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斯理的神学取向 ——卫斯理对当代中国教会的启迪(一)

本文原刊于《举目》杂志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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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日再思卫斯理兄弟(约翰卫斯理,1703-1791;查理卫斯理, 1707-1788)及其神学,是恰当而必要的,因其对当代中国教会有多重的鉴戒与启迪。

      卫斯理兄弟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与今天的中国类似,都是社会飞速变革的时代。工业化和城镇化,一方面产生了拥有大量财富的新兴资本家族群,另一方面,也把大量矿工与农民,抛在贫困线上挣扎。社会两极分化,道德破产,酗酒、赌博泛滥,弃婴随处可见。底层民众感到绝望无助,怨戾之气浓郁,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然而,英国最终避免了法国大革命暴力、流血的大破坏模式,和平实现了制度变革,平顺进入现代化。这种良性的制度变更,卫斯理兄弟功不可没。

      法国历史哲学家埃利阿莱维(Elie Halevy, 1870-1937。编注),比较英、法两国从专制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相信经济状况决定人类的历史命运,那么几乎可以肯定,19世纪的英国,比起所有其他国家,更应该爆发政治和宗教革命。”(注1)

      当时,无论是英国宪法,还是作为国教的圣公会,都已无力挽回英国社会的暴力趋向。然而,当时一种“不从国教”的信仰力量(Religious Nonconformity),挽救了英国,没有像法国一样,产生类似雅各宾主义的极端暴力专政。阿莱维所谓的非国教信仰力量,就是卫斯理兄弟领导的19世纪英国大复兴!

      按照圣经“从果子辨认树之本质”的实效认识论,循道会领导的英国大复兴,既已产生如此宏大而正面的社会效果,必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借鉴。本文尝试先探讨卫斯理神学对当代中国教会的意义。

 

卫斯理与预定论

     毋庸置疑,卫斯理遵循的是阿米念神学(Arminianism)。阿米念主义在神学系统的完整性方面,显然比不上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卫斯理也从不认为自己以系统神学见长。他侧重的是信仰的实践与经验。且在牧会、布道、宣教等事工中,对加尔文主义的逻辑体系提出了质疑。(参:方镇明,《在夹缝中,追求合一》,《举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编注)

      综观神学历史,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他力救赎理论。大公信仰大都侧重上帝在救赎过程中的全能与主动。人是处于堕落与被动境地的救赎对象。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等神学家们的观点,莫不如是。

      只是,加尔文的预定论,把救恩论中的神性因素绝对化。作为被救赎的人,在救恩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自由与贡献,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力。人,在加尔文神学中,被物化为完全被动的救恩受体。卫斯理认为,这显然与人作为意识主体的存在特点,并不相符。

      卫斯理试图修正加尔文主义的极端色彩,还原圣经阐明的、人作为救恩受体的责任与使命。他在 《白白的救恩》的讲章中指出,预定论是危险的教义,损害了基督信仰的完整性(integrity)和可信度(credibility),从根本上否认了救赎、宣道、圣洁、行为、德行、安慰、盼望等诸多信仰要义。他认为:

      “(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所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个信息:基于永恒、不变、不可抗拒的神圣旨意,特定的一部分人类总会得救,而特定的另一部分人类总会沉沦。前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失落救恩,后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得到救赎。”

      “……对于那些预定得救的人,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讲道,他们总会得救的……对于那些预定被弃的灵魂,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如此看来,我们的讲道是多余的,你们的听道也是多余的。”(注2)

 

卫斯理看救恩

      卫斯理毕生致力把信仰建造在圣经的基础上,他相信救恩完全是基于上帝的能力与恩典。他只是不被特定的神学理论所禁锢。

      卫斯理在艾德门街的重生经历(Aldersgate Experience),是因为有人在会上宣读了马丁· 路德《罗马书注释》的序言,使得卫斯理的内心,莫名其妙地温暖起来(strangely warmed)。在那一刻,卫斯理确信 “唯独基督,给了我得救的确据。基督带走了……我所有的罪,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注3)

      从此以后,“因信称义”成为卫斯理毕生服膺并传扬的真理。他丝毫不怀疑上帝的全能与崇高。然而卫斯理认为,上帝的全能,必须与上帝的其他属性放在一起理解——尤其是上帝的慈爱与恩典。单单强调上帝的全能,往往会阻碍和损害我们对自身责任的理解。

