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3.02.22

顏鐘祜

 

不可知論者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那一年，我在浙江溫州的一個農村出生了。由於政治環境，我接觸的基督徒不多，只知道鄰居大伯母家經常有聚會。她們用閩南話唱的讚美歌聲，經常飄到我們家。我問我媽媽詩歌講什麼，她說她也不知道。

每年農曆年初，我們的祖廟前，都有一場宗親參加的盛宴。長輩打開家譜，述說祖先的故事——在400多年前從閩南移民而來，在惡劣環境中生存下來的故事，讓我們學感恩。

家人、祖先、老師和同學，構成了我生命中的最重要關係。我被教導要服從權威，尊重他人。我也同大多數同齡人一樣，一直被灌輸無神論。因此，我無暇考慮人生的終極問題。至於死亡問題，更不去深究，孔子不是說過：“不知生，焉知死？”

高中畢業後，我去了杭州唸大學，又去了北京唸研究生。畢業後，我在全真道祖庭北京白雲觀教了幾年英文，接觸了不少道士，但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應該屬於不可知論那一種。

有朋友來信，說她去美國的最大收穫，是認識了主耶穌基督。我真不理解。

 

如果我有三長兩短

1997年，我拿全額獎學金，去了美國布朗大學唸書。我很驕傲！

有一次，我去當地一個華人基督徒的家，進門時，裡面的人正在唱《奇異恩典》。我馬上被旋律所吸引。更吸引我的，是那些基督徒臉上露出來的純真與喜樂。

從此，他們的團契活動，我每次都參加。他們的真誠和愛心打動了我。我漸漸認識到，原來生命存在著另一個維度，即超越性的宗教維度。然而，出於驕傲，我經常問一些挑戰性的問題。他們卻很少與我爭辯，用愛心接納了我。

一年多後，我的理性障礙逐漸消失。我接受了聖經是上帝的啟示，承認自己是罪人，認識到只有耶穌進入我的生命，我才能有新的生命。並且，我必須不斷煉淨自己，使自己變得越來越像祂。聖經更解答了我的靈魂拷問：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

有一個禮拜天，我在崇拜時，突然有了要決志的感動。然而我抑制了這感動，對耶穌說：我在理性上，已經可以接受你作為我的救主。你是否還能讓我親身經歷你？

下一個週日早上，一位同學教我開車。我在避開迎面而來的車輛時，誤踩了油門，快速地衝向了路邊的一棵大樹。整個車頭都撞壞了，大樹被撞得連根部都露出來，但是我和同學竟然安然無恙。

我回到辦公室，越想越害怕，禁不住嚎啕大哭。如果我有三長兩短，我太太怎麼辦？我不到4歲的女兒怎麼辦？我的老母親怎麼辦？

這次車禍，徹底改變了我對生命的看法——我命由天、不由我！生命脆弱，不再是蒼白的道理，而是我親身的體驗。即便我拿到常春藤大學的學位，卻丟了性命，有何意義？

我告訴教會牧師，我願意決志信耶穌，請求他安排我受洗。不久，太太也信主了，而且在教會裡參與了很多事奉。

 

條條道路通羅馬？

1999年，我在布朗大學完成了碩士學位，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多倫多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我在多大的宗教系就讀，可以選修東亞研究系和哲學系教授的課程。

秦家懿教授，是多大一位著名的跨系教授。她原是天主教修女，後來主攻中國宗教。我記得第一次見到秦教授時，她正在做道教打坐。在十幾本學術專著中，她與天主教神學家孔漢思合著的《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最為有名。在這本書中，他們以極大的謙遜和同理心，將基督教與中國宗教進行了比較。

秦教授去世之後，來自臺灣的學者沈清松教授，繼承了她的講席。沈教授是魯汶大學畢業的天主教徒，精通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並且很好地整合了兩者。他信奉天主教，但談及個人信仰時，他能夠欣賞每一個傳統的優點。這兩位教授對我的影響很大，讓我對所有宗教都採取包容的態度。

我參加了宗教研究課程的學習和研究，並在宗教研究系擔任世界宗教課程的助教。我心中信仰和理性的掙扎在加劇：如果耶穌宣稱祂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那麼其他宗教有沒有價值？儒家和道教也有許多人生道理，是被許多人證實了的。那麼，我應該如何看待基督教與其它宗教，特別是中國宗教的關係呢？

我在兩種身份——學者與基督徒之間左右為難。作為學者，我的預設是要平等地看待各種宗教，以便發現真相。作為基督徒，我必須認為基督教是認識真理的唯一途徑……因此，當牧師鼓勵我傳播福音時，我就有些抵觸， 因為絕大多數宗教研究的學者，認為條條道路通羅馬。

 

夫妻關係的疏遠

2004年，小女兒3歲時，我獲得了宗教研究博士學位，隻身去南非博茨瓦納大學教世界宗教。

我與同事穆罕默德·赫倫，成了好朋友。他是穆斯林，教授伊斯蘭教。平時相處，赫倫沒有太多談論伊斯蘭教，但他對人關愛，具有同情心。我申請美國密歇根州霍普大學的助理教授職位時，他主動提出幫我代課，使我能抽身去美國面試。

通過與赫倫這樣的穆斯林接觸，我開始認識伊斯蘭教信仰，而不是停留在聖戰和恐怖活動的偏見中。

2005年，我去美國密歇根州任教。霍普大學是一所基督教文理學院，師生大多數是基督徒。我作為外國人，卻在一百多位申請者中，拿到終生教授預備職位，我著實驕傲了一番。我相信我會在這裡工作到退休，於是準備把全家搬過去。

