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01

史正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一提到宣教，許多國人心目中單浮起對西方傳教士的印象。但近百年來，中國人在宣教事工上，起步雖晚，卻也由內而外，由近而遠，留下不少值得紀念的腳蹤。 一．本國拓荒佈道時期 1.中國自立會(1906年，上海)         中國基督徒獻身於宣教工作的歷史，早自廿世紀初期就已開始。當時中國教會深受庚子年義和團事件的刺激，力求自立自傳。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發起“中國自立會”後，自立教會遍及全國各地。中國本土的佈道人才也被上帝興起，丁立美、王正廷等多位講員的群眾佈道，帶動了中國教會對外傳福音的熱忱。 2．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1910年，山東濰縣）         1910年由山東濰縣廣文學校發起的“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推丁立美為幹事，喚起了基督徒學生立志終身傳道的心志，團員有1170人，立志傳道的有530人。 3．地方性的佈道團         1911年“湖南逐家佈道團”由長沙內地會的葛蔭華和蕭慕光兩位牧師發起，共有團員28人，遊行佈道，攜帶單張、小本聖經，逐家分送；五年之間，曾進十萬七千餘家佈道。此外，地方性的佈道團也在各地組成，如1912年廣東“河南佈道團”，1913年“上海車夫聽道處”及“福州旗族佈道”，“上海基督徒佈道團”，“回民佈道”等。 4．中華國內佈道會（1918年，雲南）         1918年，聯合全國基督徒力量的“中華國內佈道會”，是一個新的里程碑。這個佈道會先由雲南開始，1922年推廣到黑龍江，1923年進到蒙古。他們的事工拓展了國內佈道的範圍，由沿海逐漸遠至邊陲地區。除此佈道團外，還有“邊疆佈道團”作類似的事工。 5．伯特利佈道團（1931年）         1927年到1937年這十年大復興時期，神藉著許多佈道團點燃了福音燎原之火。1931年組成的“伯特利佈道團”，是其中之一。計志文、宋尚節等佈道家在全國的影響，至今仍在。（註一） 二．國外宣教時期 1．中華國外佈道團（1929年，廣西梧州）         中國人第一個向國外宣教的差會，是在1929年開創的。1928年夏天，廣西宣道會建道聖經學校的院長翟輔民牧師（R.A. Jaffray）與中國佈道家王載等懇談，建議他去南洋旅行佈道。次年王載返國後與翟輔民決定成立“南洋佈道團”，去南洋群島宣教。1929年9月設總部在廣西梧州，後改名為“中華國外佈道團”，首派朱醒魂牧師去越南，然後派林証耶和練光臨等牧師去印尼。成立八年後，平均在工場上的宣教士有21位之多。到了1930年間，共派出64位宣教士，在南洋各國設立教會，帶領極多人信主。 2．遍傳福音團（1947年，陝西鳳翔）         到了四十年代，陝西鳳翔西北聖經學院的師生們在禱告中，看見中國教會欠了各國福音的債；副院長馬馬可牧師為此在1947年成立一個禱告會，特別為還福音的債禱告。馬牧師覺得，主為中國信徒保留一條道路，就是要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後來在院長戴永冕（戴德生的孫子）主持下，有70多位師生決志為西北五省每星期三禱告，並成立了“遍傳福音團”（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1949年福音團的幾位同學先後差派去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西藏、新疆，其中趙麥加和何恩証更南下至喀什。遍傳福音團的志向是從西北開始，沿絲路經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可惜1950年新疆被中共統治後，這事工便停滯了。         遍傳福音團的同工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後，紛紛回到事奉工場，並對當年立下的初衷絲毫不變。正如趙麥加所說：“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銅門深鎖。然而我們辦不到的，總希望我們的子女可以繼續擔承。” […]

