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

他服事那一世代的人(苏文峰)2018.01.05

苏文峰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8.01.05   王永信牧师已经服事他那一世代的人,睡了。 王永信牧师生长的世代,是中国风起云涌的1920年代;那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和福音复兴运动并行的世代。王永信在宋尚节的布道会信主,在北京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受造就,在抗战时期献身事奉。 1960年代,当北美的中国留学生查经班兴起时,他领导中华圣乐布道团服事那一代的学生学者。1970年代,当海外华人教会寻求合一之路时,他创立了世界华福会。1980年代,当华人教会需要与普世福音运动接轨时,他出任世界洛桑福音事工委员会的副主席,于1987年担任该运动之国际主任,1989年创立“主后二千普世福音遍传运动”。1990年代,他创设大使命中心,推动华人教会的宣教见识和行动。2000年代,当网络风靡全球时,他宣导新媒体宣教。 上帝赐给王永信牧师华人宣教的先知性角色。他能见人所未见之事,去人所未去之地,言人所未言之言。他在每一个时期,都极力提携后进,鼓励合作,不存私心。他的服事何其美!

事奉篇

美国华人查经班回顾与前瞻

本文原刊于《举目》71期。 苏文峰 自2013年中,[海外校园机构]召集了一个编写采访团队,进行1960年至今,美国查经班历史的回顾与展望。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见证上帝在查经班的作为,分享查经班成为教会的经验,回应上帝对中国禾场的呼召。” 当我们收集一篇篇的见证和图片,访谈一位位当年风华正茂、如今成熟蔼智的老哥老姐时,我们仿佛跨越时空、俯瞰60年来北美各大学校园的面貌变化。 从1960到1970年代,几乎每一个有研究生院的大学都有华人查经班。上帝聚拢了基督徒的神国心和中国情,培育了许多自治、自学、自传的华人菁英。到了70年代中期及80年代,北美各大学城及都市的查经班,逐渐转型为全方位、多元化的华人教会。 在那段生根建造的过程中,虽偶有摸索、争执,但各教会在信仰共识、教会体制、事工装备、同工关系上历练成熟,并植堂、宣教。经过这些预备后,迎来了1990年代中国大陆学生学者的留学和移民潮,及这10年小留学生的涌现。 我们深信,这是上帝在中国及普世救恩计划的大工,绝非偶然。我们理应见证个人参与查经班的成立、成长的过程中,如何经历上帝的带领;分享查经班成长到成立教会的过程,有哪些美好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研讨当今中国及海外新成立的教会, 如何从过去北美的经验得到借镜。 因此, 2015年《举目》将选取预计在2015年8月出版的《美国华人查经班回顾与前瞻》一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刊登。此外,2015年9月9-12日,将在洛杉矶举办北美查经班老校友的重聚会(reunion)。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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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生命之道,非玄而又玄

华人教会喜欢讲“生命”,讲得很玄,如:“上帝的话在许多人身上不过是神学的知识,并不是生命。然而主说,祂的话是灵、是生命。上帝的话乃是摸你的灵与生命,并非摸你的头脑。头脑即使弄不清楚,也不是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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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章

