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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信仰

谁的“砂子”?

李永成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7期         礼拜一清早,我从钻石山(Diamond Head位于夏威夷,编注)运动回来,还相当早。我精心泡制一锅“鸡蛋牛奶麦片”,再加上几块高纤维饼干。真是一份既美味又营养的健康早餐!         才吃到一半,忽然咬到一点硬硬的东西。那东西很小,混在食物里,我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把它连食物一起吐掉就是了。         我猜,那可能是在麦片里附着的壳皮或小砂子。但是,“老人牌麦片”品质控制素来是不错的,现在怎么会变得那么差劲?假如不是麦片有问题,就一定是饼干有问 题。“Jacob”本来是欧洲名牌饼干,不过,我们在中国城买的这罐却是在东南亚的工厂出产的,品质可能差一点。我得告诉妻以后不要再买这种有杂质的饼 干……我心里在叽咕著。         再吃一口,又咬到一粒砂子。我就有点火大了!这些厂商实在是无德无良,怎么可以卖有砂子的食物?我吐出一看,那“砂子”有绿豆那么大,很容易就把它从食物中挑出来“逮捕归案”了。我要把它“验明正身”,看看是哪一家公司该负的责任。         我把那砂子拈起来仔细看看,把我吓了一跳,竟然是一块牙齿!我赶快用舌尖在嘴巴里巡视一圈,看看有没有损兵折将。我立刻发觉左上颚的一颗大牙,果然是缺了一大块。原来不是别人有问题,是自己有问题!         又软又滑的“麦片泡饼干”,怎么可能碎裂坚固的大牙?         医生告诉我,牙齿崩裂常是因为身体缺少钙质,表示营养不均衡,是一种病态。这当然是已经潜伏多时的生病,只是到今天才显露出来。         原来我早就有问题,牙齿早就破裂了,所以别人软软地碰一下,也受不了!         遇到环境上的不顺,我们常是先怪罪别人,没有想到自己才是罪魁祸首。         对别人受不了,很可能自己里面有病!         古人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是至理名言。         耶稣说:“不要只注意别人眼中的刺,要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意译《太》7:3)对我而言,这句话今天可以写成新的版本:“不要总认为别人的食物里有砂子,要注意自己有没有掉了牙齿!”         愿上帝帮助我,常常能自省,能自知。         假如我们都能这样自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以致我们的社会都一定会更和谐。 作者现为美国檀香山信义会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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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广场

人生──脚手架?

芫子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7期         偶尔去中国旅游访友,见到整个处于骚动状态中的社会风气与教育取向,颇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人人都在争做“幸运”的“自强者”,达到各自成功的目标。         我也曾是如此的一员。我从小到大,作为一个普通人,往往难以超越自身的环境──无论是在台湾或南美洲,就活在这种风气与价值观中,努力升学,争当人上人,做幸运的自强者──虽然“幸运”不是必然的,作赌徒的时间长了,总有输的时候。         而所谓的“自强”,便是在人的有限、软弱中,有计划地刻苦、自律、努力。         为了成功、达标,“能力”逐渐成了压倒性的一切。人竟于不知不觉中异化,沦为“能力”的载体。其价值,体现于所达到的目标,而不在于人的本身。只像是赛狗、赛马、斗鸡中的一个码子。         在一次预尝“地狱”、“死味”的机会中,当一切都被剥夺、失去,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空壳”。         有一天到图书馆,偶尔翻见一句帕斯卡(Pascal)的话,像一枝利箭似地刺入心中,十年来都不能忘怀──        “人生在世的生活,只不过是修建属灵大厦的脚手架(鹰架)……一旦竣工,拆去脚手架,里面的建筑物便映现眼前。”         我们竟要错把一生的力量,放在那临时的脚手架、而不是永生──那正式的建筑物上吗? 作者生长于台湾和阿根廷,毕业于北京大学,在美获图书馆硕士学位,现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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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广场

可不可以杀人?