鄭如芸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去年十一月一日起，中國政府動員六百萬人力從事全國人口普查，據估計，若將一胎化政策外的超生人口算在內，中國的人口將達十三億。          根據報導，1998年12月31日止全中國總人口約為十二億三千二百八十二萬人，其中人口最多的五個省份分別為河南、四川、江蘇、廣東和河北。而其中基督徒的人數，根據三自教會資料統計：已登記的基督教教堂超過一萬三千以上；登記的聚會點有三萬五千；平均每天有6.5間教會新建或重新開放；神學院和聖經學校共十九所；神學生約一千二百位。          依照三自會領袖在不同時間和場合所提供的資料顯示：中國基督徒的人數約為一千八百三十六萬三千人，其中以河南（三至五百萬）、安徽（二至三百萬）、浙江（一百四十萬）、及江蘇（一百萬）為最多。這些主要是指在三自公開教會內的信徒。至於未向政府登記的家庭教會會眾，根據二千年初中國政府內部的估計，大約在二千五百萬到三千五百萬之間。某一海外基督徒機構估計家庭教會信徒的人數高達七千五百萬。若用更保守些的估計，中國基督徒的人數至少應有五千萬人（包括家庭教會及三自教會）。 本文主要取材自China Insight二千年11/12月份。

艾鳴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中國家庭教會在近二十年的發展中，歷經痛苦，飽受憂患，靠賴神的保守，始能生根開花，碩果纍纍。她經歷過得勝，也有過失敗，她光輝燦爛，同時也有許多瑕疵。         甫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家庭教會，應該如何回顧與展望？ 幾大優點         以我本人的經歷及觀察來看，家庭教會的優點最起碼有以下幾條： 一、注重禱告         家庭教會的組織重神韻而不重形式，所以沒有會議廳裡繁瑣的討論，沒有辦公室內“案牘之勞形”。事無巨細，都是通過禱告、溝通來決定的。這是中國家庭教會成功的秘訣。 二、渴慕真道         家庭教會從同工到信徒，都極其渴慕聖經。通過不斷的讀經、聽道，學到了更多的聖經真理。 三、火熱傳福音         近十幾年來，家庭教會積極投入傳福音，由同文化到近文化，再到異文化，並有參加世界宣教的異象。 四、生活儉樸         家庭教會的傳道人多居無定所，來去匆匆，不求名利，清貧淡泊，像以利亞那樣隨時仰望神的供應。 五、有許多基督徒家庭做堅實基礎         家庭教會得以快速發展，與千千萬萬個熱心愛主的接待家庭是分不開的。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到處都有這樣的家庭。他們殷勤接待傳道人，並幫助他們前行。 六、有為主受苦殉道的心          有一次，一位家庭教會的領袖說他已經做好了殉道的準備，願意主把他的名字列在被殺的數目中。是啊，如果沒有這樣的心志，家庭教會早就銷聲匿跡了！ 七、沒有來自教外的束縛         家庭教會直接聽命、順服於基督，不受任何勢力操縱，這也是家庭教會受迫害的直接原因，但家庭教會願意為忠於基督而受迫害！當然，我們也在為能享受真正的信仰自由而迫切禱告！ 改進之處         全國各地的家庭教會也有許多地方極需改進： 一、神學基礎薄弱         […]

蔡選青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和海內外的交流，“大陸家庭教會”這一名詞，對海外的基督徒已不陌生。大陸家庭教會信徒的生命見証，也越來越多地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海外，令海外的信徒耳目一新。海外也有許多基督教机構和個人，開始進入大陸家庭教會參與事奉。特別是一些在海外信主的大陸學人，學成返國後，投入故鄉的事奉。 一、如何看中國的大陸家庭教會         大陸家庭教會，是神在二十世紀教會的新作，如果說大陸家庭教會是一個見証，那它到底在見証誰？我們是孤立地看大陸家庭教會本身呢？還是通過大陸家庭教會看神對普世教會的心意？用聖經的話來說，是看瓦器的特徵，還是看窯匠的心意？         前幾年有幸接觸到一位來美探親的大陸家庭教會的老傳道人，他因傳道，在文革期間被關進“牛棚”，後因晚期肝硬化被當局遣返回家等死。那時是1978年，神用神蹟完全醫治了連權威醫院都放棄了的絕症。然後神很清楚地告訴他：“去，看我的榮耀！”         