不料， 2007年暑假發生了意外，我不得不辭職。這一下全亂套了：我們在多倫多的房子已經賣了，太太的工作已經辭了……

接下來。我又去獨自去加拿大的薩省大學，工作了兩年。

之前的意外，加上長期因工作離家，我和太太的關係開始疏遠了。

 

家庭關係的重塑

2009年，我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杭州工作。我和母親住在一起。為了讓信佛教的母親高興，我和她一起讀佛經。母親說，希望死後還能經常聽到誦經，我就為她在老家佛寺買了安放骨灰盒的塔墓。

我根本沒有想讓她皈依基督教，因為我認為條條道路通羅馬，每個宗教都可以使人得救。我甚至利用一週的長假，回到溫州老家的道觀，體驗一下道士的生活。

我被杭州師範大學聘為正教授，加上我是名牌大學的海歸博士，特別受到同事和領導的尊敬，也享受著學生驚羨的目光。我很快地就融入國內的環境。在生活的大染缸裡，我未能出污泥而不染。比如：為了報銷科研經費，我多次購買了虛假發票。我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基督徒，應該分別為聖。我不知道自己絆倒了多少人。

作為學校給我優待的條件，我可以每年回多倫多一次，每次可待半年。有一次，小女兒質問我：“爸爸，當我最需要你時，你在哪裡？”我覺得非常羞愧。我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

我開始思考我應承擔的責任。是回多倫多，還是繼續待在杭州工作？我內心非常掙紮。所謂好男兒志在四方，我應該有一份受人尊重的工作，很好地發揮自己的才能。然而，長年和家人分離，孩子也照顧不到，這樣對嗎？

2015年，我和太太參加了“恩愛夫妻營”。有一堂課，是“饒恕”。我向太太真誠地表達這麼多年對她和孩子的虧欠。她很感動。她願意放下多年的積怨，與我和好。我們還一起重溫了談戀愛的場景，以回到起初的愛。我也學習了如何擺正家庭和事業的關係。

在營會裡，我聽到一首歌《守住一生的承諾》，被深深地打動了。這首歌講述了前美國哥倫比亞國際大學校長麥肯金（McQuilkin），正達事業高峰時，妻子卻患了絕症（阿茲海默症）。在眾人不解和歎息聲中，他毅然辭職，放棄一切功名、成就，選擇24小時陪伴妻子。

我決定辭去國內的工作，回到多倫多，和家人團聚。

 

一次超出理性的體驗

從2004年畢業，我一直孤身在外打拼，現在終於可以多承擔家裡事了，如：幫助大女兒對學業做出計劃，接送二女兒上學。此外，和太太相處的時間也多了很多。特別是疫情期間，我倆經常在附近的咖啡店喝咖啡，暢談家庭、信仰和朋友，有聊不完的話題。

在工作和家庭的天平上，我終於向家庭傾斜。經過這麼多年的風浪，總算駛進港灣。

與此同時，多倫多大學的工作機會也向我敞開。加拿大華人神學院也聘我當特約教授，講授“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這是一個複雜的專題，我以同理心介紹儒家、道家和佛教——中國文化的三大傳統，期望認識中國文化能使人成為更有包容性的基督徒。

我也繼續認真思考基督教與其它宗教的差異。在我理性範圍內，我認為，我們被玷污的人性，即罪身，是無法靠自己得救的，必須依賴一個既超越又內在於我們的中保，才能得救。我們必須信仰耶穌基督，並接受祂作為救主，才能建立和恢復與終極實在的關係。其他宗教，基本上是靠行為，而不是靠信心，諸如猶太教守律法，佛教靠打坐開悟，等等。

然而，在經歷了一次超出我理性認知的神秘體驗後，我對耶穌救恩的認識加深了。

有一次，我從教室出來，聽到神學生在排練《萬福源泉》這首歌：

全能真神，萬福源頭，

懇求使我常歌頌；

恩澤無窮，不息湧流，

應當頌贊主恩寵。

願主教我，優美音樂，

天使天軍常誦唱；

讚美我主，救恩穩妥，

永遠堅定愛深長。

頓時。我內心被一股力量深深地抓住。一股如川長流、環繞受苦含靈眾生的悲憫之情，油然而生。我認為這是全能真神耶穌在對我說話：我是你萬福的源頭，是你的救贖主！

 

我已回到家中了

我禁不住抽泣起來。我審視自己這一生跟耶穌的關係：出國前不認識祂；在美國開始認識祂，享受祂賜下的恩典；後來在理性上，一直因耶穌的獨一性而掙紮；最後，通過認真的思考和神秘的體驗，靠著信心，接受了耶穌獨一的救贖觀：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徒》4：12）

我終於俯伏在耶穌的施恩寶座前，一如聖歌《主，我邀請你》所唱的：

主啊，讓我回到那起初的愛，

讓我對禰忠貞專一。

為我再造一顆清潔的心，

讓我完全屬於禰。

讓我時常回到加略山，

讓我不負禰的愛情。

為我再次融化冰冷的心，

讓我全心愛慕禰。

主，我邀請禰，

恭敬地邀請禰，

再登上我心的寶座。

主，我邀請禰，

衷心地邀請禰，

再登上我心的寶座。

我開始熱切地向家人和朋友傳福音。感謝主，三姐夫婦先後蒙恩得救。媽媽的心也開始軟化，說只要我疫情結束回去看她，她就跟我去教會。

這正如我最喜愛的作家林語堂先生，在《從異教徒到基督徒》中所言：

“我的追尋已告終結，我已回到家中了。”

 

作者目前在多倫多大學任教。