      卫斯理认为,上帝的意志自由,植根于上帝的慈爱属性。预定论片面强调了上帝的意志自由,得出的结论因而与上帝本性的慈爱、良善相互抵触。卫斯理相信,上帝的全能应当包容、允许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这样的神观,非但丝毫无损上帝的荣耀,反而“无限深化我们观念中的神圣智慧、公义和怜悯”(注4)。

 

透过卫斯理看加尔文主义

      卫斯理对于加尔文预定论的质疑,对于中国教会有着现实借鉴意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宗神学在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流行,不少教会面临神学甄别的挑战。这令人喜忧参半。

      令人喜的是,当代中国教会开始认真思考神学取向,许多教会选择博大高深、体系完备的加尔文主义作为信仰传承。令人忧的是,加尔文主义的抽象性与复杂性,导致一些教会陷溺于教义争论,逐渐失去行动能力和外宣热情。还有些人标榜自己为纯正加尔文主义者,对教会牧长指责、非难,对弟兄姐妹批评、论断,对非改革宗教会诋毁、非议,在教会内外分门别类,结党自义,破坏教会合一,使得本已外患重重的新兴城市教会,更加举步维艰。

      如何正确评估加尔文主义,汲取精华,淡化其僵硬教条色彩,使其成为切合时代及本土需要的理论资源,这是当代中国城市教会面对的紧要课题。卫斯理的思考和实践,正提供了极佳的视角和切入点。把卫斯理神学介绍给当代中国教会,有助于当代中国教会建立平衡、注重实践的信仰传统。

      笔者毕业于西敏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受加尔文神学传统的恩泽,也很庆幸自己在这样一个持守圣约传统的学院里,打下纯正的信仰根基。迄今为止,加尔文仍是我最认同的神学家之一。同时,我也理解卫斯理对加尔文主义的批判。我相信,批判性地继承,是对优秀理论体系最合宜的态度。

      故此,我不揣冒昧,对加尔文主义所呈现的绝对和极端倾向,作出如下几点批判,供所有热爱加尔文神学的朋友参考:

 

一、违背悖论性的神学思考模式

      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违背了悖论性的神学思考模式。

      对基督教神学稍有认识的人,都不难发现神学命题的悖论性特征。比如,上帝三位一体论、基督神人二性论、圣经的双重作者论。这些“两者兼是”(Both/And)的命题模式,超越了非此即彼(Either/Or)的逻辑排他性,因为,上帝的神性超越逻辑、道德等人脑思维范畴。

      在救恩论问题上,加尔文双重预定论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牺牲人的能动性为代价,追求逻辑思维的严密与完整,打破了“两者皆是”的悖论性神学命题模式。倒是卫斯理神学保留了救恩论的内在悖论性张力。故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方法论方面,卫斯理比加尔文更符合神学思维和圣经教导。

      这一点,在释经实践中可以得到印证。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常常需要强解某些圣经章节,来维护其教义体系的逻辑完整性。而卫斯理神学则可以从容面对同样章节,并从这些章节中找到践行信仰的动力。

 

二、视角错位

      预定论者假想自己处在上帝的位置,用神性超越的眼光,洞悉历史过程。

      如果能从超越、永恒的角度俯视历史,世间一切确实洞若观火,赤露敞开,透明澄澈。但问题是,谁胆敢宣称自己具备这样的眼光和视角呢? 要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29:29)。

      人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无可避免地裹挟在历史过程之中,并不具备那永恒、超越的观测角度。即便是基督徒,拥有上帝的圣言启示,但上帝的拣选仍然奥秘,无人能尽数析透。

      再者,历史尚在展开过程之中,没有人配充当末世终点的审判者,对救赎与灭亡这种生死大事,作出任意而抽象的判断。

      总而言之,预定论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安置在永恒、绝对的角度,评判时间过程中的历史现实——那是上帝才具备的视角,任何人以这样的立场自居,都是僭越。

 

三、判断标准误置

      预定论者力图绕过表像抓住本质,绕过行为直指人心。然而,这并非圣经启示的认知途径。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认知方式,乃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6,20)。因为,“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路》6:44),“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太》7:18)。

