯地坐在查經班裡。

他還會去探望病中的錢伯母,身材高大卻滿臉童稚的他,有時帶著一筆一劃描出來的中文經句去安慰錢伯母,有時候就微笑著坐在一邊靜靜的陪伴病人。後來Webster先生因癌症英年去世,查經班的禱告會卻搬到了他家裡為查經班裝修出來的地下室聚會。

Jonathan司琴,添加了英文組,Louise每週烘培精美糕點招待學生們,開始了水牛城家庭接待學生的傳統。後來Douglas作了全職的傳道人,Jonathan娶了一位香港的姐妹一起服事主。多年後見到已經老邁的Louise,在她身邊仍然有一本聖經,裡面有她代禱的每一位中國人的名字和事項。

以上這些難忘的一群,如雲彩般的見證人把基督活化在我們面前,影響了我們年輕的生命和一生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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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方來的幫助

查經班的成長除了靠每週查經外,還靠著每週在美國教會的崇拜和其他華人基督徒的聯合聚會。當時大多數弟兄姐妹主日都參加在 Niagara Blvd 上的Fellowship Baptist Church,牧師是以前到台灣的內地會宣教士Rev. Frank Wuest(魏牧師)。

紐約上州當時領頭的,是距離我們僅一小時車程的Rochester查經班的張福森陳寶國兩位弟兄。因著他們的遠見、聯絡和推動,紐約上州六個查經班(Buffalo, Rochester, Syracuse, Ithaca, Binghamton, Albany)聯合起來,一起辦春秋兩季的營會,也聯合邀請了一些講員來看望查經班。

經常來巡迴探訪的是林三綱弟兄。另有章力生教授(見圖三),焦源濂牧師(見圖四),鄭果牧師,力工牧師等,都曾經給予幫助。此外,尚有使者在賓州松溪的夏令會。1970年,我們畢業時,查經班已經有約20人固定聚會。上帝又奇妙地把我們帶回阿拉巴馬大學母系任教, 在那裡我們開創了塔城查經班, 再次看見上帝在那裡拯救建立。

從塔城到水牛城再回塔城,半個世紀裡我們見證了上帝的手步步牽引,祂的大能使美國華人查經班遍地開花,其中祂的恩典無數,我們感恩不盡,無法一一述說,只將榮耀都歸給祂。

作者夫婦均為大學退休教授,現住美國阿拉巴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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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改造食物何去何從?(潘柏滔)2016.07.22

文/潘柏滔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專欄2016.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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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6年6月29日,107位諾貝爾得獎科學家,針對環保機構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1971年成立)攔阻回應人類需求的科技發展,共同簽著一封公開信(編註1):

“聯合國糧食與農業計劃指出,全球生產食品、飼料和纖維的數量,大約到2050年將需要增倍,才可以滿足不斷增長的全球人口的需求。

綠色和平組織領導反對現代植物基因育種技術,一再否認上述這些事實,並反對生物技術在農業方面的創新。他們歪曲了此類研究的風險、效益和影響,並支持犯罪性地破壞已批准的相關田野試驗和研究項目。”

綠色和平組織宣稱他們的使命是“保護地球、環境,以及各種生物的安全和持續發展,並以行動作出積極的改變。”

在歐洲,他們最具影響力。

究竟經過改造基因的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or Organisms。簡稱GMOs。又稱“Transgenic organisms”,即轉基因生物),是如何在農業方面創新,以滿足全球人口不斷增長的需求?什麼是此類植物的風險、效益和影響?在支持和反對的聲音中,包括基督徒在內的有識之士,應該有什麼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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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O技術現狀

簡單來說,生物(包括人類)的性狀,如特徵、生長和功能,是由細胞的基因所控制和遺傳給下一代的。基因革命是利用生物技術嘗試改造生物——在生物體外,將生物的基因以人工重新組合,再放進要改造的生物體內,企圖干預生物的遺傳特性或創造新的生物類型。 

科學家己成功地重組基因,如:玉米(corn)、黃豆(soybean)、番茄(tomato)、 米、棉花和牲畜等,以減低栽種的成本和農藥的運用,增加營養質素和產量,以幫助解決世界性的糧荒。還可以從轉基因的牲畜中,製造罕有的藥品。

除了北美洲之外,南美洲、南非洲、 歐洲和亞洲(包括中國和印度),都在種植GMO的農作物。

根據國際生物工程農作物服務所(ISAAA)的統計,在2005年,全球850萬種GMO的農作物,90%是用於開發世界中資源窮困的農民。這包括了640萬在中國種棉花的農民,和100萬印度貧下中農。

2008年,全球種植GMO的農民增加到1,330萬,其中1230萬在開發中的國家,包括中國的710萬人和印度的500萬人。

到2014年,記錄再破新,於28個國家中有1,800萬農民,種植了181,500萬公頃轉基因生物,較2013年多了630萬公頃,持續以往的3-4%年増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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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O技術的憂慮管理

但是GMO所普遍產生的農產品食用安全和環境影響,需要嚴加管理。例如,帶有防止花椰菜馬賽克病毒(Cauliflower Mosaic Virus)的馬鈴薯,在實驗的老鼠身上,可破壞免疫系統;黃豆加入巴西果仁(Brazil nut)基因後,可令一些人產生過敏作用。

在生態上,有人也關注這些人造基因會否在大自然中傳播到其他植物,影響生態的平衡。大量栽種轉基因的農作物,也可能影響地球的各種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還有許多其他令人們極關注的問題,如:

種植有抗農藥基因的農作物會否引致農藥的濫用?這是否會導致不怕農藥的超級害蟲和野草的滋生?這些植物中的轉基因產品,會否影響益蟲的安危?究竟農業的措施應如何管理這些有轉基因的農作物?持有轉基因農作物專利的生物工程企業,會否攏斷世界的糧食分配?

美國是採用GMO最多的國家,超過81%以上的玉米、黃豆和棉花都是GMO。為了管理GMO的安全,政府指派3個部門:食品藥物管理署(FDA)、環境保護署(EPA)和農產物管理署(USDA),密切注意上述問題,一切農作物都需要被檢驗合格才可在市面上應用。

此外,上述的風險也有了正面的回應:在市面上已被食用了超過20年的轉基因番茄,至今並無任何影響健康的負面資料。

從超過42項農場測試實驗證據,研究人員發現:圍繞轉基因玉米的非靶標生物(nontarget organisms。編註2),像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y)的數目,實際上比它們在沒有轉基因的原生玉米周圍的數目是更豐富的。(按:轉基因玉米可以毒死靶標害蟲,卻對食用它的動物無害)。

圖5-by PublicDomainPictures-monarch butterfly-17057_1280

在近7,000已知農作物品種中,只有大約20種用於農業生產,占糧食消費產量的90%,已經成了生物多樣性的一個嚴重問題。轉基因農作物並未增加問題,而且如減滅病毒和害蟲等的人類健康條件,要與生物多樣性取得平衡。

對於諾貝爾得獎科學家們在2016年6月29日發表公開信,和環保機構綠色和平組織爭議的焦點,下面國際研究基金如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所支持的黃金大米(Golden Rice)專案, 可以作為上述辯論的例證。

 

GMO爭議之例:黃金大米

2012年世界衛生組織報導,全球大約2.5億學齡前的兒童都受到維生素A不足(Vitamin A deficiency,簡稱VAD。編註)的影響,有些國家如印度和墨西哥,有VAD的孩子高達四成。

小孩子最容易缺乏這些微量營養素(micronutrients)。最初,VAD會影響視力,但在同一時間,它會損害他們的免疫系統,使孩子被常見的傳染病所感染。有嚴重維生素A缺乏症的孩子的死亡率超過50%。

5歳以下獲得維生素A補足的兒童可以減低所有死亡率的三分之一,這相當於高達270萬名兒童可能被保存不致死亡。在全世界每年死於營養不良的1,200萬兒童中,單是維生素A和鋅(Zinc)的補足可以挽救超過1/3的幼小生命。

