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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一點,深一點,少一點——佈道新思維(董家驊)2017.07.17

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7.17

 

幾年前,我在教會大專團契當輔導。某年夏天,同工們覺得團契太內向,缺乏福音行動,於是決定在秋季開學時,舉辦一個大型的福音外展活動,廣邀教會周邊社區大學的學生參加。

為了這個福音晚會,大家興致勃勃,有的貢獻創意,有的發揮演技,有的大展佈置長才。

聚會前幾天,大家到各校園發福音單張,邀請人來參加,同時預備在美留學的實用資訊,以幫助學生更快融入留學生活。聚會當天,整個團契從下午就開始忙碌,把教室佈置成火車車廂,並在每個區域都安排了同工,關心邀來的新朋友。

當天來了20多位新朋友。在同工的張羅和賣力演出下,福音晚會很成功——有演戲,有短講,有歡笑,有尖叫,也有抽獎。聚會結束前,我們邀請新朋友下週來參加團契活動。我想,至少能來5位吧?

隔週的團契聚會,果真有5個新朋友出現了。不過,經過上週的“美好經驗”後,他們對“正常團契” 似乎有點適應不良。我們努力幫助他們融入,但他們的臉上明顯寫著“興致缺缺”。再隔一週,無一人來。晚會所有新朋友,就此都消失。

一場勞師動眾的福音晚會,若從凝聚同工的角度看,是成功的;若是從傳福音的角度,卻是徹底失敗了。

 

華麗佈道會的副作用

我相信這種經歷,許多教會都有過。教會投入許多資源,動員大批同工,轟轟烈烈地辦活動,傳福音的效果卻很有限。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是節目不夠精彩?還是後續跟進工作不夠?

我相信,一個重要原因是,福音聚會和一般聚會有極大的差距。許多人被精彩的宣傳所吸引,來參加福音聚會。如果福音晚會的品質極佳,講員的信息生動有力,他們可能被打動,甚至晚會上決志跟隨耶穌。然而當他們開始參加正常的聚會後,他們發現,聚會內容和福音聚會有巨大的差別,不再吸引他們,他們就可能不再來了。

如果仔細觀察現今華人教會的佈道會,我們會發現:

1.佈道有別於一般的聚會,教會往往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資源。

2.佈道會大量使用廣告行銷的手法,包括精心包裝文宣,邀請名嘴、名牧和明星,增添聚會的星度與熱度。

3.在佈道會呼召時,跟隨耶穌和委身教會,被一分為二,成了兩個呼召。

4.事後跟進力度有限。大多聚會完全沒有事後的跟進。好一點的,也只是持續跟進、關心當場決志的人。

這些做法帶來許多副作用。首先,教會投入大量的人力舉辦佈道會,大多數生命成熟的同工都被徵召去做事了,聚會當天能陪伴新朋友的成熟同工比較少,新朋友會覺得被冷落,或感到前來招呼的基督徒很形式主義。因此,他們感覺不到教會的溫暖。第二,教會把福音聚會包裝得愈華麗,給新朋友造成錯誤的期待就越大。第三,把跟隨耶穌和委身教會變成兩個不同的委身,導致有些人決定跟隨耶穌了,卻又同時認為,參加門徒群體(教會)是額外的選項。

詮釋福音的群體

當代多元社會對教會的佈道帶來不小的挑戰。現代人強調尊重、寬容他人的信仰及生活方式,強調人的主體性;受到消費主義的影響,強調選擇,追求多元;受自由民主的政治敘事所影響,高舉人權,支持人選擇的權利……在這樣的社會中,人的注意力不斷被各式各樣的信息所拉扯,等著被娛樂和吸引,各種慾望被激起,引導著行為,同時不輕易委身,包括不輕易委身於“真理”。

面對這樣一個多元社會,教會該如何才能有效地傳揚福音、帶領人跟隨耶穌?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在《多元主義社會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中強調,教會要成為一個詮釋福音的群體,才能在多元社會中有效地見證福音。

紐畢真說,這群體必是不斷讚美上帝的群體,銘記自己所領受的恩典,活在上帝恩典的記號中;必須是真理的群體,參與社會,卻不隨從世俗社會;是實踐祭司職分的群體,認識到上帝給予成員不同的恩賜,訓練和支持成員在不同的領域執行祭司的職分;是不為自己而是為鄰舍存在的群體;是互相負責、彼此守望的群體;同時,也是帶著盼望的群體,面對破碎的世界,因上帝的應許而懷有盼望(註1)。

 

結合造就和佈道

2016年我到紐約開會,順便到曼哈頓的救贖主長老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聚會。當天剛好有兩個人受洗,主禮牧師凱勒(Tim Keller)在洗禮前說:很多現代人覺得洗禮多此一舉,心裡相信就好了,何必在意外在的儀禮!然而當年馬丁‧路德覺得被魔鬼控訴,魔鬼質疑他是否得救時,路德以他的洗禮,作為得救的記號。

凱勒邀請在場的會眾,委身基督。那場聚會,不僅基督徒被餵養,也很適合未信者。

福音佈道是否有可能成為教會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無需頻繁投入大量的財力和人力,舉辦各種福音聚會?有沒有可能,教會的每週主日崇拜,都能既裝備、鼓勵和餵養信徒,非信徒亦可聆聽和經歷福音?

凱勒認為這是可行的,並在《中心教會》(Center Church)中,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註2):

1,鼓勵教會的弟兄姊妹邀請非信徒參加每週的主日崇拜,塑造這種教會文化。

2,展示福音:帶領崇拜的人盡量避免使用教會術語,而使用一般人能理解的語言。在崇拜中,讓非信徒理解我們在做什麼,比如唱歌敬拜前,簡單地解釋我們在做什麼,為何要這樣做。在不同的環節,表達對非信徒的歡迎,創造機會讓他們探索信仰。

3,宣講福音:不論是信徒或是非信徒,每個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因此,在崇拜中可以用各種方式,宣講福音和上帝的恩典,在各種儀禮,比如洗禮和聖餐中,闡釋福音的意義。千禧世代關心社會公義,因此在崇拜中表達對憐憫和公義的支持、重視,也能幫助人把福音和世界連接起來。

4,邀請委身:在崇拜中創造機會,讓人有機會委身於基督,委身教會。凱勒認為,聖餐禮中間和聚會結束後,都是很好的機會。

有一次,筆者和好友陸尊恩討論呼召人決志,尊恩提出,可以請基督徒先站起來,再邀請願意委身於基督的非基督徒站起來加入。這麼一來,委身基督和委身教會不再分開,而成為一個完整的呼召。同時,非信徒也不會因為不好意思,而不站起來公開表明自己的決定。我很贊同。自那時起,我帶領佈道聚會時,都盡可能這樣做。

透過群體的見證、自然發生

初代教會在經歷聖靈的澆灌後,其大部分佈道是透過群體的見證、自然發生的。《使徒行傳》中記載了初代教會的情況:“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2:46-47)

當然,這不是否定所有“特意”的佈道工作,認為一切都應該“無為而治”。而是,當基督徒群體不再以生命闡釋福音,而把佈道變成類似傳銷時,所傳的就會失去可信性。

 

慢一點,深一點,少一點

我們是否太忙碌了,所以沒有時間、耐心陪伴非信徒、聆聽他們的故事,並分享我們生命的故事?我們的福音聚會是否包裝得太華麗,所以當非信徒繼而參加正常的聚會時,就會覺得我們徒有其表,華而不實?我們的崇拜和團契生活是否太過僵化和制式,以致於只有“自己人”才懂得個中樂趣,“外人”被各樣套話和沒人解釋的儀禮排擠在外,難以把福音與生活方式連在一起?

佈道,如果我們做得慢一點,深一點,必要時,少一點,是否效果更好?