他當時很納悶，經過近三十年的無神論統治，特別是剛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大地上聞不到一絲一毫的宗教氣味，基督教、伊斯蘭教、民間信仰，甚至包括心理學等一切形而上學的東西，已被徹底鎮壓取締。沒有了教堂，沒有了傳道人和牧師，沒有了聖經，中國是一塊又乾又硬的無神論的曠野和沙漠。“神的榮耀？”         但這位老傳道人信從聖靈的帶領，告別了家人，背起了小包，將自己這一死裡復活的身軀，投進了中國的鄉村、山寨、田原、村落……他震撼了！他，作為一個時代的見証人，親眼目睹了神的榮耀，看見了“火車火馬”（《王下》6:17），看到了神如何在中國這一曠野中開道路，在無神論這一沙漠中開江河……         他俯伏敬拜，我們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說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真神。直到如今，他仍然奔走在中國的鄉間山溝，親手建立了數百間家庭教會。他說：“我是跟在神後面，看‘神的榮耀’。”         我本人不是在大陸家庭教會信主，也沒有參與大陸家庭教會的事奉，只是接觸了一些來美的大陸家庭教會的傳道人和信徒，也看過一些關於家庭教會的信徒的報導。我沒有資格，也不想來討論家庭教會。其實“家庭教會”這個詞，在概念和內容上已越趨複雜，每一個家庭教會都不一樣，並且也不完全，還出現過極端和異端。         但是，正如不能因第一世紀出現的以弗所等七個教會的不正常現象，而全然否定聖靈親自建立的初期教會一樣，我們也不應該因現在大陸家庭教會出現了某些不正常現象，而無視當時大陸家庭教會榮耀的見証，忽略神對普世教會的提醒。看看北美教會不冷不熱的狀況，再看看大陸家庭教會感人肺腑的故事，如此的反差讓我們不能迴避一個問題：到底兩者之間是信仰的水平不同？還是信仰的實質不同？ 二、家庭教會的見証－－不見一人，只見聖靈         很有意思的是，許多原來準備去幫助大陸家庭教會的北美信徒和傳道人，先後因看見了神的榮耀，反在生命上得幫助，甚至悔改。有位常去大陸家庭教會的傳道人回來說，聖靈在大陸家庭教會的帶領，如此活，如此真，如此細，又如此廣，在教會歷史上，只有《使徒行傳》所記載的初期教會可與之相比。         另一位北美的信徒回來後愧疚而又幽默地說，彼得當年對一個瘸腿的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徒》3:6）而我們現在金銀，人，教堂，應有盡有，惟獨缺乏聖靈。         還有位弟兄在讀《馬太福音》十章中“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你們）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痲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的地來，也要白白地捨去。腰袋裡，不要帶金銀銅錢；行路不要帶口袋，不要帶兩件褂子，也不要帶鞋和拐杖……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你們要防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會，也要在會堂裡鞭打你們；並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証……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這城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裡去……”那位弟兄禁不住說，這不就是在講大陸家庭教會嗎？！         聖靈在大陸家庭教會的工作是顯著的，聖靈所啟動的人的悔改是徹底的，因為惟獨聖靈，能直接作工於人心深處。得救，不是從思想上承認一個教義，而是從心靈深處認識到，自己實實在在極需拯救。主耶穌的救恩不是錦上添花，而是滅頂之災下唯一能拯救的手。得救的啟動源於聖靈，其後信徒的成長，見証，傳福音，也同樣源於聖靈新鮮話語的引導。在大陸家庭教會，沒有系統的神學教育，沒有傳福音的專業培訓，只有一顆顆被聖靈點燃的愛主愛人的火熱的心，單單仰望著聖靈在環境和人心中的引領，舉目向天。         