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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目》71期——編者的話

談 妮

本文原刊於《舉目》71期

BH71_cover-800x1024以色列人在比哈希錄附近,前有大海,後有法老的追兵時,他們完全為恐懼所控制了。他們懊惱、後悔、否定過去對上帝呼召的回應,說:“服事埃及人比死在曠野還好。”但上帝卻透過摩西回答他們:“不要懼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 (《出》14:1-13)

今天,上帝也藉著許多見證人,對在事奉中感到疲累、挫折、灰心,甚至絕望的服事者說:不懼怕,只管站住!看……

劉志遠如何現身說法,運用約書亞原則來平衡家庭、事業和教會服事;看王永信如何走過受人深度誤解的幾個難關,忠心事奉60年;看高榮德如何持守在同一崗位30多年,視為甘甜;看小剛如何面對傷害,卻始終懷抱事奉的熱情;看陳慶真如何以切身事奉經歷回答後輩;看盧潔香在柬埔寨幾度遭險而不悔……

不但如此,《舉目》71期也呈現了幾種特別的事奉方式。如,80歲陳令自學、自製豎琴事奉(見照片。p.17);李永成不懈33年餘,每月親筆寫信給會眾;郭易君的進入婚姻,與事奉密密交織;而賀宗寧筆下的南伊大查經班歷屆成員,更是在事奉中成長,成為眾教會的祝福。

此外,李光陵景淨陶婷婷夢非等,分別從不同角度提醒我們,服事的焦點在敬拜上帝,要常在基督裡享安息,並要趁著精力、體力俱佳時,盡力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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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利用” ──十年宣教回顧

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40期

xpic1157        “廢物利用”是我們母會(波士頓教會)流傳的一則小典故:幾年前,兩位宣教牧師在教會碰面,一位是從德國回來的陳牧師,一位是從泰北回來的李牧師。一番寒暄後,陳牧師希望李牧師從泰北回波士頓,為神國作更大的事,於是勸道:“把 你留在偏遠的泰北,真是‘大材小用’了!”李牧師趕緊謙虛道:“哪裡的話,無論在那裡,我都是‘小材大用’。”並轉而問陳牧師:“那麼你呢?”陳牧師笑 答:“我嗎?我既非‘大材小用’,也非‘小材大用’,而是‘廢物利用!’”

        乍聽似乎是句玩笑話,其實也是我們退休人的感受。近年來,大環 境的經濟不景氣,各行業除了盡量裁員,對不能裁的資深員工,則以一個看似非常吸引人的“退休方案”(Retirement Package),“請”他們提早離開職場。長江後浪推前浪,像我們這些到了退休年齡的人,對社會來說,已漸成為年經人眼中的“廢物”,神卻仍用我們奔馳 在宣教路上。

       我們夫婦踏上宣教的路,源自一個偶然的機會。12年前,波士頓教會差派到英國劍橋的一對宣教士夫婦,需回國述職,教會就派我 們去暫代照顧他們在劍橋的查經班。那時已是中國改革開放後18年,不少公派、自費學者、學生在歐洲。就在暫代的三個月間,神開啟了我們的心眼。除了看到英 國中國留學生的需要,聽見了他們的心聲,同時經當時在德國宣教魏克勤牧師夫婦的介紹,認識了當時德國華人查經班及教會的處境。我們即時感恩地意識到,神要 “利用”像我們這樣的“廢物”。多年後回頭一看,當年劍橋查經班的成員,現在多已成為歐洲大學城查經班以及華人教會的領袖。更喜見有弟兄姐妹離開穩定的工 作,入神學院深造,為明日歐洲華人教會的需要受裝備。

         至於正式加入福音機構,以團隊的方式從事宣教和培訓,則是因參加了2000年6月在 倫敦召開的中國學人福音座談會,以及2002年4月在巴黎由“海外校園”舉辦的“歐洲中國學人事工會議”。來自歐洲各地對中國學人事工有負擔的機構,齊聚 一堂,集思廣益,檢討過去,展望未來,並強調團隊事奉重要。那年正值《海外校園雜誌》創刊十週年。我們也毅然決定放下大學的教職,加入“海外校園”團隊, 開始了“中宣接力”的宣教事工。

         “中宣接力”是一個新的宣教模式,特為願意提早退休的專業人士所設計,也最適用於歐洲大陸。原因是在“歐 洲申根簽証”(European Schengen Visa)限制之下,外國人在申根國的停留,每半年不得超過90天。德國就是申根國之一,因此當一對同工滿90天回來,另一對接棒前往。一方面工作不致中 斷,另方面對已屆退休年齡的同工,体力有限,藉著回來休息的三個月,養精蓄銳,摩拳擦掌,準備下一次的出征。從2003年起,我們就和同工們在德國、英國 各大學城輪番上陣,樂此不疲,過著火火紅紅,充實豐富,退而不休的日子。

        德國和英國是僅次於美國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由於兩國民族性和 學制的不同,我們也連連面對不同的挑戰。一般而言,德國教授上完一學期課後,並不立即舉行期末考。待學生自己認為準備妥當後,再單獨向教授申請考試。也許 德國的學生較有自動自發的精神,中國學生自小就被父母“逼”著讀書,出了國,沒人逼,學期終了,立即趕去打工。加上德國自幼兒園到博士班學費全免,外國學 生也不例外。因而拖拖拉拉下來,一個碩士學位可以讀六年。至於博士學位,拖上十年也不稀奇。我們在慕尼黑時,認識一位從台灣來攻物理博士的弟兄,就把個博 士學位唸了17年。當年少小離家時25歲,學成回國娶妻時已是兩鬢少許華髮的42歲新郎。我們以學長身分參加了他的博士答辯,並答應代表家長參加他的畢業 典禮。畢業那天,我正巧感冒發燒。頂著慕尼黑八月的太陽,撐著發燒的病体,無論如何也要看著他穿戴著博士帽禮服,從院長手中領受証書。這個學位得來不易 喔!

       外國學生入英、美大學要先通過托福考試(TOEFL),入境德國卻沒有這項要求;而是在登上德國的陸地後,必先到歌德學院去修德文, 直到考過DSH(相當TOFEL)才可申請學校。大部分中國學生皆能在一年內通過。也有一些年輕的學生,從國內帶了父母給他有限的錢,竟一連兩三年沒有通 過DSH。進既無法申請德國學校,退又無顏見江東父老。進退維谷之際,流落德國街頭。有一次我們去探訪一個弟兄,赫然發覺他的床下就躺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學 生。嚴寒的二月天,睡在瓷磚地上,真是令人心疼。

        英國的留學生情況就不同了。由於學費昂貴,獎學金有限,促使來英的留學生快快地唸,畢業 後找不到工作則快快地走。如此一年可讀完一個碩士學位,三年拿博士學位。近年來國內經濟起飛,英國劍橋及牛津城內,滿街都是國內及台港來的小留學生。大學 先修班一年三學季(Quarters),每學季僅學費就是800英鎊。這些孩子們太年輕,並非個個珍惜留學的機會。來到異國,生活失去定規,學習沒有目 標,男生們個個梳了日本漫畫頭,在街上晃來晃去。學校把他們安頓在一些當地家庭(host families)中,負責提供吃住及輔導,由校方按月付不低的費用,但卻少來稽查。

        這些家庭多半屬英籍印度人,有些真是重“利”輕 “義”。教會有一位新來的小姐妹告訴我們,她被安排和另外兩個來自中國的學生同住一房,其中有一個竟然是男生。就這樣二女一男睡在一張床上。他們雖努力地 向校方反應,卻久久不得要領。我們看在眼裡,真有力不從心之痛。北美的小留學生,至少還有“內在美”(內人在美國)的母親隨旁照顧,誰來擔起這麼多小留學 生的關愛與福音工作?真盼望類似台灣校園的“飛揚”團契,能把工場擴展到歐洲!

        除了2007年女兒得了產後憂鬱症,我們留守照顧她及孫兒女,其它的時間就這樣三個月來去於德國、英國的大學城。雖然辛苦,卻有生生不息、屬靈傳承的滿足。

        猶記第一次宣教到德國南部的一大學城,那是2003年夏天。我們和一對學音樂的夫婦同工了三個月。第一次走進教會,偌大的會堂稀疏地坐了20人,這在北美教 會是很少看到的現象。感觸太多,當晚我竟作了一個夢:夢見這位音樂教授同工,神采飛揚地指揮教會詩班;繞樑天使般的歌聲,聽得我好為激動。下意識地數一 數,詩班座上竟然有46位弟兄姐妹在獻詩。隔週我把這個夢當笑話告訴同工,以資鼓勵。日子就在我們兩對夫婦和當地同工同心傳福音、約談、輔導、教導中飛 逝。

       每個主日聚會後,大家一面喝茶、一面交通,依依戀戀不願離開。三個月期限到,我們必須回國。最後一次的主日崇拜,同工會主席贈與我們 一本貼滿弟兄姐妹照片的相冊,照片旁密密麻麻寫滿不捨之情。緊接詩班獻唱“相約在主裡”。一句“捨不得要告訴你,在主的愛裡我等著你。”唱得台上台下哭成 一片。淚眼模糊中,我不經意地數數詩班班員,不多不少整整46人。就這份情誼,我們能不再回去嗎?

        同工們在德國、英國的培訓,也是秉持“海外校園”所傳遞“追隨基督——建立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為原則。因著每接力棒有三個月的時間,培訓課程可以有系統的朝著“生命、生活、事奉”方向來進行。

         每到一大學城,我們就開始6週到10週的課程。還記得2004年在柏林“海外校園培訓中心”教授“基要信仰”課程,對未信主的是介紹我們的信仰,對基督徒則 是整理他們的信仰。其中有一對來自上海的夫婦,在柏林工業大學攻讀碩士。妻子來自國內家庭教會,丈夫是死硬派的無神論篤信者。每次被妻子好言相勸來上課, 總是斜坐在最後一排,面對窗外看報。一副“我可是陪老婆來的,對你們所講的毫無興趣”的態度。我們見怪不怪,就這樣過了一個月,接著發覺他的座位越挪越 前,眼睛也越張越大。上完課我照例做大鍋飯給他們吃。一次我正在切菜,這位死硬派的無神論者,走進廚房,塞給我一張20歐元的鈔票,臉紅紅地說:“老師, 真不好意思,每週六都吃你的飯,我奉獻點午飯錢好嗎?”我看著他那張可愛的臉,對他聳聳肩膀:“沒事兒,吃不了多少錢。等你瞭解奉獻的意義後,我會收你的 錢。”他低下頭來把大鈔塞進我的圍裙口袋,“這張鈔票你一定要收下,我昨晚已經自己決志成為基督徒了。”那頓午飯,我們都吃得好香!

       “以基督為中心之生活方式”的課程,自然也包括了基督徒的婚姻與家庭生活。我們的週間輔導,80%的時間是耗在輔導交友與婚姻問題上。一年冬天,我們應邀到德 東的一個大學城,領一個為期三天的“交友與約會”的工作坊。照例當然從“如何處單身”講起。開始不到20分鐘,說到根據《哥林多前書》第7章的教導,單身 其實是更大的恩賜。就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孩,霍地一聲由位子上站起來,大聲地問:“老師,你自己是結了婚的,不可能瞭解單身人的困惑,實在沒有什麼條件來 講單身的課題!”這種場面我在美國也碰到過,於是不慌不忙地對她說:“單身是一種恩賜,婚姻也是一種恩賜,兩者皆有酸甜苦辣,高山幽谷。我知道,因為二者 我均經歷過。目前的單身者僅淺嘗其中的一半,所以你認為誰較有資格來比較這兩種生活呢?”她勉為其難地坐了下去。兩天後,她的臉色漸有柔和的笑靨。第三 天,她偷偷告訴我,她可能有“單身的恩賜”。不知道這位姐妹現在是否仍然單身。但半年後聽同工說,原本該大學城同居的幾對青年男女,後來信了主,結了婚, 快快樂樂地結束了同居的生活。

       “流動性大”是留學生的特色。從德東轉學到德西,從英國申請到北美,或是學成歸國。這也是歐洲華人教會增長 困難的原因之一。十年過來,我們也經驗到除了學生工作,關心當地定居的華人家庭,亦屬燃眉之急。健康的基督徒華人家庭,自然就成為當地華人教會的穩定力 量。除了家庭間能彼此建造,也能夠在宣教士流動的情況下,照顧到當地的留學生。

       像柏林這樣的大城,就有不少的留學生已在當地有固定的職業,並且定居下來。其中不乏如醫生、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他們的社交圈,圍繞在老同學、孩子的中文學校,合唱團等週末活動,也有幾家到教會來。我們每次到柏 林,都會應邀參加他們的聚會,或分享關於基督教家庭的信息。其中有一對金童玉女夫婦,真是郎才女貌,女才男貌,養育了一對漂亮的女兒。妻子是合唱團的女高 音兼團長,在我們同工一次福音探訪中信了主。從此熱心讀經禱告,開放家庭聚會。丈夫雖尚未信主,偶而也陪著妻子來聚會。