慢一點,不是拖拖拉拉,而是不要像說服別人簽合約似的,要別人快速決定信主。要學習耶穌,向那兩個門徒說:“你們來看。”(參《約》1:38-39)邀請非信徒進入我們的生活中,在信任中,一起認識和跟隨耶穌,門徒群體中一起生活。耶穌透過與門徒3年之久的相處,在日常相處中帶領門徒認識自己、上帝的國和被賦予的使命,我們當以祂為榜樣。

深一點,不是指賣弄神學知識,也不是要把佈道變成神學和哲學課程,而是在門徒群體中實踐福音,讓人們不只“聽”到福音,也能“看”到和“體驗”到福音。每一次主日崇拜,序樂、宣召、敬拜、講道、聖餐、祝福、差遣……都要精心地預備,因為這都是展示福音、邀請人來認識與委身基督的機會。

少一點,不是不佈道,而是減少不必要的活動,讓大家有時間邀請新朋友來教會,也有空陪伴被邀請來的新朋友。

想像一下,如果我們每週的主日崇拜都適合非信徒參加,那麼,佈道豈不是更能成為教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Lesslie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9), 227-233.
  2. Timothy Keller, Center Church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2), 302-306.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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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權力邏輯 (董家驊)2017.06.19

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6.19

我在神學院讀碩士時,和好友採訪了北美某間華人教會的第一代牧者。我們問他,該教會中,第一代華人移民和第二代ABC(在美國出生的華人)之間是否存在著張力?他尷尬地笑了一笑,回答:“每個教會都不是完美的!但就我所知,我們教會的第一代移民很尊重第二代ABC。”

我那位好友就是ABC。訪談結束後,她無奈地聳聳肩,對我說:“依我從小在華人教會長大的經驗,否認兩代間的張力,雖然是出於善意,但往往會使事情惡化。”

 

權力結構無所不在

只要有兩個人,就存在著權力結構。權力結構的產生,通常不是一個人強加在另一個人身上,而是由於處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對應關係。

舉例來說,我在神學院教課時,與學生之間就存在著“權力結構”。有些同學和我年紀相仿,有些同學年紀甚至比我父母還大。然而在教室中,不論我怎麼想,他們都視我為“老師”。

在學生中,若有人是我父母的老同學,而我們是在我父母的介紹下認識,那麼又存在著另一種權力結構——他們視我為“晚輩”,我視他們為“叔叔、阿姨”。

在上述兩種情況中,即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權力結構”。

教會裡,許多長輩感到很無奈:“年輕人到底要什麼?我們能給的,都給了!”“英文堂到底還要爭取什麼?英文堂人數不多,但我們還是請了全職傳道人來牧養他們。”“哪有什麼不公平?教會的執事都是會員選出來的。我們也給了年輕人機會,是他們自己不主動爭取,才導致長執會中沒有年輕人。”“不尊重第二代?為了第二代,開會改用英文了。還不夠尊重他們?”

同樣的,年輕人也很無奈:“都給我們了?是啊,每次需要人手幫忙搬東西,或者臨時需要人當招待、義工,都找我們……”“爭什麼?我們沒有在爭什麼!只希望平等對待我們,不因我們年輕而不把我們當一回事。”“公平?每次我們爭取什麼,都勸我們以大局為重,多數算那些已經給我們的。我們爭取的,不給我們;我們沒有要的,卻塞給我們。還要我們感恩!”“尊重?每次開會時,只要我們提出不同意見,要麼一片沉默,要麼被和諧掉。我才不要開會時當橡皮圖章呢!”

賦權,從認識權力差異開始

許多第一代領袖,願意給予年輕人更多的權力,願意年輕人參與教會的決策,卻常感到是在熱臉貼冷屁股。許多年輕領袖也願意更多委身、參與教會的建造,卻在大小會議中屢屢受挫、心灰意冷。

為何兩方都有善意,卻遲遲無善果?從權力結構的角度切入,或許可以幫助人瞭解當代教會中的代際衝突和對抗。

首先,我們要意識到各樣權力結構的存在。在教室中,無論老師多希望和學生平等相處,都不能否認:老師有評分的權力,就導致權力不平等。同樣,許多年輕人在教會長大,在面對第一代的領袖時,他們面對的是長輩,而且是看著自己長大的長輩。這些長輩無心的一句玩笑或表情,都可能被年輕人誤解為“輕視”和“漠視”。

第二步,應當反思:當權力不平等時,該怎麼應對。比如說,教會的長輩意識到,他們的一個眼神或表情,對年輕人的影響很大,甚至讓年輕一代綁手綁腳時,他們會調整自己的言行舉止,多鼓勵下一代。同樣,當教會的年輕人意識到,自己對長輩“過度反應”——這可能來自長期積壓的不滿——並看到長輩努力改變時,他們或能重新評估自己,以合作取代對抗。

漠視權力結構的存在,不能化解張力。只有正視問題,才可能解決問題。

正視,不是消除權力結構,而是創造空間,使有權者在承認自己享有更多權力的同時,主動與他人分享權力;無權者在看見自己的無權時,願意被賦予權力(empower),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三種不同的領導模式

教會的代際衝突,一方面源自人對既存權力結構的無感,另一方面也因為,不同的世代喜歡不同的領導模式。

早期華人教會的領導風格以家長制為主。華人心理學家鄭伯壎,透過研究華人企業,提出了“華人家長式領導”概念(註1)。在這種領導模式中,領導者一方面強調其權威不容挑戰,要求部屬毫無保留地順從;一方面關懷部屬個人的福祉,取得部署的效忠;再一方面表現出高於常人的道德、修養與操守,贏得部屬的景仰和效法。綜觀北美華人教會的領導模式,處處可見到“華人家長式領導”的影子。

光陰荏苒,早期的魅力型領袖逐漸老邁、淡出。許多教會因受到西方法治文化的薰陶,漸漸從“家長制”轉向了“法制”,力圖建立制度和章程,強調程序正義。

然而,華人教會走向制度化的治理模式,未必就真的脫離了家長制。鄭伯壎認為,西方法制原本強化“制度”,但在華人社會中,法制其實強化了“角色的規範”,包括“家長”這個角色(註2)。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那麼多教會在努力建立制度之後,實質的決策和主導權,仍在少數個人或家族的手中。

進入21世紀,不論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還是從中港台移民來的千禧世代,和上一代又不一樣。在領導模式上,他們更喜歡個體自治的網絡式組織,強調自我領導。對他們來說,家長制或法制都可以。只要不來干預我的私人生活、強迫我,怎樣治理教會都無所謂。結果是,每個人都成為自己的“家長”,像治理家族般地治理著自己,不容許任何“外來勢力”介入,更規避了彼此的責任。

每種模式背後都可能有偶像

傳統的家長制,反映出前現代的思維模式,強調權威和群體的共生性。法制式領導,代表著現代的思維模式,強調制度和程序正義。個體自治的網絡制,則展露出後現代的思維模式,強調個體的自由和靈活彈性的組織架構。

自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現代化已歷經數百年。然而在中國,現代化不過百年歷史,而且不是自發性地、從自身的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而是經過戰爭和屈辱,被迫向西方列強學習而來的……因此在華人社群中,往往可以看到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共存的現象。華人教會也不例外。

受前現代思維方式影響的人,可能會批評法制化領導太沒人情味,網路式組織缺乏紀律和群體意識。受現代思維方式影響的人,可能覺得家長制太獨裁,網路式組織又太鬆散。受後現代思維方式影響的人,則可能視家長制為“未開化”的愚民政治,法制化領導過於僵化,無法適應快速變遷的當代社會。

其實每一種領導模式,都存在著將權力來源偶像化的危險。傳統家長式容易把領導者偶像化,領導者變成了上帝,領導者的決定被視為上帝的心意;制度式則容易把制度偶像化,以法規取代上帝的心意,程序取代禱告尋求的過程;網絡式則容易把“自己”偶像化。無論是參與、結盟、合作或抵制,都以自我為中心來評估。成為自己的上帝,把自己的想法和慾望當作聖靈的感動。

