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篇

“自我”與屬靈生命的成長──試析50後、60後大陸知識分子的自我形成及其行為表徵

施瑋 本文原刊於《舉目》47期         近年來,越來越多大陸背景的信徒成為海外華人教會的主要同工;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學人學者,也成為教會的傳道人。這些同工和傳道人大多是第一代信徒,且信主時間不太長就 蒙神呼召、裝備,並很快投入繁忙的事工。在服事的過程中,他們之間,或他們與其他文化背景的同工之間,常產生一些磨擦,從而對自身以及他人造成程度不同的 傷害,以及關係上的緊張。         作為這個人群中的一分子,我嘗試從自我形象這一角度,對我們這代人“自我”的形成、特徵、偏失,及其在心理、行為上的反映,進行簡略的分析與反省,幫助我們自己進行自我認識和自我心理輔導,也幫助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工彼此理解,減少“誤讀”。         近年來,教會界對80後、90後的心理分析與關注較多,對50後、60後的分析與關注反而甚少。然而,恰好是這些50後、60後,人到中年,在目前的思想、 文化、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都占有了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對他們加以關注和研究,是我們在中國宣教事工中,必須儘早進行和必不可少的。         本文僅是初步地在幾個較普遍的共有特徵上進行分析,為進一步的研究,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認識自我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上帝是豐富的,是萬有之源,而被造的人和被造的萬有一樣,豐富多彩,是被看為好的。所以從本質上來說,人的價值在於其是在神完全的愛和美善中被造,是在於個體性的“生命”,而非僅僅是團體性的“人類”。         自我形象的低落與偏誤,不僅與個體成長中的家庭環境有關,也與社會環境有關。對於大陸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影響“自我”形成的因素中,我認為社會環境的變遷甚至大於現在普遍受重視的“原生家庭”。         對於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雖然我們在著書立說中大談人本主義,追求自由、捍衛人權,但實質上,我們的整個成長環境是“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 國家”這樣一個個性被壓抑、被否定的時代。並且,相對於上一代和下一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我貶抑,與革命理想中的自我犧牲,在我們這群人的心理上,形成 了尤為巨大的雙重否定。         人類文化遠離神本主義後,漸漸迷失於人本主義之中。但在中國文化中,“人本主義”的體現,不是個人意識的覺醒、張揚、獨尊,而是以“皇權”代替神權,以各種範疇的“集體利益”淹沒個體的人。         浸泡在這種文化中的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後,若不真正經歷自我的重新認識、接納、釋放、重建,會很容易簡單地以宗教的“集體”代替原有的“集體”,陷入律法主義,忽略個人與耶穌基督在生命上的聯結,而更多看重宗教這一“集體”的認同。         因為沒有經過自我重新認識過程中的釋放與醫治,或對此環節只是在理性認識上淺略地掠過,那麼,過去生命中的傷痛、自我形象的偏差,都會帶入今天的信仰生活和事工,並且難以自知,也容易讓別人誤讀。        “勝過自我”、“向己死”,這是基督徒生命、成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須長期經歷並學習的部分。但我們常常簡單地理解了“自我”與“己”,沒有分辨我們 個體生命中的神創造之美,與罪帶來的偏誤。所以,我們恨惡罪性,卻遷怒、厭棄“容器”──性格;羨慕美善生命,卻急於以壓抑、求同來裝飾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