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謝文郁

1989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對於中國教會來說，也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春天，在北京發生了一場政治“動亂”，波及全國、全世界，觸動了中國社會的每一角落，挑動了每一個人的神經，在中國人心中注入了一種社會意識，驅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

       這場運動的實質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中的年輕知識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願望的驅動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國政治。他們希望在學生運動中實現這一理想。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在殘酷的中國政治面前，如卵擊石，頭破血流﹗

             這場政治動亂最終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那些積極參與運動的自由主義旗手，在嚴峻的政治壓力下被迫外逃，最後只能在西方國家的庇護下，在海外搞所謂的“民運”。留在國內的代言人也無處發聲，只能閉關自守。

           另一方面，這場運動對政府的意識形態也是毀滅性的。自始至終，在如何結束這場動亂的問題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對立。當這場運動被政府強行用暴力壓制時，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導的信念從此失去號召力。

          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所謂的信仰空白時期﹗

宗教熱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懷抱中得到滿足，後是在社會關係中得以滿足，最終則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滿足。中國人原本在共產主義理想中，滿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現在，這個理想破滅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狀態是令人絕望的。當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從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時，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傳已經失效，自由主義理念已經七零八落。還有什麼可以滿足人的終極信任情感呢？

           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宗教場所，包括官方認可的公開宗教場所，如三自教會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種各樣的佛廟、道觀，回人的清真寺，鄉村的祖宗廟等等，都呈現出復興的景象，人氣越來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數增長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廟，香火熏天。與此同時，基督教家庭教會也呈現了快速發展的勢頭。雖然具體人數難以估計，但是，只要進入河南、安徽一帶，無人不驚詫家庭教會信徒人數的增長速度。

           宗教成為了熱門話題。

文化基督徒現象

           在長期的無神論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鴉片一詞，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就是罪惡的象徵。它讓人聯想起1840年的鴉片戰爭。因此，對民眾而言，說宗教是鴉片，等於說宗教就是罪惡。

           然而國門打開之後，中國人看到的是，西方社會儀態萬種、和諧富足，令人羡慕、嚮往。而且，這個美好的社會，竟然保持著基督教。對於理想破滅、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似乎意味著什麼，似乎指向某種奧秘。夾帶著好奇和冒險心態，一些中國人開始去瞭解、重視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學150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讀畢，大家好像發現了新大陸：原來基督教還有這麼豐富的思想資源﹗

            接著，劉小楓博士加盟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並以此為基地，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學著作。

           在這兩股風潮之下，中國思想界一場影響深遠的基督教熱，如火如荼地展開。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這股基督教熱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所謂“文化基督徒”。

            這批人，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共產主義理想在他們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沒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絕望的﹗他們在閱讀基督教文獻的譯作時，找到了某種共鳴──耶穌的死是為了世人的罪﹗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格﹗用劉小楓的話來說：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生命“因信了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的愛而發生了改變”（《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第28頁）。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們感受到了信仰帶來的喜悅，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不過，令他們十分失望的是，當他們走入教會，無論是三自的，還是家庭的，他們都無法呆下去。他們認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無法認同他們所看到的基督教會。

            香港神學界在世紀之交，有過一次大範圍的討論，公開質問這些人的信仰：這樣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家庭教會大發展

           90年代是中國家庭教會大發展的時代。根據趙天恩牧師的統計，單單河南、安徽兩省的幾個團隊教會（編註：這些教會系統多由數位傳道人開始，共同領導的。），總人數就以千萬計。比如，張榮亮帶領的河南方城教會（後改為華人歸主教會），申義平的中國福音團契（原為河南唐河團契），鄭獻起的安徽阜陽教會（後改名為中華蒙福教會）等等，據說人數皆在幾十萬到幾百萬之間。

           1998年11月26日，申義平、張榮亮、鄭獻起、王君侶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團隊教會，聚在華北某地，簽署了一份“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就聖經論、三一神論、基督論、救贖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等七個方面，發表了信仰宣言。受趙天恩牧師的影響，這個宣告努力向海外華人主流教會的信仰宣告看齊，因而看上去相當正統。

           不過，這些教會，能否達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們看到，這些教會的傳道人日夜奔走，各處傳講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趕鬼。往往一次講道，整個村莊的人都決志信主。教會信徒人數急劇上升。一片復興的景象，令人興奮。