無論在浙江，在河南，在東北，在邊疆……大多數信徒沒有文化，沒有經費，沒有交通和傳媒工具，“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徒》4:13）他（她）們在不同的環境中，用共同的生命見証著死裡復活的耶穌基督！在這場大復興的無數感人的生命見証後面，我們看到的，不是少數幾位屬靈領袖，而是不計其數的無名英雄。除了聖靈，誰能如此地指揮？“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約》15:5） 三、我們的謙卑和盼望         當我們在北美開會討論如何領人歸主，如何建立教會，如何宣教差傳時，在同一時間內，大陸上已有好幾百人真實地悔改歸主，幾十間教會建立並隨即走出去，開始傳福音。         清純的大陸家庭教會，到底顯示了什麼信息？大陸家庭教會不是一個模式或樣板，信徒的生命經歷也不能生搬硬套。大陸家庭教會對普世教會是一個提醒，提醒我們，神要在信徒和教會中進行去偽存真的煉淨工程。它也是一個見証，見証聖靈能在一塊空白的土地上，導演一場從無到有的大復興。 […]

謝松齡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一．經濟與社會發展狀況與展望：       1．今後十年中國經濟將會進一步發展        （1）根據美國一經濟學家研究得出的某指標体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一課題組調查統計結果預測，中國將在2010年達到此指標的100％，即以理論上達到先進國家水平。        （2）曾培炎預測今後十年經濟仍將以7％速度增長，到2010年將翻一番。        （3）一系列公開發表的研究數據均表明經濟將會進一步發展。 2．與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腐敗將會“深化”、“泛化”。        （1）“腐敗是個毒瘤，是個頑症”，也是中國社會的傳統痼疾，江澤民多次在內部及公開講話中說，吏治腐敗是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主要動因之一。這個說法，比陳雲所說“執政黨的黨風是關係到生死存亡問題”更為具体、生動。近年來，官吏犯罪的級別越來越高，案子越做越大。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及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為代表的部省級以上官員犯罪案件越來越多。        （2）執法机關的腐敗也越來越深。各地已揭露出來的省一級武警、公安、海關、檢查、法院領導貪污、走私、受賄大案、竊案、串案越來越多。黨的紀檢幹部犯罪也日益增多。        （3）腐敗已深入“尋常百姓家”。任何有一點小小“職權的人，都會按職權範圍搞腐敗”。許多小小机關發生腐敗大案。醫生、教師以病人和學生為“人質”，敲詐病人家屬和學生家長的情況遍地皆是，無處無之。         3．與腐敗相應的是“黨群”、“幹群”關係空前惡化。2000年5月的一篇公開發表調查問卷報告表明，農民對農村基層幹部已深惡痛絕到了極點。另一處講到“民謠風”；而歷史上在當民謠成風之時，都是社會黑暗、政治腐敗之時。         4．隨著經濟的、社會的各項改革的深入和“利益的再分配”，各種社會問題將不斷湧現並日趨尖銳；貧富分化日益顯著，犯罪率將繼續上升，青少年犯罪、暴力型犯罪及犯罪低齡化將日趨嚴重。         正由於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中國已成為展示人的罪性和惡行的一大場所。這或許將有助於中國人認識到惡行是由罪性而來，人類自己無法清除自己的罪性。 二．知識份子狀況及展望         1．“知識份子”的界定。即要解答兩個問題：（1）誰是“知識份子”？（2）“知識份子”在哪裡？有兩種解釋：其一，“知識份子”代表“社會良心”，充當“社會批判力量”；其二，“知識份子”是具有某一等級的學歷，從事某一需要相當科學文化知識的職業的專業人員。或者還有第三種解釋，兼前二者而有之。         2．經過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使知識份子斯文掃地，寧保“瓦全”，不願“玉碎”；又經過那時代的經濟改革，有的知識份子“抓住机遇”，混跡於農場，有的則追趕浪頭，成了“經濟動物”。