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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歸家庭教會傳統——探索當今中國教會的出路(呂居)2019.04.11

    中國教會應該效法使徒時代的家庭教會傳統,讓教會進入各個家庭,大量建立小型的家庭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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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從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這37年中,伊朗人成為基督徒的人數遠超過過去1,300年。(註:即伊斯蘭教佔領伊朗以來的1,300年)上帝在這個地區傾倒祂的恩典,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在迫害中蓬勃發展的家庭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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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成長中的一個潛在危機,就是有些教會領袖獨佔講臺、不給他人講道的機會,缺乏對未來接班人的培養,或任人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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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原刊於《舉目》54期 謝文郁 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興奮,令人目眩。中國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這樣的口號深入人心。從此,中國這塊土地上,瀰漫著“人定勝天”的精神和勇氣。         在理論上,這股精神和勇氣在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了立足點。在實踐上,“大躍進運動”(1958-60年)把這股精神和勇氣傳染給每一位中國人。於是,中國人開始生活在一個完完全全的人文主義氛圍中﹗!         對於當時的中國基督徒來說,這是一種信心挑戰。許多基督徒不知不覺也受了影響了,或離開了教會,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傳教士們的憂心成了現實。早在20年代中期,隨著非基運動的廣泛展開,傳教士愈來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情結,感受到這一情結對基督福音的嚴重阻攔,他們猶如面對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牆,而無能為力。於是,他們呼籲跨宗派的聯合禱告,求神親自拆毀這堵牆。         然而,歷史發展似乎和所期望的發展背道而馳 。他們問,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西化運動,是高舉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義運動。這場西化運動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歷史舞台的前台,並在新中國主導了中國文化的話語權。──上帝在聽我們的禱告嗎?還是說,我們的禱告出了問題?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後,中國教會出現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分化。按照中國的法律,“家庭教會”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會”無法公開聚會,其活動能力和範圍 都大大收縮。他們無法在公開場合,向中國人展現神的榮耀。然而,他們秘密聚會,認為自己是神所揀選的“小群”,心甘情願為神受苦。         “三自教會”則因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開活動。雖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小,但是,三自教會仍然在社會的視野中。三自教會中的許多人相信,他們還在為神做見證,他們參與三自運動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對於新政府來說,基督教教會並不是一股強大力量。在通過三自運動解決了基督教問題之後,他們幾乎不把基督教當回事。此刻還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經濟和 軍事上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儘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極端的人文主義情結中,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進一步深化 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趕超世界發達國家,成了中國社會的前進動力。受政府宣傳的影響,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眼中,基督徒屬於落後、跟不上形勢之人。基督教是一種迷信,必將被歷史拋棄。        在這種形勢下,在公開場合宣傳基督教,等於把自己公開當作笑柄。迫於政治壓力,不但年輕人,即使那些屬靈前輩,也無法在公開場合宣告福音。王國顯弟兄在回憶 錄《行過了死蔭的幽谷》一書中提到, 1957年他從牢裡釋放出來,回到廣州大馬站福音會堂(1950,林獻羔創立):“那時教會傳出的訊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帶領神的兒女繼續要活在神的臉 光中。我們更孤單了,但是卻激勵了許多在各地的神的兒女。他們知道我們仍舊孤軍作戰,他們寫信來與我們表同情,我們也因此得安慰。”(頁150)不久,王 國顯就向政府申請出國。        那時中國的基督徒(不管是屬於家庭教會,還是三自教會),能夠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為神做見證了。能為基督的名吶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滅”        進入60年代,經歷了 “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之後,新政府覺得已經比較穩固地控制了社會,在政治上略微放鬆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在大躍進運動中的激進、冒進,中國 經濟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害。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中國政治發生了重要變化: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管政局。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府為了經濟的發展,允許農村地區有較大的自主性。於是,在60年代的頭幾年裡,有些農村出現了遊行傳道人。這些遊行傳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們的活動亦十分有限──當時教會的傳道人,或者入獄,或者受到控制,無法出來傳道。         1963年,中國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略略緩過了一口氣。這是一場天災加人禍。如果中國人能夠靜心反省,不難認識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難從中汲取教訓、學會謙卑。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人不具備這種反省能力。         在馬克思主義主導下,人文主義已經在中國膨脹。中國大陸的各種宗教,都順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理說,宗教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然而,1963-1965年 這段時間,中國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紅旗》、《新建設》、上海《文匯報》等)上,刊登了相當激烈的“宗教大辯論”。這場辯論涉及了宗教定義、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問題,可是卻沒有宗教人士的參與,基督徒更是沒有發言權。        在辯論中,就宗教政策問題,形成了兩個派別,即所謂的溫和派與激進派。雙方都堅持唯物史觀的無神論,不過,溫和派(以對藏傳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學家牙含章為代表)認為,從唯物史觀出發,任何宗教都不過是歷史 進程中的一種現象。它的產生有其歷史條件,消亡也有歷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採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讓它自行消亡。         激進派則以遊游驤(馬 克思主義學者,後跟隨趙樸初學佛學;改革開放後進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劉俊望等為代表強調,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必然和當下的馬克思主義勢不兩立。因此,政府必須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和各 種宗教進行鬥爭,儘快消滅宗教現象,確保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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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謝文郁 1989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對於中國教會來說,也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春天,在北京發生了一場政治“動亂”,波及全國、全世界,觸動了中國社會的每一角落,挑動了每一個人的神經,在中國人心中注入了一種社會意識,驅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        這場運動的實質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中的年輕知識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願望的驅動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國政治。