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Picture
生活與信仰

寫出第一滴淚

王怡口述/洪曉寒整理 本文原刊於《舉目》41期           我是成都人。成都的天總是灰暗、低沉的,所以有句話叫“蜀犬吠日”,狗看見太陽出來就叫喚。第一次唱那首讚美詩“天離地有多高……”,我就嘀咕,天離地沒有多高啊!有人說成都人很難信主,不知和這個有沒有關係。             信主之前我一向愛好寫作。我是個公共知識分子(註)和法律學者,關注最多的是公義、自由和民主,所以,我的寫作主題都是公義與自由。記得有一幅畫:希臘的正 義女神,一手拿著劍,一手拿著天平,卻蒙著眼睛。蒙眼表示謙卑,表示自己本來不配站在那個位置。可惜,一個非基督徒的理想主義者,很難不以為自己是公義的 代言人,不以為自己在“行公義、好憐憫“,所以,我以前的文字都很硬,很尖刻,很自義。            後來我在瑞士洛桑的高等法院,又看到一幅標題為“公義使邦國高舉”的油畫,是希臘的正義女神經過基督教洗禮之後的面貌:她一手拿著天平,一手也拿劍,但是劍尖指著一本書,就是聖經。            2005年,我和妻子去瑞士,在日內瓦的聖三一教堂裡,我們跪下禱告,表示我們生命的順服。我從此在基督裡,重新尋找寫作的意義。            先介紹一下我以往的作品。第一本書《載滿鵝的火車》,是一本電影隨筆。第二本書《不服從的江湖》,一本思想隨筆集。第三本叫《美得驚動了中央》,從書名可以看出,這幾本書有多麼桀驁不馴。郵寄時,新聞出版署查封了800多本,當真驚動了中央。           信主後,我的第一本書是法學專著,《憲政主義:觀念與制度的轉捩》。這是試圖從聖約的觀點,重新理解憲政主義,思考為什麼有法律。這是我信主後在專業上的一 種表達,希望在信仰中,更新對國家、法律和政治的理解。《與神親嘴》,是我信主三年來,面向自由知識分子,談論基督信仰的文字。因為我是從自由主義者過來 的,對國內的自由知識分子有深厚的負擔。《天堂沉默了半個小時》,這本書的副標題,是“電影中的信仰”。我在國內一家主流周刊上有一個專欄,通過電影這一 文化產品,傳遞信仰之光。開始寫時,妻子有些擔心,說每一篇都涉及信仰,怕媒体和讀者不接受。但奇妙的是,那些非基督徒的編輯們,卻將這個專欄評為年度最 佳專欄。很多讀者也說,他們買這份刊物,就衝著這個專欄。我很感謝神,神在鬆動人心,預備萬事,通過我卑微的寫作,讓更多讀者讀到基督徒對信仰的公共表 達,對文化的介入。《自由的崛起》,這是我去年翻譯的一本學術著作,關於16世紀到18世紀,加爾文主義對瑞士、蘇格蘭、英格蘭、法國和美國五個國家的立憲政体的影響。           以下我從五個方面來分享: 一、生養與治理           信主前,我是堅決不要小孩的人。理由是我的愛太少,我的愛是有配額的,給妻子一部分,給自己一部分,再留給父母,就所剩無幾了。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我看不出生養、就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到底有何意義。孔子所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珍惜光陰和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在本質上對此絕望。            但這裡便有了一個公共生活與個人生活的深刻斷裂,我可以聽到內心的自我質疑:一方面,你作為知識分子,憂國憂民,高談自由民主;一方面,你卻不想、不敢、不願要孩子。那麼這個國家的未來,到底和你有什麼關係?你到底是為國家,還是為自己呢?連孩子都不愛的人,卻說愛同胞,你不臉紅嗎?            許多年來,我就活在這樣一個深刻的斷裂中。這一斷裂,使我所寫、所做的一切,在本質上都是假冒偽善。           信主後,我斷章取義,看到一處經文講:“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賽》54:1),我就高聲歡呼,說上帝批准我不生孩子。 […]

