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確信自己愛上了這民族!”——讀《山雨》有感(​清泉)201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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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1.19

早就聽說《山雨》一書(註1)。該書由英國籍傳教士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的女兒所著,講述了20世紀上半葉,富能仁於雲南傈僳族傳教近30年的故事。猶如英國衛理公會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創建滇東北老苗文,富能仁亦發明了傈僳族拼音文字,編訂傈僳文聖經。今次閱讀《山雨》,終於讀到他如何帶領傈僳族信主的故事,不由得讚歎:“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10:15)

 

光輝榜樣

讀這本書時,我正在柬埔寨工場看望中國宣教士。談及什麼使宣教士長期留在工場,宣教士大多回答:“對工場的愛,對使命的忠心。”讀《山雨》時,我眼前也總是浮現出富能仁充滿激情、充滿愛、對使命忠心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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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摯誠的愛

富能仁是內地會宣教士,被差派到雲南騰沖服事。剛開始時,他並不在傈僳族中服事。當他在集市上看到傈僳人時,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確信自己愛上了這民族!”富能仁的心中,有聲音提醒他愛傈僳人。

1910年5月,富能仁走進傈傈人聚居的山區,才發現那是多麼原始的地方:路是驢子踩出來的,村落分散,常常要露宿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山頭。他遭遇過泥石流,也被獵人追殺。他看到偶像遍地,許多人酗酒,生活與事工都非常艱難。

然而富能仁總是樂在其中,為他們的語言驚奇——所以他發明了傈僳文字;為他們的紅土壤驚喜——所以他研究新的農作物,以取代鴉片種植。他更為他們歸信基督而歡喜。

他是深愛這個民族,結婚僅5天,就帶著妻子,騎著騾子,走進山村,向傈僳人佈道。

1913年4月,騰沖歷史上第一間教會誕生了,一共有4人受洗。1916年2月6日,有4位年輕人說,要不顧一切跟從基督。從富能仁1910年開始接觸傈僳人算起,已歷時6年。其間數年傳福音不見效果,更有學習漢語、學習傈僳語等種種艱難。

筆者想到今天一些短宣隊,每次從工場回來,就炫耀這次在工場帶了多少人信主。我在歡喜的同時,也隱隱地擔憂——他們若有朝一日,真正進入跨文化拓荒時,能忍受長時間的無果子嗎?能在4年、6年的等候中,堅持下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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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順服

富能仁始終認為,上帝將這個民族放在他的心中,他的愛源自上帝給他的負擔。他甘心樂意地在傈僳人中間服事,也享受這服事。

1922年,富能仁從英國休假回到中國,卻有一個消息讓他大為震驚——內地會總部要派他到甘肅去,因為甘肅急需人,而總部無人可派。

富能仁心中不甘。他認為自己的呼召就在傈僳人中間,而不是在甘肅。然而,最終他在日記裡寫下自己的決定:“上帝的意念是完美的,希望人順服。”(註2)他學習邁爾的禱告說:“主啊,我不能說我願意,但我願意讓你來感動我願意。”

到達甘肅後,他學著去愛新的禾場。同時,他也記下自己內心真實的掙扎:“雲南是我的初戀,我的拉結……甘肅是我的利亞。”(註3)在這種掙扎與愛中,他成功地重建了甘肅的事工。直到1927年排外運動,他才被迫撤回上海。後來他又被總部留在上海從事行政管理……他總是以順服的心面對。

如今差派宣教士時,宣教士在自己的呼召與團隊的需要、工場的需要之間,也經常有張力存在。也許富能仁能讓我們有所學習和借鑒。

 

3. 婚姻

另外一份挑戰,是富能仁的婚姻大事。1909年,23歲的富能仁到達雲南。次年進入傈僳人中傳福音……直到40歲,他依舊孑然一人。他不是沒有想過婚姻,而是心繫福音工場。

1928年,42歲的他見到23歲的邰洛西——在中國苗族宣教士邰慕廉(F. J. Dymond)之女。他確定自己愛上了洛西,但依然花長時間禱告,然後才向洛西求婚。次年,他們在雲南宣教工場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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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等待,顯示出富能仁是清心等候主的人,他也明白如何過單身的生活。也因為如此,他等來了上帝給他預備的人。他們不僅建立了美滿的家室,更同心協力地投身禾場,。