他們希望在學生運動中實現這一理想。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在殘酷的中國政治面前,如卵擊石,頭破血流﹗              這場政治動亂最終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那些積極參與運動的自由主義旗手,在嚴峻的政治壓力下被迫外逃,最後只能在西方國家的庇護下,在海外搞所謂的“民運”。留在國內的代言人也無處發聲,只能閉關自守。            另一方面,這場運動對政府的意識形態也是毀滅性的。自始至終,在如何結束這場動亂的問題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對立。當這場運動被政府強行用暴力壓制時,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導的信念從此失去號召力。           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所謂的信仰空白時期﹗ 宗教熱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懷抱中得到滿足,後是在社會關係中得以滿足,最終則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滿足。中國人原本在共產主義理想中,滿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現在,這個理想破滅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狀態是令人絕望的。當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從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時,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傳已經失效,自由主義理念已經七零八落。還有什麼可以滿足人的終極信任情感呢?            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宗教場所,包括官方認可的公開宗教場所,如三自教會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種各樣的佛廟、道觀,回人的清真寺,鄉村的祖宗廟等等,都呈現出復興的景象,人氣越來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數增長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廟,香火熏天。與此同時,基督教家庭教會也呈現了快速發展的勢頭。雖然具體人數難以估計,但是,只要進入河南、安徽一帶,無人不驚詫家庭教會信徒人數的增長速度。            宗教成為了熱門話題。 文化基督徒現象            在長期的無神論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鴉片一詞,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就是罪惡的象徵。它讓人聯想起1840年的鴉片戰爭。因此,對民眾而言,說宗教是鴉片,等於說宗教就是罪惡。            然而國門打開之後,中國人看到的是,西方社會儀態萬種、和諧富足,令人羡慕、嚮往。而且,這個美好的社會,竟然保持著基督教。對於理想破滅、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似乎意味著什麼,似乎指向某種奧秘。夾帶著好奇和冒險心態,一些中國人開始去瞭解、重視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學150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讀畢,大家好像發現了新大陸:原來基督教還有這麼豐富的思想資源﹗             接著,劉小楓博士加盟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並以此為基地,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學著作。            在這兩股風潮之下,中國思想界一場影響深遠的基督教熱,如火如荼地展開。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這股基督教熱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所謂“文化基督徒”。             這批人,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共產主義理想在他們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沒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絕望的﹗他們在閱讀基督教文獻的譯作時,找到了某種共鳴──耶穌的死是為了世人的罪﹗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格﹗用劉小楓的話來說: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生命“因信了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的愛而發生了改變”(《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第28頁)。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們感受到了信仰帶來的喜悅,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不過,令他們十分失望的是,當他們走入教會,無論是三自的,還是家庭的,他們都無法呆下去。他們認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無法認同他們所看到的基督教會。             香港神學界在世紀之交,有過一次大範圍的討論,公開質問這些人的信仰:這樣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家庭教會大發展            90年代是中國家庭教會大發展的時代。根據趙天恩牧師的統計,單單河南、安徽兩省的幾個團隊教會(編註:這些教會系統多由數位傳道人開始,共同領導的。),總人數就以千萬計。比如,張榮亮帶領的河南方城教會(後改為華人歸主教會),申義平的中國福音團契(原為河南唐河團契),鄭獻起的安徽阜陽教會(後改名為中華蒙福教會)等等,據說人數皆在幾十萬到幾百萬之間。            1998年11月26日,申義平、張榮亮、鄭獻起、王君侶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團隊教會,聚在華北某地,簽署了一份“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就聖經論、三一神論、基督論、救贖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等七個方面,發表了信仰宣言。受趙天恩牧師的影響,這個宣告努力向海外華人主流教會的信仰宣告看齊,因而看上去相當正統。            不過,這些教會,能否達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們看到,這些教會的傳道人日夜奔走,各處傳講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趕鬼。往往一次講道,整個村莊的人都決志信主。教會信徒人數急劇上升。一片復興的景象,令人興奮。            信徒的聚會則多在晚上,有敬拜讚美(唱詩、讀經、講道),並當場治病趕鬼。由於政府的壓力,這些聚會採取了秘密的方式。講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讀經“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會生活缺少固定的集體查經和主日崇拜。不過,會定期舉辦骨幹同工培訓,邀請信得過的國內外傳道人前來培訓。             這些教會的大多數信徒,在聖經的閱讀和理解上,往往孤立無助。除非成為同工,接受培訓,否則在聖經知識和教會生活上都嚴重“營養不足”。他們的信仰,建立在幾個治病、趕鬼的見證故事上。            這樣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是宗派,還是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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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家庭教會問題由來已久,迄今尚未得到妥善處理。如何看待家庭教會的產生?如何看待家庭教會的性質?如何處理家庭教會問題?這是構建和諧社會中無法迴避、需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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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社會的巨大轉型,對中國教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挑戰。當中國社會向“都市化”突飛猛進時,中國教會也揭開了“城市宣教”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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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庭教會通過長期十字架上的堅守,最終在主流社會裡面,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如果將家庭教會排除在外,那麼對現今中國社會的任何描述,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合法秩序,如果排除了家庭教會,這種秩序就不夠合法;任何政治權力,如果不能管轄主流社會中如此重要的部分,就不具有全民性。因此,政府需 要開始認真面對家庭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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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作者從一個家庭教會研究者的角度,試圖闡述家庭教會政教關係的相關問題。由於家庭教會的複雜性,文中對家庭教會特點的歸納只是一種嘗試。文中一些觀點,不能代表家庭教會整体或者某個教會的觀點,而只是研究者個人的一種建設性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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