       三年前,晴天霹靂,妻子得了肺癌,並且是末期。丈夫打電話到我們在洛杉磯的家,聽筒的那邊,他說說停停,泣不成聲。我們在電話中為他禱告,求神憐憫,賜給他妻子再十年的光陰,好看著兩個孩子長大。第二年我特由牛津趕去柏林看他們,妻子堅持下廚做我愛吃的薺菜餃子。丈夫背地輕輕對我說:“一年來她在治療中受了好多的苦,但 從沒聽過她一聲的埋怨,總是滿口感恩。感謝神讓她在得病前認識耶穌,才得在痛苦中從十字架上的耶穌得到安慰。她的每次感恩,我的心就每次的滴血。我寧可她 大聲地哭喊……”臨別時,他們送我到車站。從車後窗看到妻子在秋風中瘦弱的身影,這是我最後一次向她揮別。第二年春暖花開的時候,妻子離開了我們。合唱團 的團員在追思禮拜上獻詩,也隨著一個個回到了教會。“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十年來,歐洲工場的客觀環境也在改變中。華人人口總數直逼美國,已達兩百萬。我們的工場也漸漸從德國、英國向外延伸,到蘇格蘭、中國、並計劃向丹麥、荷蘭等地進軍。近 年“中宣接力”隊友雖有增加,仍然趕不上教會與查經班“火燒眉睫”的需求。“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的馬其頓呼聲,是越來越清晰迫切。期盼北美各教會 在海外宣教上,慎重考慮歐洲的中國學人事工,為神國儲備中國明日的領袖。焉知你的查經班,不會培育出另一個朱德、周恩來、鄧小平?每每整裝待發時,我們就 以《詩篇》92篇的話互勉:“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我們不僅要繼續地結果子,而且要結肥胖多汁的果子。直到有一天回家見主 時,被誇為忠心良善的僕人。

        寫到這裡,想起19世紀末一位美國宣教士的故事:這位宣教士名字是山姆.摩里遜(Samuel Morrison,不是200年前來中國的Robert Morrison)。他在非洲蠻荒土著中宣教25年,最終帶了一身的病搭船回美國老家。當船靠近紐約,自由神像遠遠在望,他似乎看見岸邊擠滿了人群,大家 揮動著旗子,空中飄揚著氣球,樂隊奏著歡迎的歌曲。摩里遜正納悶,怎麼有這麼多的人認識他,來迎接他。船駛進了哈德森港口,才發現羅斯福總統才是這些人潮 迎接的對象。原來泰迪羅斯福去非洲打獵,與他同船回國!摩里遜避開喧嘩人群,黯然下船,老淚滿面的對神說:“主啊,這個總統去非洲殺戮動物,回來時全紐約 城列隊歡迎。我為你離鄉背井25年,一身是病回來,竟沒有一個接船的人。”言罷,他從心靈深處聽到那微聲細語:“但是,親愛的孩子,你還沒回家啊!”

作者曾任波士頓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她與夫婿俞培新目前是美國校園團契的特約同工,負責歐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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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聖經考古

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39期

pic5305      自從拙作“聖經考古”系列文章在《舉目》雜誌刊登以來,不時收到弟兄姐妹的電話及電子郵件。 其中有鼓勵的話,有提供修改的意見,有告以他們在報章雜誌及網頁上讀到的考古新消息,也有大學同窗好奇地問:“考古系在我們念大學時不是編制在文學院 嗎?”言下之意,你這個學物理的班門弄斧,湊什麼熱鬧?

       筆者對聖經考古的興趣,源起於20年前讀歐凱莉(Kay Arthur)教導歸納法查經的書,書中強調,第一步的“觀察”,重點在“當代的作者要對當代的讀者說什麼?”(What did it say?)也就是要瞭解聖經寫作時代的文化背景。從那時起,就在任教大學的神學院,選了所有與聖經背景有關的課。身為學校教員,選課免費。舉凡新舊約考 古、新約背景、新約歷史、兩約之間、聖經寫作等,真是不選白不選。至於提筆寫書,則是受到一位來自國內訪問學者的刺激,聲稱聖經是“神話故事”!為了証實 聖經歷史的可靠性,為了証明聖經不是“神話故事”,遂在退休後,積極地收集考古資料。筆者卯足了勁,從《創世記》開始,寫到教會建造。每一個段落的完成, 就像在難產中又生下了一個孩子。

什麼是聖經考古?

       聖經考古不是神學研究,不能証明 “三位一体”,也不能証明“道成肉身”。聖經考古乃是將古代歷史中與聖經記載有關的文物,以科學方法將其挖掘、解讀、評論、分析並發表。考古學家也是歷史 家,只是他們對聖經的興趣,超過了文字,是親身到野外實地勘察挖掘。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增加了我們讀經時多一度思維的亮光。

       聖經是一部歷史,歷史需要考証。從西安出土的兵馬俑,揭曉了公元前兩百多年所建,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陵墓的奇特與宏偉,証實了史書對秦始皇帝的記載,確有其 人,也確有其事。同樣地,若非在20及30年代出土的努及(Nuzi)及馬里(Mari)石板,提供了巴勒斯坦在族長時期的地名、人名、商業行為、風俗習 慣,以及他們的思想方式與做事方法,我們也無法瞭解當年雅各帶著妻兒離開示劍前往伯特利時,他為何將首飾埋藏在一棵橡樹底下?(《創》35:1-4)若不 是從迦南地挖出大量經過火祭的嬰兒骨骸,我們也不能体會為何耶和華神對迦南人的偶像祭拜,如此深痛惡絕。也同樣地,若非考古學者讓我們知道第一世紀猶太人 的埋葬習俗,我們在乍讀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吧”(《太》8:22)這句話時,是否也認為耶穌有點不近人情?

       聖經考古除了向我們闡明聖經的文化和寫作背景,也幫助化解聖經學者間一些學術性的爭議。例如,聖經裡提到“赫人”(The Hittites)超過四十次,因此聖經學者認為赫人必然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古民族。 但早期考古家在聖經之外,找不到任何記載“赫人”的史籍,故曾有聖經評論家宣稱“赫人”為一想像民族。 直到十九世紀末期,考古家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東的哈利斯河灣(Halys River),挖掘出主前十三世紀赫人帝國首都波格斯凱(Boghazkoy)的廢墟,發現大批赫人古文物及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現在陳列在安那托利亞 文物博物館(Museum of Anatolian Civilizations,又稱赫人博物館), 才平息了學術上的爭議,也填補了歷史上的空隙。

野地聖經考古

       在筆者的大學時期,考古系確實屬文學院,可見考古學可以算是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從科學角度看,以科學儀器來測量歷史的文物,應屬“間接觀察”的範圍。就如刑 事人員辦案,事件發生已成過去,只得憑現場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追索曾經發生的事件。考古學的辦案,也是如此。遺址現場應盡量保持完整,辦案過程,也依照 極為嚴謹的程序進行。

       聖經記載涵蓋的地理面積雖然不大,西從地中海岸、東到兩河流域,南自埃及、北至小亞細亞,卻都陷在政治敏感的地帶, 專家只能在“被批准”的範圍內搜索。藉著近代高科技紅外線及探地雷達影像,提供三度空間的定位,可將人造建築物與地層土壤分別出來。即便如此,及至今日, 在近10,000處可開發的遺址中,真正經由考古學家勘查、挖掘、分析、及報告的遺址,卻少於500處。足見考古工作的艱難!很慶幸當年沒入考古系。

       考古家探勘最大的目地之一,在於尋找古土墩(Ancient Tells, Mounds)。古土墩為歷代城市廢墟一層層堆積而成。一旦決定了可發掘的土墩,在動鐵鏟、鐵鍬之前,要先為未來出土的古物定位。古土墩先被整齊的劃分為 五公尺見方的棋盤(圖一),正如數學上的X-Y座標,再由棋盤垂直往下挖到地基,這就是座標的Z-軸。像切蛋糕一樣,被埋藏在不同時代的地層,就如蛋糕的 不同水果和奶油層次,會顯露出來。不同於蛋糕縱切面整齊平行的層次,地層形成的厚薄不等。因此在同一個Z-軸的X-Y面,並不一定代表同一個時代的地層 (圖二)。在地層中每一件顯露出來的古物,其x-y-z的位置立即被精確地記錄下來。古物中可收集的有各種礦物、石頭、動物之骨骸、植物的化石等。有的需 要做立即的攝影和分析。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考古隊,通常集合了地質、古生物、氣象、動物、植物等專業人才,以及負責設計、攝影、測量、電腦分析等工程人 員。在乾旱的中東地區作野地考古,費時費力、耗資耗神,絕不似電影《法櫃奇兵》那樣,充滿了神奇及羅曼蒂克色彩。等到把挖掘出來的寶物帶回實驗室,更艱巨 的工作才開始。

聖經考古年代測定

       在實驗室中的分析工作,最重要的步驟之一是為古物定 期──斷定該物屬於哪一個年代。對地質年代的定期,我們最熟悉的應當是鈾系列年代測定法(Uranium Series Dating)。這種方法的適用範圍,限於鑑定一萬到兩百萬年的地層。含有磁鐵的火成岩及水成岩,則以成本更高的古地磁年代測定法 (Paleomagnetic Dating)較為準確。至於處理人類(或原始人類)骨駭,因其長年吸收周圍土壤中的氟,可以用氟年代測定法(Fluorine Dating)來定期。此法相當準確,可以測出不同骨骸的相對年代。考古史上有名的皮爾當騙案(Piltdown Man Hoax),就是藉著氟年代測定法,發覺其頭骨及下顎骨年代有很大的差距而告破案。

       有機古生物年代的定期,最普遍的當屬碳14年代測定法 (Carbon 14 Dating)。此法的可信度,建立在過去數千年大氣中碳14含量不變的假設上。事實上,太陽風與地球磁場的互動,會影響大氣中碳14的含量。另一個變 數,則因碳易溶於水中,樣品的處理必須考慮到污染的問題。長期以來都靈裹尸布(Shroud of Turin)年代之謎,就是在碳14定期上,因污染問題爭議紛紛所致。

      氨基酸年代分析(Amino Acid Analysis, Racemization)是另一用來測定有機古物年代的方法。生物死後,体內的L-氨基酸開始蛻變為D-氨基酸,直到兩者達到平衡。藉著各氨基酸不同的 蛻變速度,可以測出生物的年代。氨基酸蛻變的速度和溫度有關,這也是一項難以控制的因素。最有趣的是花粉年代測定法(Pollen Dating),誰也不會料到,那些每年春秋讓我們流淚鼻塞的花粉,長年埋在地層中成為化石後,卻會對考古家說起話來。分析花粉的種類,追蹤出當年播粉的 植物,該地層當代的氣候,即可分曉其年代。考古學家根據花粉化石分析,推斷在2,000多年前死海附近的昆蘭,該是個雨水豐足可長樹木的住宅區。足見當年 愛辛尼人為遠離耶路撒冷的政治鬥爭,擇地而遷,卻到了有樹木遮蓋,隱密安全之土。從當地出土的陶器判斷,愛辛尼人過的是雖簡樸、卻自給自足的生活。

      說到歷代民間日常生活中,從吃飯、洗臉、到儲存,甚或市場交易,樣樣不可缺的陶器,因為製作成本低廉,卻又笨重易碎,居民在遷移或逃難時,攜帶不便,棄於原 地,竟也成了後世考古家眼中的寶物。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陶器,有其特異的文化色彩。從地層不同深度挖掘出來的陶器,專家一眼看去,根據其形狀、色彩、釉 料、質地、繪圖、立即知道它的大致年代。同地層的其他古物,只要有陶器為伴,就有了參考的年代。圖三所列就是自新石器時代(8500-4300BC)到新 鐵器時代(1000-332BC),在巴勒斯坦出土陶器的特色表。若說古物年代測定是考古的科學面,那麼專家對陶器造型的鑒定,就應當是考古的藝術面吧! 陶器的碎片(Ostraca),是當代人書寫時信手拈來的“紙張”。迦南地一些市場買賣的契約合同,就即時地刻在陶碎片上。

        陶器的定期, 除了傳統的鉀氬年代定期法(Potassium-Argon Dating),近年亦有熱釋光年代測定法(Thermoluminesence Dating)。陶土在蛻變過程中放出的電子陷落在晶格裡,經加熱後,測量因熱而由晶格釋放出的電子量,即可斷定其年代。此法與更新的中子活化年代測定法 (Neutron Activation Dating),均屬昂貴的高等科技。後者不僅可以測年代,也可以同時測出該陶器原料的出處,及其特殊的燒結工藝。圖四所示為巴勒斯坦自希臘統治期以後, 民間所用的陶質油燈。圖中由左上角順時針分別為希臘風格、馬加比、希律家,晚期拜占庭、早期拜占庭、及羅馬時期的油燈。

       正如其他的科學研 究,由觀察、收集資料、分析、撰寫報告,直到登載在科學期刊,每一篇考古論文的發表,皆為許多專家嘔心瀝血的成果。論文在期刊編輯定稿前,又要經過數位同 行一而再的審核。近年來社會大眾,無論信仰,對聖經考古的興趣,隨著大眾傳播的普遍而提高。電視、電纜頻道、報章雜誌及網頁上常有聖經考古的報告──在某 處發現了約櫃,在某山找到了挪亞方舟,又在某地發現了耶穌的墓等。對這些未經專家嚴格審核的報導,我們應有分辨的智慧。科學界公認可靠的考古學期刊有《聖 經考古學者》(Biblical Archaeologist),《聖經考古評論》(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等等(註1),皆因經過專家審核,其內容可靠性也較高。即使刊登在上列期刊的研究報告,也經常面臨同儕專家的挑戰。從負面看來,“同行相 忌,自古皆然。”然而從正面來看,批評、挑戰與競爭,不就是科學進步的動力嗎?