崔思凯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7期 九一一之后         恐怖分子在2001年9月11日,炸毁了世贸大楼的两座巨塔,造成了3000人死亡。布什总统随即在全国电视网,对恐怖分子宣战。不久之后,宾拉登则公开宣称这是奉阿拉之名,对抗美国及西方各国的圣战。然后美国派兵进入阿富汗,瓦解了支持恐怖分子的塔利班(神学士)阵营。         数以千计的塔利班及凯达组织的战士阵亡。同时,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在西岸及加萨走廊的冲突也越演越烈。自从九一一以来,已有上千位巴勒斯坦人以及数百位以色列人,因这战事死亡。         有一件事似乎很明显的──就是双方都在以杀戮对抗杀戮。这使我们基督徒不得不思考圣经上有关杀人、争战、暴力和用暴力来防卫正义的教导。 旧约的“杀人”          “杀人”在希伯来的文字里有三个字,就是sahat ,harag和rasah。sahat指屠杀,harag是杀死、杀害、毁坏。而“十诫”里的第六诫说“不可杀人”,用的是rasah,有其法律上特别的意思。指的是不合法的杀人。         人们常常有的质疑是为何“十诫”里说不可杀人,而另一些场合,例如摩西和约书亚进入迦南地时,耶和华却命令他们将迦南人完全灭绝?这里提供福音派所接受的两种解释:         一种是十诫里的不可杀人,只适用于亚伯拉罕的子孙,不适用于外邦人,尤其不适用于那些不道德、邪恶的偶像崇拜者。然而,这种解释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我们有必 要将不义、过犯和罪分成两组,一组是可救赎的,而另一组则无法救赎。这和《罗马书》3:23“人人都犯了罪”、“且救恩是给万民的”讲法有差距。         另一种解释是,十诫只是给以色列人的。但即便这样,这第六诫以色列人也没有全然照做。例如在《出埃及记》21:12-14,《利未记》24:10-23,都 说律法规定犯罪要被治死。特别在《利未记》24:17说,“打死人的,必被治死”。这律法的基础,总结在《出埃及记》21:23-25:“若有别害,就要 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现今许多文明国家包括美国,在执行极刑的时候,仍以此为法律上的根基。         也许有人说,第六诫和死刑并没有冲突,因为第六诫叫我们不可杀人,而死刑则是给杀人者的报应。然而这再次证明,“不可杀人”不是绝对的要遵行这诫令,需要先知道这诫命的界限。         由此看来,第六诫的“不可杀人”,解释成“不可谋杀”,或是“不可不合法地杀人”,倒更合情理。 新约的“杀人”         对“不可杀人”的两种解释,在碰到新约时就有更大的困难。在《马太福音》5:38-41,43-44,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 走二里……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祂 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我们基督徒很难在这些圣经章节里,找到任何杀人的许可,因为既然不能以敌意对待敌人,当然也不能用暴力对待敌人。许多圣经学者采取的圣经注解方式,是当旧约和新约的经文有抵触时就以新约为准。但这样一来,对上面所提的解释无疑是雪上加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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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力挽狂澜的福音使者──约翰卫斯理信仰的转折及对英国的影响(郑期英)

郑期英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7期 从冷至热        在人类历史上,常由于一个人对上帝的敬虔和顺服,对神话语的绝对遵守,因而带来整个社会的改革、国家的富强。约翰卫斯理是个典型的例子。         约翰卫斯理生于1703年英国北部的一个小镇,父亲是英国国教的牧师,母亲非常虔诚,治家很严,从小就教导孩子们养成服从、礼让和守秩序的习惯。虽然家境清苦,约翰卫斯理和弟弟查理卫斯理都完成了牛津大学的学业。1725年,他决心献身教牧工作,1728年被按立为英国国教的牧师。以后几年曾在牛津任教,间或帮助父亲牧养教会。          