No Picture
時代廣場

聖殿、真道與城牆 ——四川震後365天

王怡 本文原刊於《舉目》37期          從《以斯拉記》到《尼希米記》,被擄的以色列人有三波歸 回運動。這三波歸回運動,每一次都得到了世俗情勢的配合,和君王的首肯。每一次也都指向一個復興與重建的主題:大衛王的子孫所羅巴伯,領著民眾修建了聖 殿;大祭司亞倫和撒督的後代以斯拉,恢復講解神的律法;而後,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牆。        而聖殿是生命開始、事奉出發的地方。 災區事工是一面鏡子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中國。如果將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看作中國教會在逼迫中持守祭壇、養成生命根基的時代,將1979年到2009年,看作“在轄 制之中稍稍復興”的30年,那麼,我們看見,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無論對中國教會來說,還是對世俗政權而言,似乎都是一個象徵性的轉折。         對教會來說,教會浮出水面,參與社會,成了一個規模化的公共事件。家庭教會在參與災區重建的過程中,整体上已無法隱藏,亦不可隱藏。在2008年5、6月 份,據四川教會估算,來川的海內外基督徒志願者,約有10萬到20萬人,佔志願者的10%-20%。到2009年春節前,據參加基督徒災區事工聯席會的當 地同工估算,春節期間仍留在四川的志願者中,基督徒比例已超過了90%。          大地震引發的這場社會參與浪潮,除規模化和公開性外,凸顯出第三個特點,即持續性。災後重建和基督徒,在政府和公眾眼裡,成了兩個聯繫緊密的詞。也就是說,2008年政教關係的變遷,包括家庭教會的合法性成為公共議 題,都與基督徒在災後重建中,突出的身分與彰顯信仰實踐,有很大關係。         教會與社會的關係,開始進入新的時代。        從舊約啟示 的應用上說,從聖殿到城牆,就是從建造教會,到祝福社會;從內心信仰,到宗教實踐。從社會學的視野說,這一年的意義,就是教會從一個邊緣的、受壓迫的奴僕 地位,開始向著一個主流社會的位分轉變。基督徒群体要開始從一個完整的信仰出發,建立起一整套公開化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及行為與交往模式,從而完成從秘密 團体到“亞社會”的形成。         所謂“城牆”,在今日,並不是指將教會與社會分隔開來的牆,而是指能將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範式,與世俗的生活範 式及其意識形態區分開來的牆,從而形成的一個公開化的“基督徒亞社會”。這是對信徒的生活、家庭和信仰的聖潔與獨特性的保護,也是以“基督徒亞社會”影響 “全社會”的必經之路。         參與災後重建,促進了教會的社會化過程。筆者明顯地看到,無論是在屬靈的領導力、金錢的奉獻和各類資源的運用上,這一輪社會參與,都呈現出四個特點:         第一,以家庭教會為重心。         […]

No Picture
生活與信仰

13亿幸存者∶因祂活著

王书亚 本文原刊於《舉目》32期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雅歌》8∶6         5月23日,大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绵阳文物局。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主要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 国版图内。在上帝的容许中,汶川地震指涉了几个异教文化的因素,5月12日是佛教最主要的节期“佛诞节”, 地震中无数寺庙被损毁。而青城山和川北一带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源头,青城山的风景区和道观群,也几乎尽数倾覆。受灾最重的羌族地区,更是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源头之一。          羌族的意义绝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唯一的氏族名称,是中华族群和古蜀文明的先祖。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後,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大地震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故乡。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则说禹为西羌,“生於茂州汶川”。          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中,就已彻底消失。         90年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令人惊讶地,他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以色列人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犹太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如旧约所记,用未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为祭。羌人的献祭也明显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据陶兰斯的记载,他们称天为“灵父”,祭司杀羊之後,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著我们的罪”。羌族的口传历史说,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个儿子。1925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利未记》第16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陶兰斯大胆断言,古羌族是消失的以色列10个支派之一。不过此说缺乏依据,在学术上有极大的争议。 彩虹之约          无论羌族的血脉如何,中国人终究是彩虹之约後,布满全地的挪亚後裔之一,和地上的万族一样,承受了一个稳定的宇宙。不但生命气息来自创造的父,一切动作存留,也指望那一位救赎的主。专家说,汶川地震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能量的一次陆上地震。在空前的灾难面前,中国社会中每一种世界观,每一种文化的回应,甚至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著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这不但是一次人心的松土,也是一次文化的松土。中国人不但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是幸存者,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制度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活在其中的我们,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位格相交的产物。所以灾难永远是拆毁与建造的契机。超过一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日常的价值观和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开始被怀疑。从这些志愿者身上,不仅能看到对灾民的同情,对救援的道德热情;更能看到一种寻求世界观更新的理想主义,和对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          但另一方面,道德决策带来的只是一种自我称义的膨胀。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麽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者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马元江後,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世人所谓的英雄,就是他某个时刻的抉择,藐视和否定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这一场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更加指向神在中国、在四川的教会;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与归正,甚至包括政体与文化的变迁。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後综合症。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更新这个国家的责任。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是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後一次重生归正的机会。512之前,中国人是怎麽活的,社会是怎麽鼓吹的,国家是怎麽治理的;512之後,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价值的排序也将被拆毁重建。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民间力量和行政区域,都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於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及参与未来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秋千般摇晃的高楼上走下来,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父啊,这一次,你在四川、在成都的儿女们,我们要如何交账?基督徒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其他人群一道,参与对一场灾难的记录、述说、救援、关怀和反思。我们该如何做,又怎麽做。          地震後,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突然涌现出两个铺天盖地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一是“祈福”。和总理温家宝题写的“多难兴邦”一样,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基督徒的身影开始构成灾後画卷的一部分。在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人们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