       寫到這裡,讀者會問,200多年來考古家的努力,証明了聖經是神的話嗎?“耶和華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神會對他自己的話負責。著名聖經考古學家古魯克(Nelson Glueck, 1900-1971)說得好:“許多年考古的歷史,許多的古物出土,至今尚未有任何一宗的發現,與聖經的記載相抵觸,反而更証實聖經歷史的真實性。”但我 問自己:當再見到多年前向我挑戰的訪問學者時,我是否已準備好,能以溫柔敬畏的心,向他述說聖經記載的歷史可靠性,以及我心中盼望的緣由?若是神的兒女都 閉口不見証他的榮耀,豈不連石頭都要呼叫起來!(《路》19:40)

註:
1. 其他科學界公認可靠的考古學期刊尚有:Ancient Near East(ANE),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BASOR),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IEJ),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rterly(PEQ),Near Eastern Archaeology(NEA)等等。
作者曾任波士頓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國校園團契的特約同工,負責歐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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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會的建立(下)

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37期

pic3726(續上期)

       緊接蘭塞在安提阿工作的是密契爾 (Stephen Mitchell)的工作隊。到了1984年,安提阿古城的輪廓漸漸顯露出來。城牆厚達18呎,全屬凱撒提庇留及革老丟時代的建築。這個城市充滿了偶像及 “君王敬拜”的特色。廟堂及富貴人家的門楣欄板上,雕滿了象徵吉利的牛頭及莨苕花環,對久居安提阿的猶太人不無影響。保羅要將他的一神信仰帶入這個多神敬 拜的城市談何容易,無怪乎他要向他們從猶太人祖先寄居在埃及地為奴開始,直說到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救贖。無奈寡不敵眾,至終還是被趕出城外。氣忿的保羅“對 著眾人跺下腳上的塵土,就往以哥念去了。”(13:50-51)。

       保羅和西拉的第二次佈道,經過暗妃波里、亞波羅尼亞,來到帖撒羅尼迦。 但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裡嫉妒,把他們拉到地方官那裡,控告他們是那“攪亂天下的”(《徒》17:1-6)。其中所提到的“地方官”這個字,是從希臘原文 Politarchas翻譯過來的。怪的是在整本《使徒行傳》中,路加只有在這裡用了這個字來代表“地方官”,既非希臘人慣用的Strateegoi(長 官)也非Exousiais(掌政者)。

       路加是否私自發明了一個頭銜?自由派學者為了支持路加用辭不夠精準的論調,甚至聲稱在整個希臘文學中,從古至今就從來沒有用過這個字來代表地方官。

       這也是事實,在古今希臘文獻中真的找不到,直到考古家疏勒(Carl Schuler)於1960年在馬其頓省不同城市中,將一塊塊破碎的石碑挖掘出來,帖撒羅尼迦就是其中一個城市。石碑中有32塊上面皆以 Politarchas這個字來代表“地方官”,其中19塊來自帖撒羅尼迦,而至少三塊的時間可上追到第一世紀。

       圖五所示碑銘則取自瓦爾達爾門(Vardar Gate),當年由西邊進入帖撒羅尼迦羅馬大道(Via Egnatia)的一座羅馬式拱門。公元1867年拱門改建,在拆下來一塊砸破的碑銘上,赫然出現Politarchas這個字。石碑上第一行就這麼寫 著:“在地方官……的時候”(In the time of Politarchas)。

       我們相信當年路加和保羅,將福音經過羅馬大道向西邊傳進帖撒羅尼迦時,經過了這個拱門,也看見了石碑上的稱號。這塊碑銘目前存在大英博物館,証據鑿鑿,無容置疑。

        保羅離開帖撒羅尼迦,在雅典等候西拉和提摩太時,“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並且在城市觀光,看他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徒》17:16;17:23),感到簡直不可思議。

        保羅不是唯一注意到這種稀奇信仰的觀光客。地理學家保塞里亞斯(Pausanias)於公元143-159之間也來過雅典。在他的遊記上寫著:“我看到了雅 典神廟,也看到“未識之神”祭壇,就在宙斯神的旁邊。他到奧林匹亞,同樣記道:“有一座奧林匹亞宙斯神廟,也在‘未識之神’祭壇旁。”(註9)泰納的阿波 羅在他著作中寫道:“甚至也有為‘未識之神’所設的祭壇。”可見“未識之神”到處都有。

       筆者十年前就在火星山(即亞略巴古)腳下,看到了 一塊銅牌,上面刻著保羅在亞略巴古的講詞。雅典是世界有名的學術及文化中心,即使在保羅的時候,它已沉迷在過去的光輝裡。華麗的建築和神廟,是當時的旅遊 勝地。可惜過去的榮耀反倒成為進步的包袱。雅典不再是一個生氣蓬勃的進步城市,對任何新的思想和哲學信仰,均採保守或排斥的態度,這或許是保羅匆匆離開雅 典去哥林多的原因吧。

        哥林多城,相反的,一片欣欣向榮,有點像1949年淘金熱時的舊金山海港。從雅典到哥林多,可抄水路,也可從陸路。 由最大港比安烏斯(Piraeus)經過莎拉米斯(Salamis)到希諾斯港(Schoenus)的水路,有颶風、海盜、及諸多預期不到的海上險惡。抄 陸路則必經過馬加拉(Megara)過夜。據斯特拉博的形容,這段路上常有土匪搶劫,並且要經過一段約10公里陡峭險峻的沿海山路。

        聖經讀者由此可以稍稍体會保羅在《哥林多後書》說到:“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裡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時的心情。(《林後》11:26)

        保羅和同工百基拉、亞居拉在哥林多教會的事工,一直受到猶太人的抗拒。一年半之後,猶太人同心起來攻擊保羅,把他帶到亞該亞的方伯迦流(Gallio)面 前,控告他勸人不按著律法敬拜上帝(《徒》18:12-17)。這位辦事前後矛盾的方伯迦流,一方面認為保羅觸犯猶太律法與他無關,另方面又讓管會堂的索 提尼(Sosthenes)在堂前遭一頓毒打。

         歷史家考証的焦點卻專注在保羅佈道的時期,亞該亞的地方是否有一位名為迦流的方伯?前哈佛 神學雜誌主編龐慈(Marianne Bonz)博士在她1998年出版的書中,記載了這件有趣的發現:多年前當一位博士班學生在希臘德菲(Delphi)搜集古文物時,無意間發現了四塊破碑 銘。當她把它們如拼圖般放在一起時,發現竟然是皇帝革老丟寫給下屬的信。收信者不是別人,就是這位在亞該亞的方伯迦流。信中有這樣一句話:“我的朋友亞該 亞的總督猶流迦流……”,信的日期是公元52年初(圖六)。經過近2,000年的腐蝕,有些字已經模糊,但是“亞該亞方伯迦流”這幾個字卻仍清晰可辨。

       對考古工作者而言,他們面對最大的挑戰之一,是從古物中鑑定歷史事件的發生時序。根據革老丟的一項命令,新任官員必須於6月1日離開羅馬,赴各省上任。這幾 塊定期公元52年碑銘的發現,將迦流赴亞該亞上任方伯的年日,推到在公元51年7月1日。保羅既然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個月(《徒》18:11),直到猶 太人激怒起來,把他拉到總督面前,那麼,保羅應當就在公元49至50年的冬天到達哥林多。有了這一個可靠的時間座標,保羅其它佈道旅程的日子就容易推算得 多。

       離開哥林多,保羅來到小亞細亞的以弗所。以弗所在全盛時期,居民高達20萬。考古家在廢墟中找到一塊石碑,上面形容以弗所是“最為輝 煌的城市”。斯特拉博也形容該城是“小亞細亞最偉大的商場”。當保羅走進以弗所城時,迎接他的是滿目希臘羅馬式的建築格調、商業方式、民間機構、及文化形 態。

        以弗所是戴安娜(亞底米)女神的祟拜中心。建築學家伍德(J. T. Wood)為了研究舉世聞名的戴安娜神廟,在薩摩斯島(Samos)與天然環境苦鬥了六年,終於在25呎厚的泥土及瓦礫下,發現了那輝煌華麗被譽為世界七 大奇觀之一的神廟。伍德的學生考古家賀格思(David G. Hogarth)於35年之後,在毀壞的祭壇下發現了大批象牙、青銅、白銀、及黃金的女神像(註10)。可想當時銀匠底米丟看見保羅在以弗所傳福音,大大 地威脅到他們同業的飯碗,於是煽動地大叫:“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啊!”也因而引發了《使徒行傳》19章的那場騷亂。

        就在這章31節, 路加提到“還有亞西亞幾位首領,是保羅的朋友”。路加用Asiarchs這個字來描述首領。Asiarch這個字是特別用來代表在小亞細亞有經濟政治地位 的官員。在小亞西亞的碑銘上,至少有40塊以上提到某些城市的Asiarch。既然保羅有這樣的朋友,表示有一些政府的官吏並不反對他所傳講的信仰。反對 他的,倒是一些迷信的市井小民。這也許就是保羅能夠在以弗所住兩年的原因吧。

       《使徒行傳》21章記載保羅回到耶路撒冷去過節,並且和耶路 撒冷的領袖們分享他在外邦人中的工作。當時反對保羅的猶太人看見他和以弗所人特羅非摩在城裡,即控告他將外邦人帶進神的殿,定意要判他死罪。保羅到底犯了 什麼“合城都震動”的大罪(《徒》21:19-30)?而且是根據猶太人哪條律法來定他的死罪呢?

        猶太歷史家約瑟法在他的著作《猶太史》 中,對這種事件的解釋是:在聖殿門前有一塊“禁止外邦人入內”的通告(Antiquities 15:11:5)。真有這樣的一塊通告嗎?法國東方學家克萊蒙•加諾(C. S. Clermont-Ganneau)於19世紀末在聖殿原址旁50公尺處,果真找到了這樣的一塊通告,上面刻著:“嚴禁外邦人越過圍繞聖殿四周的欄杆,違 者殺無赦。”(圖七)耶路撒冷聖殿北門(又稱司提反門)也有這樣的一塊通告,和上述的相似,只是用紅色漆塗在重要的字上。直到今日依稀可見當年留下的紅色 (註11)。由此可見猶太人對外邦人的歧視,並為要定保羅死罪的理由。只是聖經中並沒有記載保羅確實帶了外邦人進入聖殿。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在保羅最後一次的旅程中,有一個不易引起讀者注意的人物,但是卻三次記載在聖經裡(《徒》19:22;《羅》16:24;《提後》4:20)。這人名叫以拉 都(Erastus),是保羅的同工,也是城內管銀庫的。考古家於1928年在哥林多戲院舊址的挖掘中,發現了一塊長2.1呎,寬7.4呎的石灰石碑銘 (圖八)。石碑用拉丁文雕刻著:“這條道路是財務官以拉都用自己的錢所鋪的。”時間是公元50年。我們相信這位慷慨的同工,一定在金錢上支持了保羅的福音 事工。

        路加在《使徒行傳》28章記載保羅所遭遇到的最後一次的船難。船難在保羅時代甚為頻繁。著名的海洋學專家伯拉博士(Robert Ballard)在他的出版中,敘述他在地中海底發現許多海難破船,有的可追溯到第一世紀(註12)。因著船難,保羅在馬爾他島停留了幾天,認識了接待他 們的“島長”,那位有田產的部百流(Publius)。中文聖經“島長”二字是從原文“島上第一人”(first man of the island)翻譯過來的。怎麼會稱一個部落長為“第一人”呢?學者就在這個島上找到了一塊石碑,上面刻有部百流的名字,並且果然稱他為“第一人” (first man)。(註13)

        總而言之,路加記載了32個國家、54個城市、9個島、無一差誤。官員的頭銜也因時地之異,有精確的 記載。著名的羅馬歷史學家施爾溫•懷特(A. N. Sherwin-White)說:“《使徒行傳》已証實具有壓倒性的歷史正確性,羅馬史學家皆視其為理所當然,任何新的挑戰也只是枉費苦心罷了。”