《山雨》書中,記錄了他對婚姻的期待:夫妻兩人同負一軛,一起同工。他希望洛西和他一起到各地探訪,一起傳道……他對妻子的期望不單是管家,更是伴侶加同工(註4)。

正如他的期待,洛西成為了他的好同工、好伴侶。兩人在1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相親相愛、彼此互助。雖然居無定所,但洛西毫無怨言。

他們生養了3個女兒,最小的一位是遺腹子。在洛西的養育下,孩子們都健康成長。二女兒愛琳‧克蕾斯曼,就是《山雨》一書的作者。

筆者認為,現今的年輕宣教士,在婚姻上,應當以富能仁為榜樣。

 

4. 禱告

《山雨》一書裡,多次提及富能仁的禱告生活,以及他對禱告的認識。富能仁強調禱告的重要性。他在工場呆得越久,越認識到禱告的重要。他認為傳講的信息如同炮彈,禱告則如同給炮彈點火。禱告帶來能力,帶來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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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禱告分一般性禱告和特殊性禱告。“一般性的禱告要靠信心。在這種禱告中,我們並不知道上帝在每件事情上的旨意……特定性的禱告有明確的請求事項。抱著確定的信念,相信上帝一定會回應。”(註5)

他也喜歡內地會總幹事何斯德所說的:“多禱告可以幫助自己節約時間、精力。不禱告就會浪費時間、精力。禱告是上帝在中國一切工作的根本。”(註6)他總結道:我過去一直以為第一是禱告,其次是教導;我現在覺得第一是禱告,第二是禱告,第三還是禱告,第四才是教導(註7)。

他每天早上花大量時間禱告。有時他留在宣教站,一連幾天單單禱告。1915年10月,他有感動,開始向主祈求“傈僳人中有數百人歸主!”當時傈僳人中尚無人真正信主,但就在持續禱告一年之後,1916年10月,他到灘岔一帶鄉村探望佈道時,共約600人歸信基督。

他也經常寫禱告信回國,讓後方的代禱夥伴幫助一起禱告。他的代禱信,不單分享工場的需要,也分享他對聖經的理解、對禱告的理解。他希望藉此更好地建立代禱夥伴。

他依然覺得這不夠。他鼓勵代禱夥伴找到更多願意代禱的人,加入代禱隊伍。連回國休假期間,他也不忘為每位在傈僳人中間服事的宣教士找10位代禱夥伴。數年後,這個後方代禱團發展到上千人規模。

今天中國宣教能走多遠,我想離不開後方禱告的托住。想到前幾天讀經時上帝的感動:你要設立守望所!守望所,就是禱告的祭壇,後方禱告的隊伍。有人只記得宣教士的光環,但其實不能忘記的,是後方膝蓋下的委身。

 

教會自立

 

從一開始進入傈僳人中宣教,富能仁就清楚,當地的教會需要自立。他雖然沒有說,但一直朝著自立的方向開展事工。

 

  1. 文字事工

傈僳族沒有文字。為了更好地傳福音,富能仁在跟傈僳人交流時,總是將對方說的話,用拼音一一記錄下來。傈僳人很驚訝:原來自己的話,還可以記錄下來?

富能仁開始著手編寫《傈僳語入門手冊》。第1部分,介紹中國西藏東部和雲南一帶傈僳族的起源、傈僳人遷移的歷史及風俗;第2部分,介紹傈僳語的方法、句法,並編制了發音表;第3部分,是傈僳文和英文互譯的詞典,即簡明傈僳語—英文詞典(註8)。1922年,《傈僳語入門手冊》在仰光出版,共1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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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語入門手冊》出版,一方面標誌著傈僳語開始有文字載體,同時也意味著,宣教士可以藉此更好地學習聖經。《傈僳語入門手冊》的出版,也標誌著一個新的開始——可以翻譯傈僳語聖經了。

1936年初,富能仁來到裏吾底村,開始翻譯、修訂傈僳語聖經。傈僳語聖經翻譯不是富能仁一人能完成的,主要由楊思慧夫婦執筆,富能仁負責校譯,並帶領傈僳族本地宣教士查經。傈僳語聖經的出版,帶給整個傈僳族極大的祝福。

 

2. 工人供給

傈僳族居住在怒江大峽谷到滇緬邊境,自然風光美好,但經濟落後,一度是鴉片供應地。傈僳人信主後,不再種植鴉片,經濟作物卻缺乏。當越來越多的傈僳人信主後,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擺在眼前:傈僳族的全職傳道人的生活問題,如何解決?