1735年,他应美洲乔治亚州总督的邀请,远赴美洲,在印第安人中间工作。后因效果不彰,乃于1737年底回英国。 在赴美洲的船上,一小群莫拉维亚弟兄会信徒的言行,带给约翰卫斯理很大的震撼。他非常羡慕他们面对死亡亦不畏惧的勇气,而他当时已传道多年,但在灵性上仍是不冷不热。          从美洲回来不久,约翰卫斯理认识一位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年轻传道人彼得波勒,他向卫斯理谈“因信得救”的道理,这是卫斯理前所未闻的。因此卫斯理心中疑虑不安,深觉自己的信仰没有根基。有一天晚上,他去参加聚会,会中有人宣读马丁路德为《罗马书》所写的序文。神的灵在他心中动工,他确信自己已因信得救,基督已洗净他一切的罪,并拯救他脱离罪与死的律。从此,卫斯理到处宣讲“因信得救”的道理。 走出贵族        “因信得救”的道理在英国国教中失传已久,因此国教的牧师们都反对卫斯理,拒绝他在教堂内讲道。而卫斯理本人浓厚的英国国教背景,却让他很看重形式和规范,认为不在教堂内讲道是不合体统的。但有一次,大学时代的老友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因事他往,邀卫斯理代替他向一群矿工露天布道,起初卫斯理无法接受,后来渐渐明白,真正的信仰不该受外在形式的束缚,救人灵魂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教会应走出贵族圈子,深入民间。         从此,露天布道和卫斯理所领导的复兴运动,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一生,所走的路程共约二十五万英哩,讲道约四万次。他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特别是贫民和矿工中间,向他们传福音。“循道运动”成为了十八世纪欧洲影响最大的教派(即今日的卫理 公会)。这不仅造成灵性上的大复兴,也促成整个社会的大革新。         原来卫斯理时代的英国,是一个动乱、黑暗和大变迁的时代。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社会结构动摇,人们廉价出卖劳力,工作时间很长,工作环境恶劣,社会问题十分严重。而政治上,虽然封建制度已近崩溃,但贵族仍掌握特权,人民备受压 榨,生活困苦,劳工阶层常藉酒消愁。当时的教会徒具形式,成为贵族的工具,根本无法承担救人灵魂、扭转社会风气的使命。         卫斯理的出现,宛如当年施洗约翰一般。他毫不隐讳地指出英国的罪恶,大胆宣称英国当时是一个背叛神、违反诫命的国家,号召全国上下痛切悔改。千万人响应他,听他讲论福音的真理,接受他的谴责,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归信基督。 功不可没         由于信的人越来越多,卫斯理斟酌各地需要,替他们组织团体、筹建聚会点,使信徒们早晚聚会、过团契生活。他勉励同工:“救人灵魂是你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工作。”他要求会友注意自己信仰是否纯正、灵命是否长进、生活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是否荣耀主名。         在传福音之余,他尽力帮助穷苦人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他为年老的寡妇筹设老人院;为无力就医的病患筹设免费治疗所;举办贷金,免费贷给经营小本生意者;又为贫民设习艺所,教授谋生技能;设学校,教育贫民子弟等等。有人评价,因为卫斯理的贡献,英国免于了像罗马帝国一样因腐败而灭亡。         其他的基督徒也起来响应卫斯理的号召,像威伯大众(William Wilberforce)和查理格兰特(Charles Grant)促使政府立法反对奴隶制度(注);杰姆史提芬(James Stephen)则协助宣教士,促使社会建立以圣经为原则的道德标准;一些议员敦促政府改良监狱;禁止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工作;罗勃瑞克斯(Robert Raikes)推动现代主日学;由循道运动分出的救世军则致力平民布道;狄更斯以小说表明下层社会的苦况;南丁格尔设立护士工作;青年会(YMCA)从事社会福利;亨利杜安(Hen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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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在旷野中转折