四、考古學與教會歷史

        耶穌在世上的最後一個星期,騎著驢駒由橄欖山走近耶路撒冷,當雄偉的聖殿映入眼簾,禁不住為聖城未來的命運哭泣:“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圍 環繞你,四面困住你。”(《路》19:41-43)不到40年,預言果然應驗。耶路撒冷及聖殿在羅馬提多將軍手下燒毀。埋在回教金頂大磐寺(Rock Dome)下的聖殿遺跡,恐永無出土之日。考古家卻於1970年冬,挖出1900年前聖城被燒毀的房屋。可以看到城毀後,提多將軍的鐵蹄揚長離去時,背後 留下的煙塵灰燼。

        圖九為一大戶人家留下火燒不去的廚房一角。拂去厚厚的煤煙,下面還找出羅馬巡撫及奮銳黨在AD67-69年間鑄造的錢 幣。讀者必定記得,《希伯來書》的作者曾苦口婆心地勸導猶太人:耶穌基督這位大祭司的一次獻上,完成了救贖。然而猶太人積習難改,仍舊回到聖殿獻祭。因著 聖殿被毀,猶太人終於結束了千年來在聖殿獻祭的傳統。由此可間接証明,《希伯來書》必成書在AD70年之前。

        公元1970年夏天,考古家 梅哲(Benjamin Mazar)在聖殿山南端發現了一個石柱,上面刻了韋斯伯辛皇帝(Vespasian)父子及夫拉維吾絲•席爾瓦將軍(Flavius Silva)的名字。這位名留青史的將軍,就是在公73年征服馬撒大(Masada)第十軍團的總司令。

        馬撒大是以色列民族主義的精神堡 壘。圖十所示的希律皇宮古堡(Herodium),就是當年聖殿被毀後,奮銳黨死守的最後據點。羅馬士兵果然“築起土壘,將他們周圍環繞,四面困住。”僵 持了三個月,彈盡糧絕,以色列的剩餘部隊1,000人集体自殺。復國後的以色列,每個裝甲炮兵隊在新兵結訓時,必沿當年羅馬軍團築起的土壘協道登山,就在 這塊孤立的磐石上宣誓:“馬撒大永不再淪陷!”

          公元81年,羅馬多米田皇帝(Domitian)及元老院在羅馬廣場(Roman Forum)南門,為韋斯伯辛父子的功績建了一個宏偉的拱門。上面以昂貴的平特立大理石(Pentelicmarbles)刻劃了耶路撒冷聖殿被毀的記錄 ──有陳列餅的桌子、神聖號角、及代表馬加比時代的七燭燈台(Menorah)。直到今曰,猶太人仍然拒絕從這個門下走過(圖十一)。基於國度觀點的不 同,在AD70年及135年對抗羅馬的戰鬥過程中,猶太人的基督徒一直採取中立的態度,使得激進派的猶太人很不諒解。嫌隙日益加深,基督教漸漸從猶太人中 分別出來。

       《使徒行傳》也是教會行傳。從五旬節彼得在耶路撒冷的第一次講道開始,使徒將福音由耶路撒冷向西傳的100年間,初代教會成長 的路徑卻是血跡斑斑。使徒們一個個被捕、入獄、遭鞭打、被殺。從羅馬尼祿王、維士帕辛王到道明希皇帝,逼迫延及所有信徒。“殉道”(martyr)這個字 的原意簡單說就是“見証”。在羅馬迫害基督徒期間,有十代的基督徒以血為他們的信仰作見証。在300年教難中,估計有200到400萬信徒葬身在古羅馬的 黑暗地道下,這就是有名的“地下墓窟”(Catacombs)。

          筆者夫婦曾在2006年夏天,特地向羅馬教廷申請參觀兩千年前埋在“地下 墓窟”的壁畫。相傳早期教會的信徒們,為了躲避羅馬政府的逼迫,躲在地道下一同禱告,彼此安慰鼓勵,等待耶穌基督的再來。並且把他們對耶穌的印象,聖經的 故事及對彼得、保羅等眾聖徒的期盼畫在牆上,請他們代為向天父祈求。在1929年拉特蘭條約(Lateran Treaty, 1929)之後,這些壁畫被梵蒂岡視為國寶地珍藏起來。我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托了許多人情關係,只差送紅包走後門,發現梵蒂岡是今日自由世界衙門中之衙 門。我們最終只看到了很小部分的壁畫。在各種刻銘中,“魚”的象徵是最常見的。也有彼得及保羅的畫像,彼得高大,白髮白鬚;保羅較矮,禿頭棕鬚,這必然是 見過使徒的信徒留下的印象。看來保羅未必是“言語粗俗”,但確是“氣貌不揚”(《林後》10:10)。圖十二所示,即早期信徒在牆上所畫的耶穌,和兒童主 日學教材上畫的頗為相似。兩旁畫了α和ω字樣,表示耶穌是創始成終的主,實在令人感動。

          新約書卷自《馬太福音》至《啟示錄》,卷卷皆有 “起、承、轉、合”,唯獨《使徒行傳》以“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 人,並沒有人禁止”為結尾,沒有完結篇!甚至也未寫到彼得、保羅的殉道。但是根據早期教父的記載,12個耶穌的門徒,果真兌現了他們對主的承諾,喝了主的 杯(《太》20:22),一一殉道:彼得在倒掛十字架前,被迫親睹他的妻子釘十字架。呼叫著愛妻的名字,彼得提醒她:“切記妳的主!”安得烈將福音向北傳 至黑海東岸的西古堤(Scythia),成為俄國教會的護衛聖人,最後在希臘的亞基亞被釘十字架。馬太被活活燒死;達太(《太》10:3)北到土耳其的埃 得薩(Edessa),也死在那裡。傳福音給古實太監的腓力,最後在弗呂家被石頭打死。那位要親手摸耶穌肋旁槍傷的多馬,把福音傳到印度。正如當年他所呼 喚的“我的主,我的神!”多馬最終竟也是被槍由肋旁穿心殉道!至今在印度千奈國際機場旁還有紀念他的教堂(註14)。壯哉!聖徒之血,教會之花。

        我們都在繼續寫《使徒行傳》,用生命傳福音;以血汗寫歷史,沒有完結篇,直到教會被提,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

註:
9.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Translated by Peter Levi, in the Penguin Classics Series, NY, Penguin, 1984.
10. D. G. Hogarth, The Archaic Artemisia, British Museum Excavations at Ephesus, 1908.
11. J.A. Thompson,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62, pp. 314.
12. R. D. Ballard, A. M. McCann, et al., “The Discovery of Ancient History in the Deep Sea using Advanced Deep Submergence Technology,” Deep-Sea Research, 47, 2000, pp. 1591-1620.
13. W. Jefferson, Evidence and Paul's Journeys, Parsagard Press Publisher, January 2001.
14. J. MacArthur, Twelve Ordinary Men, W Publishing Group,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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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d under 成長篇, 教會史話

初期教會的建立(上)

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36期

       “新約考古”,顧名思義,就是以科學的方法來考証新約記載的歷史正確性。

        新約27卷書中,前四卷福音書是記述耶穌的生平。耶穌這位榮耀君王,他的國不屬這世界,他的臣僕也不爭戰(《約》18:36)。因此,耶穌在世30餘年,沒 有為考古界留下宮殿廟宇,石碑拱門;耶穌在加利利海邊的講道,也未曾留下什麼文物。新約後半的書卷,是使徒們寫給教會作為勸導的教牧性書信。唯一稱得上歷 史書的,就是路加醫生記載使徒們傳福音、建立教會的《使徒行傳》。

        從耶穌升天到新約完成之60餘年(AD33-100)的狹窄視窗中,我們由當時的大環境,可以一瞥巴勒斯坦猶太人與基督徒關係的改變,也從考古的角度看教會的建立。
         耶路撒冷是早期基督教的發祥地,因此一直是新約考古學家最有興趣的地方。可惜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毀,聖殿燒成了平地。緊接著在公元135年,猶太人的第二次叛亂失敗後,猶太人被趕出了巴勒斯坦。留在這塊土地上的外邦民族,並沒有保留耶穌事蹟的意願。

        直到公元313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海倫娜,本於對基督教起源的好奇心,前往耶路撒冷尋找與基督生平有關的“聖物”。巴勒斯坦當局大 為緊張,一來羅馬皇太后駕到,恐侍候不周,滋事体大,豈敢怠慢;二來想到從此因朝聖而帶來的觀光財源,官方新約考古的序幕就此拉開。

        據說海倫娜帶回了耶穌被釘的十字架和釘子。於是,“聖報喜堂”、“聖馬利亞井”、“聖五餅二魚堂”、“聖八福堂”、“聖墓堂”等各種“聖”觀光點,就在隨後的年代裡,被一一地挖掘出來。它們的可信度,只能當故事欣賞。

       系統性、學術性的新約考古鑽研,則是近一個半世紀的事。當1948年猶太復國時,這塊土地已滿了外邦民族及各式信仰,對當年新約所記載的事蹟地點,各持不同 的意見,包括耶穌釘十架及埋葬的地方,也有好幾種說法。加上巴勒斯坦複雜的政治環境,猶太人對自家“資產”的保護,致使新約考古工作跌跌撞撞,難上加難。

一、考古學與新約聖經

       考古學在新約研究上的貢獻,首推它對耶穌基督教會發源地,提供了第一世紀的歷史地理背景。

        當年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太》9:35)。這些事件藉著考古,慢慢一件件被挖掘出來,新約的記事,也一一躍出紙面。

        例如那口貫穿舊、新約的雅各井。耶穌選在大熱天正午來到井邊,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該井水源來自山泉流水,清純甘甜,當地人稱之為“活水”。耶穌溫和 地既“就地取材”,又“因材施教”,將生命活水賜給一個眾所唾棄的婦人。這口原來在撒瑪利亞敘加城(現在的阿斯卡,Askar)的雅各井,除了井身下陷地 面外,其地理位置完全符合《約翰福音》4章及《創世記》33章所描述的。

        當時婦人對耶穌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那裡得活 水呢?”(《約》4:11)這口井到底有多深?當法國主教阿爾克羅夫(Arculf)於公元670年訪問聖地的時候,曾記錄該井的深度是204呎,確實很 深。及至1838年聖經考古學家魯賓遜(Edward Robinson)測量時,尚有105呎。多年泥沙瓦礫的堆積,井底上升,到了1875年就只有75呎。

        教父優西比烏斯 (Eusebius,263-339)在敘述這口井的時候,提到井上面曾建了一座拜占庭式的教堂。在波斯或回教徒占領時被毀壞後,井上陸續有不同樣式的教 堂建立。樓起樓塌之間,這口井歷盡滄桑,見証了三千多年近東各民族間的爭奪戰。儘管文化信仰的差異,這口井卻又是撒瑪利亞人、回教徒、猶太人、以及基督徒 共同承認:就在這個地點,他們的祖宗雅各把這件寶貝流傳給他們(註1)。

        新約考古的發掘,也釐清一些新約在文字記載上有爭議之處。例如新約聖經有兩處記載耶穌進入耶利哥城醫治瞎子巴底買的故事。根據《路加福音》敘述:耶穌醫治瞎子是在“將近耶利哥的時候”(18:35);但依照《馬可福 音》記述,則是在耶穌與門徒“出耶利哥的時候。”(10:46)從字面上看來,像是互相矛盾。但根據考古學家的實地考証,耶利哥這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城 市的繁榮中心隨著時代變遷而一再移動,前後可相隔好幾哩。因此耶穌和門徒可能從一個城市中心離開,在走近另一個城市中心時,遇到瞎子巴底買。

        另一個有爭議的聖經地名,是關乎耶穌在加利利海東邊,把鬼趕入豬群,落入海裡淹死的故事。這個城市在《馬太福音》稱為“加大拉” (8:28-34,Gadara),在《馬可福音》稱為格拉森(5:1-13,Gerasenes)。考古學家在約旦的耶拉許(Jerash,從前的加大 拉)及烏歐斯(Umm Oeis,從前的格拉森)兩處挖掘古羅馬遺跡時,發覺兩處皆離加利利海有一段距離,豬群不可能由此“衝出山崖落到海裡死了。”

 

        公元1970年,加利利海東岸開發新公路時,工程師挖掘出一座拜占庭式的教堂,建築在一個很大的地下埋葬室上。當年這類拜占庭式的教堂,皆刻意地建築在具有 傳統基督教紀念意義的地點。而這一處又是聖經唯一記載耶穌足跡到加利利海東邊的底卡波里外邦城市。因此聖經學者認為這個目前稱為庫爾西(Kursi)沿岸 有陡峭山崖的濱海城市,應當就是當年的格拉森。

 

       幸而考古工作不限於鐵鍬在地層中的挖掘。許多醉心古文物的學者,雖未涉足考古遺址,卻窮其一生致力於古文獻的收集,對考古學一樣有很大的貢獻,新約考古也是如此。在過去150年中,已有總數超過7,000件的新約古卷抄本被發現。