公义和政治

本文原刊于《举目》63期 周学信 “我该关心公义和政治吗?喔,不,主啊,不该!我的公民权在天上,我在世上的工作只是赢得灵魂。你把我放在人群里,是为了让我向邻舍传福音,而不是一头栽入追求公义和政治的运作。何况,追求公义并不会带来多少的改变!政客都是肮脏、污秽、贪婪、腐败,且没有半点原则,为了选票无所不用其极的。        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应该洁身自爱、不沾染世界的污秽,避免所有邪恶之事。这是您在圣经里说的!”        这是很多福音派基督徒对社会公义、政治参与的立场!这心态的背后有许多原因,例如福音至上、忽略旧约、福音“保罗化”,甚至忽视肢体、将爱与正义分离、淡化邪恶以及个人主义。(注1) 华人教会不参与的四大原因         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不参与社会公义与政治?背后有许多原因。         我见过许多华人教会为社会公义发声,但大部分的华人基督徒并不热中追求公义。许多人不明了,关怀最弱势的邻舍是基督徒的重要本分。         更不幸的是,想参与社会议题的华人基督徒,没人指导他们了解圣经对于社会公义说了什么,或引导他们思考,对现今社会议题该采取什么行动。        为什么,在教会里,我们大家一起敬拜上帝,却不关心弱势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共用的地球资源?为什么,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却觉得自己与饥饿、无家可归、失去希望、为奴的、长大痲疯的和当妓女的弟兄姐妹,毫无关联?为什么,我们仔细阅读圣经,却不相信上帝看重人类整全的尊严与福祉?        华人基督徒不向外接触身陷困境的人、不拥护公义、不寻求和平、不关心受造物,这实在太常见了。        为什么华人基督徒不怎么主动追求公义和参与政治?原因有4,不是出于追求敬虔,而是与我们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原因一:传统使然        第一个原因,来自华人基督徒的分离主义传统。        虽然华人基督徒非常多元,但大多数根植于某种“分离主义”。也就是说,读《雅各书》1章27节:“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时,我们把下半节看得重过上半节。我们的第一直觉,就是从这世界的不洁中退出,避开那些放弃信仰的人。         “分离的传统”,原本源自圣经──当基督徒向主宣示忠心时,一定要对世界说“不”,就如彼得说的:“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然而,圣经的“分离主义”,却不排除关心世界和爱邻舍。         雅各告诉我们,要“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虽不属世界,却在这个世界里(参《约》17:14-18)。祂告诉那位年轻且拥有官位的富人,当门徒的真正意义是:“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路》18:22)        这一节经文,在教会历史上曾激励过无数世代的基督徒,鼓励他们远离世俗的财富、世俗的价值观,并透过服事穷人来跟随基督!        不幸的是,华人基督徒的“分离主义”,并没有激发社会公益或帮助贫乏人,而是孕育出不健康而自私的习性。这种失去平衡的“分离”传统,不仅没有改善我们的文化,反而成为某些文化陋习的借口。 ×原因二:与历史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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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章

反智?还是反灵命?(黄药师)

黄药师 本文原刊于《举目》49期        自从全职服事以来,就常听人说:“华人教会充斥着反智文化”,因而造成华人教会“缺乏教义知识的根基,对教会历史缺乏宏观的认识,只有支离破碎的圣经知识”。        的确,华人教会长久以来,呈现著“许多人缺乏教义知识的根基,对教会历史缺乏宏观的认识,只有支离破碎的圣经知识”的面貌。但是,这是“华人教会的反智文化”造成的吗?我们需要仔细观察。 令人哑口无言的回答        首先,让笔者分享十多年来的观察:        1999年,是笔者在台湾数一数二的神学院进修道学硕士的最后一年——选修加全修,我总共在神学院待了6年。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对导师说:“我们神学院开的圣经课程太少。”        老师的回答,令我哑口无言:“只有听到你一个人这样说。不管是在校生或是毕业的校友,都觉得,倒是实践方面的课,学校开得不够多。”         不要神学理论课,而要实践课,这是不是反智?其实不是。这是因为教会追求“成功”,所以神学生或传道人才需要神学院多教些“牧会术”。        华人教会怎么可能单纯地反智呢?不管在台湾,还是在北美,华人教会请牧者时,绝大多数都要求学历——根据美国正道神学院教牧博士班学生林琪雪,在2010年做的调查, 92%的美国华人教会,传道人的神学教育学历是硕士以上,其中拥有博士学位的高达20%。         然而,不反智不等于喜欢研读圣经。笔者2006年来到北美的华人教会牧会,赫然发现,虽然教会的硕士、博士很多,但是平常有读经习惯的人不多,更不用说读属 灵书籍。有一个小组长坦白地告诉我,大家平常其实都不太读圣经的(包括她自己在内)。这是反智吗?还是不渴慕神、不渴慕神的话语?        后来笔者又接触到有“小群”背景的华人基督徒及传道人,比较之后,笔者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普遍上来说,小群的基督徒当中,渴慕神及认真读圣经、属灵书籍(多局限在他们认定的狭窄范围内)的人比较多,热心服事、对人充满热情、关心他人灵命的人,比例也比较高。         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很直接地就会内省,并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上。但是就解经来说,却比较薄弱,倾向所谓的“灵意解经”,不太注意圣经的原意、上下文、经文背景,以及圣经学者的新研究结果。对于念神学院之类的,也持保留或反对的态对度,主要的理由是:对属灵生命没有帮助。         反观我们在“小群”眼中所谓的“公会”,解经比较强,但多重在知识的研究与探讨,不太应用到自己的生命上。教会很“冷”,渴慕神及热心服事的人,比例明显偏低。         如果说“小群”或有“小群背景”的华人基督徒及传道人有“反智”文化,我会有几分同意(其实,他们虽看似反对神学教育及神学学历,但他们有自己追求的一套方 式,有他们读的神学书籍、解经书,以及对教会历史的特别解读。所以,与其说他们“反智”,不如说他们是反“公会”的“传授知识的方式与内容”),但“公 会”,在我看来,却不太像是充满反智文化。 真正原因:急功近利        离开台湾几年,最近回到台湾,发现台湾的教会好像比以前活跃,却充满著追求“成功”的气氛。甚至在神学院中,有著名牧者举办座谈会,针对传道人校友,大谈教会要如何带领信徒成为各行各业的“达人”,甚至直言,天上的祝福现在享受不到,当然要追求地上的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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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植堂