維生素A大部分缺乏之地位處非洲、南美和亞洲的部分地區。維生素A缺乏症的頻率自1995年到2010年,在全世界增高,揭示營養不足的程度在增加。圖6-1995-2010 孩童維生素A缺乏症-edit

當前正在使用的抗營養不良干預措施,是補充維生素。然而這些非常昂貴的維生素補充劑(每人134-599美元)最高只能使缺乏者的營養水平增高約50%,遠遠不夠解決問題。

在亞洲大部分地區,維生素A補充劑每年耗資高達1億美元,但仍有大量的VAD兒童因為不能受惠而失明。

低成本的轉基因作物可以有效地補足這些需要:黃金大米成本只在3-15美元的範圍,可以幫助當地的糧食產量和用戶的營養成分:食用72克黃金大米就能供應一個3歲的孩子50%左右每日建議的維生素A量。這可以綽綽有餘地防止這些孩子因為VAD而來的失明。

黃金大米的製做過程,是在原生水稻(Oryza sativa)胚乳(endosperm:米的本體)中以人工重新組合四個基因,這些基因是來自水仙(Narcissus pseudonarcissus)和一種大腸捍菌Erwinia uredovora

圖7-傳統白米與基因改良黃金米-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1024px-Golden_Rice

這四個基因負責製作幾種酶,它們共同合成胚乳中的β-胡蘿蔔素(βcarotene可以轉成維生素A),使米變成金黃色。

原生胚乳中主要是澱粉質,含有極少的其他人體必須的營養成分。因此人吃了這些轉化的“黃”稻米,維生素A也被融合成易獲得的營養素,協助人的生長和發育。

許多國家不願接受轉基因農作物的一個因素,是一些國際公司用轉基因農作物的專利權增加自己的財富,而農民卻根本沒有受益。因此,許多國家認為這些轉基因農作物,是公司持有專利的滋擾,而不是一個糧荒的解決方案。

此外,許多國家在調控轉基因農作物輸入的一個原因,是擔心新殖民主義、或會使用糧食壓力來控制和影響其他國家。

但是,黃金大米不同於專利的轉基因作物,誰想要以它來解決營養問題和增加周圍人的福祉,都可以免費使用它們。

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黃金大米發明者捐贈了其知識產權。這可以防止傷害使用國家的經濟和農業。

對於有些國家關心的假設性風險,雖然黃金大米歷史不久,但是多年收集的初步資料顯示,它並沒有任何負面的生物效應,而且實際在農場測試時,比在溫室設置測試時表現更佳。

圖4-by realworkhard-viridissima-100883_1280

倫理/聖經原則

在其他文章筆者已簡介倫理學的根基:包括效益主義(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和義務論(本份主義)(Deontology)。這兩套理論都持守五個道德原則:

1.不傷害人(Non Maleficence)。

2.造福他人(Beneficence)。

3.功利的應用(Utility)。

4.公平分配(Distributive Justice)。

5.自主權(Autonomy)。

也有試圖綜合兩套理論的嘗試,另外還有兩種立場乃是基於行事為人的態度,不注重墨守成規:德行論(賢德倫理)(Virtue Ethics)和關懷倫理(Care Ethics)。

這些倫理觀都各有長處和缺點,也各有聖經的根據,筆者也提及聖經倫理學的原則,起碼有(1)人性中的自然道德律(Natural Moral Law),(2)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Imago Deo)和(3)管家倫理(Ethics of Stewardship)。

在下文中筆者嘗試根據這些原則,對黃金大米的挑戰作一些補充:

1. 管家倫理

人作為上帝的管家的責任(《創》1:28;2:15)。人類可使用地上的資源維持生命和發展文化,但是人類需要持守兩個原則:

a.尊重上帝的創造,感謝這位創造者。

b.看重上帝所賜的管家責任,謹慎管理萬物。

管家的責任有三:

a.遍滿地面fill保持生態平衡,使地球充滿不同種類的生物(biodiversity)。

b.治理這地(rule開發地球上可持續供應的資源(sustainable resource development)。

c.看守(care for保護生態的完整性(conservation ecology)。

經過改造基因的食物所採用的生物技術,乃是來自一種在大自然中可以超越品種範圍,將自己的基因轉移到高等植物細胞中的農杆細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

既然上帝的創造物中己經有這機制,祂會容許甚至盼望靈活忠心的管家多以善用,在與環境協調的情況下,造福人類社會。

2. 照顧弱勢群體

聖經告訴我們要照顧有需要的主內肢體和其他弱勢群體(參《太》25:31-46;《路》10:25-37;《加》6:10),耶穌說解決他們的日常生活所需,醫治他們的疾病,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就是作在祂身上。

通過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滋養強身和關懷,人類是回應了耶穌對門徒的呼召。

 

結論

全世界幾十億人活在各種營養缺乏,像維生素A、鐵、鋅等不足的狀況。然而,由於多種原因,從公眾的無知和對轉基因農作物的誤解,像黃金大米這類農作物,卻無法被用來對付在許多社會中嚴重的營養不良狀況。

要是黃金大米通過法案實施大量生產,成為具有在傳統飲食習慣上無法提供足夠營養的地區的主要食物,將會明顯地減少因營養缺乏而導致的相關疾病和死亡。

雖然許多國家擔心這些轉基因產品會對本土經濟、社會文化和人民健康,產生不利影響,但是有證據證明,許多轉基因農作物已切實地提高那些種植和消費它們的人的福祉。

轉基因農作物也將有助於改善許多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的經濟。因為若食品生產率低,則經濟也不利。正如1994年,在尼日利亞(Nigeria)所造成的4億8千9百萬美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損失。

因此,通過提高糧食生產率和營養的補充,各地經濟將會蓬勃發展。

最後,全人類都應以幫助他人脫離死亡線為己任,這是各種倫理系統(包括功利主義、本份主義、德行論、關懷論和基督教訓)的共同立場。

若通過法案實施生產那些生物強化營養素轉基因農作物(如黃金大米),成為今天農業社會的主食之一,將停止可預防的死亡,也會慢慢減少因營養缺乏而來的疾病(如失明)。

盼望有識之士能作明智的選擇。

 

編註 

1.107位諾貝爾獎得主聯署的公開信:Laureates Letter Supporting Precision Agriculture (GMOs)網上全文:http://supportprecisionagriculture.org/nobel-laureate-gmo-letter_rjr.html 。

下載見:https://www.heartland.org/sites/default/files/nobels_letter_supporting_golden_rice.pdf

2. 非靶標生物是指那些受到毒素影響卻不是原本要對付的物種,它們可能直接攝入含有毒素的花粉或植物殘體,也可通過間接途徑,如捕食吃了毒素的昆蟲.這可能會減少重要物種的數量,或是減少自然中那些幫助控制害蟲的益蟲的數量,從而危害到整個生態系統.。(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445050.htm

 

參考閱讀

1. Thomas J. Bassett, Alex Winter-Nelson, Atlas of world hun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5).

2. Kevin Cleaver, Nwanze Okidegbe, and Erwin De Nys,“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hunger and malnutrition,” World Bank Seminar Series: Global Issues Facing Humanity, 2006.

3. Carin Northuis,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and malnutrition,” Project for The Integrated Biologist, Wheaton Colleg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9 December 2013.

4. Pattle Pun, “Global Challenges in 21st Century: New Developments in Bioethics,”  BEHOLD, Issue 41(2010-01): 15-18.(In Chinese)

21世紀全球人類的挑戰(之一)──生物學與倫理學的新發展

http://behold.oc.org/?p=4059

5. Pattle Pun, “Global Challenges in 21st Century: New Developments in Biotechnology,” BEHOLD, Issue 42(2010-03): 12 -17.(In Chinese) 

21世紀全球人類的挑戰(之二) ——生物科技的挑戰

http://behold.oc.org/?p=3964

6. Ingo Potrykus, “Nutritionally enhanced rice to combat malnutrition disorders of the poor,” Nutrition Reviews, 61(6):101-104.