     “果子”在圣经里,通常喻指行为、效果、性格、生命。为何不能从“根”判断树的好坏?因为根代表本质。上帝并未赋予我们绕过表像、直接认知本质的能力。

      倘若我们无视人的行为特点或生命特质,凭空妄断这个人被拣选、那个人被弃绝,显然不仅有悖常理,且不符合圣经教导。

     “根”代表的是可能性,“果子”所代表的是现实性。并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必然转化为现实性——举例说,并不是所有无花果树,都结无花果。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咒诅那棵光长叶、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可》11:12-14,20-26;《太》21:18-22)。果树要多结果, “根”固然重要,“树”本身的生长、发展过程也很重要。这个生发过程,包含了果树本身的创造性参与。因此,卫斯理恩典理论,既包含先在恩典(Prevenient Grace),也包含责任性恩典(Responsible Grace)。

注:

1. Elie Halev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E. I. Watkin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49-52).  J. B. Brebner, “Halevy: Diagnostician of Modern Britain,” Thought 23 (88), pp. 101-113.

2.  John Wesley, John Wesley’s Sermon An Anthology, edited by Albert Outler and Heitzenrater (Nashville, Tennessee: Abingdon Press, 1987), 52.

3. Henry Rack, Reasonable Enthusiast John Wesley and the Rise of British Methodism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3), 144.

4.  John Wesley, The Works of the Rev. Mr. John Wesley, A.M. with the Last Corrections of the Author, Edited by Thomas Jackson. 3rd Edition. 14 volumes (London: Wesleyan-Methodist Book-Room), X:230-4; VI: 317-18.

 

作者来自江苏,西敏神学院毕业,目前在美国麻州某教会任牧师。

20 Comments

  1. 关于卫斯理和改革宗之间的分歧, 决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够弄清楚的。 所以无论作者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都是可以接受或者忽略的。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作者立论的方法:

    他首先采用所谓的实效认识论来认可卫斯理的阿米年神学观点, 然后依次为基础, 采用神学批判的方法来批判加尔文神学。这种方法令人不解。 这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方法对于任何严肃的讨论是不合适的。

    即使对于实效认识论的应用, 作者也采用了非常轻浮的态度。 他的论据是英国的(相对于法国)的静悄悄的变革。 尤其是引用的法国历史学家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相信经济状况决定人类的历史命撸屈N几乎可以肯定,19世纪的英国,比起所有其他国家,更应该爆发政治和宗教革命。” 。 这会引起两个问题:
    1. 这位马克思的”宗教是精神鸦片“提供了绝好的证据。

    2. 阿米年主义者是基督教新教里最先一批想自由派无条件投降的人。 如果用实效认识论来讲, 作者应该从此得出什么结论?

    希望作者在继续写下去以前, 先把方法论的问题解决, 把立论的根基打好。

  2. 吕居这篇《威斯理的神学趋向》,不但内容可圈可点,而且正是今天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读完后,我简直无法遏制内心的激动。他所提的三个批评,特别是前两个,我相信很多人早都想过,就是不愿意公开提出来,怕被贴标签。但是,吕居是WTS的毕业生,讲起话来就有分量了。不过,我猜想,这篇文章还是会遭受到炮火。拭目以待吧。《举目》这次的讨论与上次“欲语还羞”不同,真枪实弹。值得肯定!

  3. 吕居的批评也许不止三点,我们拭目以待下一期的续篇。我自己常常把第一点批评(违背悖论性的神学思考模式)表达成”朴素或机械预定论”,罔顾二律背反与因果互换。第二点(视角错位)算是替上帝当了一回不完全称职的内参或大秘。第三点(判断标准误置)可以戏称为耶稣的”由果子看树”理论。吕文似乎需要更多举例来说明。