史正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7期         在海外华人基督徒中,无论早年来自港、台或近年来自中国的学人,常见到在学业、事业、生活、 服事各方面经历了艰苦奋战之后,由“无产阶级”踏入了“中产阶级”的平稳时期。于是,渐渐松弛了当初那股勇猛精进的斗志与敏锐自省的心态,灵命停滞不进、 服事无可无不可,在无止尽的物质主义社会中插队落户下来。          显然,“环境”的压力是很可怕的。大多时候,并非我们自己甘心停滞,而是形势使 然。例如,数载寒窗,好不容易熬出学位、谋得一职,但是到达某一阶段之后,无论怎么努力,在白种人的社会中总觉难以更上层楼,而且心血精力,尽皆贡献于异 乡,心中总有股说不出来的失落感。又如,娶妻生子,有车有屋后,生活算是安定丰足了,然而实际上是在分期付款的夹缝中、在割草修车、接送儿女的例行琐务中 忙碌终日,却无法改变。还有,摸索多年,在查经班或教会中参与了不少服事,但久而久之,变成在尽责任而非受操练,再加上是非争执层出不穷,日久便觉枯干乏 味,撒手不管不安心,继续下去又无趣。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不是我们不想勇猛精进,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生活在海外,就如陷于一面巨网中,不仅动弹不 得,而且愈挣愈紧。到底,能“超越环境”甚至“创造环境”的人少之又少,只要能“适应环境”,就算难能可贵了。          那么,我们就只有这样百般 无奈地得过且过了?也不尽然!──我们可以从当年摩西身上得到启发。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来到何烈山下时,已在旷野牧羊四十年之久。从前贵为王 子,今日一介牧夫;昔年在王宫中学尽埃及一切学问,今日在荒辽的原野上看守牲畜。不错,这样的生活平稳单纯、无虑温饱,然而,四十年下来,从前那位意气风 发、雄心勃勃的摩西早已消寂,现在的他,无论在自己或别人眼中,都只是个势必终老异乡的旷野牧人罢了。         就在这时,“燃烧的荆棘”出现了! 这个大异象有如一把巨斧,由天而降,劈开了重重围困着摩西的枯燥、消沈,使他淬厉奋发,靠着全能的神成就了无比辉煌的大事。显然,这样的转折,绝非他自己 所能成,而是他起来回应了上帝的恩召。《出埃及记》三章4至6节记载,上帝先呼叫他的名字,然后向他自我介绍。上帝并没有遗忘他!上帝一直“看见”祂子民 的苦境、“听见”祂子民的呼求,祂在寻找人执行拯救的计划。为何祂要等到这个时候,才选召摩西?──原来,四十年的旷野生涯,在人看来是沈闷烦琐、是无可 奈何,在神眼中,却是一段预备、磨练的时期。上帝要让摩西清楚看见,一个人光凭学问、训练与热心,并不能真正为祂做什么,惟有当他彻底看清自己的软弱与有 限,磨去性格中的棱角,并转而全然仰赖神、顺从神,神才能用他做大事。而当他顺从神的呼召,开始被神使用时,不只这四十年的牧羊生涯有了全新的意义,连他 四十岁之前在王宫中所学的一切亦有助于日后写作经书、颁订律法、领导管理等又大又难的事奉。         我们从摩西的经历中可以看到:沈闷的环境、漫 长的等候,都不能使我们与祂的选召隔绝。只要我们爱神、愿服事神的心不变,日后必会发觉,祂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给予我们不同的经历,都有祂的美意。摩西 的一生告诉我们,神所拣选的,必会训练;神所训练的,必蒙差遣;神既差遣,就必负责到底。若我们觉得现今正置身于荒凉苦闷的旷野,欲进无路、欲振乏力,何 不举目仰望那永不失信的神,积极面对这段受磨炼的时光,并时刻留意那特为你“燃烧的荆棘”?若我们常回顾生命历程,前瞻神所安排的转折点,你的心意必将更 新而变化;“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喜乐,也将在不断的突破中,得的更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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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在铃响落幕时

