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書亞

本文原刊於《舉目》32期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雅歌》8∶6

5月23日，大地震中被毀損的「大禹故裏」牌匾，從北川廢墟中清理出來，專程送往綿陽文物局。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線的汶川、北川，平武、茂縣、青川、黑水等主要震區，在今天的中國地理和文化版圖上，都顯得太過偏遠。但從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　國版圖內。在上帝的容許中，汶川地震指涉了幾個異教文化的因素，5月12日是佛教最主要的節期「佛誕節」， 地震中無數寺廟被損毀。而青城山和川北一帶是中國道教文化的源頭，青城山的風景區和道觀群，也幾乎盡數傾覆。受災最重的羌族地區，更是古蜀文明和中華文明最幽深的源頭之一。

羌族的意義絕非56個少數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復出現的唯一的氏族名稱，是中華族群和古蜀文明的先祖。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與黃帝部落通婚後，流出炎黃子孫。如今，這一最古老的族群僅存30萬人，散居在大地震主要受災縣。北川是全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被認為是大禹故鄉。唐代的司馬貞註《史記》，則說禹為西羌，「生於茂州汶川」。

茂縣被稱為古羌之源，該縣的松坪溝，一說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華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來自羌族，茂縣的疊溪鎮，是蠶叢稱王、巴蜀立國的開始。而這個鎮早在1933年的疊溪大地震中，就已徹底消失。

90年前，內地會的蘇格蘭傳教士陶蘭斯，來到羌族聚居的茂縣、汶川、理縣、黑水及北川一帶。令人驚訝地，他發現羌族在服飾、建築、歌調、婚俗和獻祭儀式上，都與被擄巴比倫之前的以色列人非常接近。近年來在川西北一帶從事慈善工作的梁燕城博士，也曾論及羌族在生活形態上與猶太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獻祭，如舊約所記，用未鑿過的石頭築壇，以全身完好、沒有折斷骨頭的羔羊為祭。羌人的獻祭也明顯帶有強烈的贖罪意識。據陶蘭斯的記載，他們稱天為「靈父」，祭司殺羊之後，將血灑在祭壇上，說「我們灑血是為著我們的罪」。羌族的口傳歷史說，他們的先祖也生了12個兒子。1925年，陶蘭斯給一位羌族祭司讀舊約《利未記》第16章，這位老人興奮地跳起來說，這就是我們失傳已久的聖書啊！

陶蘭斯大膽斷言，古羌族是消失的以色列10個支派之一。不過此說缺乏依據，在學術上有極大的爭議。

 

彩虹之約

無論羌族的血脈如何，中國人終究是彩虹之約後，布滿全地的挪亞後裔之一，和地上的萬族一樣，承受了一個穩定的宇宙。不但生命氣息來自創造的父，一切動作存留，也指望那一位救贖的主。專家說，汶川地震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能量的一次陸上地震。在空前的災難面前，中國社會中每一種世界觀，每一種文化的回應，甚至每一種講述災難的方式，都面臨著被顛覆、被修正的可能。這不但是一次人心的松土，也是一次文化的松土。中國人不但在突如其來的苦難面前是幸存者，也是這一百多年不斷掙紮受困、渴望重生的中華文明的幸存者。

文化是社會的靈魂，製度是民族心靈的外觀設計。活在其中的我們，是無數生命匯聚、影響和傳承的位格相交的產物。所以災難永遠是拆毀與建造的契機。超過一百萬誌願者來到四川，日常的價值觀和物質主義的生活方式開始被懷疑。從這些誌願者身上，不僅能看到對災民的同情，對救援的道德熱情；更能看到一種尋求世界觀更新的理想主義，和對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體製的一種否定。

但另一方面，道德決策帶來的只是一種自我稱義的膨脹。就像那位來自深圳的誌願者說，「機會難得，這麼大個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者像尹春龍，在奇跡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馬元江後，他興奮地對同伴說，「有些歌星奮鬥十年才達到我們今天的成就」。