    也许我们可以猜测吕文的续篇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点。比如,第四,割裂上帝的预知与预定。在我看来,预定当然参考预知,不然上帝会刻意强迫自己犯精神分裂症,故意撇开预知来预定。也就是说,上帝需要折扣甚至故意掩盖他全然预知的神性来履行他据说是说一不二绝对不参考人与神的互动的那种机械式或者暴君式主权预定。第五,强解重要经文到另人惊讶咂舌的地步。比如,约翰福音3:16被理解成:神单爱选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单单赐给他们(耶稣根本就没有为非选民上十字架),叫那些被预定而不得不心甘情愿被动相信的,不至于走根本轮不到他们的灭亡之路,反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永生!第六,误解上帝救恩设计的普遍性(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与救恩成全的广泛代表性(各族各国各民各方都将有人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误解十字架救恩经济学,非说耶稣只单单替选民死,以至于他没有白死(救恩经济效益不受亏损),忘记十字架同时也是定罪的记号。不信的人,继续被定罪,正如身边那个没有悔改的强盗。第七,割裂上帝恩典的细雨润物与暴风骤雨的双重特点,刻意强调某一时刻的重生得救恩典,忘记上帝是一生带领我们的主,他先在的普遍恩典(包括日常信心的能力)与及时的特别恩典(包括履行信心的能力接受拯救,求告主名)总是有机结合的。人有信心与人与神互动,都出于上帝的恩典,不需要上帝皮影式的时刻掌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4. 赞。

    “ 对基督教神学稍有认识的人,都不难发现神学命题的悖论性特征。比如,上帝三位一体论、基督神人二性论、圣经的双重作者论。这些“两者兼是”(Both/And)的命题模式,超越了非此即彼(Either/Or)的逻辑排他性,因为,上帝的神性超越逻辑、道德等人脑思维范畴。”

    这些确实是人只能凭信心接受的。理性难以明白,为什么可以同时存在两样看似矛盾的东西?

    预定涉及到时间。
    时间是被创造才有的。
    人在时间维度之内,被时间限制。
    上帝是时间的创造者,超越了时间维度。

    预定和自由意志的共存,在时间维度之内的我们,想破脑袋,也难以理解吧。

    那我们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两样能够共存。但接受圣经里所说的。我们能选择。上帝完全掌控。

  5. 作者准确、诚实指出了很多信徒一直想说却不敢说或不知如何说的想法。神学是用人的逻辑来思考、认识和整理神的话,人的逻辑本身就有局限,再加上神学家本身的有罪有限,神学是有局限的。过去几年,个别神学已经某些人被高举到和圣经同等的地位,或高举到认识圣经真理的最优路径,显然是错误的。这种有罪有限的态度,和神学本身的缺陷(特别是视角错位的“僭越”,“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安置在永恒、绝对的角度,评判时间过程中的历史现实”的“僭越”),造成今天教会的很大混乱,就是作者诚实指出的现实“一些教会陷溺于教义争论,逐渐失去行动能力和外宣热情。还有些人标榜自己为纯正加尔文主义者,对教会牧长指责、非难,对弟兄姐妹批评、论断,对非改革宗教会诋毁、非议,在教会内外分门别类,结党自义,破坏教会合一,使得本已外患重重的新兴城市教会,更加举步维艰”。

  6. 我对msc对本文的批评方法深感忧虑:
    (1)“他首先采用所谓的实效认识论来认可卫斯理的阿米年神学观点, 然后依次为基础, 采用神学批判的方法来批判加尔文神学。这种方法令人不解。 这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方法对于任何严肃的讨论是不合适的。 ”
    看原文,作者用实效认识论所认可的是卫斯理神学的合理成分,而不是其中包含的阿民念神学观点;稍有哲学方法论常识,都可知道实效认识论和实用主义方法是不同的概念与方法,这两次都是置换了基本概念。作者来自改革宗的旗舰WTS,目的显然不是“批判改革宗神学”,而是反思改革宗神学的局限,这是乐于不断归正的改革宗信徒应有态度,msc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2)“即使对于实效认识论的应用, 作者也采用了非常轻浮的态度。他的论据是英国的(相对于法国)的静悄悄的变革。 …… 这会引起两个问题:1. 这为马克思的宗教是精神鸦片提供了绝好的证据。2. 阿米年主义者是基督教新教里最先一批向自由派无条件投降的人。 如果用实效认识论来讲, 作者应该从此得出什么结论?”
    从最基本逻辑常识出发,作者原文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引发“为马克思的宗教是精神鸦片提供了绝好的证据”,这样的联想太离奇;卫斯理不是阿民念主义者,卫斯理神学也不是阿民念主义(参本文编注:方镇明,《在夹缝中,追求合一》,《举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也可参考巴刻的阿民念主义》),这又是置换基本概念。而且无论“阿米年主义者是基督教新教里最先一批向自由派无条件投降的人”是否属实,都和本文的基本内容风马牛不相及。