凌励立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7期        人老了,可以像站在山峰上看过去,走过的路看得清清楚楚。一条笔直的路线几乎是没有的,走过的路总是弯弯曲曲的。有些曲折到了一定程度,可以使人生轨道大大改变方向。这就是“曲折”从量变到质变,成为“转折”。 快落幕了          我年轻的时候有过好几次重要的转折。抗日战争时期,我正念大学。上海有不少大学生不愿留在日寇统治区,奔向内地共产党统治的延安或国民党统治的西安。我父亲 那时在西安任胡宗南将军的私人医官,我已准备好行装去投奔他。不料他坚决反对并阻止,认为那不是我去的地方,我只好放弃计划,留在上海这沦陷区。         解放初期,我又从做过六年的妇产科医生改行做病理解剖医生。这两个重大的转折,都影响到我一生的事业、家庭和信仰,现在回顾,都是上帝的怜悯,使我避免了人 生的方向性错误,以及必然会随之而来的不幸。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到耄耋之年,人生舞台已响铃快要落幕了,竟然又来了一个意外的极大转折。         这转折就是1997年我患了口腔癌症。发现癌症后,经过口腔黏膜广泛切除手术以及手术后放疗,我自以为癌症是早期发现,早期彻底治疗,可以太平无事了。不料灾情并未了结。两年半后,子女和老伴刚为我设筵庆祝过八十岁生日,乐极生悲,癌细胞竟卷土重来。         这个晴天霹雳把我一下子打昏在地,信心顿时坠落到低谷。我第一次知道患癌症时,虽然也大吃一惊,但是那时我还依仗我的两个“老”──老基督徒和老病理医生。 我是老基督徒,知道一切临到我的祸福,都有神的美意,而且我深信祂一定会带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我又是老病理医生,了解癌症的规律,像我这样的早期癌,治疗 又及时、彻底,预后会很不错的。         可是,这两年半后的癌症复发,预后可不一样了。更感到可怕的是,医生还要替我做一个特别大的手术,把右侧 半个口腔颊黏膜全部切除。这就好比要掀掉一大块坏了的旧地毯,换一块新的。切除伤口极大,需要从我大腿取一大块皮肤,移植到口腔填补缺损。我是病理医生, 知道对付癌细胞就是要彻底将它清除,不能讨价还价。看来只好顶着风浪,拼老命去承担了。         就这样,我吃了八十年来生命中最的大痛苦。我平时非常喜欢唱的一首短诗是《压伤的芦苇》。歌词“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赛》42:3;《太》12:20),是我过去长期身体软 弱和病痛中的最大安慰。但是我复发再次手术后,全身多处是伤,脸面皮肤、嘴唇、口腔内、大腿皮肤,一无完整,使我万念俱灰。         我那时觉得,我都这么老了,与其活着受痛苦折磨,还不如快回天家安息主怀,就不会再有痛苦和眼泪了。我更想到手术后口腔内的疤痕收缩,嘴巴要变形缩小,有口难开,进 食、说话都大受影响。而且经过放疗和手术,唾液腺都破坏了,唾液是那么少,口是那么干,我岂不是成了一个残废人吗?         我看《导向》杂志总编辑涤然女士写的《癌战》一书,说到她一度也有过“贪死怕生”的愿望。我也是贪图快回天家,怕活着受罪。最灰心的时候,我竟然求神把我这将残的灯火,“吹灭吧!吹灭吧!”因为太灰心,我没有信心活下去,在癌战中,要做逃兵了。 病榻寄遇         手术出院后,住进大女儿家养伤。第二天,一件非常奇妙的经历发生了。那个上午,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突然脑子特别清醒。我四面张望,满眼看到的只有白色:白色 的墙,白色的门,白色的窗,其他是一片空荡荡、白茫茫的白色,连空气都好像是白的。这白色比满眼漆黑的最深的黑夜更无边无际,更可怕。         我脑子里开始出现许多想法,主要是可怜自己。我都八十岁了,怎么还要吃这么大的苦?我这基督徒老人,正想用在世上余下的日子写见证,荣主益人,为什么神不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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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举手之劳(重生)

