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3.01.04
金振宇
英國政府的皇家紋章（英國）
2022年9月8日，傳來舉世震驚的消息——在位長達70年的英國女王伊利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駕崩，享耆壽96歲。
作為英國，甚至是世界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之一，伊利莎白二世的個人信仰、行事風格、家庭關係、喪葬禮節，其繼任者的好壞，甚至英國皇室的存廢，無不被通盤檢視。在諸多相關議題中，一個不時拿出的話題，就是君主立憲制的意義。不少人質疑：都什麼年代了？君主立憲制還有必要嗎？何必勞民傷財，硬要把有名無實的皇室留下來？
筆者認為，不管我們的立場如何，我們大概都會同意，世界上每個保留君主立憲的國家，一定有歷史因素的考量。
因此，讓我們一起穿越歷史的時光隧道，回到中世紀的英國，看看當時英王約翰被迫簽著的一份文件，給英國社會帶來了多麼深遠的影響、甚至為幾百年後的君主立憲制度舖路——沒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正是《自由大憲章》（Magna Carta Libertatum, The Great Charter of the Liberties，簡稱《大憲章》，註1）。
本文先介紹《大憲章》的歷史背景，其簽訂的經過，以及教會在制訂《大憲章》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後，在《大憲章的宗教意涵》，將進一步討論《大憲章》的時代意義，以及神學價值。
歷史背景
要了解《大憲章》的劃時代意義，我們得從一件影響英國歷史深遠的事情講起——1066年的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
1066年1月，英王愛德華（Edward, r.1042–1066，又稱宣信者愛德華，Edward the Confessor）去世，沒有留下子嗣繼位。具英國王室血統的諾曼第公爵威廉一世（William I，Duke of Normandy，又稱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從諾曼第率軍跨海，入侵英格蘭全境，展開奪位戰爭。
10月，威廉一世在黑斯廷斯戰役（Battle of Hastings）中，擊敗主要對手哈羅德二世（Harold II）。兩個月後的聖誕節，威廉在倫敦西敏寺教堂（Westminster Abbey），加冕為王。英格蘭從此進入諾曼第王朝（House of Normandy）。
好景不常。強大而集權的諾曼第王朝，歷經不過三代，前後僅四任君主。1135年，亨利一世（Henry I）去世，因無兒子繼任，所以將王位傳與女兒瑪蒂爾達（Matilda）。然而，亨利的外甥史蒂芬（Stephen）宣稱，自己才是合法繼承者。兩方陣營進行了十幾年的內戰，對英格蘭的經濟與社會帶來嚴重傷害。
1154年，內戰結束，瑪蒂爾達的兒子繼位，稱為亨利二世（Henry II,r.1154–1189）。雖然亨利二世仍具威廉一世的血統，但史學家一般都按亨利父親傑弗雷五世（Geoffrey V）的綽號，將新王朝稱為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
內戰導致兩方面的結果：（1）諾曼第王朝的終結。（2）貴族權力的擴張。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點。當時交戰雙方為了爭取英倫貴族的支持，都不約而同地答應給予貴族與教會更大的自由與權利，埋下了日後皇室與貴族衝突的種子。
前因後果
1199年，亨利二世的小兒子約翰（John of England, r. 1199–1216），繼承了哥哥理查一世（Richard I, r. 1189–1199，又稱獅心王理查Richard of Lionheart）的位置，成為英王。在約翰的治下，皇室與貴族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
首先，打從亨利一世開始，每任英王即位之初，都會宣告或重申賦予貴族與教會的特權，以換取菁英階層的支持。約翰卻打破這個慣例，不承認菁英階層的權利。
其次，法國的諾曼第家族成為英格蘭君主後，隨著時間的推移，諾曼第家族漸漸失去了對諾曼第地區的控制。
1204年，約翰的軍隊被法王菲力二世（Philip II of France, r. 1180–1223）擊敗，被迫退回英格蘭。英王約翰當然不甘心就這樣放棄家族的“龍興之地”。為了募集軍餉，約翰在接下來十幾年間，多次向貴族徵收所謂的“兵役免除稅”（scutage），引起貴族的極大反彈。稅收的合法性，成為後來《大憲章》的主要議題。
第三，約翰又因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的人選，與羅馬教廷槓上——120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Hubert Walter去世。約翰推薦John de Gray主教繼任大主教。羅馬教廷與英國教會，卻堅持選立大主教之權在他們手中。雙方僵持不下。
幾經波折，羅馬教宗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 r. 1198-1216），決定推舉斯蒂芬·蘭頓（Stephen Langton，註2）為下任主教人選，並於1207年正式按立蘭頓為坎特伯雷大主教。
可想而知，英王約翰當然大力抵制教廷的決定。教宗一怒之下，向英格蘭教會頒發禁止令（Interdict），即禁止英格蘭所有教會舉行聖餐、告解、婚禮、葬禮等大部份宗教儀式。唯二的例外，是嬰兒洗禮與臨終告解。