7. Ingo Potrykus,“Is GMO over-regulation costing lives? ,” bioVISION, 11-15 April, 2005

8. Ingo Potrykus, “Golden rice, a GMO-product for public good,” LANCESTER UNIVERSITY, UK 13-15 September 2010.

9. 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46464/title/Nobel-Laureates-vs–Greenpeace/&utm_campaign=NEWSLETTER_TS_The-Scientist-Daily_2016&utm_source=hs_email&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31269989&_hsenc=p2ANqtz-_qrRvF9TFGAIoi-wZ6eCRg03D0jMFuOh

10. http://www.ars.usda.gov/is/br/btcorn/index.html#bt1

11. http://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en/campaigns/agriculture/problem/Greenpeace-and-Golden-Rice/

作者來自香港,獲生物學博士和神學碩士學位。在惠頓大學(Wheaton College)任教41年(1973 – 2014),現為該校生物學名譽教授(http://www.wheaton.edu/Academics/Departments/Biology/Emeriti-Faculty)及《舉目》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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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觀察證明了進化論?(潘柏滔)2016.03.25

文/潘柏滔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專欄2016.03.25

Bacteria Cells with selective focus

Bacteria Cells with selective focus

【編按】

創造論與進化論,一直是認真關心生命來源者的討論議題。《舉目》有幸獲生物學者潘柏滔教授投稿,介紹最近關於進化論研究的科學報導。

在文末,我們特別列了《舉目》之姐妹雜誌《海外校園》,一些刊登過的相關文章鏈接,作為此文之參考閱讀。

此外,《舉目》推薦讀者閱讀青年牧者董家驊之《向左走,向右走——科學和信仰到底在糾結什麼?》(http://behold.oc.org/?p=29632)。此文是從新一代的觀點,探討教會當如何回應“以科學為中心的世界觀”所帶來的信仰挑戰。

雄踞輿論界與學壇的進化論,包括三部分:(1)微進化(microevolution),(2)廣進化(macroevolution),(3)化學(或合成)進化(chemical or synthetic evolution)。

微進化是指,生物基因中的自然變異能力,經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長久天演過程,在同物種之中產生了變異。如人同出一源,卻可以產生白、黃、黑等人種。這種生物變異,經常可在實驗室中的細菌觀察到。

廣進化引伸了生物的自然變異能力,認為生物在長久緩慢的天演過程中,可以產生新的基因,進而演發成為新物種,例如猿猴進化為人類。

化學進化,更將進化過程應用到“從非生物到生物”。

現今有識之士都承認,微進化具有強有力的實驗證據,廣進化和化學進化則是基於微進化的推論,缺乏系統的實驗證明。

對此,進化論學者聲稱,廣進化是經年累月的結果,自然不能在科學家有生之年作出系統的實驗證明。

近年來引起注意的、與進化論抗衡的智慧設計論,接受微進化,但批判廣進化和化學進化。智慧設計論認為,自然選擇只可以重組原有的基因資訊,並無創新作用。

 

 同類實驗

2016年初的兩篇科學論文,都討論了以實驗觀察證明廣進化的數據,卻提供了兩個截然相反的結論。

圖2-Graham Bell

第一篇論文,作者為加拿大McGill大學的教授Graham Bell。他認為,廣進化已可被實驗證明(註1)。他引用最多的,是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提供的數據。該大學的生物學家Richard Lenski和同仁,進行了長期進化實驗(Long Term Evolution Experiments, LTEE,註2,3)。

Richard Linski and post doc Jeff Barrick  view bacteria cultures in the lab on Thursday October 15, 2009.

Richard Linski and post doc Jeff Barrick view bacteria cultures in the lab on Thursday October 15, 2009.

他們自1988年以來,用檸檬酸鹽(citrate)和低葡萄糖(glucose)的培養液,培育出大腸桿菌(E. coli) 12個相同的培養族群。每天以1對100的比例稀釋培養液,使這些族群不斷增長,從而觀察它們如何隨時間變化。

本來,在有氧的情況下,大腸桿菌是沒有能力代謝檸檬酸鹽的。然而Lenski的團隊發現,一些細菌(citT)突變體,在有氧條件下,可以利用檸檬酸鹽作為營養來源。

他們表示:這支持了廣進化,顯示了一個新基因和新物種出現的過程。

他們認為,citT代謝檸檬酸大腸桿菌的基因是“增效的突變”,即在突變發生當時,沒有給細菌提供明顯的生存優勢,卻為將來適應遺傳變化舖了路。雖然經過緩慢積累的十多年的延遲才被發現,但其存在,代表了新基因和新物種的開始。

愛達荷大學(Univ. of Idaho)的Scott Minnich博士及同仁(註4),重複了LTEE實騐。但不同的是,讓細菌經過一個星期的生長和繁殖之後,才稀釋培養液。

圖4-scott minnich university of idaho

他們發現,citT突變體出現快得多:早了63天。

在另一個實驗中,研究員以檸檬酸鹽為唯一的養料,放入幾種大腸桿菌,以期獲得可代謝檸檬酸鹽細菌的citT突變體。在此條件下,citT突變體出現得更早。不過,卻沒有發現LTEE所提出的基因“增效的突變”。

 

不同結論

Lenski和Minnich都認同:沒有經過突變的野生型的大腸桿菌,不能在有氧的情況下代謝檸檬酸鹽。

大腸桿菌基因組包括檸檬酸鹽轉運體(citrate transporter,用來將檸檬酸鹽從細胞外轉運到細胞內),但該編碼轉運的基因,通常僅在缺氧條件下被表達應用。

在citT突變體的基因中,檸檬酸鹽轉運體基因被融合到啟動子(promoter:如汽車的啟動匙一樣可啟動基因的功能)中了,啟動子可以在有氧條件下活躍,使得細菌能夠導入檸檬酸鹽作為能源。這稱為啟動子捕獲(promoter capture)。

雖然以上實騐,數據大同小異,但實驗者的結論卻迥然不同。

支持進化論的Lenksi認為,他們的LTEE數據是在實驗中“重播”廣進化演變。citT突變體細菌,在積累了十多年的延遲族群中發現,卻不存在於較早的族群中,這支持了廣進化的“新基因和新物種”,即支持了廣進化。

批判進化論的Minnich卻認為,LTEE的citT突變體細菌的延遅出現,是因為Lenski的實騐設計阻止了其出現。(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m-Ukz72AdA。編註)

若細菌在未被稀釋的培養液中繼續增長,有更多的時間適應檸檬酸鹽飼料,或是只供應檸檬酸鹽作為養料, citT突變體可能更早出現。所以,citT突變體的出現,代表微生物的適應能力。

細菌可以重組原有的基因資訊,卻並無創新作用。LTEE還沒有產生新的遺傳資訊,即產生具有新功能的基因,以證實廣進化。

渥太華大學(Univ. of Ottawa)一位未參與該項目的細菌進化研究員Kassen評論:

“這些新的實驗告訴我們,實際上這些細菌(citT 突變體)可以更容易進化,超過我們的預料……對我來說,這表明,如果我們要得出一個物種在很長一段時間進化的推論,我們必須非常小心地調整實驗的環境生態。”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著名的微生物遺傳學家John Roth 和 Sophie Maisnier-Patin也說:“citT 突變體的延遅出現,不一定源於‘增效的突變’,而是基於不容易被傳承的自然選擇的結果。”

圖5-John Roth

 

明辨事實

上述的數據顯示:微進化是自然選擇引發物種變異,這已被細菌實驗証明。然而自然選擇引發新的基因功能,卻未被實驗証明。很可能是細菌重組既有基因功能,以適應新環境,並卻不支持廣進化(註5)。

在科學論壇上,這種對相同數據,卻評估有極大分別的的例子,屢見不鮮。

科學家如普通人一樣,都可能先入為主,用主觀的立場來解釋客觀的數據。

有識之士應明辯:科學具有主觀和客觀的因素,非專業人士也應成為監察科學家的評論員,盡可能地瞭解亊實,明察秋毫,在眾說紛紜的多元社會中,做出明智的抉擇。

圖6-談妮攝-DSC_0260 (2).R30

註:

1.http://rspb.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content/royprsb/283/1822/20152547.full.pdf.