因而早已喪失了“士可殺不可辱”、“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仗義執言”、“寧可站著死，不可跪著生”的傳統美德。而“文人無節”的劣根性卻極度膨脹。因而就“社會良心”和“社會批判力量”而言，知識份子作為群体已不復存在，作為個体也只鳳毛麟角。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則更沒有希望。        3．如果由“學歷”和“職業”取定義，則“知識份子”隊便將急速擴大。近年來，大專院校招生數量猛增（主要出於“拉動內需”促進消費及“分流潛在失業人口”的考慮）。全日制學校和“成人高等教育”招生數每年遞增10個百分點。但由於教育資源有限，尤其是師資質量和數量的下滑，擴大招生的結果只能是粗製濫造。北京大學前校長曾自稱“一流的學校，三流的師資”。其直接後果之一是中國科技排名在世紀之末已急劇下降。         4.“知識份子”不僅不比“老百姓”和腐敗官吏更多正義感，而且缺乏甚至喪失了責任感。許多人墮落為蠅營狗苟的功名利祿之徒，“跑官”、“買官”中多有知識份子；欺世盜名，不動一筆而自冠“主編”之名的校長或行政官員幾乎全是“知識份子”出身。創造“年產”科學論文上百篇“文化奇蹟”的當然也是“知識份子”。         […]

張騫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培訓傳道人和信徒，是目海內外教會極為重要而急迫的工作。        海外有心培訓者應如何預備並參與呢？ 1．認真預備課程編排         “培訓”傳道人絕對不是主日學內容。我們應該認清，我們培訓的，大都是已經在福音禾場上，為主奔跑的傳道人，因此，我們要把最好的信息、解經、講義奉獻出來。          通常“培訓事奉”等於是“神學院”的延伸，是屬於“活動的聖經學院”，因此絕對不可以馬馬虎虎地，抱一本聖經，臨時靠“聖靈感動”就開始教導。需知這些人，都是花了巨大的代價來學習聖經的。有的走了幾天的山路來參加學習，筆者還碰到一對剛結婚的夫婦，為了學習聖經，“蜜月旅行”就在學習中心度過，因此我們要認真預備課程。 .接受當地的安排         去培訓要了解，不同的地區，對課程的安排都有所不同，通常早上都會有晨禱、靈修，晚上有培靈會。白天上課至少六小時，每堂課時間是一個半小時。多的時候，可以到十小時以上。培訓老師如果体力許可，應該儘可能地參與、配合，以起到榜樣作用。         筆者第一次參加培訓時，坐了十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好不容易才到達了某個培訓中心。當時頭昏腦脹、全身疲乏，心想總算可以吃頓好飯，睡個大覺了。沒有想到，飯菜還沒有上桌，當地同工已經要求飯後立即講道。只見有許多信徒一一來到，等我吃完飯後聽道。我只好一面“囫圇吞棗”，一面心中禱告、思考，到底要講什麼給弟兄姊妹們聽。          第二天上課，一天十小時，連續五天教導《以弗所》書，總共是五十個小時。教完立刻轉赴第二個培訓中心，如法泡製又是五天。只有用一句話形容那次的經歷，“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我們在海外的人，都已經習慣了凡事有事先的“安排”，認為那是“禮貌”的不成文規定。若去培訓，切記把許多自以為是的“律法規條”，當机立斷地甩掉，還是靠“主的恩典”比較有效。記住：當地人即興邀請你講道，是表示尊重你，千萬別大驚小怪，以免“誤了服事前程”。 ．不可任意批評         培訓中心常會出現各種問題，外來的培訓老師若很“熱血”，以“輔導”則犯了大忌。不管事情如何，千萬別在同工當中，對人或事的安排發出批評。         筆者有一次參加培訓，由於同工眾多，因此，伙食方面有點“單薄”，“粥變稀湯”。一位來學習的年輕同工因此受不了，在吃飯的時候發了怨言，結果引起了許多連鎖問題。你看初代教會也是因為飯食的問題而選了執事，看來是小事，結果變大事。         又例如有一回，筆者講道，天氣炎熱，所以筆者旁邊就有一位人，專門負責送冷毛巾。這愛心絕對是大的，不過那毛巾卻不知道是哪個年代的，我也只好憑信心接受；別人有愛心，你也得有信心啊！這些情形下，千萬別批評他們。         另外一次，一位生肺結核的老弟兄也要來聽道，因此眾同工就把他從樓下背到樓上。這位老弟兄，堅持一定得坐在我們面前，好沾點“靈氣”。好不容易，中午開飯時間到了，眾同工二話不說，硬是把這位老弟兄，放在我這桌，一起分享主裡的“愛”筵……        其實最軟弱的不是這位老弟兄，乃是我啊！