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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妮克羅斯比確知自己重生得救(賀宗寧)20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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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1.17

 

公元1850年(清道光30年,咸豐元年)11月20日 ,芬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感受到聖靈充滿,確知自己重生得救。

1850年某一天,芬妮克羅斯比做了一個夢。夢中一個將要死的朋友要她應允以後會在天堂相會。她醒來後,決定去參加一連串的興奮大會。在一次大會中,她走到台前,心裡湧現大大的喜樂,她跳了起來,高呼“哈利路亞”。那天是11月20日。

後來,芬妮克羅斯比成為歷史上寫了許多聖詩的作者之一。她所寫的聖詩,如《有福的確據》,到今天還非常受歡迎。

芬妮克羅斯比出生於1820年,出生沒有多久就因病而瞎眼。但她的一生寫了超過8000首詩歌與福音短歌。她的詩歌印成超過一億份。她除了寫詩歌以外,還成立了慈善救濟機構。到了19世紀末,她已經成了一位家喻戶曉的人。

幾乎所有的詩歌本都收集有芬妮克羅斯比所寫的詩歌。她與查理衛斯理大概是最多作品的兩位詩歌作者。與穆迪搭配舉辦福音大會的艾拉桑基(Ira Sankey),認為他們佈道會之所以成功,有大半的原因都是因為克羅斯比的詩歌。

克羅斯比的著名詩歌包括:《求主垂憐》《有福的確據》《耶穌恩召》《讚美、讚美》《趕快去傳福音》及《榮耀歸於天父》等等。有些詩歌出版社不希望在一個詩本裡有太多同一作者的詩歌。這使得克羅斯比不得不用了超過200個筆名。

 

童年

法蘭西斯珍妮克羅斯比在1820年3月24日,出生於紐約北郊的布魯斯特村。

克羅斯比家族在1635年就隨著清教徒來到波士頓,是哈佛大學創始人之一。她自己是愛國組織“美國革命之女”的會員,所以,她在成為基督徒之前,寫過一些愛國歌曲。

法蘭西斯珍妮的暱稱是芬妮。她在六個星期大的時候得了一場感冒,因此病菌感染了她的眼睛。當時,醫生用芥末泥來治療她的眼疾,在她的回憶錄裡,她認為這種藥傷到了她的視神經,使她從此眼瞎。

但按照現代醫學的解釋,她眼睛的問題可能是遺傳造成。她6個月時,父親約翰過世。所以,她是母親與外婆養大的。她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因此,芬妮從小就背誦聖經經文。

 

芬妮克羅斯比出生地

 

她5歲時,接受當時紐約的名外科醫生瓦倫太莫特(Valentine Mott)的檢查。莫特的結論是她的眼睛沒有辦法動手術,因此,她將終身無法看見。

芬妮8歲時,她的媽媽帶著她搬到康奈迪克州的李基菲爾德市。在那裡,她們參加了當地一間長老教會。在這持守信仰的環境裡,芬妮從10歲起,每個星期要背5章聖經經文,到了15歲時,她已經背了四福音書,摩西五經,《箴言》及《雅歌》。她也背了不少篇的《詩篇》。

1832年,一位音樂老師每週兩次來教她以及其他幾個孩子唱歌。也是在那時,芬妮第一次去參加一個衛理公會的聚會,她非常喜歡那裡的詩歌。

她在15歲時進入紐約啟明學校(New York Institution for the Blind) 。她在這個學校當了8年的學生,然後又做了兩年的助教。她在那段時間裡學會了鋼琴,風琴,豎琴及吉他。而且還成為一位很不錯的女高音。

畢業後她繼續留校任教,同時,她也積極地參與社會公益,尤其在鼓吹建立盲人教育方面。她是第一位到美國國會見證的盲人。她也因此結識後來的美國總統克里夫蘭,兩人成為好友。

信仰歷程

芬妮克羅斯比雖然從小在教會的環境中長大,甚至會背的聖經經文比一般信徒多。但她一直記得外婆臨終的場景。外婆告訴她“重生”的經歷,但她一直沒有感受到這樣的經歷。她甚至懷疑自己是否真的相信。

1849年5月到11月間,紐約霍亂流行,當時很多人都離開紐約以免被感染。但她堅持留在紐約啟明學校照顧病患。疫情好轉後,看到她的人說,她顯得精疲力盡,疲憊不堪,甚至精神沮喪。學校再開學時,她不得不減少授課時數。

在死亡陰霾籠罩之下,芬妮越來越為自己靈魂的去處擔心。她覺得自己的靈命似乎缺少什麼。尤其是在她積極參與社會公益與政治活動後,更覺得自己沒有完全做到將全心獻給上帝。

她有一位好朋友,叫做提爾多坎普(Theodore Camp)。坎普建議她一起去參加百老匯會幕堂的培靈大會。她對這個邀請考慮再三,無法作決定。但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個夢。這個夢讓她感到非常的不安。

“在夢裡,連續幾天都是陰天。最後,有一個人來告訴我說,坎普先生希望馬上能見到我。等我進入他的房間時,發現他病的非常厲害,快要死了。那時,坎普問我以後我們會不會在天國再相會。芬妮回答說:‘會的。如果上帝允許’。這個答案也是當初她在外婆臨終時,告訴外婆的答案。在這個夢裡,在坎普‘臨終’前,他再次提醒她:‘記得,你答應了一個臨終的人以後再相會’。”

芬妮從夢中驚醒過來。腦中不停的縈繞著坎普的話:“以後我們會不會在天國再相會?”雖然坎普實際上並沒有在病中,但芬妮卻一直在思考,如果她死後是否能在那美好的地方再見到他,或任何其他她認識的人。

她在自我反省後,更覺得她不會再見到他們。她的靈命裡缺乏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到了1850年秋天,她開始去參加培靈會。在會中,講道充滿熱情煽動的言辭,不時夾著會眾“阿們”與“哈利路亞”的呼聲。還有哭泣、嗚咽和狂喜。參加的人也有不少會從座位上跳出去,在會場四處奔跑,或是摔倒在地上。

在講員結束之前,總會強調地獄之火,警告不信福音的人會受到懲罰,最後呼召人到講台前面來。這些走到前面的人要跪在冰冷的地上長達兩小時,長老或執事按手在這些人的額頭,為他們禱告,求赦免。

在這個秋天,芬妮克羅斯比有兩次走到台前。她跪在地上,長老大力按著她頭的手幾乎要掐破她的頭。但他們大聲的禱告並沒有讓她感到“快樂”起來。

最後,在11月20日那晚,芬妮已經被沮喪和焦慮搞得心神憔悴。她第三次被帶到台前。那晚,沒有其他的人走到台前。長老與執事合力為她禱告了好幾個小時,但沒有發生任何的事。

會眾開始唱“痛哉!主血傾流(Alas and Did My Savior Bleed)” 這首詩歌。到了最後一節,第5節“我惟向主奉獻身心,稍報深恩為快”。突然,芬妮感受到非常特別的感覺,她後來記下:“我的靈魂充滿了宇宙的光亮。”她跳了起來,高聲的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在極興奮的狀況下,她第一次發現,原來她一直想要一手抓住世界,一手抓住上帝。

克羅斯比從1867年起就是紐約布魯克林第六大道聖經浸信會的會員。她擔任過執事,也是教會正式差派的宣教士。她與牧師勞瑞(Robert Lowry)合寫了不少的詩歌包括:《救世主凡事引導我》(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等等。

她雖然沒有正式加入19世紀下半的聖潔運動,但與其中的成員有密切的來往。逐漸的從她的詩歌中可以看出她偏向衛理公會/聖潔運動信念的傾向。在1875年所作的《我乃屬耶穌》就顯出她追求成聖的心志。

今歸主為聖,專歸主所用,望日蒙新賜天恩,

信望愛日增,口不住稱頌,恆近主潔淨心身。

1877年, 克羅斯比遇見聖潔運動中最著名的詩歌作曲家威廉柯派崔克(William J. Kirkpatrick), 後來與他合作寫出許多的詩歌。同一年,她加入康奈爾衛理聖公會為會員。

 

康奈爾衛理聖公會

 

早期寫作生涯(1841–1865)

克羅斯比最早的詩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形下在《自由導報》出版。後來一位蘇格蘭的詩人稱她為“天生的女詩人”。1841年,美國哈里遜總統逝世克羅斯比寫了一首追悼的詩,被《紐約先驅報》印出,使她所寫的詩廣為人知。後來,《星期六郵報》《克林頓信報》《消防員期刊》等等刊物,都將她所寫的詩刊登出來。

起初,她覺得這些詩都還是未完成的作品,不值得刊登。後來,她發現這些詩居然可以為啟明學校打知名度,還可以為學校籌款,就同意將所寫的詩刊登出來。1844年,在啟明學校的鼓勵下,她出版了第一本的詩集:《一個盲目的女孩》(A Blind Girl and Other Poems)其中包括根據《詩篇》4:8改寫的《夜晚的詩歌》。她認為這首詩歌是她第一首的聖詩。

 

她後來在1853年及1858年又各出了一本詩集。

除了詩集以外,她還為當時的流行歌曲寫出不少的歌詞。那時,她一首歌詞可以賣出一到二美元。她所寫的流行歌曲前後一共印了超過10萬份樂譜。

婚姻與家庭

1843年夏天,克羅斯比認識了小亞歷山大范奧斯汀(Alexander van Alstyne, Jr.)。他的朋友稱呼他“小范”(”Van” )。他是紐約啟明學校的學生。有時去上克羅斯比的課。1855年,他也成為學校的老師。他們在這段時期訂婚。然後在1858年3月5日結婚。結婚前3天,她辭去了啟明學校的教職。