2.http://www.pnas.org/content/105/23/7899.full.pdf.

3.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44787/title/Constant-Evolution/.

4.http://jb.asm.org/content/early/2016/01/28/JB.00831-15.long.

5.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45423/title/Similar-Data–Different-Conclusions/.

 

作者來自香港,獲生物學博士和神學碩士學位。

參考文章:

当设计成为禁忌——评上帝之手事件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1ODI2Mw==&mid=403119951&idx=1&sn=ea1bb019c9cc61690fd1b737e66ff4c5#rd

 

达尔文进化论最大的难点是什么?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1ODI2Mw==&mid=206927342&idx=1&sn=80d54e35323250c7e0e6beb784fc0d7d#rd

 

科学难解爱的起源之谜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1ODI2Mw==&mid=207310561&idx=1&sn=c9bc6c1f506a02deae609ad0fa90dc1d#rd

 

进化论面临的困境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1ODI2Mw==&mid=400407500&idx=1&sn=4fc3c5fc734f9a4df68b913736cc5db2#rd

 

我们是同一对父母的后裔 ——介绍Y染色体亚当、线粒体夏娃学说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1ODI2Mw==&mid=215570918&idx=1&sn=814462eaa1a03795f5b47c263b51187e#rd

 

原来,宇宙有一个开始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1ODI2Mw==&mid=400609035&idx=1&sn=7dcf98cc258a1bdffbdc957e2923b814#rd

 

宇宙微调——上帝创造的又一佐证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1ODI2Mw==&mid=402514412&idx=1&sn=c7769dabe0d66d7ff5a14eeb3a944106#rd

 

从上帝之手争议看科学与信仰的对垒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jI1ODI2Mw==&mid=402850304&idx=1&sn=42ef114d0adf2a662bcbe23b5573fd46#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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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基因工程的最新發展和挑戰(潘柏滔)201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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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天下事

article-0-1B97FBBA00000578-666_634x921最近傳媒報導,好來塢著名女星與已分手情人的法律訴訟, 爭議用他們受精胚胎的撫養權, 引起輿論對試管嬰兒的再次關注。(參http://edition.cnn.com/2015/05/07/opinions/klitzman-sophia-vergara-embryos/。編註)

2015年4月29日,美國國家衛生局局長柯林斯( Francis Collins)發示聲明:

609px-Francis_Collins_official_portrait-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美國國家衛生局研究院將不會資助任何使用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技術。 改變人類胚胎用於臨床目的的概念,已經從許多不同的角度爭論多年,並且已被普遍視為,不應越過的一條底線。

 技術的進步,給了我們開展基因編輯的優新方式,但反對從事這項活動的強有力的論據,依然存在。這些包括嚴重和不可量化的安全問題,通過改變影響下一代族系而未經其同意的方式,所提出的倫理問題,以及目前缺乏支持胚胎基因編輯技術,在醫療上應用的證據。”                            

這個聲明與2015年二月底,英國所通過,容許採用三個父母的配子,在試管中製做人類胚胎的法例,有明顯的對比。

21世紀的科技,已經使人類在征服太空外, 還可以改變遺傳基因, 甚至擬圖使製做超人的科學幻想成真.

究竟這些科技是如何發展而來? 對社會民生有何長遠的影響? 我們應有什麼回應呢?

            改造人類胚胎的科技發展

A. 三個父母的配子在試管中製做人類胚胎: (Triparental in vitro fertilization).

粒線體(mitochondria)乃是人類細胞中的發電站, 內含DNA, 只從卵子遺傳後代。因此,子女的粒線體只有母糸的傳統。

有一類的遺傳絕症如某些癲癇(seizure)、失憶(dementia)、失明(retinopathy) 和肌肉萎縮(myopathy),都是源於粒線體DNA的變異, 五到八千人中,就可能有一人具有這個遺傳病。

對這種不治之症, 成功在試管中製做嬰兒的科學家,已能藉著起碼三個人的配子(gametes, 性細胞), 在實驗室中製做胚胎:

 (1)母系分裂梭轉移(Maternal Spindle Transfer: MST)—— 從有粒線體遺傳病的婦人的卵子,取出含她染色體的分裂梭來, 移入一個被剝去細胞核的健康卵子中,在試管中受精後,放進有遺傳病的婦人的子宮中受孕。

(2)原核轉移(Pronuclear Transfer: PT)——有遺傳病的婦人的卵子和健康女子的卵子都在試管中受精, 精子可來自一個或兩個男人, 然後將健康女子的受精卵中的原核, 以遺傳病的婦人的受精卵的原核取代,放進有遺傳病的婦人的子宮中受孕。 棄置取去原核、無法存活的受精卵。

英國預測第一個這樣的人造嬰兒,最早可以在2016年誕生.

B. 胚胎基因編輯技術(embryo editing by CRISPR/Cas9)

CRISPR- Jennifer Doud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CRISPR(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as9是細菌用來防預外來DNA,如病毒(Virus)侵略的機制。

CRISPR存在細菌內, 與其Cas9防預酵素合作, 接合外來DNA,成為DNA探針gRNA(guide RNA),辨認外來DNA, 將它們徹底瓦解, 使外侵病毒不能在細菌內繁殖生存。

科學家利用這個機制, 在實驗室中以人工製做特殊的gRNA探針, 瞄準胚胎基因中有缺陷的DNA, 可以將它重組改造。

這個技術自從2012年被發明之後, 已經成功地用來改變白鼠的精子, 以這方法來根治遺傳病。 以胚胎基因編輯改造的工作,還包括用豬和其他動物細胞,用作人體移殖上。

中國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的李勁松, 南京大學模式動物研究所的黃行許,都是這個科研項目中的皎皎者。

                   中國的最新論文

2015年4月18日,廣州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生殖醫學第一附屬醫院教育部基因工程重點實驗室,發表了第一篇改造人類胚胎基因的論文,引起普遍輿論的注意。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在判定為“非存活”或不能導致懷孕的86個人類胚胎中, 作DNA修飾的嘗試, 試圖修復一個造成致命的血液疾病的基因。

在71個經過這實驗而生存的胚胎中,只有54個可成長到八細胞的階段 ,其中只有七個獲得DNA修復, 但是這些修復的胚胎,也都充滿了意外被“脫靶”改變的DNA。

這篇只經過幾天被同行審核和在一個與中國政府有關的網上發表的論文, 可能就是引起柯林斯上述宣佈的原因之一.

          胚胎基因工程倫理問題

Jennifer Doudna from the UC Berkeley-one a co-inventor of the CRISPR發明基因編輯技術的Dr. Jennifer Doudna和其他從業的科學家,都熱切關注此在人類基因庫的應用和後果, 並已發表暫停胚胎基因工程的聲明。

有識之士已覺察到胚胎基因工程涉到下列的倫理問題:

1. 究竟受精卵發展過程中,甚麼階段才可享有人權?

從生物學的立場分析, 受精卵形成後就開始分泌化合物,幫助其植入母體子宮中(implantation),成為胚胎發展。胚胎在母體中增長到大約500克重量, 就有可能成為早產嬰兒,在母體外生存。

到底人權何時開始?卵子受精、植入子宮或母體外生存?