       公元1952年在埃及發現了22件早期的聖經抄本。因為是收藏家馬丁博曼(Martin Bodmer,1899-1971)從埃及人手中獲得,因此稱為《博曼書卷》。

        這些蘆葦草卷保持得很好,篇幅也較完整,特別引起新約聖經學者的重視。其中最重要的是部分《約翰福音》(編號P66)、部分彼得及猶大書信(P22)、部分 《路加福音》(P75)、《使徒行傳》(P74)、保羅書信(P46),以及最著名編號P52的《約翰福音》18章。這份考古定期約為AD125年的 P52草紙抄本寶貝,是埃及古物專家葛蘭佛(Grenfell)於1920年從埃及奧辛尼克斯(Oxyrhynchus)得到,記述耶穌在彼拉多面前受審 (《約》18:31-33)的一段,目前存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約翰里蘭茲圖書館。

       因為《約翰福音》論到光明與黑暗,靈魂與肉体等觀念,看來似有諾斯底主義二元論的影子,因而自由派學者認為《約翰福音》必然成書在第二、三世紀,諾斯底主義盛行之際。

縱 然已有文獻証明約翰的弟子波旅甲(Polycarp,69-155),甚至諾斯底作家巴斯里德士(Basilides)分別在公元120及130的著作 中,引用了約翰書信的句子,但抄本P52紙草文件的出現,斬釘截鐵地証實了《約翰福音》不僅成書在第一世紀,而且是為護教及抵擋諾斯底主義而寫(註2)。

       公元313年以後,因為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政府出資大量鼓勵抄寫,新約抄本多不勝數。德國聖經學者提申朵夫(Tischendorf)在1844年堪察 西乃山的凱瑟琳修道院時,就在寺院的字紙簍裡,找出43卷希臘文舊約抄本。15年後(1859),提申朵夫又回到凱瑟琳修道院。這回不是在字紙簍尋寶,而 是在修道院的牆內找到了完整舊約與新約抄本,稱之為《西乃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抄本的年代極為久遠,可以上推到公元第四世紀(AD350)。它的發現在當時學術界造成轟動的程度,遠遠超過同年達爾文出版的 《物種原始》。

       圖三是目前展示在大英圖書館的《西乃山抄本》,已經有1,600多年歷史,相信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聖經希臘文手抄本。抄謄工夫之好,令人肅然起敬。它的出現,也証實新約聖經正典的形成,早已在這以前完成

        如以聖經為時間座標,則世界歷史可分為創造時期、族長時期、律法時期、及教會時期。直到耶穌基督再來迎接他的教會,我們都是活在“教會時期”。教會時期是如何開始的呢?

 

71e7cbe6gb9a039815466&690二、教會的誕生與考驗

 

1. 舊約預表了新約教會的誕生

       有些信徒以為耶穌的降生或是耶穌的復活,是新約基督教會開始的里程碑。嚴格說來,耶穌是生長在律法時期(《加》4:4)。每本福音書最後一章都記載耶穌復活 升天前交託給門徒的大使命:叮囑門徒因著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的能力,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他的見証。因此聖靈降臨的日子才是新約 教會的誕生日。第一個新約教會的誕生記載在《使徒行傳》第二章,也就是耶穌升天後第一個五旬節。這個開始全非偶然,遠在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耶 和華神已為此埋下了預表性的伏筆,這個伏筆記載在《利未記》。

        在《利未記》23章,耶和華神吩咐摩西曉諭以色列人,宣告聖會的節期:第一 個節期就是逾越節,也就是猶太人的正月15日。這一天要吃逾越節的羊羔,並要吃無酵餅七日(23:5-8),為的是紀念羔羊的血帶領他們逾越了死亡。這個 節期預表多年後,耶穌要受難成為逾越節的羔羊。

        第二個節日是“初熟節”,是在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要將馨香祭獻禾綑為搖祭給耶和華(23:8-14)。這個節期預表耶穌將在“七日的第一日”從死裡復活,成為初熟的果子。

        第三個節日是從“初熟節”算起,要滿了七個安息日後的次日(又是七日第一日)共五十日,是謂“五旬節”(23:15-22),這一天吃加酵的餅,預表聖靈降臨,新約教會成立,多人歸主。

        一千多年以後的逾越節,耶穌果真成了逾越節的羔羊;三天後,七日的第一日,耶和華神使耶穌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15:20);50 天以後的五旬節,聖靈降臨在門徒身上。彼得,這位教會的基石,手握天國鑰匙的門徒,當著從各方來到聖殿獻祭的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廣場上大有能力地傳講耶穌 復活的見証。當天有3,000人受洗歸主,這就是新約耶穌基督教會的誕生。

2. 教會誕生的時代背景

        初期教會誕生的環境,真是三方逼迫、四面阻撓。第一方面來自猶太領袖的忌妒。猶太祭司及法利賽人以陰謀將耶穌送上十字架,事後又無法否定耶穌的復活,遂將這份仇恨,轉移到初期基督徒的身上。

       第一位殉道的是司提反。當初猶太領袖要定罪耶穌時,在形式上是經過公會及羅馬巡撫的審問,到了審司提反的時候,卻是眼睜睜地看他在公會前被暴民以亂石打死。 這種毫無王法的逼迫,使徒被驅散,福音反而向各地傳揚,教會也在各地建立。然而,福音每到之處,猶太人隨之編造謠言,利用羅馬帝國的武力來攻擊自己的同 胞,名副其實地是猶太人逼迫猶太人。

       第二方面來自希臘文化的逼迫:初期教會所在地的巴勒斯坦及小亞細亞,均在希臘文化的影響之下。當時希臘哲學思想除了懷疑主義、伊壁鳩魯(Epicurean)、及斯多亞(Stoic)思想外,基督教面臨最大的考驗應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公元1945年,一個名叫默罕默德阿季沙門(Mohammed Ali Samman)的農夫,在耐罕馬帝(Nag Hammadi)城附近,挖出了大量用皮革裝訂成冊的草卷抄本,洋洋54大卷,多半是諾斯底主義的文獻(註3)。數量之多,學者稱它為諾斯底圖書館 (Gnostic Library)。

       它的發現雖然不及《死海古卷》那樣地震古鑠今,但是對新約聖經學者而言,卻讓他們明瞭早期的基督徒,特別是第一世紀的使徒,在教導當地信徒分辨真道時,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第 三方面是來自羅馬皇帝的逼迫:羅馬人是混合宗教主義(Syncretism)。官方對猶大省的治理,原則上賦予猶太宗教的自由,只要他們不謀反,猶太教就 算是“合法”的宗教。基督教的地位就不同了。原先羅馬當局也認為基督教是猶太教的一支,後來發現猶太人也攻擊基督教時,才轉向逼迫基督教。

        另一方面,自凱撒奧古斯丁(Augustus)以後,祟尚“君王崇拜”(Emperor Worship)。凡不願向羅馬皇帝膜拜的基督徒,逼迫接踵而至。亞居拉、百基拉等猶太信徒也在革老丟皇帝的逼迫下被趕出羅馬(《徒》18:2)。這些逼 迫,羅馬歷史家斯維都留斯(Suetonius AD 69-140)在他所著《革老丟生平》中亦有記載。
到了野心勃勃的暴君尼祿王 (Nero,54-68),為要建更大的城市,把羅馬城改名為“尼祿城”(Neropolis),放火把最貧窮,被認為對帝國最沒有用處的地區都燒掉,好 用燒掉的土地建立尼祿城的皇宮。當百姓群起抗議時,尼祿藉口把罪加到基督徒身上。從此大批軍官開始燒殺基督徒。

        基督徒被認為是羅馬帝國最可怕的仇敵。但基督徒甘受逼迫,甘心被餵給飢餓的獅子。使徒彼得和保羅在此期間先後遇害。羅馬皇帝多米田(Domitian,81-96)變本加厲,下令大規模搜捕基督徒,並將他們處死,就連他表弟一家也不能倖免。

三、考古學與初代教會

       五旬節教會初創,司提反在亂石下殉道,從此門徒四散,福音由耶路撒冷、撒瑪利亞,傳向小亞細亞及歐洲。路加醫生陪伴体弱並有眼疾的保羅,經過了無數的城市, 接觸了三教九流的人,且將第一世紀使徒的腳蹤,忠實地記載在《使徒行傳》中。每每讀到保羅在羅馬監獄寫給“兒子”提摩太的話:“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 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革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撻馬太去;獨有路加在我這裡”(《提後》4:10-11),心中總是一陣酸楚。路加是位治事嚴謹的科 學家,更是一個“視病如親”的醫生。根據《使徒行傳》,後世歷史及考古家就有了考証初期教會建立的根據。

      《使徒行傳》第21章中,保羅這樣介紹自已:“我本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21:39)

       保羅時代的大數位於托羅斯(Taurus)山麓,居民有50萬,堪稱為大城。有一碑銘稱大數為“基利家偉大而奇異的城市”。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博 (Strabo, 63BC-AD20)形容大數城大學的學術地位,媲美雅典及亞歷山大城(註4)。大數也是斯多亞哲學中心,奧古斯丁大帝的老師,著名的哲學家雅典諾多羅斯 (Athenodorus),以及新畢達格拉斯哲學家(Neo-Pythagorean)彼泰勒的阿波羅(Apollonius of Tyana)等,均出自大數城。

       該城有知名的帳蓬製造業,帳蓬材料取自羊毛。托羅斯山脈一年中有七個月積雪,生長在這裡的羊群都有肥肥厚厚的皮毛。保羅在這個環境中長大,滿腹希臘經綸,既能織帳蓬養生,後又受教在迦瑪列門下,成為法利賽人中的法利賽人。

       在地理環境上,保羅旅行佈道水陸兼程,在當時已是很普通的事。“條條道路通羅馬”,表示當時的羅馬道路條件不錯。在今日土耳其中心,還可見到一塊弗呂家(Phrygia)商人的墓碑,上面刻著他一生中去過羅馬72次。

       耶穌差派保羅成為外邦人們的使徒,不僅是在“母腹中就揀選”,也為他佈下天時、地利、人和的旅行佈道條件。

       保羅與同工巴拿巴被聖靈差遣,展開第一次旅行佈道。他們下到西流基,坐船經居比路,到了撒拉米,就在猶太人的會堂傳講神的道。後來在帕弗遇到兩個人:一個是會法術的巴耶穌,一個是方伯士求保羅。

       這位方伯對保羅和巴拿巴的信息非常有興趣(《徒》13:4-7)。(“方伯”者,地方官也,出自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意為“一方之長”,我國明清的市政司。)這裡“方伯”二字,譯自原文Proconsul,也就是殖民地的總督。

       這小段經文在考古學上引起兩個爭議的問題。其一:在這次旅行佈道時,居比路及帕弗是否在總督管轄之下?其二:這個總督的名字是不是士求保羅?

        問題由來,乃因學者們認為當時居比路是羅馬的一個“皇帝省”(Imperial Province),皇帝所派駐外省的行政官應當為“節度使”(Propraetor),而非總督,因而懷疑路加的記載可能有誤。像這種芝麻綠豆小節,一 般聖經讀者也許認為是“雕蟲小技”,但在聖經考証上卻添增了不少歷史家的白髮。

       根據名考古家布魯斯的研究,居比路雖然在歷史上曾經是羅馬的一個皇帝省,但是到了公元前22年,凱撒奧古斯丁將它交給元老院(Senate),遂成為羅馬的“元老省”(Senatorial Province),從此居比路就由元老院委派的總督管理(註5)。

       對照當代羅馬歷史家迪奧卡修斯(Dio Cassius)的《羅馬史》及斯特拉博的《地理學》記載,在公元40到50年,也就是保羅第一次旅行佈道時,居比路及帕弗確實是在總督的管轄之下。如果我們相信羅馬的歷史記載,也就應當相信與其相符合的聖經記載。

        此外,考古家也在這個區域找到了一些“居比路總督銅幣”,正面刻了凱撒革老丟(AD41-54)像,背面刻有當時總督的名號(Arminius Proclus Proconsul of the Cyprians)(註6)。足見在革老丟皇帝任內,居比路是在總督的管轄之下。

       那麼,在公元50年前後,是否有一個名叫士求保羅的總督呢?羅馬人名字和現代西方人相似,含有三部分,最後一部分是姓。據考証,在公元第一世紀時,有三位姓 保羅(Paulus)的總督。名考古家蘭塞教授(Sir William Ramsay)卻看中一塊出自居比路北邊柯翠亞(Kythraia)的希臘文碑銘,上面提到一位名叫士求保羅(Quintus Sergius Paulus),在革老丟時期被派任為居比路的總督(註7)。蘭賽認為這應當就是路加在《使徒行傳》13章所記載的方伯士求保羅。

        隨後, 保羅來到彼西底的安提阿(Antioch of Pisidia),就是現在土耳其的亞洛瓦其(Yalovatch)。蘭塞教授當初到地中海區作考古研究的時候,其目的和史利曼(Schliemann) 考証《荷馬史詩》的動機相同,純為了証明路加在《使徒行傳》的記載,完全沒有歷史和地理上的真實性。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他將自已的青 春壯年歲月,辛苦地投注在鐵鍬下的耕耘。近40下來,他不但心悅誠服地敬佩路加記載的可靠性,自已也成了研究保羅佈道旅程的權威(註8)。(未完,待續)

註:
1. E. Robinson and E. Smith, Biblical Research in Palestine, Mount Sinai and Arabia Petraea, Vol 3, Boston Crocker and Brewster, 1841, 3, p.108.
2. K. Aland and B. Aland,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rill; Revised edition, 1987, p. 57.
3. K. Aland and B. Aland,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Brill; Revised edition, 1987, p. 99.
4. Strabo,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Horace L.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Vol. 3, Books 6-7 edition, 1924.
5. F.F. Bruce, The Book of Acts,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third revised edition, 1990, p. 295.
6. J. McClintock and J. Strong, “Cyprus,” Cyclopaedia of Biblical, Theological, and Ecclesiastical Literature,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68.
7. J. Finega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59.
8. W.M. Ramsay, The Bearing of Recent Discovery on the Trustworthiness of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75 , p.352.