婚後,他們搬到當時只有200人口的馬斯佩斯(現在在紐約皇后區)。

1859年,他們生了一個女兒,取名法蘭西斯。但這女兒在出生不久後在睡夢中過世。克羅斯比寫出一首詩歌《安穩在耶穌手中》記念她早逝的女兒。

女兒過世後,小范變得孤獨不願與外界接觸。克羅斯比也從來不在公開場合提到她的女兒。她晚年時,在一次訪談中,她提到這件事:“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件只有我最親密的朋友才知道的事。我曾經有個女兒,所以,我懂得做母親的愛。上帝賜給我們一個小女兒,但是,天使下來把她帶到上帝寶座那裡去了。”從1859年起,他們夫婦經常搬家,但是從來沒有擁有自己的房子,都只是租貸別人的房屋。

除了克羅斯比寫詩以及為聖詩作詞的收入以外,范奧斯汀在紐約兩間教會擔任司琴,有時也教琴。他們的收入其實可以過相當不錯的生活。但克羅斯比有一個原則:“除了生活必須的開支以外,將所有其他的金錢都捐出去。”他們夫婦有時辦音樂會,會中,克羅斯比會朗誦她的詩,也會獻唱。小范則彈奏各種樂器。他們把音樂會收入的一半捐給窮人。

他們夫婦後來多年過著一種特殊的婚姻生活,只偶然會住在一起,經常分居兩地。1880年,兩人正式分居。

雖然分居了,但克羅斯比堅持他們之間還是維持很友善的關係,經常彼此聯絡,甚至還有一同事奉的時候。

1903年,她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他們的關係:“他有他的缺點,我有我的缺點。但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彼此相愛直到他過世。”

 

1906年的芬妮克羅斯比

 

寫作聖詩(1864–1915)

克羅斯比是19世紀最多產的聖詩作者。她一生所寫的詩歌超過8000首,其中有不少是用筆名所寫。據估計包含她所寫的詩歌的詩本至少賣了一億本。

她自己設了一個目標,希望她的詩歌能帶領一百萬人信耶穌。所以,她在寫詩歌的時候都會禱告,求這首詩能帶領人信基督。

美國的名作家安妮道格拉斯(Ann Douglas)說,克羅斯比是一位在19世紀解放美國宗教的女作者。她用詩歌將美國教會從嚴謹的加爾文主義帶進反智的群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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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號抵達北美(賀宗寧)2017.11.10

賀宗寧

本文原刊登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1.10

 

公元1620年(明光宗泰昌元年)11月9日,五月花號抵達北美

1620年,英國國教裡的“分離份子”(Separatists)在倫敦成立組織,準備離開英國,橫渡大西洋到新近發現不久的北美。他們找到了一位富有的商人預付船費。理論上擁有北美土地權的維吉尼亞公司,也允許他們在北美東岸北緯38度到41度之間可以建立一個殖民地(或農場)。英國國王特許他們脫離英國國教唯一的條件是,他們彼此之間必須“和平”相處。

1620年8月5日,40位“聖徒”(他們自稱)與另外62位“陌生人”(非基督徒的殖民探險者)搭乘兩艘商船(五月花號與順風號)從英國南方的普利茅斯港出發。但才一出港口,順風號就漏水,兩艘船不得不折返到達特茅斯港。順風號在修理後,他們再次於8月21日出發,但航行了300英里,順風號又再次漏水。他們只好再次折回。這次,他們決定放棄順風號。

這102位船客只好擠到一艘船上。9月,五月花號第三度啟程。但由於前兩次的拖累,再出發時,已經是大西洋的風暴季節。因此,這兩個月的旅程非常辛苦。在狂風大浪裡,許多人都嘔吐暈船。甚至有一個“陌生人”被海浪捲進海洋中淹死。

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Compact

經過兩個月的風浪之後,11月9日,他們終於到達北美。但登陸後,他們除了找到一個印第安人廢棄的村落外,幾乎沒有任何人物的踪影。他們又發現,他們著陸的地點是北緯42度,比原先維吉尼亞公司允許他們可用的地方要更北。

其實,從英國的法律來看,他們無權擁有這塊土地。他們將這塊地命名為普利茅斯殖民地,以記念他們出發的港口。在這種言不正名不符的情況下,41 位“聖徒”與“陌生人”聯合起來,起草了一份“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Compact)。這份公約允諾建立一個“民間的政治體系”(Civil Body Politick),由選舉出來的官員管理他們並允諾施行“公正平等的法律”,而且效忠英國國王。

 

簽訂“五月花公約”

 

這些“聖徒”,後來被稱為“朝聖者”(Pilgrims),是後來接續到北美的“清教徒”(Puritans)的一支。其實,在北美並沒有什麼“聖”可以朝見。英文的“朝聖者”真正的意義是“為宗教的理由走往遠方的人”。這些“五月花號”的乘客是“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到北美的人”。

1608年,在諾庭漢郡一個叫做思科盧比(Scrooby)小村子的整個教會,因為不願意繼續向英國國教效忠,他們舉村離開英國搬到荷蘭的雷敦。這些“分離份子”認為英國國教幾乎與天主教一樣的腐化與敬拜偶像,必須要取而代之。這些“分離份子”希望能在荷蘭找到自由的敬拜方式。這些人與清教徒並不相同。清教徒同樣反對英國國教的一些措施,但他們希望留在英國國教,從內部進行改革。

這些“分離份子”在荷蘭確實找到了信仰自由,他們自稱為“聖徒”。但他們在荷蘭發現一些現實生活的問題。首先,他們發現在荷蘭,所有的技術工作都是有組織的,他們這些外來者沒有資格參與,因此,只能從事一些低階的勞力工作。

但更糟糕的是荷蘭鬆散的生活形態。這種生活對一些聖徒的孩子有無比的吸引力。他們的領袖布萊德福認為這些孩子被帶壞,嚮往奢華,走上危險的道路。為了這個原因,虔誠的聖徒們決定必須再次搬遷,到一個沒有政府干預及屬世紛擾的地方。這就是他們後來在1620年,漂洋度海遠走“新世界”的原因。

清教徒的起源與歷史

“清教徒”是16到17世紀的英國改革宗基督徒。他們希望能“洗清”英國國教,因為他們認為英國國教並沒有完全擺脫天主教的做法與信念,只能說是半吊子的新教。

從這個角度來看,清教徒運動是發自英國國教的內部。那些發起者是在信奉天主教的瑪麗一世(史稱“血腥瑪麗”)時代被放逐到荷蘭的一些牧者,直到1558年伊麗莎白一世即位後他們才回到英國。

清教徒最早時對英國國教信仰改革的範圍不滿,尤其是對在一些敬拜上保留天主教的儀式覺得需要改進。他們認為在敬拜與教義上,需要更為“純潔與敬虔”。由於接受改革宗的神學,他們應該是加爾文主義的信徒。

至於在教會體制方面,有些清教徒認為應該完全擺脫宗派,自行結合成立獨立的教會。1640年代,當長老會制度的支持者,無法成功的在西敏大會上組成一個新的英國國教後,這些要求與英國國教分裂另成立獨立教會的信眾,在清教徒當中明顯的成為主力。

由於當時英國有關宗教方面的法律限制,清教徒想要從英國國教內部改革的企圖,受到了阻止。但他們的信念卻在被放逐到荷蘭時,以及後來移民北美時得到實現。而在英國國內,劍橋大學的一些學院也引進了清教徒的教育系統,影響到平信徒。

逐漸的,清教徒與不斷增長的商業世界,英國國會裡反對皇室特權在野勢力,以及蘇格蘭長老會結成一種沒有正式形式的聯盟。他們在政治上積極參與,在1642年到1644年,克倫威爾的國會派與查理一世的保皇派之間的英國內戰中,站在國會派的一邊。

後來,在英國1660年代的恢復期(Restoration of 1660),幾乎所有的清教徒牧師都正式的脫離英國國教,其有一部份成為所謂的非傳統派的獨立牧師(nonconformist ministers)。

清教徒從來沒有正式成為一個宗派。且在18世紀後,就沒有人再使用這個名詞。有些清教徒的信念,像正式否定羅馬天主教,後來被英國國教接受。但有些信念,像相信邪靈或污鬼附身,後來被主要的宗派否定。另外許多的信念都融入了17世紀末葉到18世紀初葉興起的宗派裡。

普利茅斯殖民地及第一次的感恩節

在到達北美後,這些新的殖民經過了一個嚴寒的冬天。他們中間將近一半的人因為沒有足夠的食物而未熬過這個冬天。原來“五月花”的乘客中只有53名存活,而船員裡也只有一半平安度過這個冬季。五月花號在第二年4月啟程返回英國。

還好,他們遇到一位印第安人,他的名字是撒莫瑟(Samoset)。他原住在緬因地區,因為有些英國的漁民到那一帶捕魚,他跟這些漁民學了些英語。1621年3月16日,撒莫瑟走進普利茅斯殖民者的營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居然開口用英語與他們交談。

 

印第安人結識在普利茅斯的新移民

 

這位好心的印第安人撒莫瑟幫助他們與當地的萬潘諾亞族(Wampanoags)結識。這些印第安人教導他們如何獵取當地的野生動物(包括火雞),如何到海邊挖掘蚌殼及釣取其他的海鮮,如何種植玉米,豆類及瓜類的食物。他們終於靠此得以生存。

第二年秋收之後,這些普利茅斯的新殖民以3天的時間慶祝感恩。這個感恩節直至今天還是美國重要的節慶。

 

普利茅斯的“朝聖者”慶祝第一個感恩節

 