2. 我們能否改造性細胞或篩選胚胎,不容許後代有自己選擇的權利?

雖然採用改造人類胚胎的科技,有避疾病的良好動機,但是似乎沒有讓後代有自己選擇的權利。

在美國,曾有用經過基因篩選而受孕生下來的健康孩子Hunter, 使父母可用他的骨髓移植,到與他細胞匹配的哥哥體內,以根治哥哥的遺傳絕症。

究竟Hunter的權益有否受到虧損? 是否他只是淪為救他哥哥的工具?

3. 人類的基因傳統是否可任由個人的選擇來侵犯或污染?

自從基因工程技術面世之後, 有識之士已注意到, 除非人類不繼續生殖, 否則性細胞是人類基因傳統的一部分, 不單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正如上述中山大學改造人類胚胎基因實驗所帶來意外“脫靶”的DNA改變, 會污染全人類的基因庫, 使有害的基因傳播後代!

4. 增進性的基因改造有何規範?

A. 是否可用在與健康無關的人種改良上,如身高、智能等的改進?

德國納粹黨屠殺包括猶太人的“劣等民族”,是作為普世警惕的“優生學”思想。

但是,新興的“超人本主義”(Transhumanism),繼續鼓吹創造超人的理想。

1)對人體組織、器官的修復、改造和拓展工程必須是同人體緊密結合的。

2)所修復、改造和拓展的人體組織、器官必須是維持個體生命活動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

3)必須在一定意義上,改善並增強人體原生組織器官的機能。

普遍而論,1)和2)的“修復”功能,都是合乎常理, 但在“增強、改造和拓展”方面, 卻極有商榷的餘地!

B. 人類嘗試用改造性細胞和胚胎來改進和延續後代可以達到甚麼程度?

Human_interactome已經被英國批准的MST技術中, 因為子女的粒線體遺傳病,只有來自母糸, 所以使用這技術生產的父母,極可能篩選男性的改造胚胎, 以防粒線體遺傳病從女兒傳給子孫。

目前,所有文明國家都嘗試禁止胚胎性別篩選。

可能有三個以上的父母,無限制地發展, 可引發親子關係的改變: 一個孩子可能有三個以上的父母, 卻不一定有血緣的關係。如,在MST技術捐獻健康卵子的女子,與從改造胚胎而生的嬰兒,並無直接的染色體血緣關係。

父母的權益有沒有與子女的選擇、社會的公益,產生衝突? 父母與子女在社會中的福利和義務,是否需要重新定位?

         一些人權立:

文明國家都倡導人權, 主要的根據是源自德國哲學家康德的 “本份”論:人永遠是受益者, 非實驗工具。

 若人有做父母的權利, 就也應有尋根的權利。若傳宗接代是人權, 那麼家族的淵源也是人的基本價值定位。

改造人類胚胎的技術,使父母與子女的權利對立, 若社會不予以規範, 會引起不能預測的後果.

筆者認為,人權根基的最佳來源,是聖經。 人是照著上帝的形像被造, 作為上帝的管家, 治理萬物 (《創世記》第一章)。聖經也能給科技發展的規範,提供一些指引:

1.人權從受精卵開始:

享有人權的階段,是從卵子受精開始, 聖經似乎有支持這立場的根據: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詩》139:15-16)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 (《耶》1:5)

聖經強調孩子是上帝賜給的產業(參《詩》127:3)。因此,用不孕的夫婦的性細胞,體外受精後植入妻子的子宮,也可算是上帝賜的禮物,科學家成了上帝的好管家。

 但是,以改造胚胎包括PT引起受精卵的死亡的技術來受孕, 是對胎兒人權的侵犯!

2. 保護弱勢族群: 

改造性細胞或胚胎雖然出自根治遺傳病的良好動機, 但採取的手段是以受精卵作為實驗工具, 違反 “本份”論的人權標準。

2001年,梵蒂岡所發表的一項關於克隆人胚胎的宣言,說得好:

“打著人類健康和福祉的旗號,卻行歧視之實。人按著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了不同的價值——胚胎次於胎兒,胎兒次於兒童,兒童次於成人。

這是顛覆了我們的 道德訓令:就是給那些最軟弱、不能保護自己的人,最多的照顧和尊敬,以保障人類本質上的尊嚴。”

這宣言,同樣地可以應用在改造性細胞或胚胎的科研上。

3. 領養(adoption)兒女

DSC_0014.R40.By richcd除了生育兒女參《創》1:28),聖經還提到“得著”(或 “得贖”。adoption) ,即領養。

《羅馬書》8:22-23寫道:“我們……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有遺傳病基因的夫婦,不妨考慮領養兒女, 包括“剩餘”的試管胚胎,或者被遺棄的孩子.

           尋找其他治療遺傳病的方案

科技是人作為上帝管家的工具, 應該被用來解決問題; 若有其他比改造性細胞或胚胎更少爭議性的有效方案, 科學家應優先採用, 這也是基督徒柯林斯宣言所引用的理由之一。

 其實,研究不引起倫理問題的方案的科學家,也大不乏人。例如,以人做的RNA輸入人粒線體, 針對和糾正粒線體基因突變, 己得到初步的成功。若這些研究方案能被重視而得以全力發展的話, 根治粒線體遺傳病是大有可能。

           結論

在面對生物科技的挑戰時,聖經的倫理原則引導我們,做明智的選擇。我們應當聯合所有認信聖經立場的人,和尊重人權的有識之士,防止生物科技的濫用,保衛人類的尊嚴。

參考資料

1.http://www.nih.gov/about/director/04292015_statement_gene_editing_technologies.htm

2. 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42781/title/Researchers-Edit-Early-Embryos/

3. 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42277/title/UK-OKs-Three-Parent-IVF/

4. http://www.the-scientist.com/?articles.view/articleNo/42425/title/Call-for-Germline-Editing-Moratorium/

5.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featuredstory/535661/engineering-the-perfect-baby/

6.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323963/

7. https://cbhd.org/content/theological-ethical-issues-cytoplasmic-transfer

8. http://behold.oc.org/?p=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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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與人類的上古歷史

本文原刊於《舉目》71期。

潘柏滔

BH71-52-7507-圖1-Alejandro Escamilla攝tumblr_mopq69jlcS1st5lhmo1_1280 R690 官網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人乃上帝按自己的形像造的(《創》1:26-27)。不過,究竟上帝何時創造天地和人類,卻沒有交代。有人根據愛爾蘭大主教烏撤(Archbishop Ussher,1581-1656)的理論,以《創世記》第5章和第11章的家譜計算,認定上帝在主前4004創造了世界和人類。這與地質測年法所鑒定的地球數十億年年齡,大相徑庭!有些人以此攻擊聖經不合乎科學!很多在教會成長的年輕人,也因此離開基督信仰。

保羅吩咐我們,“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2:15)。究竟怎樣才符合“正意”呢?讓我們從下列兩方面,討論一下聖經與人類的上古歷史 。

一、家譜

很多研究聖經家譜結構的學者,認為聖經中的家譜並非按年代準確地記載,其目的也不是用來推算人類歷史年代。聖經記載家譜,目的是表達屬靈的意義、傳遞神學的信息。從聖經中的家譜,我們可看到下列三方面:

(一)不重要的人物,不記載在家譜中

下列是一些例子。

例一

《馬太福音》1:1“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後裔,子孫:原文作兒子),耶穌基督的家譜”,在這裡,亞伯拉罕與大衛、大衛與耶穌基督之間的人名,未全記載,因為這家譜只介紹重要的人物。

在耶穌的家譜中,有“約蘭生烏西亞”一句(《太》1:8)。其實這裡有三個人名未被記錄:亞哈謝(《王下》8:25),約阿施(《王下》12:1),亞瑪謝(《王下》14:1)。此外,以斯拉的家譜中,還有6個連續的人名未寫。(見《代上》6:3-14和《拉》7:1-5)

按照《出埃及記》6:16-24記錄的家譜,摩西好像是利未的曾孫。然而從利未到摩西,相隔430年(《出》12:40)。顯然,摩西的家譜中,有不少的人名未記載。

聖經的家譜並不在乎年表,而是有深層的意義。《馬太福音》第1章,記載耶穌的3個14代的家譜,“這樣,從亞伯拉罕到大衛共有14代;從大衛到遷至巴比倫的時候也有14代;從遷至巴比倫的時候到基督又有14代”(《太》1:17)。其實,從亞伯拉罕至大衛,歷經1千年。從大衛至遷到巴比倫,約4百年。從巴比倫到耶穌時代,是5百多年。

耶穌的家譜中,還有4個婦女,這是有違猶太人的風俗的!其中,他瑪、喇合、烏利亞的妻子,都犯過大罪,而路得是外邦人。

可見《馬太福音》中的耶穌家譜,要表達的是:耶穌是彌賽亞,是大衛的後裔,是舊約預言的應驗。祂來是要彰顯上帝的恩典。這恩典是給一切罪人的,也給女人和外邦人。這些神學意義,都是超乎年代的!