作者曾任波士頓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國校園團契的特約同工,負責歐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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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耶穌(下)

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35期

(續前期)

3. 耶穌受難

        屈服在猶太人威脅聲中的彼拉多,洗洗手,便將耶穌交由兵丁帶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鋪華石處,就在那裡坐堂。(《約》19:13)安東尼城堡在羅馬提多將軍於西 元70年在耶路撒冷造成的大浩劫中,被夷為平地,這塊鋪華石現場卻奇蹟般地倖存了下來,見証耶穌在此所受的鞭傷。發現這個現場,是考古學家文生神父 (Father L. Vincent)多年工作的成果。(註10)

         這塊希伯來話叫卮巴多(隆起的地面)的古蹟,面積將近3,000平方碼,完全是羅馬式的風格,典型的耶穌時代建築。兩千年前在這塊地上,耶穌受鞭苔,他的衣服被剝光,直打到皮開肉綻。那沿著鋪華石縫間所流的血,就是為你我的罪債!

        通往髑髏地的路,後人稱之為“苦難之路”(Via Dolorosa)。筆者夫婦也曾隨著七位牧師走過這條路,現今它已是非常的商業化,路的兩旁商店林立,叫賣聲此起彼落。路雖然不長,但在艷陽天下,我們 都走得滿頭大汗。耶穌徹夜未眠,遍体鱗傷,卻背著沉重的十字架,在兵丁的鞭笞下走向各各他。

        十字架的刑罰,是羅馬人用來對付被鎮壓的政治犯和奴隸的死刑法。多年來許多懷疑派學者,包括哈佛的休易教授(J. W. Hewitt),皆不承認世上有如此殘忍的刑罰,聖經之所以如此記載,是為了賺取同情者的眼淚。

        西元1968年秋天,由查弗里教授(V. Tzaferis)所率領考古隊的推土機,在耶路撒冷城北的一處工地上,推出了一個古墓群。骨骸被埋時間約在西元前37年到西元70年,也就是大希律王登 基到聖殿被毀的這段時期,死者大多死於十字架的刑罰。其中一個死者的名字仍依稀可辨,是年約20的約翰南(Johanan Ben Ha’galgol)。他的身体已經脫離了十字架,雙腳重疊,被一根長約七英寸的鐵釘穿透連在一起,上面還黏了一塊朽木。釘子尾端彎起,顯然曾釘入了更堅 實的物料。(圖八)手的釘痕在手腕與手臂之間,由穿透的痕跡推測,約翰南在死亡前因掙扎呼吸拉扯,傷口被鐵釘所磨平。從這些考古的証據顯示,在耶穌時代十 字架的刑罰不僅存在,而且是行之有年,慘絕人寰的酷刑。(註11)

       耶穌到底是哪一年受難的呢?較之出生日期,耶穌受難的時間就容易追溯得 多。耶穌被釘是在星期五,尼散月14日太陽下山,也就是尼散月15日開始,猶太人預備逾越節羔羊的時候。逾越節是每年春分後第一個月圓,但未必恰巧是星期 五。根據天文學家的觀察及考証,在耶穌受難前後,尼散月14及15日僅在西元30及33年落在星期五,正值彼拉多任巡撫的年間(AD 26-36)。聖經學者傾向於選擇西元30年,這樣和前面推論耶穌在西元26-29年開始地上事工,經過三次逾越節,在西元30年受難符合。若採取西元 33年,專家們認為和保羅事工過於逼近。(註12)

三、從法庭辯証為耶穌復活判案

        世界上沒有一宗歷史事件,像耶穌復活這樣,經得起兩千年來無以數計的哲學、宗教、法律及歷史學者的攻擊和考証。從耶穌復活那個清晨開始,猶太祭司長和長老即 用欺騙賄賂的方法編造謠言,掩蓋復活的事實。直到今日,仍有像“耶穌研究社”(Jesus Seminar)這樣的團体,有組織、有系統、處心積慮地來推翻這件歷史事實。正因為他們也相信“耶穌復活”不是信徒單憑“盲目信心”的接受,而是理性地 認識這件史實。所以,如果能証明它從未發生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會動搖。

         一些慕道朋友也認為,基督教的道理是一種“循環推理” (circular reasoning):以聖經証明耶穌的存在;耶穌又証明聖經的權威性,因此,有邏輯上的問題。言之似乎有理。因此需一外來、客觀、理智、及不容置疑的歷 史証據,來破解這個循環。耶穌基督復活的史實,就是這強而有力的証據。

        我們如何証明一個歷史事件呢?沒有任何實驗室的科學方法,可以証明 孫中山先生曾經創建民國,因為這種事件不可能在實驗室重複出現,也無法用方程式來計算。但我們卻有把握的說:“孫中山先生確有其人,他唸了醫學院,倡導了 革命,與宋慶齡結婚,並且在1925年3月12日因肝病去世。”我們所採信的是間接証明法──有許多人當時見過孫先生,跟他有交往,有他的照片,有他的著 作。這雖不是科學的直接觀察、推理証明,卻是每天律師、檢查官、和法官在法庭上使用的“歷史印証法”(historical evidence)。就是收集人証、物証、行事動機、言談紀錄、環境証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及其它有關文件等資料,來判斷一件過去的案子是否真實發生過。

        耶穌是歷史上的人物,他的肉身復活,是超自然的歷史事實,因此更不宜以自然科學來証明。因此,我們也引用與法庭辦案同樣的“歷史印証法”,來討論耶穌復活的事實。當然,這件事不比証明孫中山先生那麼容易,到 底是兩千年前的事,但也沒有比証明蘇格拉底或荷馬等西元前人物的存在那麼樣地遙不可及。

        耶穌基督復活的故事,兩千年來,教會歷史上使徒、 教父、聖徒已歌頌傳揚萬遍。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假想自身列席在法庭陪審團中,再一次聆聽檢查官逐一從下列人証、物証、行事動機、言談紀錄、及環境証據 的角度,重述耶穌復活事發前後的故事背景,你我對復活案件的判決將如何?
7434_131129_11. 耶穌死於十字架的刑罰。

      當時親眼見証耶穌確實死亡的人,除了羅馬的官兵以外,至少還有猶太公會的約瑟及尼哥底母,及一群婦女。特別是羅馬的兵丁,他們是鑑定死亡的專家,若誤將未斷氣的死刑犯從十字架上取下來,失職之罰就是死罪。耶穌真的死了嗎?還僅是昏迷過去而已?

         1986 年美國醫學權威期刊“美國醫學協會雜誌”(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JAMA)出版了一篇不尋常的學術論文:《論到耶穌基督身体之死》(On the Physical Death of Jesus Christ)(註13)。它的不尋常,是因為JAMA和其它科學期刊一樣,“肯定”不接受任何“超自然”現象的學術論文。既使是“自然現象”的論文,在 公諸於學術界以前,要經過極為嚴格的審核。由此可見這篇論文的內容,必然是100%的“醫學性”,“自然性”及“科學性”。

       作者是以愛德華醫生為首的醫生群。他們公正地自當時歷史背景,四福音的記載,客觀地分析耶穌受難的經過,診斷他的死因,純粹是站在醫學的立場。福音書的作者,除路加外,都不具有醫學常識,他們的記錄,當不會刻意迎合醫學的觀點,而是就事論事,誠實可靠的。

        這篇文章的作者們自耶穌晚餐後,到客西馬尼、走多少路、被補、被鞭打、戴荊棘冠等,都有仔細的分析。他們還考証那時代羅馬人用的鞭子,長度,上面骨刺的形 狀。如用右手鞭抽耶穌的背,打多少下,割破了那幾條血管等,解釋分析得像是在醫學院上“大体解剖學”的課。並且陳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時汗如血滴下,不 是福音書作者的言過其詞。當人在極大痛苦及壓力下,微血管破裂,血液滲入汗腺,皮膚變得極端脆弱,血和汗混合流下。這種症狀,在醫學上稱“血汗症” (hematidrosis)。

         最後,作者由肋旁槍傷以至水和血流出,來作死因的診斷。耶穌在兩千年以後,終於有一張“美國醫學協會”的 “死亡診斷書”,寫下的死因是“心臟破裂或心肺衰竭”。作者們並在結論處斷言:“按照近代醫學的研究,耶穌自十字架取下時,已經斷氣了。”這是“美國醫學 協會”的環境証據。這篇論文至少証明一件事:“耶穌昏迷論”,不擊自破。
2. 耶穌被埋葬在猶太公會的會員、羅馬官兵以及一群婦女們所能識別的墳墓裡。

        耶穌所埋葬的地方是個有錢人的墳墓。要有相當的財力才買得起在“花園墓”(Garden Gate)裡的地,並在一整塊大磐石中鑿挖出一個墓室,洞前面修了一條足夠大石頭藉地心引力輥下蓋住洞口的大鴻溝,考古家也在附近找到了這種相似的墓。這 類墓地不似一般平民墓群,極易辨識,不易認錯。況且,第二天祭司長、法利賽人和彼拉多商議,為了避免耶穌的門徒謊報他復活,派了一隊羅馬兵去看守,按照羅 馬的方法,把墓以石臘和繩子嚴嚴地封起來(《太》27:62-66),未經許可開封者,以死罪處理。

        跟隨耶穌的細心婦女們,觀察到三天 前,兩位公會議員因著趕逾越節,將她們主的身体匆匆處理,稍嫌草率。(《約》19:42)於是她們預備了香膏,打算七日的頭一日清晨,重新為主妥善安葬。 她們輕易地找到了主的墓。那種“女人沒有方向感,說不定找錯了墓”的觀念,全然缺乏科學與統計學上的依據。抹大拉的馬利亞是最後一個離開墳墓,卻是第一個 見到復活主的人。因此,人証物証俱在,耶穌是放在一個安全到滴水不漏、密不透風的墓裡。

3. 耶穌的門徒因著耶穌被捕心意煩亂而四散。

        耶穌被捕,幻滅了門徒的理想和盼望。回想當初跟隨耶穌的時候,原以為這位是值得他們拋下一切去追隨的未來民族領袖,誰又料到這位領袖卻以最卑微的方法被捕被 殺,過去的三年算是白白浪費了。主的大弟子,那塊磐石,見過主登山變像,手握主交給他天國的鑰匙,主更要將教會建在這磐石上的彼得,卻在主受難之際,三次 不認主!其他門徒的光景,可想而知。耶穌死了,門徒在心灰意冷之餘,如鳥獸散,各自回去重操舊業。

4. 第三天清晨,羅馬官兵、婦女們,以及耶穌的門徒都發現墓竟然是空的。

        最先發覺空墳墓的當是看守的羅馬兵丁,這在他們親睹天使輥開大石頭之後。按羅馬法,他們的頭都保不住了。於是氣急敗壞地去報告祭司長,祭司長也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們的話,於是趕緊捏造謠言,聲稱耶穌的身体被門徒偷走了。

        門徒偷了嗎?門徒偷只有一個動機:他們太想念他們的主,想把他的屍体偷回去作紀念嗎?試想想,門徒都不是有財勢有地位的,他們將耶穌改葬的地方,總不會比財主的墓更妥當,“風水”地點更佳吧!因此動機不夠。

        如何偷呢?羅馬法這麼嚴,守夜睡著是死刑。羅馬兵眼都不敢閉,哪敢睡覺?更哪敢集体睡覺?真睡著了還敢事後跑去猶太領袖那兒報告嗎?應當像保羅在羅馬管區腓利比監獄的禁卒,拔刀自殺了。因此,“門徒偷了”是連祭司長及長老們都無法自圓其說,自相矛盾的供詞。

        反過來看,即便門徒奮不顧身地打敗了大批兵丁,偷得了耶穌,還會相信復活的主穿牆透門向他們顯現嗎?還會冒死在敵人面前傳復活的褔音嗎?還會為復活的主犧牲 生命嗎?人會為一個主義,一個他認為正確的、值得的理想殉道,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烈士。但是,沒有一個人,會為他自己編造的謊言殉難,這是確實的。