刘杰垣 本文原刊于《举目》35期      《举目》第28期(2007年11月号),登载了我的文章《华人教会差传事工:使徒的榜样与模式》。文中指出,大使命是三重工作:传福音,植堂,差传。          其中的植堂(Church-Planting),在华人教会文献中较少讨论。本文愿就此进行探讨,以供参考。 什么是植堂?          对于什么是“植堂”,有以下数种说法:          1. 是不是建造一所教堂?          2. 是不是福音性查经聚会(家庭或租用房屋),继之,有教会性聚会等?          3. 是不是有福音性查经聚会、教会性聚会后,圣灵兴起有恩赐者,设立他们为长老,以牧养与教导为职责。在人力与经济力量所及之内,适时按地区建造教堂,集人力与物力扩展事工?          这三者之中,哪种是植堂?          要答复这问题,必须按:(一)教会定义,(二)使徒榜样与模式,(三)新约书信的教导,来加以判定。 (一)教会定义:         主耶稣给了“教会”简明定义:“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 (二)使徒榜样与模式:         悔改,罪得赦,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领受所赐的圣灵,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徒》2:30-42);         在各教会中,设立长老,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徒》14:23);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徒》20:28-32)。 (三)新约书信的教导: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即教会,《弗》4: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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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一代传一代事工