例二3500 years old stairs Crete-Gournia

《創世記》5章和11章的家譜,使用了平行對稱體裁,都以同樣的程式,記載了10個名字:亞當到挪亞共10代,閃到亞伯蘭也是10代。最後一代的挪亞和亞伯蘭,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例三 

《創世記》4:17-22與5:3-29兩個家譜,亦是有意義的對比。兩個家譜,都以一個父親生3個兒子來結束。兩者都以第7代的子孫為高潮。前者以拉麥的多妻、流血復仇和狂言為鑒,後者以以諾與上帝同行為範(《創》5:23-24),互相對比。

該隱後代和塞特子孫的希伯來名字,亦有對應之處:該隱—該南;以諾—以挪士;以拿—雅列;米戶雅利(Mehujael)—瑪勒(Mahalalel);瑪土撒拉—瑪土撒拉;拉麥—拉麥。

最後一代,同有代表性:拉麥3個後代,代表三種專業人才;挪亞3個後代,代表三個人種。而且,塞特、以諾、挪亞3人,都有較詳細、突出而且正面的描述,說明此3人是例外。該隱族譜不記年代,表示人離棄上帝的日子不被記念。塞特(代替亞伯)的族譜有年代,表示人活在上帝面前得享長壽——直到人罪大惡極,只能活到120歲(《創》6:3)。

這些都是族譜要傳達的主題、教訓與意義。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古人記族譜,重視要表達的意義,重視文字上的工整,卻往往跳過很多代,不記錄,不交代,選擇性地記載。

若用這些家譜中的歲數,加起來計算年代的話,就會發現誤得到下列的結果:洪水以前,挪亞所有祖先都與亞當同時活著;亞伯拉罕58歲時,挪亞才死;閃比亞伯拉罕遲死35年!

這顯然不是五經作者要表達的!《創世記》6:5-6說,當時“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若亞當在挪亞父親的年代還健在,人不可能忘記創造主。這証明挪亞時代的人,不可能與亞當同時。

亞伯拉罕也不可能與挪亞和閃同時,因為比亞伯拉罕更早時代的人說: “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創》11:4)

這些經文暗示,亞當到挪亞,挪亞到亞伯拉罕之間,有遙遠的時間差距,人甚至忘了上帝創造,以及降洪水的史實。

(二)“父親”、“兒子”,或“某某生某某”,超出字面的意思

上文提及,耶穌的家譜中,“約蘭生烏西亞”一句內,即省略了3個人名。因此“約蘭生烏西亞”的“生”字,並非指約蘭是烏西亞的父親,而是指約蘭是烏西亞的祖先。

《歷代志上》1:36提到,“以利法的兒子是提幔,阿抹,洗玻,迦坦,基納斯,亭納,亞瑪力”。但《創世記》36:11-12卻說:“以利法的兒子是提幔、阿抹、洗玻,迦坦、基納斯。亭納是以掃兒子以利法的妾;她給以利法生了亞瑪力……”

聖經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在《創世記》5和11章的家譜中,可以看到下列的程式: “甲活到……年生了乙,又活了……年。乙活到……年生了丙,又活了……年”。這裡所用“生了”一詞,往往是有了子孫之意。比如,悉帕和辟拉為雅各“生了”孫子(參《創》46:16-23),迦南“生了”幾個國家的人(參《創》10:15-18)。所以“甲活到……年生了乙,乙活到……年生了丙”的意思,不一定是父親生兒子。可能是某人出生時,其重要長輩的年齡。

BH71-52-7507-圖2-Schnorr_von_Carolsfeld_-_Verstoßung R 官網(三)古人長壽的新證據

人類壽命的長短,也是看家譜時需要考慮的問題。

《創世記》5章亞當的族譜,記載當時人類的平均壽數為900多歲。洪水以後,由600多歲漸減到200歲。到了摩西時代,又再縮短,為70-80歲(參《詩》90)。耶穌時代,通常人只有30到40歲……

古代的中東,記錄帝皇壽命時,可能誇大。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創世記》的記錄是真實的。在近年的動物基因研究中, 科學家Cynthia Kenyon發現,在精密的基因調控之下,線蟲(C. Eelegans)的某一基因的突變,或另一基因的高度表現,都可以使其壽命延長一倍。原來,線蟲在極限環境中(例如族群擁擠,或食物不足時),基因改變,進入少耗能量的Dauer境界,能對抗逆境,對抗老化,延長壽命。

類似的基因也在高等哺乳類動物,以及人的身上發現。科學家因此認為,人類的壽命可以調節。目前科學家已經在實驗室中,把線蟲的生命延長了6倍(相當於人類活到720歲)。

從上古時代到如今,人類調控年壽的基因轉變不足為奇。以前能活到900歲的人類,如今只能活100歲,絕對可能!

除了基因變異的可能性之外,原始人類的基因也比較清純,先天性疾病較少。加上地球環境污染少,長壽的可能性較高。洪水之後,生態環境有了一定的改變,也可能是壽命縮短的原因之一。

故此,這些聖經家譜結構學者和大部分福音派的神學家,都同意:聖經並未提供我們計算亞伯拉罕之前年代的證據,五經作者並沒有記下創世和洪水的日期。作者的原意也不在於此。

我們有理由假設,亞當到亞伯拉罕之間有悠久的年代差距,只是事蹟稀少,正如摩西對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430年的事蹟絕少記載。

cloud storm 4 MGD©二、“日”有多長﹖

《創世記》記載上帝6日的創造,目的是告訴我們,上帝從“空虛混沌”中,造出了“一切都甚好”的宇宙,以及祂如何從混亂中創造秩序……

假如我們把聖經《創世記》頭3日的創造記載,與後3日平行排列的話,就會發現上帝創造計劃的周詳。祂好像一個有條理的建築師,用了頭3日來造空間,後3日造物,充滿這空間——第一日,上帝把光暗分開,相對的,第四日,祂在太空中造發光體;第二日,上帝把大氣層和地下水分開,相對的,第五日便在大氣層中造飛鳥、水中造魚;第三日,祂使陸地從水中露出來,並在地上創造地域環境,相對的,第六日,祂在陸地上造各種走獸,造人。

記載中的“日”(Yom)一字,代表了幾個不同的意思,可能是24小時的太陽日,也可以代表一段不能確定的時間,如《創》2:4“創造天地的來歷,在耶和華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這樣”。也可能是千年如一日(參《詩》90:1-4),或是與黑夜分開的“晝”(《創》1:5)。

況且,太陽(大光)在第四日才被造,所以前4個創造日,不太可能是24小時的太陽日。

有人根據《出埃及記》20中“十誡”的安息日,認定創造時的一日,就是太陽日。但是十誡注重的是“安息”,而並非“日”,因為上帝同時也設立安息年(《出》23)和禧年(《利》25)。而且上帝的安息日如今仍未結束(《來》4)。