世人所謂的英雄，就是他某個時刻的抉擇，藐視和否定了一種唯物主義的生活邏輯和價值排序。這一場救援、重建與反思，不但指向災民，也指向舉國之人，更加指向神在中國、在四川的教會；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園，更指向心靈的重建與歸正，甚至包括政體與文化的變遷。

13億目睹了這場災難的人，都是災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後綜合癥。我們不死，不是因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們。我們不死，是因為我們被賦予了更新這個國家的責任。23日，國務院公布了21個省份對口援助災區市縣的名單。在被毀去的大禹故裏，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許是中國文化百年苦旅之後一次重生歸正的機會。512之前，中國人是怎麼活的，社會是怎麼鼓吹的，國家是怎麼治理的；512之後，無論個人、社會還是國家，價值的排序也將被拆毀重建。每一個文化與信仰群體、民間力量和行政區域，都得到了一個機會，去參與相當於一個中小型國家的重建，及參與未來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塑造。

當我在512的下午，從秋千般搖晃的高樓上走下來，還不知道震中在哪裏。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天父啊，這一次，你在四川、在成都的兒女們，我們要如何交賬？基督徒得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和其他人群一道，參與對一場災難的記錄、述說、救援、關懷和反思。我們該如何做，又怎麼做。

地震後，媒體、網絡、手機短信和一切文字資料中，與以往最不尋常的一點，是突然湧現出兩個鋪天蓋地的用語，一是「天佑中國」，一是「祈福」。和總理溫家寶題寫的「多難興邦」一樣，人們開始以各種方式，相信或盼望，充滿災難的歷史演進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轉苦難的力量。救災隊伍中，基督徒的身影開始構成災後畫卷的一部分。在成都街頭和災區的路上，人們不時可以看到「基督教賑災車（物資）」的標貼擦身而過。

無數家庭教會，在災後短短半個月裏，開始浮出水面，嘗試彼此連接。各地教會組織的救災團體，和信徒奉獻的物資，源源不斷進入四川，走向災區。1949年以後，中國基督徒的作為，第一次成為公共社會空間中的事件。隱藏已久的家庭教會，也在災後迅速成為民間公共力量的一種。眾多外地教會組建的「中國基督徒愛心行動」，14間成都教會連接的「彩虹重建行動」，北京基督徒企業家的「香柏」領導力機構，上海14間教會團契組織的「尼西行動」，以及主內的「心連心」、「慈福」、「聖愛」、「生命力」、「牧者」等機構，還有無數單獨或聯合、短期或長期的基督徒團隊，一時齊聚成都，共同領受著一個在廢墟上進入世界、復興那不可震動的國的異象。

教會參與救援，但教會不是救援機構；做慈善，卻不是慈善機構；介入心理輔導，但不是醫療機構；教會始終是聖言的托付者。基督徒的職責，是站在自己的位分上，在災難勞苦中與哀哭的人同哭，在公共社會中去付出永不止息的愛，努力成為需要安慰者的安慰。但教會要做的，卻是要成為山上的城，和揚起的旌旗，嘗試著以不同以往的具有公共性的方式，將神的話語，將一個聖經的世界觀，帶入這個被震動的社會當中。

基督徒要愛人如己，但更要向社會發出先知般尖銳刺耳的聲音，和悔改的信息。因為白白卻昂貴的恩典，和永恒的安慰，只在這唯一的路上。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國破家亡時，他卻這樣抨擊那些只說安慰話的假先知∶「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向靈魂低頭

上帝的作為，奇妙不能測透。有一點要特別感恩的，是當個體生命在自然災難面前脆弱到極點時，終於反過來，開始贏得國家對個人的尊敬。日本搜救隊對被埋100多小時的一對母女不離不棄。在掘出她們的屍體時，全體隊員排列、默哀、致敬。接著，在都江堰50具罹難學生的屍體前，溫家寶總理停下，對著遺體三鞠躬。這兩幕敬畏生命、向著死者靈魂低頭的場景，對中國人來說仿佛一次心靈深處的餘震。