這些普利茅斯的新殖民是最早融入後來到達北美麻塞諸塞灣的清教徒群體。但五月花號聖徒以及他們的後代,至終相信他們是上帝特別揀選的人,為了要成為全世界基督徒的光。他們的領袖布萊德雷寫道:“我們雖然只是一支小蠟燭,但可以照亮上千的人們。甚至在某種程度來看,我們照亮了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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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張貼95條論述(賀宗寧)2017.11.03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1.03

 

公元1517年(明武宗正德12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大門張貼95條論述。

2017年是馬丁路德改教500週年紀念。1517年10月31日,他在威登堡教堂門口張貼的95條論述,其實是向教皇李奧十世申述當時教會所犯的錯誤,希望教皇能糾正這些錯誤。他沒有體認出這些錯誤源頭,其實就是教皇李奧十世本人。

1517年,教皇李奧十世為興建聖伯鐸大教堂(基督教翻譯為聖彼得大教堂)籌款,授權德國布蘭登堡的總主教艾伯特,銷售贖罪卷,得款一半交給教皇建堂,一半留給艾伯特使用。當時,道明會修士帖次勒(Johan Tetzel)在威登堡附近大力推銷贖罪券,引起人本主義者及德國國家主義人士的反感,認為這是在剝削平民。

教皇李奧十世

 

艾伯特總主教

道明會修士帖次勒

 

馬丁路德在那時是威登堡大學的神學教授,也是威登堡教會的神父。他在兩年前已經從《羅馬書》1:17節得到因信稱義的信念。現在面對販賣贖罪卷的事,認定這是以功德而不是憑信心來得到救恩。

威登堡教堂

威登堡教堂正門

 

經多方思考後,他於10月31日在威登堡教堂門上張貼《九十五條》的論述,攻擊推銷贖罪卷以及其背後的神學觀點。其中51及82條特別引起一般民眾的反響。

51.窮人花盡所有錢財買贖罪卷,教皇應當變賣教堂來幫這些窮人;

82.若是教皇有權將靈魂由煉獄中釋放,他就應當憑著愛心白白的將這恩典給信徒,而不是用此來興建教堂。

路德張貼95條論述

 

那時古滕堡印刷機剛發明不久,路德充分利用其功能,將《九十五條》的拉丁文及德文版迅速的印刷分發到德國各處,獲得人本主義者及德國國家主義人士普遍的支持。因天主教當時只使用大多數德國人看不懂的拉丁文,路德的德文版造成了軒然大波,因為民眾看得懂,就阻擋了教皇與權貴的財路。最後,在一連串的事件發展後,終於促成了宗教改革。

古滕堡印刷機

馬丁路德的背景

馬丁路德在1483年出生於德國小鎮艾斯勒本(Eisleben)。自幼父母管教甚嚴,後唸書時,老師亦常因其不明白課文而鞭打之。這個從小所受的嚴格管教,讓他一生都有非常敏銳的感受。

1505年是馬丁路德一生最大的轉折點。有天他在荒野碰上了一場大暴風雨,他以為會喪命在這次風暴中。在暴風雨中,他跪下向德國的“保護聖徒”聖安妮(馬利亞的母親)祈求,若得保佑平安度過這場風暴,他願意獻身成為修士。

兩週後,他按照允諾,放棄父親要他從事的法律生涯,加入奧古斯丁修會。在進入修會的初期,他深深感受到在上帝裡有平安喜樂。

修道院長察覺他的恩賜,按立他為神父。而他在首次主領聖餐時,深感恐懼,覺得自己罪惡深重,不配將耶穌的聖體分派給會眾。

因為他對罪的敏感,經常去告解,他怕自己有罪沒有得到赦免,不能得救。

他對神的公義感到十分懼怕,因為神公義的表現就是要懲罰罪。修道院長為了幫助他,要他用愛神的態度去追尋神秘主義,但他卻發現自己對公義的神只有恨,沒有愛。

院長又要他去學習及教導,希望能藉學習改變他對罪的懼怕。他去進修神學,於1512年獲得神學博士學位。1513年在威登堡大學教授《詩篇》,1515年,講授《羅馬書》。

當他讀到《羅馬書》1:17:“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他發現倆因信稱義的真理。原來神的義,不是懲罰人的義,而是,信實守約的義。因為神的信實守約人才能得到福音。路德後來寫道:“我好像重生一樣,天堂的門為我打開,整本聖經帶來了新的意義。“神的義不再帶給我仇恨,而成為一種說不出來的甜蜜。”

他逐漸說服威登堡大學的同事們。後來,他貼出97條神學的論點,希望在學術界引起討論,但沒有受到學術界重視。

兩年後,1517年,他貼出《95條論述》時,應該沒有想到竟有絕然不同的反應。

95條論述》的後續發展

1518年,教皇將路德交給奧古斯丁修會懲處。但該會在海德堡開會後,拒絕處罰他。

在教皇指示下,皇帝麥西米蘭一世召路德到奧古斯堡,在帝國會議前為自己辯護。皇派樞機主教卡耶坦(Cardinal Thomas Cajetan)至奧古斯堡與路德辯論3天,沒有結果。卡耶坦為贖罪卷辯護,路德拒絕改變反對的立場。路德在薩克森邦親王“智者”弗來德列克的保護下得以脫身,回到威登堡。

11月9日,教皇下旨,譴責路德的寫作,認定他的論述與教會的教導相衝突。

 

“智者”弗萊德列克

 

1519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麥西米蘭一世故世,另選西班牙的查理五世為皇帝。

7月,天主教神學家厄克邀請路德到萊比錫進行辯論。他們辯論的範圍包括煉獄,贖罪卷,告解,以及教皇的權力。路德在辯論中指出,唯獨聖經是基督徒信仰的根據,聖經中沒有提及教皇,因此教皇沒有任何權力,他並譴責以贖罪卷來減少信徒在煉獄時間的說法,聖經中更是從未提及煉獄的觀念。這些論述,被認定與異端約翰胡司是同一見解。

這次的辯論導致教皇李奧十世在1520年6月發佈諭旨,嚴禁傳講或散發路德的著作。

最後,在7月,教皇再次發佈諭旨,宣稱“一野豬闖進了神的葡萄園”。路德的教導是異端。他給路德120天到羅馬,收回他的言論。

12月10日,路德在收到教皇諭旨60天後,邀請威登堡大學同事聚集,當場燒燬教皇諭旨,正式與教皇決裂。

1521年1月3日,教皇李奧正式將馬丁路德開除出天主教會。

 

路德將教皇諭旨丟入火中焚燒

 

教皇在開除路德後,要求查理五世處置路德,但查理希望利用路德,減低教皇對法王法蘭西斯一世的偏袒,所以一直拖延。最後在1521年春天在沃木斯召開帝國會議。教皇李奧在開會前逝世。

4月17日,路德奉召到達帝國會議。他以德語發言,再度拒絕收回他的言論。最後,他說出:“這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求神幫助我,阿們。”然後轉身離去。等查理五世聽完翻譯,轉神過來時,路德已經離開會場。

 

路德在沃木斯帝國會議發言

 

路德在離開會場後,突然被一群“綁匪”劫持失踪。查理五世遍尋均無法找到他的踪跡。

5月25日,查理五世簽署一份聖旨,命令全國將路德的寫作焚毀。其實,路德在“智者”弗萊德列克的指示下,被帶到瓦特堡修道院。他在那裡留鬍鬚,改名換姓,自稱名叫“喬治爵士”(Junker  Jörg,英文:Knight George)。

 

路德藏身之處–瓦特堡修道院

 

路德在瓦特堡開始了一個新的計劃:將新約聖經由希臘文翻譯為德文。他花了11個星期完成這個計劃。後來在1522年出版,立時在北德新教地區受到歡迎。後來他又翻譯了舊約聖經。1534年,德文的新舊約聖經正式發行。

1522年,有靈恩派的三位“先知”由慈威考(Zwickau)到威登堡,宣稱由於聖靈直接向他們說話,因此,他們的教導比聖經的教導更有權威。路德得知此事,認為事態嚴重,於是離開瓦特堡回到威登堡。

1524-25年,德國佃農起義。帶領者包括慈威考的靈恩派先知孟則爾。他們宣稱要成立神權政府,將帶來神的國度。路德勸說農民用溫和手腕,但未成功。最後,他呼籲德國貴族鎮壓農民。當貴族得勝時,他要求用慈悲對待農民,也未成功。最後農民被殺逾十萬人。

天主教指責路德鼓動農民,農民卻覺得路德背叛了他們,許多人回到天主教,或加入了重洗派。

1526年,查理與教皇及法國開戰,帝國會議在斯皮爾召開,查理為求得全德國的支持,正式取消沃木斯的決定,准許德國各邦可以選擇宗教派別.