截然不同的群體,彼此洗腳

耶穌被賣的那一夜,在逾越節的晚餐上,祂突然離席,脫掉外衣,像僕人一般用毛巾束腰,走到門徒的面前一一為他們洗腳(參《約》13:3-5)。這一晚,耶穌並沒有交代門徒,在祂離開後要如何組織起來,也沒有留話,把棒子交給某一個人,而是彎下身來為門徒洗腳。祂以此在門徒中埋下了一粒種子,催生了一個與這世界截然不同的新群體,一個以另一種權力邏輯而生的群體。

當時猶太社會的權力結構是:拉比與學生、主人與僕人。耶穌用為門徒洗腳,顛覆了主流邏輯——祂不只是教導門徒抽象的天國道理,更為門徒作出了榜樣。

耶穌為門徒洗腳,跨越了時空的限制,揭露出各種權力結構背後的偶像——領導、制度和自我。前現代式的思維邏輯要求順服領袖,現代式的思維邏輯強調順服制度,後現代式的思維邏輯高舉自己。耶穌跨越了文化、風俗、時代的局限,以僕人的姿態服事人,強調捨己,並邀請人效法祂。

透過為門徒洗腳,耶穌示範了神國的權力邏輯,是以權力去愛和服事。在上帝的國度裡,權力不是用來操控或剝削他人的,而是用來愛和服事的。在彼此的服事中,人的生命被培育和塑造。

洗腳,是雙向的。主只有一位,我們都是祂的門徒。我們被呼召彼此洗腳、彼此領導。耶穌對門徒說:“你們也當彼此洗腳。”(《約》13:14)若教會領袖只能單向地為他人“洗腳”,卻沒有人為他“洗腳”,他會非常孤單,甚至會以別種方式,比如“權力”和“性”,來彌平心中的孤寂。

這種高處不勝寒的孤寂,不知壓垮了多少牧者和領袖——幸運一點的,辛苦撐到“善終”。也有人不幸跌落罪惡的深谷,身敗名裂。耶穌吩咐門徒“彼此洗腳”,不只要彼得去洗其他門徒的腳,也呼召其他門徒為彼得洗腳。

彼此洗腳,今天還做得到嗎?我們無需完全複製《使徒行傳》2:43-47中的初代教會,而應視其為見證,從中看到羅馬統治下的猶太人,如何被聖靈引導、以耶穌為榜樣,轉化成為全新的群體!

不論在北美、歐洲、港台、大陸,華人教會中永遠存在著各式的權力結構和潛在的權力鬥爭。然而,除了順著權力結構的張力彼此相向,我們還可以選擇效法耶穌,以洗腳代替鬥爭。初代教會即是見證,激勵我們在現今的環境中,成為彼此洗腳的群體。

1.鄭伯壎,《華人組織中的權威與領導》,《華人的心理與行為》,葉光輝主編(台北市:中央研究院,2013),169。

2.同上,163。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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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然後才能理解”——教會傳統的更新、變化(董家驊)2017.05.15

 

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5.15

 

我從小在教會長大。國小4年級那年,主日學老師受不了我的調皮,跑去告訴我母親:如果我不離開,她就不再教兒童主日學。自那時起,我開始參加成人的主日崇拜。

在週復一週的崇拜中,很多事變成行禮如儀,無聊得很。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看到主日要守聖餐,就覺得不妙,因為那天的崇拜會比平時長——牧師講完道後,還要唸一大串的經文,然後長老、執事慢條斯理地把餅和杯遞給全場信徒……為什麼有聖餐呢?大家一起唱唱歌,聽聽聖經,不就夠了嗎?

後來到美國讀神學,接觸到許多新建立的教會,強調用創意的方式來重新“成為教會”。我便想像,以後和三五好友建立一間教會,有些舊傳統可以廢除,有些東西要添加進去——也許,主日的敬拜要更有氣氛一點,講道可以更生動、活潑一些,教會擺設要有點後現代的凌亂美,崇拜程序要盡量精簡……

 

從零開始的迷思

對許多年輕人來說,傳統是包袱,教會的儀禮是老舊儀式。 現今的時代精神,視傳統為老舊和保守,是進步的障礙。於是有人想:如果我們能繞過教會2000年歷史傳統,直接從初代教會接受啟發,從零開始成為教會,那該有多好!

這種“從零開始”的想法是誘人的,卻是一種迷思。Freakonomics的節目主持人都伯納(Stephen Dubner),採訪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迪頓(Angus Deaton)時,問Deaton:“如果可以把地球上舊有的系統和制度通通丟掉,重新建構新的系統和制度,依你對經濟學的學識,你會做出哪些改變?”(註1)

迪頓回答,都伯納的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這種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思維模式很危險,一不小心就變成極權的暴君,遏制民主和自由。迪頓指出,所有現行制度,都是在歷史中發展出來的,有歷史脈絡,皆非從零開始。

美國加州矽谷以“創新”和“創業”聞名於世。從1955年矽谷掀起的半導體產業風潮開始,至1980年代的PC產業,到近十幾年來通訊和社群網路興起,矽谷一再展現出創新的能量。

當人們分析矽谷持續創新的秘訣時,都不會忘記北加州得天獨厚的創業生態系統——研究型大學林立,創業公司聚集……科技的創新不是在真空中產生的,而是在既有的科學理論上,發生於科學家的群體中。簡言之,科技創新靠的不是拋棄傳統,而是站在科學傳統的基礎上,以開放的精神,不斷衝擊和更新傳統。

“創新始於拋棄傳統,從零開始”,這其實只是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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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然後才能理解

不是任意一種行事風格或習慣都可以稱為“傳統”。“傳統” 是某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表徵。英國神學家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說,科學家會在探索世界的過程中,不斷修正自己的判斷和認知,在科學傳統中不斷交互批判,建構新的理論模型(註2)。科學家並不是捨棄傳統,而是持續仰賴傳統,更新、精進理論和技術(註3)。

正如奧古斯丁所說:“相信,然後才能理解。”科學家必須先相信某些事物,然後在這基礎上使用理性,探索真理。紐畢真指出,科學最終所仰賴的,正是科學本身。

如同科學家的養成是在科學家的群體中學習這傳統一樣,基督徒也必須浸泡(indwell)在基督信仰的傳統中(註4)。當一個人信主,成為基督徒群體的一分子時,他在群體中學習基督信仰的真理,認識和經歷這真理,活出這真理……若要在信仰中持續整合,結出果子,就必須承認和委身於這傳統(註5)。

紐畢真雖然以科學家群體來作為基督徒群體的類比,但指出兩者之間並非完全相同。在科學家的群體中,這傳統是人類的學習、寫作和言說;對基督徒群體來說,這傳統是見證上帝在歷史中顯示自己意圖和目的的行動。基督徒不是活在一個靜態的故事或傳統中,而是活在一個上帝持續在行動的故事中。(註6)。

基督信仰的權威不是建立在某個人的洞見上,而是建立在三一上帝和祂所創造的真實上。人透過教會歷史的傳統來理解真實,同時向著真實敞開,隨時準備更新傳統。

 

在哪種傳統中使用理性

紐畢真借用哲學家Alasdair MacIntyre在Whose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一書,說明現今的基督徒其實同時活在兩個傳統中:科學傳統和基督信仰傳統。如同宣教士進入異文化要同時掌握兩種語言,基督徒也不必把理性和啟示對立起來。基督徒需要認識到,理性和啟示不是兩種知識的來源。信仰與當代文化的衝突,不在於是否使用理性,而在於在哪種傳統中使用理性(註7)。

基督信仰的傳統不是建立在某些不證自明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上帝在特定的處境中向人類自我啟示的歷史事件中。在理性和啟示這兩種傳統中,基督徒讓上帝的啟示來教導自己如何使用理性,挑戰和更新世俗社會的傳統。

認識、辨識、互動、更新

大公教會流傳下來的各種傳統,包括神學和實踐;傳統本身並不是真理,然而,卻承載著歷世歷代基督徒與真理相遇的見證和反省。當北美的華人教會以此來理解什麼是傳統時,至少有兩點值得思考 :

