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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我們豈可掉頭而去?

張泉 本文原刊於《舉目》22期 貧窮的教育現狀         2003年9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特別報告員托 馬舍夫斯基,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考察了中國的教育狀況。中國的教育經費只占全國生產總值的2%,而且政府預算只占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則要求家長或 其它來源去填補。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國的人均教育開支之少,連窮國烏干達都比不上。          自1994年始,中國的高校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群体,叫 “貧困生群体”。新華社2001年1月8日發佈的對北京14所高校的調查,貧困生占14所高校的25%。這還是中央一級的院校。有學者到常德師範大學講 課,說到收費問題,學生就哭起來了。他們那兒一年收費是3800,常德很多地方的農民家庭年收入是1200塊錢。所以要拿出3800來供一個孩子讀書,幾 乎是不可能的(註1)。        雲南省沾益縣年僅18歲的鄧欣(化名)考上了大學,但在獲得正式的錄取通知書之前,就因体諒父母,擔心父母籌不出學費,而選擇了上吊自殺。甘肅榆中縣18歲女孩楊英芳在因抓到不念書的鬮,從百丈懸崖上縱身跳下。“不能念書了,唯一的出路就斷了,這樣做我不後悔!”(註2)         馬燕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的一名小學生,她在日記中寫道:“今年我上不起學了,我回來種田,供養弟弟上學。我一想起校園的歡笑聲,就像在學校讀書一樣。我多麼想 讀書啊!可是我家沒錢。”後來她的日記被法國《解放日報》記者發現,在報上連載出來後,轟動了全歐洲。歐洲人感動得紛紛寫信慰問、捐款,馬燕及當地的60 個孩子,因而得以繼續上學。 我們海外華人能做什麼呢?         有人會說:“中國那麼大,我們能改變什麼呢?那麼多人,哪裡幫得過來……”那就讓我們從以下幾個真實的故事中,去尋找答案吧! 我向總理說實話         2000 年8月,《南方周末》頭版,大幅報導了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國務院總理,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此引發了該縣一場“痛 苦而又尖銳的改革”。隨後又見報導,在這場“改革”的“關鍵”時刻,它的引發者李昌平卻辭職離鄉、南下打工去了。離職前通過媒体呼籲,“要給農民以國民待 遇”。         李昌平不是第一個提出“三農”問題的人,但他是第一個敢于捨棄鄉黨委書記烏紗帽,代替百姓說話的人;第一個以鄉黨委書記身分,用數據、事實,系統地提出問題,用切身經歷講話並呼籲“我們欠農民太多”的人。         以下的報導摘自《中國青年報》記者沙林的文章:〈我為農民說真話──李昌平〉(註3)         李昌平出生在湖北監利縣一個非常窮的農民家庭,小時親眼目睹了親人沒錢治病、活活病死的場景。于是他立志要為農民做事情。他讀書成績優秀,多次有跳出農村的 機會,他都放棄了。他發誓不離開農村。他不是一個普通的鄉鎮幹部,是經濟學碩士,有17年的鄉鎮工作經驗,擔任過4個鄉的領導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