富能仁認為,傈僳人要學習奉獻,供養自己的傳道人。

富能仁很清楚,山裡人家很窮,簡直是一貧如洗。越是如此,富能仁越認定:“只有傈僳信徒一開始就在經濟上自給自足,山裡的教會才會日趨強大。他們先要自立,下一步才能自傳……外來的錢和外來的控制,只會建立一個外國式的教會,到頭來還是一個軟弱的教會……富能仁強烈反對付錢給信徒去傳福音,他甚至稱之為邪惡的制度”(註9)。

他渴望看到教會自立,渴望傈僳教會不依附外國的經濟幫助。

在富能仁的堅持下,傈僳族的執事、信徒才慢慢覺醒。他們拿不出現金,就用人工奉獻——幫助外出宣教的傳道人的家庭做農活等,讓傳道人可以安心去傳道。每位奉獻者都承認自己是心被恩感,甘心自願奉獻自己。傈僳人宣教站得以建立。越來越多的山區福音,是由當地宣教士傳開,而非外國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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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富能仁進入村莊,是面對一大批對福音一無所知的人。現在被邀請到村落,面對的是當地人已經建立的教會。他對此極為欣慰。

《山雨》中記錄了一個故事——教會要差派一個年輕人去鄉村佈道。執事們提議,由他們來籌集經費的9份(共10份),富能仁負責1份。富能仁卻始終認為,用外國的錢不合適。爭辯到夜裡,還是沒有結果。富能仁提議先休息,實在不行,就晚一些差派。

第2天早上,執事們圍著富能仁說,他們已經商量好了,由他們籌集全部經費。富能仁答:要慢一點。因為他覺得,這些執事是被他逼的。這種情況,不適合差派。

執事們告訴他,是他們自己昨天晚間禱告時有感動,而且已經商妥支持的方案,包括派人幫著那個年輕人種地、看顧家人等。於是,那位年輕人成為本族的宣教士,沒有使用外國人一分錢。

 

3. 教堂建造

除了工人的自養,另一件體現自養的事,莫過於建教堂了。建教堂在教會事工中花費最多。傈僳族後來幾乎整個民族都歸信基督,每個村都有教堂。這些教堂,都是傈僳人自己奉獻蓋的。富能仁為傈僳人驕傲:“所有建堂費用,都是由傈僳人自己奉獻的。他們不要外國傳教士出一分錢。”(註10)

富能仁認為,正是堅持讓傈僳人自養,才促成了傈僳族教會自立。他同時提醒宣教士,不要在一個村落呆太久,免得當地人對宣教士產生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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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堅持,使得更多傈僳人起來,向周邊的村子傳福音;這樣的堅持,讓傈僳人教會在西方宣教士被驅趕之後,依然持守信仰。至今不但教會依在,還有傈僳族宣教士走向其他民族,開展宣教。

讀《山雨》時,我身邊發生了2件事,都跟傈僳人有關。

其一,我在一個跨文化地區,遇見一位傈僳族宣教士。他在沒有完全支持時,憑信心踏上宣教工場,並在宣教工場找到一份職業,以帶職宣教的方式,開始了跨文化服事。

其二,一位漢族同工,跟我分享最近在怒江傈僳人中間短宣的感受。短宣隊一行10餘人,來到怒江大峽谷後,山區的生活讓他們感到經濟的落差。隊員紛紛慷慨解囊,給“窮人”送錢、送大米。許多“窮人”牽著馬、驢前來拉大米……短宣隊員興致勃勃地分發、拍照。夜深時,這位同工不禁想起富能仁:如果當年富能仁也是這樣送米、送錢,會有今天傈僳族的福音興旺嗎?

同樣的問題,留給我以及所有的宣教團隊。

 

註:

1. (英)愛琳·克蕾斯曼《山雨——富能仁傳》,阿信、陳萍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14。

2. 《山雨》,第193頁。

3. 《山雨》,第194頁。

4. 《山雨》,第214頁。

5. 《山雨》,第86頁。

6. 《山雨》,第126頁。

7. 《山雨》,第185頁。

8. 《山雨》,第173頁。

9. 《山雨》,第170頁。

10. 《山雨》,第184頁。

 

作者來自中國溫州,多年來一邊牧會,一邊從事媒體與宣教事工。現在跨文化宣教機構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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