           信徒的聚會則多在晚上，有敬拜讚美（唱詩、讀經、講道），並當場治病趕鬼。由於政府的壓力，這些聚會採取了秘密的方式。講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讀經“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會生活缺少固定的集體查經和主日崇拜。不過，會定期舉辦骨幹同工培訓，邀請信得過的國內外傳道人前來培訓。

            這些教會的大多數信徒，在聖經的閱讀和理解上，往往孤立無助。除非成為同工，接受培訓，否則在聖經知識和教會生活上都嚴重“營養不足”。他們的信仰，建立在幾個治病、趕鬼的見證故事上。

           這樣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是宗派，還是異端？

           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提出“唯獨聖經”的口號，並反對權威解釋，提倡聖經解釋的平等權。

            在新教運動中，雖然大家都堅持“唯獨聖經”，但是，具體到某些經文的理解，意見可能完全對立。比如，在聖餐、嬰兒洗、浸禮儀式等等問題上，新教領袖們的看法迥然相異。雖經協商，仍然無法調和。

           這些不同的看法，導致了不同宗派的問世。在一系列的宗派鬥爭中，新教領袖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只要認信“唯獨聖經”的宣告，對非根本性問題的不同理解非但不會破壞聖經權威，反而可以藉著彼此交流，加深對上帝話語的認識，更加全面地彰顯上帝的榮耀。

           在近代基督教傳教史上，新教諸宗派都努力派遣傳教士進入中國。中國教會伊始即有宗派之爭。上個世紀30年代，倪柝聲發起了所謂的“地方教會”運動（即聚會所運動），欲帶領中國教會走出西方宗派之爭。然而，倪柝聲的地方教會不久也自成一派。

            華人教會領袖對大一統的教會情有獨鍾，且往往在大一統情結中，堅持自己的聖經解釋，拒斥、甚至打擊其他不同的理解，獨用自己的解釋來一統天下。

           趙天恩在評論90年代的中國家庭教會時指出：“由於大部分教會負責人的教育程度較低，本身的見識和思考力有限，且普遍在釋經方面的訓練不足，很多時候只執著個人的領受，結果因聖經解釋上的差異而形成不同派別。據說在河南便至少有10派，在雲南也有6派。各走極端，彼此批評。定對方為異端、邪靈的，比比皆是。”（《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頁475）

           90年代的中國教會，宗派林立。除了西方傳統宗派繼續在中國宣教（主要派遣華人基督徒為宣教士）外，還有很多土生土長的門派。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教會語言、管理方式、崇拜儀式等等。

            比如，北美的召會（李常受領導的教會）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在敬拜、教義和神學上，追隨李常受。他們的教會被稱為“呼喊派”，發展速度很快。1995年11月，政府把它定性為邪教（同時被定為邪教的還有十幾個新教“宗派”）。

           在李常受神學思想的影響下，“呼喊派”成員可以盡情發揮他們的“亮光”。於是，這個宗派進一步又分裂出了許多派別。其中，最顯著的是1993年間出現的“真神教會”（別名有“全能神教”、“東方閃電”、“女基督”等）。這個宗派不久被中國政府定性為“邪教”，並從1998年開始成為政府的專門打擊對象（其負責人趙維山因此於2000年逃到美國並設立美國總部）。

            “全能神教”的神學論點，令新教主流教會難以接受，比如，耶穌再來是“偷偷摸摸”的；耶穌第二次降臨，是以女身在中國降臨；恩典時代已過，現在是國度時代，等等。海內外的華人主流教會幾乎一致認為：“全能神教”是異端﹗

           面對這些形形色色、不斷湧現的教派，如何辨別它們是新宗派，還是異端？如何抵制那些異端？這是擺在中國教會面前的重大課題。

三自教會的迷惘

           丁光訓在80年代，協助政府恢復教會政策時，努力使三自教會和家庭教言歸於好，有意識地考慮雙方的意見和利益。他希望做中國教會的公認領袖，而不僅僅是三自教會的。

           在1989年期間，他在洛杉磯訪問時，甚至公開呼籲取消三自教會，確立基督教協會為中國教會的唯一最高協調機構，吸納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為協會的成員，共同發展中國教會。

           然而，這一年的政治事件之後，丁主教感受到了政府的維穩壓力，格外謹言慎行。1993年，他再度應邀訪問美國洛杉磯的富勒神學院。這一次，和他之前訪問洛杉磯不同，洛杉磯的華人教會在趙君影和趙天恩兩位牧師的鼓動下，抵制他的訪問。在他的演講現場，一些華人神學生公開抗議。