1529年,第二次斯皮爾帝國會議,重新肯定沃木斯的決議。會中,德國已選擇路德宗信仰的諸候,集體“抗議”皇帝打壓宗教改革,從此,凡主張“宗教改革”者就被稱為“抗議宗”(Protestants)。

1530年,查理五世與教皇及法王達成和平協議,回到德國,召開奧古斯堡帝國會議,他要路得宗詳細地將所有論點列出。路德的門徒梅蘭克頓起草,是為奧古斯堡信仰宣言(Augsburg Confession)。查理拒絕奧古斯堡宣言的說明,要他們在次年4月前收回,否則後果自負。

路德在戰爭的威脅下,決定拿起武器,準備抵抗皇帝。但回教軍及法軍又對查理備戰,查理在面對強敵之下,需要有個統一的德國,於是與路德宗談判。

1532年,雙方簽訂紐倫堡和平協定(Nuremberg Peace Accord)。德國各邦可自行決定信仰歸屬,但新教各邦不得擴張至天主教邦內。

1546年,路德逝世。

改教的核心信念

改教運動的三個基本觀念

因信稱義

信徒皆祭司

惟獨聖經

 

三個唯獨

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

唯獨恩典(Sola Gratia)

唯獨信心(Sola Fide)

有人另外加上

唯獨基督 (Solus Christus),

唯獨神的榮耀 (Soli Deo Gloria)

而稱為五個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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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戰爭結束(賀宗寧)2017.10.27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0.27

 

公元1648年(清順治5年)10月24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reaty of Westphalia)結束了歐洲30年戰爭。

 

聖塔克魯茲侯爵1625年解救熱內亞 (巴洛克時期西班牙畫家antonio-de-pereda繪)

 

17世紀初的歐洲各國,矛盾重重,勾心鬥角。丹麥、法國、瑞典、荷蘭支持日耳曼新教聯盟,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羅馬教廷和西班牙則支持天主教聯盟。戰爭一爆發,各國乘機捲入,謀取利益,甚至演變成為全歐洲的國際戰爭。

戰爭的主戰場是在日耳曼領土上,另外還有一些次要的戰區,這場戰事前後持續了30年之久。長期的戰爭使參戰國家財政困難,兵力疲憊。

1643年7月,交戰各方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奧斯布魯克地和閔斯特兩個城市開始談判議和,1648年10月24日簽訂和約,史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歐洲的30年戰爭 (1618-48) 起始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以波希米亞國王的身份要在波希米亞境內,實施絕對的羅馬天主教信念。這引起了波希米亞與奧地利信奉新教的貴族群起反抗。

經過5年的戰爭,斐迪南得到了勝利。但在1625年,丹麥國王克里斯田四世看到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被波希米亞戰事牽制,認為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去奪取部份日耳曼的土地,來補償他稍早丟失給瑞典的波羅的海區域的土地。於是出兵攻占神聖羅馬帝國北方的地區。

而在同一時期,瑞典與波蘭也在交戰。1629年,丹麥戰敗,簽訂呂貝克和平條款(Peace of Lübeck),自此,丹麥一蹶不振,不再為軍事強國。

瑞典打贏了與波蘭的戰爭,乘勝追擊,入侵日耳曼地區,並且獲得新教的諸侯支持。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反對羅馬天主教,也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在瑞典軍隊進入日耳曼地區之前,屬於新教陣容的軍隊節節敗退,但1630年,瑞典國王阿道爾夫(Gustavus Adolphus)御駕親征。在與日耳曼新教諸侯的聯盟下,於1631年在布萊登菲爾德(Breitenfeld) 大敗帝國軍隊,並將他們逐出大部份的日耳曼地區。

新教聯軍的優勢一直持續到1634年。那時,西班牙軍隊介入,在諾德林根(Nordlingen)打敗瑞典的主力部隊,將新教勢力趕出巴伐利亞(德國南方)。但是這次哈斯伯格皇家的勝利又引起法國被包圍的恐懼。於是,法國向西班牙(1635)及神聖羅馬帝國(1636)宣戰。

最後,在1643年,法國在河克華(Rocroi)打敗西班牙軍隊,1645年,瑞典在嚴考(Jankao)擊退帝國軍隊。這兩場戰事迫使神聖羅馬帝國的哈斯伯格皇家退讓,於1648年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重新劃定國界,解決大部份的爭端。歐洲,從此由獨立主權的國家取代了以前中央集權的羅馬天主教帝國。

 

三十年戰爭情景之一

 

作為主戰場的日耳曼區域在這30年戰爭中損失慘重。交戰的各方使用僱傭兵,而且經常不給糧餉。這使得這些僱傭兵在農村四處流竄,像“野狼”般到處打家劫舍。

這場戰爭對日耳曼民族來說,代價無比沉重。大約有20%的平民死於這個戰爭,而在主戰場的波羅的海到黑森林的走廊地帶,死亡人數更高達50%。農村的傷亡超過城市。而城市裡的人口,製造業及貿易也都大為消減。這樣的損失對德國來講,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都沒有這麼嚴重過。

三十年戰爭處死對手的方式之一

 

但在另一方面,這次的戰爭結束了數百年來歐洲常有的宗教戰爭。1648年以後,宗教問題不再會造成國際上的戰爭。宗教不再是影響國際政局的重要因素。如果說三十年戰爭對歐洲有什麼正面的影響,或許宗教重要性的消失是讓歐洲政局比較穩定的一種貢獻。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約情景

 

和約主要内容

  • 重申1555年的奧古斯堡和平協議,和1635年的布拉格和約繼續有效。哈斯伯格皇室承認新教在神聖羅馬帝國内的合法地位,同時新教諸侯和天主教諸侯在帝國内地位平等。
  • 神聖羅馬帝國内各諸侯邦國可自行訂定官方宗教,除路德宗以外,改革宗(加爾文派)也獲得帝國承認為合法宗教。
  • 神聖羅馬帝國内各諸侯邦國有外交自主權,唯不得對皇帝及皇室宣戰。

此外,另行劃定歐洲各國的國界:

  • 正式承認聯省共和國(荷蘭)和瑞士為獨立國家。
  • 瑞典,法國,普魯士,巴伐利亞,薩克森都擴大了版圖。
  • 哈斯伯格皇室失去大量領地,也削弱了皇朝對神聖羅馬帝國内各邦國的控制,使皇朝陷入中衰。

 

1648年歐洲地圖

 

對當時及後來國際關係的影響

這個和約削弱了哈斯伯格王朝的統治,使日耳曼民族的地區完全成了地理概念。意大利各邦也仍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法國得到通向德意志的戰略通道,實力大增,為後來稱霸歐洲打下基礎。瑞典獲得波羅的海和北海沿岸重要港口,成為北歐強國。和約在歐洲大陸建立了一個相對均勢狀態的格局。

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形成的均勢格局並非穩定局面。事實上,各國的興衰更替一直進行著。

雖然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的均勢並不鞏固,但和約確定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准則。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裡,外交和談的方式依然是解決各國間矛盾、衝突的基本方法。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歐洲戰亂頻仍。但如和約所簽訂的那樣,這些戰爭都是在民族國家之間為了各自國家的利益而戰,不再有中世紀般為了某一所謂神聖原則而戰。

而且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直至20世紀的大多數戰爭中,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確定的國際關係原則,對戰爭的進程及結果均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為了解決各國間的矛盾和爭端,建立一個相對合理的國際秩序,在這個和約的基礎上,人們又簽訂了許多和約、條約,建立了各種體系和國際組織,包括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體系等,並建立了聯合國。

但是這些體系和國際組織的基本原則,都沒有超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規定的國家主權和平等的範圍。

國際法規則對國際關係的深遠影響

第一、和約確立了國家主權至上的國際基本原則。

教皇使節這次來到威斯特伐利亞僅僅是聽取會議,而此前教皇至少在名義上擁有教會管轄權、絕對領土權、國際執法權和無限戰爭權。而在這次會上,和約的第63條明確承認瑞士為主權獨立國家。和約的第64、65條規定疆域擴大了的帝國選侯、邦君和各邦則享有一定的主權。這些條款事實上是對主權國家的存在及國家享有主權的確認。

第二、和約建立了以國際會議方式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模式。

和約的簽訂開創了以國際會議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先例。和約涉及領土劃分及賠款、宗教等複雜問題。通過召開國際會議有效地處理了這些問題。這為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範例。自威斯特伐利亞以來,和平商議、協調解決已經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主要模式。

第三 和約對戰俘、人類信仰等人權問題的關注,體現了人類的文明進步。

和約第110條提到了現代意義的戰俘問題,並提出了解決的建議。這也為後世戰爭樹立了規範作用,1785年,普魯士和美國簽訂了世界上第一個内容涉及保護戰俘的雙邊條約,規定應給予戰俘正當待遇,禁止將戰俘囚禁在罪犯的監獄里並禁止使用鐐銬,戰俘必須監禁在合乎衛生的場所,可以像軍隊一樣地生活、飲食和進行體育運動。

19世紀,戰俘的待遇應和本國軍隊的待遇相類似的原則,得到了普遍的承認。保護戰俘的國際公約。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中,戰爭法規則中的人道主義法逐漸成型。

在現代國際法中,“日内瓦條約體系”專門規定了給予戰爭受難者(包括武裝部隊的傷、病員、戰俘和平民等)人道主義待遇和保護的原則。目前,已有近190個國家參加了這一公約。

和約第49條明確承認宗教信仰自由原則,新教教徒因此具有與天主教教徒相同的權利。宗教平等原則成為和約國際保證的一部分。對人權的關注這一原則,也成為近代早期國際關係中一個重要組織部分,為宗教平等原則建立了法律上的保證。

和約對國際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例如和約第123條中規定:“參加協議的所有各方,應有義務保衛和保護本和約的每一項條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第124條“同本協議有關的每一方都必須站在受害者的一方,向他提供意見和武力,協助他還擊侵害者”。這規定了條約必須遵守,並且對違反者要施以集體處罰,這一點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使這些規則真正以“法”的形式出現,並以此影響、規範着國際社會。

總之,和約作為歐洲中世紀與近代史時期之交的第一個多邊條約,是“國際法發展過程中的一塊重要里程碑”,它既是近代國際法的實際源頭,又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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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婦人”艾偉德(Gladys Aylward)(賀宗寧)2017.10.20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0.20

 

公元1932年(民國21年)10月15日,“小婦人”艾偉德(Gladys Aylward)出發前往中國傳福音。在出發前,宣教機構都告訴她,她不合適去中國宣教。但是她在中國不但傳了福音,而且在戰亂中救出了上百的孤兒。她的故事後來被艾倫∙伯傑斯(Alan Burgess)寫成小說《小婦人》,並改編拍成好萊塢的電影,由英格麗褒曼主演的《六福客棧》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