    (3)“关于卫斯理和改革宗之间的分歧, 决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够弄清楚的。 所以无论作者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都是可以接受或者忽略的。”“希望作者在继续写下去以前, 先把方法论的问题解决, 把立论的根基打好。”
    介绍卫斯理和改革宗之间的分歧、反思改革宗的缺陷是本文的重要内容,是读者不能轻易“忽略”的;如上所述,看不出本文方法论有何“问题”需要“解决”,绕过主要内容,把焦点集中在不存在的方法论“问题”,会起到转移读者视线的效果,对读者是误导。
    (4)msc的批评方法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态度恐怕有些“轻浮”。

    • 我的回应:

      1。 我对文章的批评在于方法论: 作者既然用实效论来肯定卫斯理, 也应该用实效论来把改革宗和卫斯理的阿米念神学比较。 但作者采用别的方法。这是作者的”轻浮“的地方。干置换概念的是作者。
      在我的文里面有把实效论称为实用主义。 我是把作者的实效论和神学批判的混合应用成为实用主义。 希望读文认真一点。

      2。 三门君应该知道有一个以卫斯理命名的阿米年神学。 作者就是所肯定的就是卫斯理的阿米年神学。 我在文中谈的就是以他命名的阿米年神学。是你没有读懂, 而不是我置换概念。

      3。 我的关于鸦片的例子是想指出实效论的荒唐。你应该看得懂。

      4。 “阿米年主义者是基督教新教里最先一批向自由派无条件投降的人”, 这是历史事实。 如果反对,请拿出反例。如果有必要, 我可以出示我的证据。

      5。 WTS 的牌子保证不了任何结论。 你这句话的荒唐性用不着我反驳吧?

  7. 无论如何,改革宗在神学、教义、教会治理等方面有显著的优点,本应该对华人教会贡献良多,我坚信目前的混乱、搅扰是暂时的阶段性现象。目前困境背后的原因不是改革宗的问题(任何神学都有局限,任何宗派都有好果子和坏果子),而是一些学习改革宗的人士的生命出了问题,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实质上的归正,或者没能好好对付罪的问题,就被吸收甚至委以重任,在媒体网络获得很大话语权。有问题的人必然带来有问题的工作。这些问题需要直视、面对和认真解决,而不是忽略、淡化甚至粉饰。作者能够从神学角度进行反省,并公开发表,是需要很大良知和勇气的,也会面对很大风险。坚信基督耶稣必保守作者的平安,祝福他今后的事奉。也坚信基督祝福改革宗,在改革宗培育、兴起更多像作者这样正直、诚实的弟兄姐妹,使改革宗至终转变成为对华人教会的祝福,自己也因而蒙福。

  8. 你也承认困境不是改革宗神学的问题, 而是改革宗神学的实施或者是改革宗的人士的生命出了问题。 这一点我也承认。 但是你如果看一下这篇文章, 作者批判的是改革宗神学, 而不是改革宗人士或者神学的实施。难道你没有看到其中的不一致吗?

    我并不是坚定的改革宗, 只是有些倾向。 但希望作者和你能够采用一致和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严肃的题目。 尤其没有必要把WTS 的牌子拉出来。

    • “我并不是坚定的改革宗, 只是有些倾向”

      请问,您对于双重预定论的看法?
      特别是神预定人灭亡,有没有圣经明显的根据?
      谢谢!

  9. 创世纪(2:17)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以弗所书(2:1)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这两段经文使我们看出我们从亚当开始是死的(与神隔绝,已经灵死)。 如果没有神的对一部分人的预定, 全人类都是注定在最后审判是毁灭, 没有希望。 神在基督里预定一部分人得救(单重预定), 而另外一部分人已经处于被弃绝的状态(双重预定?)。

    在救赎的效果的意义上, 单重预定==双重预定

  10. 谢谢! 知道你的解经方式。
    我对于神学的了解,是圣经重要的教训,需要有圣经
    直接的经文支持。“预定灭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绝对需要有圣经“明显的/直接的“经文支持。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我看到支持的人,都是从其他不明显的经文推论而来。

    Caleb

    • 我觉得,我们在谈预定论的时候,可能特别需要意识到人的有限。预定,这个观念对我们而言包含着时间维度。但上帝是超越时间的。要怎么样去用预定描述上帝的决断呢?这个描述,只可能是从某个角度的近似。不可能完全描述清楚。

      我们人是否应该承认自己对救赎奥秘理解的有限,然后抓住上帝清楚启示了的救赎之道,就是主耶稣,然后好好救自己,救别人?

