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宣教史的榜樣和教訓(4之2)——清朝時期的基督教(1807-1900年)(蘇文峰)2021.10.20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1.10.20

蘇文峰

 

編註:本文是為2022年即將出版的《宣教心視野》(Perspectives)中文修訂版而寫,全文約一萬兩千字,分四次先在《舉目》刊登。

 

1807年,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第一位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到達廣州。

馬禮遜與兩位助理

 

1807-1842年是中國尚未開放宣教之前的預備時期。馬禮遜和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梁發等中西同工翻譯聖經,1813年譯成新約,1819年譯成舊約;1823年新舊約全書合併出版,稱為《神天聖書》。

1815年出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是中國報業史上第一份中文期刊。

1818年在馬六甲設印刷廠,後遷去香港。1830年代,戴德生的岳父台約爾(Samuel Dyer,1802-1843)創製了活版的中文鉛字。1843年麥都思(Walter Medhurst,1796-1857)在上海設立中國近代第一個印刷所“墨海書館”。

1818年在馬六甲辦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是中國第一所洋學堂。1842年以後遷香港,曾造就不少中國基督徒人才,如:何福堂、唐廷樞等。

馬六甲的英華書院

 

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是新教第一位來華宣教士醫生,在廣州設立中國第一所西醫院博濟醫院,以眼科為主,是後來醫療傳道者的先驅。

傳教士在教會內也積極培育本地人才,按立中國傳道人,在基層紮根。古天青、屈昂、何福堂等都成為中國教會承先啟後的開拓者。

1842年南京條約之後,中國開放五口通商和宣教。1860年北京條約之後,傳教士可以購地建堂,並且可以從沿海進到內地自由傳教。

這段時期的宣教方式,新增街頭佈道、設教堂、社會關懷、賑災、禁煙局等。許多宣教團體在馬禮遜等宣教先驅建立的基礎上,優化擴大醫療、學校、翻譯聖經及文字工作的質量。

1877年、1890年、1907年,來華傳教士3次在上海召開全國宣教會議,針對中國福音禾場的現況和需要,共同思考宣教策略。他們也選派代表撰文,寫信給西方教會傳遞負擔,並力圖向中國士大夫及政府表明基督教的教義及精神。

1907上海舉辦的第三屆來華傳教士大會

 

估計此一時期來華宣教團體高達160多個,同一差會甚至還有國籍之分;傳教範圍遍及全中國。全部西方來華傳教士在1858年只有80人,到1900年已近2千人。

這一時期的傳教士除了廣為人知的馬禮遜、米憐、伯駕、戴德生、劍橋七傑、李提摩太、柏格理等,還包括:賓威廉(William Burns,1815-1868),曾是歐美兩洲佈道家,1842 年到香港。他以“隨時待命”(always ready)為生活和宣教事奉的準則。近代西方著名的傳教士戴德生、馬偕、慕安德列等人,都深受他影響。

賓惠廉William C. Burns

 

另一位顧約拿單(或稱古約翰 Jonathan Goforth,1859-1936),1888年來華。他未去河南傳教前,戴德生寫信勸他要“以膝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他在東北帶領了教會大復興。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少為人知的傳道者和信徒,默默耕耘在廣大的禾田上。

 

榜樣

1860年全面開放以後的宣教事業,除了傳福音、建立教會以外,也根據“整全宣教”(holistic mission)的理念,從3方面導引不同的人由外而內,接觸信仰:

1.社會

設禁煙局及社團(如1875年廣州羊城勸除鴉片公會)。

天足會(立德夫人等女傳教士大力推廣)。

天足示範圖

 

社會公益。如孤兒院、育嬰堂、收容所、紅十字會、男女青年會……並從事賑災(如救助1876-1879年、1888-1889年、1920-1921年北方五省的大旱災,1878年組織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等)。

醫院診所。1885年美國長老會在北平設立中國第一個接生醫院“婦嬰專科醫院”(比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1917年創辦的“協和醫學院”早約30年)。

2.教育

早在開放傳教前的預備時期,已有傳教士關注高等教育。1835年伯駕在廣州設博濟醫院後附設醫校。孫中山曾在1886年秋入博濟醫校接受初期的醫學教育。

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1882年在上海辦中西書院(後併入東吳大學)及中西女塾。

丁韙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1850年抵華後,在華60多年間曾設同文館及任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總教席,為中國設立科學課程和科教實驗室。

1882年美國長老會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在山東登州設立的登州文會館,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化大學,是齊魯大學的前身。他被稱為“中國近代科學教育之父”。

1888年創立南京金陵大學。20世紀上半葉的13間基督教大學,承接了這段時期的創校精神和教學內容。例如:蘇州東吳大學(1900),上海聖約翰大學(1905)和滬江大學(1906),成都華西協和大學(1913),杭州之江大學(1914),南京金陵女子大學(1915),福建協和大學(1915),廣州嶺南大學(1918),北平燕京大學(1919)等。