蒙召與起行赴中國

艾偉德在1902年出生於倫敦北部的埃德蒙頓,她的父親是個郵差。她在十幾歲時就到附近人家當女傭。後來她感受到去中國宣教的呼召,中國內地會接受她進入3個月的先期訓練班。但由於她中文的進度緩慢,無法繼續接受訓練。

後來,她被介紹去倫敦照顧一對從中國返國養老的宣教士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夫婦。榮赫鵬是個作家,寫過不少介紹東方的書,在他的家裡亦有很多藏書。通過與這對夫婦的交談和閱讀,艾偉德學到許多國際知識,特別是關於中國的知識。

1930年初,在一次聚會中,艾偉德聽說有一位原來在中國山西的老宣教士珍妮∙勞森(Jeannie Lawson)已經73歲了,要退休,但因無人接替,一直退不下來,但一時又難以找到合適的人選。艾偉德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立即寫信給勞森女士說:“那人就是我”。幾個月後,勞森回信歡迎她去,並且告訴她,只要到達中國天津,就會有人接她到勞森宣教的山西陽城。

艾偉德探詢旅行去中國的走法。得知從歐洲去遙遠的中國有兩條路:一是直接坐船到天津,這樣走快捷方便,但費用要高得多。另一條路是走陸路,比較省錢,但會很艱苦,那就是坐火車東行,經過東歐,再穿越西伯利亞後,進入中國。艾偉德選擇了第二條路。

1932年,她將幫傭所省下來的錢購買了一張火車票,動身前往中國山西的陽城。她經由荷蘭,德國,東歐與西伯利亞到達海參威。蘇聯的警察要拘捕她,但她卻躲過了搜捕,逃上一艘日本船,到達日本。在日本,她得到英國領事的幫助,又再搭上另外一艘船抵達中國天津。

艾偉德來華的路線

福音基地八福客棧

在天津宣教中心等待一些時日後,艾偉德隨著一位路姓基督徒商人,坐火車再轉汽車到達山西澤州的內地會宣教站。“劍橋七傑”之一司安仁(Stanley Peregrine Smith)的夫人接待了她,幫助她了解山西的情況,並為她換上了旗袍。休息幾天之後,艾偉德坐上騾車,再改乘轎子,經過兩天的行程,終於到達了陽城。

陽城是一座山中小城,教堂位於城東門外大道上,運貨的騾隊來來往往,非常熱鬧。教堂是租來的民居,據當地人說“鬧過鬼”,所以租金相當便宜,一年只一英鎊。73歲的珍妮∙勞森是蘇格蘭人,已經在中國宣教50年。

艾偉德先將髒亂的房屋、院子打掃乾淨,然後協助珍妮,藉閒置的房屋院落開了一間客棧,接待來往的騾夫住宿,取名叫“八福客棧”。八福之名取自主耶穌的登山寶訓中所論及的八種福氣。這樣,既可將此客棧作為向當地人傳福音的據點,也可以接待八方來客,藉他們把福音傳向四面八方;而且還可以為宣教籌措些經費。

八福客棧剛辦起來時,生意慘淡,根本沒人來住宿。因為當地人對“洋鬼子”很仇視,不願與她們交往。艾偉德只好站在大門口,招徠過往的騾隊,想方設法把他們拉進來。剛開始時收效甚微,還經常受到騾夫們的嘲笑。

但漸漸地,也有一些騾夫下車進來看的。當他們看到客棧整潔,飯菜可口,而且收費便宜時,也就動心了。偶而有人住宿後,她們更是竭誠招待,晚上還給旅客們講聖經故事聽。隨著日久天長,客棧的人氣愈來愈旺,生意也愈來愈好。不久,客棧常常爆滿。

起初,艾偉德以還不流利的中文講聖經故事給騾夫們聽,這些習慣了聚賭喧鬧的騾夫們哪有心思聽她,常常取笑她。然而艾偉德不灰心,慢慢地騾夫們受到感召,一個又一個的信了主。最後騾夫們自己定了公約,客店旅客不准吸煙、飲酒、賭博與喧嘩,以免影響艾姑娘說故事。

當騾夫們聽了福音後,生活發生了明顯的改變,不再抽煙、喝酒、賭博;也不再講髒話,或唱黃色小調,而改唱聖歌了,這事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當地村民們也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的聽聖經故事,漸漸地,各鄉鎮都有人相信耶穌基督,進而形成教會。以開騾馬店、講故事、唱歌傳道的方式宣教,正是艾偉德與眾不同的地方。

艾偉德到陽城一年多後,珍妮∙勞森不幸去世,八福客棧整個擔子就落在了艾偉德身上。此時,澤州的司安仁夫人看到她的需要,特地差派一位中國助手來協助她。艾偉德在陽城所做的一切大得人心,影響力漸增,以致有一天陽城的縣長也光臨八福客棧。

 

 

宣導“天足運動”的福音使者

當時正在推行“天足運動”,明令婦女放腳,把纏裹的小腳放開來。縣長決定派人下鄉挨戶檢查,以改正多年之陋習。他覺得艾偉德是最合適的人選,並可以現身說法,示範天足的好處,故委派她擔當此任,並應許發給她薪水,提供騾子作為交通工具,還派兩個衛兵保護她。

艾偉德經過考慮,覺得這是上帝賜給她的機會,就接受了,附帶條件是不能限制她傳講福音。就這樣,她以官使身份,周遊各村鎮間,進入家家戶戶,幫助婦女放腳,也藉機把基督福音傳給她們,使多人歸主。

這樣一來,艾偉德在陽城一帶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有一天,陽城監獄的一個囚犯突然發狂,揮刀砍死了好幾個同獄中人,獄卒們不敢上前,無人能夠制服他。情急之下,典獄官派人找艾偉德,看她能否藉著上帝的大能,化解危機。

艾偉德壯著膽子,跨過地上的尸首,走近這個殺紅了眼的兇徒,用溫柔的話勸他放下屠刀,並保證不再加罪。那兇徒竟然垂下頭來,將手中的刀交給艾偉德,讓獄卒把他押走,一場騷亂就這樣平息下來。典獄官非常感激她,此後允許她到獄中向囚犯傳福音,並且聽從她的建議改善監獄的環境。

 

八福客棧

 

陽城縣長信主

艾偉德所做的這些事對當地人影響很大,譽她為“福星”。連縣長也宴請這位35歲的英國女士,請她坐在首位。席間,縣長頗為好奇地詢問艾偉德,說以她的能力,即使要宣教,為何不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要待在這窮鄉僻壤,對騾夫和囚犯說故事。

艾偉德沉靜地回答說:“請從這窗口望出去,那許多身背重擔的苦力;再望過去那田野的農夫,茅屋內的女人;還有那些赤身露體、饑餓的孩子們。這些窮苦、憂傷、饑餓的人,絕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每一個中國人都充滿希望和快樂。”

縣長被她的話深深地感動,以致於站起來當眾鄭重宣佈:“儒家的教導存在我頭腦裡,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偉德的心裡。從今以後,我要作個基督徒。”艾偉德馬上恭喜他做出這關乎永生的決定。

收留孤兒

有一天,艾偉德走在大街上,忽然看見路旁有個婦人在賣一個骨瘦如柴,滿身膿瘡的小女孩。那婦女看見艾偉德,就請求她把孩子買下,否則這孩子必死無疑。艾偉德動了憐憫之心,搜遍全身,把僅有的九毛錢給了她。於是艾偉德把小女孩領回八福客棧,並給她取名叫“九毛”(Nine Pence),學名叫“美恩”。

在艾偉德的愛心照顧下,九毛恢復了健康,慢慢成為艾偉德的小助手。不久,九毛在門口看見一個可憐的8歲小男孩,艾偉德又收留了他,取名叫“少少”。此後她再收養了一個孤兒“寶寶”,和一個8歲的女孩“蘭香”。

1936年,艾偉德歸化為中國籍,正式取中文名為“艾偉德”,成為首位入籍中國的西方宣教士。從此後她不再是“洋鬼子”,她可以驕傲地說:“我是中國人”。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不久,陽城也受到了日軍的轟炸。

有一次,一顆炸彈擊中了八福客棧,艾偉德被壓在瓦礫堆下,一時失去了知覺。等她被救出時,發現只受了點輕傷,其他人則安全無恙。為避開戰火,艾偉德帶著她的孤兒們,和幾個基督徒一起,疏散到地處山區的北柴莊。在一個窯洞裡,她用僅有的一些急救藥品救助傷員。直到日軍離去後,她和難民們才返回陽城。

 

 

澤州宣教站的事奉

1939年2月,艾偉德得悉日軍暫時撤離澤州,回大城市過冬去了。她乃專程前往澤州去看望內地會的同工們。此時,司安仁夫人已經離世,戴維斯夫婦(David & Jean Davis)負責宣教站工作。他們是英國人,宣稱保持中立,才得以平安。

有一天夜裡,幾個酒醉的留守日本兵,突然闖入宣教站,狂喊亂叫耍酒瘋。艾偉德與他們交涉,被一個士兵用槍托擊中,當場昏倒在地。醒來時,戴維斯夫婦在旁照顧,她才無大礙。不久,有兩位年長的宣教士要回國,須由戴維斯送他們到煙臺等船。臨行前,他們囑咐艾偉德代為看守宣教站,並向她申明差會嚴守中立之政策。