5. 耶穌復活後,曾向許多見証人顯現。

        在第一世紀,婦女在法庭上作証是無效的,但最先見到復活的主卻是抹大拉的馬利亞。那麼為什麼耶穌選擇先向婦女顯現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歷史確是如此,沒有杜撰的必要。福音書的作者,就事論事,分別忠實地記載了他們的所見所聞。

        接著是彼得和約翰在空墳墓裡面看見了原本包裹耶穌的裹屍布及頭巾。頭巾被折疊好,裹屍布完好整齊地捲在一起,只是中間的身体不見了,像是金蟬脫殼一般!不像 拉撒路,需要耶穌吩咐家人解開他手腳裹著的布,及臉上包著的手巾。(《約》11:44)約翰看見就相信婦女告訴他主身体不見了的話,也相信耶穌復活了,雖 然他不瞭解。因此嚴格說來,墳墓不是空的,裡面有復活的“環境証據”。

        復活後,耶穌向原本不信他的弟弟雅各顯現;親自安慰並堅定三次不認他的彼得;在往以馬忤斯的路上,對兩位門徒講解舊約;又接連兩個主日晚間,向門徒顯現。直到他昇天,40天之久,耶穌多次在門徒中間,講說神國的事。並有五百多人見過他。

6. 耶穌復活的資訊在耶穌被釘、被埋的城市大大的傳講,教會開始建立。

        門徒們在親眼見到復活的主以後,脫胎換骨地,一反過去的膽怯畏懼,在耶路撒冷大大地傳講耶穌。他們不是傳講耶穌所行的神蹟,也不傳講耶穌教導的“登山寶 訓”,而是一再地傳講復活的見証。耶路撒冷的宗教領袖們,既然找不到也拿不出耶穌的身体,無法推翻復活的事實,敢怒不敢言,只好開始逼迫基督徒。除了約 翰,耶穌的12個門徒,連同抹大拉馬利亞這樣的女門徒們(《路》8:2-3),窮其餘生為復活作見証,最後都為他們所信的道殉難。

        第一世紀的猶太人對他們的信仰是非常執著的。他們為忠於恪守“塔木德”(Talmud)所規定的割禮、安息日、節日等細節而自豪。要他們放棄傳統,冒著被趕出會 堂,甚至付上生命代價去接受新的信仰,除非先体驗過那震撼生命靈魂的經歷。這些早期教會的信徒,必定是因見過復活的主,或者相信主復活的見証,義無反顧地 投入教會。耶路撒冷教會快速地建立起來,像野火般大大的興旺。

        考古學家於1878年在拿撒勒城發現了一方石碑。上面刻著革老丟的詔告:警 告民眾不得侵擾墓穴,更不得移動屍体,違者法辦。(圖九)這原是個尋常的告示,其不尋常之處,在於革老丟所指的“法辦”是死刑。這時正值猶太人反抗羅馬統 治(49 AD),革老丟必也聽聞耶穌復活及猶太祭司長傳出門徒偷屍的事,認為猶太人造反與偷墓有關連而出此告示,以達殺一戒百之效。由此証明,“耶穌復活”不是一個經過幾代相傳,漸漸演變成的“民間神話”。(註14)

        前牛津大學歷史系主任亞諾(Thomas Arnold, 1795-1842)教授承認:“在人類歷史上,從沒有比耶穌釘死及復活的事件,經歷過更嚴謹、更苛刻的考証。”(註15)前英國首席大法官達林 (Charles John Darling,1849-1936)也說:“我不相信任何一個陪審團,在聆聽了各方壓倒性的、正面反面的、善意惡意的、直接間接的証詞後,能否定耶穌復 活的事實。”(註16)

        著名歷史學家杜倫特(Will Durant, 1885-1981),他本人並非基督徒,當論到歷史上的耶穌時說:“耶穌在歷史上的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就連對基督教仇視的外邦人,或是與耶穌為敵的 猶太人,也從未想到過否認其人其事。”他接著又說:“就單憑一小撮無名小卒,在他們有生之年,赤手空拳,成功地‘捏造’出如此一位具有無比高尚道德,又如 此深得人心的領袖人物,他既能激發人類的愛心,又有無比權威的號召力。這個成就本身就是一件神蹟,其威力遠超過所有福音書的記載!”(註17)只是杜教授 有所不知,這些赤手空拳無名小卒所憑藉的力量,就是親眼見証了耶穌基督的死裡復活。

        復活是超自然的歷史事實。既是“超自然”,我們後人就 要以“心眼”代替“肉眼”來領會。當年耶穌的門徒中,也有一位實證主義的多馬(《約》11:16,14:5,20:25),他也不相信同伴告訴他耶穌已復 活的事,唯恐自己承當不了再一次的失望,直到他親眼見到主釘痕的手及肋旁的傷。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我們和歷代 眾聖徒一樣,客觀目睹了如山的鐵証,主觀經歷了復活主的同在,謙卑坦然地對主說:“我的主!我的神!”因而皆成了有福的人!

註:
10. L.H. Vincent , Jerusalem Antique (Ancient Jerusalem), 1912.
11. V. Tzaferis, “Crucifixion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11:1, 1985, pp. 44-53.
12. H. W. Hoehner, Chr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Life of Christ, Zondervan, 1978, pp. 95-114.
13. W. D. Edwards; W. J. Gabel; F. E. Hosmer, On the Physical Death of Jesus Christ, JAMA 255, 1986, pp. 1455-1463.
14. P.L. Maier, First Easter, Harper & Row, New York, 1973, p. 119.
15. T. Arnol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Encyclopedia. Vol. 4, James Orr, e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39, p. 2569.
16. M. Green, Man Alive!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Chicago, IL, 1969, p. 54.
17. W. Durant, Caesar and Christ,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No 3, MJF Books, 1994, p. 557.

作者曾任波士頓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國校園團契的特約同工,負責歐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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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耶穌(上)

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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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穌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

           我們在前章《兩約之間的猶太民族》一文中提到,僅四百多年間,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地,孕育了世界上兩大宗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猶太教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民族的 宗教,而基督教卻是個普世的信仰。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佔今日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耶穌,這位旋乾轉坤,影響西方文化,帶動世界文明至鉅的宗教領袖, 除了新約全書以外,為何沒有當時任何記載他事蹟的文字材料保存下來呢?

          耶穌的一生在塵世間沒有留下什麼物質痕跡。他既無凱旋征討的紀念碑,也無皇宮神廟可提供考古研究。第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大眾傳播遠不及今天這樣普遍。百姓認字的不多,會書寫的更少。無論蘆葦草紙或羊皮,都非常昂貴。一 般人也就沒有閒錢閒情來出版一些馬路消息。像目前書報攤販賣的花邊新聞小報(Tabloid),如國家詢問報(The National Enquirer)、每日星報(Daily Stars)等等,在耶穌那時代簡直是匪夷所思。也因此,唯有真實可靠的歷史古籍,才值得代代相承地抄謄流傳下來。

          至於治理巴勒斯坦的羅馬人呢?他們遠在天邊,原就對猶太地的事物興趣泛泛,不會有人去注意在猶太地一個名不經傳的小民,更不會留意到他們的巡撫處死了一名暴亂分子。對當代羅馬 史官的心態,馬丁諾特(Martin Noth)教授在他的重要著作《以色列史》(The History of Israel)中解釋得最貼切:“當耶穌在世時,世界歷史根本沒有把這位拿撒勒人當一回事。他的出現在耶路撒冷人的心中只是曇花一現,隨後即成了歷史上的 小插曲。看來人們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操心。然而耶穌的出現,卻是以色列史上最具決定性意義的大事。及至耶穌的信徒與日遽增,教會蓬勃地成長,已成為世界歷 史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這時候耶穌的名字才開始真正地受到重視。”(註1)

          耶穌的事蹟,各國歷史皆有記載!只是一般歷史教科書,為了保 持宗教中立性,沒有把耶穌的神性敘述出來。新約全書的記載,由於作者是耶穌的門徒,惟恐又有偏見。那麼,是否有“聖經以外”的記載呢?答案是肯定的!大都 在耶穌復活昇天,教會建立以後。羅馬人治事的精神是重法重理,一絲不苟。且看部分當時羅馬歷史,官方與民間的記載:

          泰西塔斯 (Tacitus, AD55-117):被認為是第一世紀羅馬最著名最可靠的歷史家。就是在他的記錄中,後人才得知羅馬城大火是尼祿所縱。關於對耶穌的記載,他說耶穌在提庇 留(Tiberius)任內,死於彼拉多手下。他的門徒說他復活了,並且將他的話由猶太地傳到全羅馬(《羅馬年鑑》Annals 15.44)。

          斯維都留斯(Suetonius AD69-140):羅馬傳記作家及歷史家,哈德連皇帝(Emperor Hadrian)的機要秘書。在他的記載《革老丟生平》(Claudius, 25)及《尼祿生平》(Nero, 16)中,敘述耶穌是第一世紀的人,他的門徒將他的福音在猶太地傳揚,結果被革老丟驅逐出城。

          約瑟法斯(Josephus AD37-95):與耶穌同時代的猶太歷史家。在他的作品《猶太人的歷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記敘耶穌是雅各的哥哥,被稱為基督。他行了許多神蹟,後來被彼拉多釘死。他的門徒說他三天復活,因此他必定是彌賽亞。

         塞納斯(Thallus):是耶穌釘死時在場的目擊者,可惜他的記載(AD 52)已失傳,目前能找到的有關資料是歷史家阿非卡南(Julius Africanus)的轉記:“在基督被釘後,不明何故,發生了從未有的大黑暗及地震。黑暗像是日蝕,地震則全城飛沙走石,地裂開,房屋倒塌。”這個記載和聖經《馬太福音》的記載頗為雷同。

          羅馬政府官員的記載:如比林(Pliny the Younyer)給皇帝托亞(Emperor Trajan AD53-117)寫的信,記載耶穌被彼拉多釘死,及門徒事後的反應。

          猶太人公會(Talmud in Sanhedrin 43a):連審問耶穌的猶太人公會都記錄了耶穌的釘死:“逾越節的晚上,耶穌被釘。在這以前,民眾就喧嚷,說這個人行很多奇怪的事,又煽動百姓,並行邪 術……”由他們偏激的角度看耶穌,有這樣的記載,已算是很誠實了。

           總之,除了四福音,當代非基督徒的歷史家,官方記錄,民間記載,大致可 歸納如下:耶穌是拿撒勒人,他的行為無懈可擊,在該撒提庇留任內被彼拉多釘死於逾越節晚上。他被稱為猶太人的王。他的門徒傳揚他的話,不怕逼迫。這些和聖 經的記載不是完全符合嗎?只是由另一個角度來看同一件事情。無論如何,耶穌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

二、從考古學看耶穌生平

1. 耶穌基督的誕生

          無論自由或保守派的聖經學者,都認為《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醫生是位精確的史學家,博學多聞,文釆典雅,希臘文造詣極深。路加也在他的福音書中開宗明義地 說:“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既然路加藉當時人緣、地緣、時緣之便,已作過研究,後人可以根據他的敘述,追溯耶穌出生 的年代:

          “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這是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路》2:1-2)

           人口普查不是現代社會的新發明。在前章我們已經提過,羅馬政府對其統治下的附庸國,除了人力財力,沒有其它的興趣。人口普查提供了徵兵課稅的可靠依據。在耶 穌的時代,人口調查極為普遍。在一塊被稱為“Titulus Venetus”,以古拉丁文銘刻的石板上,記載了西元五至六年之間,在敘利亞猶太地曾舉辦過一次人口普查。這種普查在羅馬統治的地方,自凱撒亞古士督 (23 BC-AD 14)直到第三世紀,約每14年舉行一次。考古家也找到一份西元104年在埃及頒佈的同樣命令,規定人們必須回到自己的本鄉報名上冊(註2)。

          根據約瑟法斯的記載,居里扭於西元六年被派往敘利亞任巡撫,並即刻開始一次人口普查,因而引發了加利利奮銳黨以猶大為領袖的暴動。但是根據《馬太福音》的記 載,耶穌是生在“當希律王的時候”。這位殘暴的大希律治理猶太41年(37-4 BC)。同時,路加也記載了耶穌事工開始前,在約旦河領受約翰的洗禮,時乃該撒提庇留15年。如果該撒提庇留在該撒亞古士督最後幾年與之共同執政(AD 11-14)(註3),那麼耶穌的事工開始應在西元26至29年之間,那時耶穌約30歲(《路》3:23)。這樣算來,耶穌就不可能生在西元六年。是這位 “精確的史學家”路加的記載有誤嗎?這個長期困惑古今學者的問題,一直沒有一個合理的答案。