重生本文原刊于《举目》第7期         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主人公描述自己一个无意的举动,却成为同学生命中的转折点……         记得唸九年级时,一天下课后,我看见凯力手上抱满了书,正往回家的路上踽踽独行。心中暗想:真是个书呆子!周末还带这么多书回家。想到自己已排满的派对和踢足球等活动,更觉他不可思议。         猛然,一群同学打打闹闹地冲向凯力,把他的书撞个满地,眼镜飞向十尺之外,他也跌倒在地。目睹凯力狼狈的样子,我跑向他,帮他把书收拾起来。“那些家伙真是野人”,我愤愤不平地对凯力说。凯力眼中泛著泪光向我道谢。为了掩饰他的尴尬,我找了些话题,才发现他家离我家不远。我顺便邀他周六一起踢足球,他爽快地 答应了。结果我和我的那伙兄弟都觉得他很“酷”。         星期一早晨,凯力又把一堆书抱回学校。我逗他说:“你在练肌肉啊!”他笑着把一半书交给我。高中四年,凯力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十一年级时,我们都在考虑进哪一所大学。凯力立志行医,选择了乔大;我则选了杜大,且得到足球奖学金并主修商科。凯力以第一名的荣誉毕业,我仍戏称他书呆子。         毕业当天,我看见凯力神气极了,他要代表毕业生致答词。回想这四年,他笃定而自信,聪明又谦虚,知道自己要什么,因此受到男女生的喜爱和嫉妒。这点让我既羡慕又尊敬。我看见他有点紧张的样子,走过去拍拍他说:“没问题,安啦!”他用惯常的笑容对 我说:“谢谢。”然后他清了清喉咙,充满自信地走上了台。         “……高中生涯是一段苦涩的难关,而毕业是一个感恩的时刻。谢谢老师、父母、同学和朋友,在此我也要告诉您们一个故事……”。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凯力委委地诉说着他和我第一天相遇的事。原来那天他心情郁闷到谷底,计划在周末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了免去双亲的麻烦,他事先把抽屉整理好;他提到自己是如何的孤独、沮丧和寂寞;他也提到我们是如何成为好朋友,因为友谊使他放弃了伤害自己的念头。我听到观众席上传来抽泣的声音,我也感到他父母望过来感激的目光。此时此刻,我的心充满了震撼──一个无意的举动,却对另一个人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进而改变了他的生命和方向。         原来,上帝把我们放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为的是使我们彼此受益。而一个微笑、一个手势,却能温暖他人的心。 作者现住美国宾州兰开斯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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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奴仆之约 ──学园传道会创办人白立德的生命转折

心渔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7期 非作古人          第一次注意到白立德(Bill Bright)的名字,是十几岁时阅读他写的《属灵四定律》,总以为他是作古之人。后来,才慢慢地知道,他是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的创办人,是众人眼中的成功者,与葛培理同为世界级的基督徒领袖,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学园传道会的事工成 果,以1999年为例,学园在全世界有20,514名全职同工,遍及181个国家,并有663,612名受训的义工,这还不包括受过训的平信徒。1998 年,有八亿五千万人经由学园传道会及附属机构接触福音,有超过五千四百五十万人做了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的决定(注一)。 生命转折点         学园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庞大的事工,并且拥有从上帝来的丰盛祝福,其关键在于白立德夫妇于1951年得着学园事工异象之前,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这是他 们生命的转折点,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婚姻以及事工。这个生命的转折点,就是他们同心在上帝面前立约,“愿意做上帝的奴仆”。而做上帝的奴仆,意味着将理智、 情感、意志完全降服于主。         也许你不觉得这样的立约有何希奇,也许你会说,我与上帝也立过约,但是好像没有带出像白立德那么大的事工果效。 然而,在上帝的眼中,事工果效不是以规模大小来计算,而是在于是否遵行上帝的旨意。