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與思

言所當言與有所不為(黃奕明)2016.02.22

如果你被指派一個任務,到聾啞學校開音樂會,或是去教盲人畫畫,你會不會去?我要是以賽亞先知,一定欲哭無淚!後悔自己先前話說太滿了:“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賽》6:8)果不其然,以賽亞面對以色列的心硬,不免憂心忡忡地問:“主啊,這到幾時為止呢?” (《賽》6:11)以賽亞先知的問題,正是我們這些事奉者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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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以福音為召命的社會參與

黃藥師 本文原刊於《舉目》52期         近年來,鼓勵基督徒重視社會參與的呼聲,在華人教會中似乎愈來愈響。也有愈來愈多的基督徒,在社會各處,勇敢地表達意見和價值觀。這實在是可喜可賀的。         然而,也有福音機構及教會,因為參與社會及關懷社會,而漸漸忽略了福音的使命(如台灣絕大部分的基督教醫院)。還有的教會熱衷於政治,使講台變成政見發表 會,或政黨的拉票台(如台灣某大教派)。更有教會,因為政治立場產生紛爭,甚至分裂(我服事過的教會,就有兩間發生過這樣的事),等等。         聖經始終強調的,是我們要成為怎樣的人,以及對神、對他人應該抱持怎樣的態度,而非要做什麼以及參與什麼。所以,關鍵不在於基督徒應不應該參與社會、關懷社會,而是對社會的態度,以及參與社會、關懷社會的動機是什麼。 積極的福音召命         使徒彼得和保羅,都鼓勵我們不分人、時、地,要積極向外傳福音。(參《林前》9:22-23;《提後》4:2;《彼前》3:15)         有些基督徒,因為其他宗教團體在社會關懷上大有影響力,所以不甘勢弱,積極推動社會關懷行動。的確,我們基督徒是要好好反省,為何我們對社會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但是,我們也不能用世界的價值觀及訴求為標準,來和其他宗教或商業團體競爭。        基督徒愛人、關懷社會,當然能讓人由此感受到神的愛。然而,若不能使人得著救恩,則一切都是枉然。就如台灣佛教團體慈濟,再怎麼幫助人,都不能把人帶進天國。         所以我們要學習從神的角度,而不是從人性的角度來看世界。否則,慈濟人已有這麼好的行為,還有必要信耶穌嗎?人需要耶穌,就是因為無論人怎麼做,都達不到神 的善。因此,不管我們做什麼,都必須先問自己:這是否出於愛靈魂的心?是否因為被基督“十字架”的愛所感動?若只是為了表現或證明我們可以做什麼,那就本 末倒置了。 社會責任比傳福音更有影響力?         有些基督徒認為,福音唯有透過參與、關懷社會,才有大能。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後,災區有一位在台灣超過20年的西國宣教士,對我們在災區傳福音的行動大為不滿,她大聲疾呼:“現在不是傳福音的時候!”因為她認為,災民需要的是救助與關懷,而不是福音。 印度宣教士 K.P. Yohannan曾嚴厲判批了“若不先餵飽他,他的耳朵就不會打開來聽福音。” 的錯誤觀念;他不否認要有社會關懷,但是他提醒我們思考:“社會關懷或責任”的能力,是否大於福音的大能(《羅》1:16)?(註)        到底是“唯有先解決人類饑餓、貧窮、疾病等社會問題,福音才有大能”?還是“唯有福音才能真正解決人類饑餓、貧窮、疾病等社會問題”?如果我們相信的是前 者,那麼在貧窮地區,面對隨時會餓死的人群,我們就永遠無法傳福音了,因為光是“永遠無法解決”的饑餓問題,就讓我們忙不完了。但如果我們深信後一種觀 念,就會先傳福音,如果他們信了,就算明天死了,也到主那裡去了。         這世界註定是將要敗壞、滅亡的。如果一個不認識神,而且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垂危的時候,我們是要拼命救他,還是要拼命向他傳福音呢?我們得認清楚,什麼是金、銀、寶石,什麼是草、木、禾稭(《林前》3:12)。        當然也有人認為,世界又不會立刻毀滅,基督也不會明天就再來。可是,如果我們缺乏末世的迫切感,我們也會失去傳福音的迫切感。可能這就是問題的癥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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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雙重身份 ──談社會參與的必備心態