           這個事件後，丁主教感受到了他和家庭教會之間的隔閡。他發現自己已經無法為家庭教會代言。

          進一步，他還發現，他也無法為三自教會代言。

           三自教會在80年代漸漸恢復了元氣。該交回的教堂，基本都交回了。教會開始擁有牧師和傳道人。信徒、慕道友人數快速增長。一片復興的景象﹗

           然而，三自教會到底秉承了什麼傳統呢？三自教會是一種混合型教會，各個教堂的教義、神學、儀式、管理等等，都承傳了傳教士（屬於各宗派）留下的傳統。在50年代的三自運動中，三自教會還來不及消化、融合這些傳統，就無法抗拒地捲入了動蕩的政治漩渦中。進入90年代後，三自教會的元氣開始恢復了。很快地，他們發現，那傳統還在藕斷絲連中。

            “缸瓦市堂事變”是一個典型案例。北京的缸瓦市教堂，是英國倫敦會宣教士於1863年建立的，於50年代三自運動時併入三自教會。1986年，楊毓東被任命為該堂牧師。1994年12月4日，北京市宗教局和北京市三自教會強行解除楊毓東的牧師職位，理由是楊牧師在許多教會事務上不聽從上級指示。

           解職之後，楊牧師始終沒有脫離三自教會。他所代表的，便是三自教會內的保守傳統。臨終前，楊牧師說了如下的話：“有許多弟兄姊妹不理解我（與三自合作），這是正常的，因為我不可能向眾人逐一解釋。我想告訴所有關心我的人，22年的壓制並沒有使我放棄信仰，在缸瓦市教堂8年多的服事也沒有將我變成披著羊皮的狼。現在我仍然是個愛主的信徒，我願服事我的主，直到祂接我走的那一刻。”（引自劉鳳鋼的《楊毓東牧師》一文）

           保守的傳統和外在的政治，這是兩股對立的力量。三自教會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張力中，艱難地生存。對於某些基督徒來說，最簡單的解決之道，是除去政治壓力，讓教會自行發展。即，脫離三自教會，建立獨立教會──缸瓦市教堂事件之後，即有不少傳道人和信徒自行組織獨立的家庭教會。然而，對於三自教會的大多數傳道人和信徒來說，這種想法不切實際。他們寧願在這個張力中持守傳統。楊毓東牧師便是代表。

           丁光訓也感受到了這種張力。他希望通過改變三自教會中的保守傳統，來消解張力。於是，他向西方的自由派神學傾斜，並在公開場合中批評信徒的保守神學觀念，提出“因愛稱義”，來淡化“因信稱義”，等等。在他看來，自由派神學能使教會更適應政治壓力。

          1998年，《丁光訓文集》出版。儘管三自教會領導階層努力宣傳文集，但是，中國教會（包括三自和家庭）反應冷淡。可見，丁光訓雖為三自的最高領導人，他的思想和作為，只是代表三自教會的一股力量。

          我們可以問：究竟丁光訓代表了三自？還是楊毓東代表了三自？又由誰來評判？

迎接新的千禧年？

           中國教會跌跌撞撞，又走完了一個10年（90年代）。這個10年，教會雖仍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但是，這個壓力已經比以往輕了。

           當外在壓力減輕時，教會如何生存？如何做事？我們看到，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麥子和稗子齊齊生長，混雜生長。那些口口聲聲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卻排斥和自己的神學、教義、組織不同的基督徒。究竟誰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這是宗教改革帶來的問題。當年，馬丁•路德提出了“唯獨聖經”這個響亮的口號，衝擊了羅馬天主教的權威。而今，權威已逝，卻有基督徒僅僅憑著自己的讀經亮光和體會，宣稱自己真理在握，抨擊對方為異端。在這種情況下，真假基督徒的辨認，成了嚴重的問題。

           聖經解釋權是平等的。任何基督徒，當他相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時，他在閱讀聖經時領受的，一定來自上帝的啟示。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當他的理解與其他人不同時，他應該成為判斷者，還是傾聽者？

           人很容易把自己的亮光和理解當作是真理的全部，從而拒絕不同的意見。這時，他其實是破壞了平等解釋權。中國教會需要一個平台，信徒之間藉此能夠平等對話、彼此接納、共同提高。願上帝親自搭建這樣的平台﹗

            90年代，中國教會進入了雜草叢生的時代。我們需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如何才能行走在上帝的計劃中？

（未完待續）

作者現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