暫住澤州期間,艾偉德接受了美國《時代》(Time)雜誌記者的訪問。《時代》創辦人魯斯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路思義的兒子,他出生在中國,非常支持和同情中國的抗日戰爭。採訪中,艾偉德回答說:“我代表的宣教團體是中立的,但我恨惡日軍的暴行,也不能緘默不言。當然,我是中國人,也會把所知道的日軍行蹤,報告中國方面。我雖然鼻子很高,但心是中國人的,不能無視日軍的暴行。”

艾偉德的這番話通過《時代》雜誌報導後,激怒了日本軍方,遂下令清鄉日軍,四處張貼告示“懸賞捉拿小婦人艾偉德”。

攜孤兒大逃亡

當時澤州的宣教士收留了200多名孤兒,這也是艾偉德主要的看守任務之一。1940年初,出於安全考慮,她派自己的助理晉本光,轉移100多名孤兒到西安。現在,艾偉德知道自己和宣教站處於險境,經權衡利弊後,她決定帶領剩下的100名孤兒逃往陽城。

逃亡路上,遭到日軍飛機的低空掃射,她只覺得肩頭上好像被猛擊一拳,就摔下馬來,後來才發現是中了槍彈。到陽城後,面對日軍的步步進逼,形勢十分嚴峻。為了孩子們的安全,她和同工們商量後做出驚人的決定:由她親自帶領100個孩子,遠走陝西扶風,因那裡有他們的基地。因此才有了“千里大遷移”的壯舉。

從陽城到西安大約有480公里的山路。臨行前艾偉德去向縣長告別。縣長好心地提醒她,日軍到處懸賞捉拿她,路上千萬要小心。當艾偉德說到她要帶100名孤兒一起去時,縣長嚇壞了,勸她千萬別做傻事。但艾偉德堅持說,這100個孩子都是上帝賜給她的,一個也不能丟下。縣長見無法阻止她,就關照說:“路上要有足夠的口糧呵。我派幾個人,扛上幾袋小米,送你們一程;但只能到黃河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獨自支撐了,我只有為你禱告”。

很快,這支特殊的隊伍就踏上了征程。100個孩子中,最大的是16歲的女孩素蘭,最小的只有4歲;其中還有艾偉德收養的四個孩子。隊伍前後由成年人壓陣,小孩子們互相攙扶著,最小的孩子,由幾個成人用籮筐擔著,而艾偉德則前後招呼著,還不停地抱著疲累的孩子趕路。為避開日軍,她們不敢走大路,只能在當地人帶領下在崇山峻嶺間踽踽而行。小孩子們一路上吃喝拉撒穿用,都需要照顧,其艱難超過人的極限。

經過12天艱難跋涉後,他們到了黃河邊上,但沒有船無法渡過。他們在黃河邊足足等了三天,糧食也快告罄。艾偉德焦急萬分,只能不住地禱告。到第四天,終於盼到一只國軍的船從對岸駛過來,靠著這條大木船,100多人分三批渡過了黃河,進入到國軍的防區,總算脫離了險境。

 

艾偉德與孤兒們在崇山峻嶺間踽踽而行

 

後來在軍人的幫助下,他們搭上了開往西安運貨的火車,中途因橋樑被炸毀,只好下車,餘下的路要徒步走向西安。他們必須徒步穿過以險峻著稱的崤山。那段山徑蜿蜒於高山絕谷之中,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樣,攀山越嶺往前行。

攀行半個多月,面對重重山巒,體力已經到了極限。有一次他們癱倒在地,再也走不動了。艾偉德心力交瘁,看著癱軟在地哭泣著的孩子們,她放聲大哭,孩子們也跟著她哭,一時哭聲震天。但哭過之後,還是要掙扎著往前走。當時只有一個信念:一定要走出去,一個也不能掉隊。終於有一天,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經對照地圖艾偉德確認說:到潼關了,我們有救了!

安抵西安一個孩子也不少

潼關是陝西的東大門,距西安大約135公里之遙,到達這裡,意味著他們已經穿過崤山之險。在潼關,他們再次扒上了運煤的火車,中間又轉乘幾輛汽車,經歷千辛萬苦,總算抵達西安。

在宋美齡創辦的一所孤兒院裡,艾偉德把孩子們集合起來點名,結果發現100個孩子一個都不少時,她突然就昏過去了。待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西安浸信會的醫院裡,醫生告訴她:你腦部受傷,患有肺炎,還得了傷寒,肩上還有一顆子彈,又發著高燒,加上營養不良,你的病情很重。而艾偉德卻喃喃地呼喚:“我的孩子們在哪裡?……我有一百個孩子。”

直到聽說孩子們都好之後,才安下心來。在當時的條件下,她能夠活下來堪稱是一個神蹟。她在醫院裡治療了一年之後才出院,那時100個孩子都已經去了最終目的地—-陝西扶風。

1942年初,艾偉德開始在郿縣的難民營工作,那裡距扶風和西安不遠,她可以經常有機會去看望孩子們。不久,她又在西北各地從事宣教活動。

自傳《我的心在中國》

1944年至1945年期間,她在甘肅蘭州和四川成都服務窮人和痲瘋病人,甚至傳福音到喜馬拉雅山麓。直到1948年,她的身體又累垮了,醫生勸她回英國休養並探望父母,然而離家已經17年的艾偉德此時竟一文不名,連路費都要靠醫生為她籌措。

1949年春,47歲的艾偉德終於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英國。雖然經過多年戰亂,其父母和兄姐都還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久別重逢的天倫之樂,但她心裡卻時時牽掛著那多災多難的中國,因為中國已經成了她的祖國。

在此期間,她寫下了自傳《我的心在中國》。倫敦一位名叫萊德伍德(Hugh Redwood)的新聞記者採訪她之後寫了一篇專訪;之後英國廣播公司的作家艾倫∙伯傑斯(Alan Burgess)又以她的事蹟為底本,出版了傳記小說《小婦人》(The Small Woman),此書不但成為暢銷書,而且英國BBC廣播電臺還將之改編成廣播劇,連續播出。這使得艾偉德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

1957年,更有美國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與艾偉德簽約,根據她在陽城的傳奇故事改編成電影《六福客棧》(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這裡將“八福”“改成了“六福”),由著名影星英格麗褒曼主演,更使艾偉德揚名全世界。她的事蹟感動了歐美無數青年人獻身宣教,也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

但艾偉德並不喜歡這許多名譽,她只把自己看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宣教士。她更不喜歡那部把“八福客棧”改為“六福客棧”的電影,因把她的經歷改成面目全非的、英雄加美人的愛情電影。為此她感到既氣憤又羞愧,從來不看這部電影。

生命尾聲在台灣的事奉

1957年,艾偉德決定重回中國,但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拒絕入境,只好進入香港,在那裡從事難民救助工作。後因她的中國護照在香港的居留簽證期限已到,她又轉往臺灣。當她坐船離開香港時,遙望大陸,不禁淚流滿面,久久難以抑制。

到臺灣後,艾偉德延續其過去的慈幼工作。1959年,艾偉德與世界展望會合作,在臺北木柵創辦“艾偉德孤兒院”。同年,美國展望會邀請艾偉德到美國作旅行佈道,美國聽眾這才驚奇地發現,她並不是電影中那位美麗的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蒼老的小婦人。

不久,她又應邀到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巡迴佈道與演講。後來,她再次回英國時,英國BBC 再次為她製作出一個電視節目“This Is Your Life”。其後坎特伯雷大主教會見了她;伊麗莎白女王也邀請她到白金漢宮相敘。她自然不會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請求女王幫助在臺灣的孤兒們。

1962年艾偉德另覓新址在北投創立了“艾偉德兒童之家”,同時她也積極參與歐美及臺灣各地的奮興佈道工作。由於早年與宋美齡相識,艾偉德到臺灣後,常常參加她所組織的婦女祈禱會,一同為中國禱告。她常以自己的經歷鼓勵青年人說:“不要擔心你所受的教育,上帝不要你呈驗畢業文憑,只要你對蒙召的事,凡事忠心。”

棺木頭部朝向中國

1969年12月,臺灣島籠罩在寒流侵襲之下,氣溫濕冷,使艾偉德感染A2型流行性感冒,並引起肺炎併發症。1970年元旦傍晚6點,好友史可梅女士(Kathleen Langton-Smith)請基督教診所滕華寧醫生(Dr. HeikkiTenhunen, 1932-1994)為她診治,但終因病情嚴重,於1月3日夜間在家中辭世,享年68歲。

她去世的時候,要求把自己埋葬在中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安葬於臺灣。當時許多人都願意捐獻土地給她做墓地,最後由艾偉德的生前好友,基督書院(Christ’s College)院長賈嘉美牧師(Rev. James R. Graham Ⅲ, 1898-1982),提供該校校園內的一塊土地,作為艾偉德的墓園。該墓園位於基督書院內禮拜堂的西邊,環境幽靜,面對淡水河出海口,朝向中國大陸。

賈嘉美牧師說:“艾偉德生前常來基督書院講道,基督書院捐贈這處園地,是表示對艾偉德的敬愛。”1970年1月24日下午2時,艾偉德追思禮拜在臺北市立殯儀館景行廳舉辦,蔣中正總統題頒輓聯“弘道遺愛”(此四字亦刻在墓碑上),蔣夫人亦贈一十字架花圈。

參加追思禮拜的約有一千餘人,將會場擠的水泄不通。下午三時半在書院禮堂舉行安葬禮拜,由美國駐臺海軍軍中牧師馬立德(Rev. Lowell Malliett)作祝福禱告,隨後蓋棺安葬。遵艾偉德遺囑,下葬時頭部朝向中國大陸,以示她心對那片土地的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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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梵蒂岡公會(賀宗寧)2017.10.13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0.13