我心中只有默念：“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為這十字架，就我而論，肺結核（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肺結核（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見《加》6:14）同時一句最好的經文就是《歌羅西書》3:3“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4．避開內部紛爭         培訓老師難免會碰到教會人事方面的問題。通常這類問題都比較複雜，正反雙方各有意見。做“師傅”的，要在這些問題上站穩立場，免得問題更多。除了聖經真理的問題我們可以參與之外，其它的問題最好多聽、多看。因為人的話語，總是兩面性的。通常邀請你去處理這類問題，要有背十字架的精神，因為兩邊都期望從“老師”的口中，得一些有利自己的“聖旨”，所以必須謹慎言語。 5．謹慎處理奉獻 […]

基甸       1999年的聖誕和2000年的元旦期間，我和妻子帶著兒子回到闊別七年之久的中國探親，不但見到思念已久的家人、朋友，感受也很多、很深。 乍看不知在何處         七年沒有回去，國內的發展實在是很快，從北京到成都，我們到處都見到巨大的變化。成都的變化更是大得讓我們真的“找不著北”了。貫穿城內的府南河整治過了， 兩岸都修了高樓，是非常漂亮豪華的商品房。街道都完全變了，唯一能夠喚起我對童年的記憶的，只有河邊展示治河勝利成果的“整治前”的發黃的照片了（小時候 我們家就在南河邊上）。更不用說一個個名字洋味十足的超市、商家，和擠爆門的新開的麥當勞。         我和妻子說的還是一口標準的成都話，但是卻隨 時顯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成都的無知。成都是個典型的消費城市，成都人好像還以“休閒城市”自得，餐飲娛樂業特別發達。我們原來工作的單位附近以前 都是農田，現在是“高尚”、“尊貴”的富人區了。晚上從那裏過，到處都是酒吧、茶坊、洗腳、按摩……真的是燈紅酒綠，猛一看還真不知道是在哪個“腐朽的資 本主義”社會。甚至比之有過而無不及。 拆散一對算一對 我和妻子在成都都見了不少以前的同學和朋友。這些跟我們年齡和背景都相仿的人，因為正當年輕、又有文憑，大多混得不錯。有做生意的，有在公司當“老總”的（這個也是“總”那個也是“總”，大家開玩笑說都是“浮腫”）， 也有在外資或者合資企業上班的。好像不少人都買了車子和房子，也常常出入一般工薪階層顯然消費不起的高檔地方。要說物質上，他們當中很多已經是比較優裕 了。但是大家聊起來，很快就能感覺到許多人精神上並不富有，甚至非常痛苦。我們最明顯的感覺是，家庭問題非常嚴重、突出。家庭破裂離婚的很多。同學見面都 玩笑說“同學會同學會，拆散一對算一對”。         據說在“富人區”，人們見面的問候，已經不再是“吃了沒有”，而是“離了沒有”，然後對“沒有”的答覆感嘆說：“怎麼你們倆還在一塊混？”聽說沿海地方更甚，“夥小蜜”，包“二、三、四……奶”的多得很。結果“男人的人生三大追求”，變成“升官 發財死老婆（原配）”。有的男人當了官，在外面不老實，但是大家都認為“正常”（“工作需要”）。有老公沒有“下海”的，太太還抱怨。我們跟她講，還是家 庭最重要。她說絕對寧願犧牲家庭，也不要過工薪階層的窮日子……這樣的情況很多，有的最後就走到離婚的結局，當上“單親媽媽（爸爸）”，自己痛苦，兒女也跟著受罪……         另外一個很“流行”的做法，就是年輕的父母都興把孩子甩給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帶。往往是先生在外面忙生意、天天晚上都有“應 酬”，太太也要出去做事，都說要忙事業，沒有時間帶孩子。孩子交給祖父母帶，難免被嬌慣，爸爸媽媽過一段時間，比如每週過去看一次，有時候只有很短的時間，十幾分鐘、半個小時。         我們常常以基督徒的“家庭觀”，給這些朋友一些勸說，有時候說得太直，別人還可能反感我們的“說教”，更多的時 候是向我們嘆苦經，類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環境逼人變”等等。當然也有人對我們現在的世界觀感到驚訝和好奇，表示願意瞭解我們現在的信仰的。我深 深感到，他們最需要的，不是我們的勸告和意見，而是福音，是耶穌。 感受最深的一首歌         其實在這些同學朋友當中，也有一些 對基督教信仰相當關切，有一定的瞭解，甚至認真追求的。有幾位朋友也知道我們在國外已經信主，他們也在國內看過一些基督教方面的書，甚至仔細讀過聖經。一 方面對聖經已經相當熟悉，對耶穌和他的教導非常景仰，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理性上的問題。而他們身邊並沒有多少基督徒朋友，他們也沒有機會經常性地參加查經聚 會等等。這幾位朋友自己的事業、家庭等方面都“混”得並不好，甚至有很深的痛苦和創傷，他們多年以前就有中國知識分子的苦悶，到今天仍然在尋找、掙扎。 […]