首先,面對這變化快速的時代,教會不能固守所有傳統的表達形式,也不能把傳統等同於真理本身。華人教會常常強調“真理是不變的”,卻往往未能區分真理和我們對真理的理解,把自己對真理的理解等同於真理本身。因此,在強調“真理是不變的”時,其實在說“我對真理的‘理解’就是真理”。

大公教會的傳統不是真理本身,而是承載著對真理認識的見證。我們無法脫離傳統來認識真理,而是要在傳統中認識真理,與真理相遇。

其次,與真理相遇是要冒風險的。哈特(Trevor Hart)指出,成為基督徒,就是把自己置身於福音的故事中,發掘和活出這故事。這可能要冒險——與活著的上帝真實相遇,這相遇可能劇烈地改變我們的生活(註8)。

哈特提醒基督徒,我們不是與傳統相遇,而是在傳統中與三一上帝和祂所創造的真實相遇。教會不能只是拿昨日的答案來回應今日的挑戰,而應把福音信息和當代世界觀連接起來。基督徒需要根植於基督信仰的傳統中,透過與新的知識來源和新的看待、理解事物的方式,進行反思和互動,更新我們所委身的傳統(同註8)。

在傳統中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不是捨棄或離開傳統,而是好好地認識和辨識傳統,同時帶著敞開的態度,聆聽其他的聲音,在與上帝和祂所創造的真實互動的過程中,不斷更新傳統。哈特稱這樣的傳統為“活的傳統”(註9)。

 

培育我們的聖餐

聖餐是基督教會歷史中的重要傳統,也是從初代教會至今,基督徒主日崇拜的主要元素,幾千年來,培育著基督徒的生命。現代人的崇拜,常把焦點放在“把上帝帶到我的故事和生命中”,但其實,崇拜是要將我們帶到上帝的故事中。在崇拜中,我們紀念上帝從開始到現在的故事,也預嚐將來。

前陣子,我們教會一位弟兄的母親突然過世。追思禮拜後,隔天剛好是聖餐主日。那天的聖餐,對我們來說,別具意義。分杯、分餅時,我們一起追念在主裡睡了的所愛之人,在聖餐中預演那將來羔羊的筵席。許多人在那次聖餐中體會到,聖餐不只是紀念過去的事,更是預嚐未來的事。母親剛過世的弟兄上前領主餐時,我看到他眼中強忍的淚水,他對母親滿滿的不捨,和真實的盼望。

聖餐不只是一個古老儀式,更培育我們的信仰生命(註10)。餅和酒提醒我們,上帝創造的美好。主指著餅和酒說:“這是我的身體……我的血”,反映出受造物與創造主聯合時,就變得完滿。餅和酒同時指向基督的犧牲,表明上帝戰勝罪惡,改變、更新和恢復世界的能力。餅和酒也提醒我們,耶穌為我們捨了自己的生命,顯明上帝透過耶穌對整個世界的救贖。餅和酒不只是提醒我們,上帝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行動,也提醒我們,上帝紀念自己所做的事。

面對後現代社會多元的衝擊,教會更需要扎根於大公教會信仰的傳統,持續更新而變化,在這個時代宣講上帝的故事,並邀請人進入上帝的故事。

 

註:

  1. Dubner, Stephen, “Earth 2.0: What Would Our Economy Look Like?”Freakonomics Radio,Podcast audio, April 12, 2017. http://freakonomics.com/podcast/earth-2-0-economics-edition-part-1/
  2. Lesslie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9), 48.
  3.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46.
  4.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49.
  5.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50.
  6.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50-51.
  7.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62.
  8. 哈特(Trevor Hart),《信故我思——神學思考方法獻議》(香港:基道,2015),260。

9 . 哈特,《信故我思》,205。

  1. 更詳盡的解釋,請參閱韋柏(Robert E. Webber),《崇拜:歷久常新》(香港:基道,2009),129-133。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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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弟的反擊——向現代主義吹起革命的號角(董家驊)2017.04.17

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4.17

 

位於美國加州爾灣的新歌教會(Newsong Church),由美籍亞裔牧師所創立。近年突破美籍亞裔“同溫層”(編註:立場相近、背景相似等)的框框,向多元文化發展。

走進新歌教會燈光幽暗的主會堂,彷彿進入一個大型藝術創作室。講台下近千把各式的椅子,亂中有序地排放在光亮的水泥地板上。後方還有一些高腳桌和高腳椅,供會眾一邊享用咖啡,一邊聆聽台上講員的信息(平時則可以用來交誼)。

新歌教會的初期,吸引了很多第二代美籍亞裔,他們多是在美國的韓國教會和華人教會長大。他們在新歌教會找到了自己的聲音,不再背負移民教會的傳統和期待。他們自由地探索各種可能,學習在多元化的群體中跟隨耶穌。

新歌教會只是近10年來眾多新興亞裔教會的代表之一。愈來愈多的亞裔第二代信徒,在都會區植堂,努力建立跨越種族藩籬的多文化教會。就如同新歌教會的名字,年輕一代已不滿足於在新時代中唱“舊歌”,渴望唱出這時代的“新歌”。

 

被時代思潮牽著走了

 

北美華人教會老齡化,有人認為是因為教會跟不上流行,有人認為是文化差異,還有人認為是年輕一代被世俗社會擄掠走了。然而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華人教會是否不知不覺中,被時代思潮牽著走了?

在過去幾十年,北美華人教會無意識間擁抱了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和實用主義。許多教會關注個人生命的得救,卻忽略群體的重要;過分強調以理性來認識上帝,忽略了上帝不只給予人理性,還有感性及感官知覺;努力建構純正教義,但忘記我們敬拜的不是教義本身,而是教義所指向的三一上帝;力圖用有效的系統來大批培養會友、建立永續生存的教會架構,卻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神學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和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一針見血地指出,基督教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其實都接受了現代主義的假設,認為人可以脫離群體,在不接受規訓和未經歷聖靈轉化之前就能明白聖經,而無需成為群體的一員(註1)。

如同神學家英格(William Inge)所說的,與當下時代精神結婚的,在下一個時代注定成為鰥夫。當北美華人教會過度把自己的信仰與現代主義相結合時,後現代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自然感到壓抑和窒息,覺得在這樣的信仰群體中無所適從。

 

仍是和時代精神結婚?

 

有些人擔心,如果抗拒“現代主義”,豈不就是擁抱“後現代主義”?當今年輕人信仰失落,兇手之一不正是後現代思潮?難道我們要向後現代思潮投降?擁抱後現代精神,不也是和時代精神結婚,注定要在下一個時代成為鰥夫?

其實,當今的時代精神很難用“後現代”這個詞一筆帶過,原因之一是,學者至今對“後現代”的定義仍有分歧。有些學者認為,當下的文化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反抗,因此“後現代精神”其實是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和反省。另外一些學者認為,而今的主流文化是現代精神的延伸和激化,因此稱之為“晚現代”、“激化的現代性”或“液態的現代性”。

 

你可聽到人民在高歌?