此外,我们常犯的毛病是在领受生命异象之后,不进一步倚靠上帝的带领达 到目标,而是开始为上帝做计划,然后要上帝祝福这些计划,因而错失经历上帝奇妙作为的机会。白立德与上帝所立的约,保守了他避开落入这个错误。 不为己伸冤          这份“奴仆之约”,帮助白立德在面对反对势力时,仍享有平安。在1967年秋天,有一群同工集体反对他的领导,甚至扬言若是他不交出领导的棒子,他们就带领一批同工离开学园。         对多数人而言,爱不信主的朋友或陌生人比较容易,但去爱背叛我们或伤害我们的亲友就难得多。然而,白立德非但没有苦毒,反倒选择仍旧爱对方。他没有让这件事 影响自己的事奉,也没有报复这些同工。几年后,大多数人纷纷向他道歉。白立德至今仍旧与他们保持友谊。除非全人降服于主,否则人很难做到在受攻击时不为自 己伸冤,并且仍旧选择去爱。 保持谦卑心          这份“奴仆之约”帮助白立德在上帝面前保持谦卑的心。既是奴仆,为主人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岂有骄傲的余地呢?在学园事工一步步发展,获得丰硕果实的同时,白立德坚持谦卑是必须遵守的规范,是得到上帝的祝福的必要条件。          白立德早年阅读属灵书籍时,慕安得烈(Andr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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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几番转折

小约翰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7期         这也许不算一般所说的见证,只是我个人信主后所走的几段弯路,几番转折,不知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神是神,我是我         我于1997年1月4日决志祷告信主后,过的是一种“神是神,我是我”的生活。有时候去去教会,听听道,唱唱诗,听别人祷告祷告,有时也看一些神学方面的书 或翻翻圣经。但生活上依然我行我素,没有多少改变。说来好笑,这时候我还堂而皇之地读过潘霍华的《跟随基督》和唐崇荣的《布道神学》呢。如果不是日记中写了,我真想不起来了。         当时日记中也常出现“主啊,主啊”的字样,往往是伤心难过和良心挣扎之时才有“临时抱佛脚”的自发祷告。有一次,我 居然对很多学神学的弟兄姊妹讲我的见证,讲我如何选择了上帝,选择了一种伟大的价值体系,讲我“芒鞋踏破岭头云,回来却把梅花嗅”。可想而知,我的见证弄 得大家面面相觑。我呢,也是后背冷汗直冒,越讲越干巴巴,很是狼狈不堪。         后来看到圣经中有我这样的例子。比如《列王纪上》22章中的以色 列国王亚哈,自己早就决定去攻打拉末这一块地方,但为了抚慰一下良心,便请先知来问一问可不可以去。虽然神藉米该雅先知告诉他不该去,但他依然不肯改变自 己的决定。顽梗、贪婪、顺从个人私欲,亚哈和我不是一样的吗?         我那时正忙着准备考博、忙着写诗、忙着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忙着以风流才子自命去追许多女孩子,和自己不爱的女孩子调情说爱等等,根本不愿意神来干预我兴头头的生活。用驻扎在该撒利亚的罗马巡抚腓力斯对保罗的话,就是“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徒》24:25)。         “等我得便”了,我便去去教会;“等我得便”了,我也会读读圣经。但平时,信仰在我的生活中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有人说这叫“礼拜天基督徒”,七分之一的基督徒。我则称之为“等我得便”式信仰。 成功神学的影响         一个人决志祷告后,就成了基督徒么?我觉得不一定。上边所说的那个时期的我,大概就没有重生。遗憾的是在那一阶段,我听到的信息多是怎样不发脾气,怎样祷告聚会,怎样过信仰生活,而少认罪悔改。         当时也很少听到切实讲解圣经的信息,一般的布道信息都是讲人生空虚,死亡可怕,所以当信主。但信什么,怎样信,信了又怎样读经,很少听到。另一方面,我也没 有办法把信仰和自己的生活调和起来。我也知道自己正在加速堕落,最可怕的,是内心已如屠格涅夫所说“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就这样我挣扎了七个月的时间,甚至真的不想信了。