在聚源中學，每當一個孩子的屍體被找到，鞭炮就會響起。俄羅斯救援隊為了不傷及一具遇難者遺體，多用了10多個小時，將其從廢墟中掘出。5月20日，三個部委發布《地震遇難人員遺體處理意見》，特別提到，遺體處理過程要「尊重遇難者尊嚴」。

這一次，政府和民間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開始敬畏死者。幸存下來的13億人，從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中盡力掙脫，開始承認生者和死者必有一個相同的部分，即人的靈魂；承認人身上至少有一樣東西是死亡不能拿走的。

為死難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國哀悼日，也是國家向著普通公民一次破天荒的折腰。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對他的敬重與他（她）的身分無關，而與生命本身有關。當國旗從一個高不可攀的、國家主義的至高點，降落在一個適當的位置時。

這是一個期盼已久的突破，大地震帶來了這半個世紀以來，對國家主義偶像崇拜的一次最嚴重的打擊。表明中國人經過千百年來無數災難，終於獲得了一個思考個人生命與國家關系的新起點，就是人的權利、人格和尊嚴，高於國家，也先於國家。當舉國上下，從文武官員到販夫走卒，一起為死者默哀；這個國家開始低於人的靈魂──低於靈魂就是低於神的形象，否定自身的神聖性，而將神聖不可侵犯的起點，還給生命本身，開始被迫承認自己仆人的地位。

陳世瓊是北川羌族博物館副館長，他說，「要在遺址上，設置一面墻，刻上每一個遇難者的名字」。中國人開始渴望這樣一座紀念碑，這樣一座哭墻。6萬多個名字，是6萬多個靈魂的記號，而不是被一個抽象的「人民」或「死難者」所遮蔽。5月19日，全國哀悼日的第一天，所有的死難者已為中國帶來了祝福。從此，這個社會欠了死者的債。它有責任，更加尊重和守衛個人的生命、權利和自由。教會更加欠了福音的債，因為上帝已將大地空前翻松，基督教與政府長達半世紀的沖突，已進入尾聲；但基督信仰與當代社會的沖突，一場文化領域的屬靈爭戰，主若許可，大地震之後才將真正開始。

13億幸存者驚魂未定，不知自己是本乎誰，依靠誰，又歸於誰；不知道自己活著，是因　活著。但在廢墟之上，上帝親自預備了整整一代向上仰望、呼告和尋求的人。但佛教、道教，各種民間宗教；國家主義，自由主義，每一種價值與信仰體系，都以高音喇叭接收著蘇醒過來的靈魂。救援生命，搶救靈魂，看見和參與中國未來的社會重建，文化重構、及民主轉型的艱難歷程，因著神的大能和信實，成為其中一個不可搖動的聲音；並有勇氣和智慧，在未來與政府機構面對面地交流、辯爭、接納與磨合；當仁不讓地成為公民社會、民間社會中堅定飽滿的一元──這就是家庭教會在大地震後的時代性的使命。

無數死去孩子的面容問我們，我死之後，你們如何交賬？

 

以愛為旗

46歲的龔天秀，被埋73小時，她用磚塊砸爛小腿喝血求生。銀廠溝的崔昌會女士，被埋216個小時後獲救。謝守菊、唐雄夫婦，相隔一墻被埋，彼此守望、鼓勵，在139個小時後獲救。不知這樣的新聞，是否有助於降低中國每年28-30萬人的自殺數字。但地震中許多這樣堅韌求生的故事，的確深深驚駭了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嘆生亦何歡的人們。

在都江堰一條河邊，一位母親在最後一刻，俯身護住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對年輕父母在地震時，臉對臉、胳膊搭胳膊，二人聯合，成為一體，為三歲的女兒宋欣宜築起一道生命的拱橋。人在災難中激發的犧牲之愛，對一個有著500萬流浪兒、每年在醫院有100萬棄嬰的社會來說，對無數離婚時以兒女為籌碼，或充滿家庭暴力和家庭沖突的夫妻來說，也仿佛一場洗禮。為什麼一個甚至願在危難時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卻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絕甚至背叛。就像國家，為什麼願意為一個公民的死亡降下國旗，但他活著時，卻還是忍不住要去限製、侵犯和剝奪他的選舉、信仰、言論或財產的權利？