 

公元1962年10月11日,天主教教宗若望23世宣佈第二次梵蒂岡公會開幕。這個公會將天主教帶進了20世紀新的時代。

教宗庇護12世在1958年過世後,天主教的樞機主教們在11輪投票后,才選出若望23世為新任教宗,時年77歲。大多數的人都認為他只是位過渡性質的教宗。但他在即位后3個月宣佈召開公會。

自從1870年第一次梵蒂岡公會宣佈教宗無誤後,教宗大權在握,將近100年來,天主教沒有再開過公會。若望23世本不需要再開公會,但他堅持要用主教們聯合的智慧來更新天主教。他的這個決定讓許多人感到意外。

在正式開會前,若望23世曾多次表達“現在是打開窗戶,引進新鮮空氣的時候了。”他也邀請了天主教以外其他基督教宗派與團體派代表來觀察這次的公會。接受邀請派觀察員的有:俄羅斯正教,埃及科普特正教,伊索比亞教會,敘利亞正教,東方敘利亞正教,亞美尼亞使徒教會,聖公會,路德會世界聯盟,長老會世界聯盟,福音路德宗,衛理公會世界大會,公理會國際大會,貴格會,基督門徒會,自由派國際基督教聯合會,南印度教會等。

1961年教廷成立基督教聯合促進部,協助籌辦公會並與其他基督教派別聯絡。次年,第二次梵蒂岡公會在1962年10月11日,正式在梵蒂岡的聖伯鐸大教堂(基督教翻譯為聖彼得大教堂)開始。大會分兩大派別。保守派希望保持天主教上千年的傳統;改革派則認為教會必須面對現代社會,做出合宜的改革。

 

教宗若望23世

 

教宗保祿6世

 

參與第二次梵蒂岡公會的有2000到2500位主教,另外還有上千名的觀察員。從1962到1965共有四個會期。在若望23世與保祿六世的支持下,改革派大獲全勝。但是,若望23世在1963年6月逝世,沒有看到最後成果。意大利的蒙提尼樞機主教接任教宗,成為保祿六世。在新任教宗的帶領下,第二次梵蒂岡公會於1965年第四次會期後結束。

整個公會前後一共出版了16份文件,主要是針對二次大戰以後社會文化的變遷,來調整教會的運作。這16份文件奠定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天主教。

 

聖伯鐸大教堂的外觀

 

這些文件的主旨之一是“和好”。因此,文件中改革的容包括:允許天主教徒可以與其他基督教宗派的信徒一起禱告;也鼓勵他們與其他非基督教信仰的人交友;天主教的彌撒可以改用非拉丁文的本地語言。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教育,媒體以及有關啟示方面的教導。

*保祿六世在1965年梵蒂岡二次公會時,將一份教宗諭旨交給太陽城正教主教長梅里頓。諭旨的內容是取消1054年造成東西教會分裂的、開除東方教會教籍的諭旨。

後來成為教宗本篤16世的德國神學家拉親爾指出,這次公會最重要的核心信息是:“逾越節預表基督救贖的奧秘(Paschal Mystery)是基督教的中心信念,因此也是所有基督徒生活,甚至基督徒一切事物的中心。”這次公會其他的重要信息與改革還包括,不再堅持以拉丁文為彌撒所使用的語言,而改用教會所在地點本地的語言,取消神父華麗的服飾,修改聖餐時的禱告文,簡化教會日曆,允許神父在彌撒時面對會眾,而不是僅能面對十字架。講堂內部的畫像、雕塑及音樂,也朝向現代化改進。

 

 

1962年參與開幕典禮的代表中,後來有四位先後接任教宗的位置。他們是:蒙提尼樞機主教(Giovanni Battista Cardinal Montini,保祿六世);陸其安諾主教(Bishop Albino Luciani, 若望保祿一世);波蘭的沃提拉主教(Bishop Karol Wojtyła,若望保祿二世);以及德國的神學家顧問拉親爾(Joseph Ratzinger,本篤16世)。

教廷花了超過兩年的時間準備這次公會的召開。除了一個協調各方面的總體委員會外,另外還成立了10個特別委員會。除了邀請2100到2300位的主教出席外,還邀請了特別的神學專家為顧問,這些神學專家在會議中成為非常有影響的一群顧問。

除天主教外,有17個東正教與基督教新教的宗派派觀察員列席。

1962年10月11日,在若望23世主持下,第二次梵蒂岡公會正式開始。教宗在開幕式上以拉丁文“歡迎母親教會”(Gaudet Mater Ecclesia)向全體出席的主教及觀察員致辭:

“大公會議的任務在使教會自我革新,推進基督徒中間的合一,為能向人類更有力地宣講福音。接著,他特別提及大會的工作要則。例如:教會不得遠離教父所傳授的真理之神聖寶庫,同時應該顧到當前時代的趨勢。教會固然有保存看守真理寶庫的責任,但為盡好這天職,不應只滯留於研究古蹟而應以欣勤、愉快、勇敢無畏的精神,切實地努力工作,使能符合當代的需要﹔保存啟示真理是一事,其傳達的方式為另一事,所以在表達上該按照實際需要。對所有的謬誤,教會過去無時不在竭力抵制,並以嚴格方式予以懲罰﹔然而,今日教會卻願以仁慈對待它們,就是以充份地闡明福音的真義來辯明謬誤的道理。”

在開幕詞中,教宗也提到所有基督徒的合一:“耶穌基督受難前夕向天父熱切懇求

信從祂者的合一﹔天主教深感有職責努力促成這合一。”教宗說耶稣的祈禱,恰似放射上天救恩的三道神光:

第一,天主教友本身的團結﹔這一團結應堅強固守,放出光輝來作典範。

第二,與宗座分離的基督徒,亦顯示他們的熱切祈禱,深切盼望與天主教會合一。

第三,崇奉其他宗教的信徒,亦對天主教一致寄予重視和崇敬。教宗更盼望

聖教之光得普照大地,透過她超性的團結力,能有助於人類大家庭的團結合一。

第一會期在將近兩個月後,於12月8日正式休會。但在休會期間的1963年6月3日,若望23世逝世。按照天主教的傳統,一位教宗所召開的公會在這位教宗逝世後,是否繼續需要繼任教宗決定。6月21日選出保祿六世為新任教宗。他就任後立即宣佈繼續這次的公會。

保祿六世在宣佈繼續開會後,修改了第一會期中的一些組織與程序上的問題:邀請更多的平信徒以及非天主教的觀察員參加,將討論的主要項目減為17項,並取消全體大會時的秘密會議。

他在1963年9月29日第二會期開幕式強調這次公會的牧養性質:

  • 要更完全的確認教會的性質以及主教的角色;
  • 要更新教會;
  • 要恢復所有基督徒的合一,包括為因天主教造成分裂的事尋求寬赦;
  • 要開始與現今的世界對話。

第二會期於12月4日結束。但在結束時,比利時的樞機主教蘇能斯(Leo Joseph Suenens)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憑什麼可以討論教會的現實狀況,如果有一半的教會成員根本沒有代表參加?”他所指的是女性信徒。教廷因為這個提議,在1964年第三會期中任命了23位婦女旁聽(auditor)。她們雖然在正式的辯論中沒有發言權,但她們參加公會委員會的文件起草,也每星期聚集討論並對文件草案加入意見。

第三會期從1964年9月14日到11月21日。在這個會期中通過了大公教會運動宣言(Unitatisredintegratio),承認新教徒與東正教徒為“分離的弟兄”,稱呼東正教為東方的教會( OrientaliumEcclesiarum)。

第四會期在1965年9月14日開始,討論尚未有結論的11個議程主題。其中包括信仰自由,教會牧養與現今世界,神父的事奉與生活,宣教事工。此外,並完成對神啟示的教義,主教的牧養職分地位,神父應受的教育,一般信徒的教育以及平信徒的角色等等議題。

大會最後一天,12月8日,教宗與東正教主教長發表共同聲明,為過去雙方造成教會分裂的行為表示遺憾。

主要改革內容

第二次梵蒂岡公會在教宗保祿六世的主持下於1965年結束。主要結論是:

  • 修訂彌撒及其他聖禮的儀式,採納不同文化與族群的特點;
  • 鼓勵信徒讀聖經;
  • 視平信徒與聖品人員為同等;
  • 重建受洗前的信仰問答;
  • 恢復執事的職位;
  • 重思“權力”的內涵,強調事工的合作;
  • 承認神在天主教以外的工作;
  • 支持信仰自由;
  • 接受世人基本是良善的看法。這點在基督在榮耀與權力中再來時得以完全。

第二次梵蒂岡公會有許多正面的成果,包括以本地語言進行彌撒,神父在主持彌撒時不再背對信徒,以及鼓勵信徒讀聖經等。但是,“承認神在天主教以外的工作”這一項結論不只是與新教及東正教和好,並在後來更進一步,成為教宗與達賴喇嘛會面的根基。將教會合一運動推廣到與所有宗教合一的方向。天主教不再堅持“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的教導。這應該是一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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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浸信會女宣教士慕拉第抵華(賀宗寧)2017.10.06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0.06

 

公元1873年(清同治12年)10月7日,美南浸信會的女宣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抵華。她在中國40年,最後,餓死在中國。她有句名言:“如果我有一千條性命,我會全部都給中國的婦女。”

慕拉第33歲來華,在山東蓬萊(登州)、平度、黃縣等地從事宣教、辦學,長達40年之久。她反對婦女纏足,興辦女學,提高婦女的家庭和社會地位;賑災濟貧,深受當地民眾的愛戴。同時,對基督福音和近代科學在山東的傳播,以及幫助西方國家了解中國等方面,有很大的影響與貢獻。最後她為救助災民,自己反因飢餓而死。