豐源等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7期         編者按:本刊舉目第六期〈不再缺席──關于中國基督徒社會 參與的思考〉(迦恩著),登出後得到了強烈的反響。美國麻州某主日學讀書小組的羅俊民、邊士英、吳德惠、周維中、汪德勝、杜書萃、戴豐源、徐理強等人,深 感傳統華人基督徒對社會關懷及參與的態度冷漠,而且普遍地欠缺基督徒的使命感,聯名寫下了這篇〈談社會參與的必備心態〉,盼藉此引發弟兄姐妹們更多的反 思,並歡迎回應。 世外桃源和河中駝鳥         二十世紀已經過去,一個新的世紀已經來臨,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願不願意,神將我們投 入此時此刻,給我們時代的使命。回顧二十世紀,人類在科技方面有非常顯著的進步,但災禍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主義的興起與衰落,種 族衝突與宗教仇恨所帶來的戰爭,貧窮國家與富裕國家之間愈來愈大的鴻溝,等等。         面對這一切,我們基督徒可以如駝鳥,埋首于沙堆之中,卻無法逃避現實,遁身于世外桃源。我們只能活在這個時代當中,沒有其它選擇,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我們對這個時代的態度:是去參與改變,或是去咒詛遠離。         從每天媒体的報導,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仍有許多的人生活在苦難當中。而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是有責任以愛心並實際行動,來關懷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在《路加福 音》第四章裡,耶穌引用了《以賽亞書》的一段話,來說明祂在世上的工作。“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 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我們相信主耶穌給我們的大使命是去普天下傳福音給萬民聽(《太》28:19),也相信祂要 我們愛鄰舍如同自己(《路》10:27-28,《太》25:31-46),去實踐這個福音的內容。 西方教會的社會改革參與史         在十八與十九世紀,英國有不少信仰純正的基督徒,不但廣傳福音,並且推動社會改革,從消滅黑奴制度到改良童工、奴工制度。他們主持社會公義,也成為社會的良 心。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福音派逐漸拋棄了社會責任。斯托得(John Stott)在《當代基督教與社會》一書中分析其原因,歸納如下:         第一是要與自由派神學爭戰。福音派基督徒忙著維護基要信仰,無暇顧及社會關懷。         第二是對社會福音的反感。自由派神學家那時所發明的社會福音,將上帝的國世俗化、政治化。福音派的反應,就是專注傳福音,與社會、政治一刀兩斷。         第三是兩次的世界大戰暴露了人性的邪惡,令許多人悲觀、失望。從前的社會改革似乎都失敗了,人類與社會似乎已無藥可救。加上“前千禧年說”的興起,認為現今世代必定會腐敗下去,從事社會改革是徒勞無功的,只有等耶穌再來。         第四是基督教在中上階級中廣傳,形成保守派。他們看重維持現狀,保護既得利益,對于被壓迫的人的痛苦毫不同情,或根本不關心,只關心靈魂得救。對未來的世界感興趣,對于現今不公平的社會制度,或者表示事不關己,或者還予以默許。         1940年中期以後,情況才開始有轉變。1966年美國的世界宣教大會,通過“惠敦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其中強調,“向萬民傳福音的基本要務”,是將“用言語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和“福音的社會行動”結為一体,並鼓勵“所有福音派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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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不再缺席 ──關於中國基督徒社會參與的思考

迦恩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6期 從“可能嗎”到“怎麼辦”          有兩個契機引發 我思考中國基督徒的社會參與問題。一個是在四年前,那時我在大陸服事一個家庭教會。有一次我們的城市電視台播放了一家人的不幸遭遇,我們教會有些弟兄姊妹 想去看望和幫助他們。這時一個弟兄提到我們為什麼不可以以某某教會的名義去幫助他們呢?這是一個信主不久的弟兄,他並不很瞭解家庭教會的不公開的處境以及 安全問題,而且我們教會也沒有名字。後來大家還是以個人名義去了。但這件事給我一個衝擊:在沒有名義,不公開的處境下,大陸基督徒可能參與、影響社會嗎?         另一件事是在去年7月,那時我在美國科州Focus On The Family(“愛家”機構)的總部作客。那天Dr. James Dobson (杜布森博士)就同性戀問題接受電視採訪。我有幸進入演播室。開始之前,我和Focus 的幾名工作人員一起為Dr. James Dobson禱告。剎那間我淚流滿面。我向神禱告說,求你幫助我們的國家,讓有一天基督徒的聲音能在政治、學術、教育等領域中聽到,神的心意能運行在我們的社會當中。這時,當初心中所存的“可能嗎”的問題退到了一邊,“怎麼辦”的問題浮現了出來。 我們是否仍將缺席?         在20世紀初,中國基督徒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以義和團運動為代表的反教浪潮此起彼伏,教堂遭到洗劫,傳教士被殺害。20年代初的非基運動,再次掀起了一場知識界對“基督教在中國”的批判、攻擊。         在這一波波的浪潮中,中國教會開始了本色化運動。自此以後,教會一直作為弱勢群体,除了由於西方傳教士的推動,在慈善、教育等領域還在不斷參與以外(本土教會人士參與較少),在學術、政治、文化等層面的聲音愈來愈少。在民族救亡的主旋律下,救人靈魂的呼喊退到了一邊。         作為對社會大潮的逆流,本色化教會的神學越發強調靈命進深和聖潔,基督徒則成為分別為聖的一群人,教會在中國當代社會參與的許多方面缺席了。這是中國教會社會參與狀況的歷史因素。         1949年後,隨著一系列政治運動,新政權對教會的控制越來越緊,及至關閉了教會。1978年後,雖然陸續開放了一些官方的三自教會,但總体來講,屬於“一坐二 拍”(註2)的角色。而被打壓的家庭教會,更是無力也無門參與。政策的限制,成為中國教會社會參與狀況的現實因素。          當然我們都公認,不論是1949年前的奮興浪潮,還是1949年後家庭教會的驚人增長,都像一股潛流在無聲地塑造著我們民族的未來。但不可否認,因著歷史和現實的制約,我們在社會參與的許多層面中缺席了。 “未得之地”的遺憾         缺席,一方面固然有歷史和現實的制約帶來的無可奈何,但另一方面,福音更新文化的大能(the transfor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