每每参加聚会,我心宁静,但我觉得绝没有可能过圣洁生活,因为真的不愿意放弃堕落的快乐和报复的冲动。         有一次一位深爱着我的弟兄指出我读经犯了严重的错误:割裂圣经。我当然不服气。因为本来就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嘛。但那天夜里与这位弟兄共同祷告时, 我不由得第一次诚诚实实祷告,更是第一次跪下祷告,深深意识到自己的骄傲,伏地流泪认罪──原来这个世界上,人因为我的优秀爱我,但有一种爱却可以接纳我的软弱。         我这位山东汉子的心软化了。不必再装成日本影星高仓健的刚冷之状,原可犹如孩子回到父身边,“如鱼在水”般自然啊。         这一夜以后,我读经、查经并马上热心参与服事。但心态上仍旧有虚荣和骄傲的成分。这期间一本《蒙恩的见证》的小册子,令我很着迷,尤其着迷于信仰所带来的现世好处(比如出国和病得医治等),便也学着时时向主祈求顺利和平安,直到这种观念在现实面前狠狠地碰了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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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的教训 ──美国高等学府与基督信仰的脱轨

熊璩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7期        今年七月美国加州的联邦法庭在争论:向国旗致敬的誓词中,是否要删除“在上帝之下”(Under God)的字眼。这是美国自由主义针对学校发起的挑战,是学校加深世俗化的又一实例。         今天你如果访问美国的大学,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历史遗迹。但是在校园的生活与课室中间,你或许再也看不到任何基督教世界观的影响。相反地,你 会看到美国思想最开通、道德也最混乱的一面──这里有绝对的学术自由,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但也有绝对的“道德自由”。60年代时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校 园文化可以说是代表着美国最可爱、最有朝气,同时也是极为丑陋的一面!         历史上,西方学术界一向与基督教关系密切。自理性主义的兴起始,神 学就被称作是“科学之母”(the Queen of Science),是知识的基础。基督教一向注重教育,西方许多一流大学都是基督教开办的。例如带来美国第一次大复兴的爱德华兹,17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 毕业于耶鲁大学,后来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三任校长。他的孙女婿杜外特(Timothy Dwight)亦曾任耶鲁大学的校长兼校牧(1886-1899),耶鲁大学能有今天的声誉,他的功不可没。他还带领了耶鲁大学至少四次的灵性复兴(注 一)。         本着追寻真理的热情,基督教一向尊重学术自由。那么,什么时候起,这种紧密的关系开始解体的呢?原因又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 一.耶鲁大学的教科书风波(注二、三)         波特校长(Noah Porter, 1871-1886),是杜外特校长的前任。1880年,政治学系系主任孙木勒(William Graham Sumner)教授,选取了斯宾赛(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学研读》一书,作为社会学的课本。波特校长因该书贬抑基督教而反对使用。这场风波,因《纽约时报》在4月4、5日两天,用新闻头 条和社评来报导,而更为轰动。校内教授亦分裂成两个阵营。         斯宾赛当年是不可知论者的掌门人。他将基督教与穆罕默德的跟随者,和南太平洋群岛的迷信等量齐观,认为科学家应当将宗教弃若敝屣,现代的求知者应当接受理性(而非信心)的指导。         斯宾赛师承孔德(Auguste Comte),是实征主义(或作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传人。孔德的学说认为,一切的知识都要经过成长的三步曲。第一步是神学的(上帝的旨意 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