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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中國教會60年(一):神的帶領在哪裡?

本文原刊於《舉目》53期 謝文郁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雖然中國這片土地上仍有戰火硝煙,但對於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來說,鹿死誰手已無懸念。         改朝換代已是定數,共產黨成為執政者。對此,中國基督徒有人歡迎,有人悲觀,有人疑慮。 基督徒應該如何面對新的當政者?教會何去何從?神是掌管歷史的主,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帶領。那麼,神的帶領在哪裡? 新政府的態度         這一年,中國大陸有基督徒約100餘萬(不包括300餘萬天主教徒)。其中,84萬隸屬於西方宣教士建立起來的教會,其餘的則隸屬於地方教會(包括聚會所、耶穌家庭等)。          對於新政府來說,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對當時的4億多人口來說,這100餘萬是一個小小的數目。但是,從一開始,中國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稱號,“和海外的西方列強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關係”。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對西方列強的戰略關係。         新政府成立後不久,開始驅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國津貼的大學、教會學校和醫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公開宣稱,“教會學校”這個名詞已送進了歷史博物館。1952年之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看不見公開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還要切割中國基督徒和海外的聯繫。因為中國基督徒並沒有整體性地對抗政府,他們不少人對新政府充滿期望,並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中,所以新政府無意打擊他們。但是,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他們必須服從新政府的領導。         1950 年5月,總理周恩來先後3次接見基督徒代表,明確指出,基督教的最大問題,是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他的原話是:“近百年來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它對中國文化 的影響,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聯繫著的。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槍炮的威力,強迫中國清朝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獲得傳教和其他特權的。因此,中國 人民對基督教曾產生一個很壞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認為基督教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分不開的,因而也就反對基督教。”         而且,周恩來強調:“今天美帝國主義仍企圖利用中國自己的宗教團體來進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周恩來的這種說法,就是新政府對基督教的基本評價,也是政府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基本原則。 吳耀宗橫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新政府直接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這攪動了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歷史記憶,巨大的民族主義熱情開始湧現。如何處理好100餘萬基督徒,使之與海外隔絕,並融入中國新社會,對於新政府來說,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中國基督徒如果不響應政府的宣傳,公開反對美帝國主義,那就等於他們確實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但是,中 國基督徒真能夠擺脫“洋教”的指責嗎?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長久交往後,要他們完全放棄積澱的西方情結,是符合神的心意嗎?        切割中國基督徒和西方列強的聯繫,在政府看來,主要在這幾個方面:一是斷絕經濟上的來往,二是組織上的獨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這個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教會的配合。於是,人們看到了一場由政府主導的基督教“三自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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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篇

中國教會60年(四):春風吹又生

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繼上期)         1978年,在鄧小平的組織和推動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是中國政府施政的轉捩點,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轉捩點。從此,中國社會的發展,開始展現新的一頁!中國教會也開始為上帝做新的見證! 擋住福音的大牆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中國人在救亡心態中尋找強國之路。五四運動的旗手們,認為在“民主”和“科學”中找到了這一道路。他們大力鼓吹理性主義,反對宗教,認為宗教如同迷信,違反理性、違反科學。        很顯然,這是一種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中,這是內在動力;在1949年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運動期間,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喚起的熱情,以及中國思想界開始興起的理性主義,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臨一堵又高又厚又結實的牆,擋住了福音的傳播。為此,他們發動了長時間的跨宗派聯合禱告,求上帝拆毀這堵牆。        然而,上帝似乎沒有理會他們的禱告。很快地,中國進入了動盪不安:8年抗戰,加上3年內戰。接著,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執政。一個政治運動接一個政治運動,和傳統決裂,要建立一個崇尚理性的理想社會。         在馬克思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中,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獲得了終極性的表達。這堵理性主義大牆,是越築越厚、越高、越結實了。        我們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動下,中國人愈發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勝天”,堅決拒絕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後,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已經沒有公開的教會活動,甚至連“基督教這個名詞都不容易聽到。        五四運動的精神,似乎已經主宰了中國人的思維;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國呢?所有關心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這極端中窒息        當中國人以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時,上帝和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放手讓我們的理性往極端方向發揮!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動)都控制在秩序裡。在7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聽從上級的安排,思想必須和中 央保持一致,講話只能重複上級規定好的語言,工作也是組織上安排的。糧食要糧票,食油要油票,買肉要肉票,燒煤要煤票,等等。        這樣的社會,當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說話保持一致,行動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兩、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農業欠收,就連這些供應也無法保證。中 國社會在控制秩序中停滯不前,中國經濟在理性計劃中走向崩毀!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追求,在這裡已經實現了。中國社會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極端,並在這 極端中窒息。        這便是人在理性上,對中國社會進行控制的典型寫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論中進行的,推論是從前提出發的。也就是說,理性 需要推論前提作為出發點。毛澤東在世時,這個推論前提自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說法。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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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固執”的老同事

