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錕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期

         “太初有‘粒子’。萬物是藉著粒子造的。只要憑機遇，還原氣体的分子相碰就可以演進出生命。基因會突變，加上自然選擇就能進化出世上一切生物，包括人類。所以，粒子就是‘神’，”這是廿一世紀初，很多後現代知識份子的信仰！

         但是，就在這新達爾文主義最猖獗的時候，在美國思想界，以加州大學法律系名教授詹腓力（Phillip Johnson,著有《審判達爾文》等暢銷書，註1）為首，興起了一個“智慧設計”運動（Intelligent Design,或設計論Design Theory，簡稱ID）。參與者大多數為大學教授及科研工作者。他們認為新達爾文的世界觀太近幻想，並不科學。他們從宇宙學、物理學、生物學、遺傳學、 發育生物學、古生物學、歷史、哲學等領域，看到宇宙和生命的奇妙，認定這一切必定是精心的設計，而非偶然巧合而來。

        例如，生化學教授貝希 （Michael Behe）在他《達爾文的黑匣子－－生化理論對進化論的挑戰》（Darwin’s Black Box－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 註2）一書中，提出生物体內有很多非常複雜而又不能簡化的系統（Irreducible Complexity），正如一架複雜的波音747客機不可能隨機逐步進化而來，必須由智慧設計而且順序組合而來。

        在這一群新思想家中有 一位很突出的青年人物，威廉甸布斯基（William Dembski）。他擁有伊利諾大學及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及數學博士學位，並分別在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作數學、物理學、及電腦方面的博 士後研究。甸布斯基最有分量的著作《設計的推論》（Design Inference），經過七十名學者兩年的審閱，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近年來劍橋哲學專著系列中最暢銷的一本。他認為，從科學及邏輯出發可以斷定 一件傢俱是有人設計。同樣雖然不一定能找到誰是設計者，通過認出生物有“一定的複雜性”（Specified Complexity），也可以推斷出必定是由智慧設計。

        正當他準備用數學方法，去研究生物訊息DNA的來由時，他受德州的基督教貝勒 （Baylor）大學校長的邀請，到貝勒建立一個高水準的學術中心，研究科學與基督教的對話。甸布斯基命名該中心為“波蘭尼”（Polanyi Center）。波蘭尼是一位匈牙利的化學家，他不相信自然定律能解釋一切現象，與該中心的意向相同。

        甸布斯基上任僅半年，籌得大量經費，於2000年4月在貝勒大學召開了一個空前的國際會議，主題為“自然的特性”（Nature of Nature）。旨在詢問：除了大自然以外，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參加者中有兩位無神論的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Steven Weinberg，生物學家Christian de Duve。另外還有知名人士如：宇宙學家Alan Guth，古生物學家Simon Conway Morris，和哲學家Alvin Plantinga等等。這次會議是無神論者與設計論者第一次平心靜氣地在高層學術上進行對話，而且一般反應對設計論者的表現評價甚高。

         沒有想到的是，貝勒大學的教師大半抵制這次會議，並且用各種方法從中作梗。起因是有數位堅持進化論的教授，不願在同輩中丟臉，被誤會為向“創造論者”低頭。 他們還上告美國國會，幸被議會駁回。他們還煽動貝勒教授議會以27對2票通過，要求校長撤銷波蘭尼中心。藉口是該中心的成立並未經教授議會同意。其實在貝勒，校長有權設立這種中心，根本不必議會同意。他們以為這樣可以保住貝勒的聲譽，想不到卻有人評論：貝勒本來就沒有什麼名氣，這一來只有更糟。

         校長在壓力下很難下台，他便設立一個九人評審團，以校外中立人士為主。評審團做出了幾個決定：貝勒大學應有顧問小組，監察科學與宗教的計劃；應除去波蘭尼這 名稱。但是，評審團也肯定了甸布斯基的課題，說：“在討論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上，研究邏輯的架構及數學的理由，來支持智慧的設計，是可取的提案。”

       甸布斯基喜出望外。他馬上發表了一項聲明，說：“武斷反對設計論，要求封閉研究中心的人遭到‘滑鐵盧’。貝勒大學面對學術思想自由的攻擊時，保持了堅強的立 場，應該受到讚揚。”然而意外的是，校方認為甸布斯基不夠“和善”，不應用“滑鐵盧”一詞，要求他解釋或收回他的評論。他拒絕了，因此被革除了中心主任之 職。現在該中心既無正式名字，也沒有主管。多人認為甸布斯基被革職並非因他堅持立場，而是因校方在政策上的困境，不願再把持這棘手的局面。

        甸布斯基原本以為，研究設計論的中心，在美南浸信會背景的貝勒大學，該有最大的成功機會。但想不到為了擺脫極端基要派“創造論者”的勢力，貝勒的教授竟會走上另一極端。而貝勒校長本人雖然不信“六天創造”的解經法，但也沒有想到研究設計論需付上極大的代價－－而這代價貝勒並沒有準備付上－－因為實際上，設計 論的矛頭針對的是新達爾文主義唯物的世界觀。設計論的鼻祖詹腓力設定利刃策略（Wedge Strategy），要用設計論的利刃，剖開科學的事實與科學界的自然主義。甸布斯基說：“如果達爾文主義和自然主義受到嚴重的質疑，所有的科學部門都需 重新考慮。”若能打破這個世界觀，美國的法律、政治、經濟、和教育都要重寫。如果有設計，必有設計者。我們將怎樣去面對那設計者？

        關心設計論發展的朋友都為波蘭尼中心的關閉惋惜。設計論運動的確好像倒退了一步，在大學校園中失去一個據點。但事實上，設計論因此事件反而得到意外的宣傳，並博到不少同情，它前進的步伐仍然很快。例如，2000年十一月在耶魯大學，又舉行了一次全國“科學與宇宙設計的証據”大會。筆者與一位哲學教授Steve Meyer，合作報導了“寒武生物群”的証據及其意義。甸布斯基是大會的主要講員之一。據了解，甸布斯基現在無官一身輕，貝勒大學與他簽定的五年合約仍然 有效，他仍有副研究教授職位，但不必去中心上班，可以專心研究寫作，並享天倫之樂——他的夫人剛產下一對雙胞胎，雙喜臨門。

註：
1.《審判達爾文》。詹腓力著，錢錕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2.《達爾文的黑匣子》。邁克爾J.貝希著，邢錫范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作者現為美國舊金山大學生物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