在政教合一的中世紀歐洲，禁止令是教宗懲罰君王、癱瘓社會的最高手段。禁止令從1208年開始，前後共6年之久。1213年，約翰終於屈服，接受蘭頓為坎特伯雷大主教。經此一事，英王的威信進一步受到打擊。
1214年，約翰向法國發動戰爭，欲從法王菲力二世手中奪回諾曼第。戰事開始雖然順利，但最終英軍被擊敗，約翰被迫簽訂和約，賠償法軍損失。無功而返的約翰，回國後馬上受到貴族的挑戰。有意叛變的貴族甚至另立軍事將領，並佔領了包括倫敦在內的幾個城市。內戰一觸即發。
1215年6月15日，約翰與貴族在兰尼米德（Runnymede）會面。經過蘭頓及其他主教的居中斡旋，兩方勉強達成共識。
英王約翰接受了貴族們提出、大主教蘭頓修訂的文件，稱為《男爵條款》（Articles of Barons），內容主要有承諾教會自由、維護貴族權利，以及幾項跟司法程序、個人權利有關的條文。《男爵條例》即是《大憲章》的前身。
約翰當然不甘就範。就在簽署《男爵條款》的兩個月後，約翰成功說服教宗英諾森三世，廢除《男爵條款》。這樣的結果使貴族嘩然，引發了內戰，史稱“第一次男爵戰爭”（First Barons’War，1215–1217）。法軍也趁機入侵英格蘭。英軍節節敗退，約翰於隔年病逝。
繼位的亨利三世（Henry III, r. 1216-1272），登位時才9歲。William Marshal擔任攝政大臣，輔佐幼主。他們君臣為了平息叛亂，採取了軟硬兼施的手段——硬的方面，在Marshal的指揮下，英王的軍隊不只平息了貴族的叛變，也擊退法軍的入侵；軟的方面，亨利三世屢次允諾，信守《大憲章》的條文，承認貴族和教會的權利。
《大憲章》歷經3次修訂，直到1225年，才有最終版。1297年，亨利三世的兒子愛德華一世（Edward I,r.1272–1307），簽署公文Confirmation of Charters，再次確認《大憲章》的地位。從此，《大憲章》成為英國憲政傳統的重要部份。
教會角色
瞭解了《大憲章》的歷史背景之後，有些讀者可能納悶：《大憲章》是政治衝突事件之下所形成的法律文件，無非是當時的教會在皇室與貴族互相傾軋的過程中，試圖為自己爭取最大政治利益而己。這又有什麼信仰價值可言？
確實，中世紀的羅馬教廷，更像是一個政治集團，而非宗教組織。教宗關心的，多半是教廷的權力如何在歐洲各國施展。然而，若把焦點放在英國教會而非羅馬教廷身上，我們就不能說，英國教會對《大憲章》的支持都是出於政治動機。
專研中世紀英國史的Sophia Ambler指出，在英王與貴族的角力之中，坎特伯雷大主教蘭頓，並沒有為了自身利益而選邊站。蘭頓雖然認為，古來君王多行暴政，因此王權需要受到法律限制，但他從卻不贊成貴族發動叛變、推翻約翰。他認為，面對不公不義的君王時，臣民可以消極抵抗，而非發動叛變。
特別是，當年幼的亨利三世繼位，國家同時面對內亂與外敵時，蘭頓毅然選擇支持英王，以重建皇室的威信。蘭頓保守、不偏激的立場，一方面確有前任大主教Hubert Walter的影子，但另一方面，也出於他多年研究聖經得出的政治神學洞見。
事實上，英國教會在通過、保存，還有普及《大憲章》上，都擔負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1215年《男爵條款》之所以能夠通過，相當大的功勞要歸給大主教蘭頓（註3）。蘭頓的角色非常重要，他的名字甚至出現在第五十五條中：如果將來王室與貴族出現糾紛，由蘭頓擔任仲裁者。另外，當時在場的27名代表，有超過三分之一是主教或教廷代表。他們的名字，也出現在《男爵條款》的序言中。
在保存和普及《大憲章》過程方面，英王約翰並不熱衷於保存和傳播《大憲章》，畢竟裡面的條文是他在近乎被脅迫的情況下答應的，完全違反他的政治利益。英國教會則不一樣。學者發現，當時許多《大憲章》的抄本，都是由主教轄下的文士所抄寫，並保存在各教區教堂的檔案室（註4）。
中世紀英國史學者尼古拉斯·文森特（Nicholas Vincent）說，在13世紀英國人民的眼裡，不管從文本還是實物的角度來看，《大憲章》都是一份教會文件。他說：這發現提醒人們，自由、民主與法治等現代思想，是如何萌生於教會與國家的密切合作之中（註5）。
我將在下篇《大憲章的宗教意涵》中，繼續介紹《大憲章》的內容，其對英國憲政傳統的意義，並探索這份重要文件背後所體現的基督教價值。
作者為美國聖路易協同神學院（Concordia Seminary）歷史神學博士，現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部主任。
註：
1.要澄清的是，《大憲章》對英國近代君主立憲體制的影響，憲法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無論如何，《大憲章》背後所體現的“將君王置於法律之下”的精神，的確是君主立憲制的重要基石。
2. 蘭頓是著名的聖經學者。聖經抄本原來是沒有分章節的，現代聖經的分章（Chapter）即是蘭頓的傑作。至於分節（verse），則是到了15-16世紀，才有人完成。
3. 過去學者們一直認為，蘭頓是《男爵條款》的起草人，但近年來此觀點已被推翻。然而，就算蘭頓並非《男爵條款》的主要作者，他在條款定稿的過程中一定深切參與了。參Thomas Andrew, The Church and the Charter: Christianity and the forgotten roots of the Magna Carta (London: Theos, 2015), 26-27.
4. Andrew, The Church and the Charter,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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