──淺談基督徒擁有真理嗎? 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6期         幾年前,我回到北京大學和老同事們一起聚餐。席間,有位老同事明明知道我是基督徒,仍當眾宣稱:最討厭基督徒!半晌,我才緩過來,問理由何在?他回答,因為基督徒都自以為真理在握。我跟他說,基督徒是要傳福音的,但並沒有真理在握。         我的話對他沒有太大的說服力。他依舊堅持:所有基督徒都自以為真理在握。         對此,我一籌莫展。我知道,他一向思維周密,沒有根據的話從來不說。        他厭惡基督徒的態度和情緒,究竟從何而來?我想,這些年基督教在中國廣泛傳播,他因而有不少跟基督徒打交道的機會。他這根深蒂固的印象,恐怕是在和基督徒的交往中留下的。         於是,我的心開始沉重起來:基督徒為什麼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 “真理”是我們的財產?         基督徒常常在真理問題上很自信,因為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參《約》14:6)既然耶穌是真理,而我們基督徒,自然就從耶穌那裡領受了真理,那麼,我們就是真理的擁有者;我們不擁有真理,誰還能擁有真理?         這實在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擁有真理”,意味著我們是“真理”的主人,“真理”是我們的財產。主人對財產的支配權是絕對的、隨意的。因此,作為“真理”的主人,我們可以把“真理”給人,當然也可以不給。因此,許多弟兄姐妹當傳福音是在傳真理,從而讓人覺得高高在上。         “我們擁有真理”,還意味著我們是“真”、“假”的判斷者,從而立於不敗之地。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有些弟兄姐妹總堅持自己一定是對的,原因在此。        說“我們擁有真理”,還意味著“真理”缺乏獨立的位格──如果真理擁有自己的位格,我們就無法擁有它;如果我們擁有它,它就不能是位格性的存在。許多弟兄姐妹拒絕真理的位格,便失去了受教的心態。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傳福音面對的是不信者。他們有他們的想法。在他們理解基督徒的福音宣講之前,不會認為基督徒所講是真理。有些基督徒為了向這些不信者宣示 自己所擁有的真理,不得不採取了粗暴的做法,即完全否定對方──我們擁有真理,而真理是唯一的,那麼,你就一定沒有真理。如果你堅持自己的錯誤立場,我們 從真理出發,就只能完全否定你。作為真理的擁有者,我們必須向你們這些缺乏真理者的人宣告真理!         我想,我的那位老同事,在和基督徒的交往中,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這種真理宣示,在感受到基督徒的熱情的同時,也感受到了真理擁有者的攻擊。因此,他產生了情緒和想法就不奇怪了。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這種“自信”加“粗暴”的態度,從短期效應上看,可以鼓勵基督徒“同仇敵愾”,向不信者宣戰──在初信者的熱情中,在佈道家充滿感染力的演講中,我們都可以 清楚地感受到。由於這種態度在短期上,對教會發展有明顯的效果,所以,許多牧長甚至認為這是靈命成長的標誌,因而有意識地鼓動和培養這種態度。         然而,不管是從教會管理,還是從福音傳講的角度看,這種“自信”加“粗暴”的危害性都是十分嚴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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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儒家復興和上帝榮耀

謝文鬱 本文原刊於《舉目》50期        編者註:根據中國國家博物館擴建工程整體設計,在館內西側南北庭院設立中華文化名人雕塑園。第一尊完成的青銅孔子像, 高九點五米、重量約十七噸,於2011年1月11日安放在國博北門外廣場,面對天安門,因此而引發熱烈的關注和討論。4月22日,國博表示,庭院建設已竣 工,按原設計方案,將孔子塑像移至國博西側北庭院內。        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儒家無形地規範著華人的語言、思想和行為。這種價值體系是否會造成基督教信仰的衝擊呢?華人基督徒要如何看待這方興未艾的“孔子熱”呢?          這些年來,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股強勁的力量,儒家思想重新成為顯學。最近吸引人關注的 “天安門國家博物館門前孔子像豎立事件” ,即是這種力量的表達。         其實,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 “基督教熱” 開始以後,儒家就一直在積蓄能量復興,待勢而發。進入本世紀之後,這股力量開始產生顯性影響力。而且這僅僅是一個開端而已,恐怕我們目前還無法估算其全部 能量。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我們的現實生活已經實實在在地感受到這股力量的壓力了。        因此,我這裡先考察一下這股力量的能量源頭和布佈局,然後再追蹤它的發展前景。 一直是主導         自西漢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以來,儒家就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的主導。兩千多年來的風風雨雨,給儒家注入了豐富的內容,使之成了中國歷代政治家治理社會的主要思想資源。         不過,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生存面臨西方列強的挑戰,一些思想家開始反省,進而否定儒家思想的生命力。這便是1919年以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衝擊了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人們希望從西方文化資源中,找到西方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子,並植入中國社會,激活中國。         這個想法,就其根基而言,其實滲透著“與時俱進”的儒家精神,但在語言表達上,儒家成了“痛打落水狗”的那條狗。於是,後來的幾十年中,雖然儒家思想仍然不 聲不響地規範我們的行為,但是,我們卻因各種原因,發展了西式話語體系(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和70年代的“批林 批孔運動”中,儒家的話語權更是完全被剝奪。         然而,西式話語體系一直沒有能力落實到人們的日常行為中。比如,我們可以觀察到,平等觀念未 能代替等級觀念,法律取消不了關係網,階級鬥爭還得將就人情,等等。但一方面,西式話語體系卻又強迫人改變說話方式,結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說一 套,做一套,乃至於欺上瞞下成為一時風氣。每一個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中國人,都能感受到這種對抗的張力。 復興的原因        1979年,在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大討論。80年代,出現了兩套西式話語體系(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激烈衝突,並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達到了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