 

在小說《悲慘世界》中,法國文豪雨果深刻地描述了法國在追求(廣義)現代化的過程中,底層人民所經歷的。小說改編成音樂劇電影後,一首“你可聽到人民在高歌?那是群情激憤、不願再為奴之人的歌聲……”打動了許多人的心。

啟蒙運動培養出眾多傳統,例如“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認為只有經得起科學方法檢驗的“事實”,才是真理。“價值”只是私人的偏見,是信念,因無法用科學方法證明或證偽。其實,這是“科學主義”的幽靈,在主導人們對真偽的判定。

神學家紐畢真(Leslie Newbigin)指出,現代人認為可以宣告“經過科學方法驗證的事實”,這麼做並非傲慢和霸道,而是高尚的;然而,卻不允許宣告“價值”和“信念”,認為這無法證明,因此不是普世真理,只能以“對我而言是真的”方式表達出來(註2)。“事實”就這樣被科學主義綁架了,進而擠壓了“價值”的空間。人們又把信仰劃入“價值”的範疇,然後將其從公共領域中徹底排擠出去。

這樣的二分法,還導致人把自己與價值、信念切割開來,每天在價值真空中,試圖重建自己。這種失根的焦慮,極大影響了人的生活,主導了人的工作和消費觀。

“事實”與“價值”二分法,也導致北美華人教會選擇退出公共領域。然而矛盾的是,教會同時又宣稱自己所傳講的是“普世真理”。這在年輕一代看來,是自相矛盾的。

 

私人領域普遍真理

 

北美華人教會避談公共事務,強調個人得救,無形中加深了“基督信仰是私人信念”的觀念。當基督信仰不再被視為普遍真理時,許多年輕人選擇離開基督信仰這個“私人領域”,投身世俗世界的“公共領域”,以期有一番作為,實現人生的價值 ,實現自我。

在泛靈恩教會的圈子中,近幾十年來,由於彼得・華格納(Peter Wagner)倡導的攻克“7座山”,許多基督徒投身藝術娛樂、商業、宗教、傳媒、教育、家庭和政治這7個領域。他們努力工作,力圖在這7個領域中取得主導權,影響和轉化世界。

我雖然不認同華格納那種“君士坦丁”式的思維,但他的倡導確實引起了許多年輕基督徒的共鳴,因年輕一代基督徒不願接受現代主義的劃分,不願把信仰侷限於私人領域。信仰若是真理,就必然是普遍真理,而非私人領域之事物。若基督信仰不是普遍真理,那就不是真正的真理,何不放下信仰,轉而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其他領域中,追求那普遍性的真理?

 

之外的第三條路

 

現代主義追求客觀性,而後現代則認為人不可能完全客觀中立,因而接受相對多元主義的真理觀。對此,哲學家波蘭尼(Michael Polanyi)頗為贊同。他認為,人不可能完全中立、客觀地使用理性。人思考時總有立足點,總是在某個“傳統”中使用理性。人總是先有“委身”,而後才有所“思考”,因此任何思考都不可能全然中立、不帶有任何“信念”。

那麼,人將永遠陷在傳統中無法超越?基督信仰為人指出一條有別於現代和後現代的認識真理的路徑:創造、啟示、群體。

基督教信仰的敘事指出,人是按著上帝的形象受造,因此有思考和探索真理的潛力,也有在上帝創造的基礎上持續創造的能力。現代主義高舉“科學方法”,認為唯有通過科學方法檢驗的事物才能稱為“事實”。然而科學方法本身也是建立在某些信念上,而基督信仰中的創造觀,為科學方法提供了正確的基礎。

基督信仰的敘事同時宣告上帝創造了世界,並把秩序放在世界中。科學方法假設了這世界背後是有秩序的。因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所以人能做出這樣的假設,人有可能認識上帝的創造秩序。

基督信仰的敘事亦顯示,人無法遺世獨立,而需要在關係中認識真理。每個人的認知,都是破碎和片面的,唯有在群體中才能更完整地認識真實。基督徒相信,上帝在歷史中透過祂的作為,向人啟示自己。上帝的百姓紀錄了上帝的作為,在群體中一代一代傳承下來。

這些紀錄,不是單一的、平面的,而是多元的、立體的。透過摩西五經,我們認識到上帝的聖潔和律法;透過歷史書,我們體會上帝的忍耐與寬容;透過先知書,我們看到上帝的悲傷與哀痛,也一瞥上帝最終更新萬物的計劃;透過福音書,我們看到這更新的實現;透過新約書信,我們學習在已然和未然中帶著盼望作主門徒。

基督信仰強調啟示。人類需要超越自身的視角,才能真正認識真理。人對真理的認識不是建立在某些不證自明的基礎上,而是上帝在特定的處境中,向人類自我啟示的。

教會不應死守傳統,因為傳統不等於真理。然而也不應拋棄傳統,因為傳統給予我們框架和語言來認識真理。教會不是要丟棄自己的傳統來創新,而是要重新認識自己的傳統,在其既有的傳統上向上帝敞開,在既有的基礎上被上帝更新。

教會其實不需在現代與後晚現代這兩條路中二選一,而是需要重新委身於教會傳統,在既有的基礎上心意更新而變化。基督信仰若是真理,就不是破碎的,而是整全的;不是封閉的,而是跨界的;不只是個人的,更是公共的。

北美華人教會如何在現今時代,唱著新歌,與舊歌應和?也許應該重新回到上帝的“創造、啟示和群體”,加入歷世歷代上帝百姓的大合唱中,在我們這一代見證上帝的慈愛、信實和能力。

 

註:

  1. 侯活士和韋利蒙,《異類僑居者》(香港:基道,2012),177-178。
  2. Leslie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89), 19.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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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哥的霸氣——“生產線式門徒培育”之再思(董家驊)2017.03.20

 

董家驊

本文原刊于《舉目》官網2017.03.20

 

17、18世紀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轉折點,人類看世界的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後人回顧這段時期,為之起名“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與現代社會

 

“啟蒙運動”這名字傳達出一種進步的史觀,表示在這之前,人類是無知的,沒有被喚醒的,無法正確地認識這世界。而在這運動之後,人類啟蒙了,不再是單純好騙的孩子,能以理性來認識世界。

康德作為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充分地展現了啟蒙運動的精神。康德認為,人類可以用理性來研究整個世界。主體性原則被高舉,人們開始認為,真理需要透過人的主體性才能被確立;強調自主,反對外在的權威和道德秩序。這種對主體性的強調,使人相信,每人需要為自身的生存而負責,遂與群體和其承載的傳統割裂。

“我思固我在”這句由笛卡兒提出並為後人稱道的名言,試圖以人的主觀性來重新確認人類認知世界的基礎。諷刺的是,啟蒙運動一方面肯定了人自身的主體性,一方面卻力圖以人的主體性所認知的世界為客觀真理。倫理學家侯活士和韋利蒙評論道:“啟蒙運動導致我們和傳統斷裂,使我們成為理性的人,叫我們為自己打算和行動,並一直在培養這種傳統。”(註1)

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現代社會強調系統化、控制和效率,力圖用理性和邏輯來分析世界,消除一切不確定性,建構精確控制的完美社會。20世紀初美國福特汽車的生產線——以精準的生產流程,大批製造品質穩定的汽車——正是現代社會精神的代表。在福特汽車的生產線中,人被視為生產的工具,是管理和控制的對象。

巨型教會的興起

 

在這種生產線思維的影響下,華人教會界也興起陣陣系統化生產門徒的浪潮。

宣教學家馬蓋文,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探討教會成長的秘訣,並提出廣為人知的“同質性原則”:成員同質性愈高的教會,牧養愈容易,人數增長愈可能。

我認為,馬蓋文是出於絕對的善意,提出了這原則。這原則也幫助宣教士有效地向某些群體傳揚福音。然而,若視教會為工廠,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主導教會如何“成為教會”,我們的教會論和門徒培育就不再是建立在上帝的話語上,而是建立在社會科學上了。

美國的馬鞍峰教會,是這20年來各地教會爭相仿效的對象。馬鞍峰系統的吸引人之處,不只是會友眾多,增長明顯,更因其給出簡單明瞭的工具,供其他教會使用。許多人相信,只要正確使用這些工具,教會就會成長。

華理克牧師本人雖然未必抱有這種簡化的教會增長觀,但許多效法者卻相信,只要使用了正確的工具,建立了完善的系統,再把人放入系統中,就會得到品質有保障的“產品”。在這種生產鏈中,他們力圖消除個體的差異,透過系統,確保“產品”的品質一致性。

教會確實需要架構,需要組織。John Stott牧師說:“教會必須組織起來,以表達她的自我理解。”(註2)但同時,他也提醒我們,當教會的結構本身成為目的,變成了一個靜態、呆板、自我中心的結構時,這結構就成為了異端的結構。