慕拉第出生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父母是擁有1,500英畝地的煙草農人。她身材嬌小,據說只有4英尺3英寸高(130公分),因父母看重子女的教育,她21歲就取得碩士學位,是美國南方最早得到碩士學位的女性之一。她有語言天份,除了英語外,還會說拉丁語,希臘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希伯來語。後來在中國也學會了中文。

慕拉第雖出身於一個基督教的家庭,但她在長大的過程中對屬靈的事並沒有很大的興趣。直到她進入大學不久,1858年(美國南北戰爭之前兩年),她參加了一次美南浸信會發起人之一,布羅都(John Broadus)在校園內主領的奮興培靈會時,才感受到靈命的甦醒。

在當時,婦女即使受過好的教育也不容易進入職場,但她的姐姐卻成了醫生。而慕拉第本人在南北戰爭時留在家裡幫忙管理農場。後來,她在肯塔基州一間女子學校找到一份教師的工作。1871年,她與一位好友在喬治亞州卡特維爾開創了一間女子高中。慕拉第在這段時間加入了美南浸信會,參與了教會濟貧的事工。

1872年,在家人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她的妹妹艾蒙妮亞(Edmonia)受到上帝的呼召,成為浸信會第一位單身女性的宣教士,到中國北方宣教。那時,浸信會才剛剛允許單身姐妹可以參與海外宣教的事工。不久,慕拉第也受到感動願意參與宣教的事工。1873年7月7日,美南浸信會的國外宣教委員會正式聘請她為中國宣教士。

早期在山東的工作(1873–1885)

慕拉第到達中國後,參與她妹妹艾蒙妮亞在山東煙台附近登州的事工。一開始,她任教於一間宣教士子弟學校。過了不久,她妹妹因生病回到美國。她自己仍然留在登州。

除了教書外,她常陪伴一些宣教士的妻子去附近的農村探訪。在這些探訪的過程裡,慕拉第發現了她的最愛:那就是直接向個人傳福音。在那個時代,絕大部份的宣教工作都是由已婚的男性宣教士承擔。但在農村探訪的過程中,慕拉第與兩位師母發現,在中國,只有婦女才有可能傳福音給婦女聽。

不久,慕拉第對被派去教40個“無心向學”的孩子的工作感到無奈。她覺得是在浪費時間。她以為來到中國是要向千萬的靈魂傳福音。她不要被綁在學校裡,她要外出去傳福音,去植堂。於是,慕拉第啟動了在宣教團隊裡一個緩慢但是前仆後繼的奮鬥:給女性宣教士傳福音的自由,並且在宣教事工的籌劃與執行上,有平等的聲音。她寫信給美南宣教委員會的主席,告訴他宣教工場的實情,以及工場對男性及女性宣教士的迫切需要。

慕拉第開辦給中國女孩的學校,使女子打破閨門禁錮,走上社會,而且開始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逐步走上自強自立的道路。這是登州婦女擺脫愚昧,邁步啟蒙的開始,從而結束了登州婦女不受教育的落後狀態,衝破了幾千年的封建枷鎖,為女子爭取到了受教育的權利,使社會上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積習受到衝擊。

1878年2月,慕拉第在她創辦的女校中,率先興起了反纏足運動,禁止纏足者入學,將放足作為入學的先決條件。於是,她的學生和教會中的女信徒就成了不纏足的先行者。此舉也使慕拉第成為中國近代史反纏足運動,推動婦女解放的先驅之一。

慕拉第與中國女性信徒一起守聖餐

 

擴張事工範圍 (1885–1894)

1885年,慕拉第45歲。她離開登州的教職,搬到內陸的平度與黃縣,全時間投入傳福音的事工。

慕拉第與中國婦女合影

 

初到平度縣鄉村傳道時,婦女和孩子們都不敢與她接近,於是她拿出糕餅,要分給孩子們吃,但村民們害怕她用毒藥害死他們。一天,終於有一個飢餓難忍的男孩不顧懼怕,接過糕餅咬了一口,一嚐到味道,馬上就狼吞虎咽,整個糕餅很快就下到肚裡。

男孩子並沒有中毒,消息迅速在平度縣城鄉傳開:“那個白女人是個好人,不是個壞蛋!”此后慕拉第不僅傳福音給鄰近的居民,還經常給他們一些實際的幫助。鄰居們也常常過來幫她擔水、掃地、洗衣服,不久她便與平度人建立了友誼,平度縣佈道所亦隨之建立起來。在婦女和孩子們的心目中,她不再是“洋鬼子”,取而代之的是“餅乾太太”或“餅乾小姐”了。

傳說中的慕拉第餅乾,現在仍有許多人按慕拉第的配方烤製。

 

每逢節日,村民到縣城的廟裡燒香,慕拉第就請婦女們到自己家中作客,出於好奇心,她們来了後也會邀請慕拉第到她們村裡去,她終於得到了向各個村莊傳揚耶穌的機會。

1902年初,城鄉興起了福音熱潮,教會大復興,聖靈在眾教會中動大工,整個春天都充滿了喜樂的消息。一次,慕拉第在五十里鋪講了一整天,婦女們都專心地聽她講解聖經,認真地學習詩歌,她把全部心意都放在了帶領人歸主的幸福工作中,忘記了美南浸信會已沒錢支持她的宣道工作,拒絕派人幫助她傳福音的要求。

慕拉第也經常寫宣教報告,刊登在《國外宣教期刊》(Foreign Mission Journal)。 她的書信很真實地講出宣教士的生活,以及需要更多的宣教士投入工場。但宣教委員會因經費不足,無法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她鼓勵美南浸信會的婦女在當地的教會組織差傳委員會,幫助新的宣教士候選人,甚至考慮親自到宣教工場。

1887年,她寫信給《國外宣教期刊》,建議將聖誕節前的一週專門定為“為國外宣教士奉獻”。許多美南浸信會的教會姐妹會響應了她的呼召,成立了“婦女差傳聯合會”。第二年,1888年,正式開始募集為國外宣教士的捐款奉獻。一共收到了美金$3,315。這筆款項在當時,足夠差派三位新的宣教士到中國。

戰爭、飢荒與物資的缺乏 (1894–1912)

她在中國的40年間經歷了瘟疫、飢荒、戰爭與革命。其中包括中日甲午戰爭 (1894), 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1900) 及辛亥革命(1911) 。這些事件都深深地影響了她的宣教工作。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戰事在山東北岸附近的渤海展開。登州一帶人民恐慌,所有傳教士都上了美國軍艦避難,慕拉第沒有趕上,她應登州紳士們的要求,獨自一個人留在城中,安定人心。

1900年,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反外國情緒高漲。慈禧太后下令不再對傳教士和基督徒加以保護,慕拉第等人感到十分危險,1900年7月,她被迫離開中國,在日本傳教,後回國。

1904年2月,她再度來到登州,拓荒佈道的日子已經過去,美國國外宣教委員會以這裡為工作基地。當時她雖然年歲已大,仍每日奔波勞苦。

1909年,國外宣教委員會給她任命了兩個助手。1911年辛亥革命時,山東發生饑荒和瘟疫,國外宣教委員會又出現高額債務,但慕拉第仍堅持工作,在登州聘請了第一個中國牧師,她經管七個學校。又成立了華北婦女傳道協會。中華民國成立,宣傳宗教信仰自由,令慕拉第感到很高興。

1912年春天,傷心的事情臨到慕拉第,饑荒臨到了她心愛的平度縣基督徒。一位年輕的教友死去,這令她感慨良深,接著又有兩位宣教士死去,她的心破碎了,她把僅有的一切都送給了農民。在區聯會會議上,大家捐錢帮助平度縣,所有的宣教士都盡全力奉獻,慕拉第把最後一元錢都獻上了。但是,這對於饑荒的需求,真是少的可憐。

慕拉第感到自己的時間不多,她將她的年款收入保留下來,救濟那些饑荒的難民。但這時她的身體已經不行了。她的耳根生了一個豆形瘤,已浸蝕到頭部。12月1日,慕拉第餓昏倒在床上,如果她的平度會友餓死,她也寧願不吃飯;如果美國國外宣道部沒錢支持她,她也不再靠借錢過日子。

她的體重下降到50磅(23公斤)。其他的宣教士覺得事態嚴重,決定將她送回美國醫治。1912年12月24日,船經過日本神戶港,慕拉第被主接回天家。12月26日在橫濱火化,骨灰送回她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家鄉。她死時,銀行的帳戶上僅存254美元。

慕拉第在中國撒下了福音的種子,這些種子長成結實,又使福音廣傳,直到今天。登州人民為她豎立了“大美國傳教士慕拉第女士遺愛碑”。現存於山東蓬萊基督教堂院內。

山東蓬萊基督教堂,原名:登州聖會堂。慕拉第曾在此服事,教堂院中立有慕拉第紀念碑

 

美南浸信會基金

從1888年開始,每年在感恩節後聖誕節前這段時間,許多美國基督徒家庭將準備好的奉獻,通過當地教會交給美南浸信會國際宣道委員會。後來這個基金改用慕拉第的名字,以表達她對耶穌基督向全球宣道使命的回應。“慕拉第聖誕奉獻”(Lottie Moon Christmas Offering)已成為一年一度的無聲盛典,也是為了默默記念這位為中國人傳道奉獻一生,最終在聖誕節當天去世的宣教聖徒慕拉第。

2016年的“慕拉第聖誕奉獻”達到1億5千5百萬美元,已成為每年美南浸信會最大的奉獻,佔美南浸信會每年預算的一半以上。

北美許多華人浸信會也都參與這項支持宣教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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