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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不准講道、閉口不言

種籽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有位朋友問我:你們基督徒是不是都很守舊、捍衛傳統、反對變革?         我反駁了一通。後來才知道,這位朋友聽說,在教會裡女人的地位低人一籌。例如,女人不能當牧師等等。         我於是回答她:基督教信仰是推動社會文明的強大驅動力。在許多重要的社會問題上,上帝的兒女都是領先而不是落後的。在婦女地位上,也同樣。         這位朋友顯然是有了誤解。雖然基督徒認為,在家裡有不同意見時,妻子要聽從丈夫,但並不意味著妻子在重要事情上無份參與或不能貢獻意見,恐怕也不等於教會中婦女不可作領袖。 原是配偶幫助         根據聖經《創世記》2章,上帝造夏娃成為亞當的“配偶幫助”。所謂的“幫助”,希伯來文是Azer。Azer這個詞,在聖經中一共出現21次,其中16次用 來稱呼耶和華上帝,還有2次用來描述國家軍隊的幫助。聖經反復告訴我們,上帝是我們的“幫助”。摩西給兒子取名叫“以利以謝”,意思就是上帝幫助——“我 父親的上帝幫助了我,救我脫離法老的刀。”(《出》18:4)。可見“以謝”(編註:用作專有名詞時,和合本有時會把Azer音譯為”以謝”)並不是普通 “打打下手”的那種幫助,而是非常重要和顯著的幫助。         上帝造妻子作丈夫的“以謝”,是要啟用妻子一切的智慧和能力,幫助丈夫達到治理世界、造福人類的目標,這是上帝原本的設計。        可惜人類自從墮落以來,不僅和上帝的關係斷裂,人之間的關係也破裂,失去信任、隔閡重重。爭奪和比較,引起了種種問題(可以說,該隱殺弟弟亞伯,就是這個原 因)。就連信任,也很難得到。反映在夫妻關係中,管轄、傷害和防衛等手段,都成為當然。反映在教會的弟兄姐妹之間,也類似,因此有了許多規定和限制。         如果妻子是丈夫的以謝,那麼,女人也應該是男人的幫助。女人比較擅長照顧人際關係,而聯絡情誼、瞻前顧後、觀察他人的情緒和願望,這些都是達成目標的重要方面。男人在工作中需要女人的幫助,在教會和基督徒機構中,也不例外。         只要求女人打下手,像遞個工具、打個零雜什麼的,卻不要她們的智慧和經驗,那是很笨的。筆者看見,有些丈夫對妻子缺乏尊重、信任,當妻子提出不同意見時,就貶斥妻子──他們對於其他人,從來沒有那麼不客氣。這很令人難過。         其實妻子是不介意準備飯食、整理房間等等的,因為丈夫開心很重要。但是作為以謝,她期待為此得到欣賞和感激,不算過分。         在教會中照顧和帶領兒童也一樣。為了聚會時大家能夠專心聽道,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教會得造就,姐妹們通常最先伸手幫助兒童事工。可惜有些牧長把兒童事工當作看孩子而已,隨便誰做都好,不必培訓,不問效果,沒有讚賞,不像對教會的其他服事那樣重視。 婦女不可講道?         提及婦女在教會中的服事,最出名的是“女人不可以講道”。假如女宣教士告訴教外的人,女人信主以後不可講道和教導,他們會問:“那您來我們這裡做什麼呢?” 宣教士無法實事求是地說:“我在你們這裡可以講道和教導,在我本教會不可以。”他們會問:“教會認為女人的才智不夠?靈性不如男人好?”“都不是。是遵照 聖經上的教導。”“聖經中說是什麼原因?上帝重男輕女嗎?”“不是重男輕女……因為男人是先造的……解釋起來很複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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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理性主義的背後

種籽 本文原刊於《舉目》47期        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富有理性是出了名的。向他們傳福音,他們會問你許多理性和哲學方面的問題,直到你答不上來。他們又是內心饑渴的人,最容易聽人講,然後思考,尋找真理。        這些大陸的信徒,查經、思考、問理性的問題,好像他們的屬靈追求僅僅限於理性知識似的。可是,我本人來自中國大陸,我曉得,理性是我們這批人最常用的防衛手段而已!我們所尋找的,是真正的理解、愛護,以及完全的接納。 年齡層及各自特點         海外教會中,從中國大陸來的人,根據年齡,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梯次,但共同的特點是受過傷害。 70歲以上         老一輩的人(70歲以上),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例如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右運動、整風運動。他們就算自己沒有受到衝擊,也親眼目睹或親耳聽聞過別人挨鬥、自殺等等事件。        對此,他們盡量選擇淡忘。不是他們願意冷眼看待那些不幸——誰的心不是肉長的?——但他們不能做什麼,自己能平安無事的過來已經謝天謝地了。         這些人在50年代,也曾對新的社會體制滿懷希望,後來在幾十場運動中,逐漸清醒過來。  50歲以上         70歲以下、50歲以上的人,主要經歷的是文化大革命。他們經歷或目睹過別人的種種慘痛,有人還作為革命的積極分子,參與過對別人的迫害。        我就屬於這個年齡組。我父親被揪鬥,隔離審查9個月不能回家。和我先生住同一宿舍的同事,跳樓自殺。我先生為此傷心了好幾年,到現在提起來,他還會發怒。可見那傷痛根本沒有痊癒!         我們這個年齡組,感受最深的是政治壓力。高壓之下不能隨便說話,對朋友也要小心,因為不知道朋友會不會有一天突然出賣你。文化大革命中就有好多人,為了自己而害了別人。懷恨的、後悔的,至今大有人在。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這一代人還有共產主義理想,以為可以用自己的雙手,使這個世界變得美好,那麼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已經不再天真了。我們把嘆息吞在肚子裡,把謹慎流露出來。         1989年,我們的心彷彿甦醒了一次,從學生的身上看見一線希望。可結果是,我們這一代人再一次的夢想,和年輕人的夢一起破滅了。 60後和70後         接下來的一代人,是60後和70後。他們不大了解文化大革命,特別是文革初期幾年的動亂,因為沒有人給他們講那些不堪回首的經歷。但1989年的運動,對他們是有影響的,給60後的心中留下了傷痕,給70後心裡留下了問號。         如果說80年代的“傷痕文學”作品,對前一輩的人還有安慰、醫治的作用,這批年輕人卻沒有得到任何安慰。很多人憂鬱、遠離人群,或者麻木和忽略自己的情感。         從心理學可知,冷淡的超理智,是重要的心理防衛機制,用以與人保持距離,防止進一步受傷。但是過分防衛是不健康的,因為努力麻木、忽略自己情感的人,無法好好關心和留意到別人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