 

老大哥的霸氣與無奈

 

教會不知不覺間,不加批判地擁抱現代主義,以福特式的生產線作為培育門徒時的仿效對象時,自然就會追求效率、品管、生產流程的標準化,盡力排除系統中的一切不確定因素。

這種系統,也許在某個環境下是有效的。然而當外在的大環境發生劇烈變革時,這樣的生產系統往往抗拒改變,顯得守舊和步伐沉重。弔詭的是,當年追求與時代精神結合,結果反倒與時代精神脫節、格格不入,最終陷入一種“老大哥的心態”,只能提及“當年我們怎樣怎樣……”,沉浸在過往的美好歲月中。

這種老大哥的心態,基本上認為問題不出在自己和自己所屬的文化上,而是出在他人和他人的文化上,比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所以應當設法改變他人,卻鮮少想到要改變自己。在這種心態中,人相信只要能辨識出問題,就能找到相應的工具和方法來解決問題。

 

同溫層的社團

 

在生產線式的門徒培育思維中,教會事工漸漸按照群體的特性來區分——兒童事工、青年事工、職青事工、新婚夫婦事工、家庭事工、銀髮事工……把一個個獨特的人,化約成一個個沒有臉孔的群體,分開牧養。不同生命階段和特性的人,彼此愈離愈遠。

按照不同群體的特性來牧養,立意是好的,作為接觸不同群體的起點也無可厚非。然而,為不同群體建立一個個“同溫層”(編註:有共同或類似的信念、立場等的社交階層),結果是信徒只在自己熟悉的階層中社交和團契,舒適地忽略了其他群體的存在,這就偏離了上帝賦予教會的使命——使萬物與祂和好,也彼此和好。

群體的差異,不應成為人彼此隔離的原因,而應是彼此接納和相愛的起點 ,創造空間讓信徒能演練在永恆中如何彼此團契。

耶穌所召聚的群體

 

兩千年前,當上帝的兒子降生在今日的巴勒斯坦地區時,最被祂吸引的,不是道貌岸然的宗教領袖,也不是掌控社會的菁英人士,而是在社會上無權勢的市井小民,被主流社會排斥的邊緣人。

耶穌並不反對許多人聚集聆聽上帝的話。祂應該也不會因為巨型教會人多,而反對這種教會模式。但我想,耶穌不會鼓勵我們掌控和消除不確定性因素,祂會反對我們把當下習慣的實踐無限絕對化。祂會提醒我們,在指出他人眼中的刺時,先正視自己眼中的樑木,並邀請我們去接待那些被主流社會所唾棄和排斥的邊緣人。

耶穌沒有把富有階層的門徒與貧窮線下的門徒區分開來,把做過稅吏的門徒和法利賽人背景的門徒分開。祂將所有人召集在一起,成為一個向上帝國而活的群體。上帝的國,超越了既存的各種共同體,塑造了門徒的生活與互動方式。

當聖靈在五旬節降臨,幾千人得救後,初代教會的領袖也沒有把窮人和富人分開,把大人和小孩分開,而是使信徒在群體裡學習彼此幫助、彼此成全、彼此相愛、彼此團契、凡物公用。

耶穌教導門徒,人如果要得到生命,必須先把生命給出去,而不是試圖掌控自己的生命(參《太》10:39)。耶穌直率地告訴兩千年前的宗教人士,不要以遵守傳統代替遵行上帝的心意。要讓傳統在三一神持續的工作中,不斷更新和塑造(參《可》7:8)。耶穌提醒跟隨祂的人,在批評、糾正他人之前,要先看到自己的問題,和需要改變之處(參《路》6:42)。耶穌觸摸痲瘋病者(參《太》8:3),為小孩祝福(參《可》10:16),與稅吏同桌吃飯(參《可》2:16),主動與井邊的婦人交談(參《約》4),還帶領門徒接待被主流社會輕視甚至排拒的人……

 

上帝的藝術創作室

 

現今教會雖生長於現代主義的土壤,卻不應讓現代主義形塑教會。教會應當從上帝的啟示中,認識自己的身份,回到自己的身份,思考如何回應現代主義。

在一個追求控制的社會,教會更需強調成全,而非控制。耶穌在講解天國時,常用栽種的比喻(參《太》13)。教會的目的,不是消除信徒彼此間的差異,而是要創造一個環境,使人學習尊重彼此,相互成全,幫助他人回應上帝的呼召。教會的領袖不是工程師,必須控制工廠的流程,確保產品的一致性,而是像園丁,預備肥沃土壤,使不同的種子健康地生長。

教會不是工廠,而是上帝的藝術創作室。保羅以上帝的作品來形容門徒,每個門徒都是在基督裡創作的藝術品(參《弗》2:10)。教會不是要機械地製造出一批批門徒,而要參與上帝的創作,雕塑出一個又一個門徒。

在上帝雕塑祂子民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信徒都當參與其中,一方面接受雕塑,另一方面也參與上帝對他人的雕塑。

 

註:

  1. 侯活士和韋利蒙(Stanley Hauerwas & William H. Willimon),《異類僑居者》(香港:基道,2012),105。
  2. 斯托得(John Stott),《心意更新的教會》(新北市:校園,2012),53。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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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不宣的秘密——北美華人教會華語學生事工的困境(董家驊)2017.02.20

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2.20

 

北美華人教會在20世紀後期快速地成長。許多人認為,這歸因於北美60、70年代的港台留學潮,加上80、90年代的港台移民潮。

現在進入21世紀已近20年,中國留學潮依然強勁。大批年輕的中國留學生赴美讀書。中國的新移民也不斷湧入,其中包含許多10幾、20歲的年輕人。

令人不解的是,雖然留學潮和移民潮強勁,北美華人教會的成長卻趨緩。近年,許多教會更進入另一種窘境:華語事工老化,同時又留不住第二代講英文的年輕人。

我們不禁要問:60、70年代的留學潮,加上80、90年代的移民潮,曾使北美華人教會在20世紀末快速成長。為何而今在中國移民潮和留學潮的雙重加持下,北美華人教會卻不斷老化?

 

到底交給誰呢?

 

現今大多數的北美華人教會,都是中小型教會,並非大型教會。會友的孩子,則多以英文為母語。教會往往要按照語言,至少分成兩堂聚會:華語崇拜和英語崇拜。在有限的資源下,教會發展年輕人事工時,往往需要做出抉擇:究竟要優先發展英文青年事工,還是華語學生事工?

正道神學院的林慈敏老師,用“中餐廳”的比喻,生動地形容了南加州北美華人教會的困境:華人到美國後,辛辛苦苦地開了一間中餐館,生意興隆一時。年老時,想把店交給自己的孩子。可惜在美國長大的孩子,卻不想接手,嫌店面破舊、經營理念過時、食物味道難聞。孩子想外出創業,或把老店打掉、重蓋,開間中西美食結合的餐館……

其實,店裡還有幾個來自中國的小伙子在幫忙。這些小伙子在店裡長大,學了老闆的手藝,也有更新老店的想法,希望在老店中增加新的元素。

那麼,年邁的老闆到底要把店面交給誰?是交給自己不想接手的孩子,讓孩子全面翻新店面,甚至拆掉重蓋?還是交給在店裡幫忙的小伙子,在既有的基礎上稍加創新,留存原本的中餐味?

 

難以啟齒的秘密

 

評估教會是否要投身華語學生事工時,教會常有兩個秘密考量——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卻難以啟齒——影響著最終的決定。

第一個是:“當然希望把產業交給親生的孩子!”

許多人還認為,這有神學根據呢!在《申命記》6章6-8節,上帝不是吩咐以色列人要好好牧養教導自己的兒女來認識和敬拜祂嗎?如果連自己的兒女都顧不好,哪還有餘力去顧別人?