           西元1764年,考古家在義大利中部的提布爾 (Tibur)發現了一塊羅馬石碑,上面寫了羅馬皇帝在西元前六至四年,曾派巡撫到敘利亞。按照已逝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考古學南塞教授(William Ramsay)的推論:可能居里扭第一次任敘利亞巡撫時(6-4 BC),就作了人口普查。但是該石碑太過殘缺,也沒有註明這個巡撫就是居里扭,說服力不夠。直到新約考古學家麥克雷(John McRay)在他1991年出版的《考古學與新約》中,以考古家華德曼(Jerry Vardaman)所找到刻有居里扭名字的數枚硬幣為証。幣上刻有居里扭自西元前11年到大希律王去世(4 BC)任敘利亞和基利家的巡撫(圖一)。這位居里扭是否就是約瑟法斯記載於西元六年任巡撫的那位,我們無法知曉。但是我們相信當代的路加一定很清楚。他所 記載的耶穌誕生在“頭一次”行報名上冊時,指的應當是一位名叫居里扭的巡撫在西元前11年至4年之間的普查。而路加也沒有忘記“第二次”,也就是西元六年 的普查,記載於伽馬列在公會的發言中,所提到引起暴動的報名上冊(《徒》5:37)。若人口普查每歷14年舉行一次,這樣的解釋也尚稱合理(註4)。

2. 耶穌的事工

           記載耶穌事工最詳細的,當屬新約聖經的四福音書。作者是耶穌親密的門徒約翰、馬太及獲得第一手資料的馬可、路加。其中馬太、馬可、路加三福音成書較早,約在 西元62年以前,距離所記載耶穌復活的事件不超過35年。當年親身經歷耶穌的醫治以及目睹耶穌神蹟的猶太人,仍然存活的大有人在。福音書的內容若有所虛 構,實難逃當代人的耳目,尤其是那些虎視眈眈,把基督徒視為眼中釘的猶太宗教領袖們。

           對於後代的人來說,耶穌在世時約三年半的時間,接觸 過的人,走過的地方,說過的教導,行過的神蹟,福音書的記載應當是非常的忠實。要從考古出來的文物取得証明,原也不應是難事。無奈其間多年戰亂,巴勒斯坦 面目全非。根據柯南教授(Eric H. Cline)的統計:“耶路撒冷,這稱為‘和平’之城,自古以來經歷了至少兩次被毀滅、23次被圍剿、52次被攻打、44次被擒俘。”(註5)考古工作者 的鐵鍬,只得往更深處挖掘了。

           耶穌所召的12個門徒,其中有半數是漁夫。凡去過以色列的遊客,都乘坐過掛滿“大衛星”(David’s Star)的捕魚船渡加利利海,也享受過湖邊觀光飯店的“彼得魚”。船是耶穌時代彼得捕漁船的仿製品,但是考古家於1986年,卻在加利利海西北數英里的 瀾泥床中找到了當年漁船的骨架殘骸,証實是第一世紀的產品。製造者顯然經費拮据,船是以12種木料拼造而成。(註6)這艘目前在以色列金農沙集体村莊 (Kibbutz Ginosar)展示的漁船,已經過了專家化學保存技術(Chemical Preservation)的修復(圖二)。

          福音書所記載耶穌足跡所遍的地方,如彼得的家、雅各井、西羅亞池,迦百農會堂廢墟、拉撒路的墓、橄欖山、客西馬尼園等等,現今都成了重要觀光點。十年前,我 們夫婦特赴以色列,為要体會雙腳踏在當年耶穌走過土地上的感受。就如那首詩歌“我今重踏耶穌足跡”(I Walked Today Where Jesus Walked)的歌詞所描述:伯利恆蜿蜒小徑、加利利起伏山崗、約旦河滾滾流水、橄欖山遙望聖城,盡在眼前;耶穌比喻中常提到的葡萄園、無花果、橄欖樹, 也是滿山遍野。走在主的足跡上,聖經中的字句跳躍紙面,感受到主的心腸,每一步都提醒門徒:“你來跟隨我吧!”

          觀光點中值得一提的是畢士 大池。《約翰福音》記載耶穌在耶路撒冷的一個水池,治好一個癱瘓38年的人(《約》5:1-3)。約翰所描述的這個水池,在羊門附近,並有五個柱廊。在 19世紀之前,一直都沒有這個池子存在的証據。曾有學者認為《約翰福音》的作者只是虛構一個地方和一個故事。直到20世紀初,考古學家果真發現了這個池 子,正如約翰所描述的完全一樣,包括那五根廊柱(圖三)。考古的發現再次印証了新約聖經的歷史性。

          約瑟法斯在他書中所記述耶穌的弟弟雅 各,是耶路撒冷初期教會的監督。雅各本來也和許多的鄉裡人一樣,不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直到耶穌復活後,特地向他顯現(《林前》15:7)。雅各的藏骨盒 於2002年冬在以色列的一個古董拍賣場上出現(圖四)。石灰石質地的藏骨盒,是第一世紀的特色。盒上刻著“雅各,約瑟的兒子,耶穌的弟兄”。這個發現在 考古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認為在耶穌的時代,取名叫雅各、約瑟和耶穌的,大有人在,何以証明這個雅各就是耶穌的弟弟呢?後經統計及日期鑑定,在耶穌時代的 拿撒勒城,一個家中有這三個名字組合的也不多,而這個藏骨盒是西元60年左右的產品,這與雅各於西元62年,在大祭司亞納諾斯(Ananus)手下被石頭 打死的時間相吻合。

          說到拿撒勒這個城市,也許有些基督徒不知道,長久以來,懷疑派學者認為這個耶穌度過童年的城鎮根本不存在。原因是全本 舊約,保羅書信,約瑟法斯的歷史書,都沒有提到過這個城市。在第四世紀以前,也沒有任何一位歷史或地理學家在作品中提到它。後來真虧得一位專門研究加利利 各小城的考古家史全傑教授(James Strange)鍥而不捨地,在蛛絲馬跡中,替小城平反。原來在西元70年聖殿被毀後,獻祭停止了,祭司既無用武之地,遂遷地而居,也有一些北遷至加利 利。考古家在加利利發現了一張記有24個祭司家庭的名單,有一家就遷往拿撒勒,証明了小城的存在(註7)。另有考古家在拿撒勒城郊掘到了第一世紀的古墓, 釐定了小城的地界。因為按著猶太法規定,埋葬必須在城鎮之外。從出土的陶器文物判斷,在羅馬統治時代,當地大部分的居民是猶太人。以其地界算來,拿撒勒城 非常的小,僅佔地約60英畝,在耶穌時代的居民不會超過500人。這麼個芝麻小城,無怪乎耶穌的門徒拿但業對同伴腓力說:“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麼?” (《約》1:46)

       耶穌成長在羅馬該撒提比留及希律王(希律安提帕)作加利利分封王的時代。猶太人既痛恨羅馬政府,又輕蔑希律王,但《馬 太》及《馬可福音》都記載了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聯合起來對耶穌“巧言盤問”有關納稅的事(《太》22:17)。《馬可福音》還多加了一句:“我們該納不該 納?”(《可》12:15)其實希律黨人早就臣服在羅馬的法令之下,倒是法利賽人對納稅給外邦人不以為然。耶穌當然明白他們的假意及設下的圈套,於是向他 們說:“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看。”他們就拿一個專供上稅的銀錢給他(《太》22:19)。圖五所示為一個西元14到37年間鑄造,專為納稅的銀幣,與當時 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出示的相似。銀幣正面是凱撒提庇留的像,並刻有“凱撒提庇留,亞古士督神之子”(Tiberius Caesar, August Son of the August God),背面是母后利維亞(Livia,和平之神再世)的像。耶穌向挑釁者要這個銀幣(Denarius),有他特別的意義:那刻有羅馬皇帝的正面,代 表羅馬統治者自喻為神的權威,及希律黨人的阿諛奉承;另一面顯示羅馬的多神信仰,調侃法利賽人違背摩西律法第一誡的假冒偽善!因而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 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

          除了聯合希律黨人調侃耶穌,法利賽人更與世仇的撒都該人祭司共謀除掉耶穌。祭司該亞法,自西元18到36 年任猶太公會的祭司長(《太》26:57-68)。筆者夫婦也造訪了位於耶路撒冷城西南該亞法的大祭司豪宅。從被挖掘出來的舊宅院,仍可見當年侯門之闊。 真可謂“朱門酒肉臭,野有餓死殍。”祭司們的財富當是對上諂媚羅馬當局,對下搜刮各地前來聖殿獻祭的百姓所得。考古家也找到了當年百姓在無可奈何之下所編 唱的一首兒歌:

        “上帝降罰於波埃都斯的家族,降罰於他們手中的棍棒!
         上帝降罰大祭司亞那的家,降罰於他們的密探。”
        兒歌的結尾是:
        “因為他們是大祭司,他們的兒子掌管銀庫,他們的女婿在政府裡當官,他們的奴僕用棍棒拷打百姓。”
(註:波埃都斯[Boethusian],自希律時代一直掌大祭司的家族)

         後人在該亞法的舊宅上建了一個紀念堂,堂頂上赫然有一個醒目的金色公雞避雷針,詔告遊客這就是彼得在雞叫以前三次不認主的宅院。

         西元1990年11月,當工作人員在聖殿山南邊的平安林(Peace Forest)建造水岸公園時,從旁側倒塌的墓室中,發現了12個也是石灰石質的藏骨盒。其中一個特飾以精巧的陰刻薔薇彫花(圖六),一眼望去,即知它必 屬某大富人家或達官貴人。盒的兩邊分別刻了“該亞法”及“約瑟,該亞法的兒子”(Qafa, Yehosef bar Qayafa)。聖經上只稱他為該亞法,但是約瑟法斯在他書中則稱他的全名為“約瑟,大祭司該亞法”。盒內有一副60歲男人的骨骸,學者認為這大概就是該 亞法肉身最後的居所(註8)。

           將耶穌送往十字架的過程中,身操生殺大權的除了該亞法,便是羅馬巡撫彼拉多了。自西元六年亞基老被放逐以 後,猶大成為羅馬的一個行省,由巡撫轄管。彼拉多經由羅馬皇帝的寵臣,宮中侍衛長、執政官塞揚努斯(Sejanus)的大力推薦,被任派為猶太省的巡撫 (西元26至36年)。巡撫平時駐羅馬在巴勒斯坦的京城該撒利亞,僅在猶太人的大節日時,惟恐暴亂,暫住耶路撒冷的安東尼樓。在羅馬史學家費羅 (Philo, 20 BC-AD 50)筆下的彼拉多,是個殘酷無情,鐵石心腸,輕取豪奪,貪婪枉法的惡官僚,和猶太人之間的關係極為惡劣。這也許和聖經讀者對他的印象有差距。認為他既然 會屈服在亂民的一句話:“你若釋放這個人,就不是該撒的朋友”(《約》19:12),即輕易地將耶穌判上十字架,這人必屬優柔寡斷型。其實彼拉多在敘利亞 早有一種“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傲視心態,獨斷獨行。猶太人曾多次逮到他假傳聖旨,逼迫百姓的把柄。他與侍衛長塞揚努斯過往甚密。該撒提庇留一直懷疑 尾大不掉的塞揚努斯有謀反企圖,因此也將彼拉多列在他的黑名單中。西元31年塞揚努斯果因試圖毒害該撒提庇留及太子未遂而遭斬。耶穌受審若在此事件前後, 也無怪乎彼拉多在猶太人的一句威脅聲中妥協。試想送一個拿撒勒人耶穌上十字架事小,自己丟官甚或頭顱落地事大。

          西元1961年,當一群義 大利的考古家在該撒利亞的羅馬劇院旁工作的時候,發現了一塊刻有彼拉多名字的石碑。該石碑是彼拉多為歌功頌德該撒提庇留,在該撒利亞為之建立了廟塔後所 立。石碑上刻著“本丟彼拉多──猶太巡撫”(圖七)。可見彼拉多確有其人。此外,考古家也找到有彼拉多名字的貨幣。幣上的時間為西元30及31年(註 9)。

(未完,下期續)

註:
1. M. Noth, The history of Israel, SCM Press, 1983.
2. F. F. Bruce, Jesus and Christian Origins Outside the New Testament, Eerdmans , June, 1974, p. 194.
3. R. L. Niswonger, New Testament History, Zondervan, 1992, p. 122.
4. J. McRay, Archaeol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 , Baker Academic, January , 1991, p.154.
5. Eric H. Cline, Jerusalem Besieged—From Ancient Canaan to Modern Israel,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2007.
6. S. Wachsmann, “The Galilee Boat: 2,000 Year Old Hull Recovered Intact.”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Vol. 14, #5, 1988. pp. 18-33.
7. J. Finega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2, p. 46.
8. Z. Greenhut, “Caiaphas’ Final Resting Place,” Israel Hilton Magazine, Spring, 1993, p.16.
9. D. Hendin, Guide to Biblical Coins, 4th Edition, Amphora Press, 2001.

作者曾任波士頓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國校園團契的特約同工,負責歐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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