半個世紀前，詩人何其芳寫下一首詩，「成都，我要把你搖醒」。他痛恨這座城市的安逸。危難，是對個人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性的一種暴露。大災大愛，小災小愛，無災無愛。人非要被刺痛，才能把殘留的是非之心、惻隱之心驚醒，承認上帝的永能與神性。

512當晚，成都一片驚慌，百萬人露宿街頭，但排隊獻血的隊伍仍然通宵達旦。這是令人感佩的。接下來的一周，全國民眾的愛心被空前激發，企業、機構、個人，民間的捐贈和誌願者運動，也達到共和國歷史上的巔峰。日益鼎盛的企業，羽翼初生的NGO，方興未艾的網絡力量，浮出水面的基督教會，與政府、軍隊一起出現在四川災區，成為賑災救援不同以往的一個亮點。

全國也有幾萬個家庭，登記申請領養地震孤兒。近10年來，中國有近6萬孤棄兒被外國家庭收養，其中90％被美國家庭收養。這些收養家庭大多是有一個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但相比之下，國內收養孤、殘、棄兒的數量一直少得可憐。以至於民政部官方網站上的這一欄目，幾乎完全空白。

許多媒體，都以洋溢的語氣，贊美著這一地震後的社會道德浪潮。好像人人都獻出了罕見的愛。人人都把自己感動得一塌糊塗。輿論進入了一個「大災大愛」的道德蜜月期，風塵仆仆駛進一個博愛精神的洗車房。一篇典型的救災報導，最後說，「讓我們永遠記得這些名字吧」，結果不是死難者名單，而是參與救援者的名單。這種先把自己感動了再說的道德情懷，是中國人極為熟悉的。沒有基督信仰的光照，道德的熱情就迅速變成了對道德的自我聖化。

短短一周，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復雜的利益立場，已開始破碎一個關於救災的「完美道德風暴」。對紅十字會賑災款項使用的置疑，對成都、綿陽出現被挪用的救災帳篷、德陽因販售救災物資發生街頭爭執的曝光，對籌款詐騙的打擊，對知名人士捐款的爭吵，對災區緊缺物資分配不公的報導，甚至災民中亦出現對救災物質和誌願者的挑剔，在心理壓力下將對生命苦難的抱怨，轉為對社會和他人的抱怨。有人圍搶誌願者的車隊物資，有人隨處扔掉發放的餅乾，扒走死者腕上的手表，有沒得到物資的災民，向政府告發救災的基督徒是某氣功組織。其實這一切，使人看見一個更真實的中國。

中國人愛的匱乏，被一場空前的國殤震驚了。其實我們沒有大愛，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內，有的只有一個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應。這反應是良善的，但若輕易就被自己的反應感動了，我們就比512之前更不如。當政府和災民在無助之中，擁抱、接納一切援助者時，教會所做微不足道的事，其實更多只是基督徒作為一個好公民所當盡的本分。接下來，當政府和災民對教會的接納，開始出現排斥、懷疑、限製、埋怨甚至反感時；當民間的參與逐步降溫，社會上眾誌成城的氛圍漸漸渙散，當我們幫助的對象甚至變得不那麼可愛時，基督徒作為神的兒女，在這場災難中特別領受的托付，才會從世人的愛心中脫穎而出，並真的開始了。教會面臨的挑戰，和擁有的祝福，就是在世人開始軟弱的時候，叫我們靠著聖靈的運行，可以立誌行事；靠著主恩典的供應，還能繼續。

其實，我們幾乎忘了這個事實，家庭教會是當代中國社會最大的民間組織。基督徒是神的管家，無論在世俗法律上的身分是什麼，教會都領受了托付，有分「治理」天父的世界。因　活著，所以向　交賬。不然我們還是一個好人的心態，叫所作的，都淪為對自我良心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