熊璩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一. 人的心智（Mind）在哪裏？        一位史丹福大學醫學教授曾告訴我一個他常遇到的問題：身為有名望的科學家，為什麼他竟然會信仰基督教？在多數知識份子的觀念裏，宗教信仰是屬於感性的範圍，是個人生活中 的經驗，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科學的。忠實的科學從業者與“非理性”的信仰，兩者似乎不很調和。在知識界，基督徒被視為頭腦簡單的人，是與現實脫節的邊緣 人物，甚至被視為是心腸狹窄，自以為義，煽動情緒，甚至製造仇視的狂熱份子。        雖然有58%的受訪者說，基督教在社會的影響力正在降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提到（註一），美國有96%以上的人相信有上帝，且有85%的人認為自己是“基督徒”。這是否表示美國仍然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這兩件表面上截然相反的事例其實並不矛盾。第一，這表示許多人們“基督教”的信仰是遺傳的，是形式的，而且是與生活態度無關的。許多傳統主流教派的教徒（包 括天主教徒）都有二分化的傾向，將信仰與生活分割為兩個互不相關的領域。第二，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觀已經與社會的主流思潮脫節，它已不再發生正面的作用，甚 至是已經邊緣化。一個主導美國立國精神的信仰，一個當初設立最高學府的宗教，為什麼會落到如此地步？本文期望能從一個自省的角度來分析。          《美國人口統計雜誌》在1997年作了一個調查，結論說，美國有29%的人口是受到傳統福音派基督教影響的“傳統份子。”他們的平均年齡是52歲，並且人數在 減少中。另外有47%的人是“現代主義者”。他們重視科技和物質上的成就，看重現實，對意識形態和社會問題關心不大。這種人多是商人，政客，軍人和企業人 士，人數也在逐漸減少中。另外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文化創新者”（Cultural Creatives），是美國的“新階級”。他們擁有“跨現代”（trans-modernist）的價值觀，對環保，新女性主義，民權，全球問題，和靈 性追求有高度的興趣。這批人主導著美國的潮流，他們追求自我實現，嚮往一個不受階層控制，平等，自主的生活環境。因此，他們雖然渴望靈性的成長，卻拒絕組 織性的宗教（基督教）。這批人年輕，而且數目在不斷地增長中（註二）。         今天幾乎任何有新世紀或東方神秘主義色彩的信仰，只要號稱能達到 （靈性或身体）提升或治療效果的，都會受到歡迎。例如，目前最受美國各大企業歡迎的，就是2000年暢銷書《如何認識上帝》的作者Deepak Chopra。這批大師們融合東西方宗教和科學，大談“靈性”，“量子醫療”，“沉思”，等等。《時代雜誌》推崇Chopra為廿世紀一百名英雄和最有代 表性人物之一。前總統克林頓也稱道他為對美國最有貢獻的人物之一！         這種靈性追求的訴求不是非理性的，但卻是超理性的，因此也是“跨現代”的。它並不講究真理，也不排斥異己，他們的信仰內容兼容並蓄，遠比基督教要親切（user friendly）得多。這些才是迎合後現代社會胃口的靈性追求，是後現代人自我提升與自我實現的工具。 二. 無心（Mindless）的信仰？         1963 年出版的一本書，《基督徒的心智》（The Christian […]