在這樣的思維中,許多資源優先給了本教會第二代的英文事工。對年輕的新移民和留學生,教會則採取了“行有餘力再為之”的消極態度。

第二個則是:“從教會增長的角度,華語學生事工是個高風險、低回報的事工。”

投入華語學生事工,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資源,卻無法保證吸引學生來到教會。另一方面,學生流動性高,畢業後回國或搬到其他地區的比例極高。最後會定居本地,留在本地教會的學生,是少數中的少數。這實在是高風險、低回報。因此,雖然每年有幾十萬中國留學生來美國讀書,整體來說,北美華人教會卻沒有積極地向這個族群宣教。

這兩個秘密的背後,其實都是人性的自私、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模式。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承認和面對自己的自我中心,而不是繼續否認或忽視。然後,在上帝面前尋求祂的帶領。

 

真命題?假命題?

 

“北美華人教會必須在英文事工和華語學生事工中二選一”,我認為這是個假命題。真正的命題是:教會是否願意順從上帝的呼召和使命,改造自己的文化、態度和行為,忠心地參與上帝的宣教使命?

若教會不願改變自己的心態,仍力圖保有舊有的文化、習慣、舒適,那麼,不論怎麼選擇,都不過是自我中心。結果是,既不可能帶領第二代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美國出生的華裔)忠心跟隨耶穌,也無法有效地向新來的中國留學生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

北美華人教會不缺新的策略和方法,卻缺乏對“教會”這身份的深刻理解。教會的長執,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當成教會的老闆,考慮著如何延續和發展教會這個“組織”;牧者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看作是公司的經理,想著如何拿出“業績”;資深會友一不留神,就把教會當作自己的家族俱樂部,不再關注教會外需要福音的人,只在意自己的親朋好友是否留在這“俱樂部”中;普通會眾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當作戲院中的“觀眾”,只想被吸引、餵養和娛樂,對上帝的使命漠不關心。

 

移動中的百姓

 

教會,不是以自身生存為目標的組織,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不是以取暖為號召的家族俱樂部,也不是吸引人買票入內觀賞節目的戲院!教會是被上帝拯救的群體,被上帝賦予使命,面向世界,為著上帝和上帝所創造的世界而存在。

在舊約《出埃及記》中,對於上帝的百姓,紅海不是旅程的盡頭,曠野不是最終的目的地。上帝的百姓在曠野中走向應許之地,在旅程中,不斷地被塑造,不住地仰望、信靠上帝。

在新約的福音書中,耶穌以簡單、明了的“來跟從我”,邀請門徒踏上旅程,把自己完全交託,朝永恆的國前進。

教會即是朝應許之地前進的上帝的子民,因此教會有兩個特性:

首先,教會是移動中的群體。這種移動不只是空間範疇,也包括群體內部文化的範疇——用保羅的話來說,就是需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12:2)。面對文化的改變,我們不能用“福音是千古不變的”一句話帶過,卻無視環境的轉變。

福音是千古不變的,卻是“道成肉身”地來到我們當中,在特定的文化和時空中向我們彰顯出來。教會應當對周圍的環境敏感,應當效法基督“道成肉身”,在變遷的文化中,以適當的切入點傳揚福音。

其次,教會是朝向應許之地前進的百姓——還未抵達終點,處在上帝的國已然臨到但還未全然臨到的張力中。教會必須在這張力中忠心持守,按照上帝的心意生活,而不是堅持自己的文化、熟悉的方式。

不論是香港文化、台灣文化、大陸文化、美國文化,都不等同於上帝國的文化。基督不但是“道成肉身”,進入文化中,同時也批判文化,指出文化的有限和破碎,把人指向上帝終末的國。

 

不可忘記身份

 

上帝並未呼召每個北美華人教會投身華語的學生事工,但上帝呼召了每個北美華人教會,在他們自己的處境中,參與上帝的宣教使命。每個教會都應誠實地反省:上帝對我們教會的託付是什麼?上帝此時呼召我們向哪些群體見證福音?我們如何忠心地參與在上帝的宣教使命中?

如果教會能從宣教的角度來看待幾十萬人的中國留學潮,那麼就無需在英文青年事工和華語學生事工中二選一。教會只要誠實地尋求:這是否就是上帝呼召我們進入的宣教禾場?

教會若忘記自己的身份,不再回應上帝的呼召,只為自身而存在時,教會就會失去存在的意義和活力。

福音不是為了自我滿足,福音是面向他者的好消息。若北美華人教會的第一代能忠心地委身上帝的使命,第二代就會效法,就會學習如何在自身獨特的處境中,用上帝給予的、有別與第一代的恩賜和背景,參與上帝的普世宣教使命。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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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痛——北美華人教會英文事工的掙扎(董家驊)201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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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82期和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1.23

 

在婚禮上遇到Edward。他從小在我聚會的華人教會長大,過去也積極參與英文堂的事工,但這兩年都沒再看到他,因為他改去參加一個亞裔美國人的教會。我問他,為何離開從小長大的華人教會?他說:“我有點累了。在華人教會,我一直被期待和教導要服事、服事、服事……從沒有喘息的機會。”

幾個月前,英文堂聚會時,我見到了Brian。Brian在這間教會長大,上大學後就沒有再來聚會了。我問他為何離開?他聳聳肩:“覺得在教會有點壓抑吧!太多規矩和限制了。”別人告訴我,Brian本是一個很乖的孩子,但上高中後與教會漸行漸遠,後來乾脆就不來了。Brian的父母都是教會的忠心同工,為此很傷心。

還有一次,和一位備受大家敬重的長輩聊天。他的兒子,美國出生,從小在華人教會長大,但中學開始變成問題學生。為了兒子,他和太太搬了很多次家,到處求助,希望能把孩子的生活帶回正軌。

很不幸的是,在耗盡心力幫助孩子之際,他卻還要面對教會弟兄姊妹的閒話,和暗地裡的指指點點,指責他們未盡父母的責任,甚至說他們連自己的孩子都顧不好,怎配服事上帝。這十幾年來,他們夫婦就這樣帶著傷痛和羞恥感生活和服事。

 

一、流失的信二代

 

這種事,在北美華人教會層出不窮。華人移民第二代的出走,英文事工的掙扎,幾乎是每間北美華人教會的痛。這些出走的,有很高的比例,是在教會長大的信二代(父母是基督徒的孩子)。他們從小跟著父母到華人教會聚會,參加兒童主日學、青少年團契、英文事工……

美國教會近年開始關注信二代流失的問題,並有多個研究單位,深入探究這現象和背後的原因。根據Barna Group針對美國18-29歲青年人的研究,成長於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孩子中,59%年滿15歲的人,告訴研究人員,他們離開過教會(註1)。

根據Gallop民意調查,16-17歲時參加過教會、現今在18-29歲的,有 40%不再參與教會(註2)。

如果我們把調查對象縮小到在美國長大的華裔青年,那麼從小在教會長大,成年後離開教會的比率,高達75%-90%(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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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1996年,Helen Lee就撰文描述北美亞裔教會第二代的出走潮,並把這現象稱為“沉默的出埃及”(Silent Exodus,註4)。

這些數字的背後,是一個又一個傷心的父母,以及受傷的孩子。在華人教會第二代“沉默的出埃及”之背後,是許多華人父母“沉默的痛”。

針對北美信二代的高比例流失,研究者紛紛提出解釋。Barna Group的資深研究員David Kinnaman,把矛頭指向北美教會本身。他認為信二代出走有6個原因:教會對孩子的過度保護,膚淺的信仰教導,對科學的恐懼和反感,論斷和壓抑的信仰氛圍,對別種信仰的排他性,以及沒有留給年輕人懷疑的空間(註5)。

除了教會因素,第二代的流失也受到外部大環境的影響。學者Christian Smith 借用社會心理學家Jeffrey Arnett的洞見,指出18-29歲這個生命階段本身,也充滿變動,連帶影響他們的教會生活。

在北美社會,隨著普遍性的接受教育時間的延長、婚姻的延後、職場流動性的提高,和父母在經濟上支持兒女的能力和意願的提高,18-29歲年輕人的生活越發充滿變動和不確定性,也較難穩定地委身於教會生活(註6)。