華西協和大學開創者

 

1860年前,在五口約有50所小學。1875年前後,教會學校約800所,學生約2萬人。1900年時,約2千所,學生4萬人。

女子教育。1844年英國阿爾德塞(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在寧波辦中國第一所女校。此後幾乎每一個宣教團體都設女校。估計1876年中國已有2084人讀女校。傳教士對推動女子教育、平民教育及盲人教育(1874年莫萊氏William H. Murray,在北京辦中國第一所盲人學校),有很大的貢獻。

中國第一所女子大學是1905年由英美教會合辦的華北女子協和大學,1920年併入燕京大學。

3.文化交流

英國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1840年來華,曾翻譯許多中國經典,包括《四書》、《孟子》、《易經》、《禮記》、《道德經》、《離騷》等等。他的譯著,至今仍是傳教士和西方人認識中國經典必讀的版本。

英國人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1848年來華,翻譯不少中國典籍和戲劇、醫學、哲學,並為中國編譯了一套科學叢書《西學略述》。

德國人花之安(Ernst Faber)著述德文版《儒學匯編》、《中國宗教科學專論》、《孟子思想》等。用英文寫《史前中國》。

這些學貫中西的傳教士,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介紹者,更被史學家賴德烈(K.S. Latourette)稱為中國文化的“辯護人”。(註1)

美國人林樂知1874年創辦的《萬國公報》及李提摩太長期主持的出版社廣學會,對於中西文化交流、介紹新知、促進中國維新變法及現代化,有極大的貢獻。康有為、梁啟超、林語堂都在他們的著作中述及深受教會出版品影響。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亦交由《萬國公報》發表,足見他對這份報刊的重視。

萬國公報

 

教訓

1.這段時期西方來華傳教士因有傳教條約的保護,可以自由到沿海及內地宣教和置產建堂,宣教事工迅速擴展。但也因此招致中國人的排斥敵視,到1900年義和團時達至頂峰,傳教士及華人信徒受到極大的迫害。

2.這段時期的來華傳教士與船堅砲利的帝國主義,同樣來自西方;雖然兩者的動機和目標大不相同,卻很容易被中國人看作是“同夥人”。有許多仇視來自民眾的誤解和迷信,也包括儒家官紳對“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執念。(註2)

不可否認,有少數傳教士及教民利用條約的特權,欺壓地方百姓,恃強凌弱,仗勢欺人。有部份傳教士遇到訴訟時,偏袒教徒,因此發生不少教案。這種做法是依靠“勢力”而非依靠“神的靈”(參《亞》4:6),是宣教者的前車之鑒。

有許多傳教士及差會反對這種做法,自願不受傳教條約保護。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後,美國傳教士應思禮(Elias Inslee)便慨嘆:“況傳習者,皆係天之所使,不須世人矜恤之也。總之,教務一端,不容議在約內。蓋立約之事,人事也,行教之事,天事也。”

3.這段時期太平天國(1851-1864)的興起,曾被少數傳教士視為“中國基督教化”的機會。

事實證明,太平天國不是正統的基督教信仰。洪秀全借用《尚書》、《周禮》和聖經的名詞,用政治權力強迫民眾去敬拜他自創的“真神皇天上帝”。他使用民間迷信和一知半解的基督教教義,制定一套中國特色的軍政教合一的儀式和制度。例如:洪秀全出兵檄文中自稱“天父天兄,命我真聖主天王降凡御世”。軍律第一條有“要恪遵天命”的字句;第二條“要熟識天條(即十誡)讚美,朝晚禮拜,感謝規矩,及所頒行詔諭”。每支軍隊必有禮拜的地方,儀式採天主教和中國拜天習俗。會堂北端設方桌,桌前繫繡花桌布,外懸幃幔,掛燈畫軸,桌上有油燈兩盞,插尖角小黃綢令旗。

從宣教學角度看太平天國的信仰實踐,可以理解他們想要本色化(Indigenization),卻徒有形式(Form),不知真理的實義(Meaning),走進了混合主義(Syncretism)的誤區,可說是不倫不類。他們擅長將教條生活化和大衆化,也因而極端世俗化。再加上太平天國激烈改革傳統:毀偶像(包括佛、道、孔的神像及天主教聖母像),禁祭祖,用天曆,改田制。他們粗暴的手段,引發中國舊禮教士紳及許多西方傳教士的強烈反對,成為太平天國滅亡的因素之一。(註3)

 

註:

  1. 有關傳教士對中國科學教育的貢獻,可參考: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2. 詳見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1860-1874》,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3. 建議參閱張寶鐵、袁蓉、毛曉玲,《太平天國文化》,南京出版社,2005。

Be the first to commen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