其他人根據《創世記》1章常出現的“有晚上,有早晨”,肯定創造日是太陽日。不過,這句子可能是形容時間的始末。還要注意的是,描述第七日的時候,沒有這一句,可見第七日尚未結束(《來》4)。

而且,從整段的記載來看,作者原意不可能是用這句子來記時日、定年歲,因為《創世記》1:14-16清楚地說明,到了第四日:“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於是上帝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也就是說,第四日才定下地球生活的節奏。

上帝在第六日,做了幾件事(參《創》2):(1)用塵土“造”人,名叫亞當。(2)“立”了一個園子,即造了伊甸園。(3)把亞當“安置”在伊甸園裡。(4)將各樣飛禽走獸“帶”到亞當面前“起名”。(5)“使亞當沉睡”。(6)取下亞當的一根肋骨,“造成”一個女人……

這些動詞,都喑示時間的運用。特別是亞當為禽獸起名,就算當時禽獸種類可能較少,但按生物分類學的推測,取名字也一定花了不少時間。

況且,根據《創》2:23“這是我骨中的骨……”,和合本中文聖經的“是”的希伯來原文為 hap•pa•‘am (英文 is now),在舊約其他經文中被譯為“這回”、“這一次”、“再……一次”(參《創》29:35,《出》9:27,《士》15:3和16:18),都是表達等了很久才如願以償的感嘆!也就是說,亞當可能獨居了很久,為禽獸起名看到公和母,最後才看到自己的配偶,於是發出感慨。因此,第六日代表一段很長時間,可能是最好的解釋。DSC_0078

結語

總而言之,地球及人類的年齡,無法確定,對創造神學也不重要。基督徒應持守聖經創造與看顧、墮落與救贖的基要信仰,確信上帝從無創有。人乃按上帝形象被造、非進化而來。上帝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人類先祖亞當、夏娃在歷史中的犯罪,將整個人類陷在罪中,與創造主隔絕。而上帝憐憫、拯救罪人……

讓我們不要拘泥於地球及人類年齡等小節,同心合意以正確的聖經教導,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作者來自香港,曾任教於伊州惠敦大學生物系多年,現已退休。


參考書目:

1. Walter C.Kaiser Jr., Peter H. Davids , F. F. Bruce and Manfred Brauch , Hard Sayings of the Bible,(Downers Grove, Illinois:Intervarsity Press,1996), p.101-104.

2. Lin K.,Hsin H.,Libina N.and Kenyon C.,“Regulation of the Caenorhabditis elegans longevity protein DAF-16 by insulin/IGF-1 and germline signaling,”Nature Genetics, 2001, Volume 28, p.139-145.

3. 潘柏滔,《進化論簡評》,( 美國證主,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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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存在嗎?

BH63-44-6989-圖2-blue-DNA編註:因限於雜誌篇幅,與大部分非專業讀者的興趣,本文刪掉一些作者的論證細節,使文章更為精簡。由於旨在介紹,讀者可閱讀文末的參考資料,繼續作深度研究。

潘柏滔

 

        上帝的創造和基督的救贖,是基督信仰的兩個重要支柱。而亞當、夏娃的被造和悖逆,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大前題。對此,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一致認同。

       然而,壟斷科學界的進化論,卻聲稱:人是藉著無目的天演進化而來,遺傳基因圖顯示,人類與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先。最早的人類,大概在約15萬年前出現,有一萬多人。

        一些基督徒科學家,如美國衛生處總裁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致力推行神導進化論,認為上帝用進化的過程創造萬物。亞當、夏娃的故事,是象徵性的寓意,不一定是歷史事實(註1)。

        福音派主流喉舌《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在2011年6月的社論中宣告:“我們必須相信,有《創世記》所描述的原始祖宗,並信他們能與上帝有屬靈的交往,這是正統基督信仰的底線。”(註2)

       這立場的根據究竟是什麼?科學上的最新發現,對這立場有何挑戰?讓我們來做一點探討。

 

一、 亞當的真實性在神學上的意義

       1.  解經方法的商榷

       大部分福音派的神學家,都採用歷史神學的角度來解釋聖經。他們認為,聖經所記載的事情,兼有歷史性和神學性。

       然而,自由派的神學家,卻把科學歷史和救贖歷史區分開來:科學歷史是在時空中真實發生之事件,而救贖歷史不一定具有歷史真實性,只是以神學上的意義來描寫歷史。      

       很多神導進化論學者,不堅持聖經的歷史性,而是在解經上向自由派的神學妥協,強調信徒藉著聖經與上帝相遇的經歷,試圖藉此將聖經帶入後現代社會人的生活中。他們雖然承認人的罪性,卻不注重“惡”的歷史來源。

       加爾文是改革宗神學的創始人,他注重新、舊約互相解釋的關係,與上帝在聖經歷史中的漸進啟示。連貫兩約的中心思想,是上帝藉著以色列歷史,向世界自我啟示。從人的被造、墮落,到上帝應許亞伯拉罕為萬國之父,最終帶出耶穌基督為神學中心(參《約》5:39)。

       這種歷史和神學的釋經法,最能闡述聖經的完整涵義。藉著聖經歷史中的國家和人物,上帝向世人啟示。

        聖經雖然有象徵性的表達方法,卻不影響聖經整體記載的歷史性。聖經各書卷的作者,以當時的語言和文化,傳達上帝的信息。現代人不能苛求摩西用科學的詞彙,來描述上帝的創造。況且,《創世記》也有文學的成分,如第1章的前3天和後3天被造物的對比,象徵性數目如3、7和10的運用;第3章,伊甸園中的兩棵樹,和會說話的蛇等(註3)。

2. 新舊約聖經觀

         亞當、夏娃確為真實的歷史人物。經文中有很多證據,可列舉如下:

       (1)《創世記》1–5 章:人類起源和犯罪的記載 (註 。有人認為上帝本身也隱藏著邪惡,所以人是受造為邪惡的。但是《創世記》闡明,全能上帝所創造的,盡皆完善、美好,邪惡乃是來自人類始祖的墮落。世上的神話和哲學,總假設“惡”的先存性,將“惡”固定在實存之中,是命定的,是人所不能勝過的,使人漠視“惡”的威脅性。唯有聖經,強調“惡”不是先存的,而是人後來誤用自由的結果。亞當不單代表全人類犯罪,也生兒養女,成為人類的始祖(創5:3) 。

       (2))《創世記》1–37章:創作過程是歷史事實。(註3)

        有些學者以為,聖經的創造記載是寓意,從亞伯拉罕之後才是歷史。但是根據《創世記》上下文來判斷,這種解釋似乎不能成立。從《創世記》第1章至第37章,有11段歷史的敘述,都有句子:“這是……的日子(或後代)”(原文都用toledoth 一詞,參《創》1:1–2:4;2:5–5:2;5:     3–6:9a;6:9b–10:1; 10:2–11:10a;11:10b–27a;11:27b–25:12;    25:13–19a;25:19b–36:1;36:2–36:9;和36:10–37:2 )。大致上將《創世記》連貫成為一套遠古生活,以及對希伯來民族的記載。

        大部分聖經學者都承認,希伯來民族的祖先(如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既然《創世記》記錄是同一體裁,就沒有理由否認這些記錄的歷史性。此外,聖經其他地方都引用《創世記》為歷史事實。

       (3)保羅書信中的亞當(註4)

        使徒保羅有系統地講述了亞當在救贖神學中的地位(註4)。雖然他以亞當代表全人類,但顯然的,他認為亞當是在歷史中,無可置疑地真實存在過。下面是他明確提及亞當的一些經文:

