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苏 本文原刊于《举目》52期 2010年,我两次回国,行程中特别关注了A和B两城的教会事工情况。观察两个城市的教会发展,可以发现城市家庭教会正在面对新处境、新问题、新挑战,同时,也是新的机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会 都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变迁,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市化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迁移。都市像一个磁石,将以往散布在农村的人吸引过来,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里面。 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60%来自农村。在这方面,A城与北京或上海的情况类似。在大街上行走,仅仅依据衣着和口音,就不难看出,A城本地人已经不占多数了。而那些外来人口,并不是在A城“暂住”的过客,而是为A城社会文化做出贡献的居民。 笔者在A城,光顾过4种类型的餐馆,分别是:所有食物价格都在5元人民币以下的最廉价的面食店,门面简陋的低档餐馆,有一定装修的中档餐馆,以及装潢具有独特文化风格的高档餐馆。这些餐馆的经营者来自苏北、安徽、东北、四川,就是没有本地人。 这种情况绝非局限于餐饮业。一位民工教会的传道人,自豪地告诉笔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楼,没有一栋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来人群已经在A城的建设里面,发挥着如此大的作用,并构成A城文化的组成部分,难道他们还不是A城人吗? “农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称谓,明显带有贬义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为什么要在“工”前面,加上“农民”两字呢?对农民出身的强调,不正显示了城市的优越感吗?他们住在此城,并造就著本城的繁荣,为什么还被冠上“农民”的头衔呢? 几种不同的类型 在A城,笔者观察了不同类型的家庭教会。A城并没有悠久的教会历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组成的教会并不多见。人员最多的是民工教会。 A城的民工教会有两种类型。一类以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大型团队为背景,即与故乡的大型团队具有结构性的联系,人员多来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对完善,具有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固有风格。 另一类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与故乡的教会没有实质的联系。此类教会的成员,常常比较多元,来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会传统,结构较为松散,但在教会建制与神学理念方面,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最后是白领教会。白领教会的主体是新A城人,间有本地人,主要是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商人。此类文化成分的人,比较容易被本地人认同, 也比较容易建立本城意识。白领教会的教导体制与治理结构都比较完备,明显带有“北京模式”的印记。另外,在校园里面还有一些独立的,或以福音机构为背景的 学生团契。 没有真正的连接 尽管A城的一些大教会之间,已经有了初步的接触,但总体来说,A城的教会并没有真正连接。主要的障碍,既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教会传统方面的。例如在社会文化方面,虽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会却仍称为“温州教会”、“安徽教会”、“河南教会”…… 最富有的当然是温州教会。温州教会与故乡的教会有着严密的组织关系,结构完整,财政资源丰富,有定型的神学传统与教导体系,具有强烈的组织扩张意识(但不一定是传福音的意识),其成员多来自工商业背景。 在温州教会里,有文化的优越感。无论有多少人在场,只要两个温州人遇见,他们只肯使用温州话。这种执著是有象征意义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话,俄国贵族非说法语不可,那是优越身份的显示。这已经足以将温州以外的人,阻挡在温州教会以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