James Yu/译者:贺安慈 本文原刊于《举目》34期 一、我的心路历程 文化蒙蔽我们:我的民族、家人,和我自己          1979年复活节,我12岁,在以移民为主的教会受了洗。就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我所知的世界塌陷了,到现在,我还在想如何将它一块块补回来。          故事要从我们全家在78年12月16日登上往美国的飞机说起。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清晨,亲戚们在台北机场,泪流满面地向我的家人告别,说:“如果在美国待不下去就回来……”他们告别时所流露的情感,是我当时无法领会的。           在这之前,我生活的天地十分狭小。我生长在台中乡下,一个天真又单纯的地方,家里连电话都没有。上了飞机后,涡轮引擎的高速响声让人有耳聋之感。飞机停在跑 道上好几个钟头,我们也坐在通风不良的机舱内干等。父亲猜想大概发生了什么事,但没有人知道。我们坐在那儿,像在等待永恒。          我们终于飞离了台湾,直到抵达东京转机时,才听说美国与台湾断交的消息。我的父母低声交谈了好一阵子,我留意到母亲滴下眼泪。我心里自问:“发生什么事了?”12岁的我不明白。 文化界定我们: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以及教会         我们于晚间抵达夏威夷。“这就是美国啊!”我自忖,“好多陌生人,好多白人。”我们紧抓着行李,跟着父母急忙通过海关,搭上转往洛杉矶的飞机。          终于到了美国本土,机场很大,到处都是电扶梯。在电扶梯上,我们遇见了迎面而来的姑丈。现在回想,在偌大的机场看见我们并不难,生平第一次,我们成了少数民族。          自那天起,我们就生活在异地的陌生人中。惟一有归属感的时候,是华人教会每周的聚会,以及每月一次到中国城。教会成了我们惟一的社交圈。但在教会中,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年长的第一代移民。虽然也有一些与我同年、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我却很害怕跟他们交谈。         上学的头几天一片模糊,他们说的话我一点都听不懂。我很庆幸弟弟和我在同一所学校,但不知姊姊独自在高中过得如何。在一大群陌生人当中被孤立,一定不好受。        我很快发觉,要活下去必须学好英文,所以和弟弟看很多电视节目。周末时,我们养成了去教会的习惯,主日崇拜、主日学,周五晚间团契,以及教会诗班,从不缺席。我对那些日子有美好的回忆。 文化联合也分隔我们:OBC,ABC,和我们的未来。         15岁时,我的英文讲得很流利了,但就文化而言,我和学校的白人朋友,却有着数洋之隔。虽然在教会里也有与我同龄、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孩子(ABC),我却与他们没有来往。我怕他们嘲弄我的英文,所以只跟像我一样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或英语说得比我更菜的人在一起。          这时候,正是1980年代初期,大批华人拥入洛杉矶。他们一波接一波来到我们教会。这些家庭的孩子,英文自然说得不好,于是,我们立刻成了他们所依赖的大哥 哥、大姊姊。与他们分享自己有过的挣扎,告诉他们如何做这做那,就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毕竟,只有过来人才懂得新移民的辛酸。          我们的青年团契,是由从香港来美读大学的年轻人带领的。聚会时,多半使用英语,即便每个人都听得懂国语。小组中,ABC很少,或许他们心里装不下我们这些在海外出生 的华人(OBC),在下意识中,我也讨厌他们排斥我们。许多年长者要我邀请他们参加青年团契,但我踌躇不前,没有采取行动,只是远距离看他们每周搞在一 起,在教会游荡。我纳闷,“ABC对上帝和教会的感觉,总是那么迟钝吗?”我对他们十分挑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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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华人教会差传事工:使徒的榜样与模式

读林安国牧师〈华人教会宣教现况与突破〉有感 刘杰垣 本文原刊于《举目》28期       读了《举目》第25期(2007年5月号)林安国牧师的大作,〈华人教会宣教现况与突破〉,我深有共鸣,尤其在“大使命的思维与领袖”,以及“职业问题与民族中心”这两个问题上。就此仅以我个人所知、所经历,与同道们商讨、共勉。 一、主的大使命的思维与领袖问题         细读主的大使命(《太》28:18-20)后(以英译本为据),宣教领袖们各有不同的诠释。         有人认为这是一重使命(one-fold task),那就是使万人作门徒。浸礼(baptizing)与教导(teaching)这两字,在英文中是动名词,按英语文法,是用以说明造就门徒的。 但亦有人认为是两重使命(two-fold task):传福音(preaching)与教导门徒(teaching)。         这两种观点,各有其依据和理由。若将大使命与《使徒行传》(早期教会史)综合来读,且考虑使徒保罗立下的榜样与模式,我个人认为是三重使命,那就是:1) 传福音;2) 植堂;3) 差传。 三重使命(three-fold task) 1. 传福音事工(Gospel-preaching)        (1) 福音预期事工(pre-evangelism)        (2) 福音传扬(evangelism)        (3) 福音后期事工(post-evangelism)         这三重的工作,缺一不可。设若失之于福音预期事工,教会内传福音时,效果必大为逊色;若无福音后期事工,则无跟进与造就门徒。 2. 植堂事工(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