 

       a.《哥林多前書》15:20–27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林前》15:22)保羅在這裡,將基督與亞當做了對比——同樣在歷史上,亞當一人(也包括與他成為一體的夏娃,下同)引進死亡,基督一人帶來復活。

        雖然希伯來字“亞當”可譯作“人”,但是保羅在此並沒有用希臘文的同義字 “anthros”,反用“亞當”作為專有名字,顯然是指亞當其人。要是“亞當”只是指全人類,亞當的死就不能對比基督的復活,因為基督的復活是指基督一人在歷史上的復活,才帶來全人類的復活。

        況且保羅在15:27引用《詩篇》8:6,分明是指出亞當其人未犯罪前的狀況,是基督要恢復的 (《來》2:5)。

 

       b.《哥林多前書》15:44–49

       保羅說:“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靈:或譯血氣)的活人’;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 (《林前》15:45–47)

       這裡比較的,是出於地的屬土人類,和出於天的屬天人類。“頭一個人”亞當,在創世時被造、接受生命;“第二個人”基督,道成肉身,賜人生命。若亞當不是歷史人物,保羅就無法在時間上,如此連貫性地給讀者拯救的希望。

 

        c.《羅馬書》5:12–21

       保羅在這段經文中說:“只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死了,何況上帝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地臨到眾人嗎?……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

        保羅在此強調墮落的真實性和嚴重後果。亞當一人犯罪,代表了全人類得罪了上帝,因而帶來死亡;基督一人的順從,也代表了全人類在上帝面前成為義了。這種亞當與基督的對比,若沒有亞當悖逆上帝的歷史事實,就無法與基督順服上帝而受死、復活相對比了。

 

       d.《提摩太前書》2:11–14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罪裡……”

        保羅在這裡明顯地說,上帝造男女和他們的犯罪次序,若亞當、夏娃並非歷史人物,保羅就不可能從這裡引申出任何教訓。

 

3. 小結

        總而言之,聖經,尤其是保羅書信,多有論據,證明亞當、夏娃並非虛搆的人物、只是寄託寓意而已。他們是真實的人類始祖。

 

二、亞當的真實性在科學上面臨的挑戰

         與“歷史的亞當”最有關的科學研究,莫過於人類基因研究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HGP)。該研究在2003年,已獲得完整的人類基因序列圖(Sequence)。雖然其目的是解決人類的疾病,但人類與其他生物的基因序列圖比較(Comparative Genomics),也有助於追溯人類的淵源。下面是一些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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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類與黑猩猩的基因構圖

       黑猩猩是與人類最相仿的猿猴。比較兩者的基因序列圖,在已知的蛋白質編碼序列(Coding DNA)上,有95%以上相同。故此,進化論者認為,黑猩猩和人類有最近的共同祖先,可以算是人類最近的“姊妹”。

        然而,基因相同的數據,也可用來支持智慧設計論——正如自行車、汽車、飛機都有輪胎,卻並非出於進化,而是恰好出於智慧者的設計!

        最近發現黑猩猩的Y染色體(決定雄牲),有53%以上與人類不同。“同源祖宗”無法解釋這種現象。

 

2.“垃圾基因”並非廢物(註5, 7)

         人類的基因圖中,有95%以上的基因,是不製造蛋白質的非編碼序列(non-coding DNA)。進化論學者認為它們是“垃圾基因”(Junk DNA),是進化過程的退化遺跡。而今,愈來愈多的證據證明,這些“垃圾基因”並非廢物,而是在人體細胞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例如,它們能調節蛋白質的落腳地。雖然它們本身不能製造蛋白質,卻能啟動其他基因的運作。筆者在研究人類第16號染色體非編碼序列時發現,大概75%有這類功能。(註 8)

       又如,“垃圾基因”的重複性DNA的長度,影響著遺傳疾病。例如,慢性遺傳性舞蹈病(Huntington’s Disease) 患者的第4染色體的CAG序列,都重複超過40次,正常人CAG序列的重複卻在35次之下。

        而不同生物中有相同的非編碼序列,暗示這些基因有重要功能(如自行車、三輪車、汽車都有輪胎)。

       誠實地說,如果以智慧設計論取代進化論來研究“垃圾基因”,能找到更多的有用數據!

 3. 人類基因構圖可源自兩人

       HLA(Human Leukocyte Antigen),即人體白血球抗原,與免疫系統有關。HLA基因序列在體內的重組排列,可產生多元化的白血球和抗體,攔阻病毒等病原繁殖。

       20世紀90年代,人口生物學家Ayala,曾使用HLA基因序列資訊,挑戰“人類只有兩個第一父母”(人類始祖為兩人,一男一女)的想法。他根據現代人類HLA基因的種類,推斷出現代人類的始祖,出現在15萬年前,大概是一萬多人。不可能如聖經所說,只有兩人。

       然而,根據Dr. Ann Gauger的最新分析(註6),Ayala的估算有問題。因為HLA基因在人體內要經常重組排列,才可應付免疫系統抵抗病原的需求。若按這多變的因素重新計算,那麼現代人類HLA的基因序列,與“現代人類的始祖只有兩人”的理論,毫不矛盾。

      

三、 結語

        亞當的悖逆,使全人類陷在罪中。耶穌基督的順服,卻成就了救贖大功。亞當犯罪,使耶穌基督的救贖成為必然。提姆‧凱樂說得好:“如果亞當不存在,保羅的整個立論:罪過和救贖的聖約,就完全崩潰。你無法說‘保羅不過以他那時代的思想來解釋歷史,我們只要接受他提及亞當的基本教訓’。如果你不相信保羅所相信的亞當,你就否認保羅神學的核心。”( 註2)

        Biola University的物理學教授John Bloom也說:“若一群人猿集體進化成為現代的人,那麼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罪過和死亡的來源,及其神學基礎,就被腐蝕了……聖經的可信性就會崩潰:如果聖經不能正確地解釋一個問題的起源,我們如何能信任它對生命問題的解決方案?”( 註2)

        可見,研討亞當是否真實存在,關乎基督救贖的基礎。

        注重上帝啟示的加爾文說,上帝在大自然中啟示祂是創造主,在聖經中啟示祂是救贖主。( 註2)

       科學解釋前者,神學解釋後者。上帝的啟示一定是協調的,但是鑑於人性的缺欠,科學和神學都是人對上帝啟示的不完全解釋。世人往往拒絕接受上帝的智慧(參《林前》1:21),曲解科學來攻擊聖經。我們需要尋求聖靈的引導(參《林前》2:14),忠心地研討上帝的啟示,才可正確地認識真理。

       我們當做的,正如《哥林多後書》10:5所說的:“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參考書目:

1. Francis Collins,“The Language of God, A scientist Presents Evidence for Belief”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2. Richard N. Ostling, “The Search for the Historical Adam,”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011, Vol. 55, No. 6.

3. 亨利布洛謝,《起初:創世記的初頁》 ,潘柏滔、周一心譯(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2000)。

4. D.A. Carson, “Adam in the Epistles of Paul,” N.M de S. Cameron Edited , In the Beginning,A Symposium on the Bible and Creation(Glasgow: Biblical Creation Society,1980), p.28-43

5. Jonathan Wells, The Myth of Junk DNA(Seattle : Discovery Institute Press), 2011.

6. Ann Gauger, Douglas Axe, Casey Luskin, Science and Human Origins, (Seattle : Discovery Institute Press), 2012.

7. Nature ENCODE, 2012.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available from http://www.nature.com/encode/about/encode-project

8. John Snedeker, Kyle Tretina, Meredith Triplet, David Lee, Anne Poirier, Pattle Pun, John Hayward, Ross Leung, and Stephen Tsui, "Analysis of the Positively and Non-Positively Selected Non-Protein Coding Sequences of Human Chromosome 16". Journal of Biology, Biological Systems, and Bioinformatics, 2013, Vol. 4, Issue 1, p. 1–14,.

 

作者仼教于惠敦大學生物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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