熊璩整理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在感恩節後一天，筆者找了幾個關切福音運動前途的朋友，一同談談它的過去和未 來，特別是海內外華人教會的前途。這是一個非正式的座談，只代表參加者個人看法，希望能產生一種拋磚引玉的作用，刺激更多的討論。在場的有陳佐人牧師，錢 錕教授，甘桂翹女士，唐理明先生，張以琳博士，袁偉先生和筆者。這篇文字就是這次座談會資料整理後的結果。 1. 什麼是福音派（Evangelicalism）？它的來源和特質是什麼？ 福音派是一個廿世紀的現象。白冰滕（David Bebbington）用提綱法（essentialist）定義它為（註二）一種正統的新教運動，它強調悔改（conversion），聖經，十字架，和社會改革（activism）。 英國眾聖教堂的司徒德牧師（John Stott）用反面法區分它為（註一）： a) 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個新的發明。 b) 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個脫離基督教正統的信仰。 c) 福音派不是基要派的同義詞。 在 1909到1915年間，在美國出版了一系列十二本的軟皮書，叫做“基要真理”（The Fundamentals）。作者都是英美基督教界的權威，包括摩根（Campbell Morgan）。其內容涵蓋聖經的權威性；基督的神性，道成肉身，童女懷孕，受死，復活，和再來；聖靈；罪，拯救和審判；崇拜；普世宣教；和福音佈道。這 是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萌芽。早年，福音派與基要派的確是同義詞。卡爾亨利博士（Carl Henry）1947年那篇著名的文章，“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就沒有將之作區分。 後來，麥金泰（Carl McIntyre）在1941年創立美國基督教聯會（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開始走上保守的基要派路線。基要派（Fundamentalists）注重字面解經，有濃厚律法主義（legalism）的傾向；不 […]

王偉成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2期       “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猶》3）“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甚麼相通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林後》6:14,15）在廿世紀初 北美教會在科學主義、達爾文進化論與人文主義的文化衝擊下，各教會飽受新派神學的入侵與侵蝕。按統計1920年時，新派勢力控制了全國半數的神學院與出版 機構，更控制了全國三分之一的教會講台（註1），可見當時北美教會面對新派神學侵害的危機與嚴重性。許多忠心愛主神的僕人與弟兄姊妹，為了保守教會信仰的純正，不得不站出來，為真道（純正基要教義）竭力爭辯，護教救教，最後不得已而脫離新派所敗壞的教會，而另立教會。如J. Gresham Machem（梅欽）脫離長老會與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教職，而建立了“信正長老會”（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與“韋敏斯德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註2）。因此，我們要從當時文化的危機，信仰的危機與基要派運動的護教救教的角度，看它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鬥 抗性（Militant）與反文化傾向（Anti-Culture）。         當時基要主義運動力挽狂瀾，對抗新派神學，高舉“五點基本教義”（Five Points of Fundamentalism）：         1. 聖經無誤（Verbal Inerrancy of Scripture）         2. 基督童貞女所生（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         3. 基督的代贖（The Substit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