  11. 当我们以为某些人被预定得救,某些人被预定灭亡时,内心是否会有一些隐秘的优越感(自认自己属于被预定得救的一群时)?是否又会有不安全感(怀疑自己也可能是被预定灭亡的)?是否又会对上帝的全善产生质疑(全善的上帝怎么可能预定人灭亡)?

    当我们过于依赖理论,并且尝试用理论去完全解释上帝时,我们必然失败,必然会误解他。

    圣经里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上帝是光,在他全无黑暗。圣经里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上帝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人沉沦。

    我们的理性难以明白,在全能上帝的统治下,为什么有人信了主,有人没有信主,就尝试用预定论来解释。可是,这实在只是一种解释,一种理论。

    我想,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点,就是圣经里充满了真实的生活记录,而不是理论框架。它告诉我们在人们的生命中,上帝做了什么。它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生活的,怎么对待他周围的人的。当人尝试用理论去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天生瞎眼时(这个理论是,残疾是因为犯罪),耶稣却说出了让人不可思议的话。

    让我们承认我们不可能有一套理论体系能完全解释上帝。但我们无需困惑,多想想耶稣教我们的,他所做的,他所说的。我深信,上帝会给我们足够的智慧,使我们自己得生命,也把人引到耶稣那里,帮人得生命。

  12. 关于预定的一个看法:
    如果神预定,不是指“个人的得救”,而是指“一群特别拣选的人”,我们对于圣经的“预定”就不觉得有张力了。神计划与拣选的,是一群“谦卑悔改,在基督里,信靠神的人”。

    所以任何在基督里谦卑悔改的人,就是被神拣选/预定的人。

    圣经根据之一是:弗 1:4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拣选是在基督救赎里完成的。如果是无条件的拣选,在创造以前就决定的,圣经就不会强调“在基督里拣选”了。

  13. 作者吕居从威敏神学院(WTS)毕业却出来说与该校告白完全相反的观点; 也违背他目前所在的神学院(CIU)的告白(statement of faith),实属遗憾。

    CIU告白(见下)说人是完全死的,死人不可能做什么,所以人得救完全(100%)是神的恩典,但作者却在宣传神人合作的阿米念神学。既然人是死的,所以只有神主动的介入人的得救才有可能。所以神主动的拣选是神的恩典。没有拣选,人人都灭亡! 如何拣选?拣选谁?神没有一个计划?随机的?显然不是!神是按照祂在永恒中的计划施行拣选(弗1:3-5,提后1:9)。这就是预定的道理。所以,预定拣选是多么大的恩典!没有预定拣选我们都灭亡了!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弗2:1),本该灭亡的可怒之子(弗2:3),除了感恩还你做什么?一个灵里的死人,一个冒犯宇宙的大君王的罪人,一个与神为敌的人(罗5:10),一个遭神愤怒的人(罗5:9,弗2:3),一个跟随神的对头魔鬼撒旦的人(徒26:18),一个被定死罪的人(罗6:23,约3:18),一个遭神咒诅的人(加3:13),还能指望什么?与神合作?这不是开玩笑吗? 所以预定拣选就是恩典!没有预定拣选就没有拯救!今天信奉阿米念主义的人大讲所谓“恩典”,大讲所谓“爱”,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

    神人合作的阿米年主义早就被多特大会定为异端,但罪人特别喜欢这样的主义,因为人内心总想保留与神分庭抗礼的自主的能力。这是亚当败坏的遗传。

    CIU告白(从其网址)http://www.ciu.edu/discover-ciu/who-we-are/statement-faith:

    1. All men in their natural state are lost, alienated from God, spiritually dead: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Rom. 3:23).

    2. Salvation is only by grace, a free gift of God, through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who died for our sins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1 Cor. 15:3).