北美華人教會除了要面對上述提到的種種內部和外部因素,還要面對文化和語言差異所帶來的牧養困難。學者Matthew Todd為探究加拿大華人教會信二代離開的原因,系統地採訪了流失的第二代、留下的第二代和教牧同工這3個族群。

這3種人不約而同地認為,教會的領導模式和組織架構是信二代出走的重要原因。華人教會太過強調華人文化,也是信二代出走的主因之一。

耐人尋味的是,離開的和留下來的第二代皆認為,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教會無法滿足年輕人生命轉換階段的需要。對此,教牧同工卻鮮少認同(註7)。

 

二、五種建造模式

 

對於北美華人教會第二代流失的問題,專家、學者開出了各式各樣的“藥方”,欲以5種模式解決問題:家庭祭壇模式、文化身份模式、風格更新模式、組織變革模式、跨文化宣教模式。

 

1. “家庭祭壇”模式

 

提倡“家庭祭壇”模式的人認為,信二代流失的癥結,在於其父母親沒有積極地參與孩子的信仰塑造,把責任丟給了教會英文事工的牧師和輔導。

近年北美有許多研究指出,父母在孩子的信仰發展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對孩子的信仰塑造有極大的影響力(註8)。因此,這些人認為,最需要為牧養信二代負責的是父母,而不是教會的牧養同工。解決之道在於加強對父母親的牧養和訓練,幫助父母親意識到自己對孩子的影響力。教會要與父母親一起探索:父母親當如何牧養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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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身份”模式

 

從“文化身份”模式著手的人則認為,北美華人教會無法留下所有的信二代,僅能吸引那些認同自己擁有華人身份的信二代(註9)。

“文化身份”模式認為,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第二代都留下。應接受現實,好好與認同自身華人身份的ABC(美國出生的華裔)合作,以“華人的身份認同”為北美各華人教會群的最主要認同,發展教會牧養事工。

 

3. “風格更新”模式

 

“風格更新”模式的擁護者認為,第二代的流失,主要是因為教會古板、守舊的聚會風格。若要吸引ABC信二代留下,需要學習ABC習慣的文化風格,以他們喜歡的風格來聚會,包括調整敬拜的樂風、講道的風格、使用的樂器、場地的裝潢……(註10)

 

4. “組織變革”模式

 

支持“組織變革”模式的人認為,問題的癥結出在第一代不願下放權力,也不尊重第二代的主體性。教會若要留住第二代,需重新調整教會的組織結構。第一代要授予第二代更多的權力,授予他們真正的權力和責任。

這一模式的支持者,以華裔第二代牧者和學者為主。他們多以堂會生命週期的概念為框架,強調移民教會最終需要調整組織,讓第二代享有更大的自主權和決策權。他們甚至支持第二代到外植堂,成立以英文為主的新堂會(註11)。

 

5. “跨文化宣教”模式

 

建議“跨文化宣教”模式的人認為,北美華人教會信二代流失的主要癥結,在於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的文化差異。若想克服,需要第一代抱持著跨文化宣教的精神,尊重、學習、接納第二代的文化,並學習以第二代的文化來牧養他們(註12)。

提倡這一模式的人,以第一代的教牧同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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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誰而做?為何而做?

 

上述的5個模式,提出了5種診斷和解決策略。這5種模式各有其價值,也各有成功的案例。然而我認為,這5種模式都沒有揭示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出自北美華人教會對“成功”的理解,以及所追求的目標。

北美華人教會常常認為,第二代 ABC留在自己教會聚會的人數和比例夠大,就是“成功”。這是以“留住”信二代為目標,為“英文事工成功”的定義(註13)。我認為,這種內向性的事工目標,本身就有問題。第二代願意留下是健康英文事工的自然結果,但不應成為英文事工的終極目標,不能主導教牧團隊的思維。

這種對成功的定義,這種目標設定,導致許多北美華人教會在不知不覺間,把“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的宏大使命,變為“努力把孩子留在自己的信仰文化聚落內”(聚落,即聚集之處。編註)。我們不再舉目看萬民,而是低頭專注自己的孩子;我們不再強調“去”,而是努力把人“留”下來;我們不再聚焦於帶領人“作主門徒”,而是希望把下一代能“繼承”第一代移民辛苦建立的教會,留在這個教堂建築內。

社會學家楊鳳崗觀察到,在北美華人教會各樣努力建立英文事工的背後,第一代教會領袖真正在意的,是如何保持教會內的統一,並竭力維持體制上的合一(註14)。在我前面提到的5種模式中,有高比例的第二代的教牧同工呼籲“組織變革”。這凸顯第一代和第二代教牧同工的不同關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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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筆者看到,若只單純地從權力和組織的角度來尋求解決之道,沒有面對背後的真正問題,恐怕是緣木求魚。

此外,這5種模式似乎暗示,這些問題都是“移民教會”特有的,忽略了即便在非移民教會中,信二代的流失率也是很高。這意味著,信二代的流失不全是因為文化和語言的不同,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

我認為,上述5種建立英文事工的模式,都指出了當代北美華人教會所面臨的部分問題,並提供了相當的解決之道。然而若缺乏健全的教會論和對當代文化的理解,這5種方案就像在不斷修理一部老舊的車子,也許可以暫時解決表面上的問題,但若不做徹底的更新,維持這部老車的成本會不斷加高,最終還不如換一部新車。

北美華人教會在面對未來時,需要誠實地問自己:我們(教會)是誰?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和時代?有哪些舊有思維和做法需要更新,即,上帝的福音如何挑戰、新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化、人生觀和世界觀?我們需要首先探索這些問題!

註:

1. David Kinnaman, You Lost Me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2011), 23.

2. George Gallup Jr., “The Religiosity Cycle,” The Gallup Poll, June 4, 2002; Frank Newport, “A Look at Religious Switching in America Today,” The Gallup Poll, June 23, 2006.

3. 根據 Esther Liu收集的統計資料,在北美華人教會中長大的孩子,始終有80%-90%的流失率。參見“Cultural Tensions within Chinese American Families and Churches,”Fullness in Christ Fellowship, http://www.ficfellowship.org/cultural-tensions-e.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16)。

Ken Fong 則認為,華裔第二代信徒的流失率在 75%。參見 Ken Fong, “Rejuvenating Sick Bodies,” in Pursuing The Pearl (Valley Forge, PA: Judson Press, 1999), 175。

4. Helen Lee, “Silent Exodus: Can the East Asian Church in America Reverse the Flight of Its Next Generation?” Christianity Today 40, no. 12, August 12, 1996, 50–53.

5. Kinnaman, You Lost Me, 92-93.

6. 請參見 Christian Smith and Patricia Snell, Souls in Transition –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ives of Emerging Adul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7. Matthew Richard Sheldon Todd,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in Chinese Canadian Churches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2015), 112.

8. 參見Kara Powell and Chap Clark,《甩不掉的信仰》(El Monte, CA: 台福傳播中心,2013)、 李道宏,《為主贏回的第二代》(Houston, TX: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2008);李道宏,《牧養愛主的第二代》(Houston, TX: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2006)。

9. Fenggang Ya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9-70.

10. Ken Carlson, Effective English Ministry: Reaching the Next Generation in Ethnic Immigrant Churches, Kindle Edition, Kindle Locations 1657-1658.

11. Todd,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13.

12. 可參考周傳初《下一代——參與青少年事工的心路歷程》,《舉目》21,March 2006:18-21。

13. Todd,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17.

14. Fenggang Yang, “Tenacious Unity in a Contentious Community: Cultural and Religious Dynamics in 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Gatherings in Diaspora: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the New Immigration, edited by R. Stephen Warner and Judith G. Wittne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47-352. See also Todd, English Ministry Crisis in Chinese Canadian Churches, 16.

從筆者自身的觀察,這是多數第一代教牧同工的傾向,但也有例外。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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