    • 请问,摩西和约书亚让以色利人选择是否事奉耶和华的时候,是真选,是假选?
      难道是假选?不是都命定了吗?
      其实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替他把话说圆。
      以我们这点儿脑容量,以我们这时空之内的身份,一个劲地想要去调和自由意志和拣选,难啊。为什么不能诚诚实实地承认,是的,人是可以选择的,这是我们每日的经历,也是圣经里记载的人们做过的。我们也承认,上帝是全能的,人是靠上帝的恩典而活的。
      如果连上帝都愿意称赞心志坚定的迦勒,我们为何要把人的选择踩得一文不值?如果连耶稣都稀奇百夫长的信心,我们为何要说”人是完全死的,死人不可能做什么”?
      主让我们向罪死,他没说我们是死的。向罪死,本身难道不是一个选择?
      其实我知道,我说这些,楼上的仁兄恐怕会觉得我高抬人。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也该有自知之明。但这不等于否定上帝已经赏赐给我们的自由,不要忘记,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我们也该思想,为什么圣经记载了那么多活生生的历史?而不是写一些大纲和概括的话,比如上帝的属性: 1, 2, 3, … 上帝的心意: 1, 2, 3, …
      让我们人类看自己合乎中道,懂得理性的界限,搞清楚自己能懂的,也敢承认自己不懂的。
      申命记 30: 19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约书亚记 24:22 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

    • 根据改革宗学者方镇明的文章,《在夹缝中,追求合一》,《举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

      第一,改革宗神学及亚米念主义同样认为,上帝的恩典与人的选择是彼此配搭的。只是这两种神学对于人在得救过程中,上帝的恩典和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第二,亚米念主义的救恩观,在教会历史上,可以指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第一种亚米念主义,出现在17世纪的荷兰,是神学家亚米念(Jacobus Arminius,1560~1609)及其跟随者提出的。第二种亚米念主义,是18世纪美国第二次教会大复兴运动中,布道家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2)提出的……

      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与17世纪荷兰的亚米念的神学截然不同。卫斯理在神学上的理解和著作,并不像阿奎那、亚米念、加尔文等神学家那样透彻,但是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Wesleyan Arminianism),绝对属于基督教神学的一种──他认为人有原罪,人自身的任何本能,不能帮助人得救。只有单单依靠上帝恩典,人才能得救。 卫斯理注重救恩和称义,以及“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的理论,承传自16世纪宗教改革家的神学。因此可以肯定,卫斯理的亚米念主义是福音派的神学。

       

      此外,也可参考林约光的文章《阿奎那,是异端吗?》,《举目》62期。http://behold.oc.org/?p=15234

      无需掩饰,早期的多玛斯在学习隆巴多的系统神学书《论注》(Scriptum)时期,态度确实模棱两可,有半伯拉纠主义的色彩。他跟随当时神学家的意见,认为人可以借由自己的力量来预备恩典。(注12)

      后来,他学习了奥古斯丁的著作后,特别是《论圣徒的预定》(De predestinatione sanctorum)与《论坚忍的赐予》(De dono perseuerantiae),多玛斯抛弃早期立场,强调圣经的话,注重圣灵在信徒属灵生活的内在工作。例如,他在《约翰福音》6:24的注释中,说:“天父吸引许多人至祂的儿子,借由那神性运作的直觉(instinct),由内推动人的心,使人相信:上帝自己就是那一位,在我们心里工作,使我们既愿意又能够实行(《腓》2:13)。”(注13) 也就是说,多玛斯成熟时期的观点,与奥古斯丁完全一致——人的自然能力,在救恩上完全没有任何价值,人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注14)。在多玛斯的重要著作《神学大全》中肯定,人的救赎,在所有救恩阶段(预定、初始称义、保守人走向上帝、至福),都完全依赖上帝给每个人的自由与慈爱。(注15)

  14. 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可能就是认罪悔改了的罪人与上帝合作,做上帝喜欢的事情。最美的,就是被圣灵转化了的心,自然而然地与上帝的心呼应。是的,确实是主拣选了人。”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但主确实还来到世间呼召人了,他还为耶路撒冷哭。他还说人不愿意。”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15. 最近发现如何回答下面二个问题,预定/不预定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复杂:1)一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是否会得人救? 2)一个拒绝悔改,拒绝耶稣救恩的人,是否会灭亡? 我相信接受/反对双重预定论的人,答案都是(是,是)。

    当然相信双重预定的人,会宣称人的悔改/不悔改也是神的预定。那又何仿呢? 只要人是通过“悔改,相信基督”而得救。这是圣经主要的真理,就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把问题从预定转到悔改,大家就一致了。除非有人认为,不悔改接受基督的人,凭预定可以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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